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國提名前香港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女士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最終高票當選，成了首名出任重要國際組織領袖的華人。她的任期到2012年終結，競選連任自然獲得中國全力支持，最終更成為唯一候選人，篤定連任成功。無論對她的政績評價如何，這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案例，足以說明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潛在價值。
當我們回顧這兩次、特別是2006年的選舉，會發現其實單就專業履歷而論，陳馮富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都不能算得上是完美人選。國際頂級衛生期刊《刺針》(Lancet)在對比所有候選人素質後，認為陳馮富珍「在政策執行和制定方面都經驗不足」﹔世衛從前對她的介紹，只略略提及她「有效地處理了本土禽流感和非典爆發」，其他人的國際經驗都是長篇大論。反而北京著重推介她的西方專業背景和技術專才身份：「陳醫生任衛生署署長期間，管理七千名文化及專業背景各異的員工及近五億美元的財政，成功展示了她在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方面的能力。」
但就算要論這些能力，就是中國內部也有更「主流」的其他選擇，例如出自中國本土的劉培龍醫生。劉培龍在法國雷恩大學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1972年開始從事有關非洲的衛生及健康事務工作，1998年出任中國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司長，負責中國和世衛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協調，國際經驗遠比半途出家的陳太豐富。2003年，當時的世衛總幹事南韓人李鐘鬱原希望提名陳馮富珍接替大衛·海曼(David L. Heymann)出任傳染病科行政總監，據說北京卻支持劉培龍，妥協結果是李鐘鬱委任一名非洲加納專家出任傳染病科總監，劉培龍出任助理總幹事，陳馮富珍則出任人類環境保護司司長。這反映中國領導對陳馮富珍這名香港官僚原來並不完全信任，她在國內似乎也不是眾望所歸。
直到世衛總幹事公開競選，劉培龍被視為對西方行政體系接觸有限的、在非典危機與中國威權政體合作的華人，勝算被評估為不高。那時候，陳馮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術官僚包裝，才變成北京的秘密武器，足以淡化北京處理非典的封閉形象。即使陳馮富珍在香港處理2003年的非典危機備受批評，她在這樣香港這個西式政體的行政管理經驗，已足以把其他中國內地競爭者比下去。
事實上，從世衛選舉可見，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國吸納進跨國體系領導層，另一方面卻對中國人掌握國際組織依然有戒心。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來共產國任命實權人物的典型慣例（政治學的所謂nomenklatura任命），被認為通常禁止官員在國家利益受損時公正行事﹔二來中國的單一政體與西方的分權制衡理念機制相悖，例如中國農業部一名官員賈幼陵反駁批評中國應對非典措施時﹐曾私自引用「陳馮富珍和世衛支援」，其實那時世衛還未發出官方聲明。在中國唯一有分權傳統的非單一政體﹐就在香港了。
陳馮富珍私下對北京的支持自然表示高興，但在全球舞臺上，她很懂得強調其「全球化」的身份﹐與北京保持禮貌的超脫距離。她上次當選後的就職演說﹐就刻意淡化中國色彩：「所有的地區、國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這是一個全球的衛生組織，我們的工作必須關注到每個人、每個地區的生活。」在演說中，「中國」、「北京」、「中央政府」這樣的詞彙幾乎從沒有被提到，「全球」和「國際」這兩個詞出現的頻率則最高，達14次。在記者招待會，她不管香港記者的要求﹐堅定拒絕使用母語廣東話：「我不能給你們特別優待。」更教內地民族主義者感冒的是﹐她自稱「國際公務員」﹐說「不再想我的國籍，把它放在身後。」
上述競選方針不僅沒有讓北京不快﹐反而受到鼓勵。為了確認陳馮富珍的「超然」，中國官員屢次否認對其日常工作有任何干預，甚至將她稱為「鐵娘子」，以塑造大公無私的形象——其實諷刺的是，香港人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看她。競選結束後，她和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分別召開記者招待會，就宣示了他們的各自獨立。筆者曾訪問參與陳馮富珍競選的香港官員，他們明言說由於陳馮富珍可以同時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份與北京交流，既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最理想候選人，同時也是讓中國遵從國際標準的最佳人選。假如她在整個任期保持超然，適當批評中國衛生狀況，那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會是正面宣傳，反映中國在全方位擔當「負責任國家」，也證明中國擁有「國際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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