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25日星期六

約旦Vs敘利亞﹕恐怖分子數量與「國家邪惡度」的反比

【咫尺地球】數天前,在航向西奈半島的渡輪上,和一名伊拉克新精英晚膳。他在薩達姆時代的月薪是1美元,現在聲稱月入數千,邊抽雪茄邊讚伊拉克民主進程,同時堅持把我吃剩的飯菜統統吃掉。「我們伊拉克人是不能浪費東西的。」他認為在伊拉克搞抵抗運動的罪魁是相對富裕而親美的約旦人(特別是扎卡維),反而被美國點名為「邪惡軸心外圍組織」、執政者與薩達姆同屬阿拉伯復興黨而相對貧窮的敘利亞,對支援反美大業興致奇缺。

敘利亞「管治鬆散」﹖

這些觀察雖帶有偏見,但也帶出兩個悖論﹕一般相信生活愈艱難的人,愈易走向激進主義﹔獨裁政府愈反美,國民則愈易受官方文宣影響,有美同反。中東民間現狀卻推翻了上述「普通常識」。言則何以約旦人更易走向伊拉克戰場﹖

這問題教我想起與一名約旦司機的長程對話。這名友善而好色的穆斯林不斷問「共產統治的香港發生婚前性行為是否違法」。他有如此旺盛的求知慾,自是因為這命題是約旦的社會禁忌。對35歲仍未婚的司機來說,約旦才是一個「警察國家」,公路會有警員觀察司機身旁的女子「是否形迹可疑」,「而且不能被賄賂」。故他每周都欺騙雙親到首都安曼修理汽車,其實是走到「管治寬鬆」的敘利亞,因那兒無論是要女人還是要警察,都可輕易用錢解決。所以他對敘利亞女性的胴體連說帶比兼形象化地讚不絕口。

除了涉及最直接的政權攻擊,約旦管治「嚴格」而敘利亞政權「隨便」,是當地的普遍觀感。這與美國主導的輿論形象恰好相反。

通過兩段民間對話,再和美國記者Robert Kaplan的政治遊記《東進韃靼》引證,上述悖論似不難解答。以扎卡維家鄉Zarqa為例,人口50萬,大多是青年(扎卡維也只是30出頭),生活指數不差,但失業率高達20%,常有成群無所事事的老童黨在街閒蕩。敘利亞失業漢可通過種種地下活動和前共產社會的「第二經濟」為生,反而是在本國能夠餬口的約旦青年,卻不能解決過剩的勞動力。

激進主義的生理根源﹖


同樣嚴峻的是生理問題。以司機為例,若他因為「社會原因」單身而又沒有北上,依然是一名處男,再將這案例乘以千萬,這自然是一個社會危機。約旦政府「嚴打」婚前性行為,也許是司機個人的誇大,不會是滋生激進主義的首要原因。Kaplan關於當地伊斯蘭主義復興的觀察可能更切合現實﹕與其說伊斯蘭信仰令當地青年遲婚,不如說是當地青年因男女人口比例難以在適當年齡找到伴侶,才訴諸教會的道德限制,來反證個人的存在方式和價值。

結果,相當部分約旦青年工作和性的精力,都難以在本國宣泄,戰後伊拉克卻提供了一具填補物。約旦國策是小國自存之道,境內着意維持「和諧穩定」,對來自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難民特別敏感,對下放「剩餘人口」到鄰國打野戰的國情則一直加以默許。正如那位伊拉克新精英說,薩達姆當權時勒緊國民褲頭,卻對約旦人和巴勒斯坦人慷慨施援,也是對國外友人有朝一日「靖難」的長遠投資。

相反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只着重政治管治的獨裁,對社會層面的掌控百孔千瘡,整個國家已出現分裂的苗頭——南部德魯茲派、北部阿拉維特派和多數遜尼派一直儼如數國。敘利亞國內的社會問題既能夠通過地下市場解決,又可以走到國中之國解決,加上敘利亞是兩伊戰爭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國家,敘利亞人自然少有熱衷於到伊拉克冒險。

近年美國不斷借伊拉克局勢向敘利亞施壓,同時嘉許約旦王室為「中東明燈」,對部分阿拉伯人來說,這是與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矛盾演繹。美國的反恐邏輯還是以政權友好程度為本,繼而作出一廂情願的「定律」和「主義」,可說是建基於無知,但何嘗不是建基於精心計算的全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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