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宗@全球化廿一世紀

【咫尺地球】若望保祿二世幾乎比《教皇錄》所有教宗都神聖，不過他對教廷的最大貢獻，並非協助瓦解共產帝國、或擁有面斥布殊的驕人履歷，而是為梵蒂岡設下全球化時代的獨特角色。若上帝賜予新教宗足夠智慧，「教宗之死帶來世界末日」一類花塔瑪預言又不成真，梵蒂岡的國際地位還有上進空間。

「全球最大NGO」

政治學者David Ryall把梵蒂岡稱為「全球最大NGO」，因為這位教宗刻意劃定若干普世價值為「運動」方針，採用民間壓力團體的「lobbying」方式向全球施壓。施壓對象並非個別政府，而是整個國際法體系，這唯有教廷做得到。

梵蒂岡「NGO化」有兩個轉捩點，一個是1994年的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一個是1995年的北京婦女會議。會議期間，教宗親自指揮全體高層游說所有國家反對墮胎，重點「鬥爭」對象是克林頓治下的美國。當時克林頓堅持墮胎是天賦人權，教宗並沒有糾纏於道德字眼，反而運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反制。一方面，教宗鼓勵美國國內的天主教會向克林頓政府施壓，動員力量包括美國內部的選舉樁腳（這樣梵蒂岡能夠避開直接責任）﹔另一方面，教宗與伊斯蘭教國家結盟，依靠「第三世界票」阻止美國通過全球墮胎合法化議案。這是對美國霸權的當頭棒喝，對非政府組織卻士氣大振。

當然，教廷在各國都有官僚支部，是梵蒂岡能夠同時肩負國家和NGO責任的先天因素。所以美國汲取教訓，近年密謀自我「梵蒂崗化」（參見本欄前文），令廿一世紀可能成為這兩大勢力的戰場。

梵蒂岡大公會議的遺產

教宗也是全球化理論「人權高於主權」的先驅，不過他的體系相當有技巧﹕承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但同時認可國情相異。是否挑戰各國政權，表面上下放到各地主教，容許了模糊化的空間。

上述理論基礎源自著名的「梵蒂崗第二次大公會議」(1961-1965年)，當時的教宗保祿六世把教廷定義為「有形可見、又是精神的團體」，鼓勵教友參與政治生活。這種參與不同於過往教宗與墨索里尼簽訂互相承認條約、秘密協助納粹戰犯逃往南美等不光彩往績，只是以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為基礎﹕即通過在非教會主導的國家建構話語權。例如在波蘭無人談論人權時設立「人權小組」，以非政治化的方式，慢慢改變在地國的意識形態。

「梵二會議」讓各國主教調節政治立場，特別是中南美洲的教會開始轉向反政府陣營，扭轉了教會和右翼獨裁政府的合作關係。背後原因是同一會議讓本國語言取代拉丁文彌撒，簡化宗教儀式，令天主教平民化、本土化。若望保祿二世把本土化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特別重視樹立黑人、華人等虔誠樣板，以示天主教與世界各國都能夠兼容並包，刻意利用足球、搖滾樂一類全球中介軟性傳教，維持天主教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教宗加速共產帝國崩潰，是全球化重要里程碑之一，印證最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對梵蒂崗的NGO政治，居然毫無還擊之力。

教宗以跨國方式讓「教廷價值」不斷擴大，但策略與布殊相反，對單邊主義深惡痛絕，這是他最受肯定之處。他曾有下列名言﹕「全球化本身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在於缺乏有效的機制使全球化走上正軌」，所以反對自由市場取代道德規範，反對布殊把福利主義視為妨礙窮人上進的思想，提倡「一種不剝削他人的全球化觀念」，視同時信奉唯物市場主義和宗教至上的美國新保守運動為比蘇聯欺騙性更大的「敵基督」。

跨國機制的最後守護神

現在世界各國有的提倡劃一的價值，接受單邊獨大﹔有的強調國情、寄望聯合國一類平等體系。教宗希望成為兩者的調和，以天主教道德價值建構各國平等的機制。若個別國家不接受教廷的前提，則通過對蘇聯的「滲透模式」、對美國的「lobby模式」兩大武器，逐步改變當地的意識形態，而在牌面上卻會無限尊重各國的尊嚴。這道公式足以成為梵蒂岡跨世紀接班人的指導思想。若望保祿二世是一位與時並進的政治家。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