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殖民時代的港英「十字外交」前瞻未來(一)﹕港督般含與寶靈

香港今天享有的涉外關係﹐自然以中國為本位﹐而昔日英國賦予香港的同一身份﹐則自然為英國外交服務。在香港開埠初年的19世紀﹐國際秩序以海權主導﹐香港的定位對英國十分重要﹐而當時的香港國際身份﹐基本上由兩條英國銳意發展的航線交叉構成﹐我們可稱之為「十字外交」﹐值得今天的特區政府重溫。

首先是東西線。當時英國在遠東、近東的勢力範圍﹐由中國山東威海衛算起(當地清末淪為英國租港)﹐輾轉到達埃及的蘇彝士運河(埃及在19世紀中葉成為英國實質保護國)﹐途徑連串英國佔領的良港﹐包括新加坡、科倫坡(今日斯里蘭卡首都)、亞丁港(位於今日也門)等﹐香港的位置是不可繞過的中途站。基於上述背景﹐香港開埠初年的港督﹐多以「東西線中途站」的整體概念管理香港﹐經常想著如何利用香港的位置與其他港口配合﹐他們雖然名義上不過是一港之督﹐但實際的影響力遠不止於此﹐也許叫作「英國東西航督」更為貼切。

以香港第三任港督般含爵士為例﹐他曾代表英國出使太平天國﹐製訂了西方從中取利的外交藍圖﹐堪稱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人物。而在港英的角度﹐是否支持太平天國﹐也涉及港口腹地的發展問題。

而第四任港督寶靈爵士除了到訪太平天國﹐更曾以「港督兼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的身份作為英國特使﹐到泰國與蒙固國王週旋﹐最終簽訂了逼泰國開關的《寶靈條約》﹐可見當年港督的地位﹐較20世紀的尤德、衛弈信為高。英國派港督到泰國扣關﹐正是十字外交的一環﹐主要是為了抗衡佔領印度支那的法國。而為了增加「說服力」﹐它在19世紀中葉開始﹐不斷增強香港、新加坡和可倫坡之間的海上防衛線﹐所以「港督」當時的軍事身份是有實質內容的﹐往來香港的英國軍艦並非真正要打仗﹐更主要是為了恐嚇遠近東各國﹐乃砲艦外交的一部份。寶靈向泰王扣關﹐也是為了包括香港在內的英屬遠東港口(主要是新加坡和馬六甲)﹐尋找一個共同腹地。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1年10月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