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6日星期六

下朵茉莉花﹕《經濟學人》指數準確嗎?


【咫尺地球】埃及、利比亞革命後,不少人關心下一朵茉莉花在哪裏。除了經驗主義的推論,這問題也可嘗試以數據解答。在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外,世上指數千千萬萬,《經濟學人》的智庫就自創了一個「擲鞋指數」(Shoe-thrower's Index),分析阿拉伯各國革命的風險,比重公式如下﹕

˙35%﹕25歲以下人口比例

˙5%﹕25歲以下人口具體數字

˙15%﹕政權連續執政年期

˙15%﹕獨裁指數

˙15%﹕貪污指數

˙5%﹕言論控制指數

˙10%﹕國民人均收入

這統計以阿拉伯聯盟國家為限,因資料缺乏,剔除了巴勒斯坦、蘇丹和索馬里,又因與主流阿拉伯國家差異太大,剔除了科摩羅及吉布提。居於榜首的是也門,其次是利比亞、埃及,最安全的是卡塔爾、科威特和阿聯酋。這指數的公式設定,反映了西方對這波革命的定性﹕1)這是一場80後運動,20年前亨廷頓就預言了人口膨脹是中東不穩定一大原因;2)這是一場民主運動,獨裁、貪污、控制言論的政體被正面衝擊;3)貧窮並非主因,不少人均GDP頗高的國家排名甚前。

「擲鞋指數」的五點修正

表面上,以上演繹合乎現實﹕利比亞革命已出現,也門反對派天天示威,埃及變天,而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確實相對平靜。然而與《經濟學人》的其他指數相比(例如生活質素指數、民主程度指數),這「擲鞋指數」似乎粗枝大葉,忽視了不少重要內容,單從阿曼排名比阿爾及利亞更前,即可發現一系列問題。因此我們建議五點修正﹕

˙加入「內部衝突指數」﹕一個國家存在明顯教派矛盾(巴林)、族群/部落衝突(利比亞),不穩定性會較高,這可由人口結構成分分析。只要這類矛盾存在,就是民主政體(例如伊拉克、黎巴嫩),也會持續不穩定。

˙以「貧富懸殊指數」修正「貧窮指數」﹕絕對貧窮也許不是這波革命主因,貧富懸殊卻有明顯角色,以往西方認為沙特等國安全,就是忽視了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量度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也不能由貪污指數取代,例如香港清廉,但堅尼系數甚高。

˙調低年齡的重要性,加入「教育社會流動指數」(即教育程度與人均GDP的關係):以往教育程度愈高,愈難出現革命,但突尼斯、埃及的革命,說明當年輕國民教育程度偏高、但發現教育改善不了貧窮,社會會累積更大怨氣,連他們也不認同維持現狀「和諧穩定」,革命就近了。

˙以「互聯網政治指數」(即互聯網使用率X互聯網在日常溝通的重要性),修正「言論控制指數」:在言論欠自由的國家,互聯網的政治功能大得多。假如這些國家的互聯網使用率持續增長,國民在現實世界和網絡世界判若兩人,就應警惕。

˙以「公民社會指數」修正「獨裁指數」﹕革命始終需要組織,若缺乏公民社會,出現革命的機會理應較低;但一旦革命爆發,缺乏調控機制,暴力收場的可能性卻較高,這是埃及和利比亞的分別。因此這指數不能以同一比重相乘,假如其他不穩定因素總值低於某點,公民社會不發達令革命較難發生;在某點以上,這卻是更危險的徵兆,反映危機可能被更隨意的導因引爆。

正如《經濟學人》注意到,政府在非常時期的鎮壓能力,也是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但這太難量化,因此被剔除在外;這指數只是評估當代非民主國家的危機,而不是預測結局。除了個別朋友,一般人都明白所有指數都是一家之言,不可能完全客觀,但作出上述調節後,「擲鞋指數」應較為準確,一些國家的排名會被大幅度調低,例如阿曼;一些會被調高,例如阿爾及利亞。此外尚有不少其他修正可能,但這會變成純學術討論了。說到底,《經濟學人》只是刻意以阿拉伯世界為範圍自我局限,其實「中東波」內部差異甚大,與「蘇東波」不同。假如這指數能涵蓋整個阿拉伯世界,某程度上,也可應用在其他國家和地區。

沈旭暉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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