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雖然是「對沖外交」（戰略依靠美國、經濟依靠中國）的發源地，但當局近年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高，已逐漸失去「對沖」原意，中國也成了馬來西亞最大貿易伙伴，在2016年的投資額增加了超過一倍。直到馬來西亞大選變天，一直執政的國陣未能勝過反對派，在「一帶一路」高度配合北京的納吉下台，但這和一些港台媒體宣傳的所謂「反華」情緒其實並無關係。馬來西亞人普遍歡迎中國投資、歡迎「一帶一路」，新總理馬哈迪一貫對中國的好感也遠超美國，目前「一帶一路」在馬來西亞的根本問題是利益分配不均，對此，納吉卻是責無旁貸。馬哈迪已明言支持「一帶一路」，但對前朝承諾的種種項目都要予以「微調」，這和我們介紹過的斯里蘭卡、緬甸等國情勢似乎大同小異，北京必須有心理準備。
先說馬來西亞經濟，近年發展其實不俗，一來受惠於出口業發展，特別是石油、天然氣、電器和電子產品、棕櫚油等產業，都有亮麗表現，令它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發展得最完善、全面的其中一個。數字上，馬來西亞只有少於1%屬極端貧窮人口，貧富差距亦正在改善，這和選舉顯示出民眾對執政黨的高度不信任，並不完全相符，也可見經濟發展良好而施政不善，同樣未能長治久安。
在馬來西亞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角色一直不可或缺。早在1972年，馬來西亞就開放了自由貿易區以吸引外資，但成效未如理想，因為外資投資馬來西亞時，往往選擇投資在有相關配套建設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大多不屬於自由貿易區。結果，馬來西亞的既有優勢，吸引了電器和電子產品業、紡織業的投資者，成了帶動馬來西亞經濟的引擎。但近年馬來西亞勞工成本開始上漲，加上鄰近東南亞國家發展迅速，不少電器和電子產品產業，都轉移至附近成本較低的地區，動搖了馬來西亞的經濟支柱。當局因此透過減免企業所得稅等手法，吸引先進電子一類投資，以順勢發展高增值產業，並致力改善數碼基建設施發展電子商務，過程中，中國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持份者。
內地有評論就認為，馬來西亞參與「一帶一路」，將有助引入中國進年大展所長的大數據、人工智能。雖然中國在這方面的直接投資不明顯，例如與馬方共同發展的吉隆坡互聯網城，合作夥伴就是新加坡的Catcha Group而非中資，但馬來西亞數碼經濟顧問正是阿里巴巴集團的主席馬雲，反映中資的角色極其重要、中國的電子商務，亦也成為馬來西亞的參考對象之一。
目前中國在馬來西亞最矚目的投資，當屬於2015年動工、預計在2025年完工的皇京港（Melaka Gateway） 。一直以來，掌握馬六甲戰略咽喉的都是新加坡，而皇京港落成後，將有望與新加坡爭一日之長短。這固然乎合中國戰略利益，但同時馬方亦得益不少。據官方規劃，皇京港將會同時向三個方向發展：第一是將潘姜島（Pulau Panjang）打造成具有深水港的物流運輸樞紐；第二是以服務業為主，該區域將會具備酒店、商場、主題公園娛樂設施等；第三是以金融業為主的自貿區。落成後，預計每年會吸引250萬旅客，更重要的是將會提供越四萬個就業機會，這就帶動國民收入、刺激內需，與馬來西亞現時希望繼續提高內需、並減少對出口的依賴的發展策略吻合。可見與中國加強合作投資，其實是合乎馬方自身的發展策略。
馬來西亞發展航太工業的方針，同樣值得中資注目。2015年，當局推出《馬來西亞航太工業藍圖2030》（Malaysian Aerospace Industry Blueprint 2030），希望將馬來西亞打造成東南亞航太科技的龍頭，為未來打入全球市場札根。所以，當局以低稅收吸引航太科技中與維修、生產、系統融合相關的企業投資當地。中國和印度作為近年積極發展航太科技的國家，可能是相比傳統的歐美航太巨頭更理想的潛在合作夥伴。畢竟中印與馬來西亞的地理位置相近，容易支援，而且技術成本亦遠低於歐美企業。而在中印兩者之間，又以中方的技術較為成熟，因此比印方更具優勢。
除了對內的發展策略，馬來西亞對外的規劃與定位，也能為中馬雙方帶來雙贏，「伊斯蘭金融」正是一例。在伊斯蘭國家，金融業有另一套規則，例如禁止收取利息、賭博，在眾多禁忌下，「伊斯蘭金融」應運而生。馬來西亞正致力將自己打造成「伊斯蘭金融」的樞紐，而且亦已取得一定成績：有相對完善的配套，例如設有「伊斯蘭銀行法」（Islamic Banking Act），當地已經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大的伊斯蘭債券（Sukuk）發行國，無疑在伊斯蘭國家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不少都信奉伊斯蘭教，因此馬來西亞是中國與伊斯蘭國家進行金融合作的理想中間人。對馬方而言，在中國借助自身在「伊斯蘭金融」的角色與沿途穆斯林國家合作的過程中，其「伊斯蘭金融」的領導地位，則可以進一步加強。與馬來西亞的「伊斯蘭金融」加強合作，對雙方而言都是百利而無一害。
馬來西亞華裔與「一帶一路」
馬來西亞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當然受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影響。棕櫚油是馬來西亞的重要出口產品，是最能體現中馬經貿關係如何在「對沖外交」下受惠的例子。作為「對沖外交」的奉行者，與越多國家建立關係，馬來西亞就越能借助平衡各方、並從中獲利，因此在中美兩國以外，歐盟也是拉攏對象。但是馬來西亞近年聯同泰國、印尼兩國，就棕櫚油生產引起的環境問題而與歐盟關係惡化，三國有機會與歐盟爆發貿易戰。因此在第三方的角色減弱下，只有同時增加中美雙方的投資，才可以在平衡對方之際，亦減輕與歐盟關係惡化的衝擊。由此可見，馬來西亞是難以完全脫離中國投資的。
何況在眾多選項當中，中國始終是最能配合馬來西亞自身發展策略的一個，馬來西亞對華政策難有根本轉變。馬來西亞但近年增長放緩，當局推出多個計劃吸引外資與移民，希望藉此進行結構性轉型。例如馬來西亞振有意興房地產，推出「馬來西亞是我第二個家」（Malaysia My Second Home Programme, MM2H）計劃。據旅遊局的資料，參加者將會獲發放兩個十年有效期，並可更新續領的文件，分別是「social visit pass」和「multiple-entry visa」，容許持有人自由進出馬來西亞。2009年，申請門檻進一步降低，例如申請人無需再經指定的代理、成功後亦容許投資與營商。一方面，當時適逢金融海嘯過後，中國成為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中資與中國移民是最積極的；另一方面，華人向來比其他人更樂於投資房地產。結果，十多年過後，除了經濟上的投資，中馬的文化交流早已水乳交融，不但普通話已是其中一種常用語言，連流行音樂、乃至香港的電視劇集，都處處流露踪影。
何況中國在馬來西亞還有其他國家沒有的皇牌：血濃於水的華裔，哪怕不少馬來西亞華裔都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不是「Chinese」，新任華裔財政部長林冠英就職時就這樣告訴記者，但他們對中國的情懷，還是相對深厚的。不論誰執政，都仍然需要華裔的支持，因為馬來西亞有四分一人口都是華裔。他們本來大多都支持原本的執政聯盟國陣內包含的「馬來西亞華人工會」（MCA），雖然是次選舉MCA的支持度大幅下滑，只剩下一個國會議席、兩個州議會議席，但這並不代表能夠忽略華裔的聲音。因為新一代的華裔反而倒向支持反對派「希望聯盟」中由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衍生的「民主行動黨」（DAP）。
馬哈迪在處理納吉時代訂下的合作項目時，華裔的角色同樣微妙，因為在多個與中國相關的投資當中，有個別項目被傳由納吉中飽私囊、「一帶一路」下真正的受惠者，都不是馬來西亞華裔，而是中國企業與國內精英，反映了與中國合作背後，往往造成利益分配不均。由於馬哈迪表示有意在上台後重新分配利益，華裔作為非既得利益者，理應會受惠，變相鞏固了雙方共生的關係，也進一步減低對華關係惡化的誘因。但對中資而言，不能再過度依賴華裔的角色，卻是必須認清的事實。
最後，中資進入馬來西亞，依然要提防不少風險。當地極端伊斯蘭主義雖然不盛行，但也有隱憂，例如2016年，「伊斯蘭國」支部曾在當地發動手榴彈襲擊，造成了8人死亡；前總理納吉在在國際保安對話會上就坦言，「伊斯蘭國」的勢力雖然已經沒落，但對東南亞和馬來西亞仍是嚴重威脅。此外，分離主義也是潛在的敏感問題：馬來西亞是一個聯邦，由馬來亞半島的「西馬」與沙巴、砂拉越所在的「東馬」構成，有十三個州，其中有九個奉行君主制、另有三個包括首都吉隆坡在內的直轄區。但東馬和西馬之間的關係並不平等，例如東馬有自己的入境政策，西馬一直不滿東馬的權力較大，而且東馬天然資源豐富，國家過半的液化天然氣、五分一的石油都來自砂拉越，對國家經濟貢獻不容忽視，但對自身權利的掌握程度卻不高。所以，當中國投資走進近年自治呼聲日高的砂拉越，例如與Untang Jaya公司合作興建巴勒（Baleh）水電站的一類舉動，只會加重砂拉越在馬來西亞經濟的角色、增加了它們對中央政府的討價籌碼。如何巧妙地不涉入其中，還是反過來主動利用這些矛盾從中取利，都極考功夫。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18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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