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錕的世界主義，與我們的未來

諾貝爾獎得主高錕教授離世，除了他對互聯網世界的巨大貢獻值得懷念，他本人的世界觀，也很值得我們借鑑。

高錕出生在民國時代的上海法租界，自小在英屬香港讀書，博士學位來自英國倫敦大學，持有美國、英國國籍，被稱為「全球華人之光」，但原來他對這身份另有一番體會。多年前，高錕接受香港電台的《傑出華人系列》訪問，談及自己的身份認同：「我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種族的感情是也不多的。大概是因為我接觸的人太多，我是以人為主，不是以國家或種族為主。我住在那裡是因為，在那個地方我可以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在哪裡，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太重要的一點。」這種說話，根據政治正確觀點，恐怕不會完全沒問題，但因為高錕德高望重，也不涉政治，才沒有成為愛國主義目標。高錕的世界，自然也廣闊得多，據他在同一訪問透露：「我變成了世界中間的一部份，不是任何國家的一部份。」

然而，當我們不是高錕，提起同一世界主義，說服力就難免弱得多。即使不談政治正確，假如在網上建議大家成為世界公民，必然伴隨一堆「哪有錢」之類的即時反應，彷彿超越狹隘地域、本土、民族主義的，就只能是奢侈品、只能離地。其實，這樣的觀點，只是徹頭徹尾的逃避，因為全球化時代的「時空壓縮」，早已徹底改變我們對時空的掌握和想像。

一百年前，香港有諺語「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到了今天，自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從香港到廣州不用一小時，更不用說高鐵通車後的「大灣區」概念，無論是否喜歡也好，客觀現實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已經大幅擴大。而這不單是北望：就像在去年，我每週來會香港與新加坡，只要及早預定，國泰航空的來回機票也不過一千元，時間只需三個多小時，與香港到廣州相比，已經相去不遠。隨著科技發達，機票只會更便宜、航班只會更快，以往根深蒂固的地域概念，早已不再存在。至於週末到台灣渡假，連機票、酒店，消費可能比留港更低、質素更高，這也成了不少人的常規項目。

在舊世界，「移民」、「留學」彷彿永別，但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卻發現，離開了香港的人，對香港政局反而更有興趣、也更為緊貼，能夠完全離地地批評別人離地，已是網絡世界的自然風景。說到底，甚麼是移民，甚麼是留學，定義已經模糊，不時強調「移民」的人，只是希望以移民來逃避這世界，但就像特朗普的選民、支持英國脫歐的老人，總會被時代淘汰。真正的世界公民，卻是不會再有「移民」這概念的，一個人持有的國籍、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渡假的地方、投資的地方，可以完全不同，加在一起，就是一個package，這才是人生。高錕教授走在前頭，但不用擔心後無來者，因為世界已經由他而改變。

小詞典：時空壓縮 (Time-Space Compression)

全球化理論核心概念之一，指出科技革命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幅度收窄，交通便捷、資訊流通，令從前的空間思維被大幅度壓縮，以往需要大量時間完成的旅程，現在可以極速完成；昔日的訊息時差，則被互聯網的實時溝通變成接近零，人類的生活也因此被徹底顛覆。

馬哈蒂爾大視野：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下）

昨天談及理應相當正面的「一帶一路」戰略，被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間接警告為「新殖民主義」，假如北京不正視箇中問題，未來的骨牌效應，可大可少。

雖然「一帶一路」以填補「IMF模式」漏洞為切入點，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中國雖然崛起了、雖然擁抱「亞非拉人民大團結」，但依然不可能免費、無償為「一帶一路」各國大興土木結帳。興建這些鐵路、大橋、隧道等，都是戰棋級數的超巨型項目，所費極大，這些國家本來就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獨自承擔如此天文數字，於是資源又是來自中國、或中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如亞投行，不過不是贈品，而是借貸。假如是向中國的銀行借貸，在商言商，自然要付利息，結算單位自然也是人民幣，結果匯率、利率都沒有主導權，中國卻可以通過調控這些債務，達到經濟、戰略、地緣政治等層面的槓桿效果，於是本質上，這和淪為「IMF殖民地」並無太大差異，是為國際政治經濟的「債務外交」。更甚的是，到了還款日，具體要付出多少，目前誰也說不准；這些國家假如到時未能還款（這極可能發生），要麼北京容許撇帳（內地民意不可能不反彈），要麼另外「想辦法」，屆時中資興建的基建、乃至整個建設中的港口，就可能成了抵押品，變成中國「租界」；中國的角色，也有純粹的承辦商、貸款人，反客為主變成「合夥人」和「金主」。

即使最終這些國家能還清債務，整個興建過程中，本國人民的受惠還是很有限。根據一般已公佈的「一帶一路」合約，承建商基本上都是中國公司，公司請的工人也大多來自中國，基本上和在中國國內搞基建無二，唯一差別，只是完成品留在海外，卻因為這樣，需要別國共同承擔經濟風險。根據純經濟角度，也許聘請「任勞任怨」的中國工人，可以繞過「一帶一路」國家的勞工保護法律，更能達致效益最大化，但實際上，這也是解決中國國內工人下崗、經濟轉型的最有效途徑。至於技術轉移、中層管理，更與本國勞動力無緣，幾乎清一色會由中國人承擔管理角色，興建過程中的所有溢出效應，幾乎本國無從分享。

到了這些大型建設完工後，當地能有多少實惠，同樣是疑問。以馬哈迪拉倒的「東海岸鐵路」為例，他強調馬來西亞東部人口、消費模式，根本沒有這樣的交通需要，鐵路絕非經濟發展首選；另一方面，根據「高鐵經濟模式」，這類鐵路在世界各地，到頭來只會淪為一個地產概念，沿線地段會被炒高，但本國人民沒有需求、也不能負擔，結果投資者又是來自海外、特別是中國，自己人反而可能被高地價拖累，被逼遷離故鄉。那時候，國內貧富懸賞會更嚴重，本國經濟更依靠不能控制的外匯，也會變得泡沫化，一旦金融風暴一到，就無力招架，而馬來西亞對1998年金融風暴的教訓，依然記憶猶新，當時的首相，正是馬哈迪。以上種種，加起來，就是左翼「新殖民主義」理論的典型，馬哈迪的用詞，不是特朗普式的順口開河，而是精雕細琢的。

小詞典：東海岸經濟特區

納吉時代構想的馬來西亞經濟特區之一，前任首相阿都拉的構想，2007年開始建造，目的是調節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涵蓋區域是吉蘭丹、登嘉樓等東部州份，也是納吉時代的三大經濟走廊之一，主要贊助商是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一帶一路」項目「東海岸鐵路」理論上是促進特區發展的基建配套，但被新任首相馬哈迪喊停。

馬哈蒂爾大視野：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上）

中美貿易戰鬧得沸沸揚揚，令中國外交同時面對的另一大挑戰，卻暫時被按下不表。其實長遠而言，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決定撤銷中國承建的「東海岸銜接鐵路」合同，並間接警告中國的「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令其他沿線國家都對「一帶一路」心生警惕，對北京的影響，可能更大。

馬哈迪作為93歲高齡的著名世界級老狐狸，政治智慧、國際視野都無庸置疑，不但國內所有政客都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連帶美國、中國也是他利用作「對沖外交」的工具。馬哈迪上次任內持相對反美立場，對美國財團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興風作浪高度批判，也是亞洲價值觀、威權主義的擁護者，北京一度對他高度肯定；年前他曾訪問香港，也是應「幫港出聲」召集人之一的東南亞專家鄭赤琰教授邀請演講，順道對佔中作出批評。

由於馬哈迪是李光耀那一代的前輩，輩份、資格都比習近平更老，國際人脈也甚廣，這次他又親自到北京為推倒合同「謝罪」，算是給足面子，只說希望中國體諒馬來西亞經濟苦況云云，中國也不好說甚麼，只能「硬食」。但這自然不代表馬哈迪真的感到「抱歉」，恰恰相反，他的說話相當有骨，例如會見總理李克強後，公開說「我們不想要一種狀況，窮國因無法和富國競爭，而發生新版殖民主義」，已經是赤裸裸的正面諷刺。

馬哈迪的取態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因為馬來西亞的新立場，也是說出了不少「一帶一路」國家政要的心底話。客觀而論，「一帶一路」的原意，其實是相當正面的：冷戰結束後，不少發展中國家要爭取資源，只剩下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體系一途，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每每提出種種不設實際的借貸條件，例如全面撤銷國家補貼、進入完全市場經濟、實行多黨民主選舉等，令發展中國家成了「IMF殖民地」。加上這些國家從借貸得到的資源，往往得物無所用，又沒有多少硬件留下，只是加深了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於是中國崛起後，提出另一條路，通過所謂「無附設條件」（no strings attached）的借貸，以及集中為發展中國家興建基礎建設，希望把它們拉攏過來。

這套思維，並非習近平時代的「一帶一路」原創，早在江澤民時代，中國「重返非洲」，就已經看準IMF模式的漏洞，部署具有針對性，也頗受當時的非洲政要歡迎。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決定興建「東海岸鐵路」，固然有他個人的政治考量，也是與美國因貪腐醜聞鬧翻後的應變舉措，但上述邏輯，也依然實用。那麼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小詞典：東海岸銜接鐵路

「一帶一路」項目之一，計劃連結馬來西亞吉隆坡與東海岸經濟特區，原訂第一階段全長600公里，第二階段增加88公里。2016年11月，馬來西亞政府和中國交通建設（CCCC）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估計造價131億美元。雖然項目於2017年已動工，但2018年8月，馬來西亞政黨輪替後，新任首相馬哈迪宣佈取消項目。

《今日簡史》：甚麼才是真正的國際關係議題？

在國際關係層面，究竟甚麼是「落地」，甚麼是「離地」？中美貿易戰、南韓峰會，在五十年後看來，究竟有多重要？曾出版暢銷書《人類簡史》、《未來簡史》的以色列學者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剛出版的新書《今日簡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正正指出今天一切的國族、宗教爭鬥，都已經是明日黃花，因為真正重要的國際大趨勢，都已經被科技革命徹底改變。

人類面對的真正威脅：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

《今日簡史》並不是系統性專書，而是作者一系列課堂、演講和文章的結集。有別於《人類簡史》聚焦人類發展至今的歷程，以及《未來簡史》展望人類未來發展的圖景，《今日簡史》則關注當下這個轉捩點的挑戰。在赫拉利眼中，科技的顛覆性發展、生態危機和核戰爭，才是人類面臨的三大真正問題。由於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付這些挑戰，人類要求存，必須超越民族國家的界線：「在一兩個世紀內，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結合將可能產生在身體、物質和精神上均脫離人類自古以來模樣的人類…… 以色列、俄羅斯或法國的民族主義對此可說些甚麼呢？」

事實上，筆者想到的比作者更擔憂，而我們目前熟悉的一切論述，都已徹底被這些科技改變。例如從前的左翼理論，無不強調資產階級剝削窮人，或發達國家剝削邊緣國家，所以我們必須群起改變社會不公義云云。但正如赫拉利所言，假如工人還有被剝削的價值，這起碼證明他們是有價值的，這正是為什麼蘇聯時代的宣傳，都強調人的功能性價值，人起碼自我感覺是重要的。但人工智能、機械學習，除了可以完全取代勞力密集的工作，連智力密集工作也能取代，醫生、律師、會計師、教授一類職業，都存在大量重複性工作，都已經證明足以被人工智能輕易取締，人類真正的挑戰，是自己的不關連 (irrelevancy)，而這連抗爭的支點也沒有。

又如自由派理論，無不強調市場的積極性，足以調動人類無窮無盡的創意、創造力，這是社會進步的一切原動力，也是人類勝過機械的最後憑藉。但正如赫拉利所言，現在有了大數據分析，和生物科技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才知道所謂藝術靈感，不過是神經末梢的調節，而所謂商業天才的市場觸角，絕不會敵得過掌握大數據市場分析的企業。換言之掌握科技的人或單位，也可以基本上取代創意工作（例如電腦根據公式作曲、畫畫都已經完全成熟）和商業決定，那樣人和創業、市場的關係，還剩下甚麼？

以往人類還被認為有創造財富的價值，這是新興市場發展的重要基礎，人口紅利也是不少國家催生內需市場的最後殺著。但赫拉利警告，其實未來的商業活動，可以完全不需要人類，電腦與電腦之間已經可以進行交易，然後不斷交易下去，可以自動創造財富，而目前那些投資程式之複雜，也早已超過一般專家人力所能獨自理解。假如一個獨裁者能夠靠科技就能創富，其實不會有動力去理會絕大多數人類的死活；而只要威權主義政權掌握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一般人要反抗，也是無從談起。

我們是否已經失控？似乎這是一條不回頭的路，而目前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思潮，似乎正是令問題加劇的一大原因。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時，赫拉利進一步指出，人工智能的急劇發展，加上不同國家在這方面的競爭缺乏相應規範，更使問題進一步加劇：「在五年前，很多人並不知曉人工智能是甚麼….但到了2018年，我們已正面臨著在此方面激烈的軍備競賽。我覺得中國在三四年前已意識到這一情況；歐洲現在也已意識到了。但世界現正面對這樣的軍備競賽，而這爆炸性的技術又無法規管，這正導致可怕的狀況。無人能信任彼此，無人想落於人後，而這一切正令最槽的可能性終將發生。」

近年特朗普主義盛行、英國脫歐、難民潮等議題，卻顯得與對全球合作的需要背道而馳，這其實也是源自人性。為何人們會廻避真正重要的問題？赫拉利認為，當人們面對無法獨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時，往往會被一些相對熟悉而具體的事物轉移視線。當花上無數精力去處理這些問題時，意味著我們投放在真正重要問題的時間和心力，卻不斷減少：「脫歐最糟糕的是機會成本。在歷史上的這一刻，當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時，民族主義正在轉移我們的焦點。英國政府每花一分鐘去處理脫歐，就少一分鐘處理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而這已花上好幾年時間。那麼十年後，當我們錯過了規管人工智能的時機，回望過去就會說：對呀，因為我們都在忙脫歐。」特朗普其實沒有提供任何問題的答案，只是一句「令美國再次強大」，通過重溫歷史，來暫時麻醉國人，本質上其實和提倡回到哈里發制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沒有分別。這些思潮的支持者也不見得真心相信這一套，只是未來太不可測，總要找一些東西來依附，所以特朗普也好、伊斯蘭國也好，在人類大歷史的過渡期，就準時出現，只是他們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延緩答案的出現；代表的不是任何具體形式型態，而是一種虛無主義。

可惜，對不少人而言，這些「真正」的問題，卻是離地的。《泰晤士報》對他的訪問中甚至反問，在不同國家均面對自身種種問題下，赫拉利對「人類重大問題」的強調，是否只是轉移了對當下各種切身複雜問題的關注？不過正如同一書評指出，隨著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發展，北韓等被視為極權和封閉的國家將會加以利用，發展社會的監控系統強化自身統治，顯出這兩個層面並不對立，而是相互糾纏的。只是科技發展正以幾何速度前進，「傳統議題」的討論卻停滯不前，這樣下去，後果自然不堪設想。

小詞典：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以色列歷史學者，2002年牛津大學博士畢業，目前任教於以色列，因觀點不符傳統猶太教義，並身為同性戀者，而不時被保守派批評。近年出版了暢銷書昨日、今日、明日簡史三部曲，主張以人類、意識等角度宏觀閱讀歷史。

由《連城訣》的紅線談起：推倒重來的年代

每到飯局，「地球病了」、「道德淪亡」，總是在社會賢達口中出現。其實，這也是一個國際關係問題。

國際關係有一個建構主義學派，主張世界秩序由無形的話語權規範，而不一定要通過有型的官僚機構維繫。例如當蘇聯上下都接受了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國家就失去維持下去的動力，無論軍隊多麼強大，也自動崩潰。

由於人類具備七情六慾七宗罪，假如沒有底線，可以催生無數可怕行為，所以不同社會都有「紅線」的建構。定義紅線不能單靠嚴刑峻法，也需要社會共識、道德規範，但也存在相對性。例如在任何社會，食人肉都是被建構的「文明價值」容許範圍之外，但到了戰爭最慘烈時期、或在雪地求生的存亡時刻，「人相食」，卻屢見不鮮。

只要基因改造未完全成功，人性的陰暗面始終存在，但光明一面也不會被完全抹煞，不少偉大文學作品之所以「偉大」，就是探討在熟悉的時空被扭曲後，人性會放大哪一面。金庸短篇小說《連城訣》被不少人忽略，其實也是探討「紅線建構」的問題。小說有「南四奇」四大俠「落花流水」，在大雪山遇上雪崩，其中三人身亡，剩下的花鐵幹向邪派血刀老祖跪地求饒，然後，「紅線」一過，他被壓抑多年的人性劣根性洶湧而出，想到的一切，都是卑鄙無恥的典範。這反映一個飾演正義角色的人，只要打破了自己強加的規範，往往比日常生活的真小人「去得更盡」，因為對他而言，偷一文錢、講一句粗口和殺一萬個人，代價都是一樣的。而且，要建構完美無瑕的道德天尊形象，必須把所有人都有的人性陰暗面努力隱藏，到了爆發，就更一發不可收拾。

今天的國際社會，正是一個「紅線」被不斷推倒重來的年代。這本身並非新鮮事：任何社會的道德、宗教，多少都是因應當時社會經濟需要，而被制度化，紅線也被不斷建構和重建，本來就沒有絕對對錯。例如原始部落最重要的是繁殖，母系社會應運而生；古希臘軍隊上下長期共同生活，同性戀就被接受為比異性戀更高階的社會常態；伊斯蘭教先知眼見女性不受保護，教義就有了四個妻子；19世紀巴拉圭戰爭後失去90%成年男丁，一夫多妻就被法律容許。

問題是，現在資訊科技、互聯網、人工智能、演算式帶來的變革，速度極快，推倒重來的規範來自方方面面，根本沒有時間沈澱，這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鮮有的大變革。可惜不少上一代社會賢達，卻不自知。例如從前菁英圈子定義的「政治不正確」話語、粗口，紛紛成了網絡潮語，紅線一散，一切不可能回頭；又如當自拍變成比寫字更方便的家常便飯，數十年前社會會看作「荒淫無道」的自拍性愛片段，現在卻是不少情侶的指定動作。

結構改變了，卻繼續用舊紅線議論是否合理，已經沒有意思。不時有前輩要「重整道德」，希望重新樹立昔日的權威，可惜技術上已不可能。在可見將來，肯定有一套全新的論述，合理化我們所處的時代，無論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因為定義的紅線都已被越過，屆時都會被取代。

小詞典：《連城訣》

金庸武俠小說短篇，1963年成書，主角狄雲是一個樸實鄉間青年，進入江湖後，才發現自己崇拜的師傅、享負盛名的大俠，原來都是和邪魔外道血刀老祖一樣，行盡卑鄙無恥之事，這些人最終因為爭奪被下毒的寶藏，全部身亡。狄雲看盡人性陰暗面，心灰意冷，在獲得絕世武功後隱居。

「狂人」博爾頓：美國的計時炸彈？

昨天談及公開恐嚇國際刑事法庭法官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John Bolton)，而自從特朗普「國師」班農離開白宮，他團隊內的頭號狂人，已經變成這位傳統精英出生的奇人。雖然博爾頓在外交界口碑甚差，但他顯然與特朗普惺惺相惜，成為不少人眼中的定時炸彈。

博爾頓是耶魯大學高才生，在那裏完成學士和法學博士畢業，然後以律師身份被吸納到聯邦政府，早在列根時代就做過助理司法部長，然後在老布殊政府任助理國務卿、喬治布殊政府任副國務卿，特朗普據說最初是考慮他為國務卿，只是因為爭議過大而作罷，但最終還是把他送上國家安全顧問的高位。這樣的資歷，本應精英得不行，但偏偏博爾頓特立獨行，從不遵守精英圈子的潛規則，無論是政見、還是說話方式都劍走偏鋒，大概就是這樣，才得到特朗普青睞。

美國有不少主張走強硬路線的右翼政客、顧問、學者、評論員，但很少有博爾頓那樣，全方位的主張強勢。對奧巴馬時代的幾乎所有外交政策，例如在以巴衝突「偏袒」巴人、伊朗核協議、和古巴復交等，博爾頓都嚴詞批評，但即使是特朗普現在和北韓和解、與俄羅斯友好，也不為他所喜，因為他是力主推翻北韓「邪惡政權」、與俄羅斯重啓冷戰的推手。喬治布殊的伊拉克戰爭受盡千夫所指，博爾頓是少數至今堅持出兵正確的人；不少美國政客會打「中國牌」抽水，但公然主張華府正式和台灣建交的高層，卻只有博爾頓一人。他十年前就高調批評歐盟，有瓦解歐盟的「宏願」，認為英國脫歐是「偉大決定」。而且博爾頓身為律師，卻對國際組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認定聯合國只是貪官污吏的腐敗官僚場所，本來就不應該存在，近年還被利用為反美俱樂部，所以美國根本不必理會。前朝喬治布殊卻偏偏委任他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世人驚訝可想而知，最終他知道任命不會獲國會正式通過，而主動辭職。

高盛出身的班農和財經界關係千絲萬縷，博爾頓則是美國保守派智庫的殿堂級人物，著作甚豐。和班農赤裸裸的計算相比，博爾頓還能提供符合美國法律定義的論述，這可謂他的最大功能。關於此人的逸聞很多，最著名的是他的辦公室曾擺放了一個未引爆的手榴彈，作為「裝飾」，旁人因此視之為瘋子，這卻正是博爾頓希望樹立的公眾形象。雖然明知道不可能得到主流認同，但博爾頓在極右陣營有一定公信力，還曾有意問鼎總統寶座。

不過博爾頓上任以來，角色似是特朗普的傀儡，多於能建言特朗普的智囊；即使特朗普的最新北韓政策和本人「理念」大相逕庭，博爾頓也不見有任何動作，反映說到底，這人還是「務實」的。但是，當特朗普要對世界各國全方位出擊，博爾頓這樣的棋子，自然比上任國務卿蒂勒森、乃至現任國務卿龐貝奧方便使用。假如博爾頓能為特朗普這套思維，提供一個自圓其說的論述，在自己的陣營，乃功德無量。

小詞典：伊拉克戰爭

2003年，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發動伊拉克戰爭，官方原因是伊拉克持有可能影響美國和盟友利益的大殺傷力武器，以及伊拉克境內的恐怖份子可能與9/11事件的恐怖份子有聯繫等。戰爭未得聯合國授權，以美國為首的「志願者聯盟」最終推翻薩達姆政權，但未能建立穩定的新政府，除了中國、俄羅斯，連法國、德國等美國傳統盟友也公開反對這場戰爭。

美國Vs國際刑事法院：道德高地有多重要？

特朗普上台以來，單邊主義姿態一以貫之，對種種國際組織、條約毫不賣帳，以實行「美國優先」，美國話語權的大幅削弱，也是不爭事實。問題是，在當代國際關係，話語權還有多重要？

昔日美國外交無論真心、還是假意，都強調捍衛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觀，即使不時被其他國家批評持雙重標準，也無損其「價值觀外交」的槓桿作用。不少中俄學者甚至認為，美國得以在冷戰擊敗蘇聯，只是在意識形態戰場獲勝，話語權起的作用乃決定性。但冷戰結束後，不再存在二元對立格局，「話語權」其實失去了支點，各國現實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抬頭，再以價值觀主導國策，卻不一定奏效。

近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針對國際刑事法院（ICC）的發言，乃箇中代表。這個ICC並非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法源來自1998年各國簽訂的《羅馬條約》，2002年正式運作，以彌補現有國際框架的不足，負責調查涉及人道主義、種族滅絕、戰爭等罪行，取代過往為這些罪行成立的獨立法庭。由於如何定義這些罪行充滿爭議，法院也涉及跨境調查的權限，不少國家對此都很有保留，中國、印度、印尼、土耳其、沙特、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就從來沒有簽署條約，美國、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則撤銷了簽署，或不獲國會批准參與ICC，令ICC先天只是無牙老虎，無論是公信力還是執行力，早已無可再低。

然而，ICC有沒有用是一回事，完全打破外交「語言偽術」來否定它，卻是另一回事。根據博爾頓的說法，假如ICC「屢勸不改」，繼續調查美軍在阿富汗的涉嫌戰爭罪行，美國會直接制裁ICC法官、檢察官，包括禁止他們入境、凍結其在美資產，甚至進行刑事檢控。諷刺的是，無論是對「通俄門」的俄羅斯特工、還是不少涉及戰爭罪行的狂人，美國都沒有如此重手。博爾頓的威脅對象，還包括任何協助ICC調查美國的國家和個人，幾乎是把ICC當作恐怖組織看待；而捍衛的對象，也順道把以色列包攬在內，並以ICC調查以色列為由，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邏輯雖然奇怪，卻也教人見怪不怪。

如此作風，不得不令人想起年前南海仲裁案公佈後，中國官方對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CA）的嚴厲批評。PCA同樣不是聯合國的正式組成部份，和國際法庭（ICJ）沒有官方聯繫，當時官媒高調嘲諷PCA是「A貨仲裁法院」，對PCA法官口誅筆伐，認為他們受薪工作，全無公信力可言，因此中國對判決完全無需理會。兩個案例相同之處，在於中美的表述都有寫實部份，PCA經費確是由訴訟國攤分，ICC調查各國的基準也是殘缺不全，但出動到國家機器高調抨擊、乃至恐嚇，卻容易被看成否定ICC或PCA代表的價值。

不過經驗法則顯示，南海仲裁案雖然令中國短期內失去一些道德高地，但隨著菲律賓新政府態度180度改變，加上其他國家無視PCA的案例確實存在，卻是成功過了一關。這次輪到美國依樣葫蘆，向ICC宣戰，可能也不遑多樣：話語權是低了些，但ICC自然無可奈何，連帶其他國家對ICC的尊重也會越來越低。問題是世界向這方向走，最終結局又會如何？

小詞典：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2002年成立，位於海牙，源自同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條約》，原則上，對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四種罪行有管轄權，但「侵略罪」相關條款依然審議當中，而且只對條約簽署國的政府和人民、或由聯合國安理會正式決議交由ICC審判的案件有管轄權。假如罪行發生在ICC簽約國，ICC依然有權調查非簽署國政府或人民的相關罪行。

假如每年一山竹：氣候變化是騙局嗎？

山竹襲港，滿目蒼夷，不少港人首次真正感受到颱風威力，但根據大趨勢，這種強度的颱風，恐怕陸續有來。以往港澳地區多年才有一個十號風球，但去年的天鴿、今年的山竹，無論是密度還是強度，都是難得一遇；與此同時，美國更嚴重的風災，也幾乎在同一緯度、同一時間出現。地理學者會告訴大家：這都是氣候變化的後遺症，隨著碳排放持續上升、全球氣候變暖、北極冰川融化，從前少於5%機會出現的極端天氣，都逐漸變成常態。

問題是近年各國民粹興起，由於對全球化時代、資訊科技革命和不可測的未來缺乏信心，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大盛，而這種思潮，以特朗普為例子，往往對環保議題最不重視。背後原因很多，首先特朗普一類支持者，都有強烈身份認同，當美國被要求帶頭減排，自然有人認為是便宜了發展中國家、鼓勵了競爭對手，這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自己不應就範，這是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的主導思想。另一方面，傳統工業只要未能轉型，就情願宣傳環境議題是「陰謀」，但它們不容易向自由派爭取支持，往往就成為右翼金主。再加上一般民眾不容易直接感受到氣候變化的禍害，保守宗教人士又推波助瀾，在反精英主義大潮流下，反環保的歪理，也變得理曲氣壯。

即使個別國家、地方成功把環保概念推動入屋，積極減排，其實也於事無補：太平洋島國減排，不會改變早晚被淹沒的命運；新加坡成為綠色都會，也不能驅散「鄰近地方」的煙霾。至於改變大國行為，同樣不是環保團體簡單施壓就能落實，這不但涉及國內利益集團的博弈，也觸及國際關係層面的競賽。雖然無論是替代能源、還是人造食品，技術上都已成熟，但如何理順被取代的一群，卻費煞思量。一個有視野的領袖，也很難擺平各方利益，推動全球共抗人類危機；但一個沒有視野的領袖、或只顧狹隘選民利益的領袖，卻很容易通過炒作「氣候變化是騙局」，來鞏固自身權力，深化自己陣營論述，強化支持基本盤。

不少朋友認為應該相信市場：假如出現真正的綠色經濟，企業能夠一方面賺錢、一方面環保，最終沒理由不成功；假如不符合經濟效益，無論政府如何強制，也是徒勞無功，即使代價是人類滅亡，也難避免。姑勿論這樣的論述是否消極，這本身的立論，也有技術問題：新技術取代舊技術，與及新經濟模式取代舊經濟模式之間，必然存在時間落差，往往要數十年，過時的經濟模式才被淘汰。就像本欄曾談及，「電梯操作員」這工作本應老早被取代，卻居然在自動電梯普及化後數十年才消失。這樣的落差，放在人類歷史只是滄海一粟，但以人類近年破壞環境的速度計，卻足以致命。

也許有人問：難道人類沒有common sense？我們不妨看看山竹襲港前一天，香港各大論壇的留言，一律是「風和日麗比平日陽光更普照唔似打風無料到」。其實，只要有中三程度的地理知識也不會這樣說，有長輩「打風前一定悶熱」的傳統智慧也不會自曝其短。香港已是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美國農村鄉民的民智，更不堪設想。每年一山竹，恐怕一語成讖。

小詞典：颶風卡特連拿 (Hurricane Katrina)

2005年8月襲擊美國東南部的颶風，先後在佛羅里達州、路易士安那州登陸，爵士樂聖地新奧爾良成為重災區，全國死亡總人數高達1833人，經濟損失1250億美元，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風災之一，自此「Katrina」也被除名，以免勾起痛苦回憶。

「天下體系」：如何理解有中國特色的世界觀？

中國崛起以來，不少學者都嘗試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通過中國歷史、哲學、文化體系，製造國際關係的「中國學派」，其中哲學家趙汀陽於2005年提出的原創理論「天下體系」，得到西方學界持續重視，近年更有續集作品面世，可謂箇中代表。

要理解「天下體系」，我們需要回顧西方對國際關係的基本認知。根據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西方世界大致存在三種文化體系：彼此敵對的「霍布斯文化」，彼此競爭的「洛克文化」，以及彼此合作的「康德文化」。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卻提出了第四種體系，主張要解決目前民族國家之間無休止的衝突，必須將世界轉變為只有「內部性」、沒有「外部性」的「天下」，也就是建構出一種人類共同認同的身份，才有能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世界秩序。

「天下」源自中國古代政治概念，是一種高於單一國家利益的宏觀視野，可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王朝將當時鬆散的部落聯盟，改制為所謂「天下體系」，以天子為核心，其外則有大量諸侯國，形成一種和諧有序的國內、也是國際網絡。在這制度中，雖然諸侯國各自分治，卻都認同自己是「天下」的成員，因而在和諧的體系內，彼此雖然互相競爭，但同時也能夠互助合作，所以是分中有合，這就像古希臘城邦，也是認為自己屬於同一個「天下」。

可惜這種政治制度對當時來說還是過於超前，當周朝的經濟與技術條件無法負荷整個「天下體系」，結果「天下」就土崩瓦解。雖然周朝的天下體系最終失敗，被越來越趨於集權的君主制取代，中國對邊境的概念也逐步制度化，但「天下觀」卻成為華夏文化思想的共同遺產。綜觀中國各朝歷代、乃至邊境各族政權，都對「天下體系」有所回應與實踐。例如漢朝的「都護制」，就被視為「天下體系」中「一國多制」的典型；唐朝的「羈縻制」、元明清的「土司制」等，容許了邊陲政體的高度自治，也是建立在「天下」的基礎上，不斷改良革新的成果。甚至今天香港、澳門實施的「一國兩制」，也是在同一個「天下」之下保持彈性的案例，只是北京以哲學角度強調「一國」宏觀的身份認同，西方訓練的學者則執著於「兩制」的微觀條文，自然只能各說各話。

換句話說，「天下體系」不僅是一種政治實踐方式，也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哲學觀、世界觀，和當今主流理解的國際關係迴然不同。它在政治制度上，雖以「中原」為核心，卻排除了狹隘、排他、非黑即白的民族意識，形成一種文化平等的和諧狀態。司馬遷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恰如其分的詮釋了中國知識份子對「天下體系」的認知。

問題是，在21世紀的當今世界，我們可以如何實行「天下體系」？根據趙汀陽的建議，方法就是將世界在地理上、社會上、政治上等，都化為一個單一體系，也就是所謂「世界的內部化」，他稱之為「無外」。當所有國家都能認同「天下體系」，以建構世界秩序的共識為前提，思考人類共同生活的方式時，才能達到傷害最低化、利益最大化。假如世界各國可以通過溝通妥協，尋找共存共榮的法則，這就是趙汀陽所稱的「孔子改進」（Confucian Improvement）模型，從而擺脫弱肉強食的現實主義，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遊戲規則。

「漩渦模式」

《天下體制》出版十年後，趙汀陽再出版《天下的當代性》一書，探討中國歷史的演化歷程中，何以未曾積極向外侵略擴張，文化也能歷久不衰，而且不斷擴大，並未被其他文化取代。當然，以上假定不無爭議，越南、韓國就有不少史家認為昔日中國封建王朝是厲行侵略，但起碼他們曾承認中原華夏文化為正溯，卻是客觀事實。

趙汀陽從中演繹了「漩渦模式」，認為中國文化能將其他文化不斷被捲入其核心，最終，將之轉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雖然不是「自古以來」，卻也變得「不可分割」，可以說「漩渦模式」與「天下體系」，乃互為表裡。古代中原之所以能成為「漩渦」的核心，依靠的並不是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優勢，而是來自強大的精神資源，亦即以漢字作為載體的中國文化。有了文字，就有歷史詮釋權；有了歷史，就有知識傳承權；有了傳承，文化就能不斷演進，從而建立自己的「天下」。這解釋了為甚麼許多外部遊牧民族，即使以強大武力進入中原，但仍需依附於華夏歷史文化，才能完備其政權合法性。結果，當真正具備文化底藴的西方列強出現在中國視野，昔日的「天下觀」立刻崩潰，「漩渦模式」也運作不起來。

然而，「天下」的教導，依然足以借鑑今天局勢。昔日的「天下」從不排斥外族，一直都是多元民族共存的體制，唐朝盛世的統治階層，就是由各民族組成，這點與今天主流的民族國家概念，自然極為不同。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匈奴、鮮卑、蒙古、契丹，只要有實力，都是「逐鹿中原」的合法成員，誰能「配天」，誰就是合法政權。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一直維持著「配天」的政治格局，中國文化就成為「漩渦」的核心，也使「中國」自身成為一種普遍的精神信仰，一種形而上、超越版圖限制的概念。

趙汀陽認為，「天下體系」沒有宗教的束縛、沒有種族的隔閡，也沒有不共戴天、不可化解的絕對敵人，當今世界各國若能以「天下」為前提，理性思考世界人類大義，「以天下觀天下」，國際社會便可以無限擴大，文化也可以無限交融，這其實就是聯合國等組織當初的理念。當然，趙汀陽並非國際關係學者，也自承「天下體系」只是哲學上的思維模式，並非實際意義上的政治制度，但他強調「天下觀」雖然源於中國，但並非僅適用於中國，也有助於在當代全球化趨勢下，建構一種宏觀的國際思維，亦即所謂「世界的世界化」。雖然知易行難，但「天下理論」一出，起碼有助西方理解中國人的國際觀，例如為什麼說「首先是中國人」，就不能單以民族主義角度理解。

小詞典：趙汀陽（1961-）

中國哲學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2005年發表《天下體系》，在國際學界成名，2016年再出版《天下的當代性》，補足了前作關於當代國際關係的應用可能，並不時發表英語、法語學術刊物，獲不少國際學術機構邀請交流合作。

全方位貿易戰？特朗普的混沌戰略

特朗普針對中國的貿易戰規模越來越大，但這並非唯一戰場。與此同時，美國和歐盟、墨西哥、加拿大等，都在爆發不同規模的貿易戰爭，連日本也成為最新目標，二十多年前令日圓被逼大幅升值的「廣場協定」一類「陽謀」，也可能重來。

根據傳統科班分析，特朗普此舉是沒有章法，不可能全方位的和世界各國同時打貿易戰，要是各國連成一線、孤立美國，只會有反效果。但特朗普其實只是用自己在商場打滾多年的直覺，主導這場戰役，信念就是沒有全盤規劃、也無需沙盤推演，才能有意外收穫。

這種做法有幾個假定。第一，其他各大國各懷鬼胎，雖然都想聯合對抗美國，但缺乏互信，也假定對手會與美國私下了結，結果還是會被各個擊破，有點像Game Theory囚徒博弈。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的六方，就是這樣互相計算，結果被握有主動權的金正恩各個擊破，創造了目前的生機。

第二個假定，在於每個小棋局製造出來的機遇，自身也許無甚斬獲，卻可能對另一些棋局有利，這是單獨分析另一個棋局不能預測的。雖然特朗普本人也不能預測未來，但起碼是主動方，其他對手要研判，更不可能。例如美國和墨西哥的貿易壁壘談判、邊境圍牆爭議，結果是直接影響了《北美貿易協定》，加拿大相信始料不及。中國回應美國貿易戰時怎樣調整匯率，在美國同步向日本施壓之時，也會對東京的決策造成影響。

第三個假定最「進取」，就是相信新一輪全球金融風暴逼近，這時候進行全方位貿易戰，會有助進一步打擊競爭對手，製造恐慌。由於美元強勢，美國國內經濟數據其實也很好，加上高利率政策持續，新興市場資金持續外流，阿根廷、土耳其等國經濟已先後爆破，其他新興市場危機恐怕陸續有來。但這次和十年前不同，美國卻是避險天堂，反而可以主動選擇打擊面。假如金融風暴重臨，內地、香港市場同樣難倖免，那時候再加上貿易戰，一切就充滿變數；當自身難保的內地資金再也救不了香港，會發生甚麼事，難以想像。特朗普挑選這時機，並非全為內部選戰，而是有一定戰略思維的。

最後，自然還有屬於內政層面的假定，就是特朗普支持者偏好高姿態、大動作，但對實利的感受需要時間領悟，所以每當關鍵選舉臨近，特朗普對各國拉高姿態，就能夠一舉滿足對不同國家有意見的全體支持者。成效如何，卻不是眼前事，何況一旦出了問題，例如貿易戰對出口帶來負面影響，也足以被支持聲音抵銷，還不說特朗普可以抵賴「官僚精英背叛」。計算下來，風險自然存在，但可以獲利的機會更多，作為生意人的特朗普，就不在意處處火頭了。

小詞典：土耳其經濟危機

土耳其近年經濟發展迅速，是新興市場中的佼佼者，但也面對發展過熱、債務過多等問題，今年通脹超過15%，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則下跌了45%，已出現拋售恐慌。總統埃爾多安以民族主義回應，鼓勵國民增持里拉，又親自兼任主權基金主席，宣傳一切是美國貿易戰的陰謀，希望國民團結渡過難關。

新加坡會實行組屋禁煙嗎？

「新加坡模式」是不少港人的學習對象，「威權式自由」也是不少人認同的理想政體，但這兩個概念如何調和，其實並不容易。近日新加坡掀起的組屋禁煙爭議，即為一例。

世界各國近年積極推行公共空間禁煙，新加坡比香港走得更前，不斷收緊對吸煙的限制，公共場所、商場、公共設施等早已全面禁煙，日前更有國會議員建議，要在組屋內部禁煙，以免二手煙影響其他住戶。雖然新加坡政府表明現階段無意考慮，環境及水源部兼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許連碹博士更溫馨提示，說這建議可能侵犯私隱、難得到市民共識，但提議一出，已在社交媒體激起連串辯論，正反雙方各執一詞，背後理據都是威權主義Vs自由主義的常見話語。

支持一方認為，既然在公共空間禁煙，就是為了防止無辜市民吸入二手煙，理據在私人空間也同樣適用，因為煙味會從私人地方漫延到公眾地方，所以在私人空間吸煙，其實並不「私人」，同樣需要顧及他人感受。何況「吸煙危害健康」乃客觀事實，在組屋限制吸煙，會令市民更難接觸香煙，煙民數量就會降低，整個國家的衛生和公共形象，都會有所提升。

反方自然認為，私人地方的私人活動不屬政府管轄範圍，假如家中也要禁煙，還有大量其他行為可以依樣葫蘆，例如家中醉酒大叫也會影響鄰居，那樣是否也要家中禁酒？何不有滋擾行為出現才作檢控？而且在操作層面，又怎樣執法？是任何鄰居投訴都要勞動警察，還是單靠高科技感應器？此外，單單針對組屋居民，固然與政府的持分有關，但也容易被看作階級歧視。更何況任何社會都要適當宣洩，煙草的替代品是否比煙草「健康」，難有定論。要是煙民覺得吸煙的麻煩程度和成本，都高至不合理水平，是否一件好事，筆者就很有保留。

以上的辯論，不會有絕對正或反的結果，從來都是中間落墨的妥協。不要以為只有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才會出現家中禁煙的可能性：美國歷史上的兩次修憲，都是為了「禁酒令」，一次通過全國禁酒、另一次通過廢除，整件事情的不合理程度，只有比家中禁煙更甚。一些國家靠民意代表達成共識，找到威權主義Vs自由主義、道德Vs現實的平衡點，另一些靠上層精英一錘定音，新加坡本來自然靠後者，但隨著越來越民主化，民粹的出現也不可避免。

在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很懂得張弛之道，一方面對一些層面作東方家長式管治，例如嚴打販毒、「以法治國」，另一方面卻容許紅燈區公然運作，對同性戀等行為十分寬鬆，這是單純靠民意代表很難拿捏的分寸。這種智慧，如何承傳，卻是挑戰。

小詞典：美國禁酒時代 (Prohibition Era)

1920年，美國通過憲法第18修正案，實行全國禁酒，背景是19世紀末開始，酗酒現象嚴重，宗教勢力宣傳「禁酒」以爭取政治影響力，反對一方有德國路德教派背景，卻因為一次大戰被邊緣化，結果主流政黨達成禁酒共識。但禁酒造成走私、假酒橫行，黑手黨勢力大增，不久在1933年，國會又通過第21修正案，廢除禁酒令。

美國重返中東：特朗普Vs奧巴馬

特朗普上台後，不斷把前朝奧巴馬政策推倒重來，除了以奧巴馬醫改為代表的內政，還包括全方位的國際關係大微調，美國的中東政策，即為佼佼者。

奧巴馬上台後，把和平處理中東問題、期望歷史留名定位方針，一來是修補因「布殊主義」陷入低谷的美國－伊斯蘭關係，二來是利用自己的黑人身份、與伊斯蘭教的些許淵源，期望做到歷任總統所不能的突破。他爆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就是這麼回事。問題是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在現實主義者如特朗普眼中，卻是處處碰壁，必須「撥亂反正」。

奧巴馬任內的中東頭等大事，自然是爆發「阿拉伯之春」，多國長期在位的獨裁者被推翻。雖然他們大多是美國盟友（例如埃及穆巴拉克），或已經投誠（例如利比亞卡達非），但奧巴馬基於推廣民主的理念，依然放棄支持舊盟友，認為「革命」是自己的政績。可惜結果事與願違，幾乎所有成功「革命」的國家都陷入亂局，國際民主運動受到空前挫敗，能穩定局面的還是獨裁者，對此特朗普態度清晰，就是寧願和強人合作。埃及新強人塞西比穆巴拉克更集權，卻是特朗普最佩服的國際領袖之一，後者當選後，把塞西排在第一批通電的對象，也是諷刺奧巴馬的理想主義外交全盤失敗。

奧巴馬以從伊拉克撤軍為主打政綱，面對從阿拉伯之春蔓延的敘利亞內戰，條件反射的決定，就是盡力反干預，避免陷入又一個泥濘。但這條戰線的結果更糟糕，俄羅斯支持的阿薩德政府沒有倒台，親西方的反對派也未能控制局面，「伊斯蘭國」更乘機崛起，天下大亂。最後奧巴馬仍不得不勉力干預，但主宰敘利亞的關鍵力量已換成俄羅斯，「伊斯蘭國」之亂則波及大量華府盟友，美國一無所得。特朗普上台後，加派部隊強力圍勦「伊斯蘭國」，又以導彈攻擊阿薩德政府的疑似化武據點，對俄羅斯和伊斯蘭主義者都傳達了強烈訊號，宣告美國不會離開。

在阿富汗，奧巴馬的撤軍時間表，也是政績工程之一，但有了過於明顯的意圖，塔利班卻有恃無恐地坐大，死灰復燃，最終奧巴馬也不得不「暫緩」離開。特朗普接手後，乾脆不再提撤軍時間表，並加強火力攻擊塔利班，以逼其談判；美軍當地領導也說特朗普「授權得宜」，才得以有效掃蕩叛亂。今年6月，塔利班主動宣布短暫停火，阿富汗交戰雙方士兵在街頭擁抱問候，雖然前景依然未卜，塔利班激進派也揚言大報復，但阿富汗新政府起碼有了底氣，沒有前朝卡伊札爾末年的被動。

奧巴馬主導聯合國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可謂他最自豪的外交成就，特朗普陣營則強烈反對，認為伊朗「棄核」徒具形式，解除了制裁、取回海外資金的伊朗，不但更有本錢發展核武，更會嚴重威脅以色列、沙特等盟友利益。結果特朗普改為與沙特發展更緊密關係，為沙特王儲的區域霸權背書，最終更退出伊朗核協定，雖然爭議不絕，但「重返中東」的戰略部署，卻越來越清晰。至於奧巴馬、特朗普二人的中東政策何者更奏效，只能交由歷史判斷了。

小詞典：塔利班

本來是獲巴基斯坦支持的伊斯蘭神學士組織，以普什圖族人為主，逐步武裝化，1996年攻陷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奪取政權，建立「伊斯蘭酋長國」，厲行伊斯蘭教法，施政極端。9/11後，因窩藏拉登被美國出兵推翻，殘餘部隊改為打游擊戰，至今依然控制阿富汗全國近半地方，希望等待美軍離開後捲土重來。

特朗普時代 加拿大人的美國觀

特朗普上台後，昔日親如兄弟的美國、加拿大開始分道揚鑣，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更一躍而成自由世界領袖，特朗普則揚言把加拿大踢出《北美貿易協定》（NAFTA）。連串發展，固然令部分人憂慮，卻也是加拿大強化自身身份認同的時機。

一句啤酒廣告口號

加拿大立國以來，即遊走於美、英兩大國之間，沒有美國的威脅，加拿大也不會統一各州。英國的北美13殖民地宣布獨立成美利堅合眾國後，一度有意把勢力範圍向北延伸，而為了抗衡美國、保護身在新世界並忠於英皇的子民，倫敦國會通過《英屬北美法》，逐步讓剩餘的北美殖民地整合成今日的加拿大。

國際關係有一「建構主義」學派，往往以美國—加拿大邊境毋須駐軍為例子，舉證現代國家的人為成分，因為兩國都不相信對方會威脅自己，邊防就輕鬆得多。但這假設並非必然：歷史上，美加曾爆發邊境戰爭，而近年美加邊境也重新壁壘化，要是《北美貿易協定》真的重訂，美國、加拿大就要「分得那麼細」。

而且在日常生活，加拿大經常宣傳自己的和平形象，以跟美國的好勇鬥狠作對比。不少加拿大官方海報強調皇家騎警善待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相反美國牛仔嗜殺印第安人的歷史，則深入民心。另一例子是在百多年前，加拿大就宣傳會保護解放的黑人奴隸，以跟繼續奴役黑人的美國作對比。

加拿大並非不勇武，軍隊在兩次大戰都有重大貢獻，但政府宣傳她只會參戰對抗「極權」，至於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的出兵動機，自然複雜得多。不少人情願移民加拿大而不是美國，正是基於上述形象，以及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國策，相信美國強制性的「大熔爐」只會令自身特色被沖刷掉，相反加拿大則會善待新移民，接受他們保留本來的文化身份。

2000年3月，加拿大一個本土啤酒商Canadian以「我是加拿大人」為口號，推出電視廣告，播出後大受歡迎，成了現代加拿大身份認同的代言。廣告內容很簡單，講述一名叫Joe的加拿大人，在台上激昂地反駁一些對加拿大的模式化觀念，整個廣告從無提及美國，但觀眾都知道內容是比較兩國的根本價值差異。廣告更用上國際關係常用詞彙，例如Joe說「I believe in peace keeping, not policing, diversity, not assimilation」：須知維持和平任務是聯合國根據憲章第六、七章最有實質權力的功能，概念正是由已故加拿大首相皮爾遜（Lester Pearson）所創，廣告刻意把「為和」與「policing」對比，自然是諷刺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

問題時二戰後，大英帝國解體，加拿大經濟上不得不靠攏美國，令美國長期成為加拿大的最大貿易伙伴。根據2017年的官方數字，美加貿易額高達六千億美元，美國人不時戲言稱面積比美國更大的加拿大，不過是美國「第五十一州」；特朗普揚言美加即使不能達成經貿協議，美國「也沒有甚麼損失」，正是源自這份自信。假如美加貿易戰開打，加拿大人可能會首次面對嚴峻選擇：要接受成為美國附庸，還是堅持在國際舞台別樹一幟？曾幾何時，這只是加拿大學校用來開玩笑的偽命題，想不到在21世紀，卻變成真實。

小詞典：維持和平任務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任務之一，權力來自聯合國憲章第六、第七章。這源自聯合國初創時，美蘇在安理會各不相讓，國際社會爆發的大量紛爭，都因冷戰而膠著。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哈馬舍爾德和加拿大外長皮爾遜周旋兩大國之間，以靈活的外交手腕推廣「維持和平任務」，以避免大國直接出兵干預，化解了美蘇正面衝突的危機，因此二人被認為是「維和之父」。

《北寒諜戰》：兩韓對峙的陰謀論

南韓電影《北寒諜戰》上映後，在南韓引起轟動，叫好叫座，配合了東北亞形勢大變，忽然醞釀「大和解」，電影的潛台詞，也補足了學究、主流評論難以明言的民間智慧，充滿現實政治暗示。雖然這類電影在香港難以帶來話題，但背後的若干邏輯，只要仔細思考，其實，也頗有對號入座的空間。

電影劇情轉捩點

電影改編自南韓特務「黑金星」的真人真事。根據韓方媒體後來透露的資訊，「黑金星」名叫朴采瑞，是南韓國家安全企劃部的間諜，負責刺探北韓核武進程，因而喬裝成南韓商人，通過協助北韓融資、走私，成功接近北韓權力核心，最終更獲金正日親自接見，成為唯一（已公開）獲北韓最高領導人接見的南韓間諜。這段經歷，也令不少人懷疑「黑金星」已成為雙面間諜，他也因此在2010年被判監6年。

《北寒諜戰》劇情的轉捩點，在於「黑金星」發現自己辛辛苦苦、通過種種非人考驗、進入北韓決策層的努力，原來毫無價值，因為北韓根本不是搞社會主義，只是一心賺錢，核武不過是生財工具之一。更戲劇性的是，原來南韓情報部門和北韓一直有秘密往來，每次南韓大選前，執政黨、保守派都會賄賂金正日，讓北韓發射導彈之類，製造緊張局勢，以打擊反對派選情。

由於南北韓強硬派都要通過製造外部敵人，才能鞏固內部權力，因此一拍即合，表面上不斷宣傳「國家安全至上」，實際上卻有高度默契。

陰謀論並不新鮮，但真正的「黑金星」作為人證，確曾親眼看見北韓特工接受南韓保守派賄款，以圖影響1998年總統大選，讓執政黨的候選人李會昌當選。最終他拒絕指證相關政客，相信是幕後交易，以免醜聞無限發酵，但這樣的陰謀論，已解釋了不少北韓毫沒來由、在關鍵時刻製造的緊張局面。南韓保守派抹黑金大中是「共產黨」，確實用盡九牛二虎之力阻止金大中當選，近年一系列「逆權」系列電影，也是講述同一背景。金大中上台後，的確解散了國家安全企劃部，重組為情報院，整肅了大批像「黑金星」上司那樣的前朝人物。不過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乃至最終和金正日會面，其實也有醜聞：有證據顯示北韓為了金正日的「出場費」，收取了南韓大筆資金，反映北韓作為南韓內政「持分者」，早已不斷發揮影響力，無論「國家安全」還是「國家統一」，都只是政客手段。

《北寒諜戰》另一主軸，在於強調「北韓核武無用論」，北韓官員上上下下都渴望改革開放，保守派暗地裏希望中飽私囊、改革派期望改善人民生活，其實沒有人希望北韓繼續封閉下去。這回應了我們不斷講述的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理論：北韓的核武只是為了自保、展覽、討價還價，從來沒有打算真正使用。金氏政權念茲在茲的，只是怎樣完善地下錢莊運作，不用再單單依靠販賣真假古董這樣低端的手段，也能振興經濟。金正恩作為金家第三代，要比父親更大刀闊斧的搞改革開放，正是源自同一思路。

這樣的脈絡，也解釋了中國在北韓問題的角色，不單在於提供了多少正式援助、物資，而是控制了多少北韓的秘密融資管道。本片不能在中國大陸拍攝，要在台北複製東北、北京實景，相信這是主因。根據電影暗示，北韓「外貿公司」種種走私手段，從來難逃中國公安掌控，是否「隻眼開隻眼閉」，完全在乎政治判斷，是否遵從聯合國制裁，根本不是重點。真實的「黑金星」能夠取信於北韓，因為成功協助金正日時代的「二號人物」張成澤，拯救他在中國因「欠債」坐牢的侄子，這位張成澤，就是金正恩上台後被處決的姑丈，而這段鋪排，也對中國與張成澤後來的關係有所暗示。至於香港、澳門無論在回歸前後，都是北韓地下經濟重要通道，電影也有提及香港；至於金正恩的已故長兄金正男長期居於澳門，與「地下錢莊」有多少關係，也是國際關係界的長年興趣。

《北寒諜戰》的南韓特務有一句輕輕巧巧，提及「今後不要把相關情報送給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免進一步複雜化。朝鮮半島分裂局面常規化，與駐韓美軍的安全保障關係至巨，但究竟美軍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規模在南韓？走了是否就會爆發大戰？這問題隨著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終於赤裸裸的被討論。根據殿堂級記者Bob Woodward關於特朗普的新書，特朗普一直主張減少、乃至撤回駐韓美軍以省錢，曾問國防部長馬蒂斯為何要堅持駐軍；馬蒂斯想不到總統會問這個水平的問題，回了一句「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就算。但想深一層，特朗普的假設，並非毫無道理：假如北韓核威脅全屬虛火，駐韓美軍也只需要維持最低度的裝飾作用，現在出現的大規模對峙，只便宜了保守派和軍火商。用這邏輯推演，究竟美國這一筆帳，是否和兩韓保守派有同一「永續」目的，令人反思。

用網絡術語，本片思路明顯屬於「大韓國膠」，在不少南韓新一代對統一毫無興趣、擔心經濟被北韓拖垮之時，《北寒諜戰》通過韓星強調血濃於水，暗示北韓核武終有一日也能為大韓民族共同使用，明顯符合當前新政府的政治正確。電影的北韓雖然依舊鐵幕、貧富懸殊依然令人震慄，但並非樣板戲的妖魔化，反而每一個北韓人都充滿人性刻劃。最後交代那位北韓「正義地下錢莊負責人」引薦了南韓間諜，也沒有被處決，更能官復原職，這並非不合理：北韓人才不多，官員都習慣了三上三下，犯了「錯誤」、被下放幾年，往往能被重新起用，金正恩重用的崔龍海、黃秉誓等，莫不如是。反而「黑金星」卻是被南韓情報體系親手出賣，最終在保守派重新掌權後，更被翻舊帳起訴下獄，如此對比，乃神來之筆。

小詞典：金大中（1924-2009）

南韓第15任總統，也是南韓建國後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當選人。商人出身，早在六十年代開始棄商重政，挑戰軍政府的獨裁管治，曾多次入獄、被軟禁、被暗殺，當局宣傳他為「共產黨員」。隨著南韓民主化，金大中在1998年當選總統，推動和北韓和解的「陽光外交」，獲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有「南韓曼德拉」之稱，但任內閣員也出現貪腐醜聞，成為一生污點。

《起跑線》：觀眾看不到的印度脈絡

印度電影《起跑線》擊敗了《打死不離歌星夢》，奪得印度年度最佳電影大獎，相信不是因為劇情較立體，而是觸動了不少印度深層次問題，只是這些問題經過發行商加工，往往在海外被忽略了。電影原名是《Hindi Medium》，開宗明義探討語言如何造成社會階級的人為分割，但到了香港，譯作《起跑線》，把焦點都集中到「怪獸家長」催谷兒女這常規項目，固然是「貼地」了，卻令不少觀眾（如身邊港媽）見樹不見林，實在有點可惜。

現代種姓制度的沒落婆羅門

表面上，《起跑線》為窮人抱不平，諷刺權貴階層奪去了他們的一切，連下一代類似affirmative action的教育配額也騙走，但其實電影真正的諷刺對象是沒落精英階層，只是為上升中的中層階層擊鼓鳴冤。從主角一家可見，他們雖然在「月光市集」經營不大合法的A貨生意，但單論財力，其實和那些傳統權貴、精英階層相去不遠，甚或猶有過之。把他們劃分的，除了虛無縹緲的言談氣質，就是電影的主題：語言。印度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國民能否說出標準英語，確是研判一個人出身的最便捷方式，而不少世家大族雖然家道中落，但依然保留了一口標準牛津腔，就像電影那所排名第一的名校，硬件平平無奇，靠的正是世家大族的承傳貴氣。

這一切，無疑似曾相識：沒錯，就像現代版的印度種姓制度。歷史上，婆羅門成為印度的最高種姓，因為他們源自征服者，負責祭祀、禮樂等「高層次」工作，但當國家穩定下來，負責打仗的「帝剎利」、經商致富的「吠舍」，都漸生不滿，希望取而代之。英語在昔日印度除了是一種語言，還代表了擁有管理技術、能制定典章制度的精英，但今天這些精英的後人除了英語本身，已經沒有其他足以自傲的憑藉，既不用管理自己的莊園，制定政策也輪不到他們，卻保留了種種不設實際的門面，自然顯得可笑。電影主角心底裏看不起這些舊精英，只是在「力爭上游」的太太逼迫下，才半推半就地扈從，到了最後「良心發現」，讓女兒退學、加入公立學校，其實不是向窮人道歉，只是發現了不用再向舊精英屈服，也有打破「現代種姓制度」的可能。這才是電影最大的訊息。

印度崛起之路：新興中產階級的挑戰

電影主角雖然是「市集大亨」，但他象徵的階層，包括了整個新興中產階級。他們不少是印度IT新貴，並非傳統精英出身，往往自學成才，因為能適應新時代，沒有傳統包袱，逐漸名成利就，乃至主宰社會命脈。由於他們依靠的是適者生存的才智、理工科的技術，以及能夠善用印度人口紅利的網絡經濟，對傳統精英靠「父幹」那一套，可說有先天抗拒。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值得更多社會認同、更高的社會地位，但不是通過玩舊精英的遊戲去爭取他們接納，而是反其道而行，定義自己的時代規則，去證明舊精英的不合時而。《起跑線》一個最有趣的設定，就是主角最終發現，原來英語精英教育的門檻很低，只要捐幾個錢到公立學校，將校舍翻新、買一些英語教材，窮學生就能學習英語，而且說得琅琅上口，令窮家長覺得是「奇蹟」。既然是這樣，那些「名校」豈不是一堆泡沫？

當然，假如階級門檻這麼容易就被打破，印度就不會至今充滿貧富懸殊、階級矛盾。但主角並非真的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相信以自己商人的本能，有條件另闢蹊徑，去躋身最高精英之列。最終他把女兒送到公立學校，正是發現了自己另起爐灶，也能達到同樣目的，甚至還能沽名釣譽，賺得更多。近年印度興起不少民族主義政黨，特別是成功執政的人民黨，和尼赫魯－甘地家族壟斷的傳統精英政黨國大黨相互競爭，鼓吹的正是取而代之的勇氣。電影那間傳統名校的舊生，相信定必包括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後人，至於「市集大亨」本人的政治傾向，必是人民黨無疑。這種潛藏的身份認同，唯有印度觀眾，才心領神會。

似曾相識的女校長：「官僚主義式貪腐」

至於電影最具可塑性的、最立體的角色，並非主角夫婦、或臉譜性的代表真善美的貧民窟窮人，而是那位名校的女校長，可惜並沒有得到深度發揮，否則定能有更多討論空間。根據角色設定，校長本身來自窮苦家庭，通過優惠窮人的配額，才得以名校畢業，讀書時備受歧視，誰不知到了自己成為校長，享受了精英階層的特權，卻將教育變成一門生意，參與權貴剝奪窮人學額的密謀，似乎還是主謀者。

更有意思的是，她對外一臉道貌岸然，自稱「窮人的兒女」，正直不阿，還刻意樹立「不給面子權貴」的名聲，例如會把總理辦公室預備給新生的親筆推薦信當場撕毀，又會趕跑嘗試通過「捐獻」換學位的家長。這類例子在香港數之不盡，例如我的一位朋友，為一位頂級富豪工作，本身也是小富翁，拿著老闆的推薦信到老闆的母校，卻依然未能爭取到學位；另一位朋友拿著大主教的推薦信，卻依然不獲教會學校青睞。究竟是甚麼原因，值得玩味。

《起跑線》那位校長之所以值得閱讀，除了是反映有印度特色的貪腐文化，還印證了某種古今中外通用的潛規則。她撕毀總理推薦信、趕走買學位的家長，雖然電影沒有交代原因，但我們作為在社會生活多年的人，不難明白背後脈絡：不是她不給面子總理，而是根據江湖潛規則，實在太多人找達官貴人、校董舊生、社會賢達寫推薦信；這些人也不希望得罪人，表面上裝作來者不拒，累積大量人情，但真正希望推薦的，會另有渠道私下聯絡校長。於是看見不懂門路的人，校長就可以大無私樣送走。同一道理，校長不是不愛捐獻，而是極度需要捐獻，只是「捐獻界」的潛規則相當成熟，通過哪些中介人、弄哪些名堂，都有「既定程序」，不懂規矩的人反正不會是大魚，也就樂得奚落他們，做自己「清廉」的宣傳工具。

到了最後，即使有學生、家長、老師為人證，指證校長的貪腐行為，她也無所畏懼。一來正如她說，政客、媒體、警察的子女都是她的家長，大家早已是「命運共同體」；二來就是被揭發，根據印度官僚主義，查案、結案可能需時十多年，往往通過「和解」不了了之，這更是印度精英階層的強項。《起跑線》的主角作為商人，自然知道箇中巧妙，導演才不會像那些講求「惡有惡報」的樣板戲，安排一場官司、將女校長收監，製造不符合現實的童話高潮。結局其實毫不勵志，卻總算寫實，在印度大受歡迎的原因，也許全在於此。

亞洲週刊，2018年9月

進軍伊朗：歐洲汽車業能無視制裁嗎

特朗普上任後，不斷推翻奧巴馬政策，伊朗核協議是其中之一。不少歐美企業本來一切就緒，以為可以名正言順打入伊朗這片藍海，現在特朗普卻大聲疾呼，說與伊朗有聯繫的企業，就不要到美國做生意。歐洲幾大車廠，就成為重災區。

伊朗汽車市場全封閉

伊朗本身是中東汽車製造大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也提供龐大內需市場，2015年總銷量超過150萬輛，Khodro與Saipa是國內龍頭，生產全國超過90%汽車。雖然伊朗汽車技術大多來自國外，但市場完全封閉，進口車被徵收100%稅款，外國廠商需要靠伊朗車廠進入市場。

2006年，伊朗把入口小車的稅率減至90%，但依然極不划算，外國車廠如法國PSA等，還是主要靠與本地車廠合作，在伊朗建廠造車，或以代工形式合作營運。奧巴馬與伊朗簽訂核協議後，歐洲車廠急不及待，已經大舉進攻伊朗，其中PSA最積極，旗下標緻（Peugeot）在2014年更一躍成為伊朗汽車銷量榜首。

理論上，雖然美國是汽車大國，但除了平治、寶馬等高檔牌子外，歐洲人與美國人對汽車的口味不太相同，放棄美國市場，對歐洲公司業績影響可能不大，伊朗這片藍海，反而商機無限。加上伊朗位處地緣政治中心，工資比歐洲低、但教育程度比周邊國家高，若能在伊朗建立大型廠房，既可以降低車廠成本，效益也會增加。

不過現時的車廠都是跨國企業，早就染指各行各業，與美國公司不可能沒有業務往來。例如福士集團旗下就包括保時捷、林寶堅尼等，若車廠激怒特朗普，後果難以估計，而特朗普不滿歐洲的其中一個範疇，正是汽車業。

PSA雖然沒有北美市場，但為了重返美國，還是終止了與伊朗兩大車廠的聯營公司，停止要興建的廠房。福士旗下紳佳(Scania)也公開叫苦，因為伊朗市場已經佔總銷售額的5%，增長很快，美國市場卻微不足道，甚至連年報也沒有提及，但企業結算往往透過美元和美國銀行，依然帶來不少制肘。

歐洲車廠翻身的機會，自然要視乎特朗普與德克蘭的談判，日子拖得越久，「中國或成最大贏家」的金科玉律，似乎會再度應驗。伊朗本身是中國「一帶一路」的大站，中國一直都有投資伊朗，中國車廠例如奇瑞、吉利等，在伊朗亦漸漸站穩陣腳，它們放棄美國市場的成本更低，可以輕身上路。在伊朗，假如沒有了歐美日韓廠商，就只有本地車、土耳其車等有限選擇，中國車廠要獨佔鰲頭，並非不可能。剛過去的7月，中國商務部在德克蘭舉行汽車零部件展覽，中國車廠就出盡風頭。特朗普雖然和中國打貿易戰，卻往往有危有機。

小詞典：《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

2015年7月，伊朗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歐盟，就伊朗核問題達成協議，伊朗交出絕大部份核原料，承諾大幅降低使用核設施，同時聯合國、美國、歐盟則解除對伊朗的制裁。特朗普批評協議是對伊朗的「綏靖」，最終在2018年宣佈退出協定。

麥凱恩的106歲母親：舊美國夢另一代言人

美國政壇元老麥凱恩的葬禮，出席者包括他那位106歲的母親羅伯塔（Roberta McCain）。不少媒體都有報道她的存在，但也只是驚嘆「106歲的長壽奇蹟」。其實這位女士作為四星上將的妻子、參議員的母親，本身也是「舊美國夢」代言人，傳奇程度或許猶有過之。

兒子眼中的女英雄

假如麥凱恩三代父子象徵了愛國、無私、奉獻精神，羅伯塔擁有的特質，就是傳統精英那種處變不驚、不輕易流露情感、卻極具行動力、會坐言起行的風範。例如當她知道兒子的戰機被北越軍擊落、生死未卜，正是在倫敦公幹、準備到伊朗大使館出席晚宴之際，結果她二話不說，如期赴宴，席間表現一切如常，對兒子的遭遇隻字不提。麥凱恩獲釋後，母親並沒有像一般戰俘家人那樣大聲疾呼，批評「北越暴行」，或哭成淚人，而是對兒子居然用無禮語言回敬虐待他的人，感到「失望」，並說等兒子回國，會洗乾淨他的嘴巴。

這些言行，自然不代表她無情無義，對兒子沒有感情，事實上，二人感情要好，母親更是麥凱恩眼中的女英雄。如此表述，只是在公眾面前，樹立傳統精英應有的典範，同時以精英階層特有的幽默，曲線諷刺對北越這種政權，不值得動感情的憤怒。

以106歲高齡出席兒子的喪禮，本身就需要驚人的意志力、毅力和體力，但對羅伯塔來說，這卻是她一生的風格。她本人是旅行家，從小到大都喜歡旅行，認識丈夫後，居然是以20歲之齡，走到墨西哥私奔。她93歲高齡時，依然到歐洲旅遊，打算租車，被告知「年紀太大」，一怒之下，乾脆在法國買了一輛新車，用來自駕遊，然後把車運回美國。

「瘋狂之旅」還未終結，法國車落地後，Roberta又獨自駕駛它，從東岸老家穿州過省，一直走到西岸三藩市，把車送給住在那裏的孫甥。這種態度，完全活出了「forever young」精神，頗有昔日歐洲貴族丰采，聽到這些經歷的人，無不拜服。97歲時，她在葡萄牙旅行期間發生小意外，需入院治療，才開始放慢了傳奇旅程。

這種性格的女強人，卻同時擁抱美國傳統家庭價值，也為人津津樂道。Roberta對成為「海軍世家的家庭主婦」這個身份默默承受，代價是要獨力把孩子帶大，放棄自己的事業和歷奇。麥凱恩競選總統期間，不時邀請母親站台，以示自己傳承之餘，也回應了共和黨特別重視的家庭價值觀，鋒頭甚至不時被母親搶去。這位「潮婆」，自然也懂得使用社交媒體，一切與時並進，很知道自己的身份。在麥凱恩的喪禮，她表現冷靜，不時安慰情緒激動的孫女，也沒有對「特朗普」這個沒有人說出的關鍵字顯示任何情感。大概在她眼中，特朗普和北越虐待者一樣，都不值得精英階層動氣。假如把她的一生搬上銀幕，可能比兒子的故事更引人入勝。而在未來的美國，恐怕再也出不到這樣的人了。

小詞典：麥凱恩太夫人 (Roberta McCain, 1912- )

美國已故參議員麥凱恩三世的母親，四星海軍上將麥凱恩二世的妻子，另一四星海軍上將麥凱恩一世的媳婦。出生於奧克拉荷馬州，父親以石油致富，自己就讀南加州大學，然後私奔到墨西哥和丈夫成親，養大三個子女。曾出現於不少海軍、公眾活動，包括越戰相關場合，與及兒子的競選大會，最近露面是以106歲高齡，出席兒子的喪禮。

國家博物館滅頂之後：巴西浮世繪

有「巴西故宮」之稱的巴西里約熱內盧國家博物館發生大火，除了令這座殖民時代的王室建築物嚴重焚毀，2000萬件珍貴文物恐怕也損失慘重。這對巴西人而言，自然是悲慘的一頁。

民粹土壤愈來愈充分

然而，綜觀近年巴西的政治社會概況，發生這樣的悲劇，卻不是毫無徵兆，為何現場的消防、灑水系統一律失靈，重要歷史文物的保護為何如此兒戲，都與「國情」息息相關。月前筆者到了里約熱內盧，當地人對所謂「巴西崛起」的觀感，就很值得分享。

巴西雖然是「金磚國家」之一，數字上一度欣欣向榮，資源充沛，又沒有外患，理應進入「黃金世紀」，不少巴西人也曾認為如此。但近年巴西卻出現「委內瑞拉化」跡象，前任左翼總統盧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至今是爭議人物，支持者認為他是羅賓漢、窮人救星，傳統精英卻認定他是利用福利主義掏空國庫的罪人。

隨着盧拉入獄，繼任人羅塞夫（Dilma Rousseff）又被實質上的政變彈劾下台，爭議更是有增無減。民眾對左右兩翼的政客愈來愈不信任，民粹的土壤愈來愈充分，下任總統會否是特朗普式人物，可拭目以待。

左翼思潮退減，並非單單源自總統、權貴的疑似貪腐醜聞，畢竟這方面乃司空見慣。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才是真正關鍵，令人覺得盧拉上台初年的經濟「復甦」，以及一度興起的巴西中產消費熱，只是大白象工程的虛像，以及盧拉拉抬人氣的政績工程。委內瑞拉今天的下場，被不少巴西人拿來當警號。博物館經費不足，只是冰山一角，不少政府應負的責任，也是這樣無聲無息的消失。

但與此同時，巴西的「第二經濟」異常蓬勃，例如停車場內部的秩序，需要街童負責；海灘的額外清潔，也被劃分了勢力範圍。外人會因此覺得巴西很「危險」，但當地人明白這是生活一部分、紓緩失業的手段，而且因為大家都很苦，所以都要盡量理解，背後隱含了對政府的深深不信任。

不過幫會畢竟不是說笑的，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就在市中心旁邊的山頂，警察、公務員平日持槍都不大敢內進。雖然整體治安沒有外界渲染的惡劣，但這兩個世界在同一大城市並存，始終不是正常「大國」的應有現場。貧民窟居民除了依靠幫會保護，也學會自力更新，例如水電供應往往是從公共系統「偷」回來，政府情願當作額外開支，也無力改變現狀。

諷刺的是，盧拉燃起了巴西人的大國希望，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消費習慣，結果經濟未躍進，巴西人卻失去了從前的樂觀天性，即使是國粹足球，也再不能帶來歡樂，反而令尼瑪那樣的球星因為逃稅醜聞，也成為被鞭撻的「腐敗建制」一部份。2014年巴西主辦世界盃，本來就因為大白象工程被詬病，結果還換來被德國蹂躪1:7，自此足球的神聖地位大不如前，政府也更難通過世界盃、奧運一類民族主義「項目」，掩飾結構性問題。這時候，巴西最珍貴的歷史文物付諸一炬，象徵甚麼，不言而喻。

小詞典：巴西貧民窟 (favela)

位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山頂，出現於19世紀，隨著里約在1960-70年代急速城市化，大批農村人口走到里約找工作，貧民窟人口越來越多，逐漸形成自己的地下經濟體，也成為罪惡溫床，目前估計有6%里約人口住在這些地方，電影《無主之城》正是以此為背景。

麥凱恩喪禮，也是美國傳統精英的喪禮

美國資深參議員麥凱恩的葬禮， 一如所料，成了「去特朗普化」的政治活動；而葬禮的策劃人，正是麥凱恩本人。自從他知道自己患上腦癌，時日無多，每周都和顧問、密友在國會辦公室開會，討論如何籌備葬禮。

早為自己籌劃葬禮

有局外人或會覺得這是公私不分，但事實上，他是以公務的心態，精心籌劃這場自己的葬禮，作為對美國的最後貢獻。

早在他病重時，麥凱恩已親自放風，不會邀請特朗普出席葬禮，同時卻對重量級嘉賓逐一邀請，有些是親自拜訪，有些是通過電話、電郵，總之務求做到「應該」出席的都會來，「不應該」出現的也不要來。獲邀者都心領神會，出席不單是給面子麥凱恩，同時也是對特朗普出氣。

結果，所有在生而行動良好的前任正副總統幾乎全體出席，包括奧巴馬、拜登、喬治布殊、切尼、克林頓、戈爾等；由基辛格以下的歷任國務卿、參眾兩院的兩黨議員，也蜂擁而至。

即使是特朗普政府那些傳統精英、軍人出身的要員，也大都與麥凱恩交好，副總統彭斯、國防部長馬蒂斯、白宮幕僚長凱利等都有出席，更令特朗普的缺席格外注目。

奧巴馬、喬治布殊的悼詞，通篇都是對特朗普的「抽水」，例如奧巴馬說「當前的政治充斥刻薄和狹隘，這種政治表面強悍，實質源於懼怕」；喬治布殊說麥凱恩「痛恨濫權，無法忍受偏狹自負的暴君」；麥凱恩的女兒說得更直白，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否定特朗普和「新時代」，主軸就是「麥凱恩的美國不需要再次強大，因為她從來都很偉大」。這個主旋律，可謂美國跨黨派精英的共識，而他們對特朗普的仇恨，已經失去體制內解決的可能性。

問題是特朗普代表的「新美國」，卻得到不少人支持，無論他們水平如何，也是實實在在的美國選民。這些人支持特朗普，不是覺得這個人道德高尚，而是覺得他「貼地」；不在乎他經常說謊，因為所有精英都是天天語言偽術；不一定相信特朗普能做實事，卻深信傳統精英做的事反正不會對自己有幫助。這無疑是民粹，但在互聯網時代，民粹一發不可收拾，乃不能迴避的事實。特朗普的支持者看見傳統精英在麥凱恩葬禮「曬冷」搞「大和解」，只會更堅定對「精英」的厭惡。即使特朗普退隱，這個市場已經被發掘出來，總會有人繼續經營、收割。

在精英圈子當中，有麥凱恩式涵養的人其實不多，日後更難有超然於派系政治的重量級人物出現。何況即使是麥凱恩的喪禮，也是另一種的二元對立，除了謝絕特朗普，也排拒了馬凱恩競選2008年總統時的副總統拍檔佩琳，就令人莫名其妙。佩琳雖然老早表態支持特朗普，但從沒有對麥凱恩不敬，更不斷發悼文悼念這位長者，不過她作為「茶黨女王」，明顯和麥凱恩路線背道而馳，卻和特朗普交集甚多，大概在麥凱恩眼中，也屬「政治不正確」之列。然而單是居於道德高地，也是圍爐取暖，除了令特朗普沒趣，又能怎樣？

小詞典：葬禮式婚禮

指一些人以籌備自己葬禮的心態，籌備自己的婚禮，作為對個人青春歲月、自由天堂時代的道別，也是對一個階段認識的人的集體道別，傳遞自己下階段往何處去的訊息。同理，不少人也以籌備婚禮的心態規劃自己的葬禮，通過賓客名單、葬禮安排，定義自己的一生，進而催生日漸普遍的「生前葬禮」概念。

文化智商「CQ」的國際社會功能

近來與一些社企朋友商討如何令香港出現真正的多元文化，似乎推廣「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 CQ）這概念，應該早日成為這個社會的日程。

CQ又稱「文化智商」，仿效IQ、EQ、AQ等設定，量度的是每個人對文化差異的接受程度，並檢定這如何影響工作表現。CQ的概念並不新穎，但近年將之規範化的嘗試，源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洪洵教授（Soon Ang）。他在1990年代建立一個國際編碼團隊，為新加坡「千年蟲」電腦系統更新時，發現團隊成員因無法適應文化差異，彼此在溝通或理解上常出現問題，結果無法凝聚共識，進而改變了自己的研究範疇，開始對「CQ」這概念研究，最終與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范戴茵（Linn Van Dyne）、組織管理心理學家P. Christopher Earley等發展了一套CQ理論。

根據這理論，CQ的定義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能夠有效發揮職能的能力」，並有四大基本準則評估：

一、「CQ 驅動力」（CQ Drive），即我們具有了解、學習、適應不同文化的動機，以及接受挑戰、貢獻自身優勢的意願；

二、「CQ 知識」（CQ Knowledge），即不同文化知識的學習，也就是我們是否了解文化差異，並入鄉隨俗了解別人的價值觀、宗教信仰等；

三、「CQ 戰略」（CQ Strategy），即策略運用，透過與異文化者的互動，察覺對方的文化偏好，從而調整自己心理、改變行為；

四、「CQ 行動」（CQ Action），即我們能否在行為中適應文化差異，例如實際改變語言及肢體動作（像手勢、音調、臉部表情等表達方式）。

CQ的商業重要性及應用

不少人認為學術理論都是「離地」的，但從CQ團隊的作風看來，他們希望將之發揚光大之餘，也願意應用到商業運作，希望大企業都了解到多元文化的價值。社會學家利弗莫爾（David Livermore）在他的《文化智商差異》一書指出：「在現今這個無國界的世界裏，預測成功最好的指標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履歷，甚至不是你的專業知識，而是你的CQ」。其言或有宣傳成分，但進入全球化時代的新一代，要是只有IQ、EQ、AQ而沒有CQ，確實不可能在本土以外生存。

在個人層面，CQ明顯是能夠提升競爭力的一門技能。當新企業、組織紛紛跨出國界，走向國際化，每人都有機會面對多元文化挑戰，幾乎所有工作，都涉及和不同文化的人在實體或虛擬世界互動。根據有份研發CQ的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數據，有較高CQ的人，每每有更高的機遇賺更高薪酬。

上述研究亦指出，CQ可以客觀預測工作表現，反映員工的國際銷售業績、談判技巧、領導能力等。較高CQ的員工及企業，每能更瞭解國際客戶的問題，更快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案，提供更貼心的服務，給予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戶。因此，CQ開始成為人力資源部遴選跨人才的工具，Starbucks、彭博社等，已開始使用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的跨文化課程教育、評估、測試員工的CQ，作為聘用、審核基準。重視CQ的機構亦能吸引人才，例如Novartis 、Nike等發現，他們招聘的人才，都視公司的CQ環境及口碑，為選擇僱主的重要考量。

不論是跨國企業（如IBM、可口可樂）、科技企業（如Google、阿里巴巴）、甚至大學（哈佛商學院、南洋商學院等），現在都認同要以CQ 回應21世紀。例如正開拓非洲及中東市場的日本電訊公司NTT、在尼日利亚有海外市場的德國公司Rocket Internet，都以CQ來保持公司形象出口貨物，及服務不同市場。美國直銷公司安利（Amway）的前亞洲區執行副總裁鄭李錦芬，也是CQ實踐者之一：她曾成功説服上級管理階層調整部分商業策略，以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最終成功使中國政府改變政策，令中國成為安利的全球最大市埸。

根據國際顧問公司APCO的研究，有 45% 被訪的中國商業領袖認為，與西方公司合作、收購西方業務的最大挑戰，莫過於文化差異。因此，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也重視聘請高CQ人才，例如百度、阿里巴巴、聯想集團等資訊科技公司，都有聘請頂尖國外畢業生支援他們在國際資訊交流、研發及程式編寫的工作，以求逐步提高公司的CQ水平。集金融、地産、旅遊及娛樂文化於一身的中國萬達集團收購AMC後，也針對不同市場，聘請精通外語（英語、西班牙語、俄語）、能在不同文化環境有效工作的人才。中國肉類品牌雙滙集團收購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時，亦專門尋找雙語及高CQ的行政人員，以深化合作關係。

CQ在國際關係的實用價值

在國際關係範疇，CQ的應用程度更加明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可謂箇中典範（特朗普自然是反面教材）。例如2016年，奧巴馬訪問越南胡志明市時，身為基督徒的他，走到當地引以為傲的國家級遺迹玉皇廟（福海寺），入境隨俗，在佛像前雙手合十，其後到河內一間街頭小吃，像當地人一樣品嘗地道美食。這些行為與CQ理論結合的是，他首先具備足夠的動機理解越南文化，然後根據所學習的文化知識，調整行動，以適應對方，並牽引出自己在夏威夷越裔社區的經驗。最後，他行動上選擇入鄉隨俗，在演說中引用越南敘事詩《金雲翹傳》解釋美越關係，藉此行宣布全面解除對越武器禁運，象徵美越關係完全正常化，將之拉到「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陣營。今天「奧巴馬進食點」自然成了旅遊景點，更被老闆當作神台供奉。其實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蛋撻外交」，何嘗不是CQ理論的典範？

在軍事方面，CQ也逐漸在美國國防計劃擔當重要角色。例如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CQ被視為軍事行動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根據美國海陸軍戰隊的「反叛亂野戰手冊」，軍事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合法有效、符合當地人民對合法標準、承認並尊重當地文化的政府。後者以往被視為可有可無，現在則登入大雅之堂。

最值得注意的是，CQ不一定隨著經驗而增長，也不能用飛行里程來量化。即使一個頻繁到世界各地出差的人，其實也不一定十分國際化（「離地」不等於「國際化」），相信大家都能理解這是甚麼意思。對此香港學者周文芝指出，一些認為文化能力是固定不變的人，遇上異文化仍不會嘗試適應，即使他們更具天賦，也會很快落後於那些認為自己可進步的人。這對不少老人來說，尤其寫實。至於前「亞洲國際都會」香港的普遍CQ指數，又有多高？

小詞典：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

仿效IQ、EQ設定的商數，量度個人面對逆境、處理挑戰和壓力的能力，由作家Paul Stoltz在1997年發表的著作發揚光大。對這類商數的最常見批評，大多集中於方法論的討論，例如量度機制、問題設計、誘導性答案等，但AQ這概念本身，無疑能比單純的IQ、EQ等能衡量個人的潛在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