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幾位讀者在本人的Facebook留下私人訊息，表示從互聯網得知，有香港團體曾在加沙戰爭期間籌款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讀者們說，他們同情被戰火破壞家園的巴勒斯坦婦孺，但不知應否捐款。本人對香港團體間的爭議既無研究、亦無興趣，但看過相關資訊，有責任指出捐款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和直接援助「被戰火影響的巴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以巴群眾」這類專有名詞，在主流媒體固然難得一見，甚至主流左派也不太使用，基本上那是「托派」語言。作為久違了的名字，托派其實一直存在，且對以巴衝突有一家之見。托洛茨基是猶太人，托派雖人數不多及地位邊緣化，但七十年代前還是吸引不少知識分子加入，包括好些猶太精英。托洛茨基的追隨者一方面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另一方面也不滿阿拉伯民族主義領袖，例如耶路撒冷的伊斯蘭穆夫提（Grand Mufti）侯賽尼（Haj Amin al-Husseini），說他們在希特拉的年代同情納粹、打擊猶太人。對托派而言，一切都是階級問題，惟有通過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革掉雙方腐化階級，問題才可解決。
久違了的托派觀點
有趣的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後，上述以巴觀也被不少托派揚棄。當時以色列通過戰爭佔領大片阿拉伯土地，幾乎全球左翼都支持阿拉伯人的「反帝鬥爭」，托派論述也逐漸由批判以國資產階級，變成批判作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以色列國，包括抨擊該國工人階級沒參與阿拉伯世界的反帝鬥爭，對此可參閱英國社會學教授科恩（Werner Cohn）刊於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y的論文《猶太人在托派運動的新形象》。事實上，無論是主流以巴雙方，還是國際關係學者，多認為以巴衝突主要是宗教、民族、文化、乃至資源問題，在戰火連天的年代講「以巴階級覺醒」，未免太「離地」。
然而，就是在托派於左翼中被邊緣化、支持「以巴群眾」被托派邊緣化、連《共產研究期刊》為了生存也要改為《東歐政治期刊》的後冷戰時代，也依然有一些托派組織堅持以「世界人民大團結」的階級立場演繹以巴問題，包括一個類似昔日第四國際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它的以巴支部名叫「社會主義鬥爭」，香港代表為「社會主義行動」（網頁列明是「支持者」，不知是否正式成員）。
在CWI網站，有一篇愛爾蘭支部的評論文章最有代表性：根據其立論，以巴的「戰爭、自殺式襲擊、佔領和經濟崩潰」，受害人都是「巴勒斯坦群眾和以色列工人階級」，他們應反對國際社會的「資產階級外交解決方案」、「推翻以巴雙方的資產階級政權」，才能達到終極目標，即同時建立「社會主義以色列國」和「社會主義巴勒斯坦國」，再繼而建立「中東社會主義聯邦」。
讀者看見的街站是CWI香港支部所設，捐款表格寫的訴求，都是CWI網站原文照搬。至於捐款作何用途，雖然沒有公開列明，但基於CWI的理念和架構，相信未必會直接捐到受戰爭影響的巴人手中，而是有三個較大可能：交到CWI總部、CWI以巴支部，或由該香港團體自己保留，讓其「行動」以「喚醒階級覺醒」；其網頁透露，「我們亦花費了數千元旅費，到其他國家建立我們的組織，實在需要更多資金」，反映CWI不同支部或支持者之間存有國際交流，所以上述三個可能性亦有重疊的可能，詳情只能向相關組織查詢。重要的是，假如真正認同托派的「以巴群眾觀」、捐款的「行動」或旅費用途，支持自無不可；但假如只希望直接援助受戰火影響的巴人家庭，則有其他大量團體可供選擇。假如有捐款人以為是捐了給後者，而不知道是用作前者的托派用途，誤會就大了。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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