烏代庫賽之死弄巧反拙

美軍擊斃薩達姆大小公子，並發放二人遺照示眾，希望對伊拉克門醜聞發揮移情作用，卻可能成為醜聞新溫床。

二次大戰後，國際舞台出現新遊戲規則：不能滅國、不能跨境暗殺別國領袖。前者只有印度吞併錫金等少數例子破戒，暗殺則由極權國家包辦。美國前總統福特於1976年頒下行政指令，禁止公職人員從事「政治暗殺」，自此美國公敵的最慘淡下場，也是引渡審判而已。

布殊上台後，徹底修訂了規則：一為宣布容許暗殺與蓋達有關的恐怖分子；二為讓美國處於長期反恐狀態，以求通過戰時「截頭行動」截殺對手。但烏代和庫賽身為「薩核心」領導，好歹也算被「政治暗殺」，與蓋達處於敵對關係，並不受布殊修訂涵蓋，在布殊宣布戰事「基本結束」後三個月才被殺，亦不符合戰時截頭的基本定義，因此並沒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法律依據。

何況二人之死與伊拉克門醜聞，又構成另一個吊詭。二人被殺源於親信背叛，而成分相同的復興黨叛徒早告知薩達姆無大殺傷力武器的事實，這是美國的情報系統A。與此同時，來源獨特的情報系統B五次透露薩家已被滅門，情報形式與伊拉克門的問題情報完全相同。二子之死，反映系統A的可靠，卻同時揭露了系統B的水分，醜聞又怎會被忽略？

斷水絕糧的伊拉克人，即使對傳聞曾要求自首免求一死的烏代庫賽並不同情，也沒有估假領袖的興致。布殊、貝理雅大笑「歡迎」二子之死，只能對薩家闔家施以港式詛咒，如此膚淺「又唔守規矩又無禮貌」，與中共堅持「改造」國民黨戰犯統戰相較便高下立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