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官僚模式﹐政治工作的原則是「道可道非常道」﹐把目的去政治化、技術化﹐才能較不破壞社會和諧地開展。就算不再讓「五區公投」發生是動機﹐也不會成為官員口中的理由﹐因為這是對制度的根本不尊重。林局長政治掛帥地說「五區公投」是漏洞、要杜絕「玩野補選」﹐這是很危險的﹐因為誰也不能通過嚴謹的制度語言﹐精準定義什麼是「漏洞」和「玩野」。這涉及對他人出發點的主觀判斷﹐不可能一刀切﹐不能被規範﹐不能被數目字管理﹐但制度需要的﹐正是一刀切的客觀﹐這是我們為什麼每天忍受無數官僚程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黃仁龍是唯一拒絕承認修例是單為回應公投的官員﹐在記者會表示考慮「一籃子因素」時神情尷尬﹐似乎理性始終未泯。
2．在官僚模式﹐官員不會向公眾訂下預設前提﹐只會研判政治任務有沒有制度性基礎﹐若沒有﹐會要求上司提供定義﹐不會硬來。若建制派議員以政治目的護航﹐局長反而會道貌岸然地訓斥之。假如政府不是把沒有在補選投票的演繹為「反對補選」﹐而是平實討論制度優劣﹐檢討現制度其實是有一定理論基礎的﹐優秀政務官會這樣說﹕
「香港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原意﹐乃保障代表不同政見的聲音﹐能按民意比例參與議會。從香港回歸後舉行的三次立法會補選可見﹐採用簡單多數制的補選﹐或不能如實反映比例代表制的民意。假如有政黨在比例代表制得到51%的選票﹐卻可以憑這簡單多數制﹐在補選得到原屬其他陣營的議席。這制度上的漏洞﹐或會扭曲比例代表制的原有選民授權。去年的補選同時發生在五大選區﹐令社會意識到簡單多數制有力大規模扭轉整個議會的代表性﹐促使政府建議修例﹐希望各界討論。」
學者不會和政府一樣立場先行﹐反對現方案的學者也從無隱瞞潛在問題﹐例如馬嶽上週的文章就承認「現時香港沿用的補選方法，概念上是『重新尋求選民授權』,和一般的比例代表制邏輯有異」。主張保留補選的﹐也會認同以上不失為實事求是的討論﹐這樣社會才能理性分析利弊。可惜政府先定性、後咨詢﹐誰信服﹖
3．「落敗替補制」成為國際笑話﹐因為其邏輯延伸出大量荒謬結果﹐政府將之歸類為「極端例子」﹐建制輿論斥之為「危言聳聽」﹐這是威權模式橫蠻的典型。在官僚模式﹐主事人冷靜思考﹐當發現「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的邏輯﹐也可產生問題﹔通過邏輯設例講道理﹐才是理性的工具。例如假設某獨立議員在為民捕鼠期間不幸染上鼠疫去世﹐舉行補選﹐其「獨立」勢力恐怕很難在補選的簡單多數制補上﹐全港網民肯定若有所失。假設這議員染上鼠疫後參加蛇宴﹐把疫症傳給同區建制派議員﹐三人事隔數月先後辭世﹐三次簡單多數補選都由泛民勝出﹐區內的原比例授權就被徹底扭曲。假如一併傳染五名建制派議員﹐需要五區補選﹐議席被泛民全部奪去﹐屆時香港政情、中國崛起、2012﹐都被一頭老鼠改變。這自然「天馬行空」﹐但足以讓普羅大眾明白。
4．黃仁龍強調法案需要具「一致性」﹐這在官僚模式確是重要的﹐可惜現方案毫不一致﹐毫無原則地朝令夕改﹐七拼八湊只為政治現實服務。就梁國雄被田北俊替補的設例﹐黃司長說「很難出現」﹐這是不負責任的﹕不必先入為主認定長毛「玩野」﹐他常被檢控﹐說不定哪天入罪﹐屆時議席由田北俊替補﹐誰應付得了其支持者﹖但在官僚模式﹐只要邏輯連貫﹐則毋須自創奇制﹐也毋須曲解國際案例。例如真正的德國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讓議席懸空﹔瑞典的名單替補盡後﹐從其他選區的同一政黨替補﹔在北愛爾蘭的單一可轉移票制(STV)﹐政黨名單替補完後直接提名新人﹐獨立議員也可提出替補人。它們自不應被直接應用﹐但假如政府反正要借洋例﹐起碼可建議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從鄰區同一政黨替補、讓政黨提名新人﹐最後讓議席懸空﹐甚或極大幅度改制仿傚北愛處理獨立議員替補﹐最少可杜絕一切落敗替補元素。須知源自授權並非來自同一選民的替補屬「懲罰選民」﹐學者、律師絕不會接受﹐除極個別例外。
5．在威權模式﹐作賊心虛﹐才會逃避咨詢的程序。在官僚模式﹐以技術議題提出修案﹐沒有害怕咨詢的理由﹐反而會高調進行﹐慣常做法是讓蔡子強、張寶華等代表學界、媒體主持咨詢會﹐甚或進入委員會﹐以宣傳透明度。由此產生的辯論﹐正方立論是「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反方立論是「香港並非全面普選﹐並不公義﹐現制度行之有效﹐更應珍惜以補選直接表達的機會」。假如這是學界辯論﹐我們很難從站方看出勝負﹐就讓民意當評判好了。在官僚模式﹐此事可輕易解決﹔通過不了﹐也輸人不輸陣﹐不會引起政潮。
那政府能否走回官僚模式啟動咨詢﹖不能。當政府放棄制度化的理論框架﹐通過曲解民意提出「咨詢」的前提﹐把可被規範的技術問題化為敵我矛盾﹐這不是「跳steps」﹐而是用錯模式。要放棄威權模式﹐政府得證明不是針對任何事件﹐討論主題不是「如何杜絕公投」﹐而是「由簡單多數補選修訂比例代表制民意授權的現行做法有否優化空間」﹐這才是真咨詢﹐這會是反對五區公投的學者也堅持的。他們也擔心那部不能規範的威權機器啟動了﹐誰能保證下回受益的﹐不是自己反對的立場﹖可惜政府已做錯的一切不是亞視新聞﹐收不回的﹐除了撤回現方案﹐已難有合邏輯的解決方法。何況只要以「防玩野」為目標﹐政府削足適履﹐越是「微調」、邏輯漏洞越多﹐教人慘不忍睹。像現在又說把病重、入獄和辭職分開處理﹐那董建華是辭職還是腳痛﹖長毛手持醫生紙辭職是否玩野﹖議員難道要驗尿、測謊﹖以公民抗命姿態求刑是否容許﹖若不能客觀一刀切也要一往無前﹐修下去沒有最騎呢、只有更騎呢﹐不如成立「杜絕玩野委員會」﹐裁定什麼時候辭職是玩野算了。
若非政府打破自己的規範﹐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不應評論本土事務﹐這是筆者的個人規範﹐本文會是最後一篇相關文章。希望政府汲取教訓﹐不要再以反常識、泛政治的態度施政﹐把威權模式消滅於萌芽狀態。筆者與年青學界朋友在報章聯署反對方案﹐某政府同路報斥為「假學者不學無術」、「政客炒作」、「撒豆成兵」﹐嘲笑有碩士學位的是「篤數」。其實一切只有報少﹐最後聯署人數超過800﹐單是博士也有300﹐這可是一代人的聲音﹐來自不同立場﹐非任何陣營動員得了。如非得貶抑不可﹐葉劉淑儀以史丹福碩士的履歷成立智庫﹐又是什麼豆﹖政府一把能撒多少﹖對知識、邏輯、理性的尊重﹐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最後底線﹐無論要執行什麼政治任務﹐請務必為這底線把關。若扣帽子、偷換概念、政治壓倒理性成為主流﹐這還是香港嗎﹖「替補門」放棄行之有效的模式﹐把香港引入威權政治的臨界點﹐「打份工」﹐不必如此。本是同根生﹐林局長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沈旭暉
明報思潮﹐2011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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