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建構的民族主義

當「奧運應否政治化」變成相當政治化的議題，評論焦點都集中在杯葛、施壓、反圍堵一類行為，卻忽略了奧運和民族主義掛鈎的本身，其實就不是必然產品；比賽那些國旗國歌英雄愛國事，都是人為建構的概念。

國家定義由模糊走向絕對化

今天被稱為現代奧運之父的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其實是法國民族主義者、多於今天我們定義的世界人本主義者，他復興奧運的導因之一是法國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大敗，促使他相信加強體育教育是拯救法國的途徑；顧拜旦畢生推動的童軍，原來也為同一目標服務。否則，現代奧運完全可像古希臘那樣，以城市為單位，又或以贊助商為單位；這裏的民族主義，源自一重建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雖已發揚光大，但民族國家的定義依然有一定彈性﹕除了世界盃容許四支英國隊伍參賽的特例，澳洲早期參與奧運時是否算是國家也模糊不清。早期奧運會亦容許跨國運動員組隊參賽，所以在歷史獎牌榜有一些「0.5面金牌」的記載，例如英國運動員可與美國運動員組隊參加雙打。直到二戰後，現實主義興起，主權國家的定義變得絕對化，競賽場上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具有排他性，這是另一重建構。

就是奧運必須以民族國家(或被容許的行政實體)為單位，為什麼運動員領獎時必須奏國歌？中國「國歌」在1896年首次出現，當時李鴻章訪問歐洲，在各國代表唱國歌後才知道中國沒有國歌，唯有清唱一首喜愛的古詩代替﹕「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不倫不類之至，他卻成了中國史上唯一能在國際場合「自選」國歌的人。

就在那年，舉行了第一屆奧運。要是每名運動員都有李中堂的權利，香港獲獎運動員自選演奏陳冠希的《香港地》，奧運不難同時成為音樂交流場所。當儀式變得千篇一律，只能指向硬梆梆的民族主義，這又是一重建構。

奧運成政治角力場的必然性

假如在同一國家內，運動甲有大量優秀運動員，運動乙只有一名優秀運動員，運動甲的專才自然被國家配額制支配。這安排貌似保障了體育弱國的利益，其實它也是一種「平權」，不少優秀運動員不過因為來自同一國，就得不到表演/進步機會。為什麼運動員的質素不是入場券的第一標準，這再是一重建構。

這些民族主義的建構有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讓奧運變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角力場。歷屆國際奧運會讓比賽變得愈來愈民族主義化，也有必然結果，就是令奧委會成了影子聯合國，得到政治影響力。在這為各國民族主義度身訂做的平台，就是有心人真的要談人權一類普世價值，自然會被受壓的一方視為虛偽。假如民族主義者否認這平台是他們的平台，同樣宣傳奧運與政治脫鈎，這自然被另一方視為更虛偽。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