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共識政治的終結：全球「本土主義」興起之謎

二十多年前，冷戰終結，「全球化」一度成了「潮語」，似能解答一切，世界也彷彿步進大同，再無國族疆界，只有普世大愛，最社會主義的理想，通過最資本主義的方式，快將實現。

諷刺的是，在過去數年，趨勢卻剛好相反。不少看似互不相干、主張限制外來者的本土主義分別興起，像以往相對「包容」的瑞士通過限制新移民的公投，有排外政綱的政黨在平和的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紛紛崛起，獨立公投亦將在蘇格蘭舉行。這波全球化時代的本土思潮，和舊有由國家鼓動的愛國主義、政客宣傳的民族主義都不盡相同，我們可借用美國評論員Leonard Zeskind 二○○五年發明的名詞，稱之為「新本土主義」(New Nativism)。無論對其是否認同，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現象。但這個「結構」是什麼？

近日新加坡鄭永年教授發表文章《21世紀的政治秩序與危機》，雖然探討對象是世界整體秩序的失衡、特別是亞洲面對的管治危機，但用來解釋上述問題，也有相當啟發性。在鄭文基礎上，筆者嘗試分享一些延伸思考，以略述全球本土主義興起的六個原因：

一、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經濟體系令各地政府的自主權弱化，愈來愈受外來資本影響，傾向商界利益。進一步分析：即使部分外資無意干預本地政治，也會通過房地產一類投資，或其他跨境貿易圖利。無論是投資銀行還是水貨客，特別是和本地社會缺乏互動的，都會被視為影響本土民生的寄生者。

二、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產業以金融、資訊科技為新貴，缺乏實業，卻能隨時抽走資本，比工業時代更導致貧富懸殊，令原來產生「共識政治」、立足本地的中產階級失去影響力。進一步分析：這些中產部分下流到底層，喪失尊嚴，追本溯源，也出現排外情緒；另一些則轉型為全球化精英，與本土距離愈來越遠，進一步失去本土中產原有的穩定功能。

三、鄭教授認為，全球化人口流動令不同階層都面對外來者挑戰，表現突出的新移民不滿對待，亦要爭權。進一步分析：各地引入新移民或外勞，自有其經濟原因，但一般群眾不一定得到好處、有時「滴漏效應」根本不存在，卻能親身體驗箇中不便，令本土運動特別得到基層支持。另一方面，當代新移民維繫和母體的聯繫、或不斷流動，都比從前容易得多，往往沒有誘因落地、融入當地，卻懂得利用外來資源提升在新社會的權力，也令矛盾激化。

四、鄭教授認為，全球化民主令政府被民眾要求保護本土、增加福利的壓力愈來愈大，但這和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設定卻背道而馳。進一步分析：由於各國政府在民意壓力下，承諾的福利愈來愈多，亦容易被拿來和其他政府比較，面對經濟危機時，只要削減福利，本土思潮更容易成為主流思想。

五、鄭教授認為，全球化資訊革命令一般人真正能掌握自己的權利，弱化原來的精英共識政治。進一步分析：資訊革命已大幅度降低走入精英階層的門檻，無論是專業界別的親建制精英、還是學院派的反建制精英，都失去一般群眾尊重，也令原來一度成為精英共識的「普世思維」被推倒重構。

六、鄭教授認為，互聯網令社會動員方式產生質變，人人都爭取到議題設定權。進一步分析：關鍵是實時(real-time)資訊發放的智能手機產生後，原來居於權力最底層的群眾，已通過自己的最大優勢：時間，打破了精英對大眾媒體的壟斷，而這卻是最難從全球化直接受惠、對外來影響最不滿的一群。

樂觀主義者認為，上述種種不過是陣痛，「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最終世界還是會大同。

理論上，也許是的，但「最終」假如是一千年後，陣痛就不止是陣痛了，只爭朝夕的一代，卻會發現在可見將來，各地本土主義必能維持相當實力，就算走到世界哪角落，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