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30年「霧社事件」為背景的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台好評如潮，筆者認為很值得推薦，然而有官方背景的大陸影評卻反應負面，雖說電影有望在內地上映，但似乎難逃被大幅刪減的命運。霧社事件是台灣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歷史，理論上十分符合愛國電影的主旋律，為甚麼會在兩岸產生兩極效應？這可是比較政治的好題目。
對台灣原住民屬於哪個文化體系這學術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意見，但台灣的主流觀點多認為他們屬於南島民族，和太平洋諸島的傳承接近－－這也成了陳水扁把台灣標籤為「海洋國家」的重要理論基礎。雖然北京把台灣原住民列為「高山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但在台灣，原住民的地位更為特殊：在日治時代早期，台灣島與大陸對望的西部被列為漢區、靠近海洋的東部被列為蕃區，儼然「一殖民地兩制」；電影的賽德克族人從頭到尾都在說自己的語言，有些會說日語，但沒有一個族人說過一個漢字，自然也沒有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意識。近年台灣原住民自治運動興起，主張根據民族自決原則，爭取應有的自治地位，陳水扁加以籠絡，於2002年代表台北政府簽訂了《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條約》，第一條赫然是「承認台灣原住民之自然主權」。無論這個「自然主權」是如何演繹，都肯定超出了北京賦予任何少數民族的權限。既然北京視高山族為藏族、維吾爾族那樣的少數民族，他們在台同胞的「自然主權」卻被當地政府承認，那北京一旦統一對岸，會否繼續承認這條約？若說承認，如何向其他少數民族交待？若說不承認，又豈非給綠營製造台灣本土文化被打壓的藉口？
更敏感的是《賽德克巴萊》的日本殖民政府雖然對原住民歧視，但也頗有政績，而近年不少日本學者喜歡比較二戰前的日本政權與崛起後的中國，容易令人想入非非。根據正史，日本在穩固台灣局勢後，對原住民的政策由高壓的「始政」改為傾向懷柔的「同化」，希望通過改善原住民生活，來合理化對當地天然資源的掠奪，並證明自己有能力和西方列強一樣，對殖民地的「落後民族」施以「文明教化」。這是日本「大國崛起」後的重要一頁，只是我們不常在教科書讀到而已。霧社事件引起日本舉國震驚，除了因為日本婦孺死傷慘重，更因為霧社原來是他們樹立的樣板：正如電影所說，日本在深山野嶺的當地興建鐵路、醫院、學校、宿舍，「希望把文明帶給土著」，也刻意同化原住民精英為日本人。這些待遇不但優於台灣境內漢人，甚至比日本國內好些地方還要好，到頭來，原住民卻不領情，電影還反問「難道就要接受那些對我們好的日本人來永遠管理」，反映日本少數民族政策出現嚴重失誤。這樣的背景，基本上就是日本學者對今日中國的批評：以為對少數民族地區興建鐵路、進行現代化工程、吸納上層精英進入建制，就足以和諧局面，其實忽視了最根本問題，危機依然四伏。特別是那些同情西藏的評論員，會從電影產生不少聯想。
不過從憤青角度，電影最大的「政治問題」還不是這些，而是對霧社事件的定性：根據蔣介石時代的國民政府，霧社事件自然是「山胞」反抗日本暴政的愛國起義，電影主角莫那魯道死後還被他表揚，甚至被改名為「張老」，以淡化「賽德克Vs日本」的色彩。但《賽德克巴萊》明顯不認同這傳統史觀，點名曾獲邀參觀日本的莫那魯道深明起事必敗、而且可能滅族，還是一往無前，完全不是為了愛(中)國，也不是為了改善族人生活，只是為了「血祭祖靈」。這說法似乎抽象，但其實有具體的意涵：日本人以「文明教化」為由，禁止原住民紋面等習俗，卻無視根據賽德克信仰，只有建功立業才有資格紋面成為「真正的人」，那些英勇的靈魂才能經過「彩虹橋」進入祖先的獵場。因此，他們不能紋面、被逼放棄傳統，無疑於基督教徒被剝奪死後到天堂的資格。既然電影把霧社事件重構為一場「宗教戰爭」，性質就和近年西藏、新疆騷亂策劃者的說法相近，不用說，在內地自然又是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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