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維基解密》﹐美國領事館在香港十分活躍﹐不少香港政情都是其內部通訊內容﹐香港各界人士也是領事館的定期訪談對象﹐對此一些中聯辦駐港官員作出罕有回應﹐批評美國不應介入香港內政。究竟美國歷來對香港的政策經過什麼調整﹐香港對美國而言又有什麼戰略價值﹖
正如筆者曾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發表的英語論文所言﹐一直以來﹐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普遍低估、甚至忽視過去美國在香港事務上的參與。這個現象，在冷戰初期尤其顯著，其時香港只被看成「中英關係的附屬物」，一般人以為美國對香港的興趣相對微弱﹐但其實香港對美國是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屬於一個超級大國和一個非國家個體之間的不對稱關係。學者丁偉、丘宏達、鄭永年等人的研究分別指出，雖然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但主權交替對港美關係的影響並不明確﹐港美關係還是頗為含糊。
美國對香港經濟、政治及安全的關注，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美國駐港代表主要負責聯同中國打擊鴉片貿易﹐以及商議美國在東亞設立港口基地。但正如中國學者金衛星所言：「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香港的重要性，自十九世紀起逐漸減弱，一直至二十世紀。」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才再一次重視香港的戰略價值﹐並判斷香港的軍事價值﹐將被其外交價值取代。自此香港成了西方防止共產主義向南發展的堡壘、美國通往共產中國的踏腳處﹐而金衛星、王為民等中國學者甚至認為，在某些方面，香港成了一個推翻共產中國的重要基地。為了維持美國在香港的影響力，美國於一九四九年在其駐港領事館成立一個資訊服務部門﹐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宣傳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念﹐其相關行動定義廣泛﹐一直成了北京的眼中釘。近日北京駐港官員指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數目多得異乎尋常﹐就可追溯至上述背景。
六十年代起，香港對美國來說，更有了經濟的重要性﹐其時港美之間的經濟互動大幅增長，美國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顯著。另一方面，香港除了是美國戰略性探索共產中國背景的資訊中心，也成了越戰期間美國海軍艦隻的後勤基地及休憩娛樂的中心。這時候﹐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更難切割﹐而接待美軍的經驗﹐成了不少上一代港人的集體回憶。到了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由於雙方表面上均不願引入第三國家參與，因此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一直保持低調。但是美國的低調，並不代表它對中英談判的影響和結論漠不關心。相反地，美國給予《中英聯合聲明》正面回應之余，多次重申美國在香港的未來持有重大的利害關係﹐而不少美方人員都暗示一天民主化和人權等問題尚未解決，香港仍然會引起國際爭論。
六四事件後﹐在上述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它不是一份條約，而是被美國國會議員當作為香港經濟及政制發展的常年報告。然而，《政策法》仍然為港美之間的互動﹐奠定了非常具體並受法律約束的基礎，自此美國在香港回歸後十年﹐有了公開評價香港狀況的官方平臺。
節錄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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