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30日星期三

閃電交權內有乾坤

美國忽然提早兩天「還政伊民」,官方文件卻將交權日期清晰交代,不可能是心血來潮;布殊高調承認「逃避」恐怖襲擊而提早舉行典禮,更是一反常態。這都是為了掩蓋美伊背後的雙贏。

6月28日,北約峰會在土耳其同步進行,原定在伊拉克政權移交前一天(6月29日)散場,議題一就是伊拉克的駐軍和經費攤分。法德的算盤,是拒絕佔領國一切建議,聲稱要直接與伊拉克打交道,以為這樣便能拖過峰會---想不到卻敗在布殊的「閃電手」,讓伊拉克合法政府忽然在峰會開幕前登場。一切的美國建議,便過戶成為伊拉克合法建議,北約不得不「應伊拉克人民要求」協助他們培訓安全力量。北約首次以集體名義介入伊拉克,也成為布殊的勝利。

不過據稱「閃電移交」的創意首先來自伊拉克總理阿拉維,表面理由是官員已準備就緒。按正常邏輯而論,他們愈是準備就緒,愈應該希望交接得冠冕堂皇。可惜這儀式與二次大戰時日本皇軍向汪精衛南京政府「交權」相若,有大量兒皇帝元素:例如典禮由朗誦《可蘭經》開始,在座的異教徒毋須默禱;沒有樂隊演奏伊拉克國歌,國旗升降儀式也不會舉行,因為布萊默設計的新國旗被貶為「泛以色列旗」,就像汪政府的國旗拖着「反共和平」的黃色三角豬尾巴,哪怕是降下來也令人尷尬(所以儀式上只能用回薩達姆國旗);伊拉克的傳統盟友阿盟和油組不獲邀請觀禮,典禮由原住民眼中的「十字軍」一手包辦。這樣的儀式全球直播,對新政府的「威望」毫無幫助,但儀式又不能沒有。如此這般輕輕帶過,正中美國下懷,大家也就心照不宣。

2004年6月28日星期一

第三條道路的興衰

加拿大大選結果未明,在野保守黨大躍進卻是既定現實,構成右翼政黨全球性復興的一環。

1993年,保守黨前身進步保守黨受到選舉史上罕見的恥辱性失敗,由執政黨變成議席數目不足以被法律認定為政黨的「泡沫個體」,全軍覆沒。1993是指標性的一年,其時全球興起「第三條道路」,克林頓在美國當選,在加拿大勝出的聯邦自由黨也令黨綱「中間化」。雖然自由黨沒有明言走這條路,它提倡的醫療福利、多元文化、低國防開支、同時嚴打財赤,卻符合道路的主要公式,也特別受華僑歡迎。

然而自由黨政府也面對道路的一切困局。它落實醫療保健等政策被評為獨裁,因為福利主義的財源多來自反對派;弘揚多元文化令施政效率低下,因為這樣的政策往往失諸形式化。最難自處的是它一方面要遵守減稅承諾,一方面要兼顧半福利社會的開支:這次自由黨的安大略省長麥堅迪引入醫療稅預算成為「罪證」,就是典型。

加上左翼政黨偏好誘導第三條道路左傾,像加拿大新民主黨不斷驅使自由黨採取更均富(或均貧)的社會政策;右翼政黨卻能以自我凝聚回應,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塔夫脫派便是明顯例子。第三條道路式微,右翼政黨復蘇,並不代表右翼勢力大增,只反映這條路在北歐以外並未度過它的瓶頸。加拿大總理馬田無論能否連任,都應該深思。

2004年6月22日星期二

綁架成恐怖主義生存機制

伊拉克綁匪每綁架一名人質,便開出人質所屬國家撤軍這「天價」,至今自然沒有國家直接屈服,人質被釋放的原因則一律是「獲伊斯蘭長老求情」。然而人質放的放了、殺的殺了,新人質又出現,周而復始,單純的勒索,便慢慢演化為恐怖主義的新型生存機制。

綁架外國人質的最大「成效」,就是逼使各國與恐怖分子直接溝通,令恐怖分子獲得「參與」國際社會的入場券。各國自然絕不承認妥協,於是伊斯蘭教士(而不是官方代表)成為他們與恐怖分子的溝通中介。清真寺被薩達姆政權壓制多年的政治能量被盡數釋放,成為社會建構的灰色地帶,一如西藏喇嘛廟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重新成為北京聯絡異見喇嘛的半政治中介。

綁架人質與國家撤軍雖然缺乏直接互動,卻可能構成「曲線互動」,也就是通過影響民意來改變一國外交,就像4月的西班牙大選。「內政-外交-內政-外交」這四重連鎖效應,以伊拉克恐怖分子「與國際接軌」為目的,解析了為什麼綁匪初時一般沒有處決人質、而是盡量在過程中以視像觀能刺激人質的同胞,手法「循序漸進」,來製造一種似是而非的因果關係。

一面中介、一面接軌,只是伊拉克恐怖分子自力更新的兩類生存機制;綁架外國人質,其實是以攻為守。南韓、日本是否繼續駐軍,從來只是次要考量。

2004年6月21日星期一

歐盟主席角力的立體棋局

歐盟主席難產,各方還在「講數」與協商。這裏的「各方」第一指各國,第二指各黨,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純外交和純內政更複雜。

單論國家層面,當然可以說是法德這歐盟軸心結成一方,推出比利時首相伏思達為候選人,而這三國正是伊拉克戰爭的反美歐洲軸心,又是歐盟由邦聯化邁向聯邦化的贊助人。反方則以英國為首,心儀的候選人並非彭定康,而是小國盧森堡首相容克,也就是希望小國領袖無為而治,保留各國在歐盟內的相對主權。

但加入黨派考量,主席之爭便超越了「新舊歐洲」的平面角力。提名彭定康的人民黨團並非統一政黨,而是歐洲議會內各國右翼立場相近的聯盟,於是出現了法國總統希拉克屬於右翼、卻反對歐洲議會右翼政黨人選這樣吊詭的局面。歐洲議會第二大黨團左翼社會黨反對右翼人士接任主席,也與理論上屬於左翼的英國首相貝理雅背道而馳,希拉克和貝理雅明顯「先國後黨」。人民黨團只能邀請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提名彭定康,因為他在這議題上,難得在「黨國」之間沒有衝突。

歐盟主席「選舉」不但反映哪個外交陣營更有勢力,更透露了長遠而言,縱向的國家協調還是橫向的政黨協調將主導歐盟。伏思達、容克、彭定康分別退選,似暗示縱橫機制目前平分春色,歐盟內政便成為一局縱橫交錯的立體棋局。

2004年6月17日星期四

懷柔政策對抗炸油管

伊拉克形式上的政權移交在6月30日才進行,新政府卻急不及待地宣布「已經」全面接管石油。如此的「此地無銀」,油管接連被炸,也是意料中事。新總統阿瓦爾等人何去何從,應該參考難友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的經歷。

美國推翻塔利班政權後,在阿富汗舉行英雄大會,在最後關頭把親美數十年的高齡廢王踢開,推舉卡爾扎伊擔任臨時總統,一切都與伊拉克的政權交接一樣。卡爾扎伊上台後飽嘗人情冷暖,美國援助與重視愈來愈少,臉色也愈來愈差。他本人到美國訪問要到國會「述職」,接受議員對援助款項的「質詢」,但龍套不得不跑,連列根喪禮也要「九唔搭八」地出席。卡爾扎伊唯有自力更生,最終決定在今年4月深入塔利班「聖地」坎大哈爭取和談,又邀請塔利班成員參加9月大選。

卡爾扎伊的統戰功力有限,但應了上峰的智慧:「溝通總比爭拗好」。阿瓦爾希望向國人「證明」獨立自主,如此不可能的任務,只會自暴其短。伊拉克的形勢其實已倒退到40年前「半民主化」後的約旦,那時候的約旦國王胡辛對境內巴勒斯坦人極度不滿,但既然呼之不去,只有以懷柔手腕放之任之。伊拉克油管目前並沒有不被炸的可能,但炸成怎樣,是否什麼都歸入「Saddam Loyals and Al-Qaeda」(薩達姆支持者及蓋達)這個「美式反中亂港」標籤,還是人浮於事的。

2004年6月16日星期三

金口一讚的背後思量

布殊為克林頓歌功頌德,惹來不少遐想。

美國人都知道布殊不只視克林頓為政敵,更視兩人代表「兩條路線的鬥爭」,特別是上升至形而上層次的外交鬥爭:例如布殊在「九一一」後便暗示「卡特-克林頓」系統的多邊主義縱容敵人,不及他的單邊主義「愛國」。而且布殊以少數票當選總統初期,克林頓處處以「前總統」身分指點江山,又鼓勵戈爾「堅持抗爭」,二人頗有心病,白宮好事之徒甚至以「ABC(Anything But Clinton)革命」為反恐時代點題。布殊這次一反常態,若是在中國,自然是代表他的外交政策趨向溫和了。

可惜布殊既決心靠「布殊主義」流芳百世,自然不介意成為被國人評價得最兩極的總統,共和黨作出重大政策調整的空間亦不存在。只是布殊民望在列根「駕崩」後依然落後克里7%,適逢克林頓自傳上市、人氣復升,便只能靠慷慨贈興,從克里身上奪回議題設定權。畢竟,克里盛讚克林頓是上不了頭條的。

布殊金口一讚,也有深層考慮,這就是用來展現他的優勢:抽象的領導「氣魄」(而不是能力)。就算他在2000年大選的票數不及戈爾,選民認同「布殊是領袖」的比率,還是比認同戈爾的高出一倍。從來只有領袖才有資格表演包容政敵,只此而已,這正是克里「非不為、實不能」的:難道他能夠不盛讚列根?

2004年6月14日星期一

沙特義和團是經濟現象﹖

主流媒體都以「反美聖戰」角度分析沙特挾持外國人質,加上蓋達的「名牌」效益,頗有沙特將成為下一個伊拉克的徵兆。唯有《洛杉磯時報》的 Kim Murphy力排眾議,以社會經濟角度解讀沙特仇外症。

這位資深記者經過實地考察,認為沙特貧民區愈來愈多,沙特根本不是「石油富國」。這是有數據支持的﹕20世紀80年代初,沙特人均收入2.8萬美元與美國看齊﹔到了2004年,美國人均收入上升至3.4萬美元,沙特卻下滑至7230美元,唯有外國人的生活毫無影響。沙特人組成義和團「扶蓋達滅洋」,是社會兩極化的條件反射。

但 Kim Murphy的說法背後存在一個吊詭﹕沙特的第七個五年計劃(2000年-2004年)已訂下經濟「沙特化」政策,目標是把勞動市場的本土比例由1999年的44.2%升至2004年的53.2%。唯有怪沙特人不爭氣,只有草根階層能夠與外勞(菲傭)競爭,只懂「神學」的中產子弟卻難以取代外國人。後者全面撤退,沙特經濟才會崩潰。

沙特貧民的更大仇恨,是針對揮霍如故、不懂現代教育的王室。何況它還是國際級羊牯﹕既包銷伊拉克攻打伊朗,又贊助美國懲戒薩達姆﹔既養活整個塔利班政權,又要攤分美國攻打阿富汗的軍費。組成沙特義和團,不過是蓋達將兩種不同仇恨渾水摸魚聯成一氣的策略。

2004年6月10日星期四

列根只代表1/2美國核心價值

共和黨的列根神化運動籌備經年,然而美國始終是多元社會,華盛頓亦不能代表其所有核心價值,何況是列根?

美國核心價值遠比香港清晰,就是以民主為主軸,並有「三點三面」等六項副軸。第一面源自經濟,分別是羅斯福的福利主義,和列根的小政府主義:前者演化為經濟學家凱恩斯意想的「平等(Equality)」,後者變成凱恩斯對頭海耶克提倡的「自由(Liberty)」。第二面源自外交,分別是威爾遜的國際主義,和列根的單邊主義:前者被新基督運動宣傳為「博愛(Fraternity)」,後者被鷹派包裝成「公義(Justice)」。

第三面價值則源自個人背景。列根來自尤里卡鄉鎮大學,不懂外語,獨好占卜,夫人南茜與蘇聯第一夫人雷莎比併賢淑又相形見拙。此等形象一度飽受揶揄,但列根的幕僚以拙制巧,刻意將之宣傳為簡約和「誠樸(Sincerity)」,使之成為與甘迺迪和克林頓代表的「精英主義(Elitism)」相對的另一價值。

需知美國與單一政體國家不同,國人認為這些價值沒有絕對的排他性,孰輕孰重,只是因時而異。列根一人身兼「自由」、「公義」和「誠樸」的代言人,當然殊不簡單,但這不過是半個美國而已。共和黨若硬要以偏概全地把列根「新國父化」,難保不會被對手同樣以偏概全地演繹為抗拒「精英」、「平等」和「博愛」。過猶不及,便反為不美了。

2004年6月7日星期一

列根時代不會再現

耶魯大學的總統評鑒家Stephen Skowronek把二戰後所有美國總統都評為「失敗」,唯獨尊崇列根。他認為列根落實小政府不算什麼,難得的是令公共政策和社會文化這兩大領域合流,新基督家庭主義才得以成為今天的新國教。

同校的冷戰權威John Gaddis教授也是列根迷,認為列根的「星戰計劃」是一項傑出的「陽謀」:謀略就是先邀請蘇聯比併軍費,讓其犧牲社會開支,再宣布美蘇經濟合作,以策反蘇聯百姓。蘇共的安德羅波夫和戈爾巴喬夫分別被列根的硬和軟迷惑,美國卻知道「星戰」顧名思義只是遊戲,不少相關開支根本原封不動,因為最大的秘密是:那時候美國還未具備發展導彈防禦系統的能力。

列根不可能有繼承人,他的時代也無以為繼。各國經濟在八十年代相對獨立,金融市場流動率不如今天,關門建立小政府依然可能。但列根傳人老布殊深知不能加稅,甚至作出Read My Lips的形象承諾,到頭來卻不敵「外圍因素」而食言,自此列根主義已不能回頭。星戰外交則是典型的二元戰略,以搞垮蘇聯為單一前提,以致中歐日等第三勢力乘機坐大。列根二號傳人小布殊仿傚偶像的二元思維,在多極世界反恐,更是東施效顰。

列根言行一致,加上其不理「俗務」的作風深得民心,已成為右派圖騰。凡是對圖騰的懷念,一律帶有恨水東流的移情作用。

2004年6月3日星期四

隱形導彈Vs聲波武器

伊朗研製隱形導彈,勢將成為中東軍事龍頭,西方媒體也準備對伊朗威脅論作出回顧與前瞻。「理論」發酵前,我們應重溫《洛杉磯時報》3月一則沒港人留意的報導:

事源駐伊拉克美軍輪更,帶來一件從未在戰爭使用的新武器。它的原理來自普通擴音器,設備卻屬於國家機密級高科技,功能就是播放不同音頻的聲波。美軍與特區政府英雄所見略同,表示武器只是用來驅散人群;但製造商承認,它能夠在300米內產生145分貝的聲音。只要在控制器調高音頻的大小和比例,敵人就會聽覺失靈、癱瘓,乃至死亡。一般相信距離和分貝這兩個函數的提高,對美軍而言,是舉手之勞。

聲、光、熱等超現代武器就像複製人,在技術層面完全可行,只是被視為文明禁忌。它們不但符合大殺傷武器的定義,更挑戰了基本軍事秩序,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對應配套,也就成為「不對稱武器」的典型。以往只有俄羅斯大右派日里諾夫斯基洋洋自得地承認俄軍在「維和」時用聲波武器殺人,但旋即被官方否定。這次美軍也一反常態,沒有對外公佈這新猷。

相較下,伊朗的隱形導彈便毫不新鮮,而且相當常規,反映伊朗即使反美,也是通過參與現有秩序來挑戰秩序。恐怖分子以外的回教各國,對使用非主流武器的顧慮比美國更大:誰叫半島電視台只此一家。

2004年6月2日星期三

選舉顯現後威權政治循環

印尼總統選舉的三名主要候選人,形象上是政壇貴族(梅加瓦蒂)、軍事強人(維蘭托)和清流(尤多約諾);符號學上分別代表「人權暨與國際接軌」、「穩定壓倒一切」和「經濟繁榮」這三面紅旗。印尼與所有剛離開專政的國家一樣,選舉,其實是選擇一面圖騰。

曾幾何時,亞洲各國都拾李光耀牙慧,強調三綱五常等亞洲價值觀。接着印尼成為金融風暴重災區、推翻亞洲價值觀的「權威案例」,《新聞周刊》開始報道「李光耀打倒昨日的我」,也認定印尼人的出路是投奔西方自由。

梅加瓦蒂戴着國父千金、人民英雌等光環當選以來,確是唯美國和澳洲是瞻,甚至在九一一後親身前往華府支持反恐,結果全球回教徒嘩然,境內的恐怖襲擊卻愈來愈多。時至今日,印尼人最擔心的是分裂混亂,最不滿的是貪污腐敗,對民主自由的概念熱情不再,甚至視梅氏為「印奸」。自此「三面紅旗」充滿了排他性,梅加瓦蒂的挑戰者才能夠對號入座。

這就像共產帝國崩潰後的東歐各國,推翻了共產黨,選了一名合乎西方口味的繼任人,卻紛紛不能適應,情願在強勢穩定和有污點的繁榮之間打轉。一度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民主人權,原來已完成歷史使命。這「後威權政治循環」是西方拒絕深究普世現象,對中國和香港的未來,亦不無啟迪。

2004年6月1日星期二

沙特襲擊「為神而戰」

英美情報聲稱沙特再度遇襲可期,但不知應對,因為他們不明白針對沙特的恐怖襲擊,是一個後現代神話。

神學家凱倫‧阿姆斯壯探討三大原教旨主義的《為神而戰》,提出世人一旦按經文字面演繹宗教,便不能分辨具有高度象徵性的「神思」,和現實社會運作的「理則」,就好像把基督教的五餅二魚烹調為食譜一樣反智。

沙特正深受「神思理則化」之苦。海灣戰爭後,回教徒稱美軍為「當代胡伯石」(Hubal of the Age)---胡伯為穆罕默德創立回教前麥加異教徒朝拜的聖石。美軍出現在沙特,不只是異教徒褻瀆回教聖地,更被演繹為神話裏與阿拉分庭抗禮的邪靈轉世,否則何以不聞駐科威特美軍也淪為過街老鼠?

中東兩大衝突,均可以說是濫用神話而起。首先是猶太人選擇在以色列立國,而放棄英國主動提出的烏干達。當年不如今日,當以色列還是伊甸園一類的神學名詞,猶太人走到巴勒斯坦完全是因為聖經的預言,並不存在地緣政治、文明衝突等考量。然後是恐怖分子以史前神話為基本法,卻不解構神的「立法原意」,以致出現日前「逐異教徒出中東」的聲明。

可惜九成神思都不會成為理則,主張「落實」神話的人都擺脫不了這一份實在的虛無。遍地聖地的以色列不可能接受國土換取和平,弘揚原教旨主義後的沙特王室,亦因為保護神話不力而被慢慢陰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