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西奈半島的恐怖襲擊，死傷比倫敦「七七事變」更嚴重，輿論將它聯繫為國際恐怖主義一環，又是以蓋達支部作為天然問責對象。本欄曾述及這樣的演繹放在倫敦案例已頗有問題，在埃及更有倒因為果的意味。
穆斯林兄弟會與埃及政府恩怨
早在蓋達出現、拉丹出生前，所謂「埃及恐怖組織」已成型，是同類組織最早藍本之一。1928年，著名伊斯蘭學者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和庫特卜(Sayyid Qutb)等人在埃及創立慈善團體「穆斯林兄弟會」，強調救濟窮人的兄弟情，含有若干社會主義元素，在民間社會大受歡迎。只是兄弟會同時以極端教派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為指導思想，鼓吹簡樸生活、反對官僚腐敗、主張再伊斯蘭化，強調富對貧的救助義務，組織在埃及本土便成為政治實體。
自「埃及國父」納塞爾1952年發動革命，「納塞爾主義」就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他主張阿拉伯應靠民族主義而不是宗教主義整合，一方面容許社會生活西化，一方面領導各國「反帝反猶」，一度是泛阿拉伯頭號英雄。但就是這樣輝煌的背景，也沒有阻止穆斯林兄弟會持續發展：革命前，兄弟會和納塞爾是推翻王室的盟友，此後泛阿拉伯主義和瓦哈比主義卻成為正面競爭對手。
兄弟會系統逐漸成為西方眼中的恐怖組織，根本是埃及內部鬥爭的結果。納塞爾1952年只是一名中級軍官，政變後不得不捧出高級軍官尼古卜(Muhammad Naguib)任總統。1954年納塞爾又發動政變拘捕總統，罪名是支持兄弟會策劃暗殺他的陰謀。結果陰謀「果然」出現，同年年底納塞爾演講期間被一名兄弟會會員極近距離連開8槍「暗」殺，8發子彈奇蹟地全部落空，保鑣旁若無人，納塞爾若無其事繼續慷慨激昂完成演講，事後人民群情洶湧，兄弟會立刻變成非法組織，領導全部被捕---整個故事對台灣陳水扁若有啟發，亦未可知。
1966年納塞爾以「顛覆國家罪」將聲望極高、20世紀伊斯蘭最有影響力思想家庫特卜處死。不少人認為埃及政府比兄弟會的手段更粗暴更恐怖。
蓋達和兄弟會支部整合
正因政府逼迫，部分兄弟才開始大規模走上暴力路線，出現若干激進分支，包括以色列的哈馬斯和成功暗殺納塞爾接班人薩達特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IJ)。因兄弟會原來確是慈善團體，在全球擁有70多個支部，當每個支部都出現激進分子，世上就彷彿出現恐怖聯盟。蓋達其實是取巧地挪用一些兄弟會支部改裝而成，因拉丹1998年成功拉攏EIJ領袖扎瓦希里過檔，擔任蓋達二號人物，EIJ和一些激進兄弟分支才和蓋達合流。
這波恐怖襲擊無論是誰策劃，都是埃及60年「兩條路線鬥爭」的插曲。近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既不敢全面普選，又不能回應兄弟會土地改革、打倒貧富懸殊的主張，管治危機早已出現，這是正面挑戰。組織性暴力，則被演繹為對非民主政權的側面挑戰。但即使扎瓦希里和拉丹結盟，也不應改變襲擊的在地化(localized)本質，沒有令它忽然變得全球化(globalized)起來。
恐怖在地化Vs 全球化
因事故發生在西奈半島，有論者追溯歷史，認為它在6日戰爭後被以色列佔領、1979年才收回主權，就是耶路撒冷、戈蘭高地那樣的國際敏感點。問題是西方遊客死傷，並不代表針對西方是襲擊者的唯一目標。筆者剛在上月到過西奈，那裏除了一座西奈山已沒有名勝古蹟，整個半島是個毫無埃及特色的遊客城，每個商販司機都等待宰殺水魚錢包，相當恐怖。把半島發展成度假區的不是埃及，而是以色列統治的12年。它成為襲擊對象，符合瓦哈比主義原則，就是沒有西方人旅遊，只有筆者一個人在途上，依然有象徵意義。
恐怖襲擊自然必須譴責，埃及政府卻一直混淆在地化和國際化，讓國際譴責暴力以外加料支持「埃式反恐」。這種藝術師承納塞爾的埃及精英大師智慧，布殊、貝理雅和沙龍都是後來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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