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日有不少文章談及甘地、馬丁路德金與公民抗命的關係，一方認為二人可與香港的「佔領中環」相提並論，以戴耀廷教授、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等為代表；另一方認為不能，以周融先生、鄭赤琰教授、何濼生教授等為代表。我任教國際關係，與這六位筆者敬重的前輩相比，對相關理論和操作的理解都十分膚淺，沒資格談論沒有研究的課題，特別是香港議題。但我想，為一場公共辯論釐清與國際案例有關的枝節，是這個崗位的責任。
三種不同公民抗命
首先，讓我們拋開主觀立場、筆戰語言，嘗試把「怎樣抗爭」的不同場景，做一個簡化分類：
‧第I類：在法律容許範圍內進行，例如請願遊行示威；
‧第II類：在法律容許範圍外進行，例如「公民抗命」；
‧第III類：直接以改變現政權為目的，例如武裝鬥爭。
以上分類大概沒有什麼爭議，但為什麼雙方會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除了現實政治原因，另一個背景是「公民抗命」也有不同種類。參考今年剛逝世的美國學者Ronald Dworkin的理論，第II類又可細分為三種：
‧IIA「正直型公民抗命」：當事人因為道德感召，違反某條他判斷為不正直法律，例如在納粹德國窩藏猶太人（integrity-based civil disobedience occurs when a citizen disobeys a law she or he feels is immoral）；
‧IIB「公義型公民抗命」：違反某條令當事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法律，目的是直接改變那條法律或相關制度（justice-based civil disobedience occurs when a citizen disobeys laws in order to lay claim to some right denied to her or him）；
‧IIC「政策型公民抗命」：違反某條法律，來改變社會的政策或制度，對象並非那條法律本身（「policy-based」civil disobedience occurs when a person breaks the law in order to change a policy (s)he believes is dangerously wrong）。
以上分類並非Dworkin理論體系的重點，不少學者基於這分類提出改良、更新，不贅。理論本身並非重點，我們可以有不同演繹，重點是，在一些朋友心目中，「通過違法去改變那條不公義的法律」，和「通過違法去改變另一條不公義的法律」，是有分別的；而在另一些朋友心目中，這都是公民抗命，沒有本質上的分別，都是值得使用的非常手段。
馬丁路德金、甘地都鼓勵支持者犯法
那麼，馬丁路德金有沒有犯法、搞佔領呢？正如不少文章談及，當然有。在美國種族歧視還是制度的時代，他組織了大大小小眾多運動，鼓勵黑人挑戰法律，走到只容許白人使用的設施，「佔領」圖書館、教堂，讓警察拘捕、讓監獄填滿人，目的正是改變相關法律。他的公民抗命類別是IIB。
甘地有沒有犯法呢？當然也有。1930年，他領導的「食鹽進軍」主張印度人自行到海邊取鹽，不向政府交鹽稅，這是犯法的，因為當年殖民政府推行《食鹽專營法》，規定印度人必須到政府制定的專賣店買鹽。結果印度群眾紛紛響應，不是自己取鹽，就是買賣私鹽，集體犯法，英國鐵腕處理，拘捕了6萬人。甘地選擇鹽為突破口，因為能引起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層面的共鳴，目的是讓殖民政府廢除《食鹽專營法》，結果雙方在1931年達成協議，政府廢除條例、釋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那一波運動。雖然他的最終目的是爭取獨立，但上述行為本身屬於IIB類。以上例證，難以被反方按下不表。
「政策型公民抗命」Vs馬丁路德金
然而反方的文章亦點出了一個問題：「政策型公民抗命」和甘地、馬丁路德金有沒有根本分別，是有爭議的。有什麼例子是「政策型公民抗命」？例如美國有一個NGO名叫「ACT UP」，宗旨是改善愛滋病患者的待遇，為了抗議市面上唯一的抗愛滋病藥物以天價發售，成員曾衝進紐約交易所、把自己反鎖露台，而華爾街金融活動和組織的訴求並沒有直接關係，只以違法引起關注。這是美國政治學者Jamie Chandler不久前評論斯諾登案時，論述「IIC型」的例子，針對的是整個制度。而直接針對政府的同類公民抗命也有不少，例如美國社運人士違法來抗議在歐洲裝置導彈。
為什麼要這樣分類？理論層面的原因，是「正直型」、「公義型」公民抗命通過行動來直接揭露相關法律的不公義，例如甘地違反和挑戰的法律都是食鹽專營法、馬丁路德金違反和挑戰的都是種族隔離法，而「政策型」不一定有這個直接關係，卻要影響全體社會，所以用Dworkin的話語，更常以「說服、非施壓」方式進行，以免反對相關訴求的又訴諸壓力反制，令社會集體撕裂。
更重要的，還是操作層面的原因。當抗爭方式與目的直接掛鈎，會容易得到大規模群眾響應，間接掛鈎的動員力則會減弱。同是違法，甘地選擇抗鹽稅還是睡路軌，效果會不一樣。而對IIA、IIB類公民抗命不滿、被影響的人，通常本身也支持那些被衝擊的制度，例如不滿馬丁路德金影響秩序的人，通常也支持白人和黑人在社會分割。對IIC類不滿的人，卻有可能同時也反對那些制度。
對正反雙方的六個問題
當我們抽空個人立場來看上述論爭，會發現有一些問題，是以上框架可以前瞻的，雙方都需要回應的。
對正方而言：
1. 當社會有聲音認為，他們認同馬丁路德金以挑戰種族隔離法律來改變這法律，而不一定認同他以挑戰其他法律來改變那法律，那究竟有沒有IIB類的公民抗命，可以應用在本地政改的案例？當然，在導修課內，我們可以說「全體香港市民都是被歧視的公民，而導致這歧視的權力源頭在中環，所以那也是IIB類」，但這不容易輕易論述。
2. 當「政策型公民抗命」真的要落實時，特別是要以「施壓」方式促使社會改變時，確實會引起同樣施壓方式的反彈。假如爭取到目標的途徑是通過施壓，但同時有不贊同的人又用施壓方式反制，社會的二元對立會否反而在過程中加劇了？那就是可以普選特首、普選立法會，又如何可避免茉莉花革命後中東的二元撕裂困局？
3. 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公義型公民抗命」，較容易解決「exit plan」的問題，例如鼓勵群眾「美國一天不改變種族歧視法律，就繼續挑戰這些法律下去」，因為兩者在日常生活層面較容易結合。但「政策型公民抗命」的「exit plan」在哪裏？假如政府一天不通過政改，是號召群眾繼續佔領下去，還是號召群眾散去？假如是前者，運動的手法和目標會否在公眾眼中愈來愈抽離？假如是後者，會否令組織社會活動的民氣長期失去？
對反方而言：
1. 反方不認同佔領中環的方式，但似乎肯定甘地和馬丁路德金，而二人都鼓勵群眾犯法，只是違法內容是要衝擊的法律（即IIB類）。假如社會找到一種接近IIB的途徑，通過挑戰和普選直接相關的法律來改變，他們會否基於對甘地的認同而支持？
2. 根據上述框架，是否出現暴力和使用哪個公民抗命模式並沒有關係。馬丁路德金組織抗爭時並非知名人士，只是剛剛完成博士學位、只有20多歲的普通牧師（他死後還被證實論文涉及抄襲），從何斷定他能做到沒有暴力、比他當時資歷更深的「兩授一牧」做不到？假如反方生活在30年代的印度、50年代的美國南方，會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支持甘地、馬丁路德金嗎？
3. 反方的何濼生教授提議以簽名方式取代佔中，表示贊同以最低門檻安排普選，似乎和正方對政改本身的立場沒有分別。其實，兩者不必互相取代，而是可以分工的。假如有人草擬這樣的聯署聲明，邀請正反雙方都簽署，他們能否先在這一層面進行合作，減少社會對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訪問學人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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