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在毫無徵兆下宣布，原定本年九月在港舉辦的APEC財長會議「被取消」，改為在北京稍後舉行。香港各方多認為與北京避免「佔領中環」同期出現、喧賓奪主有關。
對這說法，筆者頗有保留，似乎它頂多是「一籃子」因素之一。現在北京要展現「中國夢」，發展經濟之餘，也要在戰略層面顯示硬碰硬的決心，大改東海、南海政策，假如說為了一個停留在口頭階段、規模未明、時間未明的地區事件去逃避，這是示弱，並不符合政策方針。
何況去年九月公布香港主辦財長會議時，佔中已醞釀，幾個月來的聲勢亦不覺明顯加強。港澳協調小組要是如此研判，無疑是暗示無力控制局面，同樣不符政界潛規則。
說到底，北京讓香港承辦財長會議，不可能是輕率的決定，早在決定公布前，港府內部已知悉。那究竟在幾個月內，出現了什麼變數？解鈴還需繫鈴人，一切還得從香港參與APEC的本質談起。
與港參加APEC本質有關
由於APEC成員不是「國家」，而是「經濟體」，香港才得以和中國、台灣同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加入。APEC雖然規定所有成員輪流主辦年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媒體俗稱的「峰會」），但香港和台灣加入的備忘錄列明，不能承辦這層級的會議。其他APEC部長級會議通常亦由該年主辦國承辦，所以港、台要辦任何APEC會議頗不容易，除非中國在主辦年刻意「關照」。中國上次主辦APEC峰會在二○○一年，地點為上海，而上海不會考慮讓「宿敵」香港分流，所以本年原是香港首次有辦APEC會議的機會。
然而，在北京決定讓香港主辦財長會議後，除了佔中繼續醞釀，在北京眼中的國際層面，「香港 —APEC關係」還有下列微妙發展：
一、去年九月到現在，中港矛盾不斷激化乃客觀事實，這卻可能無意中觸及香港在APEC的地位。香港得以參加APEC，因為她是「獨立經濟體」，財政獨立、關稅獨立，各國因此給予不同於內地的經濟政策。
但假如兩地經濟不斷融合，雙邊貿易不再是國際貿易，港元被人民幣取代，內地企業不斷利用香港「走出去」卻不守相關法規，其他國家早晚會質疑香港的「獨立經濟體」身份，不少東南亞學者私下特別對大中華地區「一國三票」感到有問題（而且澳門也躍躍欲試要加入）。若「別有用心」的國家循這思路，在APEC借題發揮中港矛盾，或會動搖中國借助「經濟體」拓展國際空間的策略。
二、香港原來希望在會議宣傳「香港就是人民幣離岸中心」，但北京愈來愈傾向從「不安分」的香港手中分散上述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行政院剛進行「法規鬆綁檢討」，目的也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新加坡也有同一意願。財長會議不再在港舉行，暗示中國覺得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被取代，而同類待遇給予台灣，可能「統戰效益」更大。
三、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上月歷史性訪問大陸時，台灣媒體不斷就「習馬會」吹風，認為馬英九應在北京主辦APEC時和習近平見面。雖然北京傳出可能性不大（APEC規定台灣只能派部長級官員參與領導人峰會），但台灣官員出席北京主辦的APEC，依然充滿政治可塑性。
歷史上這從未發生，因為台北主辦不了，而上次上海主辦時，台灣是綠營執政，陳水扁政府乾脆杯葛了事。要是香港「小事」搶了兩岸「大事」的眼球，北京會認為是本末倒置。
四、去年十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利用APEC峰會的機會，「成功爭取」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面談，雖然規格被矮化，但畢竟開了頭。假如菲律賓一年內不道歉，港人對下次峰會自然有更高期望；一旦菲律賓財長來到香港開會，香港官員必會被期望對其施壓，作為東道主乃避無可避。但假如當時北京對菲政策是「拉」不是「打」，香港對菲民情卻可能壞事，而南海局勢數月來瞬息萬變，北京自然不希望有其他不可測性在境內出現。
這些因素個別衡量，都不足令北京戲劇性改變政策，一籃子放在一起，卻可能令北京發現：在香港舉行會議對中央政府沒有什麼好處，卻可能有國際層面的風險，縱然風險不太大，但既然港人對「中央關照」不感恩，「何必為他們讓自己添煩添亂呢」。
無論北京真正心態如何，這次香港失去主辦權的客觀效果，可能遠比輿論此刻能預測的深遠。一些朋友認為「不辦就不辦，不稀罕，樂得省錢。」然而，香港與內地城市的不同，相當部分也在於其國際地位。曾俊華月前說：「籌辦今次會議，可向各與會財長及官員介紹香港金融業的最新發展及合作機會，有助鞏固及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文匯報》來論上月依然道：「這將是香港打造國際會展中心的一個里程碑性質的事件，也是近年來國家從外交層面支持香港的一項重要成果，定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展望未來，相信中央還會繼續有針對性地加大外交『挺港』，幫助香港以更加自信、活躍的姿態在世界舞台上展示獨特風采。」
把這些美言倒轉來讀，也就八九不離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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