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容易又九一一。兩年來,外交由布殊弱項化「強項」,薩達姆總統淪為葵扇A,錄影帶明星由麥當娜換成拉丹,「反恐有沒有令世界變得更安全」由一個問題變成一個反問。
也許,反恐是失敗的。
假如布殊尊重常識,把拉丹的回教原教旨主義和薩達姆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分別處理,「拉、薩」兩大對頭不可能在無政府狀態的伊拉克合流。「拉薩現象」不是個別例子:以色列不對哈馬斯宣戰,巴勒斯坦不可能團結;澳洲不出兵印尼,回教祈禱團和阿齊省獨立運動不可能結盟。傳統領袖偏好簡單複雜化,布殊一代卻只能複雜簡單化,後果是不同敵人都信奉曾是學術笑話的「文明衝突論」,外部反恐便愈反愈恐。
假如布殊選讀美國憲法時沒有曠課,對哲學層面的人權有最膚淺的概念,2004年總統大選根本不可能出現變數。鮑威爾被剝奪政治生存權,新移民被剝奪文化生存權,留學生被剝奪教育生存權,學者被剝奪哲學生存權;麥卡錫反共時剝奪的,布殊都剝掉。但「人權」不是形而上問題,只是形而下條件反射:在後全球化時代,鮑威爾能泄露情報醜聞,新移民能散播炭疽,留學生能發明電腦病毒,學者能製造停電。麥卡錫能避免的,布殊卻避不了,內部反恐便裏外不是人。
但也許反恐,是成功的。
假如布殊不是沙文主義者,他不可能成為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最後希望。先攘外後安內是反恐口號,以攘外安內卻是非克林頓「ABC(Anything But Clinton)」革命的終極目標。沒有後九一一危機感,2050年白人成為少數民族的危機不可能消除,世俗化的宗教危機不可能扭轉,重工業式微的經濟危機不可能延緩,布殊右派盟友「富不過三代」的歷史趨勢,更不可能被按下不表。
全球劃一化的偉大規劃
假如布殊懂歷史,他和他的真正內閣──右翼「美國新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智庫──亦不可能向羅馬帝國挺進。這不是文學比喻,而是全球劃一化的偉大規劃。沒有反恐戰,第三世界抗拒美國輸出國貨的自私計劃不會被自我審查,法德俄抗拒美國文化的邪惡目的不會被壓止,分離主義被挑動的極權國不會靠攏華盛頓,歐亞非分別成為大美利加的文化、政治、經濟行省,永不會實現。
然而在九一一兩周年,我依然相信衝擊世界的不是不同文明,而是利用衝突的巨人;能撲滅恐怖主義的不是國土安全部,而是承認恐怖組織為世界一極的新思維外交;人類前途不在狹隘的國界,而在廣袤的跨國網絡;布殊主義不是歷史的常態,而是歷史的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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