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剛開始時，主流輿論預言這是摧毀威權政體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正如本欄不斷強調，「威權政體＋大數據＝無敵天下」，大趨勢卻是民主制度大規模退潮，不少老牌民主國家也百病叢生。研究這趨勢的著作當中，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者布倫南（Jason Brennan）2016年出版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出版後激起連串學術論爭，可謂箇中佼佼者。不過，他主張以菁英主義抗衡民粹，雖然說出不少傳統精英的心聲，卻是不可能的夢魘。
為何民主走向民粹
政治學有所謂「多數人的暴政」理論，指民主政體由一群只以各自利益為依歸的民眾主導時，由於他們對公共事務欠缺識見，經常被簡單的情緒左右，依從「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多數人不單會對少數人壓迫，作出的決定，更往往損害社會長遠利益。所以成熟的民主，必須有機制保護少數的權益，過程中也應該催生共識，而不是零和。布倫南對民主的觀點，主要呼應上述說法，並進一步指出民主要有效運作，民眾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掌握充足資訊，作為決定和行動的依據：
二、決定和行動以理性主導，不偏不倚地評估和判斷接收的資訊；
三、作出決定時，能避免盲從和系統性錯誤；
四、能意識到自己的限制，並能持續吸收新資訊，去修正自己可能的偏差。
這些理論，是不少大學的哲學101課程入門，然而知易行難，相當「離地」。布倫南認為，在現今民主政治中，即使是老牌民主國家，也鮮有民眾符合上述要求。為了方便形象化解釋理論，他把現今民主政治下參與政治事務的選民分為三類：
一、「哈比人」（Hobbits）：他們最無知、掌握的資訊最少，容易被政客煽動，對其主張盲目支持；
二、「政治流氓」（Hooligans）：他們雖然掌握了較多的資訊，但完全以個人利益、信念作為決定和行動的依歸，不惜為此罔顧事實和真相；
三、「瓦肯人」（Vulcans）：他們掌握充足的資訊，能基於客觀事實作出政治決定和行動，不受個人情緒、觀點或偏好影響。
「瓦肯人」是布倫南眼中的最理想選民，但現實中，自然是「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佔大多數，令民主政治變得充滿偏見，容易被民粹左右。
布倫南認為，民主政治淪落至此，完全是選民的人性體現。對一般民眾來說，政治是「離地」的，他們只關心與自己切身利益攸關的事物，但面對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卻往往已有特定觀念和立場，並經常為情緒左右，容易忽視客觀事實。結果，選民往往因為自己的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作出不理性的政治決定，這些決定固然未必對國家有正面結果，即使是對本人長遠利益，也不見得符合。就算民主政治有各種公共參與和審議機制，基於人性，其實也無法帶來預期效果，只會引致無休止的爭論，進而令民眾得到政治無力感，得出「我討厭政治」的結論。加上現今民主制度大多是零和遊戲，不同陣營的選民處於敵對狀態，他們為了勝出，容易成為「公民敵人」 (civic enemies)、被政客煽動，令民主走向民粹。只要隨便到一個網絡討論區，查看和任何政治有關的「討論」，就最容易看到人性的這一面。
知識菁英制的民主是否可行？
那可以怎樣？布倫南指出，如果政治的目的，是要為社會帶來更好的結果或變化，現時的民主政治只有反效果。他提出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代替一人一票的普選，讓「瓦肯人」擔起管治國家的職責──這令人想起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強調的「賢人政治」 (meritocracy)。後來他又在《萬古》(AEON)雜誌發表一篇名為「投票權應限制在有知識的人中」的文章，進一步闡述他眼中的「知識菁英制」。
所謂「知識菁英制」，據他本人所言，並非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在現時民主制度賦予所有公民平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基礎上，根據公民自身的知識和能力，分配各自的政治權力。換句話說，在上述設定，雖然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選舉和被選舉權，但在治理國家的決策範疇，只應由具備足夠知識和能力的人承擔，從而達到「克服民主制度的弊端，縮減無知者的權力，增加智者的權力」的目的。布倫南也再三強調，這制度「並不等同於精英、技術官僚和哲人王的統治，它是一個改良民主的方式，目的不過是避免知者被無知者所拋棄。」
那麼誰是「知識菁英」？布倫南的提議，有趣地和香港的功能組別選舉異曲同工。例如他想到要公民通過「基礎政治知識測試」，那樣雖然政府能賦予所有公民基礎投票權，但通過基礎政治知識測試的公民，會擁有更大權。他又建議政府維持以民主方式制定法律、作政策決定的同時，應保留專家或具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否決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權力。相關理論，其實港英時代的理論家，超前了數十年。
不少論者對布倫南提出對的民主批判深有同感，但對於這「知識菁英制」，都認為完全不具備可操作性。例如亞利桑那大學的克里斯提諾 (Thomas Christiano)認為，布倫南只著眼於微觀分析選民的意向和行為模式，忽視了民主政治在西方歷史發展的成就，也未能論證為何「知識菁英制」更優勝；桑恩 (Valerie Soon)批評布倫南過份樂觀看待知識對正確政治決定和行動的重要性，認為歷史上的無數經驗，卻引證了具備知識的人會為國家帶來毀滅性決定，帶來「永久的不公義」；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者艾略特 (Kevin J. Elliot )也指出，布倫南忽視了一般民眾能通過不同「捷徑」 (shortcut)，在有限時間獲取公共事務資訊，並非所謂的「哈比人」。
最弔詭的是，要落實所謂「知識菁英制」，不可能靠民主原則，只可能靠威權政體。早前出席一個演講，一位學生問：「你常說今天的威權政體依靠民粹反菁英，但統治者不是菁英嗎？」自然是的。威權政體必然會建立一個有趣的金字塔，最頂層是超然的「半神」菁英，最基層是所謂「哈比人」和「政治流氓」，利用後者的反菁英情緒，打擊中層的「瓦肯人」。在這個體制，管治者確是知識菁英，但絕不是施行「知識菁英制」，只是落實我們多次介紹的「威權政治2.0」模式。放眼四顧，一目瞭然。
小詞典：布倫南 (Jason Brennon，1979-)
美國新生代學者，喬治城大學哲學教授，專門研究選民行為、民主理論、投票理性等。2016年的《反民主》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令其得到廣泛注視，本書也被翻譯為各國文字，作為對特朗普崛起、英國脫歐新時代的及時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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