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撰寫國際關係欄目，源自《明報》國際版的十年專欄，第一位邀請本人寫文章、並一直在業界內外指導的，正是日前遇襲危殆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先生。筆者衷心希望他早日康復，實在對這類襲擊在香港出現感到震驚。這時候，不禁令人想起上月在一個電影座談會評論的紀錄片《普京之吻》，以及其講述的俄羅斯新聞工作者遇襲案例。這自然不是說目前香港和俄羅斯有任何可比之處，但彼邦情況確值得思考，因為它顛覆了不少朋友一廂情願的良善想像。
案件主角卡申（Oleg Kashin）是俄羅斯記者，曾在多家媒體工作，以針對俄羅斯權貴的偵查報道為人熟悉。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晚，他在社交網站上載了自己背誦俄羅斯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保護新聞從業員免受暴力襲擊」的權利數小時後，於住所外被兩名男子襲擊至重傷，全身骨折（包括頭骨骨折），當地警方列為意圖謀殺案。
由於卡申是知名人士，案件轟動全國，新聞工作者、自由派、社運人士連番示威，當時的總統梅德韋傑夫罕有地高度重視，下令調查機關將之列為「特別管理案件」，「必須將兇徒繩之於法」，但至今仍未破案。
卡申案有什麼啟發？
一、大家經常以為行兇需要動機，廣義上是的，但狹義上「動機」不一定需要是很具體的某件事得罪了人。像卡申，他每一篇報道都可能樹立敵人，但每一篇報道也好像不足以「致命」。然而，客觀效果是，沒有清晰動機的案件，會帶來更大恐慌。假如俄羅斯人知道卡申某篇報道惹禍，日後下筆畢竟知道了「紅線」所在；但不知道哪裏是「紅線」，就會各自猜度，而猜度又永遠沒有答案。假若要從製造恐慌指數的出發點計算「成本效益」，這會更「划算」。
二、根據環境證供，不少人深信這是普京打壓言論自由的舉措之一，與連串其他事件聯繫在一起。惟自行推論兇手、指向親普京外圍組織，不一定令政府公信力受損，反而會鞏固親政府陣營的支持，令社會對立。普京畢竟民望甚高，他的支持者認為反對派，甚或卡申本人暗示是親普京青年組織「納什」（Nashi）所為並不公允，反而激起對政府的同情。Nashi的領袖則多次要求對方要是提不出證據，必須還他公道。結果黑白分明的兇案，又變成二元對立的格局。
除了無奈 還是無奈
三、俄羅斯政體本身不能說不民主，群眾對案件遊行譴責、媒體廣泛報道及總統親自關注（相信梅德韋傑夫是真心的），這和一般威權國家的維穩模式完全不同。俄國人不像昔日共產政權下的群眾，不會具體感覺到有什麼權力被剝奪，因遊行示威簽名抗爭都出現了，最高領導人也是有誠意的，甚至國際媒體亦已高度關注，「可以做的都做了」，不會根本否定這個政體。
四、俄羅斯的反政府聲音始終獲容許存在，總有一些立場激進的反對派代表高調發聲，咒罵普京的網站也不會被封，成為親普京團體反駁沒有言論自由的鐵證，一般人不會明顯感覺新聞自由被收窄。普京的支持者反而相信，把卡申案「政治化」是反對派受西方指示製造事端，而有這種想法的並非少數，畢竟俄羅斯社會普遍對新聞工作者缺乏尊重，更沒有將之奉為烈士或義士歌頌。
據國際記者聯盟統計，一九九三年以來，俄羅斯共有三百一十五名新聞工作者被殺或失蹤。這自然不可能全是巧合，亦不可能一律與親政府組織無關，卻也不可能一律是同一黑手所為，或不可能沒有其他因素渾水摸魚。卡申本人則幸運地康復了，雖然繼續報道俄羅斯政治，但已走到瑞士定居。
俄國新聞工作者除了無奈，還是無奈。心裏明白，要破解上述「模式」，理想主義做不到，因為連普京的支持者也在同一說「譴責暴力」、「支持民主」話語；激進主義做不到，因為一般民眾不會認為體制有根本問題；靠國內法治做不到，因審案一切依足法律程序處理；靠國際監察也做不到，因為愛國教育下的俄羅斯人先天不信任西方媒體，後者介入反而有反效果。那他們可以怎麼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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