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薩達姆伊拉克部落化

薩達姆成為囚犯，美國駐伊拉克最高行政長官布雷默以市井俚語宣布「We got him」。然而這個「him」代表什麼，對伊拉克局勢卻有不同影響。

若吸納薩達姆餘黨 邊緣化反美勢力

假如薩達姆是一個完整勢力的單一領袖，他的被擒無疑會為地區局勢帶來質變。

研究政治暗殺的學說，均提出領袖權力愈大、所屬機制愈封閉，他的消失愈不能出現繼任人，同一機制產生的新領袖必然會帶來新思維，是為「質變」。此所以美國曾千方百計暗殺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卻不屑暗殺阿拉法。

若薩達姆依然乾綱獨運，他的繼任人確有推倒重來的能力和空間。問題是薩達姆倒台後，他已不代表伊拉克全體反美勢力，從前封閉的列寧式黨政機制被全面開放，他的部下亦已習慣單獨作戰，反美游擊戰的質變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

假如薩達姆是一個精神領袖，他的被擒會為地區局勢帶來量變。

也就是說，若薩達姆本人已無直屬實力，只是一個反侵略的精神符號，一如昂山素姬之於緬甸民主運動，這個符號的幻滅，將令旗下的各個山頭處於無政府狀態，繼而化整為零。反侵略的前提不會有任何改變，但行動小組將會更零星地運作，大規模襲擊的數量將會減少，小規模、特別是媒體根本不會報道的地方主義與部族反抗則可能增加，是為一種「量變」。薩達姆雖然不是唯一的反美領袖，但依然是前復興黨偶像，相信量變起碼將會在伊拉克中北部出現。此外，在薩達姆並非精神領袖的地區，今後的反美運動將更符合純正的民族主義特性，既倒薩、也反美的組織可能全面由地下走到地上。

若根除餘黨 激化衝突

薩達姆被擒時的身分，介乎獨裁領袖與精神領袖之間，今後伊拉克局勢的發展、質變與量變的未來，全在於美國主導。若當局把握這時機，與復興黨殘餘分子和解，吸納他們進入臨時管理委員會，容許他們擁納一名具影響力的領袖，再在復興黨內進行「非薩運動」，薩達姆被擒可能被人為演繹為質變的開端，令伊拉克新政府的傀儡色彩得以減低，其他反美勢力也可能被邊緣化，就像美國在索馬里內戰進行的妥協。

但假如美國依然以「根除薩達姆政權殘餘勢力」為戰爭目標，繼續委派毫無民意基礎的「伊拉克海歸派」接收薩達姆地盤，伊拉克反美的質變不但不會出現，仇視新政權的量變更會由分贓不均而激化。反抗的規模不會太大，會令外間得到戰爭已接近尾聲的錯覺，這也是尋求連任的布殊的真正需要，正如他拜訪巴格達後被揭露安排「特約美軍」裝作驚喜來主導輿論。但對管理伊拉克日常運作的本土政府來說，這種潛在的量變，絕對是管治危機。

薩達姆無疑是昔日的獨裁者，他被生擒時不仿效烈士成仁，更衝散了他的最後餘暉。關鍵是布殊的個人利益與公關，令量變的發展可能大於質變。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即使不會成為另一個越南，卻可能成為另一個「國家部落化」的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