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樞機主教伯格里奧成為教宗方濟,有評論認為只是教廷內部事務,對非教徒影響不大。羅馬教廷在今天的政經影響力自然不能與中世紀時相比,但也絕不能低估,來自波蘭的前教宗約望保祿二世就被認為是終結冷戰的最大功臣之一。現在首次有拉丁美洲主教成為梵蒂岡領袖,對地緣政治也會無可避免的帶來影響。
拉丁美洲民主化的鞏固力量?
拉丁美洲民主化稍早於東歐民主化出現,雖然至今大致完成,但基礎並不能算穩固。方濟在七、八十年代阿根廷軍閥掌權時代的表現,就被部份阿根廷人批評為過分妥協、軟弱,就像二戰期間的教宗庇奧十二世被批評為對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包容一樣,也教人想起上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因為年輕時加入希特拉青年團而受到質疑。對教廷而言,這類質疑並不陌生,而面對獨裁政體如何才能最有效保護人民,一直是永恆的課題,也不是我們現在能探討。
重要的是無論教宗本人怎樣想、無論他們本人是否真的對右翼獨裁者相對縱容,近年國際政治的發展,已把梵蒂岡納入「促進民主化」集團的成員。此所以約望保祿二世儘管與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有若干交往,也要敦促後者落實民主制度;南韓軍政府倒台前夕,當地教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左翼思想盛行拉丁美洲,左翼執政也成為風潮,當中自然以剛離世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這些領導人當中也有出現了獨裁傾向,但有了拉美教宗的出現,因其近年被賦予的普世價值,西方始終多了一個反獨裁的區域盟友。而對區內剩餘的非民主政體(例如古巴),新教宗也可能扮演促使和平演變的積極角色。
拉丁教宗、美國拉丁裔、「南歐-拉美」板塊
而且拉美教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並不局限在拉丁美洲。由於拉丁裔美國人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一群,而他們在美國境內並沒有明顯的精神領袖,無可避免地,他們也會視方濟教宗為「我們的教宗」,在面對諸如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等國內議題時,可能更傾向從阿根廷教宗這個「外部勢力」爭取支持。這對近年影響力開始退減的美國保守派而言,應是好消息。但與此同時,美國宗教領袖一直是白人主導,他們不少是新保守主義者,相信美國例外論,像新教福音派的葛培理父子;現在信奉天主教、人數越來越多、有「自己人」教宗在境外聲援、卻不一定視美國為根的拉丁裔美國人可能反客為主,這或會是美國政治板塊移動的先兆,令美國傳統價值繼奧巴馬當選總統後,可能再次被修正。
方濟雖然是阿根廷人,但有意大利血統,在梵蒂岡內部除了得到拉美主教支持,也容易被西班牙、部份意大利代表接受。他當選教宗,固然反映梵蒂岡不得不接受廿一世紀宗教重心由歐洲向拉丁美洲遷移的客觀事實,但也是促進了拉美和南歐國家的互動--技術上,畢竟這是阿根廷人擔任了「南歐小國」的元首。南歐經濟近年發展緩慢,也一直有經濟學家認為新教比天主教更適合資本主義,但假如南歐和發展勢頭不俗、文化相近的巴西、阿根廷等加強合作,這和歐盟內部的「南北矛盾」、國際經濟板塊的構成,也可能出現微妙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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