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滄海難為水：Controlocracy，與只有他們想要的新香港

武漢肺炎疫情期間，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貌似暫停，沒有停的，卻是急速一國化之道。日前以「古法」凌晨拘捕中區區議會主席一事，或許是「23條分拆上市」的里程碑；疫情期間，繼續擴大警權，去逐間食肆巡察食客距離是否有1.5米，司馬昭之心，亦真港人皆知。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的《暴政》一書，說的正是逐步走向暴政的這種過渡期，但香港終點在哪裏，卻不一定是作者不斷舉證的納粹德國、共產蘇聯，而是我們談論過的「獨裁者2.0」。

獨裁者2.0在香港：管控專制的成形

這名字延伸自William Dobson的《獨裁者的演化》一書，講述普京一類現代獨裁者貌似不會徹底獨裁，卻懂得提供無關痛癢的可控式「自由」、「民主」，增加政權的表面認受性，再配合體制外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來達到更有效率的全面操控。中國自然也屬同一模型，經武漢肺炎一役，更被不少粉絲肯定為「大獲全勝」。牛津大學學者Stein Ringen認為普通的「autocracy」，不足以形容中國國情，特別創造了一個名詞：「Controlocracy」，去講解中國的「管控專制」。

這模式最「成功」之處，就是不用政權親自下令每一步怎做，只要依靠無所不在的監控部門製造白色恐怖，就會讓人民知道「政治不正確」的嚴重代價。加上半操控、半自發配合官方文宣的網絡民粹主義者，讓全體人民互相檢查、自我審查，從而達到「全面管治」、「依法施政」、「社會和諧」的目的。表面上，中國沒有北韓獨裁，人民畢竟享有網購、看電影、甚至隔靴搔癢零星罵政府的自由，只是當任何公民社會、群眾結社、乃至網絡大V粉絲群組織起來，壓力就接踵而至。

在Controlocracy，政權最大訴求就是維持自身的壟斷性管治，任何有潛能得到集體支持的個人、議題和組織，都是對手。只要個體與個體之間互不信任、高度斷裂，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除了「信政府、唔怕」之外別無選擇，自然而言就不敢發聲；即使有個別雜音，也可消滅於萌芽狀態。慢慢下來，政權希望大多數人會滿足於對內有消費自由、對外有「大國」虛榮的純物質層狀態，不知道在吃喝玩樂之外，還有真正的人生意義。

但這是你希望出現的新香港嗎？

沒有民主、也有自由 –> 沒有民主、更無自由

當北京聲稱要「全面管治」香港，同一個Controlocracy模型，在2019年6月之後，已經全速運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說：「或許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及實質的自由。」這句話，加上前文後理和修正，未嘗不正確：香港「確實」（不是或許）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也就是一切），但1997年前的香港，起碼在六七暴動之後，一直享有真自由。

記得我們讀書時，固然有不少老師天天滲透愛國情懷，但第一次是聽到「港獨」概念，同樣是從小學老師口中道來（好像是說「香港人口到了600萬就可以獨立」），至於支持民主更是不在話下，一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不少人一面支持民主運動，一面走到深圳、東莞設廠做生意；演藝人搞完六四晚會，就搞華東賑災籌款；當時的港產片，都是給真香港人看的，沒有任何禁忌。一些左派前輩經常說，雖然他們的意識形態反對殖民管治，但對英國人的智慧、胸襟、管治模式都很佩服：港英不容許他們掌權，但刻意留一條生路，讓他們放手搞生意，或成為專業人士，利益均沾，社會壓力就不會爆炸……

俱往矣。

現在的「新香港」，不但沒有張建宗口中的「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連「真正及實質的自由」，及最根本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都已陸續失去。我們的指導思想，正是「一國」的Controlocracy，而這些做法，都是香港六七暴動之後從未出現的。

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任何減壓閥，能長久嗎？

第一個特徵，就是從根本經濟狀態打壓。例如在教育界，即使參與合法遊行示威的老師，也會被放上所謂「暴徒網」起底；在私人社交媒體向朋友分享，也會成為罪狀；然後辦學團體和政府會施壓，不續約、不續牌，成了Controlocracy的王牌。同一邏輯，適用於參與集會的公務員，適用於合法罷工的醫護人員，適用於任何需要專業資格的工作，也適用於任何業務要依靠中國市場的商業機構，無論是國泰還是銀行、演藝界還是體育界。結果，《基本法》明文賦予的各種權利，都成為一紙空文。由於香港是中產社會，稅率低而房價高，生活指數驚人，對穩定工作、私人物業的依戀，比任何地方都要嚴重。這種不敢言、不敢行的恐懼，任何文明政府都知道是病態行為，在新香港，卻迅速變成常態。

另一個特徵，也是針對人性對穩定的根本依戀：昔日香港人普遍追求安居樂業，「上岸享福」，一旦衣食無虞，往往更暢所欲言。但據一些親北京權威人士不時放風，雖然香港是自由港，也沒有中國的外匯管制，但只要以「國家安全」這「一國」之名，或類似「洗黑錢」、「金融反恐」一類罪名，就可以凍結戶口。本來這類罪名的門檻很高，但近來的門檻卻越來越低。任何法律系統，都有備而不用的非常條文，要社會尊重法治，政府必須對非常手段克制。在採用普通法的地方，只要檢控機關厚著面皮不斷製造案例，甚麼都可以說是「依法」，結果即使無須擔心經濟的人，包括富有的上位者、或工作彈性的slasher，只要政治不正確，也隨時面對經濟封鎖。明眼人自然懂得儘快將資產大部份轉移海外，但動輒得咎的陰影，依然也令所有人倍加謹言慎行。

Controlocracy的主體行動者不一定是政府，通常包括一眾白手套。就像在俄羅斯，普京偉光正，異見人士面對的毆打、滋擾、乃至暗殺，都是種種地下勢力所為，表面上，一律與政府「無關」。在互聯網時代，中國處理這一套，更是淋漓盡致，靠的除了原始的群眾鬥群眾公式，還與時並進：月前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文章，就稱之為「大資料極權主義」和「微信恐怖主義」。任何稍微偏離政府主旋律的言行，有了這兩大武器，都會被拿到網上批鬥，由於網絡影響無遠弗屆，後果比單單失去某種工作、某些金錢更嚴重，對個人私隱更是完全無視。這恐怕也是香港的深藍陣營公然建造「檔案庫」的原因。

資訊科技在自由社會，會成為促進公民社會、思想解鎖的裝備，但在Controlocracy，卻反而成為進一步限制思想、言行的幫凶。又是表面上，這些又是與政權「無關」，但政權對他們的差別待遇，卻是唯恐不夠顯明。此所以「光頭警長」身為公務員，可以公然在微信鬧政府、鬧上司，公務員工會卻被政府警告；公然對反對人士說「殺無赦」、「藤條教訓」的人逍遙法外，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卻因為牽強得多的「理由」被羞辱祭旗。

林鄭政權也許深信，識時務者為俊傑，卻不知道曾經滄海難為水，半緣修道半緣君。君，自然都是真香港人。

明報筆陣

平行管治論：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舉措當中，最奇怪的其中一點，就是在諸如口罩一類物質的供應上無能為力，甚至呼籲有能力的市民捐贈，令各門各派掀起目的各異的口罩採購潮。但與此同時，不少本來應該流向政府的口罩，被直接送到各大建制組織派發，他們自行訂立派發章程、充實名冊，甚至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與中國對口，以圖在林鄭政權民望破產之時，另建權威。昔日承擔這類民生功能、事無大小都被諮詢的區議會，卻因為已變天，被特區政府直接繞過；新任區議員受政府冷待，自然更努力突破框架，雖然權力很有限，但姿態很進取，同樣希望另起爐灶。至於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早已從「聯絡」變成「第二支管治團隊」，這是十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的公開表述；所謂「建制派」對「中環」習慣無視，只在乎「西環」臉色，人所共知。日前剛過了7.21八個月紀念，元朗當晚為何自成一國，港人無不心裏有數……

說了這麼多，只是說明香港從來存在多於一個權力核心的「平行管治」，今天也不例外。只是港英治下的「平行管治體」之間亂中有序，貌似利益對立，卻能和平共存、互為表裏，都是持份者，共同催生了香港奇蹟，和今天完全相反。談及「管治體」、「平行政府」這類名詞，很容易被上綱上線，說的是曹二寶自然「政治正確」，來自其他人就是大逆不道；但從政治學概念，「管治體」定義可以很寬鬆，「有效管治」也可以很bottom-up。舉一個最極端例子：19世紀後期，三藩市出現了一位「美國皇帝」諾頓一世（Emperor Norton I），成為市民心目中的cult icon、平民社交名人，他自行印製的「鈔票」被店舖接受，戲院、交通工具會因為他是「皇帝」豁免收費，報章會刊登他的「憲報」，警察街上相遇會向他敬禮。一切當然是cult（今天術語就是「玩膠」），但當時有評論員認為他不應受遊蕩罪管轄，因為已成為「local institution」，確實也很難徹底否定。

從這角度看，二戰後英國人回到香港，到主權移交過渡期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並存多個自成體系的「管治體」，起碼達七個：

港英政府：這自然是英屬香港的合法政府，由倫敦直接任命港督作為首長，以往通常來自外交官體系。但英國殖民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原則，靠的主要是文官系統，和本地精英階層配合，而不是單靠嚴刑峻法。這是香港管治的宏觀框架，一般人都生活在體制之內，但由於上述特性，同時也有其他身份認同、社會資本和國際網絡出現。

英資洋行：香港殖民初年，直接參與鴉片戰爭的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資洋行才是香港的真正管治者，後來逐步被港英吸納到管治頂層，在行政局代表真正的英國利益；他們的本地買辦，則主導了華人精英潛規則。對尋求上向流動的香港人而言，order不是來自港督，而是來自大班。由於他們比外交官出身的港督更紮根，往往能制衡文官體系，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怡和遷冊百慕達，影響力才退減。但就是那樣，很近期的港督衛弈信被撤換，依然是源自這個管治體的小報告，可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共產黨地下政府：以「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名運作，而中共得以在香港建立半公開官方體系，則源自戰後與英國的密約，時任社長喬冠華是外交元老，認為這個「紅色小政府」是對英首次外交突破；至於在港地下黨，則由廣東省的港澳工委負責。結果香港出現了「紅色經濟圈」，國貨公司、愛國報紙、親共機構等紛紛成立，附屬家庭、群眾自成體系，只聽單位號令，構成「港中國」，這卻是港英默許的，也符合英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國策。直到六七暴動，雙方忽然攤牌，體系元氣大傷，但道統存續，中聯辦正是源於此。

國民黨地下政府：曾幾何時，從大陸敗走的國民黨人和家屬聚居調景嶺，港英政府給予的援助有限，台灣當局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承擔了實質上自治政府的角色，建立治安隊，安排各種支援，聯絡香港各界，調景嶺居民視之為台灣代言人，日常高舉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一些來到香港的退伍軍人，則和地下勢力結合，形成另一種秩序。這體系在1956年的雙十暴動後逐步萎縮，但並沒有消失，只是化整為零存續下去。

九龍城寨「大清」政府：大清帝國把新界租借給英國時，依然擁有九龍城寨主權，並對之駐軍，令城寨成為大清飛地。不久港英驅逐城寨清軍，但又被當地居民趕走，加上李鴻章重申主權，令城寨變成無政府狀態、地下秩序大本營。後來城寨居民成立「福利委員會」，作為名義上的自治政府，聲稱繼續根據大清律例「依法執政」。所以當全港禁食狗肉後，在城寨依然合法；各種各樣的黑市、黑工，都在城寨生根；直到九十年代，城寨才在中英兩國同意下被清拆。值得一提的是，「港版諾頓一世」「九龍皇帝」曾灶財，也是源自相關「法統」。

鄉議局：1926年成立，但其實自從英國與新界原住民打了一場「六日戰爭」，就有意識把城鄉分流，看待新界大族、鄉紳，就像對待印度土王、阿拉伯酋長，容許他們保持自身權威、給予種種特權，換取他們協助穩定局面，與一河之隔的中國政權保持距離。新界原住民權益，都是作為這個管治體的一環予以准許，而且在鄉議局成立初年，甚至連民事案件也可辦理。七十年代的丁屋政策、「丁權」，自然是這管治體的產品；元朗7.21觸及複雜的鄉事關係，也是一脈相承。

灣仔「小華盛頓」：正如今天有美國駐軍的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地，美軍都改變了駐軍地的社會經濟面貌；美國沒有駐軍、但軍艦經常往返的英治香港，特別是芬域碼頭附近的灣仔一帶，也充滿美國色彩。這裏說的「色彩」，不只是《蘇施黃的世界》的酒吧配套般簡單；芬域碼頭海軍商場由港英以象徵式價錢交由「香港軍人輔導會」管理，儼然美軍勢力範圍；而當美軍消費壟斷區域經濟，美元自然成了灣仔非正式貨幣。美國在香港建立基地，也因利乘便：美國駐港領事館規模很大，各部門對口單位一應俱全，被稱為「小華盛頓」，實質上是觀察中國的前哨站。英國引入美國勢力、卻又偶爾壓抑，正是作為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

回到2020年，香港理應依然是不同勢力持份的地方，但林鄭月娥連美國也說「no stakes」，反映昔日兼容並包的真香港，已經被西環獨大的「全面管治」支配改造。但一天香港依然對北京有價值、依然是單獨關稅區，平行管治體們，就不可能不存在。然而現在某些人試圖以文革方式，讓一切推到重來，除了把各方默契一併打破，也無視本土派等新生代的切身利益和理念追求，結果不同板塊之間天天進行無差別零和遊戲，造就管治全面失衡。民間在這段期間，爭取自身訴求制度化、體系化，催生挑戰建制和舊制度的劇烈意願，自屬理所當然。物極必反，本來誰也知道，但似乎唯有越俎代庖的「第二支管治團隊」不知道。

明報筆陣

彭博文章再思：香港是「failed state」嗎？

【明報專訊】彭博社日前發表評論文章，作者是曾長期為路透社工作、居於新加坡的Clara Ferreira Marques，她以「failed state」形容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成為國際熱議。

「failed state」一般譯作「失敗國家」，自然令個別人士懷疑她有意推銷「港獨」。其實我們說過很多次，英文的「state」、「nation」、「country」各有不同定義，而且各自和「主權」的關聯都非必然，但在一切動輒上綱上線、不重視社會科學訓練的華文世界，自然「不會分那麼細」，才不斷庸人自擾。

在國際關係學界，「失敗國家」經常和「流氓國家」交替出現，英國戰略家Robert Cooper的分類是源頭之一。

根據Cooper分析，世上最先進的政體是「後現代國家」，他們把主權昇華到超國層次，容許普世價值凌駕主權，提倡國際合作，反對單純利益最大化的國家行為，典型例子是歐盟，還有加拿大、日本等。

然後是「傳統現代國家」，也就是現實主義主導的強權，例如中國、印度等。

政府失公信基本服務能力

至於連國家基本功能也未能提供的，就是「前現代國家」、「失敗國家」或「脆弱國家」，典型例子是索馬里；不少裙帶資本主義國家，或過度開發天然資源的政權，也在一輪虛火後落入此列，典型例子是太平洋島國瑙魯。

而在美國眼中，那些打壓人權、刻意製造區域混亂、輸出大殺傷武器的現代國家，屬於應被取締的「流氓國家」類比，例如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塔利班時代的阿富汗等。這些國家之間「被聯盟」，就是所謂「邪惡軸心」。

根據上述定義，香港自然未成為教科書的「failed state」，但正如彭博那位作者所言，卻有了苗頭。就像超市搶購行為，除了作者提及或暗示的委內瑞拉、津巴布韋、前蘇聯，即使是新加坡，近日也不遑多讓，這方面並非香港獨有。但「failed state」也有非物質定義：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提供基本服務的能力、政府保護市民的能力等，要是統統失去，也是「失敗」。

在過去8個月，香港特區政府的公信力跌至歷史新低，特首民望徘徊在20%，市民普遍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這次疫情，政府堅拒對來自疫區的非本地人封關，滿意政府表現的只有10％至15%，市民對一切物資的歇斯底里，反映他們不相信政府會在政治正確和人民生命之間，作出理性選擇。

至於最被公眾詬病的警暴，令港人不斷嘗試訴諸國際援助，擔心官方武裝的過度武力已失去一切制衡。

逐步失敗化 香港5元素

由是觀之，香港逐步失敗化，卻是現實，只是以自己的特色出現。借用Cooper的四級世界觀，我理解的香港現狀，齊集了不同種類的元素，大概是這樣的：

1. 60%以上的民眾追求成為「後現代國家」，現實卻得不到民主制度的保障；

2. 香港的母體中國，屬於對主權最敏感、最講求現實主義的「傳統現代國家」，然而普通中國城市出了劣質領導還會被撤換，在香港卻不能；

3. 中國在香港的少數派代言人控制不了局面，只能依靠「7．21模式」和「群眾鬥群眾」苟延殘喘，這些極左分子被主流社會視為流氓，有了自己的平行「流氓國度」；

4. 這樣的社會，有另一個學術名詞：提出「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教授形容為「torn state」（撕裂國度）；

5. 香港長此torn下去，集以上不同模式劣根性之大成，如短期內不能撥亂反正，就算未淪為failed state，政府也會失效，繼而民間的平行體制就會成形。現在誰能為大家提供口罩，不是很清楚麼？

沈旭暉

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非洲機場實錄：毛里求斯是這樣對香港人封關的

【明報專訊】此刻身在非洲島國馬達加斯加，本來訂了毛里求斯航空，經毛里求斯轉機，直航回港。上周過境時，已發覺毛里求斯的檢疫工作很認真，每個乘客進入入境大樓前，都要量體溫，也有全副裝備的衛生人員監視。想不到一個星期後，毛里求斯政策幾何級數跳升，完美示範什麼是真正「封關」，假如他們的官員知道香港是這樣「抗疫」，定必啞然失笑。

以下是今天（本周一）在機場的真實對白：
S：我訂了經毛里求斯到香港的直航。
M：對不起，我們航空公司日前決定，停飛所有到中國境內的航班，香港也包括在內，我們已經安排你轉飛吉隆坡。

S：（強裝鎮靜）沒關係，請給我登機證。
M：（明知故問）對不起，我們剛發現，你好像14天內曾到過香港？

S：（沒好氣）我是香港人，到非洲前，自然是從香港出發。

M：（核彈出動）對不起，毛里求斯政府剛規定，任何人在過去14天內曾到中國，都不得入境。

S：（為盡快離境不惜抹煞良心）我們香港……有自己獨立的出入境政策，享有高度自治……行之有效呀哈哈哈……

M：（你騙誰啊）對不起，我們國家清楚列明，中國定義包含香港。

S：我不會進入毛里求斯，只是轉機而已……
M：（你以為我們是香港關員麽）對不起，防疫工作「宜緊不宜鬆」，轉機也是踏足國境，否則爆發後再談封關已無太大意義。

S：（測試是否林鄭式偽封關）你怎麼知道我14日內曾在香港？我們香港人離開香港，不會在護照蓋章。

M：（露出林鄭式笑容）對不起，我們航空公司有紀錄，知道你什麼時候入境。

S：路程這麼遠，你怎麼證明我不是從別的地方經香港轉機到非洲？

M：（鐵面無私）對不起，就算你只是在香港轉機，同樣可能從疫區感染，不存在條例不使用的可能。

S：（加強英式口音）香港以前也是英聯邦一分子呀，我用另一本沒有中國國徽的護照，可以嗎？

M：（世事給我看透了）對不起，不是護照問題，昨天有一個新西蘭人在這裏住了13天，只因他上一站來自香港，我們也不讓他上機。

S：（改用強國mode）我立刻購買另一間航空公司的機票，他們沒有我的入境資料，總可以嗎？

M：（邏輯啟動）對不起，非常時期，毛里求斯入境處會詳細查看入境者的上一站行程，你到馬達加斯加必須簽證，屆時依然能查到我們這裏來。

S：（終於放棄）那麼，我豈非一定要在這裏自律式強制檢疫，呆坐等待？

M：（說出真正目的）對不起，其實我們政府並不希望浪費你們時間，建議你可以考慮其他航空公司，經過毛里求斯以外的國家回去，我們樂意退款。畢竟就是14天以外，來自疫區，也是有風險呢，哈哈哈……

S：（求饒狀）你一定知道，這個地方不經毛里求斯，到香港的航線極少，而且太迂迴……

M：（斜望旁邊櫃台）試試他們吧，他們和中國最友好，很多離開不了的，都是靠他們。

S：（望向同一方向，發現是現任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的祖國）嗯，埃塞俄比亞航空……

M：（最後進攻）對不起，純粹溫馨提示，時間不等人啊，我們其實已經很寬鬆，愈來愈多國家乾脆不讓中國、香港護照持有人上機，誰知道我們政府會否日內再改例……

S：（終於崩潰）請放心，我一定不會進入毛里求斯國境的。謝謝你，好人一生平安。

「非洲香港」防疫更勝真香港
毛里求斯是非洲經濟最發達國家之一，人均收入比泰國、阿根廷等更高，面積是香港的兩倍，曾被英國統治，境內有3%的華人，好些香港人和毛里求斯都有淵源。他們面對武漢肺炎的封關，幾乎滴水不漏，和香港始終對來自疫區的非本地人中門打開，差天共地，反映官僚程序只要合理，其實是有效的。雖然經歷難言愉快，此刻被迫流浪非洲，但對毛里求斯的政策，由衷讚賞。

一個負責任的正常政府，本來就應該這樣。今天香港淪為毛里求斯的反面教材，但我清楚記得，22年前，毛里求斯以當上「非洲香港」為榮，「毛里求斯化」卻是香港的冷笑話。負責任的正常政府，我們久違22年了。

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沈旭暉

中國夢與WHO：埃塞俄比亞總幹事的來龍去脈

【明報專訊】要說陳馮富珍在世衛總幹事期間對北京的貢獻，除了上周談及的種種，不得不提的還有她改革了以後總幹事的選舉方式。2016年選舉開始，世衛先由小圈子選出3名候選人，再交由世界衛生大會按一國一票原則投票產生。這樣的產生方式，自然對西方發達國家不利，這是為什麼聯合國愈來愈多第三世界領袖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世衛這類涉及科學、衛生和專門技術的平台，按上述原則產生領導人，是「彰顯了地域公義」，還是助長了「某些結構性問題」，只能自行判斷。

陳太的接班人最後由三強競逐，分別來自英國、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亞。譚德塞的履歷並不弱，曾任埃塞俄比亞衛生部長、外交部長，可算兼有世衛總幹事需要的兩大背景技能，而且是由整個非洲聯盟共同推舉，先天就有了五十多票。

「中國人民老朋友」獲捧上台

十年前，陳馮富珍得以當選，關鍵之一是得到亞非拉票，當年剛好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在北京舉行，曾有外電報道中國疑似通過債務寬免為陳太買票，無論是耶非耶，總是欠了非洲一個人情，十年後支持非洲聯盟的「共主」，也是情理之中。

說到譚德塞，早在他身為埃塞衛生部長參與世衛時，已經有阻止台灣邦交國為台灣發言的前科，讓北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競選期間，中國評論明顯傾向這名「中國人民老朋友」，認為他最能捍衛「一中政策」；台灣輿論則最支持英國候選人，早就擔心譚德塞當選會繼續「陳馮路線」，結果也不幸言中。曾任埃塞外長的譚德塞，對國際關係潛規則心領神會，當選後居然委任臭名昭著、時年已93歲的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為「世衛親善大使」，作為謝票行為，因為穆加貝曾任2015至2016年非洲聯盟主席，非盟支持譚德塞的決定，就是在2016年1月拍板落實。穆加貝在國際社會的「聲望」，譚德塞不可能不知道，卻依然敢冒大不韙作出如此決定，因此受到醫學權威期刊《刺針》公開批評，雖然最終被迫撤回決定，但他的價值觀和處世作風，已可見一斑。


內外受敵 譚德塞押注北京支持

須知譚德塞在埃塞國內，屬於前朝政府的親信，但他的靠山已經因為貪腐醜聞辭職下台，現任埃塞總理阿邁德阿里卻是來自另一派系。埃塞俄比亞和中國歷來關係友好，屬於「一帶一路」非洲重鎮，但其實發展潛力往往被低估，不代表必須一面倒，阿邁德阿里剛在201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正備受西方拉攏，似乎打算在東西方之間拿揑平衡，譚德塞能否連任世衛，其實充滿國內外變數。雖然他在英國取得醫學博士，西方衛生界卻被他視為敵人，原因之一是競選期間，英國對手曾揭露他在國內曾陰謀3次隱瞞霍亂疫情，令他深知要站穩陣腳，只能從反西方陣營找後台。武漢肺炎爆發後，譚德塞明顯把注碼全都下在中國身上，某程度上其實和林鄭月娥一樣，只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我們凡夫俗子，只能自求多福。

沈旭暉

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全球抗疫系列：沙巴砂拉越示範真．一國兩制

【明報專訊】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世界各地沒有像個別無知婦孺那樣曲解世衛原則，紛紛對主要疫區中國湖北省或全中國實行不同程度的封關。根據基本法，「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區，理應有權力行非常舉措，對來自疫區的人民實行全面封關，這訴求現已成為包括主流建制派在內的香港共識。但林鄭月娥政府一句「你們不會得逞」就推搪過去，難免令人懷疑，這是否又是涉及北京說了算的「一國」層次；國際社會繼穆迪等權威機構紛紛把香港降級之後，今後會否繼續視香港為與內地不同的實體，也殊難定論。

其實國際社會實行類似「一國兩制」的地方極多，這次抗疫，也成為真假「一國兩制」的照妖鏡。

日前馬來西亞東部的沙巴政府宣布，禁止中國大陸來往沙巴的航班入境，總數達每周117班，港澳台航班不在此限；值得注意的是，馬來西亞政府卻沒有這政策，依然容許中國航班降落。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公開表示「非常難過」，希望沙巴政府改變這「非常苛刻」的決定，但被沙巴政府拒絕。與此同時，同屬東馬的砂拉越，則宣布禁止所有中國護照持有人、及過去兩周曾進入中國的人士入境，比起馬來西亞政府只禁湖北人的政策，同樣嚴厲得多。

大馬只禁湖北人 兩地自主封關
沙巴、砂拉越的「一國兩制」，源自馬來西亞1963年成立時的協議。馬來西亞由馬來亞聯邦（今日西馬）、沙巴、砂拉越、新加坡（後來退出）4個前英國殖民地組成，沙巴前稱北婆羅洲，砂拉越被英國直接接管前由白人土王統治了百年，都有各自的身分認同。兩地選擇加入馬來西亞時，分別簽署了《二十條協議》和《十八條協議》，馬來西亞政府保證兩地有自己的出入境控制權，即使是西馬人民到達兩地，也需要入境手續，這是這次兩地政府能對中國說「不」的基礎。協議同時保障兩地「高度自治」，自行選出地方政府，財政、稅收、教育等制度自成一國，原住民權益受到保護，也獲准不以國教伊斯蘭教為當地官方宗教。


高度自治成說「不」基礎

協議第7條甚至寫明，要是最終協議不獲尊重，兩地可以脫離馬來西亞。儘管後來馬來西亞通過其他法律，令兩地能否真正搞獨立變得充滿爭議，當地人也對愈來愈多穆斯林非法入境感到不滿，認為是「一國化」陰謀，加上屬於沙巴的納閩島被劃為聯邦特區，成為變相「割地」，但總體而言，沙巴、砂拉越的自主程度，依然遠高於西馬各邦。

疫症拿掉一國兩制遮羞布
東馬與西馬的博弈由來已久，馬來西亞不能公然打壓東部本土情緒，原因之一是兩地的選票，對馬來西亞大選有關鍵影響，令聯邦政府和兩地人民的利益，不會走到完全獨立。不像林鄭月娥治下的香港，既不可能影響中國執政方針，內地宣傳種種中港矛盾、對香港發生的一切都上綱上線鬧「港獨」，反而可以鞏固中國內部民族主義思維和管治，就像這次疫症，香港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就白白被犧牲掉。香港的「一國兩制」有多「成功落實」，不是自己說了算的，而是國際社會共同監督的，在過去7個月，已經表露無遺，一場疫症，把最後的遮羞布也去掉，望着其他地方「不完美、但可接受」的「真．一國兩制」，香港人怎能無動於中？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英國大選攻略：法拉奇脫歐黨才是最大贏家？

英國大選，約翰遜領導的保守黨大勝，被看作國民對終極脫歐的變相公投，走意識形態路線的工黨成為大輸家。這場選戰日後可能成為經典，發揮關鍵作用的人很多，除了約翰遜，還有近年的風雲人物：英國本土派領袖法拉奇。

法拉奇本來是英國獨立黨（UKIP）黨魁，這個本來被看作是鬧劇的政黨，隨著網絡時代興起，逐步步向主流，連帶脫歐議題普及化，也是他大力宣傳的結果。2015年大選，英國獨立黨居然得到總票數12.64%，單論票數已成為第三大黨，風頭一時無兩。英國脫歐公投後，法拉奇表示功成身退，但後來進程遲遲未落實，又另起爐灶成立「脫歐黨」，在剛過去的2019年歐洲議會大選，居然以接近40%總得票成為英國第一大黨，雖說歐洲議會不太重要、不少人當作抗議票來投，但這樣的成績，不可能對民意毫無啟示。

避開保守黨議席選區 免「𠝹票」

在這次大選，脫歐黨最初雄心勃勃，幾乎在每個選區都派出候選人，但是在最後關頭改變策略，決定不在保守黨現有議席的選區競逐，以免出現「𠝹票」效果；然而在工黨現有執政的地方，脫歐黨會繼續選。

事實上，法拉奇本來的算盤，是與保守黨結成「脫歐選舉聯盟」，協調個別選區的議席，甚至連他的美國盟友特朗普也曾公然「干涉英國內政」，對約翰遜作出類似呼籲。但保守黨根據民調，沒有和法拉奇公開結盟的誘因，最終法拉奇讓步，以免脫歐陣營兩敗俱傷。


為什麼在工黨執政的地區參選，又不會造成「𠝹票」效果，法拉奇是有精密分析的。他認為根據此刻民情，選民普遍假定保守黨執政的地方基本上都會保住，假如多了脫歐黨這個選擇，可能有不滿保守黨的脫歐選民投了過去，結果讓工黨漁人得利。但在工黨執政的地方，脫歐選民都有變天的意欲，更希望集中票源；而工黨內部也有脫歐派，他們基於和保守黨的世仇關係，不願意「含淚」投過去，但有了脫歐黨這個第三選擇，就心安理得宣示脫歐立場。最後，不少工黨歷史根據地都變天，例如工業重鎮新特蘭，參看數據，保守黨的得票增幅並不大，只是工黨跌票甚多，不少都到了脫歐黨。

脫歐黨全軍覆沒 獲高度尊重

最後結果，脫歐黨只有總得票的2%，候選人全軍覆沒，但法拉奇心願達成，而且獲得脫歐派選民「顧全大局」的高度尊重，依然是最大贏家。而這樣的結果，對世界各地的「鎅票論」，也有深刻啟示。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全球抗爭系列：蘇丹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昨天談及和香港運動同步出現的蘇丹，雖然過程一度互相印證，但蘇丹最終卻得到明確成果。在7月，經過蘇丹人民的「大三罷」和全民不合作運動，軍方和示威者終於達成共識，成立過渡委員會，再在8月成立負責39個月過渡期秩序的「主權委員會」，成員軍方、平民各佔一半，加上一名雙方都接受的人選，算是平起平坐分享權力，直到39個月後舉行真普選，令結構性困局得到大轉機。當然，39個月充滿變數，但基於軍方掌握全國武力的客觀現實，這樣的過渡期，已是和平解決的相對理想選項。

協議中，雙方也同意成立具有法定調查權力的「真‧獨立調查委員會」，雖然調查結果也有人不滿，並因此出現小規模衝擊，但政府畢竟開始制裁濫暴軍警，起碼令民間不滿開始得到宣泄。不要看輕制裁警暴的象徵意義，這是一個政權能否取信於民的最大關鍵，否則民眾不信任官方武力，私人武裝才會星火燎原，可惜這樣簡單的道理，非洲人懂，特區政府就是不懂。

制裁濫暴軍警 宣泄民間不滿

蘇丹過渡政府解決了結構性問題，才開始發表經濟紓困措施，如降低通脹、重組銀行架構、重新制定稅務政策等。對這個負債極高、百廢待興的窮國而言，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自然是「重中之重」，蘇丹人自然「搵食艱難」，但一件事歸一件事，政府不會無知到本末倒置，把民生問題錯判為導引，作為解決群眾運動的藥方。可惜在香港，結構性問題明顯涉及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但在北京堅持「全面管治權」，連前領導人江澤民的「河水不犯井水論」也要拿來批判，解困只怕遙遙無期，在這前提下，政府任何針對經濟問題的行徑，都是徒勞無功，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蘇丹運動的成功，除了群眾「和勇合一」，和「國際線」關係也密不可分。軍政府願意談判，因為剛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和非洲聯盟直接介入調停，協助雙方談判。假如蘇丹軍方不賣帳，這個本來已經被美國制裁的封閉國度，就要與整個非洲為敵，難道最後憑藉北京真的可以力敵全球？何况自從南蘇丹獨立，蘇丹的管治權威已大為削弱，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大增，軍方黃金時代已過，這都是國際壓力能奏效的宏觀背景。


港「國際線」難度高於蘇丹

在香港案例，特朗普曾經也在Twitter說要為習近平和香港抗爭者「調解」，甚至鼓勵他到前線，但這明顯是抽水。香港畢竟是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領土一部分，外國此刻只能單方面研判是否繼續視香港為不同中國內地的實體，除非出現重大變故，很難直接調停；特朗普作為一個反覆無常的商人，也只是以「香港牌」作為中美貿易戰棋子，並沒有誠意正視香港問題的根源。然而，國際線是絕對實用的，因為香港足以影響中國經濟大局，也是新冷戰的前哨陣地，只是香港人的國際牌要更有技巧，需要的專業知識、勇氣和彈性，乃至和北京鬥而不破的智慧，都比蘇丹難度更高。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全球抗爭系列：蘇丹與香港的無大台

香港這一波運動發生時，國際媒體的頭條本來是蘇丹。香港慢慢由一個角落變成主菜，與此同時，蘇丹的運動卻已基本修成正果，何其唏噓。曾幾何時，沒有人想過香港和蘇丹可以相提並論，但兩者的比較，卻也不是風馬牛不相及。

蘇丹1956年獨立，此後不斷經歷軍事政變、內戰，近年由資深獨裁者巴希爾壟斷政壇，被國際社會視為21世紀最後的暴君。即使南蘇丹分裂而去，達爾富爾天災人禍頻仍，巴希爾可以永續執政，北京背後的支持，無疑是主因之一。今年年頭，群眾運動愈演愈烈，巴希爾終於下台，但不是因為運動很成功，他只是被軍隊內部政變取代；軍人雖然承諾還政於民，但一直沒有具體行動，純粹希望自保，令人想起非洲津巴布韋推翻萬年總統穆加貝的內部政變。於是蘇丹民眾繼續集結，要求軍方交出權力，規模席捲全國，遭到軍方強烈鎮壓，造成200多人死亡，政府甚至並下令禁網，以阻止暴力鎮壓的消息流出國外。

獨裁總統下台 蘇丹示威未「散水」

蘇丹人和香港人的訴求自然不盡相同，但從上述簡單背景可見，兩者並非沒有共通點。在不熟悉內情的離地旁觀者眼中，蘇丹獨裁者巴希爾終於下台，理應是運動成功的最大標誌，理應立刻「散水」，就像外媒以為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終於正式撤回，就等同「勝利」。但經過漫長運動，兩地種種結構性問題反而進一步暴露，群眾對Root Cause的不滿只有更深，假如不通過運動解決，那些新出現的苗頭變成常態，只會延續腐敗結構，假如成果被騎劫，甚至可以比「階段性勝利」前更差。基於上述認知，運動momentum才會持續下去，這也是伊拉克、智利等同期案例在總理下台後，群眾還未散去的共同原因。可以想像，即時此刻林鄭月娥下台，「散水」效果也等同零。

此外，蘇丹、香港兩地政府都是依靠軍警「止暴制亂」，伎倆相同，滲透群眾的手法近似，蘇丹實行了網禁而不果，香港也申請禁制令點名Telegram、連登，更是淪為一紙空文。單純高壓的結果，反而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令運動更難收拾，兩地民間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暴，成為了必不可少的訴求之一。而當警察成為前線持份者，和解的角色增加了，解結的難度只有更大。


兩地同藉社交媒體下而上組織

在香港，「無大台」成為近年一切民間運動的標記，因為昔日的反對派「永續社運」令人失去信心，大台精英領袖容易腐化，也是群眾不滿的泉源之一。但無大台並不等同無協調，香港公民社會由下而上的串連無處不在，通過資訊科技產生的高度默契，體現了「無大台、有默契」的新型組織模式。

這種模式，完全屬於新時代，並非上一代有「大台obsession綜合症」的前輩所能輕易理解的。在蘇丹，發放示威信息的主要是「自由與變革力量」，他們一直透過社交媒體統籌，組織力強、但機動性高，每當有示威領袖被捕後，他們就隨即選出新任領袖。值得注意的是，當蘇丹親政府民兵向示威者開槍後，根據Google數據，香港網民搜尋蘇丹的次數激增，香港運動的國際化，那是轉捩點之一。全球蝴蝶效應，無出其右。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全球抗爭系列：厄瓜多爾離開OPEC之後

近月由香港、蘇丹開始的全球抗爭運動，在南美洲出現的除了智利，還有油國厄瓜多爾。雖然運動已暫時休止，但結構性問題尚未解決，會否死灰復燃，言之尚早。

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是OPEC在南美洲的兩個成員國，由於擁有石油，也就有了和列強討價還價的本錢。上任左翼總統科雷亞就是利用境內油田和軍事基地兩大王牌，在美國、中國之間周旋，更把香港企業玩弄於股掌之上。到了現任中間派總統莫雷諾當選，乾脆決定退出OPEC，此後將不再遵從控制國際油價的「生產配額方針」。

然後，他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大舉借貸，希望振興經濟，而IMF貸款的條件，一貫是落實「真市場經濟」，放在厄瓜多爾，就成了取消燃油補貼、改革稅制、緊縮政策、國企私有化等一籃子公式，以換取石油業的結構性改革。今年夏天起，莫雷諾政府不斷與IMF、世界銀行、美洲發展銀行談判，取得三方共100億美金貸款，反映他得到商界、軍方、國際社會支持，並非虛言。

然而這些舉措，令習慣了燃油補貼數十年的厄瓜多爾民眾大為不滿，油價急升30%，公共運輸業界群起抗爭，發動全國大罷工，不久得到各界聲援。其他stakeholders，包括學生、工會、原住民等紛紛加入示威，特別是一貫勇武、曾推倒幾任總統的原住民加入，令抗爭者士氣大振，示威者不時堵路、焚燒輪胎，一時全國陷入癱瘓。莫雷諾則毫不猶豫，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更乾脆把首都搬走，聲言長期抗爭。


回應示威訴求快 禍根未解

既然警察成了運動新主角，各地常見的激進場景又出現在厄瓜多爾，軍警鎮壓造成10死、千人傷。這樣下來，除了本來的反對緊縮開支，又添加了警暴議題。但拉美國家處理這類議題經驗豐富，不久政府就務實回應，和反對派談判，最終宣布撤回改革，重啓燃油補貼，暫緩緊縮政策，群眾的訴求幾乎全部落實。雖然好些反對派組織、議員事後被秋後算帳，但局勢總算比鄰國智利快平息。

民眾拒「IMF公式」 商界懼福利主義
然而，這不代表厄瓜多爾的Root Cause得到解決。正如《金融時報》分析，拉美經濟難以發展，更多是因為過於依賴出口，忽略教育及基建。IMF在10月中發表的環球經濟預測，指南美洲經濟增長緩慢，本年只有0.2%；無論這分析是否對症下藥，厄瓜多爾此刻負債、赤字嚴重，群眾一方面把左翼政府選下台，另一方面不能接受IMF公式，長此下去，看不到解決辦法；兩派上台，都會把對方製造為天敵。

這一波群眾運動，在現政府眼中，自然是前總統和委內瑞拉等左翼勢力顛覆；但到了左派上台，又會把一切動亂都形容為美國這個「外國勢力」的黑手。拉美民眾始終認為，自由經濟帶來的是企業對民眾的剝削，企業賺取暴利，民眾卻要承擔生活成本急劇上漲，自然不公平；但商界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只會更深。厄瓜多爾目前正是大和解的契機，但假如解決不了局勢，鄰國委內瑞拉由天堂變地獄的殷鑑不遠，徵兆亦不妙。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北所羅門群島共和國」：全球下一個新國家？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我在幼稚園時代，父親說《三國演義》故事時，給我說的第一課，踏入21世紀，放諸四海，始終皆準。此刻全球最年輕國家是南蘇丹，而一場被忽略的獨立公投正在進行中：那個地方在太平洋，名叫布干維爾島（Bouganville），希望脫離的母體，是巴布亞新幾內亞。

「自治」假象惹民怨

在太平洋島國當中，巴新是一個大國，面積、人口都僅次澳洲，比法國更大，近年成為中美澳3國外交的必爭之地。布干維爾和巴新大陸，屬於不同文化圈，也有不同歷史：布干維爾自稱「北所羅門群島」，和南部的所羅門群島較接近，後者獨立前，一直是英國殖民地；而布干維爾最早被德國殖民，屬於德屬新幾內亞，一戰後歸於澳洲，心態上始終不願意和巴新大陸統一。更重要的是布干維爾盛產銅礦，曾是巴新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佔全國收入44%，但撥歸當地的只有其中10%，當地人對這份收入極大多數落入中央政府手中、自身卻要承受環境污染代價，自然十分不滿。

1988年開始，布干維爾出現主張獨立的游擊隊，戰鬥在太平洋規模而言極其慘烈，可算二戰後區內最殘酷的戰爭，前後造成2萬人死亡。這數字實在十分誇張：布干維爾面積雖然相等於9個香港，但人口只有20萬，也就是1/10人在獨立戰爭中犧牲，這還未計算被迫遷徙的6萬人。後來在國際社會斡旋下，雙方在2001年正式簽訂停火協定，巴新成立布干維爾自治區，奉行「一國兩制」，並承諾最終舉行獨立公投。公投終於在這幾天舉行，因為大多數居民住在山區，通訊不便，官方把投票期限設定為兩周，至今99%選民已經投票，相信支持獨立的佔大多數。

布干維爾獨立公投雖然沒有約束力，但與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不同，這是巴新中央政府承認的，也是國際社會監督下進行的。對布干維爾人而言，過去一段時間的「自治」並非真自治，經濟命脈依然未能自己控制，希望一舉獨立，可以大舉爭取國際援助，以及善用銅礦所有收入。但巴新中央政府自然希望，就是獨立公投通過，也繼續討價還價，給予對方更大程度的自治，換取布干維爾留在國內，以免其他分離主義地區效法。討價還價的過程可以很快，也可以長達三五七年，一旦選民有龐大期望落差，內戰隨時再爆發，總之變數很多。但假如雙方理性，一個銅礦利益逐步過渡的方案，換取盡快的完全獨立，理應是各取所需。


布干維爾體現「和勇合一」

布干維爾的抗爭，也可算是一種「和勇合一、國際線經濟線合一」的嘗試，由列強毫不注視到走到今天，亦殊不容易。內戰爆發後，布干維爾銅礦基本上停產，交戰雙方實屬「攬炒」。在21世紀，類似爭議理應有和平方式解決，可惜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始終不易懂得放權的藝術，悲劇也就不斷發生，以致往往一拍兩散，一慟。

沈旭暉

（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全球抗爭系列：伊拉克和香港 哪些可堪比較？

這一波全球抗爭運動波及的地方，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總有微妙共同點，包括以往香港人想也想不到可以拿來比較的伊拉克。說來，今年我曾到訪北伊拉克的庫爾德自治區，當地的「一國兩制」，就是一個香港鏡像；然後在索馬里認識了一名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工作的西方contractor，兩個月前，她還一番好意的對我說，當地和香港相比「十分平和」，問是否需要到巴格達暫避。

言猶在耳，伊拉克爆發薩達姆倒台後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政府實彈鎮壓，實行宵禁、斷網，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大批難民湧向北部庫爾德區，當地朋友哭訴「一國兩制」的保護網接近崩潰，街頭充滿混亂，一切和數月前的小確幸全然不同。

未除Root Cause不滿足於階段勝利

香港媒體集中報道當地抗爭的成效：政府早就宣布成立真正的、有法定效力的、非魚目混珠來「檢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警察殺示威者不但被審判、更被判問吊，最新發展是總理邁赫迪也辭職下台，彷彿伊拉克民間訴求一律成功，但群眾仍未撤退，現在的目標，已變成伊拉克政府的結構性改革。我們談過的智利、黎巴嫩、加泰隆尼亞，到現在的伊拉克，抗爭到了最後，都由表面上的切入點深入Root Cause，群眾由於對傳統精英不信任、感到過往太容易被官僚語言偽術「忽悠」，不再滿足於階段性勝利，這也是新時代的普遍現象。

伊拉克抗爭的Root Cause，首先是結構性貪污。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自然也不廉潔，通過窮兵黷武維持局面，但奉行社會主義的復興黨，畢竟有基本基建、福利和就業保障。但民主化後的伊拉克新政府貪污更嚴重，在國際透明組織的全球貪腐觀感指數位列倒數12，比蘇丹、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家排名更後，青年失業率高達25%，是整體失業率的兩倍，加上經常斷水斷電。諷刺地，不少人開始懷念起薩達姆時代的穩定。


境外「太上皇」勢力離地失民心

由於貪腐問題難以解決，伊拉克群眾又開始把憤怒苗頭向外國勢力轉移。自從薩達姆倒台，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幾乎唯什葉派龍頭大國伊朗馬首是瞻，伊拉克什葉派最高精神領袖西斯坦尼影響力固然龐大，但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太上皇」影響更不能低估。由於新伊拉克在美國堅持下厲行「去復興黨化」，嚴禁前朝精英進入新政府，除了逼得這批失去特權的精英投身ISIS等激進組織，也令新一代權貴成為伊朗附庸，對一般人的訴求，愈來愈離地。這一波示威最終演變成群眾高呼「伊朗滾出伊拉克」，更焚毀伊朗駐伊拉克聖城納杰夫的領事館，一切制約都已解禁。

乏人選破困局 香港更不堪

西斯坦尼、什葉派老牌民兵領袖薩德爾等都感到形勢不妙，紛紛和現政府割席，這固然加速了總理辭職的決定，卻令群眾運動得到更大momentum，更難收拾。伊拉克新一代強調「無大台」，對任何傳統領袖都不信任，對各派系之間的共識政治充滿犬儒。要運動終結，除非是憲法層面的改革，增加直接民主元素，減低精英閉門造車，但這除了涉及內部權力重新分配，也觸及敏感的國際持份。要是buy time，伊拉克群眾信服的反恐英雄阿沙迪因為被現政府解僱，倒是打破困局的理想人選。可惜香港連這樣的人選也沒有，「太上皇」勢力只有更龐大，結構更難解，奈何。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特區政府的夢囈：異哉「香港國際地位與美國無關論」

在過去數月，特區政府發言人（通常是某位局長）回應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都是跟隨同一個template，以三大耿爽式政治正確論點，作如下宣示：

1.香港特區的國際地位是《基本法》賦予的，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恩賜；

2.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源自香港在GATT（世貿前身）的會員地位，並非任何國家所能單邊改變；

3.美國以國內法凌駕國際法，不符合國際關係原理，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耿爽式」政治正確 照本宣科

然而這些說法恍如處於平行時空，不但突顯了對國際關係的教條式理解，也似是夜行人的哨子。曾經在不少場合，聽見台上官員如斯讀稿，身旁的商界朋友，無不訕笑，不妨簡述之。

1. 任何國家都可以建立無限個「特別行政區」，例如一些島國讓每一個小島都有「自治郵政權」賺外匯，又像朝鮮也有新義州特區、開城工業區，這些確是內政；但其他國家是否當它是一回事，卻是他國的內政。新義州特區就是典型鬧劇，連朝鮮盟友中國也視之如無物，還在特區成立後不久，拘捕了金正日委任的第一任「新義州特首」楊斌。而綜觀全球，一個國家無中生有、而不是源自前殖民地一類歷史淵源建立的特區或自治區，得到像香港這樣國際地位的，絕無僅有。沙特阿拉伯正籌備自己的特區，專程來香港取經，就是擔心不被國際社會重視。

2. 世貿成員都是獨立經濟體，理論上都是單獨關稅區。但世界各國怎樣看待這些關稅區，卻又是它們的內政。例如美國以同一政策看待歐盟關稅聯盟的成員國，這些國家之於美國關稅政策，就是一個整體；又如美國通常以同一基準看待一批島國，那又是一個整體。假如日後世上主要國家，都直接把對中國大陸這個經濟體徵收的關稅（及其他包括簽證、配額、外匯等政策），完全一樣的施加於香港，技術上，香港依然是世貿的一個成員體，但實際上，關稅政策已經和「一國」沒有分別。

中國激烈回應事出有因

3. 美國作為此刻的全球第一大國，自由主義陣營領袖，對國際關係軟硬規則的設定，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假如美國真的廢除《香港政策法》，也就是不再視香港為一個「一國兩制之下的非主權實體」，又或假如美國日後對中國大陸、香港一視同仁徵收同一關稅及應用所有政策，對其他國家來說，會造成一個震撼式連鎖效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已列明，要求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等盟友跟隨；假如美國真的拿香港獨特地位開刀，跟隨vs.不跟隨的國家，大概就是「新冷戰」的勢力範圍圖，相信和是否承認科索沃獨立的各國分佈圖，大同小異，也就是在聯合國會員國當中，大概50：50。但支持美國的50%，會包括歐盟主要國家、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內部屬於親美陣營的一半國家，屆時香港要維繫國際地位，就是全情投入一帶一路，也被廢一半武功。

要是美國這條法案只是紙老虎，中國外交部又怎會如此激烈回應？美國月前才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中國自然也高調譴責，但力度全然不同，怎會事出無因？特區政府官員照單全收政治正確答案前，是否也可以考慮加入common sense在官方論述，去遷就香港人早已開竅的國際視野？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特朗普簽《香港人權法》 英國蝴蝶效應

【明報專訊】美國感恩節前夕，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一步程序，除了行政機關的具體執行，還有世界各國的後續。法案現有內容並不太辣，但根據美國國情，未來可以不斷加辣、推動延伸法案，對北京而言，後患無窮。然而更大的後患還在於以下條款：「與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日本、韓國等盟國共同協作，推廣香港的民主與人權」。

法案條款埋「中國包圍網」伏線

這條條款在過去幾年的草稿是沒有的，在這次的第一稿也是沒有的，屬於眾議院版本最後添加的內容之一。世界各國不可能得失中國市場，沒有美國的牽頭，並不容易推動香港法案；但有了這條條款，被美國點名的盟國起碼有責任回應，這製造了訂立類似法案的土壤。假如各國通過香港，結成一個中國包圍網，林鄭月娥通過《逃犯條例》製造的完美地球風暴，還不過剛剛開始。

我們不妨前瞻一下各國立法的前景，而美國以外，香港最重要的國際持份者，自然是英國。英國立法的道義責任，其實比美國更大。

英未主動行動四大原因

至今英國未主動行動，一來是脫歐亂局令國內政客疲於奔命；二來約翰遜路線始終希望中國是脫歐後的經濟解藥之一；三來英國本土派傳統上，憂慮香港人大舉湧入，淡化本國人口；四來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類似BNO地位一類問題已解決，單方面改變，容易予北京口實。早前與一些英國政府的朋友商談，他們對最後一點尤其堅持，依然自我催眠「一國兩制實施良好」，令人語塞。


但經過過去六個月的香港運動，以上四點都已出現微妙改變。英國脫歐在大選後，相信終會落實，而由於耗時甚久，政客對一邊脫歐、一邊處理其他議題，漸成共識。中國固然是英國經濟出路之一，北京依然寄望倫敦成為「一帶一路」歐洲入口、乃至華為在西方的突破口，但美國的壓力，令倫敦也不敢輕舉妄動。

加上香港人顯示出來的團結和經濟能量，對脫歐後的英國也有吸引力：假如全體BNO持有人得到英國公民身分，他們的資產同樣被英國接收，這已經是一個大數字；假如他們協助英國，在一個小島再建立一個「新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或起碼在英國脫歐後製造多一個BVI，這同樣是「新英國」一個出路。

李嘉誠在曼徹斯特大舉投資，幾乎成為城主，英國看在眼裏，難道還不明所以？英國也可以通過香港人，「激活」白人主導的小英聯邦（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讓四國簽訂條約，共同承認BNO持有人的公民身分，那是多贏局面，這個小英聯邦的進一步整合，可能比歐盟更符合英國國家利益。

功利計算 英本土派接收港人戒心減

有了這些計算，英國本土派對接收香港人的戒心大降，英國政客聲援香港的聲音逐漸增強。加上北京主動說什麼「《中英聯合聲明》已是歷史文件」，為英國推動香港法案製造了合法性，可謂求仁得仁。早前英國上議院通過無約束力動議，建議英聯邦國家給予BNO持有人第二公民身分、制定全面國際解決方案、立法加強監察《中英聯合聲明》、追究違反人權者的責任，其實就是英國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且糅和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前宗主國責任、BNO議題、和整個英聯邦這三大題目，比美國的法案更有深遠影響。

雖然下議院跟隨的門檻甚高，但不少港人游說團已開始在英國活動，以港人在英國的潛在影響力，配合目前形勢，再下一城，完全可能。這條戰線給予北京進一步實踐「全面管治權」的制約，潛力甚大，值得大家共同努力，特別是曾經在英國工作、讀書、做生意的香港人，是時候，善用大家的網絡做實事了。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Do So：大數據操控的「千里達白票運動」，與……

【明報專訊】香港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早前有網民發起的「白票運動」並未成為潮流，最終以泛黃陣營的壓倒性大勝告終。正如日前講述，提出投白票的網民有其理論基礎，意見應被尊重，不應簡單以「鬼」視之；但假如有其他勢力刻意操作議題，卻是另一回事。在區選前夕，我們的網絡大數據分析顯示，在連登等討論區，鼓吹投白票的帖子總數，忽然升得不尋常地高，和以往日子數量、其他網絡平台出現率或最終投票結果等相比，都不成比例（例如那些最激進的Tg群組，都一律反對白票）。

連登鼓吹白票帖文異常升高

以上觀察，令人想到2010年加勒比海的英聯邦國家千里達（又譯特立尼達）大選，這案例因為被選入Netflix紀錄片The Great Heck，而成為大數據政治經典。千里達和多巴哥本來以加勒比海非裔人為主，他們是非洲黑奴後裔與拉丁美洲原住民結合而成；但英國殖民期間，大舉引入來自南亞次大陸的勞工，到了後者歸化入籍，印裔反客為主，成為千里達一個足以和非裔平起平坐的重要族群。千里達獨立後，選舉圍繞兩大族群運作，變成了身分認同政治。

2010年大選前夕，千里達網上忽然興起了一個名叫「Do So」的運動。運動由一名80歲老人交叉雙手，拒絕現任總理進入家園拉票的故事得到啟發，網民紛紛表示對官僚主義不滿，繼而出現了一個論述，就是選舉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的小圈子遊戲，投票只會加強了對這個不公義制度的認受，所以應該拒絕投票或投白票，以示不滿。運動以交叉雙手為政治語言，成為青年反抗文化的一部分，出現了Do So塗鴉、Do So手勢、Do So舞步等。假如Do So真的令更多人拒絕投票，理應對兩大族群都有影響；但因為印裔家庭觀念較重，投票往往是一家人集體參與，只要Do So大行其道，印裔政黨就是贏家。最終選舉結果，印裔政黨憑藉關鍵選區的搖擺票獲勝，成為新一屆執政黨。

外力干預加勒比海島國疑案

根據The Great Heck，Do So不是一個自然出現的網絡文化，背後策劃的，正是後來因為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而聲名大噪的大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這紀錄片揭露，千里達的印裔政黨聘請了Cambridge Analytica，而因為千里達缺乏有效的私隱條例，可以很容易鎖定非裔年輕人這目標群組，對其作密集植入式廣告宣傳「拒絕投票」，令本來很小眾另類的運動，慢慢變成主流。當選的印裔總理否認指控，表示對一切不知情，至今在當地政壇依然莫衷一是，但起碼有印裔組織承認為了選戰，確曾接觸Cambridge Analytica。


說了這麼多，並非要說明區選前夕的「白票運動」，一定受到外力干預。但假如從事大數據分析的朋友察覺異動，確有責任提出數字，讓網民自行研判，這才能一方面避免把提出意見的網民盲目否定，另一方面避免有心人有機可乘操作選舉。我們在選舉前夕分享了相關數據，希望盡一己責任，即如是觀。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鄭文傑案與中英關係：「銅鑼灣書店2.0」，只有更恐怖

【明報專訊】昨天BBC、《每日電訊報》、《華爾街日報》等外媒，同步刊登前英國駐港領事館職員鄭文傑（Simon Cheng）的訪問，講述他如何在西九站內地管轄區被「送中」，嚴刑逼供他指證「英國策劃反送中運動」的經歷，有如銅鑼灣書店案2.0，而嚴重程度倍之，「老虎櫈」一類酷刑，過往只在博物館看見，讀來令人不寒而慄。

銅鑼灣書店案發生時，我也曾寫過評論，但由於有距離感，坦白說，只是不痛不癢的評價一下瑞典外交政策，和今天的感覺，完全不同。一來經過過去六個月，全體香港人早已覺醒，見山不是山，不可能再自欺欺人；二來，Simon是認識的朋友，一位國際關係畢業生。雖然他在英國領事館工作，但並沒有英國護照，只是特區護照和BNO持有人，從小到大嚮往國際關係研究，先走到台大讀國關本科，再到英國LSE讀碩士，這樣的背景，和我身邊無數品學兼優、滿腔理想、而不失傻氣的香港朋友、學生，毫無分別。他出事時，他的親友曾找我們幫忙，到最後發現是這麼回事，那種震撼，至今未能消化：這種事，真的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港人覺醒 難再自欺欺人

在國際關係，大使館、領事館的本地僱員，常有成為condom的風險，例如十年前，英國駐伊朗大使館的本地僱員就被當地政府拘捕。但鄭文傑案的關鍵，除了他在英國領事館的底層員工身分，還有其他要素：他有朋友從內地來港參加「反送中」遊行，他本人也曾參加遊行，結果被迫招認「英國付錢策劃反送中以外，還被逼供所謂「內地反動網絡」和「香港反動網絡」成員名單。究竟香港人此刻還有多少私隱，人面識別、信用評級、大數據這一套是否已經存在，想也不敢想。

「送中」操作恐成「風土病」

假如香港人在任何地方遇上這類事情，特區政府還可以出頭，但當事發地點在內地，特區政府的line to take，可想而知。曾聯繫過政府內的朋友協助，他苦笑，我想想也是，易地而處，能做什麼？鄭文傑到了香港管治的西九閘口前，被「請」回內地，應是一地兩檢通過後首宗這類案例。他在訪問中透露，被逼供期間，有操純正港式廣東話的警察出現，也遇到其他香港年輕人被囚，不知道他們是在內地被拘留，還是從香港直接「送中」。


言猶在耳，身邊一位朋友被香港警察拘捕超過48小時而未有音信，徵兆相當不妙，家人看見鄭文傑案，更憂心忡忡，擔心這種操作已成風土病。假如中國政府不能對港人人權作出保障，鄭文傑作為BNO持有人，英國有道義和法律責任提供全方位保護。檢討BNO持有人應有權益，也不能再逃避了。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黎巴嫩的全民反精英

【明報專訊】和香港同步出現的大型抗爭運動，還有黎巴嫩。不少人以為這個內戰後紙醉金迷的國家，和香港不具備可比性，但在全球蝴蝶效應下，沒有什麼是完全無關的。

黎巴嫩經歷慘烈內戰後，變成敘利亞附庸國，而敘利亞最終被迫撤兵，源自2005年的「雪松革命」。這場革命的導火線，卻是現任總理薩阿德的父親哈里里被神秘暗殺，敘利亞被認為是黑手。自此敘利亞、真主黨、什葉派陣營在黎巴嫩的影響力下降，政府恢復了根據教派劃分權力的傳統，似是「一切回復平靜」，各大教派之間的表面和諧，也似得到恢復。近年到過黎巴嫩的朋友，無不對當地物價高企的party life印象難忘，卻不知道這只是幻影，背後隱藏着嚴重貧富懸殊和社會矛盾。

一丘之貉 各派領袖合謀自肥
背後的Root Cause，從前被認為是教派衝突，基督教馬龍派會怪責真主黨、伊斯蘭什葉派會怪責以色列，各方都有「外國勢力」作稻草人，這些「主要矛盾」，就蓋下了其他「次要矛盾」。但隨着互聯網解放了群眾的政治潛能、打破了精英壟斷，一代人逐漸覺醒，發現其實各派系精英表面上是政敵，實質上卻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共同既得利益者。就像現任總理薩阿德，因為群眾同情其父親之死而上台，施政卻始終偏袒大地產商、銀行家利益；其他派系領袖，也大多是各行業的既得利益者，情願對一般市民、而不是大企業加稅，不斷舉債，令黎巴嫩成為世上欠債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慢慢下來，各派系的精英逐漸被人民離棄而不自覺，反對派、少數派領袖作為「建制維穩B隊」的身分，卻逐漸廣為人知。香港新一代除了反建制，也急速離棄傳統泛民主派，認為後者爭取了數十年一事無成，除了成功令自己進入精英俱樂部，根本是建制的同路人和暗棋……兩者背後的邏輯，幾乎一模一樣。


4年前，黎巴嫩爆發了一波抗爭，導火線不過是垃圾處理不善，就演變成全國運動。當時已經是一次跨黨派、反精英的協作，但並未為人注視，正如香港3年前的旺角黑夜，導火線也是由交通警引起，反映了一代人的全新行為模式，當時同樣未有廣泛理解，殊不知卻鋪墊了更大規模的反彈。

癥結未解 總理下台難息民怨
這次黎巴嫩抗爭的爆發點，源自政府向WhatsApp等通訊程式用戶徵稅每日0.2美元，這樣的民生議題，逐漸成為各派系平民共同反對的惡法，示威者要求政府全體下台，撤回各種新稅。訴求的背後，還有其他結構性問題，例如銀行缺乏美元儲備，帶來通脹恐慌；水電長期不足，令民眾要另向私人公司自費購買；年輕人的四成失業率，令社會充滿剩餘勞動力等。改變這些結構的唯一可能，就是打破既得利益階層的教派政治，不容許他們再合謀殘民自肥。

結果運動又是由街頭示威，演變成全國抗爭，出現了不少香港式人鏈，再得到大量海外僑民聲援。即使政府試圖以改革平息民憤，連薩阿德也宣布辭職，但群眾認為Root Cause仍未被注視，能量也就持續下去。當香港成為全球抗爭取經聖地，令人何其唏噓。

（全球抗爭系列之二）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皮諾切特借屍還魂的智利

早前歐洲現存最古老的報紙、丹麥報章《Weekendavisen》，製作了一個全球抗爭特輯，認為從香港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城市抗爭運動，可見將來並沒有end game，將會成為全球範疇的「永續革命」，並訪問了包括筆者在內的一大批學者。和香港同期出現抗爭的案例很多，值得逐一思考，包括智利。

與港天涯海角 相互關聯甚多

智利和香港位於天涯海角，但相互關聯甚多。七十年代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的智利強人皮諾切特，正是效法積極不干預的「香港模式」，促成經濟復蘇，除了得到經濟學大師、「香港模式」頭號粉絲佛列文嘉許，也成了美國總統列根、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等的密友。皮諾切特下台，和香港回歸中國，都被視為同一經濟模式的挑戰，但今天智利依然有一個自由港伊基克被稱為「小香港」，和面目全非的舊香港，一起掙扎求存。香港和智利都是APEC成員，智利也是極少數與香港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體，據說與某位酷愛智利紅酒的特區政府前官員任內大力推動有關。

說了這麼多，智利這波運動的導火線，和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一樣，都只是Root Cause的冰山一角。當號稱南美最優秀公共交通工具的智利地鐵加價30披索，群眾怒火開始爆發，發動一連串抗爭，包括跳閘、縱火等，逐漸演變成過百萬人大示威、全國警民大混戰，一切都和香港相像。不同的是智利最終出動了正規軍，造成多人死傷，總統不得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明言與暴力軍警割席，這部分的劇情會否在香港上演，卻是另一回事。

軍法管治道統 最深層不滿難解決
智利的結構性問題眾多，隔岸觀火，容易歸咎經濟原因，就像不少外媒早前附和特區政府的「土地問題論」，而見樹不見林。誠然，智利雖然國家富有，但生活成本不停上漲，堅尼系數高達0.5，為世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如此失衡，必然存在結構性貪污、寡頭政治，例如現任總統皮涅拉就是全國三大首富之一，擅長利用裙帶資本主義漏洞製造「收成期」，信奉「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哲學；權貴都懂得以各種名目逃稅，令資源分配失衡，公營開支緊縮，教育成本高昂，公私合營的醫療制度資源短缺，社會保障不足。智利多達四成稅收來自服務、銷售這些累退稅，大企業及銀行的稅率卻偏低，其實任何社會問題，都會引爆火藥。


但另一個結構，似乎比經濟更難解決，就是智利的軍法管治道統。現今的智利憲法，依然是皮諾切特訂立那一套，一方面要自由主義市場化，另一方面不設最低工資、打壓工會，背後有一個特權階層繞過民眾、管理一切的理念。即使皮諾切特倒台，這套理念依然根深蒂固，因為到了最後，軍隊依然是最後憑藉。就像這次智利引用緊急狀態，屬於皮諾切特以來首次，但就像香港以緊急法「止暴制亂」，只會激起群眾對政體的最深層不滿。問題是要改變這套潛規則，觸及大量收成期老人的既得利益，只會成為永續抗爭，社會撕裂得難以附加。一切豈非似曾相識？

沈旭暉（GLOs創辦人、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約翰遜，不是英國特朗普

約翰遜當選英國新一任首相，以脫歐公投人氣急升的他，一直被外界看作「英國特朗普」。想起上個月在香港總商會，進行了一個關於英國脫歐的講座，談及約翰遜與特朗普的比較時，一位英籍觀眾極不認同，說出了大量理據。會後他走過來，以流利廣東話和我交談，原來他是約翰遜競選辦的人，曾安排約翰遜來香港與英僑見面，他再三保證：他不是特朗普，除了髮型相像。

首先，特朗普有根深蒂固的反精英情結，也靠這情結開拓了「另類右派」光譜，作為挑戰傳統精英話語權（和其他權力）的基礎。但約翰遜是最傳統的政治精英出身，和金馬倫屬於同一結構，只是在脫歐公投使用了一些民粹技巧，來爭取注意力，那位商會朋友說，「邱吉爾當年不也是這樣？」約翰遜的盟友都是傳統精英，並沒有製造類似「另類右翼」的光譜（因為那屬於脫歐黨的法拉奇），領導保守黨後，只會以邱吉爾自居，而不是顛覆黨的外來者。

特朗普對世界採取單邊主義立場，儘量脫離國際組織的制約，而對英國脫歐，他和背後的盟友一直持支持鼓勵態度，因此令人懷疑約翰遜是否也有同樣外交路線。但他雖然屬於脫歐派（其實也是公投前才改變立場），一貫外交主張卻是多邊主義，一來英國已沒有條件去行「單邊」，二來英國脫歐後反而更需要國際盟友，這一點曾為外相的他最清楚。所以無論是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好，和英聯邦的白人國家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簽訂類似協定也好，約翰遜都希望儘快找到歐盟的（部份）替代品；而且約翰遜擔任外長時，曾譴責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定，至今英國也希望當伊朗和美國的調解人。

針對中國，特朗普雖然口徑不時改變，但中美貿易戰、乃至中美新冷戰在他任內開打，乃客觀現實。英國要脫歐，更不希望得失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無論是對華為、還是對貿易議題，英國都比美國身段軟得多，也沒有美國納瓦羅一類的反華派在要職。對香港，約翰遜的興趣遠遠不及他競選黨魁的對手侯俊偉，似乎對北京反應的顧忌比特朗普要大，由於中美關係已變成結構性矛盾，約翰遜大概更希望在雙方當中穿針引線，多於徹底和美國統一口徑。

總之，約翰遜成為首相後，首要任務自然是脫歐，和尋找脫歐後經濟上、外交上、社會上的過渡方案，已沒有餘力推行其他施政。無論言詞作風怎樣，約翰遜進入了唐寧街十號，更可能是逐步主流化、而不是「特朗普化」，一來他短期內沒有脫歐外太大的發揮空間，二來他也未見有誘因大規模改變內外制度。在社交媒體上的形象，卻是另一回事。

小詞典：約翰遜（Boris Johnson, 1964-）

英國政客，伊頓公學、牛津大學古典學畢業，保守黨員，與前首相金馬倫為同學，畢業後從事報社工作，2001年當選下議院議員，2008年當選倫敦市長，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2016年成為脫歐公投的旗手之一，公投後進入文翠珊內閣為外相，2018年辭職，2019年當選保守黨黨魁兼首相。

致林鄭：悲劇後, 再無中間派

記者甫坐下，沈旭暉便說：「十年前你和我做過訪問，我有時翻閱，問自己有沒有變？我覺得香港比我們變得更多，一些以前覺得有價值的工作變得沒價值。也是時候找回自己了。」

歲月催人老，元朗事件催人淚。雖然如今他走進商界，身為李澤楷的Pacific Century Group高級副總裁，負責海外業務發展，不便參與太多社會事情，還是受訪傳達一些訊息，坦言沒向公司申報，意見只代表自己，畢竟他依然是大學教授

沈旭暉在訪問中分析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本原因，政府外交與內交失誤一步一步推到死局，沙盤推演未來局勢發展，他最後寄語林鄭月娥在周末元朗危機爆發前「做回自己」，弦外之音處處。
撰文：陳勝藍
攝影：梁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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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從當年沈旭暉飽學回港說起，正所謂傳統精英，他自覺這種人在社會各崗位都應該得到更多重視，於是逐步建構一個包括建制、商界、學界、公民社會的網絡，自己定位於光譜的中央：「例如昨天在個人facebook發表關於元朗恐襲的定義，居然有過萬次分享、兩萬個回應。我們要的效果，是關鍵時刻一錘定音，網民分享時說：『連呢條hihi都咁講！』這是中間光譜的影響力，而唔係走去參選、做行會。」

他有把握是最能聚集靠近中間的KOL，但覺得是時候說夠了，元朗的事令一切不能回頭，有責任敲鐘，「我真身如何思考，身邊朋友很清楚，但為了以上角色，每一句說話都要戴頭盔，不時要做一些主旋律行為儲血，留待扣血所用，很累，也挺討厭自己。」並笑說在北京眼中，《蘋果》訪問會扣很多血。致力令體制內的離地者知道外界發生甚麼事，腳板觸碰地面，如此遊戲必須建基於社會尤其政府重視溝通，他的角色兩面不討好，但大抵招架得住，也被看成少數能溝通左中右的人。然而他說這條路是deadend，2012年開始社會明顯兩極化，原本已不怎平坦的道路生出荊棘。

政府不願溝通　why I’m here?

「泛民、本土一極的意見容易理解，因為一切能見，佢哋鬧，我見到；激進建制一極的小動作難防，因為見唔到。」沈旭暉訴說：「即使是提醒續領BNO，也招致屈姓婦人口誅筆伐寫報告；知道個人投資的公司搞北韓旅遊又寫內參；為台灣朋友寫序又是勾結。我不斷告誡自己，勿忘初心，不要加入政府，不要參加選舉，不要有閃卡，財務絕對自主，他們就不能怎樣，但如果政府不願溝通，why I’m here?」

近年政府以衝突方式管治，他宣佈其角色的歷史任務終結，「不得不承認，以上理念在2012年後完全失敗。12年前也沒有民主，但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分配資源機制，雖然大家未必很滿意，起碼看見有個制度，但2012年之後出現版塊漂移（學術用語），自此每個社會階層都躁動不安。」

他指出這點正是社會深層矛盾的根本原因，「原本problem solving，但近年變成製造內部矛盾管治，不理會真正的root cause。其實政府角色只有一個，合理地分配資源，不管民主、威權都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藝術；分配傾斜了，就把大多數人推向對立面，也就是現在。過去兩年，很多人以為特首換了人，問題已解決，但我很憂慮，因為root cause不但沒有改變，big data算出更傾斜；此外網絡怨氣更大、只是對政府已完全放棄，根據keyword反而看不見。」

然而香港的資源分配是個複雜遊戲，他解釋：「持份者很多，包括一國兩制的國際持份，當全世界不給予特殊待遇，那就不是特區；利益集團多了內地派系；香港人充權和民主的期望等等。」他說近年上市公司成份、政府委員會任命、荷蘭水蓋派法反映的利益嚴重傾斜，由於這種新結構毫不受民主機制制約，也沒有傳統精英fair play的精神，越來越多人不滿，街頭只是表面，背後是大量持份者對管治失去信心，2014年及今年兩場社會運動正源出於此，「反《逃犯條例》的巨型震撼，和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的root cause很類似，但入面的人不明白。網絡時代一切推倒重來，反精英是根本文化，真身和分身交替合作，暗黑和陽光平行時空。人家每秒改plan，你卻越來越官僚，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但每次談起，政府都活在夢中。」

維穩取代溝通　製造矛盾

曾幾何時持份分佈合理，當權者懂得對社會矛盾追本溯源，例如1956、1967暴動後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社會可以回頭，「殖民政府給予代理人適量的權限和尊重，他們才有影響力穩定大局，而且望之似人君。」近年真正人才投閒置散，維穩取代溝通，不斷製造矛盾，結果社會當然以抗爭回應，「上中下層都覺得利益分配不均，對立面變得極大。青年覺得反正上不了樓，改為追求更崇高的理念，對社會制度cynical，但同時很pure而少計算，跟他們談多了，不禁反省我們一代是否太精算？我們應該愧疚。其實我們一代怨氣不比他們少，就像在大學，官僚不知道世界改變，以為可以繼續過時的壟斷，我們自然離開。」

記者同意沈兄之見，但覺得管治藝術對特區政府來說太高深，還是維穩易辦，他回應：「我有個比喻，香港有今時今日是無數巧合及設計之下，得出來很脆弱但又完美的藝術品，天衣無縫，但過去幾年由農民工去加工，不知哪裏是活路、有用的機關、最脆弱的位置，就用紅毛泥石屎放上去，這地方已變得不倫不類。我想很多官員不理解香港先天設定，公務員的執行思維，本來就和戰略絕緣。」

沈旭暉指出香港獨一無二的國際身份是其真正價值，不能迴避各國在香港的利益；銀行很難無視美國針對金融反恐的法律；香港行普通法，很難閉上眼不管英國法制，「香港對全中國最大的價值，官方說法是讓資金『走出去』，民間說法叫做使錢，不管甚麼名稱，這是很有用的機器。幾月前我訪問沙特，他們想造一個香港出來融資，但做不到的，即使中國想用上海取代香港也不能，因為沒有國際endorsement。如果香港失去國際化這個特點，對中國、世界都沒有價值。」

因此沈認為香港政府應該明白對「外國勢力」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他們的存在怎樣和北京共存，北京的批評哪些只是文宣可以不理，而不是碰及外國、台灣都像見到佛地魔不敢言。「政府不懂國際，也不懂『內交』，特別是這任公務員政府，完全不懂和中央及省市博弈。例如大灣區本身很簡單，香港的唯一價值就是國際身份，既然如此，特區政府有bargaining power，可以一方面歡迎鄰近地方像東南亞那樣派錢『走出去』，既然提供了服務，就可以更高調捍衞兩制的不同，而不是迎合。」沈知道很多網民對大灣區很有意見嗎？「只要大家看見我們相信的價值觀、生活模式都有更厚的防火牆，減少不必要的接觸，中港矛盾就不會現在這樣，相敬如賓不是更好麽，但政府不懂，拿不到更多資源，又無勇氣講數，結果又是加深矛盾。」

《逃犯條例》悲劇正是這樣，不懂國際、不懂內交，打破百年潛規則。元朗恐襲超越香港人能接受的底線，沈旭暉自言整夜難眠，無綫前主播柳俊江當晚頭破血流，他也是沈的start-up partner之一，兩人開了公司，眼見拍檔被毆難免激動，「但我更憂慮的是這反映有更多瘋狂玩家在大局中。自此群眾鬥群眾格局已生，仇恨已成，再也不能回頭，雙方激進派都不懼怕流血，認為這是改變現狀的關鍵；政府失控，警察失信，在過去兩個月，每一個大小動作都是完美錯誤，已沒有任何官方機制能避免衝突中出現人命傷亡。我們有不少思維相近的秘密群組，這兩個月努力在不同崗位挽救，但元朗之後，大家都得出結論：certified。」

不懂外交內交　推向死局

他擔心一旦出現進一步傷亡，仇恨再升級，更激進的行為陸續有來，「香港社會抗壓力弱，不像我們在外國讀書，總算與催淚彈一同成長，香港的中產看見老鼠都會尖叫，心理上很難接受這氣氛或傷亡持續，屆時人心惶惶，就會出現建構主義的『規範突變』。除非強硬鎮壓，但一旦有大量傷亡必然國際制裁，屆時香港金融功能失效，中國外交的連鎖效應更難估計；假如政府繼續不能管治，輿論戰fake news橫行，例如這幾天，大眾心理崩潰，同樣不歸路。」

即使上述一切都捱得過，仍有很多潛伏危機，「運動至今股市沒跌，大概阿里巴巴上市之前就會跌，但之後總有金融風暴，或衝擊聯繫匯率，美國、台灣大選一齊出現，怎處理？特區政府依然停留在『撤回』還是『壽終正寢』的層次，好恐怖。政府有請過我分享，但我不是麥美娟，見面客客氣氣，又是浪費時間，反而通過你們更重視。」如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已太遲，但他仍促請政府今周內盡這本份，並保證限期內問責交人，處理普選議程，否則後續悲劇——例如本周末元朗——非今天所能料。

「社會賢達、學者、商界精英說了多次你仍不做，到了無可挽回、社會信心崩潰，從此這班人會怎樣？死心，直接ignore政府，想辦法以自己的方式拯救香港，而我們都是有資源、有人脈、有辦法、活在新世界的人，只是在現有結構無用武之地，自我封印罷了。假如周末的群眾運動悲劇收場，政府徹底失信，我肯定，香港從此不會有真正意義的中間派。」

那他選擇怎樣？「總之，我不會放棄香港，身邊兄弟徹夜討論，找一條路，雖然未有定論，但單是這種發自內心的團結，忽然爆發的知識交流激盪，都令人從廢中回到廢青情懷，也隱隱看到香港的希望。」

很多人以為沈旭暉移民新加坡，其實他已安排移民葡萄牙，並在那裏置業，翻看他當年對梁振英上台後的預言，2012年就看到香港焦土化，走位靈活的他，毅然終結本來是香港最年輕副教授的學術生涯，「但縱然這樣，說過無數次離開香港，始終就是會回來，土生土長對香港的情懷實在很難解釋。假如林鄭也有這種情懷，為甚麼不盡力挽回悲劇？就算失敗，at least we’ve tried ok？至於the day after tomorrow，到時再說吧。」

蘋果日報-蘋人誌201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