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約翰遜,不是英國特朗普

約翰遜當選英國新一任首相,以脫歐公投人氣急升的他,一直被外界看作「英國特朗普」。想起上個月在香港總商會,進行了一個關於英國脫歐的講座,談及約翰遜與特朗普的比較時,一位英籍觀眾極不認同,說出了大量理據。會後他走過來,以流利廣東話和我交談,原來他是約翰遜競選辦的人,曾安排約翰遜來香港與英僑見面,他再三保證:他不是特朗普,除了髮型相像。

首先,特朗普有根深蒂固的反精英情結,也靠這情結開拓了「另類右派」光譜,作為挑戰傳統精英話語權(和其他權力)的基礎。但約翰遜是最傳統的政治精英出身,和金馬倫屬於同一結構,只是在脫歐公投使用了一些民粹技巧,來爭取注意力,那位商會朋友說,「邱吉爾當年不也是這樣?」約翰遜的盟友都是傳統精英,並沒有製造類似「另類右翼」的光譜(因為那屬於脫歐黨的法拉奇),領導保守黨後,只會以邱吉爾自居,而不是顛覆黨的外來者。

特朗普對世界採取單邊主義立場,儘量脫離國際組織的制約,而對英國脫歐,他和背後的盟友一直持支持鼓勵態度,因此令人懷疑約翰遜是否也有同樣外交路線。但他雖然屬於脫歐派(其實也是公投前才改變立場),一貫外交主張卻是多邊主義,一來英國已沒有條件去行「單邊」,二來英國脫歐後反而更需要國際盟友,這一點曾為外相的他最清楚。所以無論是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好,和英聯邦的白人國家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簽訂類似協定也好,約翰遜都希望儘快找到歐盟的(部份)替代品;而且約翰遜擔任外長時,曾譴責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定,至今英國也希望當伊朗和美國的調解人。

針對中國,特朗普雖然口徑不時改變,但中美貿易戰、乃至中美新冷戰在他任內開打,乃客觀現實。英國要脫歐,更不希望得失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無論是對華為、還是對貿易議題,英國都比美國身段軟得多,也沒有美國納瓦羅一類的反華派在要職。對香港,約翰遜的興趣遠遠不及他競選黨魁的對手侯俊偉,似乎對北京反應的顧忌比特朗普要大,由於中美關係已變成結構性矛盾,約翰遜大概更希望在雙方當中穿針引線,多於徹底和美國統一口徑。

總之,約翰遜成為首相後,首要任務自然是脫歐,和尋找脫歐後經濟上、外交上、社會上的過渡方案,已沒有餘力推行其他施政。無論言詞作風怎樣,約翰遜進入了唐寧街十號,更可能是逐步主流化、而不是「特朗普化」,一來他短期內沒有脫歐外太大的發揮空間,二來他也未見有誘因大規模改變內外制度。在社交媒體上的形象,卻是另一回事。

小詞典:約翰遜(Boris Johnson, 1964-)

英國政客,伊頓公學、牛津大學古典學畢業,保守黨員,與前首相金馬倫為同學,畢業後從事報社工作,2001年當選下議院議員,2008年當選倫敦市長,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2016年成為脫歐公投的旗手之一,公投後進入文翠珊內閣為外相,2018年辭職,2019年當選保守黨黨魁兼首相。

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

致林鄭:悲劇後, 再無中間派

記者甫坐下,沈旭暉便說:「十年前你和我做過訪問,我有時翻閱,問自己有沒有變?我覺得香港比我們變得更多,一些以前覺得有價值的工作變得沒價值。也是時候找回自己了。」

歲月催人老,元朗事件催人淚。雖然如今他走進商界,身為李澤楷的Pacific Century Group高級副總裁,負責海外業務發展,不便參與太多社會事情,還是受訪傳達一些訊息,坦言沒向公司申報,意見只代表自己,畢竟他依然是大學教授

沈旭暉在訪問中分析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本原因,政府外交與內交失誤一步一步推到死局,沙盤推演未來局勢發展,他最後寄語林鄭月娥在周末元朗危機爆發前「做回自己」,弦外之音處處。
撰文:陳勝藍
攝影:梁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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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從當年沈旭暉飽學回港說起,正所謂傳統精英,他自覺這種人在社會各崗位都應該得到更多重視,於是逐步建構一個包括建制、商界、學界、公民社會的網絡,自己定位於光譜的中央:「例如昨天在個人facebook發表關於元朗恐襲的定義,居然有過萬次分享、兩萬個回應。我們要的效果,是關鍵時刻一錘定音,網民分享時說:『連呢條hihi都咁講!』這是中間光譜的影響力,而唔係走去參選、做行會。」

他有把握是最能聚集靠近中間的KOL,但覺得是時候說夠了,元朗的事令一切不能回頭,有責任敲鐘,「我真身如何思考,身邊朋友很清楚,但為了以上角色,每一句說話都要戴頭盔,不時要做一些主旋律行為儲血,留待扣血所用,很累,也挺討厭自己。」並笑說在北京眼中,《蘋果》訪問會扣很多血。致力令體制內的離地者知道外界發生甚麼事,腳板觸碰地面,如此遊戲必須建基於社會尤其政府重視溝通,他的角色兩面不討好,但大抵招架得住,也被看成少數能溝通左中右的人。然而他說這條路是deadend,2012年開始社會明顯兩極化,原本已不怎平坦的道路生出荊棘。

政府不願溝通 why I’m here?

「泛民、本土一極的意見容易理解,因為一切能見,佢哋鬧,我見到;激進建制一極的小動作難防,因為見唔到。」沈旭暉訴說:「即使是提醒續領BNO,也招致屈姓婦人口誅筆伐寫報告;知道個人投資的公司搞北韓旅遊又寫內參;為台灣朋友寫序又是勾結。我不斷告誡自己,勿忘初心,不要加入政府,不要參加選舉,不要有閃卡,財務絕對自主,他們就不能怎樣,但如果政府不願溝通,why I’m here?」

近年政府以衝突方式管治,他宣佈其角色的歷史任務終結,「不得不承認,以上理念在2012年後完全失敗。12年前也沒有民主,但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分配資源機制,雖然大家未必很滿意,起碼看見有個制度,但2012年之後出現版塊漂移(學術用語),自此每個社會階層都躁動不安。」

他指出這點正是社會深層矛盾的根本原因,「原本problem solving,但近年變成製造內部矛盾管治,不理會真正的root cause。其實政府角色只有一個,合理地分配資源,不管民主、威權都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藝術;分配傾斜了,就把大多數人推向對立面,也就是現在。過去兩年,很多人以為特首換了人,問題已解決,但我很憂慮,因為root cause不但沒有改變,big data算出更傾斜;此外網絡怨氣更大、只是對政府已完全放棄,根據keyword反而看不見。」

然而香港的資源分配是個複雜遊戲,他解釋:「持份者很多,包括一國兩制的國際持份,當全世界不給予特殊待遇,那就不是特區;利益集團多了內地派系;香港人充權和民主的期望等等。」他說近年上市公司成份、政府委員會任命、荷蘭水蓋派法反映的利益嚴重傾斜,由於這種新結構毫不受民主機制制約,也沒有傳統精英fair play的精神,越來越多人不滿,街頭只是表面,背後是大量持份者對管治失去信心,2014年及今年兩場社會運動正源出於此,「反《逃犯條例》的巨型震撼,和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的root cause很類似,但入面的人不明白。網絡時代一切推倒重來,反精英是根本文化,真身和分身交替合作,暗黑和陽光平行時空。人家每秒改plan,你卻越來越官僚,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但每次談起,政府都活在夢中。」

維穩取代溝通 製造矛盾

曾幾何時持份分佈合理,當權者懂得對社會矛盾追本溯源,例如1956、1967暴動後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社會可以回頭,「殖民政府給予代理人適量的權限和尊重,他們才有影響力穩定大局,而且望之似人君。」近年真正人才投閒置散,維穩取代溝通,不斷製造矛盾,結果社會當然以抗爭回應,「上中下層都覺得利益分配不均,對立面變得極大。青年覺得反正上不了樓,改為追求更崇高的理念,對社會制度cynical,但同時很pure而少計算,跟他們談多了,不禁反省我們一代是否太精算?我們應該愧疚。其實我們一代怨氣不比他們少,就像在大學,官僚不知道世界改變,以為可以繼續過時的壟斷,我們自然離開。」

記者同意沈兄之見,但覺得管治藝術對特區政府來說太高深,還是維穩易辦,他回應:「我有個比喻,香港有今時今日是無數巧合及設計之下,得出來很脆弱但又完美的藝術品,天衣無縫,但過去幾年由農民工去加工,不知哪裏是活路、有用的機關、最脆弱的位置,就用紅毛泥石屎放上去,這地方已變得不倫不類。我想很多官員不理解香港先天設定,公務員的執行思維,本來就和戰略絕緣。」

沈旭暉指出香港獨一無二的國際身份是其真正價值,不能迴避各國在香港的利益;銀行很難無視美國針對金融反恐的法律;香港行普通法,很難閉上眼不管英國法制,「香港對全中國最大的價值,官方說法是讓資金『走出去』,民間說法叫做使錢,不管甚麼名稱,這是很有用的機器。幾月前我訪問沙特,他們想造一個香港出來融資,但做不到的,即使中國想用上海取代香港也不能,因為沒有國際endorsement。如果香港失去國際化這個特點,對中國、世界都沒有價值。」

因此沈認為香港政府應該明白對「外國勢力」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他們的存在怎樣和北京共存,北京的批評哪些只是文宣可以不理,而不是碰及外國、台灣都像見到佛地魔不敢言。「政府不懂國際,也不懂『內交』,特別是這任公務員政府,完全不懂和中央及省市博弈。例如大灣區本身很簡單,香港的唯一價值就是國際身份,既然如此,特區政府有bargaining power,可以一方面歡迎鄰近地方像東南亞那樣派錢『走出去』,既然提供了服務,就可以更高調捍衞兩制的不同,而不是迎合。」沈知道很多網民對大灣區很有意見嗎?「只要大家看見我們相信的價值觀、生活模式都有更厚的防火牆,減少不必要的接觸,中港矛盾就不會現在這樣,相敬如賓不是更好麽,但政府不懂,拿不到更多資源,又無勇氣講數,結果又是加深矛盾。」

《逃犯條例》悲劇正是這樣,不懂國際、不懂內交,打破百年潛規則。元朗恐襲超越香港人能接受的底線,沈旭暉自言整夜難眠,無綫前主播柳俊江當晚頭破血流,他也是沈的start-up partner之一,兩人開了公司,眼見拍檔被毆難免激動,「但我更憂慮的是這反映有更多瘋狂玩家在大局中。自此群眾鬥群眾格局已生,仇恨已成,再也不能回頭,雙方激進派都不懼怕流血,認為這是改變現狀的關鍵;政府失控,警察失信,在過去兩個月,每一個大小動作都是完美錯誤,已沒有任何官方機制能避免衝突中出現人命傷亡。我們有不少思維相近的秘密群組,這兩個月努力在不同崗位挽救,但元朗之後,大家都得出結論:certified。」

不懂外交內交 推向死局

他擔心一旦出現進一步傷亡,仇恨再升級,更激進的行為陸續有來,「香港社會抗壓力弱,不像我們在外國讀書,總算與催淚彈一同成長,香港的中產看見老鼠都會尖叫,心理上很難接受這氣氛或傷亡持續,屆時人心惶惶,就會出現建構主義的『規範突變』。除非強硬鎮壓,但一旦有大量傷亡必然國際制裁,屆時香港金融功能失效,中國外交的連鎖效應更難估計;假如政府繼續不能管治,輿論戰fake news橫行,例如這幾天,大眾心理崩潰,同樣不歸路。」

即使上述一切都捱得過,仍有很多潛伏危機,「運動至今股市沒跌,大概阿里巴巴上市之前就會跌,但之後總有金融風暴,或衝擊聯繫匯率,美國、台灣大選一齊出現,怎處理?特區政府依然停留在『撤回』還是『壽終正寢』的層次,好恐怖。政府有請過我分享,但我不是麥美娟,見面客客氣氣,又是浪費時間,反而通過你們更重視。」如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已太遲,但他仍促請政府今周內盡這本份,並保證限期內問責交人,處理普選議程,否則後續悲劇——例如本周末元朗——非今天所能料。

「社會賢達、學者、商界精英說了多次你仍不做,到了無可挽回、社會信心崩潰,從此這班人會怎樣?死心,直接ignore政府,想辦法以自己的方式拯救香港,而我們都是有資源、有人脈、有辦法、活在新世界的人,只是在現有結構無用武之地,自我封印罷了。假如周末的群眾運動悲劇收場,政府徹底失信,我肯定,香港從此不會有真正意義的中間派。」

那他選擇怎樣?「總之,我不會放棄香港,身邊兄弟徹夜討論,找一條路,雖然未有定論,但單是這種發自內心的團結,忽然爆發的知識交流激盪,都令人從廢中回到廢青情懷,也隱隱看到香港的希望。」

很多人以為沈旭暉移民新加坡,其實他已安排移民葡萄牙,並在那裏置業,翻看他當年對梁振英上台後的預言,2012年就看到香港焦土化,走位靈活的他,毅然終結本來是香港最年輕副教授的學術生涯,「但縱然這樣,說過無數次離開香港,始終就是會回來,土生土長對香港的情懷實在很難解釋。假如林鄭也有這種情懷,為甚麼不盡力挽回悲劇?就算失敗,at least we’ve tried ok?至於the day after tomorrow,到時再說吧。」

蘋果日報-蘋人誌2019年7月25日

2019年7月24日星期三

獨立調查及警政改革才是根本出路︰北愛爾蘭的經典案例

近來香港進入非常時期,當討論警政問題與公民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北愛爾蘭實為一個各方面的完美案例。

皇家愛爾蘭警察隊(RIC)可算是現代警察制度的起點,建立「蘇格蘭場」的Robert Peel早於1822年,已在愛爾蘭建立現代警察制度。愛爾蘭獨立戰爭後,《英愛條約》將北部6郡與南部26郡分開,北愛爾蘭成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聯同愛爾蘭獨立戰爭時成立的阿爾斯特特別隊(B Specials),一度成為維持北愛爾蘭社區治安的主力。

北愛爾蘭問題複雜,它既涉及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宗教衝突,也有歸英派、獨立派、歸愛派三種不同的政治意見矛盾。因此,在上世紀60年代末,北愛爾蘭進入了長達20年的「騷動年代」(The Troubles)︰由60年代中的和平民權運動得到當時北愛總理奧尼爾(Terence O’Neill)支持,到1968年違犯禁令舉行德里遊行,結果遭當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鎮壓,多名示威民眾及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客受傷。及後更有多宗由親英派發動的襲擊,希望以「插贓」的方式誤導民眾這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最終在1969年元旦日,名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學生組織開始由貝爾法斯特到德里的遊行,途中受盡親英派的滋擾,甚至受到包括「休班警」在內的親英派示威者攻擊。皇家阿爾斯特警隊被指保護示威者不力,最終走上民眾鬥民眾、武裝組織鬥武裝組織、恐怖主義鬥恐怖主義的「持久戰」之路︰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1981年的「大絕食」,相信有了解北愛情況的讀者,會明白當中的慘況。

英國政府固然不希望國家分裂,因此在1972年後直接接管北愛爾蘭,前後也嘗試推動的不同調查及改革︰例如1969年的亨特報告書(Hunt Report)提出解散阿爾斯特特別隊,將阿爾斯特警隊的職級及體制與英國本土同化,而將原來阿爾斯特特別隊的準軍事職務,交到阿爾斯特防衛團(UDR);1972年發表了史嘉文報告(Scarman Report),分析1969年期間暴動的成因、社會成本以及不同組織的角色。當然,這些改革在共和派及民族主義眼中毀多於譽,甚至在1972年「血腥星期天」後,英軍在北愛的合法性也「一鋪清袋」。但直接管理時期,嘗試以獨立的北愛住房委員會疏理北愛人的「土地問題」,1973年的北愛議會選舉等,都是英政府嘗試以有限權力下放,以及社會福利,希望解決北愛爾蘭內部的政治及宗教衝突。然而當民眾及武裝組織習慣了互鬥之路,建立互信,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處理得了。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沒有逃避北愛爾蘭問題的國際層面,與積極與愛爾蘭政府談判,在1985年的《英愛協議》定下了愛爾蘭在北愛問題的諮詢地位,也因為歐洲共同市場及歐盟體制,變相令北愛地區與愛爾蘭沒有實質邊境,最後在多方同意下促成了《受難日協議》。而英政府在「落實」《受難日協議》的內容上,就以北愛警政改革將為其中一個切入點,並責成則從香港回家的彭定康出任委員會主席,就改革提出針對性建議。

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從來都是政治問題,當年的處理「血腥星期天」的《威傑里報告書》,即使有一個大法官主導,也不一定得出一個令各方接受的結論。因此,除了「英方代表」彭定康出任主席外,其他成員包括時任愛爾蘭參議員,前北愛醫療及社福服務常務次官Dr Maurice Hayes,時任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院長Dr Gerald Lynch;退休警官Kathleen O’Toole;犯罪學及社會學教授Clifford Shearing;前倫敦警察廳副總監Sir John Smith;北愛大律師Mr Peter Smith及前英國電訊總裁(愛爾蘭及北愛爾蘭部)Mrs Lucy Wood。此外委員會也約見多個主要政黨、本地及國際人權、社會服務組織、本地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團體,以及落區舉行多場公眾諮詢會。

最終,彭定康委員會建議將北愛警政制度「在地化」、「本地化」及「社區化」,包括1) 將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改名為北愛爾蘭警察部(PSNI);2) 設立由北愛議會政黨代表及獨立市民所組成的警務委員會,負責監督警察運作;3) 建立獨立的警察申訴專員制度及投訴仲裁機制;4) 平衡招募原則︰50 – 50 天主教及新教警員;5) 淡化任何有關「大英」色彩的標籤;6) 重寫新的警察守則、並加強警員在人權事務的意識及社會警政概念。

雖然不知有沒有影響警員士氣,但改革方案得到大部份政黨及市民的認同,北愛治安也慢慢走回正軌。而隨著2006年聖安德魯斯協議(St. Andrews Agreement)的簽訂,連視為激進派政黨的新芬黨,也接納改革並加入警務委員會,全面落實北愛政府自治方案。若非今天的脫歐亂局,北愛爾蘭的政治問題也許走上康莊大道。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就「騷動年代」的多宗暴力行為及謀殺案,展開不同的獨立調查,包括2003年公佈的史蒂芬斯第3份調查結果,認為警察與當時的親英武裝組織如UDA等,有同流合污的情況,包括在搜證及調查時,選擇性將證據不納入官方紀錄、對早知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的情報視而不見,部份線人及警務人員涉及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案件、選擇性發放資訊予親英派組織等。而及後的《薩維爾報告》推翻了早前提到的《威傑里報告書》,指出英軍當年在「血腥星期天」的濫權行為,首相卡梅倫代表英國政府,向當時受害者致歉。及後針對「騷動年代」警恐合作的《達施華報告》,印證當年不同的調查委員會對北愛警察的指控,特別是針對律師Pat Finucane的謀殺案,令卡梅倫先後於2011年與家屬會面、及2012年在國會發言代表英國政府道歉,並認為警恐合作,是英政府不能接受的污點。

當然,會自我檢討不等於為世人所接受,例如2019年最高法院就一致裁定,《達施華報告》並不符合有關歐洲人權法案的準則,認為政府應考慮繼續跟進。但只少比起認為獨立調查會影響士氣,阻撓警方盡力執法的官僚回應,總算有更多的人情味。這些資訊十分冗長,但訊息很清楚:有些事反正不能迴避真相,及早處理,總比覆水難收好。

小詞典:英愛條約

1921年,英國、愛爾蘭簽訂愛爾蘭島分割條約,南部以天主教徒為主的成立愛爾蘭自由邦,北部以新教徒為主的留給英國,自此南北分裂,導致後來曠日持久的北愛爾蘭內戰。

2019年7月22日星期一

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 任命曾偉雄 為總幹事?

香港社會躁動不安,不少朋友忽略了一宗很重要的香港涉外關係新聞,有時間值得多關注。

據《南華早報》報道,現為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的前任香港警務處長曾偉雄,已獲國家提名,競逐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UNOV)總幹事、暨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行政總監這「二合一」職位。十多年前,陳馮富珍以港英時代培訓的專業公務員身份,代表中國成為國際公務員,這個「陳馮富珍模式」,筆者曾在學術期刊詳細介紹;假如曾偉雄獲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青睞,就成為「陳馮富珍2.0」。然而時移勢易,歷史不能重覆,陳馮富珍1.0的優點並不在曾偉雄身上存在,聯合國決定委任曾偉雄前,實在應該三思。

世衛總幹事競選 Vs 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的「提名」

陳馮富珍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時,那是一個需要投票的選舉;而曾偉雄競逐的「二合一」職位,則由聯合國秘書長直接委任。雖然大部份的副秘書長級職位,須要得到聯合國大會確認,但根據2009年聯合國文件,任命UNODC行政總監時,「無硬性規定」須諮詢背後兩個治理組織,即麻醉藥品委員會(CND)、預防犯罪及刑事司法委員會(CCPCJ),也不須聯合國大會確認。雖然聯合國秘書長通知各成員國秘書處「請人」,但成員國提名只是其中一個途徑,秘書處也有公開招聘「廣告」供有心人自薦,這廣告至今在網上可找到。總之,相對於世衛要求成員國提名、執行委員會推薦、成員國投票選舉總幹事的一整套競選過程,曾偉雄是否獲得任命,「一男子因素」就能決定;其他候選人根本沒有高調放風宣告「被提名」,因為他們只是在「求職」。

這次北京高調「提名」曾偉雄出任這個職位,目的為何?我們可以從即將離任的現任總幹事,前俄羅斯駐倫敦大使費多托夫(Yuri Fedotov)說起。自普京2002年發起「毒品戰爭」,將處理毒品成為國家安全一環,毒品問題被徹底「安全化」,成為普京鞏固國內民眾支持、改革官僚體制、也是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這種半舉國體制,自然是普京的強項。俄羅斯多次提名參與國際麻醉藥管制局(INCB)的工作,也向UNODC下的基金捐款700萬美元,希望向國際社會表明反毒決心。費杜托夫最終得到任命,成為俄羅斯宣傳「反毒戰得到國際認同」的最佳公關;至於普京如何「出口轉內銷」,以此合理化在國內借反毒進行的其他「工作」,就是另一回事。

同一戰略目標,自然也存在於曾偉雄的提名。不論是外交部、還是曾本人的回應,均環繞著數個關鍵字︰「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工作」、「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國際禁毒」。後兩者是UNODC的基本工作,但打擊毒品,一直也是北京整頓社會風氣的重要一環,例如影星成龍也曾獲邀為「國家禁毒大使」(…)。至於「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對北京而言,涉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等敏感問題,也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定位如出一轍。假如曾偉雄最終獲任命,除了成為一個國際公務員,對內部的功能,參考俄羅斯先例,應能預計一二。

曾偉雄勝任嗎?

在中國外交立場而言,自然應該多爭取國際組織職位,然而不少內地朋友也問︰國家這方面有很多人才,為何會選擇曾偉雄這位毫無外交經驗的香港人,來接下代表國家的外交任務?曾偉雄上任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也不過是今年4月的事,半年不到,「國家又有新任務」,一切似乎來得太突然。陳馮富珍競選時,也面對同一問題:當時有一位專業醫療資歷和外交資歷,都遠比陳馮富珍優秀的劉培龍醫生,最終卻是陳太獲青睞,一大原因,就是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提名人往往被質疑偏袒中國,陳太受惠於港英時代的履歷,比一般中國代表有非政治化的「官僚性格」,較易在選舉說服西方國家。無論最終怎樣評價陳馮富珍的政績,她競選期間,確是積極宣傳自己的中立身份,北京也是強調其獨立性、非內地性,例如吳儀罕有以英文名直呼Margaret,多次在拉票時強調她的香港故事,目的就是要彰顯與內地官僚的不同。甚至在當選後的記者招待會,陳馮富珍說自己已「放下了國籍」、「只會當好一個國際公務員」,假如這樣說的是其他人,早已構成「港獨」罪證。

問題是,曾偉雄是否具備這樣的條件?

客觀而言,儘管不少香港市民並不同意,曾偉雄在相應範疇的履歷表,和陳馮富珍當時在公共衛生的經驗相比,並不遜色。曾偉雄擔任香港警務處長期間,香港與多國簽訂警務合作協議,在國際刑警這個國際資訊網絡以外,建立了不少雙邊具針對性的警務合作計劃,重組科技罪案組針對網上安全及罪行,這都是現任費多托夫這位職業外交官沒有的經驗。

然而,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這個任命,並非單是處理反毒,更重要的還是總幹事這職位本身,完完全全是曾偉雄專業範疇以外的外交,而且不單是國與國層面的外交,還要處理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工作;整個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的分工,包括成為溝通主權國家以外的非國家個體的重要中心。曾偉雄在香港以作風強悍著稱,被香港市民戲謔為「禿鷹」,在2014年「佔中」期間以催淚彈驅散民眾之舉充滿爭議,雖然在警隊內部威信頗高,但與香港公民社會的互信程度和親和力,幾乎是歷任警務處長當中最低。雖然他在警務處長任內設立傳媒聯絡隊,被視為政績之一,但不代表懂得傳媒聯絡,例如筆者曾獲邀訪問當時作為局長的他,最終大概進行了社交媒體風險評估而「按下不表」,如果對方是其他人,當時就是公關災難。一旦他擔任新職務時,面對要求以harm-reduction、規管、而非杜絕的方式處理毒品問題,會否一句「向消滅毒品妥協是天方夜談」,而不顧對人權層面的種種影響,令人不得不顧慮。

不久前發生的孟宏偉事件,也令國際社會對曾偉雄的任命存有另一種隱憂。2016年,孟宏偉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身份,在中國推薦下,當選國際刑警主席,2018年在國內卻忽然下台,同時國際刑警就收到他的(被)辭職信,相關國際人員當時覺得匪夷所思,花了不少時間善後,事後孟宏偉夫人到法國尋求政治庇護,更控訴國際刑警未盡義務對他們一家提供協助。此事自然轟動外交界,內情如何,諱莫如深,而曾偉雄要競逐的UNODC,卻與國際刑警處理的範疇頗有交接之處,各國記憶猶新,很難不作聯想。

最重要的是和競逐世衛總幹事前、在中國內地官場沒有職位的陳馮富珍相比,曾偉雄已經有了國家身份,對其他國家而言,自然不及昔日陳馮富珍的形象超然。上月他就以「率領國家代表團」、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到維也納參與CCPCJ會議,順道熟悉(疑似)新工作的環境。和十多年前相比,中國國力大幅上升,對香港身份的敏感性又大增,「陳馮富珍1.0」的宣傳方式可能已被揚棄,曾偉雄這種更符合中國價值觀、對民主人權等理念打從香港就不大重視、但也畢竟擁有香港官僚經驗的「陳馮富珍2.0」最終會否獲任命,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指標。

換句話說,在「陳馮富珍1.0」時代,她的香港身份在北京眼中以中立、專業為賣點,雖然在港政績也頗有爭議,但上述定位,畢竟基本符合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北京、國際社會和港人對她的世衛職務各自表述,找到了一個脆弱的平衡,也對彰顯香港軟實力不無功用,總算達到多贏。但到了曾偉雄這位「陳馮富珍2.0」,雖然同樣來自港英時代,賣點卻變成對國家忠誠、並擁有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層經歷,強調紀律部隊的服從、而不是獨立思考,完全反映這些年來,香港在北京眼中價值的改變。曾偉雄代表的價值觀,偏偏屬於目前香港民情最抗拒的一套,即使是溫和建制派,也不見得接受,假如他被委任,會被香港主流輿論看作香港軟實力的崩潰,未來一舉一動,恐怕都會被香港人以過去數月顯示的「自己方式」密切「監察」,說不定定期在維也納登報贈慶。

目前這職位的申請期已截止,除了曾偉雄外,據報還有哥倫比亞、巴拿馬的候選人在最後名單,這兩個國家都處於國際反毒最前線、與美國關係密切,候選人的相關經驗,理應不比曾偉雄遜色。北京的提名覆水難收,其實找一位內地專家出任這職位,潛在的尷尬,可能少得多;一旦曾偉雄出任,說不定又是一場港版完美風暴的國際延伸,這對彰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恐怕毫無好處。聯合國任命曾偉雄前,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三思、三思、再三思。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警察的管理藝術︰由錫克警到2019

日前提及,港英殖民地早年的警察系統有「ABCD」四隊,當中D隊是來自山東威海的魯警,而B隊就是來自印度半島的錫克警,他們出現在香港的緣起,也很值得重溫。

昔日民謠的「大頭綠衣吹BB」,描寫的其實就是錫克警執勤,原因是有別於華警戴三角型竹帽,錫克警因為宗教信仰的「髮規」,會帶著稱為Turban的錫克頭巾。根據本地法例及案情,這些宗教規定得到政府容許,例如錫克教徒可以申請以宗教理由豁免駕電單車時戴頭盔,或是合法持有名為Kirpan的宗教匕首。

錫克警察自然非昔日香港獨有,不少人將錫克警等同於印警,本質上也是過於簡化。原因是所謂的「印警」來自不同背景︰印度教、回教及錫克教,而後兩者是不會同時戍衛同一個社會的。錫克警之所以成為大英帝國管理東南亞及東亞警政的重要一員,正是因為大英帝國對印度教軍警的不信任所致。

印度兵變發生前,倫敦政府對殖民地的管治態度是「外判」與「間接管理」,即透過「外判」權力予東印度公司,負責處理印度次大陸事務及東亞殖民地的開拓,而東印度公司則透過與當地王公的合謀管理其他地方。然而,1857年發生印度兵變,當地的印度教及回教軍警對抗英殖統治,令倫敦不得不「撤回」東印度公司的管治權,直接全面管治。沒有主動參與兵變的錫克教徒,因昔日「反英抗暴」留下的好表現,被英國政府吸納為新的印度軍警骨幹。而世居旁遮普地區的錫克教徒,也因為土地被不同的印度教及穆斯林地主吞併,本來就對印度教徒及穆斯林無甚好感,出外營商固然是一個方法,但加入警隊也是不少錫克家庭的出路。大英帝國的殖民網絡,以及錫克教徒游走不同殖民地經商的民間網絡,意外令錫克教徒成為「輸出警力」的一大族群。

早年香港警察系統源於倫敦及愛爾蘭體制,從英國本土招募退休警官及軍官,以及印度孟買步兵團的軍人。自從英人擔心印度兵變影響對印籍警察對殖民政府的忠誠,兼常與本地華人衝突,華籍警察又未能有效處理涉及華人的秘密社團、走私及潛在暴動的工作,加上軍官從軍時及退休後所習得的貪腐陋習,令時任港督麥當奴要求改革當時的警隊。根據學者曹寅研究麥當奴與當時殖民地部的電文,時任警務處副總監克雷(Charles Creagh)的印度經驗,是錫克警最終被港英政府招攬的原因。儘管錫克警在處理日常警務工作上或有缺失,但當從事一些涉及殖民政府安全如鎮壓暴亂、戍守軍政重地、協助打擊海盜等問題時,表現獲一致好評。

錫克警成為英屬殖民地的絕對主力,香港的錫克警成功經驗是一個重要參考。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之所以建立屬於它們的錫克警部隊,就是參考了香港當時的做法,甚至連改革警隊的薪酬制度,也是參考當時香港警隊的工資水平,略低於香港而已。「同工不同酬」在錫克教徒的社區廣傳,因此大多錫克教徒均不願意到馬來亞服役,結果令馬來亞要加薪挽留人才,消息卻又令在港錫克警不滿,最終又是透過改善福利解決。正如曹寅指出,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的公共秩序改革,或多或少以香港為藍本,例如引入宵禁制度,從香港招募華警,仿傚香港設立獨立的錫克警校等,可惜往事如煙。

錫克警制度息微,因為港英政府發現有錫克教神父試圖散播民族主義,加上早前提及的阿姆利則屠殺,擔心錫克教社區強大的凝聚力,最終會成為警政內部的潛在反抗勢力,決定另覓人選,處理涉及殖民地安全事務的警政工作,也就是魯警招募計劃。二戰後,印度獨立及印巴分治等議題,令港英政府難以再向印度及巴基斯坦直接招募員警,「印警」制度正式落幕。

時移世易,香港既不是英屬殖民地,也不再以「種族警政」的方式處理治安問題(雖然近年來也有加強招募南亞裔港人)。但回顧警政發展的歷史,香港一度是輸出「警察制度」良好管治的地方,通過殖民地網絡,將香港優秀的警察制度,傳播出去;香港警隊1974年後高效、相對清廉的專業形象,也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參考的樣本,本應是香港其中一個軟實力品牌。

要建立優秀的警政系統,從上述多個案例表明,既要有宏觀的國際視野,了解不同種族處理警務工作的特性,也要了解當下社會民情轉變對警隊工作的影響,不會一成不變地以舊方式回應。錫克警「以夷制華」,於是引入第三勢力改善警隊質素;魯警的「以華制華」,卻是平衡外來種群、本地社區與殖民管治的衝突。香港及新加坡的錫克警制度引入、改革以至廢除,背後也涉及不同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及管理。今天的特區政府,有勇氣重啟制度改革,開拓警政新風,還是單純一句「影響警隊士氣」、「不會出賣警隊」輕輕帶過,容讓警察繼續成為鬥爭祭品,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

警隊補完手術:「山東差」的故事

昨天提到「南非黑警」的故事,有讀者問類似政策在香港有沒有所本。世上案例總不能直接比較,但管治模式的精髓,萬變不離其宗,香港警察史上老是常出現的「魯警」 ︰祖籍威海的警察分隊(民間稱為「山東差」),就很值得一提。

魯警成為香港殖民時期的中堅分子,源自英國分而治之的管治智慧。當年民間有童謠︰「ABCD,大頭綠衣」,「B」是指來自印度、錫金等地的南亞裔警察,「C」「D」兩組均為華裔,來自廣東為主的編入C組,來自山東威海的就編入D組。

D組最遲出現,導火線是百年前印度發生的阿姆利則屠殺(Amritsar Massacre),令倫敦當局擔心影響錫克教徒、穆斯林警員的忠誠,計劃改組各地警員成份,例如在馬來亞聯邦,英國就解散了錫克教徒為主的Malay States Guides。但因為中國政局動盪,在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來自廣東的華人警察被指對同袍「手軟」,加深了港英政府與本地華人之間的信任裂痕,印警就被勉強維持下來;到二戰爆發前的1939年,印警仍佔香港35%左右總警力。於是,尋找新的警力來源就登上日程,昔日同為大英殖民地的威海,就成為了解決方案。

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只有短短32年(1898-1930),對英政府而言,威海人猶如Gurkha兵一樣,都是忠誠善戰的一群。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就招募威海人入伍,以「英軍」身份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也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軍後勤工作,深得信賴。一戰後,時任香港警察司胡樂甫曾在煙台任職,了解當地民風及方言,成為招募魯警的最大推手。首批魯警在1923年從威海來港,直到威海回歸中華民國後,港英政府還在招募魯警,至1956年為止,魯警全盛時期佔香港總警力的1/5。

港府為了拉攏魯警,刻意把他們與同屬華人的廣東警分開編組,而且待遇比其他華人警察更好,例如有來港津貼,又能優先入住警察宿舍。由於魯警被港英認為思想相對簡單、忠誠可靠,與印警、廣東警均言語不通,也沒有「境外勢力」(印度或廣州國民政府)支援,成為處理諸如「雙十暴動」一類華人社會大動盪的王牌,也迅速取代印警的原有職責,包括保護殖民政府官邸及洋人居住區。更重要的是,魯警成為警方新成立的「衝鋒隊」主力骨幹,負責處理嚴重及突發工作。有關魯警的歷史分析及軼事,可參考兩本有關威海警察的專著︰《香港威海衞警察口述歷史》及《香港威海衛警察記事》。

到了今天的香港特區,自然不容易複製港英做法,但同類思維並非不存在。港英培訓的警務人員,和特區時代警務人員的氣質,自然有所不同,也不見得深獲北京信任,但掌握保安系統從來是一個政權的重中之重,自然需要改變招募方式,例如對學歷等的要求,去製造新的內部身份認同。這和未來的警民關係怎樣扣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英屬威海衛(1898-1930)

位於山東半島,1898年7月1日被大清租借予英國,為期25年,同年列強紛紛在華劃分勢力範圍,包括英國租借新界,俄羅斯租借旅順大連,德國租借青島等,而英屬威海衛主要負責監控德俄勢力範圍。1930年,中華民國收回威海衛,剩下劉公島延續十年為英國海軍基地,最終也在1940年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