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游擊戰成有機生命體

美軍生擒薩達姆後，伊拉克游擊戰死灰復燃，保加利亞與泰國僱傭兵成為最新跨國祭品。美國民眾開始疑惑﹕游擊隊與蓋達似乎群恐無首，何以總有資源更新裝備，招兵買馬﹖

事實上，美國在九一一後一周便啟動「金融反恐戰」，凍結一切「涉嫌」恐怖資產及流氓國產。然而這條據說成效甚大的戰線，卻有全球化未覆蓋的盲點﹕無論是蓋達還是伊拉克復興黨，都不是以現有資金坐吃山空，而是有潛力取代正式國家的「非國家組織(Non-State Actors, NSA)」。NSA無論處於前政權還是後政權階段，財政來源都與國家無異。

例如蓋達擁有大量合法投資，拉丹原來從事正當生意，是為其「國營建設」，阿富汗的鴉片批發網絡則為其「私營計劃」。中東及印尼富商向蓋達捐獻求平安，這不單是黑社會保護費，更是其「直接稅」。蓋達通過世界各地附屬機構收取佣金，往往連當事人也不知道貢獻恐怖大業，是為「間接稅」。

據美軍知情人所言，蓋達甚至有財政預算，比小國預算更精密，而且鮮有財赤。所以蓋達根本是有生命力和自我繁衍力的有機組織。現在復興黨步其後塵，發展沒有國土的有機生命體，因而游擊戰的短期資金將不成問題。

更重要的是美國雖然下令巴哈馬、瑞士等避稅天堂與恐怖主義劃清界線，但復興黨和蓋達依然能通過稱為hawala 的回教世界地下銀行，作為金融流通渠道。這類地下銀行自絕於西方資本世界，不受華爾街監控，也沒有帳目保存予調查人員，是游擊隊購買武器的主要渠道。美國雖然一霸獨大，但「沒有蘇聯代理反美戰爭，游擊戰便不能長久」的說法，未免一廂情願。

利比亞投誠與世代政治

利比亞「狂人」卡達菲忽然解除武裝，評論集中於兩項導因：遠因為聯合國制裁導致經濟不景，近因為布殊主義勢如破竹，令卡達菲識時務接受思想改造。於是媒體釋出下列結論：意識形態層面上，反美思潮喪失動力，耶教文明新保守主義有成為普世價值的趨勢；國際層面上，先發制人的布殊主義已取代聯合國協商機制，催生國際威權政治，其他「邪惡」國家只能與利比亞或伊拉克看齊，中俄更淪為終極目標。

「打倒昨日的我」延續權力政治

美國的大好形勢合乎事實，卻未有觸及世代交替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理論兩大盲點：

首先，卡達菲一類封閉型領袖儘管依靠民粹主義上台，但黃昏歲月必受接班或歷史問題困擾，打倒昨日的我只是權力政治的延續，未必有廣泛社會基礎。卡達菲已是61歲的花甲翁，與27歲上台時的革命豪情不可同日而語，目前正全力推介愛兒賽伊夫接班，深怕此時「反動勢力」裏應外合或惹來軍方干政。與美帝和解只是和平交接的一環，一如敘利亞阿薩德、古巴卡斯特羅、北韓金日成乃至中國毛澤東，都在反美大半生後趨於務實。

反映冷戰哲學被淘汰

然而老獨裁者乾綱獨斷，卻不同列根等民主國家老元首，其理念與影響必受世代背景所限，只代表一代人。卡達菲成為國際恐怖主義前輩，不單是個人妄想症發作，更有阿拉伯民族主義、泛非主義、非殖化社會主義等時代背景。然而今天的反美挑戰，已由回教原教旨主義與反全球化主導，卡達菲一代已不能與時並進。他在今天悔過，只反映冷戰哲學被淘汰，卻不代表反美思潮的妥協。

唯有在世代交替完成後，27歲上台的新卡達菲才會成為布殊主義的真正對手。正如老年薩達姆垮台，打擊了老化的復興黨，卻未能動搖當代伊斯蘭紅衛兵。小布殊與邪惡軸心，本來就是不同世代的錯位較量；美國霸權確立的持久戰，還要受到整個世代的驗證。

後薩達姆伊拉克部落化

薩達姆成為囚犯，美國駐伊拉克最高行政長官布雷默以市井俚語宣布「We got him」。然而這個「him」代表什麼，對伊拉克局勢卻有不同影響。

若吸納薩達姆餘黨 邊緣化反美勢力

假如薩達姆是一個完整勢力的單一領袖，他的被擒無疑會為地區局勢帶來質變。

研究政治暗殺的學說，均提出領袖權力愈大、所屬機制愈封閉，他的消失愈不能出現繼任人，同一機制產生的新領袖必然會帶來新思維，是為「質變」。此所以美國曾千方百計暗殺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卻不屑暗殺阿拉法。

若薩達姆依然乾綱獨運，他的繼任人確有推倒重來的能力和空間。問題是薩達姆倒台後，他已不代表伊拉克全體反美勢力，從前封閉的列寧式黨政機制被全面開放，他的部下亦已習慣單獨作戰，反美游擊戰的質變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

假如薩達姆是一個精神領袖，他的被擒會為地區局勢帶來量變。

也就是說，若薩達姆本人已無直屬實力，只是一個反侵略的精神符號，一如昂山素姬之於緬甸民主運動，這個符號的幻滅，將令旗下的各個山頭處於無政府狀態，繼而化整為零。反侵略的前提不會有任何改變，但行動小組將會更零星地運作，大規模襲擊的數量將會減少，小規模、特別是媒體根本不會報道的地方主義與部族反抗則可能增加，是為一種「量變」。薩達姆雖然不是唯一的反美領袖，但依然是前復興黨偶像，相信量變起碼將會在伊拉克中北部出現。此外，在薩達姆並非精神領袖的地區，今後的反美運動將更符合純正的民族主義特性，既倒薩、也反美的組織可能全面由地下走到地上。

若根除餘黨 激化衝突

薩達姆被擒時的身分，介乎獨裁領袖與精神領袖之間，今後伊拉克局勢的發展、質變與量變的未來，全在於美國主導。若當局把握這時機，與復興黨殘餘分子和解，吸納他們進入臨時管理委員會，容許他們擁納一名具影響力的領袖，再在復興黨內進行「非薩運動」，薩達姆被擒可能被人為演繹為質變的開端，令伊拉克新政府的傀儡色彩得以減低，其他反美勢力也可能被邊緣化，就像美國在索馬里內戰進行的妥協。

但假如美國依然以「根除薩達姆政權殘餘勢力」為戰爭目標，繼續委派毫無民意基礎的「伊拉克海歸派」接收薩達姆地盤，伊拉克反美的質變不但不會出現，仇視新政權的量變更會由分贓不均而激化。反抗的規模不會太大，會令外間得到戰爭已接近尾聲的錯覺，這也是尋求連任的布殊的真正需要，正如他拜訪巴格達後被揭露安排「特約美軍」裝作驚喜來主導輿論。但對管理伊拉克日常運作的本土政府來說，這種潛在的量變，絕對是管治危機。

薩達姆無疑是昔日的獨裁者，他被生擒時不仿效烈士成仁，更衝散了他的最後餘暉。關鍵是布殊的個人利益與公關，令量變的發展可能大於質變。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即使不會成為另一個越南，卻可能成為另一個「國家部落化」的阿富汗。

漸進式統獨總涉第三者

陳水扁推動防衛性公投，北京稱為「漸進式台獨」。然而無論是國際案例的統獨，還是護法四老口中的民主，「漸進」都涉及第三者。

非洲小國「 漸進式獨立」

撇除殖民地自主、安南脫離中國等邊地民族自決，同一屋簷下成功爭取漸進式獨立的歷史先例，其實相當少。與台灣最相似的例子，是一個叫桑給巴爾(Zanzibar)的非洲國家。它原來是波斯灣阿曼蘇丹國(Oman Sultanate)一個行省，雖然與本土相隔一個印度洋，但同文同種，也是阿曼蘇丹在1652年打敗葡萄牙殖民總督奪回，一如鄭成功在1661年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

後來一水隔天涯，阿曼遙控統治愈趨困難，桑給巴爾分離主義愈趨高漲。加上殖民強國挑撥離間，桑給巴爾先於1890年淪為英國勢力範圍，「漸進式桑獨」並於1963年實現。然而獨立後政變頻仍，不到一年，左派民粹主義者血腥上台，立刻與毗鄰的坦轕尼喀(Tanganyika)合併，成為今日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

台獨基本教義信徒懼怕的「漸進式統一」，近代史也有先例。喜馬拉雅山小國錫金(Sikkim)以往是大清藩屬，雖然在1950年淪為印度保護國，但還是與尼泊爾、不丹地位相等的主權國。錫金國王在70年代迎娶西方王后，更是當時的寰宇花絮。

就是錫金的西化反印「歪風」，催使印度派同胞漸進式潛入錫金。人海戰術從來是大國強項，錫金人在錫金成了少數民族，最後甘地夫人在1973年悍然出兵，並在1975年舉辦陳水扁最愛的公投，錫金便民主地成為印度第25邦。

錫金的「 漸進式統一」

由於中印兩國在1962年邊境戰結怨，北京故意繼續承認錫金獨立，一如美國在冷戰依然承認立陶宛等被蘇聯兼併的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直至今年10月，才由總理溫家寶以務實原則知會印度，放棄承認「錫獨」。

上述漸進式統獨案例，頗有值得兩岸政府借鏡之處：

一、無論統獨，漸進式民族主義的內部凝聚力都需要長時間完成，才不致留下斧鑿。漸進過程造成的意識形態真空，卻容易被外力滲透；

二、漸進式獨立的試探目標，其實是宗主國以外的強國，因為無論獨立得漸進與否，宗主國反分裂的立場也必定明顯。所以漸進，也是與第三國的「漸進式結盟」；

三、公投統一在國際法的法律基礎，比公投獨立更模糊。漸進式統一同時是針對第三國、卻希望避免過分震盪的「漸進式衝突」。

漸進式統獨的第三勢力

「桑獨」運動中，最大受益人是坦轕尼喀和英國；錫金亡國的最大反響，來自中國。台灣統獨，事未可知，但翻兩番的收益，已為他人作嫁地歸於第三國。

布殊訪伊 奪「議題設定」權

布殊在感恩節閃電訪問伊拉克，與美軍共進火雞餐，雖然行程略嫌鬼祟，但無疑振奮戰地人心。為人忽視的是，布殊這次訪問的政治手腕，更值得管理人員學習。

訪問的最大功能，在於為布殊奪回「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權。過去兩個月，伊拉克戰爭議題設定權已落入反戰陣營及媒體，開始由「何時撤軍」主導。布殊此時卻重申一個邏輯﹕「因為你們在這裏打擊恐怖分子，所以我們在國內才能免予恐怖襲擊。」這個「邏輯」雖然一貫布殊式，但它取巧地把現時伊拉克游擊戰的升級與美國出兵前的理據混為一談，暗示一旦美國撤軍，針對駐伊美軍的襲擊就會轉移本土，其時連本土也不能享受火雞。這是出兵議題倒果為因的重設，但確能延續美軍駐伊的時限。

布殊在九一一後重組政府架構，一直被指行政獨裁，但布殊僕僕風塵的冒險，重新帶出今日美國還是處於戰時狀態，也突顯了行政主導的戰時必須性。布殊的總統身分，也反襯屬立法體系的參議員希拉里即使同時訪問巴格達，也不能發揮同樣效用。這與陳水扁吩咐行政院繞過立法院籌備咨詢性、防衛性公投，如出一轍。

布殊選擇在感恩節露面，與前總統約翰遜於1967年聖誕訪問南越、老布殊於1990年感恩節到沙特勞軍前後輝映，再次為強調家庭團聚的傳統節日賦予政治演繹，亦被普林斯頓歷史系教授Fred Greenstein 盛讚其「歷史意義」。由於布殊上台後硬銷「新保守主義」，強調單一傳統價值觀及其普世演繹(universality)，家庭核心便成為施政一部分。總統在感恩節與美軍共聚，是公然把家與國的概念合二為一，也說明何以布殊不會選擇在紀念民權運動的馬丁路德金公眾假期勞軍。政治公關與議題設定為美國大學必修課，布殊雖然只懂皮毛，已儼然大家風範，確不能因人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