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每逢中國發生特大事故或醜聞，都有評論員說這是「大國崛起的陣痛」，主張「大局為重」，抗拒窮追不捨。那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又是如何面對危機的﹖我們不妨重溫奇連伊士活導演的電影《換命謊言》（Changeling），它改編自1928年洛杉磯一宗真人真事兇案，掀起的連串醜聞，超乎今天一般人想像，但美國正是通過回應這類危機，才得以進步。電影講述女主角的年幼兒子忽然失蹤，不久警方送回一名冒名頂包的男孩，母親不願被迫接受，進行抗爭，卻被貪污腐敗的警方當作「尋釁滋事」，關進精神病院。後來鄰近地方揭發了一宗集體殘殺兒童案，最初說只有數人，後來估計死者多達二十人，當局才發現女主角的兒子可能在內。當事人在社運式牧師協助下抗爭，最終把美國建制的黑幕揭露於公眾眼前。
社運式抗爭 揭建制黑幕
這一案涉及多重醜聞，值得崛起中的大國借鑑。那時後，在位的美國總統是柯立芝，主張小政府、推崇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自與中國不盡相同，但同樣處於崛起時代。同期歐洲正經歷一戰後的復原，美國已一躍而成世界大國。當時美國社會階級界線相對森嚴，傳統精英把持政事，大亨壟斷經濟，婦孺權益不受保障，平權思想並不普及，舉國氣氛有點像發展中國家的「拼經濟」，雖然持續高增長、低通脹，瀰漫樂觀情緒，但潛在的社會問題自也不少。電影講述的加州警察集團式貪污，勾結法官、醫生和記者，就是上述時代的產品。雖然最後貪污集團敗露，民事法庭建議涉案的警官永遠停職，作為大反派的警官鍾斯被罰款，但在現實世界，他們不久就復職了，連罰款也從未被繳交。不過自此美國警隊的內部章程逐步完善，警察的品行也逐漸改善，至於貪污，則被不同形式的合法利益輸送取代，這並不理想，但起碼有規可依。
當時美國地方政府也曾嘗試掩藏真相，但最終失敗，除了因為當事人不屈不撓，也因為社會上存在一些身分特別的第三部門領袖，例如為太太出頭的聖保羅長老會牧師布里格萊布。這人也是真實歷史人物，一生以揭發警隊黑幕為己任，相信宗教力量必須通過社會參與才來彰顯。在社運未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的20世紀初，相對獲權貴尊重的進步宗教人士，就承擔了監督權貴的重任，加上當時現代媒體興起不久，案件得以被廣泛傳播。這位牧師的經歷，教人想起港英時代挑戰警權的先驅杜葉錫恩女士﹕她在香港雖然不是神職人員，但同樣以傳教士式熱情和非華人的特殊身分進行社會活動，否則根本不容於當時建制。有了這類第三部門的監督，政府以「大局論」回應醜聞就十分困難。
第三部門 承擔監督重任
這案件另一個影響，就是改變了美國警方能不經審訊就把異見人士送進精神病院的做法。說到精神病和政治的關係，不得不提福柯的《瘋癲與文明》，大師認為「瘋狂」與「正常」的定義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弔詭的是愈是文明的國度，建構別人是精神病人的能力愈強，因為它們的公信力更大。蘇聯獨裁者史達林也是「研究」瘋狂與政治的專家，最喜歡把政敵關進精神病院，也愛逼害醫生，他有絕對權力，可以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但社會卻假定精神病人多是政治犯，「建構力」就小得多了。要改變上述「精神病政治化」的做法，除了需要當事人的抗爭，也需要像醫生、律師那樣的專業人士舉證。因此在大國崛起期間，專業人士往往扮演重要角色，負責平衡發展觀帶來的價值失衡。
一個成熟的社會，足以通過事故發掘現制度的漏洞，與及這些漏洞的既得利益者。而要進步，除了需要當事人的勇氣，也需要獲廣泛認可的第三部門，有職業操守的傳媒工作者，對本行有所堅持的專業人士，他們足以共同制衡發展觀對人文關懷的缺失。假如連這些關懷也被和諧，發展、維穩成了社會的唯一追求，任何事故都可以被當作個別事件，社會怎樣進步﹖《換命謊言》一案變成特大醜聞，並沒有令美國崛起的步伐放緩，反而令美國人的自豪感倍增。不久美國出現世紀大蕭條，樂觀主義一掃而空，假如此前美國沒有人文關懷的思想傳播，後果不堪設想。說到底，穩定不過是一種「狀態」，當它被當作一種「最高價值」來追求，這並非一般大國崛起的常態，足以證明個別國家的國情，確實是很獨特的。
（改編自《國際政治夢工場IV》）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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