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星期六

致豬書 —— 給政界黎明的信

Dear Henry,

拙作《致狼書》刊出後,你的團隊中人跟我說﹕「別以《致豬書》為題吧」,畢竟「狼」的形象還算「型」一些;何況你剛好一年前在Roundtable周年活動發表深入民心的「車毀人亡論」後,我已寫過公開信給你,內容也不必再贅了。
但我想到豬狼,你也可以想起迪士尼經典卡通《三隻小豬》的插曲「誰害怕大壞狼」,當中的豬似乎可愛得多,絕無貶義;而且無論「豬」的比喻是否得體,你也需要知道何以這形象流傳如斯廣泛,與及青年根據什麼懷疑你的能力。
狼營某支持者說「公眾把你比喻為老實聽話的狗」,對比下,青年以「豬」戲稱,還是善意的,就如你說對青年「愛之深責之切」一樣。

相信你一如你的支持者黎明先生,「你豁達,所以不介意別人說你不豁達」。

1. 當一個藝人覺得自己好有魅力的時候,其實佢已經喪失魅力

言歸正傳。認識你以來,我本人頗喜歡和你相處,感覺很自然隨和,也認為外間那「豬」的形象絕非你的真實。但直到上個月前,青年朋友明顯傾向狼是客觀事實。近日趨勢開始逆轉,其實也是相當無奈的事,只是建基於對狼不能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憂慮、對其團隊和支持者的保留,而不是建基於對你的信任。假如這就是你的全部「賣點」、你的所有魅力所在,正如黎明教導我們,「當一個藝人覺得自己好有魅力的時候,其實佢已經喪失魅力」,還能「賣」多久呢?一旦狼能充分釋除上述疑慮,又或他所承諾的足以讓港人物質的一面表露無遺,你怎辦?就是對狼憂慮的知識分子,也普遍擔心你的能力未能進入當領導人的最低門檻,以致香港在核心價值被衝擊前,就被你和你背後的「超穩定結構」領導向末路。也許這社會形象對你是不公允的,但希望你明白,在不少青年眼中,一般領袖的基本能力﹕聆聽→求證→分析→決策→執行→溝通六部曲,在你身上,似乎頗難發現。假如這不是事實,你能反證嗎?

這不是說我們認為狼的能力經受考驗。他確實從未處理政府行政工作,而且予人的問號也不少。不談媒體對他管理公司的質疑,單是狼團隊一方面強調狼的領導權威,「團隊就聽他的」,另一方面私下抱怨那些惹火支持者的言論不代表他,這不是領導能力問題,就是誠信問題。狼前言不對後語的往績也不比你少,例如你發表「車毀人亡論」後,翌日狼對你的言論表示認同,說不是針對任何人,到了選舉期,才說對有關言論「反感」,令最討厭被抽水的青年有「雙抽」之痛。但縱使是這樣,豬帶來的能力問號,恐怕還是十倍不止。

2. 手掌又係肉,左手又係肉

對執政者而言,工作流程的第一步自然是接收資訊,廣開言路,正如你也曾訓誨年輕人要「lend me your ears」,你的耳朵更應長開。從形象而言,這一環理應是你的強項。但事實上,政圈會擔心狼對異見聽而不聞,而不會擔心他不知道,對你,卻擔心連聆聽的渠道也缺乏。為什麼會這樣?舉一例,你的不同友好團體曾舉辦不少青年政策座談會、曾多次討論住屋問題,但往往在座所有「青年」都有物業在手,主持的不是官僚、就是商人,最後東翻西找,才勉強找到一兩個未能上樓的青年作裝飾。以我所知,這類例子俯拾皆是,反映你身邊的「能人」同質性甚強,而他們在公眾眼中,又幾乎都是地產霸權、金融霸權中人,正如黎明教導我們,「手掌又係肉,左手又係肉」、「左手打右手,右手唔痛咩」。而且你的班子偏好有長期公務員履歷的人,卻往往混淆了「政治」和「行政」的分別,他們對如何填寫文件的興趣,似乎大於文件上寫的目標。

我不認為你是一個愚者,但舉一反三,你身邊阿諛奉承的人大概不少吧,政府內侍候你的人也許太多吧。這樣的深宮氛圍,就像一支又一支的慢性懵仔針,就是天才,也會慢慢淪為白癡。結果在主流社會的基本常識,經過重重轉折,到了「your ears」,往往卻變成需要「研究」的「情況」。當然,你會說你在政府不能表態,但今天你已離開政府了,不應再有包袱了,能否告訴我們,究竟你有否想過改動前朝種下的、民怨極重的強積金制度?能否明白前朝炮製的領匯這怪胎,何以成為千夫所指?若連這些也不明白,社會很難相信你對房屋、金融等核心利益會有任何觸碰,特別是通過你的接收渠道,你根本不認為有「地產霸權」這回事,也認為青年應以李嘉誠為榜樣。

3. 空肚食早餐

在青年眼中,執政者毋須天賦英明,但起碼需要努力,特別是青年經常被你們上一代批評為不努力上進、「剛愎自用」時,自然更有上位者應以身作則的合理期望。但從媒體報道可見,你參加論壇時,很少看主人家的相關資料,也很少主動作背景分析,猶如黎明教導我們的「空肚食早餐」,予人感覺很「hea」,與狼在主場設局讓你中伏的智計,恰成強烈對比。不少政界中人相信,要不是狼逼得太緊,你還會施施然等到二月才從政府辭職,只是現在因為出現變數,才不得不迎接一生人最勤力的時光。假如這屬實,以上特徵,根本就像你口中的「八十後」形象;寬於責己,正是青年對你的批評特別反感的原因。相較而言,狼有窮年累月的準備,那份恆心也好、野心也好,已被狼營成功包裝為新香港故事,但你年輕時又有沒有刻苦過?你沒有穿膠花的紮腳媽媽,但也有製衣世家的媽媽,我很好奇,你若是遭逢巨變,能夠自己造衣服給自己穿嗎?

4. 魚柳變左,就唔係魚柳包

執政者的分析能力同樣重要,而作為學術工作者,我們特別看重知識的傳承和尊重,相信若領袖缺乏社會科學基本知識,對很多基本政策問題,都會出現根本誤判。你的對手雖然不太提及社會科學核心價值的重要性,但在房屋、「內交」等個別範疇已漸成一家之言。而你掌握的理論基礎,又是否足以讓你分析問題?又舉一例,在上次閉門會面中,你多次形容你曾負責主理的銷售稅為「累進稅」(progressive tax),但根據一般中學經濟課本,銷售稅這稅種(在正常情況下)必定是「累退稅」(regressive tax)的典型,在會考MC,這是送分的題目。你是真的不明白這些概念,還是「大智」得研發了一種可以不累退的銷售稅?若大家誤會了,希望你澄清,否則這類「概念缺失」會震撼不少青年。他們認為你若連累進、累退也分不清,銷售稅就不是銷售稅,正如黎明教導,「魚柳變左就唔係魚柳包」。

5. 原則會取締默契,默契會產生更多議題

分析過後,決斷力也是對執政者的基本要求。社會暫時較相信你不會主動破壞核心價值,但部分人只是認為你未必有能力去破壞而已,但究竟你有沒有意識、能力和決斷,去主動捍衛核心價值?不知道。就像你說那些內地異見人士的案例不會出現在香港,但須知道根據內地法律,他們也不是「以言入罪」,而是各有不同犯罪動機和理據的,若成名、鍾庭耀「艾未未化」,你除了「特區政府會依法辦事、不評論個別事件」以外,還可怎樣?像中聯辦郝鐵川部長批評港大民調「不科學」後,翌日立刻出現《文匯報》質疑港大民調「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火辣文章,學界普遍感到一股寒意,你面對這情勢,公開也好、私下也好,會否對公職人員這樣發表「個人意見」表示你的意見?在一些時候,「尋求共識」可以是優點,令市民認為你較友善,但這代表你只愛和稀泥,還是反映你真正明白公民社會、三權分立、媒體監督的重要性?對一些官員,例如林公瑞麟輩,公眾不會期望他硬起來,但當鐵頭營和狼營都以你「好好蝦」來散播你的軟弱形象,在需要的時候,例如核心價值備受衝擊時,你能硬嗎?正如黎明教導我們,「原則會取締默契,默契會產生更多議題」,默契默契議題議題,核心價值就會在「誰也有言論自由」的共識中消亡,那時候就見豬非豬、見狼非狼了。

6. 核心既外圍係核心既內圍

不過說到底,大眾對執政者素質的最大要求,還是具體的執行能力。很多人口才了得,內地說法是「很能忽悠」,但做起事來就什麼也做不了,因此社會才對狼有一定保留。但負負不一定得正,這更不代表口才不好就能做事,結結巴巴又不能做事的,大有人在。我本人記得香港主辦世貿部長級會議與你有關,但公眾卻不會忘記扶貧委員會,也不會忘記關愛基金,它們的目標說出來彷彿很動聽,但好像都是在你領導下有爛尾之嫌。「維港巨星匯」幾乎是近年執行最粗疏的政府項目,西九委員會前行政總裁的「辭職」彷彿是玩弄香港,這些,你都捲入其中。起碼單憑這些表面證供,你不似是林鄭月娥局長那類「好打得」的「能人」,而且更甚的是,也許還進不了被你管治的團隊的「精神核心」,反而會被你需要管理的人「反管理」,令不少人擔心你上台會伴隨戚宦相爭。這是否才是公務員和精英全力支持你背後那不能說的秘密?正如黎明教導我們,「核心既外圍係核心既內圍」,你究竟是外圍還是內圍,是你團隊的核心,還是圍繞著其他核心的「次核心」?

7. 要convince到觀眾,一定要令觀眾唔覺得你係度convince緊佢

執政者的口才同樣毋須過人,但卻需要基本的溝通能力。列根就是以「偉大的溝通者」、像節目主持人那樣的「國家主持人」製造奇蹟,因為演員出身的他就算多麼懶惰、多喜歡「outsource」工作也好,也能做到黎明的教導﹕「要convince到觀眾,一定要令觀眾唔覺得你係度convince緊佢」。但你似乎只擅長一種語言,就是和精英圈子溝通的語言,因此在紅酒交錯的場合,你表現精靈、如魚得水,但在這圈子以外,你不時言不及義,convince其他觀眾並不容易,就像一些粗口流利的朋友在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這「和理雙非主義」的人面前,語障立刻出現。例如你的「車毀人亡論」以最不接受家長式訓斥的青年為對象、卻選擇最由上而下的說話方式,就是典型例子;你對擔心新聞自由成為completely rubbish的記者,說這擔心是「completely rubbish」,是又一經典;至於以二百元買蛋撻,似乎也是你的圈子才明白的身體語言。這樣的溝通技巧,往往令公眾難以拿捏你的重點,往往以為你在做一些石破天驚的發言,而不知道那刻你不過是希望輕鬆一下,搞搞爛gag。以金句「何不食肉糜」流芳百世的惠帝,何嘗不是老好人?有史家考證,他智商其實OK的。

8. 大家不要忘記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要自然才會有流暢的結局

最後,也是最核心的問題﹕你作為領袖,能否提出一條邏輯連貫的總路線?狼營不斷批評你只會蕭規曹隨,「死保港英那一套」,接著你表示要「change for the better」,以示你也要變,這原來是一個進步。問題是列根之所以成為列根,是因為他的意識形態信念相當堅定,舵掌得很穩,但你的意識形態又是什麼?你的團隊以傳統精英和工商界為主,卻說求變,究竟目前香港有什麼問題、什麼要變、什麼不能變、根據是什麼、(除了當選外的)目標又是什麼,我們都不得而知。正如黎明教導我們,「大家不要忘記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要自然才會有流暢的結局」,雖然我不明白這和《相對論》有什麼關係,但你的綱領實在要讓「變」和「不變」之間有自然流暢的調和,社會才會安心;否則,無論你提出哪些政綱,都會比對手更像是門面工夫。當狼公然說「市民不接受蠢人做特首」,而提供了相對清晰的路線,你要是明天還說「不評論對手」、不懂突顯你們理念上的分別,恐怕就真是對號入座了。

執筆至此,得悉你和狼都答應了接受在下訪問,先在此致謝。我相信公眾除了期待你對核心價值的捍衛能具體表白、對反超穩定結構的態度能予人驚喜,還希望你能回應以上對你能力的質疑,證明你確是大智若愚。說到底,黎明先生的金句和你的一樣,層次太高,我輩凡夫俗子是難以理解的,唯獨以下一句實實在在﹕「不少人抽到好籤,四肢健全,智力正常,但應該關懷不幸抽到下下籤的人」。你抽到上上籤,是證明其他的時候了。

Yours,
Simon

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冰島購地Vs烏克蘭購艦——香港在中國外交的獨特潛能

中國民企中坤集團企圖購買冰島土地興建旅遊區一事,終於在本月作結,雖然這項投資得到冰島總統全力支持,卻被內政部否決,而且是終極否決,不能上訴。表面上,否決原因是冰島法例規定除本國及歐盟企業,不得購買土地,除非得到政府特許,而這次中坤要買的土地面積達300平方公里,相當於1/3個香港,冰島擔心先例一開,國土會不斷「淪喪」。中坤董事長黃怒波認為是西方炒作中國威脅論,配合了冰島反對派裡應外合,才令投資告吹。

北極冰川融化的「中國威脅論」

但這案例的地緣政治含義,也不是空穴來風。在未來二十年,隨著氣候變亂,北極冰川融化,極地能源將成為下一波能源爭奪戰場,新出現的北極航道也會影響原有勢力平衡,甚至有學者預言在2050年,環北冰洋各國(包括快將獨立的格陵蘭)都會因而成為新興大國。中國近年積極推廣全方位外交,在非洲、拉美建立能源根據地,確是經常利用企業作為先行者,而中國要參與北極外交的決心早已公告天下,例如它去年申請加入北極理事會為觀察員,就令美國、俄羅斯和北歐各國大為感冒。

在北冰洋各國當中,冰島小國寡民,政治相對簡單,原來較容易和北京打交道,加上經濟狀況比瑞典、挪威等差,也更需要中國資金。中國近年不斷在冰島設立「聯合研究中心」,也買下了一大片土地興建新大使館,屆時將會成為冰島最大的外國大使館──根據北京批評美國駐港領事館「不成比例地龐大」的逆向邏輯,中國駐冰島大使館的規模,自然也令西方國家不安。無論中國商人在當地真正目的如何,就是這位黃怒波從前沒有當過中宣部官員,恐怕西方都會認為這是戰略部署,或中國往北極前緣開發的補給基地。冰島雖然並非歐盟正式成員,卻是北約成員,美國在冷戰後撤走了基地,也依然對當地有一定影響力。

烏克蘭航空母艦由香港企業購買作「賭船」

中資民企冰島失利這案例,卻教人聯想到本年度外交界的一最熱門題材:中國航空母艦瓦格良號的購買經歷。這艘母艦原來由前蘇聯製造,竣工前蘇聯解體,流落烏克蘭,輾轉被變賣,當時的買家不是中國政府,而是一間公司。不過那次並非中國企業,而是香港企業創律集團,儘管創律主席徐增平有在廣州軍區服役的經歷,也被西方可作是北京的「白手套」。根據協議,創律購買這艘母艦是為了「商業」用途,據說是要準備翻新後當賭船,而且為了證明母艦的非軍事用途,創律不能把它啓動航行、而要拖回中國,過程消耗了整整數年。至於為甚麼它現在又成了母艦,這是另一個十分有趣的故事,筆者一位朋友在過程中親歷其境,在適當時機,本欄會加以介紹。

這裡的重點是:為甚麼烏克蘭政府明知道母艦售出後可能被中國復原,明明受到俄羅斯和西方的雙重壓力不讓交易成功,還是最終把母艦售予創律?在微觀層面,原因自然不少,由非正式的「交際費」到國家層面的疏通都不可或缺,但歸根究底,創律的香港身份,卻成了箇中關鍵。正如徐增平本人接受一份媒體訪問時表示,「由創律出面購買航空母艦並用於商業用途,那些國家很難把這筆帳記到中國頭上,難以公開指責中國擴充軍備」,因為創律的法人身份和其他香港企業一樣,被中國視為國內的境外公司,奉行不同法規,這正是李嘉誠旗下的企業得以獲得內地企業沒有的國際機會的重要背景。而且創律把母艦變身賭船的說法,也配合了徐增平本人當時聲稱要當「澳門新賭王」的宣傳,這就像澳門正牌賭王何鴻燊在北韓經營賭場「生意」,也可以說是「業務」。到了徐增平把航母轉移予北京,也需要國家正式購買,這也可以令烏克蘭政府向美俄交代時自圓其說。

冰島與香港:「香港-歐洲自由貿易聯盟」FTA

那是不是說只要香港企業出面,購買冰島土地就迎刃而解?自然不是。但客觀事實是,不少香港商人持有歐盟內部的子公司,而冰島售賣土地予歐盟公司早有前科;而且冰島給予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在操作層面上,香港商人說要建造旅遊天堂,會相對容易通過官僚程序。

更重要的是,根據《基本法》第13條,香港能與世界其他獨立關稅區簽訂經濟條約,目前它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功案例只有三個,就是與內地的CEPA、與新西蘭的FTA,另一個正與冰島有關。2011年6月,香港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簽訂FTA,這個「聯盟」聽起來很像一回事,其實不過是沒有加入歐盟的漏網之魚的夕陽組織,成員只有四個,即冰島、挪威、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而且冰島已申請加入歐盟,一旦成事,也很可能推出EFTA。但與此同時,雖然中國與冰島的自由貿易區談判進行多年,雙方卻還是沒有落實條約,e而且談判已因冰島申請加入歐盟終止,可見香港這協定還是有其獨特之處。正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列支敦士登簽約時說:「根據《協定》,雙方的商家及投資者均在對方的市場上享有優惠的准入條件,我們期望商人會好好利用這份作為香港與歐洲經濟體系訂立的首份自由貿易協定所帶來的商機,以開拓和擴展在北歐及西歐的業務。」

當然,這依然不表示香港企業到冰島購地暢通無阻,但似乎會比內地企業優勝。黃怒波在交易告吹後,發表了如下感想:「中國企業民企太難了,想在國際化步伐上能夠邁的更順利的話,路還很長,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講,還是它背後整個西方對中國有個戰略上默契性的防堵」。如何利用香港企業協助國家、國企、內地民企「走出去」,已成了國家級智庫近年重點研究的課題,但香港依然被設定為純經濟城市,香港人依然被排拒於參與戰略決定的圈子以外,這樣對善用香港身份為國家服務是不利的。黃怒波與徐增平背景相近,海外爭議投資的結局卻迴異,也是側面反映香港價值所在。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說好的日本屠殺呢:《賽德克巴萊》與比較政治學(下)

【咫尺地球】早前本欄談及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難獲大陸好評的比較政治背景,但就算撇開有關分析不談,這套理應是宣揚抗日的電影,依然會觸動憤青神經,因為不少與日本惡行相關的背景,都被有意無意間按下不表,令觀眾可能得到「原來日本殖民管治也不算太壞」的結論。

日本殖民者對賽德克族人歧視、無禮,自然是電影描述爆發霧社事件的背景,但只要我們與教科書的日本形象相比,當發現電影的日本還是「文明之師」。例如霧社事件造成過百名日本人死亡,而且大部分是婦孺,明顯有違世界文明基準,假如這發生在中日戰爭的大陸,日軍恐怕會以屠城報復,電影卻交代日軍在醫院悉心照顧賽德克婦孺,雖然有使用違禁毒氣,卻沒有報復式屠殺,遠不及原住民「野蠻」。又如那位因為妻兒被殺而對原住民由愛生恨的「好人」日本巡警小島源治,也只是說服了主角莫那魯道的宿敵加入日方行動,反而在上司命令使用毒氣時面容驚愕,與一般要復仇的軍人形象大相徑庭。

異於史書淡化日本惡行

然而參照正史,卻不難發現日本的惡行遠不止於此,例如原住民之間的世仇關係被電影大大誇張了,以鋪墊日本的「以蕃制蕃」政策。其實根據原住民口述歷史,在霧社事件前,與日人合作的鐵木瓦里斯不能完全算是莫那魯杜的宿敵。更諷刺的是,莫那魯杜本人也曾擔任類似角色,即率領族人協助日軍征討其他不順從的部落。英國殖民統治各地時奉行「分而治之」政策,結果造成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獨立後忙於內鬥,手法正是大同小異。

又如霧社事件的導火線,電影交代是一名「壞的」日本巡警製造的敬酒事件,但莫那魯杜家族與日本的私人恩怨卻沒有觸及:事源莫那魯杜的妹妹下嫁了一名日本巡警,巡警卻在回國時拋棄了她。根據日本官方的檢討報告,這類婚姻是原住民起事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部落領袖親人與日本「和親」是國策,所以日人拋棄原住民妻子成風,就被視為整個日本在玩弄原住民。這涉及兩性議題的不平等,卻沒被電影觸及,而且《賽德克巴萊》甚少愛情線,解釋不了日本對原住民婦女造成的傷痕。

更重要的是日軍雖然在霧社事件表現克制,但卻在《賽德克巴萊》沒有交代的「第二次霧社事件」兇性大發。霧社事件後,起事六蕃共有514名倖存者,被安置在庇護所,當時日本是文人當政的大化時代,對外奉行遵守國際規則的幣原外交,行為溫和,霧社諸人極少被追究。但在正史,電影形象正面的那位「好人」巡警小島卻因為報仇心切,慫恿已和起事六蕃結怨的原住民趕盡殺絕,讓他們攻擊已被繳械的庇護所倖存者,集體「出草」,一夜就殺掉接近一半的216人,斬下過百首級,這才是借刀殺人式的滅族打擊。到了剩下的雙重倖存者被集體安置,日方再帶走23名曾直接攻擊日人的漏網壯丁,將之酷刑虐殺,連莫那魯杜被找出來的遺骸也被拿來示眾。這些,才是教科書常見的戰時日本。

《海角七號》緬懷日治

假如是大陸導演開拍霧社事件,以上情節不但肯定會放進電影,還很可能成為主軸,再加插一些漢人和原住民聯手抗日的杜撰劇情。但到了台灣導演手中,這些居然都成了無關痛癢、可以省略的枝節,自然政治不正確。當228事件一類涉及省籍矛盾的暴力被台灣各界大書特書,《賽德克巴萊》卻對日方暴行輕輕放下,大陸會如何研判台灣文化界的意識形態,也毋須多言。事實上,這部電影上下兩集的名字已說明一切:上集是「太陽旗」,就是日本;下集是「彩虹橋」,就是賽德克;借那位受日本教育的原住民花崗一郎之口,說明兩者屬於同一片天空;借那位討平事變的日本將軍之口,又畫龍點睛地交代了原住民的精神信仰,其實等同百年前的日本武士精神。導演魏德勝的上部作品《海角七號》流露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緬懷之情,電影副題「(日本)國境之南」同樣隱喻了台日一體,已被內地評論嚴辭斥責,難怪在他們眼,這次就是「再犯」了。

2011年12月20日星期二

死得不是時候:後金正日時代的五條窄路

北韓領袖金正日突然病逝,接班人金正恩雖是全球第一位「八十後大將」,但身份確立了只有兩年,控制局面能力成疑,北韓何去何從,可能出現極戲劇性的變化。事實上,就是對金正日痛恨的國家,也會情願他多活幾年,因為金正恩沖齡即位的不可測性,絕非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所樂見。後金正日時代的選項及北京的可能回應,可概括如下:

一、金正恩蕭規曹隨,順利接班,世界鬆一口氣。
但這是難以達成的,畢竟金正日接班經過十多年規劃,掌握「主體思想」神學釋法權多年,父親逝世時已大權在握,絕不能與金正恩相比。近年北韓整肅了大批元老,人民被處決時有所聞,說明現在的班子,尚有被「調節」的空間。在金家內部,「攝政國舅」張成澤可能尾大不掉,金正恩據說曾企圖暗殺的長兄金正男則是北京的潛在支持對象,近年更因為失寵而變成「北韓梁振英」公開反對世襲制。這些都令金正恩不得不花精力處理,相信政策小波動可期。

二、金正恩依靠中國支持,籠絡既得利益者,勉強維持局面。
這是目前較可能出現的狀況,因為面對內部潛在不滿,金正恩只能威逼利誘,而威逼需要強援才有底氣、利誘則只能從中國得到資源,中國的角色都會加強。事實上,金正日對中國算得上充滿防範,上月被整肅的計劃財政部長洪錫亨的罪名就是「私通中國」,北京也一直有所不滿。若通過支持金正恩來鞏固區域影響力、減低不可測性、增加平壤的可控性,無疑最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特別是在十八大前,東北亞維穩對中國至關重要。

三、金正恩接受中國援助,但希望維持「主體性」,從而自製衝突。
這可能性也不小,金正日本人就最擅長自製區域緊張,通過「勝利解決國際衝突」提升個人聲望,並利用準戰爭的動員狀態,大舉進行較「溫和」的人士調整,即把非嫡系按「戰時動員令」調職,堪稱下屆孔子和平奬熱門得主。這是鄰國、特別是南韓和日本最擔心的,它們基本相信,一度掀起巨浪的天安號事件,就是上述思維產生。相信金正恩根據「傳統」發射一些導彈、作出一些外交警告,幾乎是例行公事,只要有「金正日式默契」不把事態擴大,鄰國也沒有信心強烈回應。而且金正恩最需要籠絡的國內勢力,正是金正日「先軍政治」的既得利益者(軍人),這更增添了製造小型衝突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若上述情況出現,西方總會判斷是北京縱容所致,承受最大壓力的卻是中國,因此北京會比美國更著緊防範局勢失控。

四、金正恩果斷投向美國陣營,換取美國保護。
眾所週知的是,北韓一直希望繞過中國和六方會談的框架,「成功爭取」直接和美國溝通。一旦美國願意做一些外交姿態,來肯定金正恩的領導地位,已足以成為金正恩獲取聲望的真正突破(當然,代價可能是不久後的和平演變,但那是以後的事)。其實美國和北韓的幕後聯繫比外間所知為多,當奧巴馬高調重返亞太,連緬甸這樣可靠的中國盟友也輕易爭取過去,「倒戈」在北韓出現,亦非不可能。北京要有效回應既不能軟、也不能硬,棘手至極。

五、金正恩忙於內鬥,局面逐漸失控。
外間一般相信北韓人民難以揭竿起義,但一旦局面失控,大規模逃離國家的難民潮卻可能出現。對北京而言,這比北韓倒向美國更糟糕,因為一旦平壤政權崩潰,既會嚴重騷擾東北邊境,美國、南韓擴大影響力的理據又正大光明,北京會全輸。相信只要難民潮初步成型,中國就會認真考慮直接「維穩」,甚至檢討應否繼續支持金正恩。但這些是最後數著,因為北京在十八大前,始終希望穩定壓倒一切,可惜視北京為「阿公」的金正日偏偏遲不遲、早不早這時去見馬克思,連視北京為「阿爺」的南方小城也豬狼肆虐,添煩添亂,山雨欲來風,2012年實在充滿懸念。

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

致狼書

Dear CY,

月前,Roundtable成員分別與你和唐英年先生舉行閉門座談會,由於你們明天均舉辦競選活動,我希望就此交流一些粗淺的見解(下篇《致豬書》稍後刊登)。如你知道,我對你個人很佩服、對你在媒體的形象感到同情,而且你提出的「內交」概念,對我的國際關係研究有所啓發,這是不可能從唐先生身上得到的。然而說到為你公開站台,身旁再欣賞你、再討厭唐先生的青年也難以接受,若有權投票,似乎最終傾向還會相反,究竟這真是「既得利益者和反對派裡應外合」,還是這些年來,你有你的盲點? Roundtable的數千會員自不可能達成共識,但我接觸的核心成員觀感大致相同,但願你能消除大家的疑慮。

一、第一害:超穩定結構

媒體常以「兩害相權」形容特首選舉,而我深信目前香港存在兩個令人擔憂的結構,才是真正的「兩害」。第一害,我們稱之為政治經濟的「超穩定結構」,就此筆者曾有文章剖析,不贅,但不妨再復述一系列問題:甚麼原因導致香港成為全球最貧富懸殊的發達經濟體?為甚麼領匯和百佳是仇富的圖騰? 為甚麼地產商在內地與美國都沒有香港的影響力?為甚麼就是虧蝕,也必須讓基金經紀投資強積金?為甚麼美國的編輯可以年薪百萬,香港的只能勉強超過十萬?

問題成百上千,但答案萬法歸宗:香港最能致富的職業只有兩個:依附地產商和從事金融投機,它們分別製造了一個純粹基於業績和數字運作的金字塔,主導了整個社會的上向流動。最上層的人越是要當「仁慈的獅子」,遊戲底部的人為了自力更生,只能越狠,而當地產與金融兩大霸權合二為一,香港的財富高度聚積在極少數人手中,他們就壟斷了設計遊戲規則的能力。說「官商勾結」對官員是不大公平的,只是政府早已沒有能力改變遊戲規則,只能做紓緩治療,變相成為整個體系的公關。

二、第二害:去普世結構

另一害,我們姑且以「去普世結構」命名。記得小時候,政見保守的輿論只會以「時機未成熟」等理由,解釋香港民主化的緩慢。但近年在一些群組當中,這已經由一個「快慢」的狹義問題,變成「應否」的價值觀問題。這派朋友相信近年興起的「中國模式」,認為世上根本沒有普世價值這會事,普世價值、全球化等都是西方強加於其他地區的陰謀,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必須以符合中國傳統重視「整體社會利益」的方式管理。根據這派觀點,回歸後,特區政府受制於普世價值的框架,施政畏首畏尾,對社會不和諧元素一籌莫展,不顧大局,這樣下去,會很快被其他城市超越……

這思維是極危險的,邏輯延伸下去,言論自由若影響到「社會整體利益」,自然也應以「大局為重」原則協商;三權分立制度可通過法院影響社會建設,自然也是應堵塞的「漏洞」,香港所有優勢就蕩然無存。這絕不是空中樓閣的理念問題,同時也是溫飽攸關的民生問題:沒有了核心價值,香港還有何競爭力?很多僱主因為對內地的價值觀、法治精神和行事習慣與國際基準的距離,才以較高價錢聘請香港畢業生,若我們自毀長城,多建十條大橋也得不償失。

三、「第一害」與豬

你的民望領先,明顯因為唐先生不知民間疾苦、對基本概念也欠掌握,大家相因而信狼比豬瞭解「第一害」,而且因為較少利益瓜葛,有可能改變那體系。事實上,唐先生的政綱始終沒有觸碰那結構本身,提出的小恩小惠只是公關費,一天結構尚存,就是再提出數碼港,也會淪為地產項目;就是政府擔保中小企融資,也會像強積金那樣便宜經紀和銀行。

不過唐先生其中一句黎明式金句卻暗含玄機:「出生不能選擇、但革命路線是可以選擇的」。他有一個優勢,就是承諾的變革會得到重量級支持者全力配合,但不獲權貴信任的你,開的只是空頭支票。基於民意的壓力,我懷疑到了後期,你的民生政綱九成都會改頭換面出現在唐先生的政綱上,而他有「人緣好」的可行優勢,只要找幾位富豪出來自願繳交變相畢菲特稅(捐款)、安排一些支持者對地產霸權自我批評、對領匯發狠話批,相信香港人會認為他的變革才是可望可即,民意會開始逆轉。

因此,假如你真的認為「假戲真做」是勝出小圈子選舉的法門,不可能只專注民生、或只靠發洩式的「反欽點票」,而必須顯示在核心價值的層面也接近民眾,並接受三權分立、公民社會的制約。不幸的是,朋友大多認為你和團隊代表了「第二害」的潛在危機,而且越是了解政圈的人,憂慮越深。我不認為這是空穴來風。為甚麼?

四、「第二害」與狼

兩年前,劉迺強先生發起《香港再出發宣言》聯署,你高調參與其中,當時我們也收到邀請,朋輩評語是:簽了萬劫不復。這不是因為那句「愛國等於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教人意外,反而是「香港深受移民社會的過客心態、西方自由思想及個人主義的影響,對社會整體利益,尤其是長期利益不夠重視」這類理念,令人深感不安,因為以「社會利益」之名凌駕「個人主義」(其實是個人自由),正是「第二害」的核心精神。「西方自由思想」自有其缺點,需要政府的角色調控,我們自然要有公德心,但當這角色由經濟轉到政治層面,「自由」成了需調控的「個人主義」,「社會整體利益」凌駕程序與理性,怎辦?

我是反對台獨的,但也記起劉慧卿「從良」前,在台灣群策會論壇說「尊重台灣人民選擇」,被愛國人士歸類為「支持台獨」,不讓她辯解即基於「社會利益」將之標籤成台獨分子,乃至要報警處理。如此上綱上線,明顯超越了尊重證據的底線,但不見你如今天般斥責媒體「斷章取義」,卻見你在一片肅殺中要求與劉女士辯論,據說這是她一生承受最大的政治壓力。在過去十年,香港無數公眾人物被抹黑,但除了為這次選舉,不見你為任何一人仗義執言,我不明白,正如我不明白何以在你的一些支持者眼中,成名教授發表意見就被上綱上線到「要校長不讓他誤人子弟」,梁美芬教授同樣對爭議議題發表個人意見,卻成為英雄。

香港有數名政圈公認的你的重要支持者,常批評兩屆特首所用非人,因為「種種原因」,政府積弱,沒有做到人心回歸,所以應該選一位強人,先解決房屋問題取得民望,然後強政厲治,令反對派、「廢青」不能再拖累經濟發展。我也希望政府有效施政,但若以「大局為重」的敵我矛盾看待「反對派」,我不認為是「社會整體利益」所在。「去普世結構」的遺害,在替補機制提出「落敗替補」這有違常識的方案時已全面展現,在評論界,它僅有的支持者,都是你的支持者,我們正是拜讀這些比林瑞麟更露骨的「大局為重」的高見,深感香港核心價值備受挑戰,才牽頭發起過千青年學人聯署反對。他們並非泛民同路人,包括在內地與海外一流學府的精英,你應深知,卻被你的同僚貶作「撒豆成兵」。

五、我們的憂慮:誰來定義「君子」、「學術」、「社會整體利益」?

我原來相信今天的你,不會受上述路線影響。但你的競選活動啓動後,「去普世結構」的黑影卻不斷浮現。當你強調特首選舉應是「君子之爭」時,我就開始警惕:哪怕是選學生會,也不可能純粹比拼理念;你也知道究竟甚麼是「君子」,正如甚麼是「社會整體利益」,從來不是有客觀準則的科學語言,只能由掌握話語權的人定義。當你的支持者大舉在文章為你叫屈,其實是在爭奪「君子」的話語權,從而把「偽君子」或「小人」的帽子扣在對方身上而已,他們是否君子,「公道自在人心」。假如你日後以「好人政府」為口號,批評你的都成了「破壞社會整體利益」的壞人,怎辦?在法治社會,訴諸章程規例、程序理性、精準定義,而不是泛道德化、泛政治化的空洞口號,才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你的支持者私下說,女記者不斷追問令你尷尬的問題,你不滿,有何大不了?問題是質疑記者的動機,不是政治家應有的態度,政治家只應談事實。我們最擔心動輒談動機的誅心之論,就算記者有動機,基於事實的疑問仍有回應價值,正如泛民成員怎可因為《文匯報》的動機而罵記者?這令我想起去年我在香港提出「次主權」概念前,已在一流國際學術刊物發表五年,也獲不少內地學者認同,唯有你的支持者定性為動機是「配合曾蔭權在菲律賓人質事件挑戰中央主權」的「假學術」;不同觀點的火花自然無妨,但判斷甚麼是「真學術」,正如鑑定誰是「君子」,恐怕在地球,只有你的同僚,才有那份氣吞山河的氣勢。後來我以同一「偽學術」理論分析何以威海衛能容納令堂纏足,卻被你的團隊邀請放在你的競選網頁內,我想,學術是否就是這樣兒戲?若這些朋友在沒有權勢的時候,已用「大局利益」、「動機先行」這類「去普世體系」操作一切,到了掌握政府,又會如何?你的個別支持者不應被看作代表你,我明白,可惜大家以往從不知道你的想法,難免令你「被代表」了。

六、第二害比第一害更恐怖

唐先生自然絕對遵從北京的意見,但從他和他團隊的往績可見,這些人起碼不會在北京沒有指示的前提下「先發制人」,把第二害路線的不同方案推陳出新。他的團隊沒有人說要檢討社會利益和個人自由的關係,唐營大亨然而比誰都清楚,香港、香港人假如連這些價值都沒有,才不能與其他城市競爭;其實硬件也好、英文水平也好,此刻上海已超越香港了。無論真心還是假意,起碼唐先生把「維護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放在政綱、掛在口邊,而且在私下場合,他的團隊中人多次向我保證絕不認同第二害路線,並對相關文章感到寒意。

朋友大多深信狼比豬認識第一害的禍患,卻擔心根據實際情況,你處理第一害時很可能得不到支持、只能虛晃一槍。原來這也罷了,但一旦到頭來啓動了這機器,累積了高民望,用在政治層面上,第二害就會失控。套用周一嶽局長的「潮詞」,「如何喜歡你,如何結識你,只要我一息尚存」,也絕不會接受那套模式變成香港的常態。畢竟第一害不是第一天出現,但失去了香港核心價值,則不可能追回來。我希望中國模式的去普世體系不是你的路線,但等了很久,始終不見你正視,引用你的支持者近來最愛說的一句,「這不是親痛仇快麼」?

七、結語:「豬狼化」還是「狼豬化」?

說到底,誰當特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明白到自己的不足,何況豬和狼最大的缺失所在,恰巧都是對方的優勢。若豬在處理第一害時「狼化」、狼在防患第二害時「豬化」,那樣無論是誰當選,這都是一個好的公民教育過程。假如你在未來日子證明打擊第一害的可行性,對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給予肯定,表明「去普世結構」的主張不代表你,說清楚你是否支持那些明顯有違港人核心價值的言論,我肯定身邊有不計個人利益的熱心人,會以行動支持你成為特首。但假如你未能釋除疑慮,而唐先生的民生政綱在未來數月,又山寨到與你等量齊觀,你的不少支持者卻很可能取豬捨狼。以上不全是泛民、民間團體的思想,基於我的成長背景,在Roundtable以外的朋友大多是傳統精英、開明愛國人士,包括好些青年選委,大家的憂慮是一致的。究竟是「豬狼化」還是「狼豬化」,我們期待未來數月的演化。

關於明天你的青年論壇,Roundtable作為智庫和NGO網絡,有包括慈善團體在內的不同註冊,為了維持評論的公信力,是不能出席任何競選活動的;而根據選舉指引,這活動算在競選經費、出席人士被要求簽署支持表格,自然是競選活動了。Roundtable的主要負責人及員工(哪怕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相關活動同樣是不合適的,除非停職、退會或經正式申請獲准,否則瓜田李下,對組織有不負責任的騎劫效果,我想你是理解的;至於有意參與的友好,我們一直有按其意願轉介給各營。感謝你的信任,邀請我們參與政綱研究工作,而唐營也有同一邀請,我們會樂於分別提出詳細意見,目的正是希望「豬狼化」及「狼豬化」,我想,在小圈子前提下,這才是這場選舉最有價值的結局。

Yours,
Simon

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

大陸劣評之謎:《賽德克巴萊》與比較政治學(上)

以1930年「霧社事件」為背景的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台好評如潮,筆者認為很值得推薦,然而有官方背景的大陸影評卻反應負面,雖說電影有望在內地上映,但似乎難逃被大幅刪減的命運。霧社事件是台灣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歷史,理論上十分符合愛國電影的主旋律,為甚麼會在兩岸產生兩極效應?這可是比較政治的好題目。

對台灣原住民屬於哪個文化體系這學術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意見,但台灣的主流觀點多認為他們屬於南島民族,和太平洋諸島的傳承接近--這也成了陳水扁把台灣標籤為「海洋國家」的重要理論基礎。雖然北京把台灣原住民列為「高山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但在台灣,原住民的地位更為特殊:在日治時代早期,台灣島與大陸對望的西部被列為漢區、靠近海洋的東部被列為蕃區,儼然「一殖民地兩制」;電影的賽德克族人從頭到尾都在說自己的語言,有些會說日語,但沒有一個族人說過一個漢字,自然也沒有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意識。近年台灣原住民自治運動興起,主張根據民族自決原則,爭取應有的自治地位,陳水扁加以籠絡,於2002年代表台北政府簽訂了《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條約》,第一條赫然是「承認台灣原住民之自然主權」。無論這個「自然主權」是如何演繹,都肯定超出了北京賦予任何少數民族的權限。既然北京視高山族為藏族、維吾爾族那樣的少數民族,他們在台同胞的「自然主權」卻被當地政府承認,那北京一旦統一對岸,會否繼續承認這條約?若說承認,如何向其他少數民族交待?若說不承認,又豈非給綠營製造台灣本土文化被打壓的藉口?

更敏感的是《賽德克巴萊》的日本殖民政府雖然對原住民歧視,但也頗有政績,而近年不少日本學者喜歡比較二戰前的日本政權與崛起後的中國,容易令人想入非非。根據正史,日本在穩固台灣局勢後,對原住民的政策由高壓的「始政」改為傾向懷柔的「同化」,希望通過改善原住民生活,來合理化對當地天然資源的掠奪,並證明自己有能力和西方列強一樣,對殖民地的「落後民族」施以「文明教化」。這是日本「大國崛起」後的重要一頁,只是我們不常在教科書讀到而已。霧社事件引起日本舉國震驚,除了因為日本婦孺死傷慘重,更因為霧社原來是他們樹立的樣板:正如電影所說,日本在深山野嶺的當地興建鐵路、醫院、學校、宿舍,「希望把文明帶給土著」,也刻意同化原住民精英為日本人。這些待遇不但優於台灣境內漢人,甚至比日本國內好些地方還要好,到頭來,原住民卻不領情,電影還反問「難道就要接受那些對我們好的日本人來永遠管理」,反映日本少數民族政策出現嚴重失誤。這樣的背景,基本上就是日本學者對今日中國的批評:以為對少數民族地區興建鐵路、進行現代化工程、吸納上層精英進入建制,就足以和諧局面,其實忽視了最根本問題,危機依然四伏。特別是那些同情西藏的評論員,會從電影產生不少聯想。

不過從憤青角度,電影最大的「政治問題」還不是這些,而是對霧社事件的定性:根據蔣介石時代的國民政府,霧社事件自然是「山胞」反抗日本暴政的愛國起義,電影主角莫那魯道死後還被他表揚,甚至被改名為「張老」,以淡化「賽德克Vs日本」的色彩。但《賽德克巴萊》明顯不認同這傳統史觀,點名曾獲邀參觀日本的莫那魯道深明起事必敗、而且可能滅族,還是一往無前,完全不是為了愛(中)國,也不是為了改善族人生活,只是為了「血祭祖靈」。這說法似乎抽象,但其實有具體的意涵:日本人以「文明教化」為由,禁止原住民紋面等習俗,卻無視根據賽德克信仰,只有建功立業才有資格紋面成為「真正的人」,那些英勇的靈魂才能經過「彩虹橋」進入祖先的獵場。因此,他們不能紋面、被逼放棄傳統,無疑於基督教徒被剝奪死後到天堂的資格。既然電影把霧社事件重構為一場「宗教戰爭」,性質就和近年西藏、新疆騷亂策劃者的說法相近,不用說,在內地自然又是死穴。

2011年12月11日星期日

特首篇:回應「狼媽」紮腳之謎:威海衛國際大歷史

以「狼圖騰」深入民心的梁振英早前透露母親是「紮腳媽媽」,被不少媒體和評論員質疑,認為晚清覆亡後應已沒有婦女紮腳、「狼媽」紮腳法可能是狼氏雙親祖家山東威海才有的規矩,暗示此狼大有誠信問題。筆者與狼毫不相熟,自然沒有內幕,只是恰巧在研究世界數百個次國家、次主權案例時,對威海衛略有涉獵,或能回應何柱國先生「查證威海傳統」的呼籲。

早前本欄曾介紹英國地緣政治的「十字外交」,香港處於十字中央,連成一線的英屬港口除了亞丁、科倫坡、新加坡、吉隆坡等,還一度包括威海衛。威海衛和新界同年(1898年)淪為英國租借地,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英國視之為海軍要塞,用來與俄國的旅順、大連,德國的膠州灣等被列強強租的鄰近港口對峙。

然而新界租期為99年,威海衛的租期則只有25年,英國一直未有長期經營威海衛的打算,只是將之作為香港某形式的延伸。香港有形式上的三權分立政府,威海衛以《域外裁判權條例》(Foreign Jurisdiction Act)管轄,政府卻能集權。香港設「總督」,威海衛只有級別略低的「專員」;英國在香港獨立發行郵票,威海衛則使用香港郵票再加蓋。兩地官員也經常互通,例如1902-1921年長期擔任威海衛專員的洛克(Sir James Lockhart),此前的職務就是香港輔政司(相當於今日政務司),灣仔洛克道就是以他命名;他在港的最大政績是鎮壓新界人反英起義,到了威海衛卻實行懷柔。盧押、金文泰等多名港督曾向英國建議,不如提早歸還威海衛給中國,換取永久佔領新界,但不被同意;假如成事,香港回歸或有不同結局。

這與狼媽有甚麼關係?自然是有的。在西方眼中,威海衛民風極度保守而強悍,首名對此記載的洋人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普魯士裔翻譯兼漢學家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他在1832年這樣說:「假如給予適當訓練,威海人會成為優秀的戰士,他們是我所見華人中最勇敢的」。郭士立後來在香港政府任職港督中文秘書及「撫華道」,中環的吉士笠街紀念他而命名。由於英國人不打算在威海衛長留,也不希望刺激強悍的民風,在管治的32年間,從來避免干涉民間風俗習慣;洛克對當地保守風氣知之甚詳,遂堅持用儒家德政治「孔孟之鄉」。在當時中國,這是絕無僅有的例外:辛亥革命前後,天足運動大盛,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逐漸強禁婦女纏足;在列強打算長期經營的殖民地(例如香港),也會軟硬兼施取締惡習。唯獨不受民國政府控制、又被英國當作短期基地的威海衛,才得以放任自流,保存封建傳統到最後一分一秒,和香港的融合開放恰成兩極。

就纏足問題,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者Pamela Atwell關於英屬威海衛的專著:《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有不少章節觸及。據她考證,在1907年,威海衛出現了天足會,但會員大多不是本地人,宣傳天足時不顧風俗,引起鄉紳反感;他們要求洛克立法禁止纏足,又被拒絕。1921年繼任專員的Arthur Blunt對禁止纏足較有使命感,曾對華人領袖傳達放棄纏足的訊息,但他明白威海婦女不願接受,也拒絕將纏足列作犯法,只是在離任時警告鄉紳,假如威海衛回歸,中國官員就不會像英國人那樣「好說話」。威海衛的末代專員赫赫有名,就是曾擔任末代皇帝溥儀英語老師、著有《紫禁城的黃昏》、被懷疑引導溥儀「棄水走旱」的莊士頓(Reginald Johnston)。他比前任專員更明白威海人並不很瞭解甚麼是殖民地、以為英國人是大清皇帝委托來管治他們的,更不會打擾本地人的生活習慣自找麻煩,認為反而是當地英人被「漢化」了。

蔣介石北伐成功後,威海衛在1930年被歸還,比租約晚了7年,成了民國的直轄特區;莊士頓的離任儀式,幾乎就是1997年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儀式的藍本。據Atwell著作,接收的中國官員發現威海婦女絕大多數還在纏足。近年前威海檔案局局長張建國在中英兩國查閱了不少歷史檔案,據他的官方資料,1930年也有50%威海男人留辮、50%威海婦女纏足。不出英國人所料,民國政府迅速以警力強行廢除纏足,鄉紳為此還憤憤不平。以狼的年齡、「狼媽」作為高齡產婦的往事,不纏足反而不合當時威海常理。當然,以甚麼方式去纏、纏了多少根腳趾這樣重要的世界大事,自然不在筆者知識範圍內。

比威海婦女的腳趾更值得注意的是,昔日「港威關係」屬國際關係,和「港印關係」幾可相提並論。早年英國採用「以夷制夷」政策,從印度引入穆斯林、錫克教徒等當香港警察,但自從印度民族主義興起,港英對印警的忠誠度產生了懷疑,而二十年代接連出現數次大罷工,也令英國希望依靠與廣東沒有牽連、又懂中國文化的華人collaborators。這樣的人才基地只有威海衛一個,加上如前述,威海人早有民風強悍和孔孟愚忠的雙重「美名」,在八國聯軍之役就曾為英國打義和團,和印度士兵一樣包頭巾,遠看根本看不出是華人。在海員大罷工後的1923年,英國首次從威海衛招募警察到香港,應徵者成了香港警隊內的新成員「山東差」(又稱「魯警」),及後又有數批招募,當中就有「狼父」。魯警其實與印警差別不大,同樣是不懂廣東話、同樣是水土不服,但英國人正是看在這份上,讓「狼父」一類魯警負責達官貴人的山頂秩序。

狼家此後有何殊遇自屬後話,只是按表面情節,「狼來了」的故事符合威海、香港兩地的國際大歷史,在高度受教育的城市,原來應屬普通常識。對此未經考證的懷疑,出自眾多專業評論員與社會賢達之口,既略嫌涼薄,也反映整個社會對知識的輕視,比這個選舉的性質更令人不安。

2011年12月5日星期一

特首選舉--香港的「卡達菲選拔賽」

卡達菲兒子兼接班人賽伊夫卡達菲博士被捕,引起連串餘波。關於他應在國內還是國際法庭受審、他的博士論文指導導師被逼離校是否公允、他的開明取態應否被肯定,都值得探討。不過我們不妨先回顧賽伊夫的接班路,因為風馬牛不相及的香港人,可能會感覺莫名親切。

最令卡達菲生前頭痛的,除了國際形勢和國內矛盾,就是自己的接班問題。他的後代有男有女、有豬有狼有色狼,為接班展開了複雜鬥爭,有些要爭經濟控制權,有些要政治機器,有些不時與父親鬧矛盾,對外宣稱是「君子之爭」,但醜惡的細節早被西方情報部門掌握, 《維基解密》也有披露。

卡達菲雖然感到厭煩,但這位「阿爺」還是要在子女當中選人接班的。他的機制是甚麼?表面上,自然說是愛國愛教、有才有德,至於實際評核準雖然沒有公開,但從佈局研判,還是那兩條:權貴精英的態度,以及「民意」。

先說精英階層。在卡達菲時代,他所屬的部落是最大既得利益集團,也是最堅定的支持力量;他「從良」與美國和解後,又冒起一批上下其手的新貴。卡達菲沒有找1200人成立「選拔委員會」,但諮詢接班人人選的對象,實際上就是有實無名的這樣一個會。有意「參選」的子女,都懂得找精英圈內的頭面人物說好話,但又要恰到好處,否則會被當作勾結重臣來逼宮。卡達菲數名子女失寵正是為此,與他們豐富的感情缺失無關。

卡達菲獨裁治國,原來不大需要理會民意,但考慮到國家逐步開放,接班人要站穩陣腳,「面對六百萬利比亞人民」,也不能有太大民憤。利比亞是不會舉辦公投選拔接班人的,那卡達菲作為「阿爺」,可以怎樣理解民意?說穿了,一是精英復述的「民情」,二是自己派出的特派員的情報(但可被子女和精英收買),三是媒體的輿論。於是,卡家醜聞成了利比亞人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國民對政權接班戰有了「參與感」;又由於利比亞沒有言論自由空間,外國媒體的政治甜品版面,反而成了反映輿論的渠道。

賽伊夫在卡達菲諸子當中,最懂得在國際社會製造個人聲望,長期與西方溝通之餘,居然也是民調專家:他曾主持史上第一個同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區舉辦的克什米爾民調,這是學界話題之作。這樣的「聲望」,令他籠絡的既得利益階層足以訴諸「民情」,向卡達菲推薦賽伊夫。換句話說,這「制度」有三個層次:卡達菲的最高意志、精英集團的利益計算、民情的研判,而三者是互動的。然而,賽伊夫依然未得到正式接班頭銜,他的兄弟在末日階段,依然沒有放棄搶班的念頭。他也因為博士論文疑似抄襲爆出「誠信問題」,沒有人知道利比亞教授為他當槍手的醜聞,是如何泄漏出去。

當然,利比亞不應、也不能直接與香港特首選舉比較,但巧合的是,這屆特首選舉也有三個層次:北京、選舉委員會和「民意」,三者也是互動的。假如這是《三國志12》那樣的電腦遊戲,在「袁術稱帝」這類短劇本,諸侯要勝出的設定,據說是這樣的:北京原來屬意某人,但因為種種原因,現在有限度開放選舉,基於既得利益也多屬意於某人,只要民意不是太懸殊、不要超過四六之比,某人也會當選,否則另有安排,所以,基準就是「chok民意過45%」。

弔詭的是,今天才大聲疾呼要重視民意的人,這些年來卻是最保守、最愛嘲諷「民調亂港」那類部落領袖;由於誰也沒有權威演繹「民意」,戰場又由爭取真正的民意,變成和利比亞一樣,回到精英的耳語運動、特派員的小報告、報章專欄的笑話;稍有不同的,不過是加上大大小小的民調。假如沒有調控,逐漸就會出現以下副作用:大量沒有做民調經驗的機構爭相做民調邀功、表態、抽水,令原有民調機構也失去公信力;報章及專欄作家奇貨可居,權貴更著重與文化人「合作」,後者得以走進精英階層,卻與真正的民情距離更遠;最後無論誰人當選,都會有人放風說對方捏造民意。這樣一來,各方對現制度都會越來越不滿,制度的公信力更低,不滿聲音還會從建制內部傳出來。

有說民主派即使高呼爭取民主數十年,但說到對香港民主化的貢獻,還不及這屆特首選舉堅持參選的人。從上述角度看,不無道理。賽伊夫勸說卡達菲「從良」時是否這樣想,則不得而知。

2011年11月28日星期一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與特首選舉

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的世衛總幹事任期將滿,中國全力支持其競選連任,結果成為唯一候選人,相信可順利連任至2018 年。無論我們是否欣賞陳太當年在香港的政績,也不能否認在過去數年,她的世衛生涯是相對成功的,例如H1N1 沒成為SARS 那樣的全球危機,雖然世衛被指反應過敏,但畢竟贏得了一定口碑。陳太也十分懂得善用自己的「中國香港人」身分,一邊淡化自己的北京色彩,自稱已成為把國籍問題拋開的「國際公務員」,另一邊暗示中國是她的後盾,都活學活用了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陳馮模式」證港優勢內地肯定

在政治層面,陳太最有爭議的是發出密函,要求世衛把台灣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而非「Chinese Taipei」,但同樣是她在任內解決了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衛的多年夙願,這卻是實在的政績。筆者在內地調研期間,發現不少內地官員和學者對陳太讚不絕口,並對香港人的政治智慧刮目相看。

教人擔心的是,港人雖開始從「陳馮富珍模式」摸索出自身不能被取代的優勢,以及代表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獨特途徑,獲得內地肯定,它的阻力卻同樣來自香港。這些年來,筆者與多間內地院校有所合作,有不同國家級學者曾對筆者私下說,有個別來自香港特區政府的人員,乃至負責研究的官方人員經常散播陰謀論,繼續以「港英餘孽」的態度看待陳太,認為她只懂英國人那套,不利於對國際社會宣傳中國模式;這論調的後續部分,經常是批評同樣長期作為殖民地公務員的特首曾蔭權,說這些人太被西方宣傳的核心價值影響,不會做實務,分不清敵我,乃至為敵人所用;最終結論十分簡單,就是說香港其實沒什麼國際人才,直到人心全面回歸為止。

港「極端研究員」仍談港英餘孽

內地友人聽後大感詫異,他們說內地也很久沒這類極端立場、而且言必人身攻擊的研究員了,現在國家政策不但明確支持陳太連任,還打算發掘像任志剛這樣的人才擔任類似職務,這對國家、對香港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為何你們自己人反而要拖後腿」?

這不禁令筆者想起種種往事。有擔任人大政協的朋友跟筆者說,其實一直有聲音要以更開放的態度處理香港民主化問題,有開明人大政協私下對中央進言,就是讓泛民當特首又有何打緊呢,特別是他們在民生議題也頗有人才,今天誰能不與北京合作?這時候,這類聲音的代表就會大聲疾呼,舉出百個理由,堅持要以敵我矛盾看待「外國勢力操控的香港政治」,堅持要把敵人往死裏打。有建制陣營的學術朋友跟筆者說,他們常向北京介紹港人的愛國情懷,及對中央政府的高支持率,那時,這種聲音的代表又會走出來,說那是外國勢力的煙幕,不要輕易上當。

選特首總盼領袖親賢遠佞

筆者曾參加不少內地及香港的學術或政府諮詢會議,香港本土學者絕大多數主張香港可為促進中國軟實力扮演更重要角色,肯定「陳馮富珍模式」價值,但那時候,又會出現同一聲音的代表,堅持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上綱上線一番。至於像出現類似替補機制的爭議,唯一為違背政治學倫理的歪理出謀劃策、扭曲授權概念並將之理論化的研究員,讓政府原來相對容易執行的指令變成不可能的任務的,也是同一聲音。背後的根本矛盾,除觸及具體利益,也反映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在愛國熱情毋庸置疑的劉夢熊先生也高呼中國要尊重普世價值、也推許「陳馮富珍模式」發揮香港功能的21 世紀,依然為這些人士所不信任,乃至敵視。

香港已走到十字路口,若不善用與國際接軌的全方位優勢,只會淪為二流中國城市,而從陳馮富珍的成功可見,這不但是香港的成功,更是中國的成功。現在香港正進行特首選舉,確保上述聲音不為香港添煩添亂、預防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被破壞,比誰人當選更重要。目前代表努力求變的路線,較獲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青年認同,社會也有穩中求變的訴求,大家原來對之頗有期盼,但每當考慮到上述鬥爭路線的代表人物,與個別候選人的長期合作關係,筆者曾與數百名來自各界的青年領袖交換意見,無不感到憂慮。對這樣的疑慮,各位候選人在未來數月是必須正視的。領袖毋須太多能人異士,但社會總希望領袖親賢遠佞。假如2017 年真的有特首普選,屆時陳太臨近任滿,曾擔任國際領導人的她為何不能是人選,難道還會被批評為西方餘孽?

20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香港殖民地餘孽」的「亞洲大統戰」(下)

陳馮富珍的成功案例,除了對中國外交有一定價值﹐同時也是北京對亞洲、對日本、對台灣傳達微妙訊息的途徑。在當年的競選﹐日本的尾身茂是首名申明要角逐世衛總幹事的候選人,他被吳儀評為陳馮富珍「最強勁的對手」。陳馮富珍的參選﹐被亞洲不同地區傳媒視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場外交競賽。在日本﹐就一度有傳說中國最初提名陳馮富珍的動機﹐根本不是競選總幹事的職位,而只是要破壞日本的競選。香港主要的天主教期刊《公教報》曾發表評論﹐認為陳馮富珍的當選﹐只是基於狭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驅動,「與球迷盲目支持地區球隊無異」。另一方面﹐尾身茂雖然也獲得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持,但強調競選與地緣政治無關,多次說希望與陳馮富珍之間的競爭不會影響未來的中日關係。

假如這算是中國的一場勝利﹐勝在哪裡﹖可以說﹐陳馮富珍的殖民地管理經驗﹐不但相比於其他中國候選人有優勢﹐就是相比於日本候選人也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陳馮富珍的官方介紹不局限於她的個人經歷,也刻意提及她在英國殖民政體獲得的、也許不很政治正確的榮譽:「1997年﹐她榮獲英女皇伊麗沙白二世頒授官佐勳章」。吳儀在公開場合﹐多次以陳馮富珍的英文名子「Margaret」來稱呼她﹐我們難以想像大陸官員會這樣稱呼他們的其他同事。當這樣的形象包裝﹐結合了中國外交方略﹐訊息就十分明顯了﹕由於今天的中國比英國強大﹐所以前殖民地官員才願意效忠北京。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在競選時預言,陳馮富珍的經歷﹐會對過去十多年都申請作為世衛觀察員、但一直都不成功的臺灣﹐產生「積極影響」。在北京看來,陳馮富珍的身份毫無疑問是「泛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假如有台灣專家願意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可以當陳馮富珍第二。當然,臺灣認為北京再三阻撓臺灣加入世衛是基於政治動機﹐目前不可能考慮類似方案。但在當代國際關係﹐起碼在世衛競選﹐有其潛規則﹕即使北京提名台灣候選人﹐也不一定要台灣候選人完全代表北京。在同一屆世衛總幹事選舉﹐敘利亞就提名了黎巴嫩人卡瑪(Karam Karam)參選﹐無論敘利亞、黎巴嫩關係如何密切﹐哪怕敘利亞把黎巴嫩視為實質上的附庸國﹐黎巴嫩候選人當選了﹐也不可能完全代表敘利亞利益。這類在主權層面的彈性﹐未來會越來越多﹐也會在兩岸互動當中越來越重要。

諷刺的是﹐作為陳馮富珍的前體系﹐香港特區政府在競選中﹐卻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上屆競選,香港的愛國媒體多次呼籲﹐特區政府要為陳馮富珍提供「全面支援」﹐但這涉及一國兩制的敏感邊界﹐無論如何支援﹐都難以面面俱圓。香港究竟政府做了什麼﹖據了解﹐特首曾蔭權為陳馮富珍與各國總領事安排了幾次象徵性的聚會﹔香港海外經濟辦公室接到上級指令﹐要「在方便的情況下」﹐為陳馮富珍做軟宣傳﹔港府派了一名級別不高的政務官章景星(還有作為選舉最後一天中方團隊成員的衛生署署長林秉恩)﹐為陳太在日內瓦提供「後勤服務」。據當事人所言,這些「服務」包括幫助陳馮富珍與香港政府聯絡,搜集媒體和業內人士的評論等﹐而已。至於在這次連任選舉,似乎除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發佈了一個支持電文,就沒有下文了。

這些支援究竟是否足夠﹐並沒有客觀基準﹔陳馮富珍本人在香港的支持度又多高或多低﹐同樣言人人殊。重要的是﹐香港對是否有責任協助中國外交這一基本問題﹐一直未有共識。當時就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政府派出行政官員協助陳馮富珍競選、並將日內瓦辦公室借出的做法,並不符合一國兩制﹐因為他們只把陳馮富珍視為一個不應享有特權的「退休公務員」。此外﹐也有議員批評特區政府「侵吞」信託基金來支持陳馮富珍。這些問題,設計一個核心課題,就是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獨特身份協作中國外交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有哪個對口編制可以承擔這功能,它與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合作應如何理順等等。但無論如何,這案例正面肯定了香港人相對於內地人的優勢依然存在﹐開啟了港人參與國際組織的公式﹐對香港也是難得的宣傳。有外交部官員私下談話時甚至曾透露﹐北京正考慮「複製」陳馮富珍模型﹐擬邀請另一港人競逐國際組織。這類嘗試,正是一國兩制的彈性所在,也是一國兩制應有的智慧所在。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價值 (上)

2006年,中國提名前香港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女士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最終高票當選,成了首名出任重要國際組織領袖的華人。她的任期到2012年終結,競選連任自然獲得中國全力支持,最終更成為唯一候選人,篤定連任成功。無論對她的政績評價如何,這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案例,足以說明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潛在價值。

當我們回顧這兩次、特別是2006年的選舉,會發現其實單就專業履歷而論,陳馮富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都不能算得上是完美人選。國際頂級衛生期刊《刺針》(Lancet)在對比所有候選人素質後,認為陳馮富珍「在政策執行和制定方面都經驗不足」﹔世衛從前對她的介紹,只略略提及她「有效地處理了本土禽流感和非典爆發」,其他人的國際經驗都是長篇大論。反而北京著重推介她的西方專業背景和技術專才身份:「陳醫生任衛生署署長期間,管理七千名文化及專業背景各異的員工及近五億美元的財政,成功展示了她在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方面的能力。」

但就算要論這些能力,就是中國內部也有更「主流」的其他選擇,例如出自中國本土的劉培龍醫生。劉培龍在法國雷恩大學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1972年開始從事有關非洲的衛生及健康事務工作,1998年出任中國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司長,負責中國和世衛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協調,國際經驗遠比半途出家的陳太豐富。2003年,當時的世衛總幹事南韓人李鐘鬱原希望提名陳馮富珍接替大衛·海曼(David L. Heymann)出任傳染病科行政總監,據說北京卻支持劉培龍,妥協結果是李鐘鬱委任一名非洲加納專家出任傳染病科總監,劉培龍出任助理總幹事,陳馮富珍則出任人類環境保護司司長。這反映中國領導對陳馮富珍這名香港官僚原來並不完全信任,她在國內似乎也不是眾望所歸。

直到世衛總幹事公開競選,劉培龍被視為對西方行政體系接觸有限的、在非典危機與中國威權政體合作的華人,勝算被評估為不高。那時候,陳馮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術官僚包裝,才變成北京的秘密武器,足以淡化北京處理非典的封閉形象。即使陳馮富珍在香港處理2003年的非典危機備受批評,她在這樣香港這個西式政體的行政管理經驗,已足以把其他中國內地競爭者比下去。

事實上,從世衛選舉可見,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國吸納進跨國體系領導層,另一方面卻對中國人掌握國際組織依然有戒心。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來共產國任命實權人物的典型慣例(政治學的所謂nomenklatura任命),被認為通常禁止官員在國家利益受損時公正行事﹔二來中國的單一政體與西方的分權制衡理念機制相悖,例如中國農業部一名官員賈幼陵反駁批評中國應對非典措施時﹐曾私自引用「陳馮富珍和世衛支援」,其實那時世衛還未發出官方聲明。在中國唯一有分權傳統的非單一政體﹐就在香港了。

陳馮富珍私下對北京的支持自然表示高興,但在全球舞臺上,她很懂得強調其「全球化」的身份﹐與北京保持禮貌的超脫距離。她上次當選後的就職演說﹐就刻意淡化中國色彩:「所有的地區、國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這是一個全球的衛生組織,我們的工作必須關注到每個人、每個地區的生活。」在演說中,「中國」、「北京」、「中央政府」這樣的詞彙幾乎從沒有被提到,「全球」和「國際」這兩個詞出現的頻率則最高,達14次。在記者招待會,她不管香港記者的要求﹐堅定拒絕使用母語廣東話:「我不能給你們特別優待。」更教內地民族主義者感冒的是﹐她自稱「國際公務員」﹐說「不再想我的國籍,把它放在身後。」

上述競選方針不僅沒有讓北京不快﹐反而受到鼓勵。為了確認陳馮富珍的「超然」,中國官員屢次否認對其日常工作有任何干預,甚至將她稱為「鐵娘子」,以塑造大公無私的形象——其實諷刺的是,香港人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看她。競選結束後,她和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分別召開記者招待會,就宣示了他們的各自獨立。筆者曾訪問參與陳馮富珍競選的香港官員,他們明言說由於陳馮富珍可以同時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份與北京交流,既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最理想候選人,同時也是讓中國遵從國際標準的最佳人選。假如她在整個任期保持超然,適當批評中國衛生狀況,那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會是正面宣傳,反映中國在全方位擔當「負責任國家」,也證明中國擁有「國際級」人才。

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

中美新冷戰?美國的「奧巴馬亞太大戰略」(下)

(3)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Vs東亞自由貿易區

9/11後,美國一度默許中國承擔東亞區域大國的角色,後來發現中國的影響力已不再局限在區域層面,決定在區域層面扶植有力的競爭對手,以防中國利用多邊平台擴大全球影響力。美國在APEC峰會推出的TPP(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雷聲很大,但提出的自由貿易門檻太高,其實並不容易廣泛落實。日本的農業集團就會大力反對加入、甚至會視之為美國以圍堵中國之名消化日本的陰謀。但客觀上,這卻提高了日本的議價能力,令日本正在與中、韓商討的自由貿易協議,有了更大的主導權。同一道理,日後中國與其他國家搞任何雙邊協議,那些國家都可以到TPP這個攤位「問價」,再向中國還價,這是抵銷中國近年建立的多邊平台的有效策略。假如美國把一切中國不能達到的要求都放進TPP,然後和汶萊、新加坡、新西蘭等無足輕重的經濟體落實措施作為藍本,無論實際影響如何,都已破壞中國的部署。

(4)全方位拉攏中國鄰國Vs縱容中國後院

以往美國會依靠中國和有傳統影響力的鄰國溝通,例如北韓、緬甸、巴基斯坦等。但這卻令這些國家變成中國的「合法」附庸,令美國開始不安,特別是中國近年有所突破,例如毛游掌權後的尼泊爾變得十分親華,邊境各地的中國化現象也十分明顯。因此奧巴馬的政策,已變成儘力拉攏一切中國鄰國,希望他們對中國邊境反過來構成壓力,哪怕那些國家有不光彩的人權記錄,這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方略,是布殊等新保守主義者所不為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名義上還是共產國家的越南,它被納入TPP是北京最難接受的;其次是一度成為美國重點打擊對象的緬甸,國際組織雖然普遍不認為緬甸軍政府的改革是「真民主」,美國已明確要破冰;還有自稱中國鐵桿盟友的北韓,它的政權遠比伊朗殘暴,華府雖然加強了與南韓的軍事演習,外交界卻一直對爭取北韓制衡北京有期望,因此不像對付薩達姆那樣,並沒有消滅金氏政權的計劃。對這些中國鄰國而言,最理想的下場,是美國樹立為樣板的蒙古:近年美國推出了「千禧援助計劃」,把援助窮國和意識形態掛鈎,蒙古、菲律賓都是大量接受美援的國家。就是中國後院的盟友不倒戈,要維繫這些「友誼」,機會成本也已大為上升,北京才沒有餘力走到美國的後院去。

那美國是不是要徹底圍堵中國、顛覆中共政權?不是的。在這個年代,中國的失敗確實對美國沒有好處,問題是在過去十年,美國希望中國扮演的角色,和中國確實扮演的角色,出現了明顯落差。美國接受的上限,是一個跟隨美國制定的國際規則的區域大國,具體指標是不要挑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要在鄰國輸出和美國不同的價值觀、不要把影響力拓展到美國後院、當然也不要支持明顯反對美國的政權。不少人以為北京做到最後一點,在反恐上和美國合作,就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其實那倒是次要的;西半球是美國的美洲、美元是國際金融的基石、美國代表全球普世價值,這三點才是任何美國人當總統都必定堅守的底線。中國在過去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卻全都挑戰了。美國擔心當中國有了亞太整合的平台,一方面連反美的拉美國家也會有異動,另一方面可以配合歐盟,共同挑戰美國的金融霸權,甚至像當年蘇聯那樣,把「中國模式」樹立為美國模式以外的替代品。美國的真正目標,其實是警告中國崛起不要超越上述底線,從而為中國劃定的樊籠。屆時中國依然有足夠實力購買美國國債、分擔維持和平的經費、乃至為歐債危機捐輸,而又不足以挑戰美國霸權,這才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2011年11月22日星期二

「打破種族歧視」還是殖民管治藝術?--談何東花園

政府建議把山頂何東花園列為正式法定古蹟,獲得古物諮詢委員會一致支持。筆者是投贊成票的委員之一,認同何東花園有不能取代的歷史價值,不過擔心這價值並未能被政府演繹的官方歷史全面剖析,因為這裏牽涉以修正史觀重構歷史的問題。根據官方報告,何東花園的重要性在建築代表的「中國復興運動」以外,主要在於何東爵士本人,而花園得以在山頂興建,打破了港英早年規定華人不能在山頂居住的「種族歧視禁令」,促進了華人向上流動,因而十分重要。這是歷史的部分真實,卻不應是歷史的全部。

歷史的部分真實

所謂「種族歧視條例」,泛指20世紀初頒布的《山頂區保留條例》、《山頂區居住條例》等,規定在海拔788呎以上的山頂區域只准非華人居住,獲港督批准的華人或傭人除外;此外,這類條例也包括19世紀末的一系列《歐人住宅區保護條例》,規定若干地段只能興建歐式建築。這些條例的官方理據是當時瘟疫橫行,非華人不習慣香港的熱帶天氣,需要山頂來呼吸新鮮空氣,實際上,自有其歧視成分。

然而作為中荷混血兒的何東獲准在山頂興建花園,並不應被簡單賦予民族主義演繹,這更反映了港英當局一如其他殖民地,經歷了建構本土精英的政策演變。不少評論強調何東早於1906年已獲准在山頂興建何東花園,其實何東家族那時建屋的地段在半山其他地方,建築也合乎西式風格,並沒有被視為挑戰殖民管治禁忌。反而在1908年,何東曾企圖租入首席按察司白吉特在山頂頂端比港督別墅位置更高的住所,白吉特本人同意,卻明確被當時的港督盧押否決,反映英國原來並沒有意欲賦予已成為香港首富的何東太特殊的社會地位。

殖民管治微妙改變

到了何東花園獲准在山頂道75號興建的1920年代,世界局勢才全然不同。一次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14點原則,各殖民地的自決呼聲開始萌芽,英國在各地的殖民管治開始了微妙改變,獲英國信任的本土精英被大舉宣傳為合作者。香港沒有類似印度土王、非洲酋長的角色,但身為混血兒的首富何東,無疑被歸類為此列。何東花園於1927年正式建成,改建自英商物業,批准何東「入主」山頂的港督金文泰,也是委任首名華人擔任行政局成員的港督,他是歷任港督當中著名的中國通,通曉普通話和廣東話,任內以解決省港大罷工為最大政績(何東在過程中也出了大力),並開始招募本土公務員,但這些動作的最終目標,只是要延續大英管治。

金文泰是極有遠見的,他在提出改善華人地位的同時,強烈建議英國永久佔領新界,看見威海衛歸還中國而擔心。而拒絕何東入主山頂的盧押,同樣曾建議英國提前把威海衛歸還中國換取永久佔領新界,可見何東花園的建立,只是配合了懷柔取代高壓的新政策。在1908年,盧押說「此宅高踞總督的山頂別墅,當然很具權威,如若任其租賃,無知華人反而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金文泰的新政自然不是說自此華人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只是把何東吸納進「英皇陛下的代表」之列而已。盧押的最重要經歷是管理尼日利亞殖民地,金文泰來港前曾任圭亞那署理總督,他們在香港的施政,都有處理這些地方民族問題的影子。

在海外案例,英國殖民政府依賴「以夷制夷」的精英,多是有西方血統,或受西方高等教育的本地人,並將之固化於社會高層,若爆發民粹革命,這些精英有時是被革命的對象。沒有出現民粹革命的,則大多歸功於這些精英有效扮演了社會中介角色,這角色像何東一方面要對大眾承擔社會福利、施加間接管治,另一方面卻要維繫管治階層和一般人的距離,並合理化殖民制度的潛在優越,加強社會上「分而治之」的分工。在山頂保護條例廢除前,由於何東幾乎是唯一一家在山頂居住的非歐裔人士,而當時以香港為大家庭總部的富豪極少,他的大宅也就肩負了代表本土精英接待外賓的責任,由昔日的蕭伯納到近代的老布殊均曾在此作客,令那裏也有了微妙的涉外功能。有趣的是,正正因為有了上述歧視條例,何東花園反而強化了何東的本土領袖角色。然而何東個人的社會流動,不一定等同華人的社會流動;他的山頂花園,也沒有令其他非歐裔人士得到相同待遇,才得以成為這階層在特定時空協助管治的象徵。

「以夷制夷」

值得注意的是,港英當局在建構本土精英的過程中,保留了建構種族的彈性。何東在1908年被拒購入山頂白吉特住宅時,被當時的行政局言明要當華人看待,但金文泰的港督批文,卻沒有清晰說明是特許這位「華人」居住,邏輯上,也可以說金文泰那時已不當這位混血兒是純種華人。換句話說,究竟混血兒是否洋人、四分之一混血兒是否華人這類問題,香港從來沒有「政策」決定,而是觀念建構主導的,何東本人常強調「中國根本沒有純種原住民」,並以此說服殖民當局,其實也是建構主義的民族觀。何東花園以中式樓閣出現於山頂,正是這種身分建構的一部分,自此這類中式為主、內部受歐式影響的建築,開始被樹立為管治精英的形象。學者羅永生研究與何東齊名的另一香港大老何啓時,形容他是「以民族主義促進與殖民主義合謀的香港精英」,何東何嘗不是如此?

殖民優越感和社會階級

何東花園應如何被保留固然值得關注,但假如不同觀點的殖民地歷史因為種種原因被按下不表,這更值得憂慮。回歸後的主流香港歷史,基本上屬於民族主義的線性史觀,認為華人經過不同形式的抗爭,逐漸從殖民者手中爭取到應有的地位,在這過程中何東等人作為香港大老,堪稱民族之光。但事實上,「以華制華」這類建構本土少數精英的政策,並不代表本土群眾得到認同;它鞏固了殖民優越感和社會階級,卻又不一定會引起群眾不滿;為何香港人一度貌似十分受落,一直是我們避而不談的盲點。不少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經過連年動亂,居然懷念起當年殖民體系等級森嚴的社會,這反映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假定,就是「以夷制夷」指導下的文化優越感,似乎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其他制度上的不公。時至今日,這種特質在管治階層當中完全失去了,對「如何調節大眾對向上流動的期許」、「如何建構能為大眾接受的享有實質特權的精英身分認同」這兩門管治藝術,已不能被特區政府所掌握,結果在重重期許落差下,就是政府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社會也不會穩定。何東花園之值得保留,正是要為那個政府不能言明的什麼,作一個歷史見證。

時辰已到:美國的「奧巴馬亞太大戰略」(上)

冷戰結束後,每當有跡象出現中美新冷戰,雙方都會有溫和勢力走出來解畫,說「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裡去、差不到哪裡去」,學界也一般不相信美國會做出對大動作。近月美國的外交姿態,卻徹底打破了上述假設,呈現出一種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對北京而言,這是冷戰結束後最嚴峻的挑戰,顯示9/11後的十年「戰略機遇期」已邁向終結。

這樣的大規模政策調整,自然經過內部醖釀。奧巴馬上任初期雖然以「change」為政綱,其實一直小心處理與前朝外交、軍事人員的關係,保證了一定政策延續性,例如繼續任命共和黨人蓋茨擔任國防部長,他的國家安全顧問James Jones也是兩黨都能接受的人,曾多次被賴斯提名入閣。這個體系和希拉里的外交方略不大相同,直到力主美國加強在亞太部署的Thomas Donilon成為國家安全顧問、民主黨人Panetta繼任國防部長,「重返亞太路線」才獲得全力配合。這路線保證了軍方在撤出伊拉克後保持實力和軍費,回應了企業對中美貿易的不滿,得到外交界(在新保守主義者以外)一致支持,也是最好的「完成中東任務」下台階,相信就是出現政黨輪替,也難被扭轉。這戰略概括如下:

(1)複雜化多邊平台Vs「中式和平演變」

中國近年的外交口號無論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還是「和諧社會」,都未能釋除美國疑慮,反而被看成是中國在推廣自己的「和平演變論」,也就是北京有意識地通過擴大和各國的經濟往還,輸出「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雖然溫家寶多次否認),從而加強在各地的影響力。奧巴馬現在希望各國在加強與中國經濟合作的同時,主動抵禦「中國模式」的進入,所以中國和鄰國的主權糾紛、華僑在各國的社會矛盾等非經濟議題,都會被美國鼓勵帶到經濟平台裡討論。以往東南亞每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都會解釋自己軍力的增強,只會對區域和平有幫助,並舉出實例證明自己確有參與世界和平進程,從而證明經濟議題和地緣政治不應混淆,這次美國卻刻意在東亞峰會讓兩者掛鈎。以往美國力行單邊主義的時候,視這些多邊主義的區域平台為沒有效率的施政絆腳石,以致被中國乘虛而入,現在卻要重新滲入到這些多邊平台,主張用這些平台討論「一切問題」,以免它們成為「中式和平演變」的平台。在過去十年,中國以經濟合作之名構建了不少類似平台,例如中非友好合作論壇、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等,成效頗大,相信都會被美國安排友好國家逐步政治化。

(2)軍事經濟掛鈎Vs軍事經濟分家

美國在「複雜化」多邊平台以外,另一策略是加強向個別重點國家地區輸出先進軍備,再用這槓桿,把這些國家地區拉回美國主導的經濟平台,特別是越南、菲律賓和台灣。這樣一來,一大批國家會出現「經濟靠中國、軍事靠美國」的戰略,這其實是新加坡李光耀多年前希望挽留美國在亞太時的建議,其思維與香港選舉的「食窮建制派、票投民主派」口號不謀而合。由於日本自衛隊始終難以承擔類似角色,美國本土又距離東南亞太遙遠,華府只能扶植一個盟友在軍事上讓小國有所依靠,目前似乎鎖定了澳洲扮演美國代言人的角色。澳洲近十年來積極提出「脫洋入亞」,也把自己定位為亞太大國,在東帝汶獨立時開始積極承擔區域安全工作。相信澳洲將逐步增加與東南亞各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作為南沙、西沙等主權爭議的後盾;中國內部原來有鷹派建議要儘早出兵收復一兩個越南、菲律賓控制的島嶼以示警告,但有了澳洲的新角色、有了希拉里把南中國海演繹為「西菲律賓海」的強烈暗示,這建議的風險已大為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在拉攏其他國家進入預備軍事體系,例如奧巴馬日前又勸馬來西亞加入「防止擴散安全倡議」(PSI),類似動作不勝枚舉。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經典重構之《仙樂飄飄處處聞》﹕「主流民意」支持德奧合併?(二)

總之﹐特朗普的一切榮譽﹐都是奧匈帝國給予的﹐因此他才以「只宣誓效忠一個皇帝」為由﹐來拒絕後來納粹德國的招聘。而奧匈帝國的解體﹐令奧地利失去所有海岸線﹐變成純內陸國家﹐自然也沒有了擁有海軍的需要﹐這對特朗普來說﹐根本不是「退休」﹐而是失業。至於他為什麼不在奧匈解體後效力意大利海軍﹐而留在無事可幹的奧地利﹐相信只是因為那是奧匈帝國的發源地﹐而不是因為他對這個新奧地利政府有特殊感情。

事實上﹐在特朗普所處時代的奧地利立場而言﹐他和所謂「主流民意」的政治立場﹐是有點背道而馳的。「愛奧匈帝國」的他是否一個「奧地利愛國者」﹐也是一個很難定義的問題。自從奧地利帝國在1866年的奧普戰爭慘敗予普魯士﹐失去了對日耳曼南部各邦的影響力﹐被普魯士趕離德意志聯盟﹐眼睜睜看著普魯士把各邦整合為德意志帝國﹐並被逼在1867年予匈牙利人分享權力﹐把國家變為雙元的「奧匈帝國」﹐帝國境內那些說德語的日耳曼人﹐就一直不能解決他們的身份認同危機。論感情﹐他們確實情願成為新興的德意志帝國一部份﹐而不是與那些中、南、東歐各少數民族分享權力。而19世紀末是民族主義大盛的年代﹐奧匈帝國作為當時僅有的多民族大國﹐作為管治階層的德語奧地利人又佔不了多數﹐其結局就註定悲劇收場。像特朗普那樣的人,對這些都看不過眼。

自從老皇帝佛朗茲.約瑟夫一世在1916年病逝﹐最後能整合奧匈帝國的圖騰也不復存在﹐奧地利境內的不少德語居民早就希望和德國合併。一戰後初年﹐奧地利共和國的原名根本是「德意志奧地利」﹐以方便兩國合併﹐只是被列強阻撓才作罷而已。縱使如此﹐奧地利共和國的主流民意還是擔心難以獨立生存﹐都希望儘快和同文同種的德國結合﹐生於奧匈帝國北部、成長於首都維也納的希特拉﹐正是這樣的例子﹐這也是他當權後立即策劃和奧地利合併的個人情結。

德奧合併後﹐奧地利人普遍是歡迎的﹐而且還主動積極參與種種納粹政策﹐這和電影製造的氣氛很不一樣,而到了今天,德奧都是歐盟核心成員,邊界早已拆除,兩國人民更像一家。假如兼併奧地利的不是希特拉,又或希特拉後來沒有發動二戰,特朗普這個《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愛國英雄是否還作得成,卻有疑問了。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經典重構之《仙樂飄飄處處聞》﹕誰是「奧地利愛國者」﹖(一)

筆者在奧地利薩爾斯堡(Salzburg)公幹期間﹐參加了當地的「《仙樂飄飄處處聞》旅遊團」。這齣1965年上映、以薩爾斯堡為背景的殿堂級經典電影﹐已成為當地旅遊業的核心支柱,而這電影既然以歌頌「奧地利愛國主義」為宗旨﹐它的一眾愛國主角﹐特別是軍官特朗普(Georg Ludwig von Trapp﹐1880-1947)﹐自然也被今人鎖定為「奧地利愛國者」。但當我們認真閱讀他的歷史﹐以及他面對納粹德國的心路歷程﹐卻會發現電影除了將其刻意浪漫化﹐還有根本概念的扭曲。

根據電影交代﹐特朗普是一名退休海軍軍官﹐不但是戰爭英雄﹐更曾獲皇帝授勛。但電影沒有交代的是﹐這個他效忠的政權﹐在劇情開始的時候﹐早已煙消雲散﹐那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後解體的奧匈帝國。奧地利雖然是統治奧匈帝國的核心成員﹐但兩者絕不能相提並論;事實上﹐今天的奧地利共和國﹐不過是當年奧匈帝國解體後分裂出來的眾多小國其中之一﹐按今天的版圖﹐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波蘭、羅馬尼亞、烏克蘭、意大利等十多國的全部或部份領土﹐當年都屬奧匈帝國統治。為免混淆﹐不少歷史學家將奧匈帝國稱為「哈斯堡帝國」(由皇室哈斯堡家族統治)或「多瑙河帝國」(帝國面積基本覆蓋多瑙河流域)﹐以與分裂後的中歐內陸小國奧地利分辨。

特朗普的效忠對象﹐自始至終﹐只是奧匈帝國﹐而他對一戰後分裂出來的那個奧地利共和國﹐不可能有什麼感情。問題是「愛奧匈帝國」﹐對觀眾是難以打動感情的﹐而且有點政治不正確﹐於是編劇才不得不打馬虎眼。他的名字有一個「von」﹐就是因為他那同樣在海軍服役的父親﹐獲奧匈帝國皇帝佛朗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以軍功冊封為貴族。

特朗普家族活躍的地方﹐從來不是後來的奧地利共和國版圖內﹐而是在地中海的意大利沿岸一帶﹕像特朗普的出生地扎達爾(Zadar)就是這樣的一個港口﹐奧匈帝國解體後被劃歸意大利當戰利品﹐二戰意大利戰敗後再被劃歸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解體後則屬於克羅地亞。因此﹐奧匈帝國消失後﹐特朗普按出生地劃分﹐一家人都得到意大利王國護照﹐而得到若干奧匈領土的意大利﹐勉強也算是奧匈帝國的繼承國之一。至於他受訓的科姆港(Fiume)﹐今天也在克羅地亞境內。

特朗普嶄露頭角之時﹐是離開奧匈境內的地中海港口﹐率領奧匈海軍遠征中國﹐參與八國聯軍之役﹐雖然當時奧匈是出兵最少的「列強」﹐只派了不到一百人﹐但還是讓特朗普建立了「軍功」。到了他有機會獨當一面﹐則是在一次大戰期間﹐成為奧匈帝國潛艇部隊的高級將領﹐負責整個科塔爾港(Kotor)的海上攻防﹐這個港口有一個古城﹐今天是黑山共和國的旅遊熱點。

2011年11月6日星期日

不顧諸神的債仔:希臘人在想甚麼?(下)-「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另一方面,不少希臘人認為美國同樣是危機的始作俑者,或起碼是「次作用者」。雖然希臘被美國視為看守俄羅斯西擴的橋頭堡,但反美卻是希臘人民、特別是希臘青年的傳統。現在這個希臘共和國政府的成立,源自1974年推翻軍政府的革命,美國被視為支持那個殘暴政權的元兇,而軍政府當年11月17日鎮壓國立雅典理工大學的示威,令這天成了希臘公眾假期,以及反獨裁、反美的象徵,自此希臘每年出現的大小遊行,美國大使館都成為必到示威點。

雖然克林頓當美國總統時,曾就美國昔日的角色道歉,但在左翼學者眼中,自然是「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為歐元是美國的眼中釘,希臘不過是被拿來開刀的對象。這個陰謀論,一方面基於希臘的預算赤字和債務,原來根本不符合加入歐元區的資格,一切都是投資銀行高盛獲當時的希臘政府聘請來做假賬,才令希臘可以使用歐元;另一方面,美國財經界在自己的債務危機最嚴峻之時,卻集體唱衰希臘來向歐元施壓,令資金離開歐洲回到美國,恰似圍魏救趙;兩者加在一起,甚至有希臘人相信整個危機都是美國炮製的。這樣的陰謀論自然難以盡信,但希臘民意對歐盟拯救方案反彈,部分原因確是不願接受被他們視為「美國走狗」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救援,擔心日後陰謀層出不窮。

希臘人相信自己不過是全球化時代的犧牲品,因為國家早已失去了獨自面對危機的能力,國際社會救援是天經地義的。要自己不斷緊縮開支不但不爽,而且根本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

何況這些問題只是政客的責任(例如上屆負責造假賬來加入歐元區的政府),不是人民的責任,他們走上街示威,也是要犬儒地劃清界線,不少人以為政府倒台了,政府製造的問題,就可以像1974年軍政府倒台那樣解決了。至於為甚麼希臘公務員可以四十歲退休、為甚麼懂得使用電腦和準時上班會有「獎金」、為甚麼死去的公務員也可以由家人代領退休金,這些謎團,自然更統統不是他們的責任。

在比較政治角度,這立論自然大有問題,例如當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不少亞洲國家都大舉借貸,像南韓就一早還清債務。但希臘學界舉的例子往往是從另一角度來反問的,例如他們會問美國欠債多很多,為甚麼美國人可以繼續揮霍而我們不行?又會問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的潛在危機和我們一樣,要是歐盟不救我們,敢承擔連鎖效應嗎?

國際輿論越是批評希臘人懶散、不勞而獲,希臘人就越是覺得冤屈,相信那些不過是危機成因的旁支末節,不過是霸權不負責任的轉移視線。無論最後希臘公投是否搞得成,有沒有人搞「票債票償」,希臘人的這些情緒確是需要讓世界瞭解的,因為這並非個別例子,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陸續出現,這就足以成為全球化的新教材了。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

不顧諸神的債仔:希臘人在想甚麼?(上)

假如閣下欠朋友巨額金錢,目的是要買豪宅,而且還要借更多的錢來避免破產,結果朋友願意再借,只要求豪宅的花園少種一些名貴蘭花,你卻發脾氣,認為條件嚴苛,說要召集全體孩子和傭人投票決定是否接受,債主會有甚麼反應?以上的比喻其實並不貼切,但這是不少人眼中的希臘債務危機的全部,特別是對德、法人民而言,希臘這欠債人如此厚顏無恥,對他們這些財神而言,實在是天方夜譚。

但在希臘人的角度,事情的來龍去脈卻完全不同。

在近代歷史,希臘對大國一直有一種被出賣情結,雖然這情結存在於眾多小國,但以西方文明搖籃自居的希臘無疑最難接受。現代希臘是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的,獨立由英、法、俄三大國背書,此後三大國共同控制了希臘,甚至負責挑選國王。但在希臘人眼中,這些大國卻沒有盡義務保護好希臘,希臘反而因為它們而捲入兩次大戰,特別是在二戰,希臘原來保持中立,只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為了不讓希特拉的戰績專美,才要拿希臘這個英國盟友開刀,雖然希軍一度擊退意軍,卻惹來德軍佔領全境,承諾保護的盟軍則不堪一擊,希臘至今還在追還當年德國「舊欠」。後來德國戰敗,希臘立刻爆發數年內戰,雙方分別由美蘇支持,其破壞性比二戰更嚴重,這場戰爭是冷戰最早的代理人戰爭,不少希臘人感覺自己成了大國的實驗品,繼而相信今天的高福利政策,只是對昔日戰爭的補償,而這是美、俄、英、德等大國共同欠他們的。

這種「債」, 也因為地緣政治被激化。希臘人一直視源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塞浦路斯為自己的後院,甚至一度有意合併塞浦路斯,但塞浦路斯北部的土耳其裔人,卻在土耳其支持下,成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在希臘民族主義者眼中,這是百份百的分裂國土。但歐美列強為了拉攏土耳其抗衡前蘇聯,接受既成事實,這被希臘視為出賣。後來南斯拉夫解體,其中一個獲得獨立的是馬其頓共和國,由於希臘也有一個馬其頓省,擔心這個新馬其頓會來搶奪領土,堅持要對方改名為彆扭的「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在這過程中,所有歐盟國家都當希臘的憂慮為笑話,這也加強了希臘人的逆反心理。

這樣的情緒,在這次債務危機中同樣得到體現。不少希臘人並不認為自己的過度消費、政府的過度福利是危機成因,他們相信危機其實是歐盟的責任,德、法借款是應有之義,它們作為歐盟龍頭,才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上述思維在雅典大學教授Yanis Varoufakis一篇廣泛流傳的訪問最能體現。邏輯是這樣的:歐元的強勢政策是德國主導的,這只對德國的高端出口導向經濟有利,令德國成了歐盟的最大出口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的希臘、意大利等國卻要變相支持德國發展。

加上希臘使用歐元後,熱錢不斷流入,加劇了國內通脹,進一步降低希臘產品競爭力,增加了政府的福利負擔,催生了本國房地產泡沫,又鼓勵了希臘大規模舉債。而希臘喪失貨幣主權後,又不能通過調節貨幣政策(例如貶值)解決問題,唯有借款,所以希臘人以為自己是在為大國的繁榮而犧牲。事實上,不少希臘學者並不主張借款,認為歐盟應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例如發行統一的歐元區共同債券,像美國照顧不發達州份那樣,把希臘照顧起來,而不應「無理」讓希臘人獨自還債。

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港美關係之謎(三):美國對香港政改的態度

然而﹐若假定美國對香港的關注只局限在《香港政策法》的官方內容﹐也是不設實際的。根據這法案﹐美國一般不談超越基本法賦予的香港自治範圍﹐不談香港民主和內地民主互動﹐只會淘空一切內涵支持民主﹕「加快民主進程符合香港最佳利益,美方支持香港透過改革選舉制度及普選加速民主化,並相信一個高度自治及法治的公開社會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必要因素」﹐這是美國駐港官員的官方立論。但是就香港近年出現的兩次政改方案﹐美國卻作出了大為不同的姿態﹐顯示了美國在香港政策不但扮演了一定角色﹐而且這角色甚至可能在關鍵時刻發揮影響力。

話說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泛民主派所否決﹐美國當時的官方回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一行到美國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與香港民主派一起反對方案﹐原因包括﹕(1)李柱銘拜訪美國﹐被北京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2)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3)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訊息已廣泛傳遞﹔(4)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提出內容分別不算太大的政改方案﹐這次形勢急轉直下。新任美國駐華大使6月訪港﹐在一個晚宴對此作出了指標性發言﹐居然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又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十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2005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2010年美國大使面對同一方案﹐卻「有信心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當時筆者在座﹐印象特深。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更高調報導「美國支持政改」。連北京一貫認為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媒體《蘋果日報》也在關鍵時刻逆轉性支持方案﹐同一集團的雜誌卻在同期社論唱反調﹐一切十分不尋常﹐充滿著懸念。

對比下﹐英國的態度則相對劃一。2005年﹐英國駐港總領事說「改革建議明顯未能滿足期望07、08年普選的人,但香港正朝這方向前走一步」﹐暗示方案可接受﹔2010年﹐外相夏偉林說「方案令爭取終極普選的人失望,但仍可讓普選時間表進展」﹐如出一轍。2005年﹐英國批評北京干預一國兩制﹐2010年英國說功能組別應在2020年取消﹐北京均視之為倫敦認可的前提。反而美國駐港領事被問及功能組別時多番迴避﹕「民主沒有既定的模式可循,但卻存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概念」﹐「是否合乎民主應由香港內部達成共識」……

上述落差對香港公眾而言並不明顯﹐但對居中人而言﹐足以在政圈內產生震撼﹐並由此產生了兩個說法。第一個說法相信北京為瓦解香港的泛民主派佈局多年﹐不惜在幕後拉攏華府﹐成功爭取美國運用影響力協助方案通過。另一個說法則認為北京強硬派其實希望方案拉倒﹐以免香港出現不穩定因素﹐美國卻發現激進而不熟悉的民主勢力已在港冒起﹐一旦方案否決﹐與他們友好的溫和民主派就可能失去能量﹐於是通過「義助」﹐讓對手啞子吃黃連。誰是誰非﹐就得自行判斷了。

以上港美互動不止是密室政治﹐也帶來了港美關係的根本改變﹐我們可簡述如下﹕
1) 經此一役﹐昔日香港政客直接邀請美國參與香港事務的民間手法大受打擊﹐香港新一代會視之為禁忌﹐以往李柱銘一代的國際聯繫格局面臨終結﹐相似個別人士會受到進一步孤立﹐北京會視之為民心回顧的勝利。
2) 北京希望泛民和外國完全脫鉤﹐卻不相信這目標會立刻達成﹐因此要重新標籤某些香港政客為美國的新代言人。沒有了李柱銘等人與美國的公開聯繫﹐北京如何看待「激進但沒有外國背景的反對黨」和「較溫和但背景可疑的反對黨」﹐足以對特區政情一錘定音。
3) 昔日個別美國議員關心香港﹐但未來美國涉港政策會由行政、情治機關主導﹐民意元素越來越弱。當美國國會議員發現香港對他們個人的仕途沒有利益可言﹐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公開關注度就會逐漸降低﹐結果香港的國際化可能逐步退減。但北京是不會和美就處理香港事務達成完全默契的﹐因此中美就香港問題所表露的猜疑﹐還會繼續存在。
4) 北京深信美國的取態與方案民主成份無關﹐而純粹是國家利益層面的評估。北京決定對港政策時﹐重點也不全是港人﹐而會有相當比重算計美國。因此香港是否再推出爭議性的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非但要看民情﹐還得看中美關係。

沈旭暉 南風窗 2011年10月

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美國對香港動了哪些心思

就維基解密網站前不久披露美駐港總領館電文一事,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9月26日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警告美勿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為近年來罕見表態。根據維基解密內容,美領館在香港十分活躍,不少香港政情都是其內部通訊內容,香港各界人士也是領館定期訪談對像。究竟美國歷來對香港的政策經過什麼調整,香港對美國而言又有什麼戰略價值?近年美國對香港內政有沒有實質參與,而又有沒有相關資料能被公開?

不同階段的港美關系

一直以來,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普遍低估、甚至忽視過去美國在香港事務上的參與。這個現像,在冷戰初期尤其顯著,其時香港只被看成「中英關系的附屬物」,一般人以為美國對香港的興趣相對微弱,但其實香港對美國是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屬於一個超級大國和一個非國家個體之間的不對稱關系。學者丁偉、丘宏達、鄭永年等人的研究分別指出,雖然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但主權交替對港美關系的影響並不明確,港美關系還是頗為含糊。

美國對香港經濟、政治及安全的關注,可追溯到19世紀。當時美國駐港代表主要負責聯同中國打擊鴉片貿易,以及商議美國在東亞設立港口基地。但正如中國學者金衛星所言:「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香港的重要性,自19世紀起逐漸減弱,一直至20世紀。」到二戰結束後,美國才再一次重視香港的戰略價值,並判斷香港的軍事價值,將被其外交價值取代。自此香港成了西方防止共產主義向南發展的堡壘、美國通往共產中國的踏腳處。美國於1949年在其駐港領事館成立一個信息服務部門,其相關行動定義廣泛,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釘。近日北京駐港官員指美駐港領館的人員數目多得異乎尋常,就可追溯至上述背景。

1960年代起,香港對美國來說,更有了經濟的重要性,其時港美之間的經濟互動大幅增長,美國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顯著。另一方面,香港除了是美國戰略性探索共產中國背景的信息中心,也成了越戰期間美國海軍艦只的後勤基地及休憩娛樂的中心。這時候,美國與香港的關系更難切割,而接待美軍的經驗,成了不少上一代港人的集體回憶。到了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時,由於雙方表面上均不願引入第三國參與,因此美國保持低調,但這不代表它對中英談判的影響和結論漠不關心。相反,美國給予《中英聯合聲明》正面響應之余,多次重申美國在香港的未來持有重大的利害關系,而不少美方人員都暗示一天民主化和人權等問題尚未解決,香港仍然會引起國際爭論。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會於1992年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有效期到2007年。它不是一份條約,而是被美國會議員當作出台「香港經濟及政制發展」年度報告的依據。然而,《政策法》仍然為港美之間的互動,奠定了非常具體並受法律約束的基礎,自此美國在香港回歸後的10年法定期限內,有了公開評價香港狀況的官方平台。

若要從理論框架了解《政策法》,有兩點必須注意。首先,《政策法》重申維持香港擁有《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民權的重要性。從第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起,到最後一份報告,香港民主發展和人權的進度一直被美國監察著。譬如,美前駐港總領事郭明瀚在2005年公開表示:「(香港)人民要求的,是一個考慮到人民利益、負責任和高透明度的法治政府。因此,更大規模的民主能夠促進穩定。」

其次,《政策法》包含了自由現實主義戰略的另一基本特征,即對經濟開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重視,並以此來說服北京維系美國的特殊角色。可以肯定的是,港美雙方在自由貿易框架內的合作互相得益,其雙邊貿易並沒有隨著回歸而減少,反而由1994年的210億美元,增長至1997年的240億美元。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美國在香港回歸後,依然是香港的第三大貿易伙伴。香港乃至北京都樂見每年4月的《政策法報告》能對香港營商環境加以美言。而香港經濟對美國的貢獻,也得到前美國財長薩默斯的直接肯定。但這份肯定,最後還是回到政治議題去的,因為美方認為經濟自由與其它範疇的自由,都是民主的基礎。

美國對香港內政的態度

然而,若假定美國對香港的關注只局限在《政策法》的官方內容,也是不切實際的。根據這法案,美國一般不談超越基本法的香港自治範圍,不談香港民主和內地民主互動,只會淘空一切內涵支持民主:「加快民主進程符合香港最佳利益,美方支持香港透過改革選舉制度及普選加速民主化,並相信一個高度自治及法治的公開社會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必要因素。」但是就香港近年出現的兩次政改方案,美國卻擺出大為不同的姿態,顯示了一定影響力。

話說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泛民主派所否決,美國當時的官方響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一行到美國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與香港民主派一起反對方案,原因包括:李柱銘拜訪美國,被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信息已廣泛傳遞;當時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提出內容分別不算太大的政改方案,這次形勢急轉直下。新任美國駐華大使當年6月訪港,在一個晚宴對此作了指標性發言,居然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又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10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2005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2010年美國大使面對同一方案,卻「對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有信心」。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當時筆者在座,印像特深。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更高調報道「美國支持政改」。

上述落差對香港公眾而言並不明顯,但對居中人而言,足以在政圈內產生震撼,並由此產生了兩個說法。第一個說法相信美國在其中扮演被拉攏角色,運用其影響力協助方案通過。另一個說法則認為北京關注的是維護香港穩定,而美國卻發現激進而不熟悉的民主勢力已在港冒起,一旦方案否決,與他們友好的溫和民主派就可能失去能量。誰是誰非,就得自行判斷了。

以上港美互動不止是密室政治,也帶來了港美關系的根本改變,我們可簡述如下:

經此一役,昔日香港政客直接邀請美國參與香港事務的民間手法大受打擊,香港新一代會視之為禁忌,以往李柱銘一代的國際聯系格局面臨終結,相似個別人士會受到進一步孤立,對此有愛國愛港人士視之為民心回歸的勝利。

從有利香港穩定發展的角度,泛民主派應與外國完全脫鉤,但能否真正做到尚有疑問。而沒有了李柱銘等人與美國的公開聯系,北京如何看待「激進但沒有外國背景的反對黨」和「較溫和但背景可疑的反對黨」,足以對特區政情一錘定音。

昔日個別美國議員關心香港,但未來美涉港政策會由行政、情治機關主導,民意元素越來越弱。外界深信,美國的取態與政改方案民主成分無關,而純粹是國家利益層面的評估。這一點,在北京未來決定對港政策時,必須引起注意。

沈旭暉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
南風窗 2011年10月

假如卡扎菲沒有「從良」

【咫尺地球】利比亞前領袖卡扎菲被殺身亡,死得相當難看,遺體還被示眾。不少評論認為這是正義的彰顯,會對其他獨裁者帶來警惕。但究竟這是警惕,還是帶來反效果?

政績像樣的獨裁者

大概很少人質疑卡扎菲是一名獨裁者,但他的政績,起碼在獨裁者當中,是像樣的。論及他的兩大罪名貪污和殘殺異己,規模均遠不及不少被西方當作上賓的國家元首,例如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納扎爾巴耶夫由哈薩克斯坦獨立開始執政至今,現在積極部署家人接班,國家有大量石油資源,掌握其命脈的自然也是家人。他對境內異見人士極高壓,卻沒有像卡扎菲那樣大搞福利,甚至連提高哈薩克斯坦民族意識也沒有成效,不少學者預言那會成為混亂的溫床。但由於哈薩克斯坦綜合國力強,中、美、俄三大國爭相拉攏,這位獨裁總統在國際社會被稱為「中亞雄鷹」,而不是「中亞狂人」。就是中亞最殘暴、足以和金正日相提並論的土庫曼斯坦前總統尼亞佐夫,在一切人權指數名列榜末,但也沒有被國際社會正視,還得善終。

這些國家獨立時的條件,遠比卡扎菲接手利比亞時好得多。1969年,利比亞國民識字率只有10%,現在已超過90%,而今天利比亞的國民平均壽命高達77歲,營養不良率低於美國,貧民比例低於荷蘭,婦女地位冠絕阿拉伯,而利比亞的免費住屋醫療等福利,起碼在卡扎菲執政前期得到不少支持,甚至有觀察員發現,就是在今天,也有不少西部利比亞人真心擁戴卡扎菲,只是西方媒體不報道而已。

利比亞福利勝歐美

當然,這些觀點、數據和見證大都來自左翼機構,例如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俄羅斯媒體,或戰地女記者Lizzy Phelan,右翼評論員認為這些福利只是形式主義,並強調卡扎菲侵吞數百億國家財產。但不能否認的是,利比亞反對派從來不成氣候,就是在1980年代美國最希望推翻卡扎菲之時,也沒能裏應外合,群眾基礎薄弱,多少也反映卡扎菲治國並非一無是處。

9.11後,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卡扎菲感到唇亡齒寒,大幅度調節外交政策,承諾不發展大殺傷武器,撤回對反西方組織的經濟援助,對利比亞人被指製造的洛比克空難巨額賠償,然後與西方列強進行石油貿易。他希望這些讓步令西方重新接受利比亞,曾露骨地表示利比亞放棄了從前的路,西方理應回報,暗示應得到不被推翻的默契。短期內,這策略似是成功的,英、法、意都把他當貴賓,貝理雅和安德魯王子都和他稱兄道弟。

與西方做生意變腐化

諷刺的是,卡扎菲真正的悲劇,卻是在那時開始。他「從良」之時,執政已三十多年,政府的革命熱情早已消逝,而這時候出現與西方做能源生意的機會,又完全推翻了卡扎菲革命的理論基礎。自此卡扎菲政府迅速腐化,這是他立國以來沒有遇過的危機,不少福利項目開始難以落實,青年人特別感到不滿,他們看到這個政權已變質,但看不到反對派很可能還要墮落。

卡扎菲為了得到西方信任,把打擊蓋達和伊斯蘭激進分子列為主要「政綱」,這卻令從前被他以宗教熱情鼓動起來的人民感到迷惑。而有了反恐這個需要,利比亞官員也就更名正言順地清除異己,因為他們以為這已成了西方接受的公式:即用打擊蓋達,換取西方對各國政權順道剷除異己的默許。殊不知這不但令卡扎菲進一步失去民心,西方也在抽後腿:不少西方釋放的疑似恐怖分子被送回阿富汗、伊拉克後,都輾轉來到利比亞東部建立新根據地,他們也是利比亞革命的要角之一。

獨裁者震撼教育﹕勿信西方

在這情勢下,配合了鄰國茉莉花革命的大氣候,利比亞小衝突瞬間變為內戰,但要是沒有北約空襲,叛軍也不可能獲勝。卡扎菲的軍隊是不可能與北約空軍抗衡的,但其實北約也派了不少地面和情報人員協助叛軍作戰,要是卡扎菲政權還擁有大殺傷武器,北約卻可能投鼠忌器。同一道理,要是卡扎菲保持對國際恐怖組織的財政支援,這些盟友為了理想也好、為了金主也罷,也可能發動恐怖襲擊聲援,而以奧巴馬的政策,是不會冒恐怖襲擊大幅提升的風險來推翻卡扎菲的。

但由於卡扎菲已「從良」,籌碼所剩無幾,到了窮途末路之際,兩年前才被「加冕」為「非洲萬王之王」的他,居然連政治庇護之地也找不到,想他在死前一刻,必然極度後悔。至於他昔日有否和西方國家達成默契,也將成為永遠的秘密。要是卡扎菲能體面下台,其他獨裁者受感召而效法,還說得通。但極愛面子的卡扎菲以最沒有面子的方式與世界道別,過程被直播,對獨裁者而言,他們得到的教訓恐怕不是不要貪污獨裁,而是不要相信西方,最重要裝備自己。

獵巫風起和平不樂觀

至於對利比亞而言,不但卡扎菲死得震撼,連半年前就從卡扎菲政府倒戈到反對派的前內政部長、擔任反對派聯軍總司令的尤尼斯(Abdel Fatah Younes),也在不久前離奇暴斃,全身燒成焦炭,疑為內訌所為,死因據說是和卡扎菲藕斷絲連。似乎利比亞過渡政府已像不少「革命」團體那樣,邁向發掘內奸的獵巫階段,這樣的氣氛,只會製造內戰的土壤,和平前景殊不樂觀。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美港關係之謎(二)﹕《美國─香港政策法》

若要從理論框架了解《美國-香港政策法》,有幾點是必須注意的。首先,《政策法》重申維持香港擁有《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民權的重要性。從第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起,一直到最後一份公佈的報告,香港民主發展和人權的進度一直被美國監察著:「美國對世界各地的人權保護和民主機構的推廣相當重視。美國有責任在香港宣傳民主價值觀念、確保港人治港和支持邁向普選的穩定發展。香港人有著許多與美國民眾相同的價值觀念和關注,也建造了一個基於法治及尊重公民自由的香港社會。」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郭明瀚重申了美國國務院的立場,他表示:「人民要求的,是一個考慮到人民利益、負責任和高透明度的法治政府。因此,更大規模的民主能夠促進穩定」。郭明瀚的立場,與曾接受筆者訪問、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公共事務部主任理查德.史德斯的論點大同小異。

報告中﹐有關人權及民主發展的部份,最能充分表現出美國政府對自由主義的堅持﹐以及突出中國內地與香港在政治體制、規範及價值觀念上的分歧。這些分歧﹐讓美國反而比中國接近香港的核心價值。美國手持了這張「皇牌」,就得到了切入內地同一議題的話語權﹐通過希望中國允許香港保留上述特色,來促進中國同方向的改變。對此﹐華府覺得是順理成章﹐但北京自然是難以接受的。

此外﹐《政策法》包含了自由現實主義戰略的另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對經濟開放自由和資訊自由的重視﹐並以此來說服北京維繫美國的特殊角色。港美雙邊貿易並沒有隨著回歸而減少﹐反而由一九九四年的二百一十億美元﹐增長至一九九七年的二百四十億美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報告,美國在香港回歸後﹐依然是香港的第三大貿易夥伴。這些數字能否證明港美經濟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還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議題,畢竟美國經濟不大可能依賴港美之間的貿易﹔可是,從香港的角度看,美國在香港的投資卻實在重要﹐因此《政策法》若能對香港營商環境加以美言﹐這是香港乃至北京都樂見的。

在這層面﹐美國對香港倒是高度肯定的﹐例其中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指出:香港仍然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系之一,而美國公司繼續對香港商業環境感到樂觀。這包括香港自治和公正的法律制度、資訊的自由流動、低稅收及發達的基礎設施。香港美國商會於二零零四年年終進行調查,其中百分之九十七的受訪會員表示,預測未來三年、每一年的商業環境,將會達到「優」或「滿意」的水平。美國及其他外國公司依然認為,作為中國及亞洲地區指揮地標的香港相當有吸引力。香港經濟對美國的貢獻﹐也得到前美國財長勞倫斯.桑默斯的直接肯定。但這份肯定﹐最後還是回到政治議題去的﹐因為美方認為經濟自由與其他範疇的自由﹐都是民主的基礎:「經濟自由與其他方面的自由之間,沒有存在任何防火牆﹔資訊自由流動,對自由社會、自由市場、強壯的金融體系是不可缺的。資訊自由流動對於香港、中國的繁榮﹐都是十分重要的。」

節錄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1年11月

2011年10月18日星期二

港美關係之謎(一)﹕由維基解密談起

根據《維基解密》﹐美國領事館在香港十分活躍﹐不少香港政情都是其內部通訊內容﹐香港各界人士也是領事館的定期訪談對象﹐對此一些中聯辦駐港官員作出罕有回應﹐批評美國不應介入香港內政。究竟美國歷來對香港的政策經過什麼調整﹐香港對美國而言又有什麼戰略價值﹖

正如筆者曾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發表的英語論文所言﹐一直以來﹐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普遍低估、甚至忽視過去美國在香港事務上的參與。這個現象,在冷戰初期尤其顯著,其時香港只被看成「中英關係的附屬物」,一般人以為美國對香港的興趣相對微弱﹐但其實香港對美國是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屬於一個超級大國和一個非國家個體之間的不對稱關係。學者丁偉、丘宏達、鄭永年等人的研究分別指出,雖然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但主權交替對港美關係的影響並不明確﹐港美關係還是頗為含糊。

美國對香港經濟、政治及安全的關注,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美國駐港代表主要負責聯同中國打擊鴉片貿易﹐以及商議美國在東亞設立港口基地。但正如中國學者金衛星所言:「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香港的重要性,自十九世紀起逐漸減弱,一直至二十世紀。」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才再一次重視香港的戰略價值﹐並判斷香港的軍事價值﹐將被其外交價值取代。自此香港成了西方防止共產主義向南發展的堡壘、美國通往共產中國的踏腳處﹐而金衛星、王為民等中國學者甚至認為,在某些方面,香港成了一個推翻共產中國的重要基地。為了維持美國在香港的影響力,美國於一九四九年在其駐港領事館成立一個資訊服務部門﹐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宣傳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念﹐其相關行動定義廣泛﹐一直成了北京的眼中釘。近日北京駐港官員指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數目多得異乎尋常﹐就可追溯至上述背景。

六十年代起,香港對美國來說,更有了經濟的重要性﹐其時港美之間的經濟互動大幅增長,美國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顯著。另一方面,香港除了是美國戰略性探索共產中國背景的資訊中心,也成了越戰期間美國海軍艦隻的後勤基地及休憩娛樂的中心。這時候﹐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更難切割﹐而接待美軍的經驗﹐成了不少上一代港人的集體回憶。到了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由於雙方表面上均不願引入第三國家參與,因此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一直保持低調。但是美國的低調,並不代表它對中英談判的影響和結論漠不關心。相反地,美國給予《中英聯合聲明》正面回應之余,多次重申美國在香港的未來持有重大的利害關係﹐而不少美方人員都暗示一天民主化和人權等問題尚未解決,香港仍然會引起國際爭論。

六四事件後﹐在上述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它不是一份條約,而是被美國國會議員當作為香港經濟及政制發展的常年報告。然而,《政策法》仍然為港美之間的互動﹐奠定了非常具體並受法律約束的基礎,自此美國在香港回歸後十年﹐有了公開評價香港狀況的官方平臺。

節錄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1年11月

2011年10月17日星期一

諾貝爾和平獎(下)--也門女權與沙特女權

【咫尺地球】本屆諾貝爾和平獎的其中一名得主是也門記者卡曼,她的主要成就是在茉莉花革命舉辦了一些集會,並建立了NGO「無枷鎖女記者」爭取女權。她獲獎被不少評論視為冷門,一來她始終算不上茉莉花革命的最具代表性角色,二來也門在茉莉花革命的進度拖泥帶水,三來與另外兩名利比里亞得獎者相比,她的經歷完全不同。相信諾貝爾委員會選擇她,除了要傳遞支持茉莉花革命的信息,也是不讓利比里亞成為單一焦點、或避免被聚焦於對本屆利比里亞大選的即時影響,才以女權之名,把卡曼也算進去。

傳遞挺茉莉花革命信息

伊斯蘭世界的女權問題自然值得關注,但如筆者上周所言,利比里亞的案例值得單獨肯定,伊斯蘭女權更應該由另一年來專門負責,至於獲獎者,似乎也有比這位也門女記者更有象徵意義的人。在阿拉伯世界,也門現政權畢竟算不上對女性最高壓的一個,狀况最嚴峻的理應是被西方視為「基本教義派」的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特阿拉伯。根據去年頒獎予劉曉波的理據,雖然沙特沒有產生革命,但諾貝爾獎也應該考慮頒發獎項予沙特婦權分子的,一來她們在極權國度搞女權運動得承受更大的風險,二來一旦她們的工作能改變社會規則,那會根本挑戰伊斯蘭對婦女的態度,潛在影響比一個也門的得主來得大。

沙特女權英雌更具象徵

在沙特阿拉伯,並非沒有合適人選值得獲獎,例如的沙特婦權保衛聯會創辦人、曾於美國居住的Wajeha al-Huwaider。Wajeha al-Huwaider有「沙特Rosa Parks」之稱,Rosa Parks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標誌性黑人婦女領袖,在當時實行種族隔離的南方拒絕在巴士讓座予白人而成名,而這位沙特婦女也因為在沙特駕駛汽車而成為國際新聞,因為沙特婦女駕駛是犯法的。

另一個選擇是曾入選《時代》周刊「世界最有影響力100人」、作為首名在國內公開發表演說女性的沙特商界女強人Lubna Olayan﹕身為婦女而在沙特商界冒起已是異數,而她更進一步,擔任不少慈善團體的董事,希望用自身已提升的社會地位改變整個阿拉伯世界。還有成立人權組織、主張爭取沙特婦女「失去的權利」的Kholoud Al-Fahad,她擅長通過互聯網鼓吹變革,關注點不止是法律的男女不平等,也包括其他國內「傳統文化」,例如男性經常休妻、強姦不被處理等。

以上這些人加起來,足以對沙特這個全球最保守的國家產生震盪。談起茉莉花革命時,我們經常被埃及、突尼西亞等成功案例吸引,事實上,真正的社會改變是否能出現在這些國家還是未知數,但改變也在其他革命沒有成功的鄰國蔓延開來,很擔心被衝擊的沙特就是其一。不久前,沙特國王宣布給予婦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投票選出的代表實權有限,而改革也要在四年後的下屆選舉才實行,但已被視為「劃時代改革」,因為這意味着神學家的妥協。而任何沙特作出的妥協都是極具指標性的,說到底,沙特國王最喜愛的頭銜是「伊斯蘭兩聖地守護者」,這頭銜昔日是伊斯蘭帝國的哈里發才能持有的。

美盟友缺席劉曉波頒獎禮

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伊朗女律師Shirin Ebadi,她是史上首名獲獎的女穆斯林,但也沒有能力改變伊朗政權和社會,得獎象徵意義大於實際,而論這意義,則沙特的傳訊價值更大。只是,沙特是美國要堅決保護、「維穩」的重點盟友,對諾貝爾獎戒心甚大,去年中國游說各國代表缺席劉曉波的頒獎禮,沙特是極少數缺席的美國盟友之一,雖然它要靠美國保護,但一直不滿西方干涉阿拉伯內政。這些政治原因是否諾貝爾獎考慮範圍以內,就不得而知了。

2011年10月14日星期五

從殖民時代的港英「十字外交」前瞻未來(一)﹕港督般含與寶靈

香港今天享有的涉外關係﹐自然以中國為本位﹐而昔日英國賦予香港的同一身份﹐則自然為英國外交服務。在香港開埠初年的19世紀﹐國際秩序以海權主導﹐香港的定位對英國十分重要﹐而當時的香港國際身份﹐基本上由兩條英國銳意發展的航線交叉構成﹐我們可稱之為「十字外交」﹐值得今天的特區政府重溫。

首先是東西線。當時英國在遠東、近東的勢力範圍﹐由中國山東威海衛算起(當地清末淪為英國租港)﹐輾轉到達埃及的蘇彝士運河(埃及在19世紀中葉成為英國實質保護國)﹐途徑連串英國佔領的良港﹐包括新加坡、科倫坡(今日斯里蘭卡首都)、亞丁港(位於今日也門)等﹐香港的位置是不可繞過的中途站。基於上述背景﹐香港開埠初年的港督﹐多以「東西線中途站」的整體概念管理香港﹐經常想著如何利用香港的位置與其他港口配合﹐他們雖然名義上不過是一港之督﹐但實際的影響力遠不止於此﹐也許叫作「英國東西航督」更為貼切。

以香港第三任港督般含爵士為例﹐他曾代表英國出使太平天國﹐製訂了西方從中取利的外交藍圖﹐堪稱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人物。而在港英的角度﹐是否支持太平天國﹐也涉及港口腹地的發展問題。

而第四任港督寶靈爵士除了到訪太平天國﹐更曾以「港督兼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的身份作為英國特使﹐到泰國與蒙固國王週旋﹐最終簽訂了逼泰國開關的《寶靈條約》﹐可見當年港督的地位﹐較20世紀的尤德、衛弈信為高。英國派港督到泰國扣關﹐正是十字外交的一環﹐主要是為了抗衡佔領印度支那的法國。而為了增加「說服力」﹐它在19世紀中葉開始﹐不斷增強香港、新加坡和可倫坡之間的海上防衛線﹐所以「港督」當時的軍事身份是有實質內容的﹐往來香港的英國軍艦並非真正要打仗﹐更主要是為了恐嚇遠近東各國﹐乃砲艦外交的一部份。寶靈向泰王扣關﹐也是為了包括香港在內的英屬遠東港口(主要是新加坡和馬六甲)﹐尋找一個共同腹地。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1年10月 (節錄)

2011年10月10日星期一

諾貝爾和平獎(上)﹕利比里亞應與也門相提並論嗎﹖

【咫尺地球】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由三名女性共同獲得,分別是利比里亞總統瑟利夫、其同胞古博韋,和也門女記者卡曼。這個組合明顯要肯定女性在促進社會進步扮演的角色,以及提醒世人關注第三世界婦女權益。然而,這樣的信息未免太籠統,始終難以把三人相提並論。單是那兩位利比里亞女得主,原來份量已很夠,加上也門那位,反而令原有信息混淆。

也門得主反令信息混淆

利比里亞和也門的婦權狀况,屬於完全不同的案例。利比里亞經歷長期內戰,過程極其殘酷,大量婦女被強姦、兒童被捉去當童兵,參與其中的軍閥多屬一級暴君。古博韋的工作,正是協助童兵重過正常生活,以及讓倖存婦女掃除戰時陰影,從而引起國際關注,間接加速了內戰的終結。類似案例在非洲其他國家的內戰也有出現,例如十年前爆發「第一次非洲大戰」戰場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曾被強姦的婦女高達數十萬,那裏同樣出現被洗腦的童兵,遺禍至今未消。

至於也門等阿拉伯國家,主要是宗教、社會等原因,令婦女長期不能與男性平起平坐,個人權利與自由遠不及男性,但起碼在保護婦女不受性侵犯這方面,這些國家的門面功夫是注重的。這不是說也門女記者不值得獲獎,只是另案處理似乎更合適。

利比里亞彰顯西非合作成果

再說利比里亞內戰期間,西方各國早就群起譴責暴行,雖然阻止不了人道慘劇不斷出現,但對當地女性支持義無反顧,兩者是實則同盟關係。長期在美國工作的經濟專家瑟利夫固然和西方關係密切,古博韋也是憑一齣紀錄片在西方揚名,早得到不少國際人權獎項。她倆在利比里亞做出成績,代表了西方和非洲進步力量的合作,以及普世價值的成功弘揚。

但也門等阿拉伯案例卻恰恰相反,在茉莉花革命被推翻的均為西方盟友,也門前總統薩拉耶更是美國反恐重要伙伴。而也門其實是最早爆發示威的國家之一,但西方毫不在意,直到今天,美國還在努力物色可靠而保守的新代言人,以免蓋達漁人得利。即使近月西方不得不調整立場,它們還是努力避免過分觸及當地傳統禁忌,例如女性的角色,以免激怒傾向激進伊斯蘭的當地人。假如說那兩名利比里亞得主肯定了婦女地位被國際認同,也門的案例卻顯示了婦權並沒有被當作普世價值;前者獲獎肯定了西方的角色,後者卻揭露了西方的虛偽。其實兩者並不一定有衝突,但是當她們同一年分享一個獎項,信息就十分夾雜。

美免觸及也門傳統 惹怒激進派

事實上,利比里亞內戰作為一個議題,本身就值得一個完整的和平獎來喚醒世界關注。這個西非小國是現代非洲首個獨立的共和國,由美國返回非洲的前黑奴在近200年前建立,原來說是一切仿照美國民主制度,卻爆發了20世紀最慘烈的內戰,全國人口不到400萬,兩場內戰卻死去近40萬人,加上童兵、集體強姦、血鑽、軍火商幕後操控等諸般元素,令它足以作為警惕世人的教材。瑟利夫和古博韋能從這樣的爛攤子帶領國家復蘇,乃至出現經濟小奇蹟,無論她們是否女性,無論國內還有多少問題未解決,這本身就具有很正面的象徵意義,而且對同質性近的非洲其他案例也有鼓舞作用,例如古博韋的故事以及圍繞她的紀錄片,早就成為蘇丹、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家的樣板教材。從前的和平獎曾單獨頒發予一些代表單一議題的得主,例如代表危地馬拉原住民的門楚,那次讓普世議題(女權)和地方議題(危地馬拉原住民)同時得到傳訊,信息比這次清晰。至於今次為什麼定要加上也門女記者,下回再談。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10月3日星期一

天宮一號與「新星球大戰」

【咫尺地球】中國成功發射無人駕駛飛行器「天宮一號」到太空,引起西方關注,被看成是「大國崛起」新一步。然而單在技術層面而言,中國要追趕美國,在可見將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太空計劃也好、航空母艦也好,目前只是為了確保取得高端競賽的入場券,以探索在過程中能否研發另闢蹊徑的新項目,同時為中國民族主義、軟實力服務,而不是真的以技術上「超俄趕美」為目標。

不過西方輿論大都持相反觀點,認為中國會是新太空競賽主角,並認為西方應該重新投放資源開發太空,以免落在人後。這樣的輿論,教人想起美國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所謂「星球大戰」,正名是「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戰略防禦計劃」(SDI),時為1983年,出身荷李活的列根聲稱要在外太空攻擊敵方導彈,配合電影帶來的星戰熱,計劃因而命名。

美重整太空戰略抗中國「航天崛起」

有趣的是現在的冷戰解密文件顯示,列根宣布啟動這計劃時,美國根本未有相關技術和資金去實行,他的決策過程也繞過眾多部門,就是不能算是騙局,也明顯充滿水分。但「星球大戰」卻被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是列根的最大功績,因為蘇聯對此高度重視,一方面投放了不少資源抗衡,令國內經濟百上加斤,另一方面又不斷在美蘇峰會提出「太空無核化」,失去了戰略主動權,加速了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間接也加速了蘇聯崩潰。這說法自然有所誇大,不少是列根和老布殊圈子的自我宣傳,但是蘇聯對此付出了代價,也是事實。

鑒古知今,回看近年關於「新太空競賽」的報道,當覺得似曾相識。根據同一冷戰思維,中國航天技術取得進展後,美國立刻重整了太空軍事架構,例如國防部剛成立了一個新部門「太空防禦局」,負責研究太空軍事作戰攻略,並協調不同軍種的太空作戰司令部;月前又發表了「十年國家太空安全戰略」,制訂長遠太空安全綱領,包括如何與盟國協調、太空和地面武器如何互動等。這些計劃看來自然十分高端,但科幻成分甚高,是到了實際操作,究竟有多少內容會成為事實,難說。

近年美國經濟不景,政府千方百計裁減赤字,奧巴馬已放棄了載人重返月球、探索火星等計劃,而美國若真的要大量投放資源發展太空,不但國內其他經費會受影響,就是其他軍事單位也不一定支持。以上架構重整,「星戰」意味甚濃,假如中國憤青為此雀躍,以為真的要打太空戰,才是正中美國下懷。

需中央機制統籌各國開發太空

那中國太空政策可以怎樣?事實上,太空競賽耗用資源極多,透明度不高,無論對任何國家,都不是理想的競爭平台。唯有各國都把太空視作人類共同資源,才更符合各國成本效益,也符合全人類的成本效益。問題是要達到這一步,需要有一個各國認同的機制,禁止任何國家單獨開發太空,並由這機制統籌各國科學家共同參與太空研發,資金由各國攤分。

對此,不用說其他,美國太空總署就會率先反對,而目前聯合國那個「外層空間事務辦公室」(UNOOSA)理論上也是為協調太空開發而設立的,一些相關國際條約也出現了數十年,但明顯形式重於實際。假如中國能利用目前剛參與太空發展的聲勢,爭取其他國家支持對美國施壓,在未來數十年,逐步設立超越國家層面(supra-national)的機制,讓這機制中央統籌人類開發太空的相關事宜,無論為人還是為己,才是一勞永逸的對策。

2011年9月26日星期一

曾氏911﹕911十周年的「本土抽水運動」

【咫尺地球】911十周年是不少媒體的焦點,也為公眾人物提供了回顧與反思的平台。但正因為911家傳戶曉,而不少人對恐怖主義研究缺乏深入認知,以致這題目容易被借題發揮,成了香港的「本土特色」。
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自特首曾蔭權先生。他在社交網站表示,他個人從911十周年得到的「訓誡」,就是「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會滋長仇恨與罪惡」,然後深切體會到能夠在香港這樣一個「和平、包容和多元」的社會生活是多麼寶貴和幸運,再祈願香港市民以至全世界的人,「多了解和體諒別人,從而達至和諧共處」,就是對911死難者的最好致敬。

推論無限上綱 值得擔心

抽空而言,以上說話並無錯誤,曾先生對國際議題關注也值得肯定。問題是特首講述911恐怖襲擊的話,和政府中人談及近年社會抗爭手法的「訓誡」如出一轍,也和早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批評八十後「關起門來做皇帝」、不接受其他人意見、發展下去可能出現美國槍擊案等「訓誡」如出一轍。這推論假如無限上綱,值得擔心。筆者有不少在政府、警隊工作的朋友,真心相信911策劃者和香港示威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因為「他們都是通過剝奪其他人權利來弘揚自己相信的理念」,從而推論任何形式的激進抗爭,都有成為恐怖主義的傾向。愛國媒體近月把香港示威者和美國3K黨類比,正是以上思維的產品。

反觀在國際社會,就算政府多麼討厭類似抗爭,也不會如此傳達信息。雖然恐怖主義定義多達數百,但無論哪個學派,都會明白兩者有根本分別,並多有下列共識﹕恐怖分子是通過製造集體的心理恐慌來傳訊,作為其組織或網絡的政治行動宣言;他們不時選擇與官方、政府職務無關的對象,特別是與其「理念」沒有直接關係的平民,來加強恐怖效果。把「不和諧」這個主觀感覺,和「公眾恐慌」這項恐怖主義定義等量齊觀,只是香港政府的習慣,絕非國際社會慣例,正如好些海外議員有公開打架的往績、NGO示威會有零星流血,他們會被批評破壞和諧、可以被法律制裁,但成熟的公民社會,絕不會輕易賦予他們恐怖分子的標籤。

或認為曾蔭權同情拉登

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一周年,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說,911促使「我們矢志建立一個安全、和平、自由、開放和多元化的社會」。他把「安全」和「自由」並列,來消除不少人對顧此失彼的憂慮,比十年後把「包容」取代「自由」的曾蔭權得體。至於香港究竟有多包容、有多多元,梁啟智日前的文章已有所介紹(9月24日觀點版《梁啟智﹕多元豈能當空話》)。

更有趣的是,假如我們把曾蔭權的說話翻譯成外語,給阿拉伯世界閱讀,他們很可能會認為曾蔭權反而是同情拉登的,因為不少穆斯林認為911的成因,正是美國充滿「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拒絕以「包容和多元」的態度在國內外體制接納穆斯林為重要成員,沒有盡力令穆斯林和以色列「和諧共處」,才導致911這「激進抗爭」出現,所以拉登作為虔誠穆斯林,行為有其英雄成分。筆者同情穆斯林的處境,卻必須指出以上觀點,正是混淆「恐怖襲擊」和「激進抗爭」的典型。這和「曾氏911恐怖觀」的差別,不過是前者希望合理化恐怖襲擊、後者則希望妖魔化激進抗爭,而兩者都在做同一事情,就是偷換概念,與及「抽水」。

混淆恐怖襲擊與激進抗爭

別以為當「抽水」成了香港文化,水即可以隨便抽。也許是受曾蔭權感召,在911十周年當日,一位地區工作者也發表感懷。這位地區工作者的對手是來自民主黨的現任區議員,剛好在911十周年當天大婚,他覺得很恐怖、很疑惑、很憂慮,於是在網誌對支持者發出警告﹕「911是一個傷感的日子,理應不要搞什麼喜慶事情!911搞慶祝的只有亞蓋達組織。但是徐議員就千挑萬選也挑了911作為人生的大日子,而且往後還要每年都要慶祝的紀念日,真是很難不讓人將他與亞蓋達組織聯繫上。恐怖分子是最難以應付,也最奸絞(狡)的!」

一般受教育的人,自會對以上邏輯一笑置之。但這不代表這位地區工作者對提醒鄰里反恐的熱情,不是發自肺腑,起碼他的支持者會認真看待,假如他們確實相信民主黨是蓋達支部、對之寄託予反恐式仇恨,這只會像曾蔭權所言,讓「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會滋長仇恨與罪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特首牽頭,滿腔熱情的社會服務者怎會上行下效?要防止以上風氣蔓延,筆者認為無論是曾蔭權還是地區工作者,都應該修讀大專院校的國際關係課程,當中自以研究國際恐怖主義學者任教之課程為宜。這樣的抽水,才是王道。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9月11日星期日

911﹕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捩點?

【咫尺地球】關於911周年回顧、美國反恐成效,本欄這些年來已寫了不少,今天是911十周年,我們不妨問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假如2001年沒有發生911事件,美國的世界地位會有什麼不同?

「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在911前十年(1991-2001),西方主流學者多以為世界已邁入單極時代,美國不但在綜合國力遙遙領先,它奉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也被認為是最優越,其他國家只能效法,是以有「歷史終結論」,甚至研究大國興衰的權威歷史學者Paul Kennedy,也相信美國的衰落尚遙遙無期。

911前,美國挾冷戰終結的餘威,得到自由民主理念的國際代言身分,能以「國情不同」為由,對不同政權採取不同策略,作為影響各國的槓桿。但布殊以反恐為國策後,美國逐漸把國家安全凌駕於自由民主理念之上(起碼國內外不少人這樣看),不但令「人權」與「穩定」這兩難撕裂社會,也失去了美國對理念話語權的壟斷。沒有911,美國可以說支持友好獨裁政權是鼓勵「循序漸進」﹔有了911,美國以國家安全理順上述關係,則變相放棄了自己的「理念霸權」。以茉莉花革命為例,這些中東、北非獨裁國家在911後成為美國反恐盟友,連卡扎菲也發現只要打擊激進伊斯蘭實力,政權就得到「合法性」,結果它們的管治愈來愈高壓、腐敗,「美國牌」反而間接令其被推翻,受民眾認同的新一代卻多不認同西方,因為美國在過去十年,已失去民主的道德高地。

美失民主道德高地

假如布殊不是以「布殊主義」的單邊方式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而是讓聯合國牽頭,甚或邀請穆斯林將軍統領聯軍,反恐戰爭也許還能像海灣戰爭那樣,局限為個別事件,「文明衝突」的元素也可以被減低。但布殊的作風卻開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也製造了新的恐襲危機,正如《Foreign Affairs》月前一篇文章分析,蓋達地方支部在不同地方發動襲擊的能量只會比911前強了、而不是弱了。伊斯蘭世界反彈的重要性,在於讓美國失去了「普世價值」的話語權,被不少第三世界視為只捍衛耶教文明;此消彼長下,不少原來相信「歷史終結」的國家也反悔起來,發現原來可以不再參與美式全球化經濟體系,紛紛另尋選擇。911後,中國大舉進入非洲、中東發展的機遇,部分也是這樣形成。

說到中國,從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可見,假如沒有911,中美關係的類似衝突可能會不斷出現,布殊剛當選時也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放棄了從前的戰略性伙伴標籤。雖然美國官方立場是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裏去、也差不到哪裏去」,Joseph Nye也許不承認911改變了中美關係,但私下交談中,美國右翼學者會坦承美國的體制需要明確敵人,沒有了911,美國的主要矛盾有可能變成中國。當然,美國不會像憤青想像的那樣,全方位打壓一個國家,但只要華府在過去十年逼中國把資源放在軍備競賽,積極推動第三世界的私有化改革、讓美資公司接受成果,以免讓中國等新興大國有可乘之機,則單極狀態可望再延長,中國也不一定有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正如內地國際關係學者王緝思分析,奧巴馬正把建構新的國際秩序提升至國家利益的高度﹔假如這方針早十年出現,首當其衝的,只會是中國。

中國十年休養機會

布殊在911後通過塑造中國以外的其他外部敵人,鞏固自己陣營的支持,以為這符合美國面對挑戰的一貫回應模式。殊不知這敵人是虛無縹緲的非國家個體,消滅不了,卻變相令其他國家取回發展空間。像俄羅斯承機重新集權,歐洲在反恐過程中、特別是伊拉克戰爭期間,不斷顯示與美國的差異取回主動,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支援了美國反恐,卻逐步脫離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發展模式的掌握。當美國在911後債台高築,美國已不能像在1990年代那樣,通過「建議」第三世界搞自由化改革取利,俄羅斯等國也不會像1990年代那樣大舉拍賣國有資產,惟有不斷兜售國債,這卻讓其他國家的底氣愈來愈足﹔不斷的「量化寬鬆」,也令美元的認受性愈來愈低。

說到經濟,美國反恐開支驚人,兩場戰爭是國庫極沉重的負擔,還有更多開支花在當地維穩、以及前線人員福利,結果民主黨政府辛辛苦苦弄來的國庫盈餘,又變回超級赤字。金融風暴在過去十年再三出現,除了有結構性原因,與美國不斷通過減息「刺激」戰後經濟造成泡沫爆破也不無關係,這點美國華裔學者汪錚的文章「如果沒有911」有較詳細的解釋。假如美國毋須應付這開支,雖不能杜絕金融危機,卻可能在「世界再無大戰」的假定下,加速把資源投向國內福利或環保議題,而911原是處理這類議題的良機,假如類似方案當時推出,也許不會像奧巴馬的醫保那樣激化新對立。再者假如美國能以反恐的力度,及早正視金融界種種違規行為,起碼可以把「反戰」和「反金融霸權」這兩大論述分割。

新保守主義死而不僵

克林頓在冷戰結束後走「第三條道路」,一度把總統定位在超然位置,原已令國內的兩極被邊緣化。布殊上台時,美國人尚不太清楚他決心推行新保守主義政策,而沒有911的機遇,布殊政府先天認受不足,也難製造一場意識形態革命。可惜911後,美國的自由主義vs.保守主義對立被空前強化,左翼愈來愈反戰、仇富,右翼愈來愈反智、仇外。雖然新保守主義氣勢近年大為削弱,但其鐵杆支持者死而不僵,更對筆者笑稱是「喪屍」隨時復活,同一陣營衍生的「茶黨」更已偏離正常社會的民智,不能想象這些人在1990年代能有勇氣走出來。

當然,這些都不是911策劃者的部署,也不是歷史的必然,曾任布殊撰稿人的David Frum就曾玩票地撰文,分析若處理911的是民主黨的戈爾,歷史會有什麼不同;對這問題筆者另有看法,有機會再述。但畢竟現實沒有如果,假如在911十周年,美國還沉醉於擊斃拉登的「勝利」,未免見樹不見林。其實美國反恐的唯一成就,就是再沒有針對本土的恐怖襲擊成功出現,僅此而已。當然,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強國,但單極世界已不再成秩序,由是觀之,若說美國霸權由盛極而衰的轉捩點是2001年9月11日,似亦不為過。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9月5日星期一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明報專訊】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鈎,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鈎,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 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咗」,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 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

2011年8月29日星期一

卡扎菲下台的法國陽謀﹕法駐北非外交官訪談

【咫尺地球】卡扎菲下台前後,筆者剛好在利比亞的北非鄰國突尼斯,經法國駐港領事館協助,與當地法國大使館的外交官進行了訪談,以探討法國的相關角色,而這是習慣了美國主導一切的我們較少接觸的。由於訪談以個人身分進行,外交官叮囑隱去對方名字,在此僅分析其代表的法國外交界觀點。

這次利比亞變天,法國表現十分積極,不但是首個承認反對派東部政權的大國,也是力主聯合國設立禁飛區,並以此為名空襲卡扎菲據點的始作俑者,美國不過附其驥尾。法國外交官稱,由支持獨裁政權到推翻獨裁政權,這是法國國策的大逆轉,轉捩點正是茉莉花革命第一波﹕突尼斯總統本阿里的下台。

突尼斯革命成法國立場轉捩點

他再三強調,本阿里「並非法國總統的私人朋友」,只因他好歹是經選舉程序產生的獨裁者,法國才與他長期合作,而昔日巴黎上下都以為當地人民需要這樣的強人,也唯有這樣的強人才更能保障法國利益。直到本阿里被推翻,法國才明白舊模式再不能穩定局面,立刻改為下注各國反對派,以求證明自己「站在人民的一邊」。換言之,外交官表示法國是為了「洗心革面」才積極推動利比亞變天,而同時,法國也改變支持科特迪瓦獨裁者的前國策,改為傾向選舉上台的新領袖。其實冷戰剛結束時,法國前總統希拉克也曾發表類似聲明,說前法國殖民地的獨裁政權必須回應民主呼聲,不過當這些獨裁者紛紛通過民主程序繼續執政,巴黎就當完成了民主儀式。

法國外交歷來追求獨立自主,和英國不同,討厭成為美國附庸,這次高調出兵利比亞、明擺着要成為北非造王者,據外交官所言,獲得了法國國內外交界和主流民意肯定。這背後當然有總統薩爾科齊爭取連任的盤算,但就是沒這考慮,法國也會為了鞏固在北非的特殊利益而有所動作。

助變天有利地中海地緣政治

在北非,法國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大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等前法國殖民地至今依然以法語為官方語言;不少國民擁有法國護照,大城市的面貌和法國南部差不多,也有法國人效法殖民時代,遷居過來生活;不少法資公司更以北非為大本營,心態一如海外華僑往內地投資設廠。利比亞雖屬前意大利殖民地,但意大利戰敗後,法國曾管理利比亞部分地區10年,也把這個法國對岸的國家納入了勢力範圍。在歐盟內部,德國希望融合東歐,法國則力主與地中海南部的北非國家整合,建立「地中海聯盟」,但卡扎菲稱這為「法蘭西新殖民主義」,利比亞只加入為觀察員,成了區內唯一例外,因此推動利比亞變天,也符合法國的地緣政治目標。對於內地評論說法國是為了石油,外交官認為這十分膚淺,因為即使卡扎菲也和法國簽署了不少合作協議,「要是單為石油,我們早就得到我們想得到的了」。

關鍵人物:公共知識分子利維

值得注意的是,促成法國為利比亞反對派背書的關鍵人物,並非任何一個外交官,而是沒有任何官銜的公共知識分子利維(Bernard-Henri Levy),令這次法國的行為,也有了意識形態的色彩(談及這現象時,被越俎代庖的外交官面容頗為尷尬)。利維是學者兼記者,在法國政界廣有影響力,能直接面見歷屆總統,在薩爾科齊政府有類似國師的待遇。外交官坦承,利比亞變天前,法國與利比亞反對派幾乎沒有聯繫,「而我不知道反對派是誰」,首個走到班加西了解情况的要人,就是利維。利維歷來主張法國干涉人道主義災難,這是他本人的核心價值,他會見利比亞反對派後,一如所料,對薩爾科齊說「他們都是好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薩爾科齊就是信了。不久,利比亞反對派組團拜訪巴黎,外長有事外出,薩爾科齊乾脆讓利維陪同接見,那會面敲定了法國承認反對派的方針,利維在這案例的影響力,比外長更大。

與卡扎菲的親密已成過去

現在卡扎菲政權倒台,利比亞新政府各派都要爭取法國支持,薩爾科齊的豪賭暫時算是成功了。至於卡扎菲,這位外交官認為假如他及早服輸,「我們會容許他安靜在祖國渡過餘生」,不過要在位40年的獨裁者自願放棄權力,「他自己做不到而已」。外交官也透露,法國預備讓一些卡扎菲政府代表人物加入新政府,「畢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過去40年的執政勢力」,不過代表人物不可能是卡扎菲家族成員罷了。以往法國有收留親法倒台獨裁者的傳統,包括了吃人肉的暴君中非皇帝,但月前拒絕給予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政治庇護,對此外交官解釋,要是利比亞新政府接受卡扎菲出國,法國也不介意多收留一人,問題是現在人家通緝他,「法國就不能干涉了」。說回來,過去數年,外交界有不少小道消息講述卡扎菲與法國權貴的特殊關係,卡扎菲一度視薩爾科齊為伙伴,後者也公開說卡扎菲是「可以交往的朋友」,二人甚至曾在法國森林一塊打獵,狀甚親密。但隨着卡扎菲下台,法國利益又得以延續,以往種種密室瓜葛,自然「完全是垃圾」。這就是國際關係。

沈旭暉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1年8月22日星期一

港大眾裏尋他﹕衛奕信坐在哪裏?

【咫尺地球】香港大學舉行建校百周年紀念慶典,邀請了副總理李克強當主禮嘉賓。不談港大當日的安排,單看李克強的演說,效果原是不俗的。但當天其實還有另一位主禮嘉賓﹕前港督衛奕信勛爵,從他在典禮的待遇, 我們卻不得不若有所思。

衛奕信是前港督當中貨真價實的中國通,不但曾在北京工作、在香港大學學習普通話,還持有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現代歷史博士學位,以1924-1928年的英國與國民黨關係為博士論文題目。假如他沒有從政,在學術界也會獲充分肯定,例如他早在1970年代擔任最具國際認受的以中國研究為對象的學術期刊《China Quarterly》主編,這是學界可遇不可求的榮譽。

在英國精英圈子中,衛奕信形象軟弱,因為他較能從中國角度思考問題,主張盡力與中方溝通,結果被鷹派排擠,被同僚揶揄向北京叩頭。在他擔任港督期間,不少實權握於布政司霍德手中,後者與英國軍方及其他相關機構關係密切,加上馬卓安對他不信任,中方也不可能充分合作,令他成為內外交迫的跛腳鴨。後來換了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把衛奕信的政策全盤更改,香港過渡期的中英爭拗倍增,那時候,中方不少人都懷念他。

根據香港大學的官方新聞稿,這次的百周年慶祝典禮「由港大校監曾蔭權博士主持,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及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衛奕信勳爵將親臨港大,擔任典禮的主禮嘉賓,並發表演說」。但觀乎當天台上嘉賓席的安排,只能看見李克強端坐正中,而眾裏尋他,卻極難找到衛奕信。

按大學傳統,典禮居中的必屬主家席。假如這是畢業禮,那椅子是屬於有法定身分的大學校監,即曾蔭權,從來沒有條例規定,任何比曾蔭權級別高的國家領導人出現,會自動成為「太上校監」。李克強是國家重要領導人,當天卻是客人,這主客之分,對訓練嚴謹的公關來說,不可能不清楚。

主客不分 李克強成「太上校監」

後來港大發言人表示,當天並非畢業禮,所以校監椅就不再/不止是校監椅,正如香港大學不再/不止是香港大學,就可以給嘉賓坐。姑且不談嘉賓應否端坐正中,以上解釋,更不合禮﹕既然李克強和衛奕信兩人是僅有的主禮嘉賓,被港大官方並列,根據一般程序,二人座位必然連在一起,就是略有主次之分,也不應相距萬丈。但觀乎當天照片,李克強端坐正中,身旁是正副校監,第一行有校長等高層,而衛奕信的座位,被放在第二行最左邊的角落。在一般聚焦中央的群照,例如新華社發放的標準照,絕對找不到衛奕信的身影。

同樣堪玩味的是衛奕信當天的官方身分是「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完全不提他是前港督。這本來沒有什麼,但根據一般大學做法,嘉賓曾擔任的重要行政職位,多會被同時列舉。衛奕信在2006年獲頒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時,他的官方身分也是「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曾任香港總督」。

刻意安排 不與前港督平起平坐

上述安排要傳遞的信息十分明顯﹕按李克強的「級別」,不應與衛奕信平起平坐。這樣的安排,完全違背學術傳統,或起碼是國際級大學的傳統。學術典禮的參加者身穿禮服,不是純粹的形式主義,這除了表示莊重,也表示典禮只論學術身分,有自己的秩序,象徵大學捍衛核心價值、排拒政治影響。無論是誰,在典禮內,都應按學術身分在合適的位置出現,適人適所。在大學protocol,沒有一個級別是「國家領導人」。

例如在牛津大學,校監是彭定康,要是首相在典禮出現,他的身分要麼是家長,那就應和其他家長一起坐在台下;要麼是獲頒名譽學位,那就應和其他獲頒名譽學位的嘉賓坐在一起;要麼是主禮嘉賓,那就應在主家陪同下,和其他主禮嘉賓坐在一起;除非政府修例,規定首相兼任太上校監,那才可單獨居中。

獲頒名譽學位的人、共同主禮的人,就算一個是總統、一個是小販,在典禮都應平起平坐;假如首相修讀課程,他也要與九十後一起做group presentation。假如校方認為李克強和衛奕信不屬同級別,就不應邀請他們同時主禮;邀請了;就不可能把他們按現實政治的級別處理。這是公關,或起碼是符合國際慣例的公關的基本常識。

國際大學欠公關常識 學者難受

這些問題也許十分枝節,不為一般人所關心,在愛國人士眼中,又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在生事。但對一般學者而言,這是十分難受的。大學與政府的聯繫是客觀現實,邀請國家領導人主禮的做法古今中外皆有,但須知大學同時是捍衛社會核心價值的最後壁壘,必須保留自己的堅持,這才是社會對一所「在中國國土上的國際大學」的盼望。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當小布殊在耶魯300周年典禮遇上示威

【咫尺地球】香港大學舉行建校100周年慶典,請得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擔任主禮嘉賓,同日港大學生嘗試在場外示威不果,被禁錮梯間1小時。這教筆者想起一段往事。

2001年是美國耶魯大學建校300周年,邀請了當時剛當選總統的舊生小布殊,擔任畢業禮演講嘉賓。根據耶魯規定,正式畢業禮是不設演講嘉賓的,除非校方決定對現任總統授予名譽學位,這人才可發言,在小布殊以前曾如此發言的,包括甘迺迪、老布殊等。這規定一直備受爭議,無論是哪位總統獲頒學位,都肯定有學生抗議。

居總統獲頒學位 排在最後

小布殊雖是總統,但他當天的身分,只是名譽學位獲得者之一,在台上與其他獲頒學位的人一字開排、平起平坐,不會坐到屬於校長、校監的座位,也不會像香港大學慶典那樣,在李克強以西服端在正中的主禮照,幾乎看不見另一主禮嘉賓、前港督衛奕信勛爵的身影。而小布殊獲頒學位的次序居然被排在最後,有說是主辦者的玩笑。

由於正式畢業禮繁文縟節太多,耶魯大學在畢業禮前一天另有一個全體師生參加的Class Day典禮,由應屆畢業生提名一位知名人士作主禮發言,涵蓋名單十分多元化,曾獲邀的不止有克林頓、貝理雅等政客,也包括不少社運名人,今年的嘉賓則是影帝湯漢斯。

小布殊獲頒學位的消息傳出後,校園內外一片反響。當時小布殊只憑爭議選票當選,聲望不佳,學術水平明顯有限,加上他的新保守主義從不是耶魯大學的寵兒,惹來反彈自屬必然。不少耶魯教授公開呼籲杯葛畢業禮,最終有近200教授響應,一眾學生更精心預備了針對小布殊的示威。典禮當日,場內畢業生以黃色標語集體示威,在小布殊接受校長頒發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的一刻,忽然一併舉起橫額,全場則不約而同噓聲四起。來自全國各地的示威者也把典禮當作盛事,希望把握機會百花齊放,在小布殊視線範圍內,可以看見的標語包括「布殊,你是偷來的總統!」,以及「殺人犯老布殊與小布殊:有其父必有其子」。

師兄身分自嘲 贏盡掌聲

但小布殊當天的表現,卻為他贏盡掌聲。他在致辭中除了回憶自己的耶魯歲月,又不斷自嘲,例如拿自己的C平均分作笑話,坦承讀書時只去派對,又開中途退學的耶魯舊生副總統切尼玩笑,說「自己因為有耶魯學位,就做了總統,切尼退學,就只能當副總統」。這類美式幽默令場內人士十分受落,除緩和氣氛,也巧妙地把對立雙方的身分認同鎖定在校園。所以他要顯出自己不是以總統身分說話,而是以一個成績糟糕的師兄身分來自白。他明白在場者多不認同他有資格拿名譽法學博士,對這點更是不斷發揮,例如說自己從小就不確定自己要當什麼,又在祝福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之餘,「更要祝福以C成績畢業的學生,因為大家都可以當總統」。他的演講不但惹來多次大笑和掌聲,更彷彿有意無意間在諷刺對他頒發學位來擦鞋的校方(布殊家族都出身耶魯,但近年關係欠佳),連示威者也忍俊不禁。

標語人群依舊 氣氛出奇和諧

最後,示威的人群依然在那裏,標語依然在那裏,學生的橫額依然在那裏,但氣氛卻出奇和諧。筆者畢業於2000年,認識不少2001年在場的畢業生,他們事後說小布殊的表現,讓他們改觀。他們更發現無論是校方還是小布殊,都是一方面做門面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卻同時對這個行為公然自嘲、暗中互諷,對示威學生更是唯恐他們不來,以確保大學的批判思維得以被同時尊重。這是畢業前的最後一課,就是四年大學生涯一課也沒上,這一課也值回票價。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

東非饑荒如何才能被國際注視?

【咫尺地球】在過去1個月,東非多國出現饑荒,受影響人數已超過1000萬。在重災區索馬里,有一半人口面臨生命威脅,危機亦擴展到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鄰國,這有可能成為自1984年的埃塞俄比亞饑荒以來,全球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然而,目前世界各國對危機的注視明顯不足,無論是西方還是內地媒體,都是輕描淡寫處理,態度與東非以往出現的類似饑荒有明顯差別。要了解如何讓這次饑荒被國際注視,我們得回顧其他東非饑荒被「成功注視」的案例。

有政治價值 就能被「成功注視」

1972年,埃塞俄比亞發生近代第一次大饑荒,前後估計死亡人數達4-20萬(目前東非饑荒的死亡人數已接近此水平)。當時世界媒體對饑荒極其關注,埃塞俄比亞國王塞拉西一世在饑荒期間用銀碟對御犬餵鮮肉的照片,成了他兩年後被推翻的導火線。西方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當年千方百計走進埃塞俄比亞揭露真相,政府的謊言被不斷拆穿,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急速下降,從前在國際社會聲望不俗的老國王,也一下子變得眾叛親離。當時適逢全球反美、反戰思潮盛行,埃塞俄比亞王室作為傳統美國盟友,早就受到「進步力量」監察,在這前提下,饑荒就有了政治價值,成了西方家喻戶曉的新聞。

饑荒成反共明證

1984年,埃塞俄比亞再爆發特大饑荒,這次估計死亡人數達一百萬。西方媒體用了極大篇幅報道,美國藝人為賑災空群而出,灌錄了名曲《We are the World》,卻也令「埃塞俄比亞等同貧窮」的片面形象深入人心。驚人的死亡數字,自然足以令輿論震驚,但西方大舉賑災,也有不少政治考量﹕當時的埃塞俄比亞由推翻國王的共產黨執政,成了蘇聯的盟友、美國的敵人。美國總統列根反共態度堅決,而那次饑荒,足以暴露共產主義的根本問題,在宣傳下,成了證明計劃經濟、威權政體不適用於在第三世界的明證。與國王時代的饑荒相比,共產政府領導的埃塞俄比亞更缺乏透明度、謊言更嚴重,西方大舉宣傳埃塞災難,就有了今不如昔的含義。

另一次我們熟悉的東非饑荒出現在分裂前的蘇丹達爾富爾地區,饑荒發生初時,西方輿論也是不聞不問。直到有公關顧問公司獻計,指導非政府組織通過演藝明星、把達爾富爾問題和中國掛鈎,就會「有得做」,這才成了西方政客話不離口的重要議題。由於中國是蘇丹中央政府的重要支持者,而蘇丹政府被指縱容民兵、製造人道災難,這成了達爾富爾危機官方版本的重要內容;北京對上述邏輯推論自然不予承認,認為美國的雙重標準極不公平,但也不得不檢討一貫的外交政策,並投票支持聯合國到達爾富爾維和,為其「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綱領作出「微調」,以爭取西方認可為盡責任大國。

跟中國掛鈎 蘇丹問題「有得做」

諷刺的是,這次東非饑荒的悲劇並非沒有政治元素。恰恰相反,索馬里的無政府狀態和恐怖主義、埃塞俄比亞對區域戰爭的大規模捲入,都是天災失控的重要原因,而這些悲劇,一律與美國外交政策息息相關。這些理據不但沒有被主流輿論提起,連帶整波危機也一併被忽視。如果在未來一個月,國際援助尚不能到位,索馬里難民繼續湧向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整個東非可能爆發後果不堪設想的特大災難。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倫敦騷亂的結構性成因﹕一切只是預演﹖

【咫尺地球】英國倫敦爆發騷亂,由北倫敦的托定咸蔓延至市中心的Oxford Circus,出乎不少人意料之外。但觀乎騷亂爆發的結構性成因,這次可能不過是預演,只要這些問題得不到正視,更嚴重的衝突恐怕還會出現。

種族問題浮面 1985騷亂翻版

騷亂導火線是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槍殺,他的家人高調呼冤,引來網絡動員追求公義。這就像1985年南倫敦Brixton騷亂的背景﹕當時警察指一名來自牙買加黑人新移民家庭的青年涉嫌犯罪,卻槍傷了他的母親,激起民憤,令英國種族問題浮上水面。今天不少新移民家庭依然住在市郊,像北倫敦托定咸就有大量非洲裔新移民,白人抱怨他們浪費福利開支,他們的生計則最受經濟不景影響。南亞裔英國人的數目愈來愈多,乃至已改變英國文化體系,但他們並未全面融入國家,甚至常被當作疑似恐怖分子。來自俄羅斯、中東產油國、中國等地的富有新移民,則大舉進佔城市核心,令倫敦有了「倫敦格勒」、「倫敦斯坦」、「倫敦京」之稱,原有精英亦不是味兒。相較下,美國的「平權政策」雖然備受爭議,但畢竟較能融合不同階層的非白人人口,而在經濟低迷的英國,少數族裔容易把經濟問題演繹為種族歧視,白人也容易把經濟上的不滿歸咎於暴發新移民。

大學生淪政策犧牲品

但種族問題並非這次騷亂的核心議題。英國雖然沒有加入歐元區,但過度開支的經濟結構,和西班牙、意大利等「歐豬五國」大同小異,甚至有學者將之歸入「歐豬六國」之列,無論是誰執政,緊縮開支、減少福利都無可避免。雖然這會涉及社會各階層,但以青年的怨氣最大,月前爆發的大規模學生示威,除了反對大幅度加學費、減津貼,背後還有這樣的信息﹕十多年前,沒有大學學位的保守黨首相馬卓安推行高等教育普及化,把一大批院校升格為大學,打破精英教育傳統,徹底改變了英國青年的期望。今天的八十後、九十後卻發現,負擔大學學費愈來愈困難,辛苦畢業後又很可能失業,好些學系更因為經費不足而倒閉,這都和他們的期望大有落差,難免認為自己淪為政策的犧牲品。這次受害者是29歲青年,警方迅速把他定性為罪犯、閒漢,令青年有了「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同仇敵愾;加上托定咸所屬行政區是英國相對窮困的地區,與青年、教育相關的開支剛被一下子削減75%,民怨早就存在。

英警削經費士氣沉 倫敦奧運堪憂

削減開支的問題同樣影響着公務員,負責維持治安的警察也被削減20%經費,士氣本就低沉,不滿往往發泄在市民身上。這一方面容易激化警民矛盾,另一方面也令警察效率難以提升,對社會不穩定因素難以控制。在平日,一般人對政府的不滿沒有什麼機會表達,但一旦有執法者有爭議行為出現,就往往被演繹為政府不聽民意、不恤民情的總象徵。加上英國警隊正受梅鐸竊聽醜聞困擾﹐年前把巴西遊客當作恐怖分子、將之誤殺的醜聞﹐也讓人記憶猶新﹐「為虎作倀」的粗暴形象,就逐漸深入民心。數月前,曾有二千多名黑人青年和平遊行至蘇格蘭場警察總部,抗議另一宗類似的黑人不明不白死亡案件,但傳媒關注程度極低,令他們不得不「反思」策略。這些社會問題,有了槍擊死者的具體形象,在互聯網時代,就足以極速傳播。

倫敦舉辦2012年奧運在即,若經濟問題不能改善,更難以期望政府能撥出足夠開支應付突發危機。當警察在民眾心目中失去公信力,而外來恐怖襲擊威脅依舊存在,社會治安面對的挑戰只會更大。電影《2012末日預言》有一幕講述倫敦奧運被腰斬,恐怕將成為英國政府揮之不去的夢魘。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回顧《換命謊言》﹕美國大國崛起時的醜聞

【咫尺地球】每逢中國發生特大事故或醜聞,都有評論員說這是「大國崛起的陣痛」,主張「大局為重」,抗拒窮追不捨。那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又是如何面對危機的﹖我們不妨重溫奇連伊士活導演的電影《換命謊言》(Changeling),它改編自1928年洛杉磯一宗真人真事兇案,掀起的連串醜聞,超乎今天一般人想像,但美國正是通過回應這類危機,才得以進步。電影講述女主角的年幼兒子忽然失蹤,不久警方送回一名冒名頂包的男孩,母親不願被迫接受,進行抗爭,卻被貪污腐敗的警方當作「尋釁滋事」,關進精神病院。後來鄰近地方揭發了一宗集體殘殺兒童案,最初說只有數人,後來估計死者多達二十人,當局才發現女主角的兒子可能在內。當事人在社運式牧師協助下抗爭,最終把美國建制的黑幕揭露於公眾眼前。

社運式抗爭 揭建制黑幕

這一案涉及多重醜聞,值得崛起中的大國借鑑。那時後,在位的美國總統是柯立芝,主張小政府、推崇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自與中國不盡相同,但同樣處於崛起時代。同期歐洲正經歷一戰後的復原,美國已一躍而成世界大國。當時美國社會階級界線相對森嚴,傳統精英把持政事,大亨壟斷經濟,婦孺權益不受保障,平權思想並不普及,舉國氣氛有點像發展中國家的「拼經濟」,雖然持續高增長、低通脹,瀰漫樂觀情緒,但潛在的社會問題自也不少。電影講述的加州警察集團式貪污,勾結法官、醫生和記者,就是上述時代的產品。雖然最後貪污集團敗露,民事法庭建議涉案的警官永遠停職,作為大反派的警官鍾斯被罰款,但在現實世界,他們不久就復職了,連罰款也從未被繳交。不過自此美國警隊的內部章程逐步完善,警察的品行也逐漸改善,至於貪污,則被不同形式的合法利益輸送取代,這並不理想,但起碼有規可依。

當時美國地方政府也曾嘗試掩藏真相,但最終失敗,除了因為當事人不屈不撓,也因為社會上存在一些身分特別的第三部門領袖,例如為太太出頭的聖保羅長老會牧師布里格萊布。這人也是真實歷史人物,一生以揭發警隊黑幕為己任,相信宗教力量必須通過社會參與才來彰顯。在社運未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的20世紀初,相對獲權貴尊重的進步宗教人士,就承擔了監督權貴的重任,加上當時現代媒體興起不久,案件得以被廣泛傳播。這位牧師的經歷,教人想起港英時代挑戰警權的先驅杜葉錫恩女士﹕她在香港雖然不是神職人員,但同樣以傳教士式熱情和非華人的特殊身分進行社會活動,否則根本不容於當時建制。有了這類第三部門的監督,政府以「大局論」回應醜聞就十分困難。

第三部門 承擔監督重任

這案件另一個影響,就是改變了美國警方能不經審訊就把異見人士送進精神病院的做法。說到精神病和政治的關係,不得不提福柯的《瘋癲與文明》,大師認為「瘋狂」與「正常」的定義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弔詭的是愈是文明的國度,建構別人是精神病人的能力愈強,因為它們的公信力更大。蘇聯獨裁者史達林也是「研究」瘋狂與政治的專家,最喜歡把政敵關進精神病院,也愛逼害醫生,他有絕對權力,可以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但社會卻假定精神病人多是政治犯,「建構力」就小得多了。要改變上述「精神病政治化」的做法,除了需要當事人的抗爭,也需要像醫生、律師那樣的專業人士舉證。因此在大國崛起期間,專業人士往往扮演重要角色,負責平衡發展觀帶來的價值失衡。

一個成熟的社會,足以通過事故發掘現制度的漏洞,與及這些漏洞的既得利益者。而要進步,除了需要當事人的勇氣,也需要獲廣泛認可的第三部門,有職業操守的傳媒工作者,對本行有所堅持的專業人士,他們足以共同制衡發展觀對人文關懷的缺失。假如連這些關懷也被和諧,發展、維穩成了社會的唯一追求,任何事故都可以被當作個別事件,社會怎樣進步﹖《換命謊言》一案變成特大醜聞,並沒有令美國崛起的步伐放緩,反而令美國人的自豪感倍增。不久美國出現世紀大蕭條,樂觀主義一掃而空,假如此前美國沒有人文關懷的思想傳播,後果不堪設想。說到底,穩定不過是一種「狀態」,當它被當作一種「最高價值」來追求,這並非一般大國崛起的常態,足以證明個別國家的國情,確實是很獨特的。

(改編自《國際政治夢工場IV》)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1日星期一

東德人喜愛天體運動之謎

筆者剛到過柏林的「東德博物館」﹐顧名思義﹐它自然是介紹共產政權統治下的東德人民生活﹐其中一個角落展示了東德的天體運動文化﹐和一般人心目中共產政權的封閉、保守形象大相徑庭﹐十分值得一遊。

天體運動文化由來已久﹐例如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都是天體進行﹐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詳。不過東德的天體熱卻是出乎意料的﹕根據博物館介紹﹐五個東德人當中﹐就有四個曾經裸泳﹐而只有1/10人抗拒天體。東德人一家大小、青年學生的假期活動﹐就是集體到天體營打網球﹐或到天體海灘裸泳、划獨木舟﹐可謂日常生活不能取代的一部分﹐穿衣服的反而被當作不正常。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西德一方則相對保守﹐前西德人至今對前東德的天體文化甚有保留。

東德天體運動的興起﹐自然有其社會背景。據說東德政府原來是希望禁止天體運動的﹐一來天體運動大盛於一戰後的魏瑪共和時代﹐納粹初年曾加以反對﹐但後來也改為提倡天體鍛煉體魄﹐希特拉也是男體愛好者﹐令這成了一些共產主義者眼中的「腐敗運動」。二來有官員擔心天體會製造精神污染﹐文化部長曾企圖進行「保護國家眼睛運動」取締天體。不過不少東德政府中人也是天體愛好者﹐在他們疏通下﹐東德在1956年﹐正式出現了第一批官方認可的天體海灘﹐自此天體熱一發不可收拾。對東德人來說﹐面對共產政權的高壓﹐全身赤裸地運動﹐才是真正的「無階級社會」﹐這也成了他們逃避壓逼、宣示自由的暗號。何況東德人民出國旅行的選擇不多﹐在守衛森嚴、嚴防國民「投奔自由」的國內﹐製造天體運動的勝地景點﹐似乎也可加強國民的向心力。

東德政府也逐漸發現﹐讓人民沉默地天體式「抗爭」﹐總好過讓他們搞政治抗爭﹐於是開始對天體運動推波助瀾。1971年﹐昂立克上台成為東德最高領袖﹐宣佈新政策﹐聲稱「凡是文化藝術的都沒有底線」﹐進一步令公開裸體成為時尚﹐天體俱樂部大舉進軍全國各地﹐男女學生畢業時都有拍裸照的傳統﹐國營電視臺也會派出全裸主播到天體海灘﹐教導國民參加天體活動的應注意事項。1987年﹐昂立克舉行閱兵儀式時﹐甚至檢閱了一車天體運動者﹐這在世界各國都是不可想象的。有趣的是﹐這也成了東德當局自稱比西德更「開放」的理據﹐證明了東德也有自己的優勢﹐人民自信展示胴體則被演繹為國家進步發展的象徵。當東德權貴都接受天體運動﹐與群眾「打成一片」﹐也許對減低階級矛盾有一定幫助﹐亦未可知。至於東德的天體運動營﹐則成了吸引遊客的國家特色。

至於天體運動與性解放之間有沒有必然關係﹐則言人人殊﹐最詳細的學術研究﹐可參見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女歷史學者Josie McLellan在2007年發表於《現代歷史期刊》的論文﹕「社會主義國家的胴體﹕東德天體主義由禁止到興盛」。根據她的研究﹐東德天體運動的最大特色、和西方天體運動的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天體和穿衣服運動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天體絕非局限在天體營﹐而是在社會無處不在﹐政治意識濃厚。東德人似乎只是希望用這方式暗示東德「動物農莊」存在的不平等﹐並且宣示他們在極權國家﹐也有無可取代的天賦人權﹐與性解放的關係有限。何況在個人生活層面﹐東德政權從來沒有給予太大性壓抑﹐對濫藥、濫交、搖滾樂等都默許﹐墮胎、未婚產子、離婚比率等都居于東歐國家第一位﹐不同文革時代的中國﹐把一切當作資本階級的腐敗。

兩德統一後﹐其中一個最大的隔膜﹐就是對天體運動文化的處理。東德人習慣了展示自己的胴體﹐會將全家的陳年天體照拿出來招呼朋友﹐西德人則較為內斂﹐認為社會應有明確的天體邊境﹐認為前東德的文化只反映其落後。無論如何﹐一些前東德時代的天體海灘﹐已成了世界各國天體愛好者的朝聖地﹐這可能是東德留給世界最持久的遺產。

沈旭暉 Sportsoho 2011年8月

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不是蓋達——本土恐怖主義的盲點

【咫尺地球】挪威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後,西方評論一度鎖定是「伊斯蘭恐怖分子」所為。路透社發表了一個「疑兇清單」,榜上有名的包括蓋達、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巴基斯坦虔誠軍(LeT)與穆罕默德軍、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索馬里青年黨、馬格里布蓋達(AQIM)等,清一色激進伊斯蘭組織。

「瘋子個別行為」推論欠嚴謹

到了挪威拘捕疑兇Anders Behring Breivik,強調他是來自本土的「純正斯堪的那維亞人」,有媒體立刻把報道方向逆轉,形容這是瘋子的個別行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免,因此不應歸類為恐怖襲擊。這推論同樣是有欠嚴謹的,特別是這次的襲擊有高度政治信息:首都的政府大樓和首相,與及首相所屬政黨舉辦的青年營——須知這不是荔枝愛國遊學團,而是高級別的培訓,不但這政黨政要出席演講,首相本人原訂也親自探營。這不是瘋子會部署的襲擊對象,挪威反恐專家Tore Bjorgo認為這是與本土或歐洲極右分子有淵源的明證。

社交網催生「專業極右組織」

本欄曾指出,當代恐怖主義有一個「本土生態體系」,既適用於蓋達一類激進伊斯蘭組織,也適用於西方各國的本土恐襲,而後者的威脅並不比前者少。以1995年的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恐襲為例,它造成9/11前最嚴重的美國恐襲傷亡,但兇手只有一個人。從已有發布的資料分析,上述框架同樣可在挪威成立:

首先,疑兇雖然未必有組織背景,但對今天的恐襲而言,這是不需要的。有模特兒外貌、在社交網站愛自拍的疑兇,無疑比一般「瘋子」資源豐厚,他自己經營的業務,足以構成一個支援恐怖襲擊的一人團體,例如他的農場足以讓他合情合理地購買可用於製造炸藥的化學原料。疑兇據報有兩支註冊槍械,相信包括用作小島行兇的那支,更是槍械俱樂部會員,而挪威持槍狀况十分普遍,乃至可與美國相提並論。挪威人持搶的傳統悠久,特別是當地盛行打獵,這成了一般人申請持槍的最合理渠道。挪威政府對槍械的管制比美國嚴謹,例如有規定如何安全地收藏、如何不能私自改裝等,以往也鮮有槍擊案發生。但從這次襲擊可見,無論怎樣完善的規管,只要任何人有意利用槍械犯案,在一個槍械普遍被平民持有的社會,還是輕而易舉的。

而且在當代傳遞或接收激進思想,也毋須正規組織。根據歐洲刑警2010年發表的一份安全評估報告,社交網站的興起,令極右組織愈來愈「專業」、活躍地進行網絡宣傳,內容都是仇外、排外、反猶,這已構成歐洲的新威脅,因為受這類思潮影響的人只是網絡信眾,已沒有組織聯繫可考。疑兇被捕後,他的facebook、twitter等都被研究,挪威媒體迅速將之歸類為「激進右翼主義信徒」,但不是右翼組織成員。假如他從前活躍在新納粹等團體,他起碼會被國內警察認識:正如挪威媒體引述警方透露,「正規」新納粹分子早已被成功監控。正因為他只在網絡活動,沒有明顯組織聯繫,卻成了反恐的盲點。

僅在網絡活動 沒遭監控

縱容如此,疑兇曾發表的反伊斯蘭言論、表現的民族主義傾向,確實屬於一個自成體系的理論框架。自從新移民問題成了歐洲敏感議題,白人極端分子的仇外情緒日漸被激化,這次恐怖襲擊一度被條件反射當作穆斯林所為,其實也是上述情緒的表露。據研究安保的記者William Maclean提供,挪威鄰國瑞典的極右組織曾在2010年舉辦活動時發生傷人案,而相關組織網站曾鼓吹適用暴力。根據挪威國安部門今年發表的一份報告,國土安全的未來愈來愈不確定,因為挪威的極右激進分子與瑞典、俄羅斯等極右分子的聯繫愈來愈多,他們多仇恨伊斯蘭,而目前挪威工黨政府對新移民的態度最寬鬆。聲稱使用武力捍衛「歐洲價值」的組織在歐洲各國陸續出現,雖然相關網絡從未發動大規模恐襲,但其激進趨勢近年已被包括挪威在內的歐洲各國政府注視。

社會矛盾增 歐洲響警號

假如挪威公布的資訊屬實,這襲擊會為反恐的概念帶來深遠影響。特別是目前歐洲問題眾多,面對經濟危機的國家普遍有歧視新移民的思潮,當挪威這樣相對和平、穩定的國家也發生恐襲,對其他有更活躍激進組織存在、受金融海嘯影響更大、社會問題更多的歐洲國家,會是一個警號。「警號」並不單是針對各國如何加強反恐,而是觸及深層次矛盾:只要一些歐洲左傾人物過分利用這機會宣傳反右,右翼激進分子必會以被打壓的受害人自居,一旦兩極化的勢態展開,真正的危機就會出現。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7月18日星期一

江澤民與中國外交﹕被低估的影響

【咫尺地球】有關江澤民生死的傳聞,算是暫時淡了下來,筆者在此想談的,是他對當代中國外交的影響。不少西方外交研究往往低估了江澤民,經常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論」,直接跳到胡錦濤的「和平發展觀」,其實江澤民對中國外交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並以下列兩例最為重要。首先是他對9‧11事件的回應。

小布殊上台後,根據最初的施政姿態,原來頗有可能將中國列入頭號打擊對象。他曾公開宣布中國並非克林頓所說的「戰略伙伴」,而是「競爭對手」,北京十分擔心他提出的導彈防禦計劃就是為了針對中國。觀乎小布殊首任內閣的單邊主義傾向,以及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歷來對中國的取態(他下台後不斷宣傳中國威脅論),假如沒有9‧11,小布殊任內的戰略重點可能不在中東,而在東亞。上述憂慮在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到達頂峰,當時中外輿論紛紛預言「新冷戰」來臨。克林頓剛上台時對華也是十分強硬,但那主要在經濟人權等層面,不受美國企業歡迎,注定難以持久;但要是共和黨把中國當作對手處理,則不會有太多內部制衡,這是當時中國的真切危機。

微調外交政策 防中美新冷戰

世貿大廈被撞毁後,江澤民第一時間直接致電小布殊,表達全力支持美國反恐,此後更補充說是「無條件支持」。這令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根本改變﹕一來新興敵人已出現,共和黨毋須再浪費時間,塑造一個戰略對手;二來江澤民的身段放得很低,有點出乎小布殊意料之外,令他相信中國並非鐵板一塊。

說江澤民「身段放低」,自然不是指他打電話、提供無條件支持,而是有實際行動的﹕美國反恐戰爭的頭號目標是阿富汗塔里班,而塔里班是巴基斯坦扶植出來的,當時的巴基斯坦強人穆沙拉夫秘密向最重要盟友中國請示,該如何回應美國的反恐要求,江要他「毫無保留的配合」,這是小布殊內閣真正承中國情之處。江澤民利用這機會迅速扭轉中國外交政策,對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作出「微調」,把口號改為「把握機遇、因勢利導」,避免了中美新冷戰的格局,這是六四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最大變更。過去十年是中國發展最快的十年,假如美國鎖定中國為頭號對手,大概不會有這樣的景况。小布殊離任時,又成了「中國人民老朋友」,江澤民應記一功。

激起反日情緒種禍根

不過中國外交的一大潛在隱憂,也源自江澤民時代。近年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儘管根據官方說法,「中國沒有民族主義,只有愛國主義」),源頭正是六四事件後,北京希望以民族主義指導國民意識形態、鞏固執政黨的認受,過程中,江澤民的角色十分關鍵。他對美國是相對克制的,但對日本則頗不同,不少日本學者認為近年中國的反日外交直接源自江澤民。例如江澤民曾在訪日期間公開要求日本道歉,事前卻沒根據外交慣例充分打招呼,這類姿態,被日方認為是故意迎合中國國內民族主義者,而國內民族主義者對日方的回應也不滿意。江澤民任內,中美出現兩次特大衝突(南斯拉夫炸館事件、南海撞機事件),反美情緒卻被官方按下來;中日沒出現突發衝突,兩國關係卻因為日本入聯、道歉爭議、教科書爭議、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等持續惡化,令反日取代反美,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主軸。

問題是中國民間的反日訴求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他們知道在可見將來,中國政府不似會有具體行動收回釣魚島,也不可能對日相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扶桑社如何演繹二戰歷史有任何影響力。結果,釣魚島成了未來中日正面衝突的潛在熱點,一旦中國反日情緒愈來愈烈,而政府不能在經濟層面滿足群眾,就有可能要正面回應上述情緒。這個困局,就得靠下任領導人處理了。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7月11日星期一

當威權政治取代官僚政治﹕林局長哪裡出了錯﹖

替補機制被押後表決﹐有認為只要政府「做回程序」﹐方案就可通過﹐又把反對聲音一律歸類為「泛民動員」。似乎政府尚未明白「替補門」的關鍵﹕為什麼對原方案沒有強烈意見的、對泛民不存好感的、乃至政治冷感的學者﹐都出來反對﹖答案在於政府的手法屬「威權政治模式」﹐這是香港人絕不能接受的﹐從前就是再高壓﹐也以「官僚政治模式」執行政治任務。後者並非理想﹐但起碼基於理性﹐前者則基於權力。為解釋何以現方案必須撤回﹐本文探討政務官在「前替補門時代」如何執行同一工作﹐大家當能明白問題核心。

1.在官僚模式﹐政治工作的原則是「道可道非常道」﹐把目的去政治化、技術化﹐才能較不破壞社會和諧地開展。就算不再讓「五區公投」發生是動機﹐也不會成為官員口中的理由﹐因為這是對制度的根本不尊重。林局長政治掛帥地說「五區公投」是漏洞、要杜絕「玩野補選」﹐這是很危險的﹐因為誰也不能通過嚴謹的制度語言﹐精準定義什麼是「漏洞」和「玩野」。這涉及對他人出發點的主觀判斷﹐不可能一刀切﹐不能被規範﹐不能被數目字管理﹐但制度需要的﹐正是一刀切的客觀﹐這是我們為什麼每天忍受無數官僚程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黃仁龍是唯一拒絕承認修例是單為回應公投的官員﹐在記者會表示考慮「一籃子因素」時神情尷尬﹐似乎理性始終未泯。

2.在官僚模式﹐官員不會向公眾訂下預設前提﹐只會研判政治任務有沒有制度性基礎﹐若沒有﹐會要求上司提供定義﹐不會硬來。若建制派議員以政治目的護航﹐局長反而會道貌岸然地訓斥之。假如政府不是把沒有在補選投票的演繹為「反對補選」﹐而是平實討論制度優劣﹐檢討現制度其實是有一定理論基礎的﹐優秀政務官會這樣說﹕
「香港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原意﹐乃保障代表不同政見的聲音﹐能按民意比例參與議會。從香港回歸後舉行的三次立法會補選可見﹐採用簡單多數制的補選﹐或不能如實反映比例代表制的民意。假如有政黨在比例代表制得到51%的選票﹐卻可以憑這簡單多數制﹐在補選得到原屬其他陣營的議席。這制度上的漏洞﹐或會扭曲比例代表制的原有選民授權。去年的補選同時發生在五大選區﹐令社會意識到簡單多數制有力大規模扭轉整個議會的代表性﹐促使政府建議修例﹐希望各界討論。」
學者不會和政府一樣立場先行﹐反對現方案的學者也從無隱瞞潛在問題﹐例如馬嶽上週的文章就承認「現時香港沿用的補選方法,概念上是『重新尋求選民授權』,和一般的比例代表制邏輯有異」。主張保留補選的﹐也會認同以上不失為實事求是的討論﹐這樣社會才能理性分析利弊。可惜政府先定性、後咨詢﹐誰信服﹖

3.「落敗替補制」成為國際笑話﹐因為其邏輯延伸出大量荒謬結果﹐政府將之歸類為「極端例子」﹐建制輿論斥之為「危言聳聽」﹐這是威權模式橫蠻的典型。在官僚模式﹐主事人冷靜思考﹐當發現「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的邏輯﹐也可產生問題﹔通過邏輯設例講道理﹐才是理性的工具。例如假設某獨立議員在為民捕鼠期間不幸染上鼠疫去世﹐舉行補選﹐其「獨立」勢力恐怕很難在補選的簡單多數制補上﹐全港網民肯定若有所失。假設這議員染上鼠疫後參加蛇宴﹐把疫症傳給同區建制派議員﹐三人事隔數月先後辭世﹐三次簡單多數補選都由泛民勝出﹐區內的原比例授權就被徹底扭曲。假如一併傳染五名建制派議員﹐需要五區補選﹐議席被泛民全部奪去﹐屆時香港政情、中國崛起、2012﹐都被一頭老鼠改變。這自然「天馬行空」﹐但足以讓普羅大眾明白。

4.黃仁龍強調法案需要具「一致性」﹐這在官僚模式確是重要的﹐可惜現方案毫不一致﹐毫無原則地朝令夕改﹐七拼八湊只為政治現實服務。就梁國雄被田北俊替補的設例﹐黃司長說「很難出現」﹐這是不負責任的﹕不必先入為主認定長毛「玩野」﹐他常被檢控﹐說不定哪天入罪﹐屆時議席由田北俊替補﹐誰應付得了其支持者﹖但在官僚模式﹐只要邏輯連貫﹐則毋須自創奇制﹐也毋須曲解國際案例。例如真正的德國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讓議席懸空﹔瑞典的名單替補盡後﹐從其他選區的同一政黨替補﹔在北愛爾蘭的單一可轉移票制(STV)﹐政黨名單替補完後直接提名新人﹐獨立議員也可提出替補人。它們自不應被直接應用﹐但假如政府反正要借洋例﹐起碼可建議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從鄰區同一政黨替補、讓政黨提名新人﹐最後讓議席懸空﹐甚或極大幅度改制仿傚北愛處理獨立議員替補﹐最少可杜絕一切落敗替補元素。須知源自授權並非來自同一選民的替補屬「懲罰選民」﹐學者、律師絕不會接受﹐除極個別例外。

5.在威權模式﹐作賊心虛﹐才會逃避咨詢的程序。在官僚模式﹐以技術議題提出修案﹐沒有害怕咨詢的理由﹐反而會高調進行﹐慣常做法是讓蔡子強、張寶華等代表學界、媒體主持咨詢會﹐甚或進入委員會﹐以宣傳透明度。由此產生的辯論﹐正方立論是「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反方立論是「香港並非全面普選﹐並不公義﹐現制度行之有效﹐更應珍惜以補選直接表達的機會」。假如這是學界辯論﹐我們很難從站方看出勝負﹐就讓民意當評判好了。在官僚模式﹐此事可輕易解決﹔通過不了﹐也輸人不輸陣﹐不會引起政潮。

那政府能否走回官僚模式啟動咨詢﹖不能。當政府放棄制度化的理論框架﹐通過曲解民意提出「咨詢」的前提﹐把可被規範的技術問題化為敵我矛盾﹐這不是「跳steps」﹐而是用錯模式。要放棄威權模式﹐政府得證明不是針對任何事件﹐討論主題不是「如何杜絕公投」﹐而是「由簡單多數補選修訂比例代表制民意授權的現行做法有否優化空間」﹐這才是真咨詢﹐這會是反對五區公投的學者也堅持的。他們也擔心那部不能規範的威權機器啟動了﹐誰能保證下回受益的﹐不是自己反對的立場﹖可惜政府已做錯的一切不是亞視新聞﹐收不回的﹐除了撤回現方案﹐已難有合邏輯的解決方法。何況只要以「防玩野」為目標﹐政府削足適履﹐越是「微調」、邏輯漏洞越多﹐教人慘不忍睹。像現在又說把病重、入獄和辭職分開處理﹐那董建華是辭職還是腳痛﹖長毛手持醫生紙辭職是否玩野﹖議員難道要驗尿、測謊﹖以公民抗命姿態求刑是否容許﹖若不能客觀一刀切也要一往無前﹐修下去沒有最騎呢、只有更騎呢﹐不如成立「杜絕玩野委員會」﹐裁定什麼時候辭職是玩野算了。

若非政府打破自己的規範﹐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不應評論本土事務﹐這是筆者的個人規範﹐本文會是最後一篇相關文章。希望政府汲取教訓﹐不要再以反常識、泛政治的態度施政﹐把威權模式消滅於萌芽狀態。筆者與年青學界朋友在報章聯署反對方案﹐某政府同路報斥為「假學者不學無術」、「政客炒作」、「撒豆成兵」﹐嘲笑有碩士學位的是「篤數」。其實一切只有報少﹐最後聯署人數超過800﹐單是博士也有300﹐這可是一代人的聲音﹐來自不同立場﹐非任何陣營動員得了。如非得貶抑不可﹐葉劉淑儀以史丹福碩士的履歷成立智庫﹐又是什麼豆﹖政府一把能撒多少﹖對知識、邏輯、理性的尊重﹐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最後底線﹐無論要執行什麼政治任務﹐請務必為這底線把關。若扣帽子、偷換概念、政治壓倒理性成為主流﹐這還是香港嗎﹖「替補門」放棄行之有效的模式﹐把香港引入威權政治的臨界點﹐「打份工」﹐不必如此。本是同根生﹐林局長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沈旭暉
明報思潮﹐2011年7月11日

2011年6月27日星期一

古蹟的毁滅與超限戰

【咫尺地球】筆者剛造訪波斯尼亞南部黑塞哥維那的莫斯塔爾(Mostar),主要是慕名到那裏的古橋。古橋建於16世紀,依附着漂亮的古城,鄰近地區並列着清真寺和教堂,在南斯拉夫時代,被當作種族融和的象徵。南斯拉夫解體後,波斯尼亞爆發慘烈內戰,古橋在眾目睽睽下被炸毀,過程由CNN播送全球,舉世譁然。戰後古橋被重建,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一塊石頭刻上「勿忘93」,讓人謹記歷史。今人意外的是,波斯尼亞內戰主要交戰雙方是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克羅地亞聯軍,但在這穆斯林區炸橋的卻是克羅地亞人,他們在交戰初年反而和塞軍有默契,要通過炸橋來陳述種族不再融和的「理念」。

破壞古蹟竟是「自己人」

離開莫斯塔爾數小時,可到達克羅地亞境內的地中海度假聖地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這裏的古城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中世紀時是獨立運作的共和國,政制別具特色,名義上的領袖任期只有30天,由國內精英組成的委員會選出,這位長官任內被軟禁在辦公廳所在的宮殿、與家人隔絕,除非遇上特殊情况,不得離宮半步,創意雖不及一位遠東政治家發明的「落敗替補制」,但也值得有蒐羅奇制癖的朋友留意。這座古城在南斯拉夫解體後也受戰火衝擊,不少古蹟被破壞,戰火蹂躪的照片被陳列在古城走廊,對比極震撼。攻擊這個無什戰略意義的古城的,是塞爾維亞和黑山組成的前南斯拉夫聯邦,行動主力卻是跟克羅地亞宿怨較少的鄰國黑山軍,而黑山境內的古城科托爾(Kotor),一向被遊客視為杜布羅夫尼克的姊妹城,以致事後有半開玩笑的陰謀論,認為黑山攻擊對方,只是為了讓自己的古城搶走遊客。

筆者回倫敦後,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的特別展覽,展品是阿富汗珍寶,背後也有類似故事。這批古物價值連城,來自絲綢之路時代及以前的古阿富汗,包括中史教科書提及的古國大月氏,出土於20世紀,原來被放在阿富汗國家博物館內。自從阿富汗王國覆亡、蘇聯入侵,阿富汗經歷逾幾十年內戰,一般以為這些古物早被破壞或被盜走。想不到塔里班倒台後,新政府才發現原來多年前的博物館負責人,預料國家有此一劫,及早把寶物存放在不為人知的保險庫,最有價值的都完好無缺,堪稱一大奇蹟。蘇聯入侵阿富汗時,西方保育人士更擔心阿富汗古物被蘇軍奪掠,以為本土交戰各方相對尊重自己的古蹟,想不到破壞古蹟最多的卻是「自己人」塔里班。

保護遺產比人道危機更能動員國際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塔爾古橋被炸毀、杜布羅夫尼克古城被攻擊,都是國際社會關注波斯尼亞內戰的開端,此前根本沒多少人留意這場「小風波」,此後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組成聯軍、黑山國內反思和塞爾維亞結盟,也是西方施壓的結果。塔里班2001年炸毀巴米揚大佛,更是正式斷絕被文明世界接受的路,此前它與英美其實有不少非正式交往,塔里班領袖奧馬爾也曾頒布「保護古蹟」的命令。換言之,在現代文明規範下,保護文化遺產成了一項普世價值,而且比不涉及外國人的人道危機更能引起注意,違反這價值的一方,必被強烈譴責。

這趨勢自然是正面的,但也衍生了「超限戰」一個新面向。假如交戰一方處於劣勢,只要它行苦肉計,誘發對方激進分子破壞己方古蹟,甚或進行嫁禍,就會成為促成國際干涉的最有力手段。例如利比亞卡扎菲控訴西方聯軍殺傷平民,不獲理會,他若改為控訴聯軍破壞古蹟,也是情理之中。當古蹟變成現代戰爭的戰略武器,莫斯塔爾橋、杜布羅夫尼克和巴米揚的悲劇,又怎能杜絕?

沈旭暉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1年6月20日星期一

由塞族戰犯落網到追憶鐵托

【咫尺地球】塞爾維亞戰犯姆拉迪奇逃亡15年後落網,關注這新聞的華人不多,但在歐洲,這是具相當象徵意義的,畢竟他在波斯尼亞內戰處決的人數,在戰後歐洲居第一,而且他也是南斯拉夫解體的關鍵人物。在前南斯拉夫各國中,無論是一度挑戰西方的塞爾維亞、還是老早靠攏西方的克羅地亞,今天都接受了當巴爾幹小國的命運,「大塞爾維亞」和「大克羅地亞」都已被拋棄。那今天還有人懷念南斯拉夫嗎?筆者剛遊歷當地,參觀了前南斯拉夫領袖鐵托的出生地紀念館,發現以行動懷念他的人不多,心裏懷念他那時代的人卻不少。

“以行動懷念他的人不多,心裏懷念他那時代的人卻不少”

鐵托的經濟學不見得優秀,但他治下的南斯拉夫是唯一接受美國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共產國家,令它的國民生活水平超過了東歐各國;南斯拉夫解體後,塞爾維亞等國的發展逐步被追上,南斯拉夫人的優越感蕩然無存。在前南斯拉夫各國中,北部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經濟最發達,但兩國獨立後,貧富懸殊嚴重,例如機場勞工賺的錢和鐵托時代一樣,但不談通脹,也沒有了三餐免費、交通補貼等福利,他們自覺再不受尊重。斯洛文尼亞和黑山使用歐元後未見其利,卻先推高通脹,也令鄰國對入歐的憧憬有所質疑。

鐵托自然是獨裁的,也有不少違反人權的紀錄,但百姓讚揚他沒有貪污,沒有海外銀行戶口,也沒有搞家族特權,雖然有時間部署接班,卻沒有培養子女或妻子,頂多愛拈花惹草。鐵托的子女像普通人那樣生活,妻子在他死後被軟禁,生活潦倒,雖說她晚年和丈夫感情變壞,但這際遇也出乎國民意料之外。今天當地政客貪污成了百姓共識,連戰後重建也成了貪污的手段。克羅地亞人說,當年參與戰爭的官方數字只有30萬人,今天接受戰後援助的卻有50萬,政府以這名義苛徵雜稅,稅率直逼北歐福利國家,百姓卻未能受惠,中間的數字充滿水份。

鐵托讓六大加盟共和國平等相處的實驗,最終失敗,但實驗在他昔日卻一度成功。鐵托的父親是克羅地亞人,母親是斯洛文尼亞人,妻子是塞爾維亞人,今天各國的民族主義政客都不視他為自己人,但他在生時,各族人民普遍雜居、通婚,反映其民族政策並非沒有認受。對內戰中死傷最多的波斯尼亞穆斯林而言,他們的領袖多次表示「需要南斯拉夫」,鐵托由於要拉攏阿拉伯搞第三勢力,對國內穆斯林是重視的,這在其他東歐國家中都不常見。

最值得回顧的還是鐵托外交。南斯拉夫在二戰把軸心國趕走時,蘇聯紅軍沒有進入國境,加上南斯拉夫人民軍有60萬,自己生產先進武器,一度有全球第四大軍隊之稱,令鐵托底氣十足。冷戰開始後不久,鐵托脫離莫斯科控制,接受美國援助,有限度引入資本主義,成了兩大陣營爭相拉攏的寵兒。不久他聯同印度、埃及等發起不結盟運動,成了第三勢力領袖,對支援阿拉伯和非洲革命有特殊情結。伊拉克戰爭期間,克羅地亞等國加入美國為首的聯軍,但其國民遇到伏擊時,卻會忘記自己的國家已獨立,聲稱自己是「南斯拉夫鐵托的人」,據說阿拉伯游擊隊就會放行。「反帝反修」的昔日中國兩面不討好,鐵托卻三面逢源,令小國成了國際要角。今天前南斯拉夫各國只能仰仗歐盟鼻息,不再拓展阿非拉關係,在後者能源和投資價值倍加重要的今天,鐵托的遺產白白浪費了。

“今天前南斯拉夫各國只能仰仗歐盟鼻息,鐵托的遺產白白浪費了”

筆者手上有一份關於鐵托1980年病逝的報道。他的喪禮是20世紀規格最高的喪禮,居然有多達128國代表團出席,包括4個國王、31個國家元首/總統、7個副總統、22個總理、6個王子、6個議長、47個外長,名單涵蓋光譜各方,在冷戰空前絕後,前南斯拉夫人至今與有榮焉。例如長年視鐵托為眼中釘的蘇聯,由領袖布涅日列夫親自出席,其他共產領袖自然追隨,包括對鐵托又羨又妒的羅馬尼亞壽西斯古。

喪禮名單涵蓋多國 空前絕後

批評鐵托搞修正主義的中國,也由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峰出席。美國總統卡特原來也要到場,得知布涅日列夫露面後,才改派副總統蒙代爾。其他資本主義世界領袖空群出動,包括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等;東西德領袖昂立克、舒密特亦同台致哀。出席者還有印度甘地夫人、巴基斯坦齊亞將軍、北韓金日成、伊拉克薩達姆、巴勒斯坦阿拉法、贊比亞卡翁達等第三世界傳奇名字。下個如此規模的喪禮,屬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其時南斯拉夫已煙消雲散。

鐵托死後,民族主義籠罩巴爾幹,他被各國政客批評,自屬情理之中。以往位於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邊境的鐵托出生地,是全國兒童必到的學習景點,今天一些年青一代,則連鐵托是誰也不知。各國政府對這地方不再理會,任它自生自滅,附近農民輾轉接手運作,也依然有遊客慕名而來,當然沒有了動員的規模,也沒有了不准在鐵托銅像前扮鬼臉一類禁忌。紀念館昔日開闢了佔地極廣的停車位,供數十架巴士同時停泊,現在雜草叢生;鄰近設備先進的幹部培訓中心丟棄至今,無人知道它還有什麼用途。以鐵托命名的街道、廣場漸被取締,卻有新的鐵托紀念品面世,這就是看管鐵托紀念館的農民自釀的葡萄酒,他們將之命名為「鐵托酒」。鐵托的故事比酒更濃,一人一口,就是最好的通識教材了。

沈旭暉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 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

茉莉花革命﹕假如小布殊還是總統(下)

【咫尺地球】筆者早前訪問了美國右翼領袖、前副國家安全顧問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從新保守主義觀點,談論茉莉花革命及向中東「輸出民主」。承接上周刊出《訪問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一文,以下為訪談下半部分﹕

□沈旭暉

■艾布拉姆斯

□作為小布殊年代負責中東政策的官員,你認為小布殊和奧巴馬的具體方針有什麼不同?

■我想二人不同之處在於布殊着重人民的權利,對推廣理念較有承諾;奧巴馬則着重國家與政權,為典型現實主義者。奧巴馬上台時,他視敘利亞、伊朗等敵對國家為與美國沒有威脅的國家,更伸出友誼之手,希望與兩國發展關係,因此敘利亞事變至今,他的用詞都很謹慎,與譴責卡扎菲形成強烈對比。但奧巴馬卻忽略了當地人民的感受,其實我深信伊朗、敘利亞的政權總有一天會結束。

政要層面 小布殊比奧巴馬受歡迎

□你承認你當時的工作是要促進中東的政權更迭嗎?

■在小布殊年代,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從未包括推動政權更替,只是推動民主及人權價值。前國務卿賴斯2005年在開羅的演講,反映美國在改善及尊重人權方面早就向埃及施壓,但並非要埃及出現政權更替。

□為何推廣民主並非奧巴馬外交政策的優先考慮?

■新任政府永遠都覺得前任施政大錯特錯,需要改轅易轍,他們可能認為民主、自由等議題,是小布殊的一個錯誤決定,這從他們初期對伊朗的態度可以看出。

□假如小布殊仍是總統,你還在政府工作,面對茉莉花革命,美國的處理手法會有什麼不同?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覺得我們會對敘利亞強硬一點,對突尼斯亦會較早有回應。奧巴馬對突尼斯、埃及變天的回應都很慢,突尼斯2009年大選後就出現示威浪潮,但奧巴馬很沉默,主要是要看清楚現實主義的利益才判斷形勢。

□你們對巴林、沙特等王室的態度又如何?

■我認為美國是有能力在危機剛發生時,通過談判,讓兩國王室妥協,對民眾作出一定讓步,但奧巴馬政府因為與這些王室沒有深交,白白錯失良機。你知道,友好關係是需要時間建立的,特別在中東,巴林國王曾見小布殊數次,卻從未見過奧巴馬,至於沙特國王與奧巴馬的關係就更疏遠,據我所知,兩國政府的關係現時是欠佳的。但小布殊懂得與他們相處。民調常顯示奧巴馬受外地民眾歡迎,但在國家領袖層面上,其實剛好相反,尤其在中東。假如小布殊還在執政,我想起碼巴林的流血衝突可以避免。

□至於對利比亞,小布殊治下的美國會否更強硬?

■我想可能性會很大,小布殊會比較強硬,並會主動使用美軍的空中力量。奧巴馬擔心利比亞實質行動的成效,多於推動民主。我為官35年來,以往只聽過美國指摘英法等歐洲國家對北約支援不夠,今次竟反過來是英國的卡梅倫和法國的薩爾科齊指摘美國對北約支援不夠,令我十分驚訝。我也不相信我們的民眾喜歡這樣的信息。

□你當年設計中東民主化計劃,現在當地出現茉莉花革命,你是否以此為榮?

■我覺得小布殊政府在這方面是有貢獻的,我們成功讓我們的理念傳播到當地。你知道,我們不是只着重國家利益。

新保守主義「像喪屍」 有潛力翻生

□我與一些布魯金斯智庫的同僚交談時,他們大多說伊拉克戰爭後,新保守主義已失去影響力,甚至已死。你對此有何看法?

■那的確是一個很流行的觀點。新保守主義一度是式微了,但我認為現正起死回生。哈哈,我們就像喪屍,死了也會活轉過來的﹗(笑)

□新保守主義有接班人嗎?

■2008年,共和黨總統參選人麥凱恩的外交政綱,其實也是新保守主義外交。前瞻2012年大選,誰是現實主義掛帥?目前奧巴馬政府的現實主義者,像副總統拜登,都是老將,根本沒年青一輩。共和黨卻有羅姆尼、佩林、眾議院議長博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坎托等人,都是新保守主義者,只有密西西比州長鮑伯比較接近現實主義,可見新保守主義絕對有潛力傳承。

□你認為新保守主義會因「中東波」在下次選舉得利嗎?還是選民在伊拉克戰爭後,不再希望理會世界事情?

■短期內,民眾會因伊拉克戰爭的操作問題有所反彈,但我想中東波整體上是會對新保守主義的強心針。雖然絕大多數選民連巴林在哪裏也不知,但我相信國民始終希望美國繼續擔任全球領導者的角色。當年卡特敗於列根,就是基於同樣理由,因為游離選民,尤其美國中產白人,非常反對美國讓出領導者的地位。當2012選情接近,而經濟沒起色,共和黨就可以通過美國在北約行動的軟弱,批評奧巴馬的弱勢外交、聯合國的無能,以贏取選票。

沈旭暉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 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訪問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艾布拉姆斯(上)

【咫尺地球】中東北非發生茉莉花革命後,華文媒體常見左翼學者的分析,對美國右翼聲音則較少報道。筆者為此剛到華盛頓訪問了美國右翼領袖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他是職業律師,曾於列根及小布殊年代擔任幕僚,現職外交關係協會中東研究部資深學人。在小布殊任內,他是新保守主義紅人之一,曾擔任總統特別助理及國家安全會議近東與北非事務高級主任,後升任副國家安全顧問,主理布殊政府對中東的「輸出民主」政策。他對奧巴馬政策自然大不讚同,相信新保守主義並未式微,觀點值得注意。

□沈旭暉 ■艾布拉姆斯

□作為前朝統籌中東的決策者,你認為中東及北非現在的情况是否意料中事?
■精簡的答覆我會說「不」,但亦不完全屬意料之外。早於2003年,布殊總統已警告此類獨裁政權基本上是不穩定的,華府亦於去年1、2月成立埃及工作組,定期與埃及官員會面,曾警告若穆巴拉克操控大選、試圖讓兒子繼位,埃及將動盪不安。我們雖未有預測到埃及的局勢發展,但絕對有警告情况會很困難,所以我們相信布殊推動中東民主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現政府的態度則是比較不清晰的。

□類似革命會在其他地方出現嗎?
■突尼斯革命後,我曾撰文探討事發因由,認為問題並非出在制度,而是出自家族的管治,即本阿里總統和他的夫人。這情况會在哪裏複製?答案自然是利比亞和埃及,因為兩地都是家族式獨裁統治的,所以我早認為突尼斯的方程式會應用於兩地。起初我認為敘利亞會是例外,雖然當地也是家族式獨裁統治,但打壓卻異常的強,慶幸我的估計錯誤,敘利亞示威已開始升溫,大概是資訊科技發達的原故,令阿薩德無可能像父親般武力鎮壓吧。

需釐清「偽共和」與君主制

□那其他鄰國呢?巴林和沙特的動盪是否最出乎意料?
■我們必須釐清「偽共和」與君主制的分別。所謂偽共和即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埃及、敘利亞等國,它們的選舉受操控,統治家族勢力龐大,政府的合法性受質疑。君主制國家則有點不同,王室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例如在約旦及摩洛哥,王室比政府相對有優勢。若然人民不滿經濟環境,責任在總理而非在國王、君主,因此那裏的局勢還是相對穩定的。

奧巴馬沙特政策純利益主導

□布殊既要推動中東民主,為什麼支持沙特的君主制度?
■他曾答過這問題,說民主與國家傳統文化是不應有衝突的,例如丹麥、瑞典、英國等有國王,日本則有天皇,但它們都是民主國家。我們曾對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說,「則使你們抗拒西方民主價值,也必須承認國家始終不是王室的私有財產,最終有必要與人民達成某方面的管治協議,共享國家財富」。當然是說得比較有技巧。布殊曾指出民主自由化是世代工程,意思就是鼓勵沙特向君主立憲制發展,對此我們是清晰的。只是沙特王室極之反對任何民主化或議會制,例如他們痛恨科威特的議會,最終我們稱沙特為「負責任政府」,以減低爭議,其實已是暗示他們要民主化了。此類國家自然有需要改革進化,但也得配合國情,按步就班,成立一種社會契約,讓絕對君主制終止,受某種形式的議會制衡。奧巴馬今天的沙特政策失去了布殊時代的積極性,變成了純粹利益主導。
反戰碰正「中東波」 軍費為重要考量

□未來還有什麼可能出現的新形勢?美國會加強在中東的部署嗎?
■先是也門吧。新聞已有很多報道。其次利比亞,它根本是一個管治無效的國家,以致大面積的國土尚未開發,假如利比亞變天,新政府必定會衡量石油在國際市場的價值,正如伊拉克現正大量輸出石油,企圖成為石油大國,那時美國就有更大角色。至於美國傳統盟友方面,只有沙特東部比較混亂,若東部省份推動獨立,情况會比現時更亂,會令人擔心突如其來的石油供應改變,會否影響美中等石油入口國,屆時我們將會需要一段時間,去令世界石油價格回落。

□不少外交學者認為伊拉克戰爭標誌着理想主義的終結,因為美國民眾會在未來數十年傾向反對牽涉入此類戰爭。你作為當事人,認同嗎?
■我認為這說法是錯的。越戰1975年結束,美國立即興起此類「不再牽涉戰爭」的呼聲,5年後美國卻選出一個列根總統,外交思維極之剛猛,並介入阿富汗及中美洲多國。所以即使2007年以後,美國民眾似乎不想再牽涉戰爭,卻碰正「中東波」及利比亞等問題,逼使奧巴馬一定程度上要介入,只要總統知道方向,民眾是會被說服的。列根的支持度一直高企,因為他能夠說服其外交政策有利於美國,所以我們不擔心民意。民眾擔心的其實是另一問題,即財力。他們可能會說:「我同意這場戰爭,但國家無錢支持。」這難題是需要正視的。奧巴馬最大的問題是不斷裁減軍費,其實軍費連年減少,已不能再減,防長蓋茨亦認同,但奧巴馬政府卻認為醫療、福利等議題比軍費更重要,這就令美國在中東的政策選擇大大減少了。

(下篇預告﹕假如布殊還是美國總統,會如何處理茉莉花革命﹖)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6月1日星期三

李嘉誠集團捲入厄瓜多爾三國誌

本欄上月談及香港企業如何滲入南美洲的唯一台灣邦交國巴拉圭﹐而這自然並非特例。在過去十年﹐中國大規模進入拉丁美洲﹐目前已成為繼美國後最重要的拉美貿易夥伴﹐在這過程中﹐不少香港企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特別是李嘉誠旗下的和黃集團。除了巴拉圭和較為人熟悉的巴拿馬﹐和黃在厄瓜多爾的經歷更峰迴路轉﹐頗堪玩味。

在拉美各國當中﹐除了查維斯領導的委內瑞拉﹐厄瓜多爾也以石油資源豐富著稱﹐加上地處太平洋沿岸﹐和亞洲相對距離較近﹐戰略地位重要﹐中美兩國都十分重視。2006年9月﹐和黃與厄瓜多爾政府達成協議﹐負責興建位於萬達市(Manta)的厄瓜多爾國際碼頭 (Terminales Internacionales de Ecuador/TIDE)﹐並獲得其三十年經營權﹐預計整個項目投資額將達5.23億美元。萬達市是厄瓜多爾唯一的深水港﹐也是南美洲最西垂、最靠近亞洲的港口﹐在經濟價值以外也有軍事價值﹐在商言商﹐確是和黃的國際港口網絡的理想拓展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萬達市在和黃進入前﹐一直是美國在厄瓜多爾的據點。美國在九十年代末期開始高調打擊南美毒梟﹐以哥倫比亞、秘魯兩國為重點對象﹐並以「跨境掃毒」為由(這是反恐戰爭前美國的重要外交政策)﹐向與兩國接壤的厄瓜多爾租用了萬達港作為空軍基地﹐更以此為南方司令部中心﹐它的位置就在和黃的TIDE旁邊。和黃進入厄瓜多爾﹐自然引起了美國右翼勢力的不安﹐認為這是中國進入當地的前哨部隊﹐目的不單是為了做生意﹐更是要取代美國﹐在此消彼長的形勢下﹐逐步在當地建立軍事基地。加州大學羅省分校的Tom Narins就曾以此為題目撰寫論文﹐探討李嘉誠的「拉美港口外交」。

在這微妙的中美博弈﹐小國厄瓜多爾政府的態度就變得舉足輕重起來﹐令三方互動變成一部三國誌。領導厄瓜多爾的總統科雷拉(Rafael Correa)是拉美左翼思潮的新代表人物之一﹐一直對美國自由經濟政策不滿﹐卻與拉美反美龍頭委內瑞拉的查維斯關係良好。他在2006年當選總統後﹐聲言要改變厄瓜多爾的外交和經濟政策﹐對外資的態度尤為審慎。和黃的曼達港合約是在科雷拉就職前獲得的﹐但美國空軍基地的逆轉前景﹐則完全是在科雷拉上臺後出現的﹕2007年﹐他公開表示除非美國願意「禮尚往來」﹐讓厄瓜多爾空軍在佛羅里達州租借基地﹐否則將不會讓美國續租萬達空軍基地﹐認為這涉及主權問題。美國自然不可能租借基地給厄瓜多爾﹐萬達空軍基地租用權也真的在2009年不被續約。雖然研究員不能確定科雷拉的強硬與「打和黃牌」有多少關係、或有沒有關係﹐但在美國部份媒體眼中﹐兩者自然有關﹐因為和黃只要有被邀請在美軍撤離後管理萬達基地的可能性﹐就已增加了厄瓜多爾與美國叫板的本錢。

意料之外的是在美國軍事基地問題解決後﹐厄瓜多爾並沒有倒向中國﹐反而與中國關係也開始變差。2007年10月﹐科雷拉大幅增加外資投資石油的賦稅﹐令投資厄國的中石油大受影響。中國原來承諾了為厄瓜多爾貸款興建水電站的﹐但是在2009年﹐負責投資的中國銀行以厄瓜多爾政府「信用欠佳」為由﹐要求對方為貸款提供抵押品。民粹傾向越來越強的科雷拉立刻翻臉﹐說中国要求厄瓜多尔央行拿资产作担保才協助興建水電站又是涉及主權問題﹐而且態度傲慢﹐「令人无法容忍」﹐手法比在拉丁美洲臭名昭著的國際貨幣基金會更惡劣。後來科雷拉重申「不會忘記在尋求貸款興建水電站時受到中國的不當和無禮對待」﹐更威脅要從其他國家、甚至是台灣尋求資金。

與此同時﹐雖然和黃的TIDE港口第一期已於2007年2月啟用﹐但吞吐量甚低﹐到2009年為止﹐只完成了兩成基建。2009年1月﹐厄瓜多爾政府忽然指責和黃「未有按照協議進一步投資」﹐以足球術語「黃牌警告」威脅取回和黃的三十年經營權﹐後來單方面提出更改經營權的條款。經過一輪醞釀﹐一個月後﹐最終由和黃單方面中止投資﹐自我紅牌離場。外間不知道雙方協議是否涉及任何一方的賠償﹐但反正這案例已成了和黃的失敗投資之一。

把中美勢力都象徵性地趕離厄瓜多爾後﹐科雷拉成功在2009年4月連任總統﹐誓言繼續深化他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連任在厄瓜多爾近代史是十分罕見的事﹐起碼在近三十年來從未出現﹐而科雷拉勝出的得票率遠遠拋離其他候選人﹐反映他的整體民粹作風得到選民肯定。

這故事給香港涉外關係的啟示﹐比上月談及的巴拉圭案例更複雜。和黃雖然有可能成了厄瓜多爾政府對抗美國的棋子﹐但在美軍被完全趕出萬達空軍基地前,它已率先撤離TIDE﹐這與中厄兩國交惡的時間也大致吻合。這反映和黃雖然是完全獨立自主的港資企業﹐但在厄瓜多爾的投資並未能像在巴哈馬、巴拿馬等國那樣﹐在中、美、本國政府三方之間承擔獨特角色﹐而是被厄瓜多爾政府簡單視為中國的代表。美國輿論固然不認為和黃不代表中國﹐中國似乎也不希望在中厄交惡時﹐讓和黃一類香港公司提供替代貸款﹐因此和黃撤離厄瓜多爾﹐才符合各方意願﹐顯得順理成章。但假如和黃的純商業計算是希望留在當地﹐最後卻不得不走﹐這就是經濟被政治拖累的例子﹐和上月提及的香港企業以經濟促進外交的正面效果恰恰相反﹐值得深思。

明報月刊 2011年6月

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

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

【明報專訊】筆者對香港政治沒有研究,這裏只是拋磚引玉地談談國際政治通識題:假如某國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當選人在任內因為種種原因喪失議席,議席以往由補選填補、或由同一名單中人填補,現在卻變成讓落敗名單的最高得票者(或最大餘額者)補上,會產生什麼後果﹖按字面演繹,這方案有以下變種:

案例一﹕

A國有政治暴力傳統,以往議員被暗殺後,選民多選擇他/她的家族成員來替補,是為寡婦政治。新制不但沒有了這選擇空間,而且選民心裏明白自動填補的落敗候選人,很可能就是議員被殺的幕後黑手。從此選民對選舉暴力態度更犬儒,暗殺之風大起,有能者逐漸發現新遊戲規則,也就是情願高票敗選、再勒索當選人,比當議員更實際,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後補議員治國制」。

案例二﹕

B國存在不少激進小黨,例如主張分離主義的、恐怖主義的、宗教極端主義的,它們支持者極少,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當選,但選民有時會通過投票給它們宣示對現狀的不滿。設想選區甲有兩個席位,兩大黨各得票49%,恐怖政黨得票2%,但大黨當選議員忽然病逝,僅得2%民意支持的狂人就會進入議會,因為只有他有上次選舉的「餘額」。這政黨取代了獲49%認受的主流政黨,忽然得到在全國舞台表演的機會,整國文化開始被扭轉。

案例三﹕

C國議員海外訪問期間集體遇上瘟疫,大半議員病倒,失去議事能力。正常情况下,他們會辭職養病,但在新制度下,他們的位置很可能被對手填補,朝野比例就會顛倒過來,現政府就會倒台。因此病重議員被所屬政黨勒令不得辭職,但他們真的病重,議會不夠法定人數開會,國家出現「瘟疫政治危機」,全國陷入癱瘓。

案例四﹕

D國某大黨主張墨家式苦行走入群眾,選民對它的候選人都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們就是犧牲了,也有繼任人弘揚同一理念,而根據慣例,這黨的最受歡迎明星都不會參選。在新制下,這政黨所有當選議員在選舉翌日集體探訪礦場,不幸全數意外身亡,剎那間它的民望大升,假如舉行補選,勢必得回所有議席。但政府堅持新制,擔心補選變成對這政黨的信任公投,結果這大黨的所有授權只被行使了一天,就消失無蹤﹔本來不存在的革命之火,卻無緣無故出現了。

案例五﹕

E國有強烈利益輸送文化,在舊制度,買賣雙方只能在當選人之間討價還價,但在新制度,還價的空間被無限擴大,因為議員依然可以通過辭職,讓同一陣營、排另外名單的新人接班﹔不同陣營的議員,也可以用備用議席來討價。例如當辭職替補不用再經民意重新授權,政黨就可以通過讓自己人辭職、加冕對方一個新議員,來換取一條法案通過、或僭建樓十間,餘此類推。結果新制度比舊制度更鼓勵議員不斷辭職,而最終留在議會的,可以全是只有數百票的「補上補議員」,是為密室政治的佳音。

案例六﹕

F國政府有委任議員加入內閣的習慣,以往議員接受委任,議席不是進行補選,就是由所屬政黨填補,因此議員和政黨一般表示歡迎。在新制度下,議員進入行政機關,卻要自動把席位讓給競爭對手,等同弱化了同一政黨對立法機關的控制,這是自毀的行為。自此政府不會讓旋轉門對自己人轉動,反而要很給力的委任敵人進內閣當擺設,以強化自己的議會實力。

以上案例都是有所本的,使用「落敗遞補制」的其他可能情况還有不少,每一個都有違一般人的普通常識,每一項都是民主社會與威權社會都不會出現的奇聞,可見這模式創意無限,等閒之輩是想不出來的。它的發明者必會在國際政治教科書佔一席位,屆時亞洲國際都會出品的「香港模式」就會流芳百世,香港學者也得沾光被當作它的代言人,真是教人想起也興奮啊﹗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魔術與昔日國際政治 紅與白獻給誰﹖

【咫尺地球】在日本,有一種傳統藝術,利用紙張,叫Origami(摺紙)。在日本的傳統魔法藝術,也有一個項目利用到紙張,以紅色與白色代表男與女,祝願幸福予所有人類。這魔術能把紅與白獻給大家,教人回味無窮,其實魔術師在昔日社會的身分設定同樣精彩。

魔術與東方主義

在維多利亞時代,高檔魔術是上流玩意,表演場地往往在頂級大劇院,一流魔術師受貴族重視,就像數百年前的宮廷音樂家,慢慢連自己也能躋身社會上層,堪稱真正的「魔術」。由於競爭激烈,不少魔術師以「神秘的東方」包裝,「中國魔術」是特別具說服力的名詞,不少魔術經典都莫名其妙以「Chinese」或「Oriental」命名,最著名的是將美女放入魚缸的「中國水刑」。

年前電影《死亡魔法》交代了一位在倫敦演出的著名中國魔術師,其實是壯年人扮作耆英,以弱不禁風的造型掩飾力大無窮,是為比脫衣舞孃更徹底的「為藝術犧牲」。歷史上,這西貝貨確有其人﹕有一位名為程連蘇(Chung Ling Soo)的魔術師在1890年出道,他就是那位喬裝成華人的白人,憑裝作不懂英語的精湛演技、一套大清朝服,混得全歐知名。

1905年,一個名叫朱連魁(Ching Ling Foo)的大清公民走到倫敦演出,專門向程連蘇挑戰,爭奪「真正中國魔術大師」寶座。最後朱君神秘爽約,成全了對手美名,是為魔術史上一大懸案。朱連魁的身價同樣充滿水分,他自封的頭銜是「慈禧太后御用魔術師」,自然明白魔術這一行和東方主義的共生關係,也許根本不希望公然揭露對手底蘊。這類包裝的副作用卻是令「中國魔術」逐漸成了負面名詞,似暗示中國的創造都是魔術,終有真相大白的一日。

魔術與外國間諜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在英美走紅的魔術師都是新移民或其後代,他們把祖家的特色重構成魔術,希望靠這易被接受的技能打入新環境,策略和其他向上流動的新移民相同。既然魔術和「外國勢力」先天掛鈎,不少魔術師也就成了嫌疑間諜。以史上最著名的魔術師胡迪尼(Harry Houdini)為例,他是生於匈牙利的猶太人,四歲時舉家移民美國;他對此從不承認,直到死後,其匈牙利身分證才被發現。2005年,美國出版了一本名為《胡迪尼秘密人生》的著作,揭露他和英美警方都有特殊關係,認為他的不少經典演出,包括神乎其神的逃獄,都是靠警察關照才能完成,以便他以明星身分當間諜來監察東歐新移民,特別是來自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胡迪尼擅長逃生,被稱為擁有專門技術的「脫身學人」(escapologist),是比「魔術師」與「魔術家」更高一籌的神級,假如這門學問與特務掛鈎,就大煞風景了。

像胡迪尼那樣的疑似舞台間諜,是當時的普遍例子。例如同期有一位舞蹈大師瑪塔哈尼(Mata Hari),她原籍荷蘭,曾住在荷屬東印度群島(今日印尼),經常在舞蹈加入東方特色,回到歐洲,一鳴驚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她被法國政府拘捕,指她擔任德國間諜,並將其處死。後來川島芳子就是以「東方瑪塔哈尼」之名飲譽全球,可見正牌哈尼的地位。

魔術與類科學家

昔日魔術師還有一個特殊身分,就是在科學未普及之際,取得「類科學家」的地位。魔術最蓬勃的發展在20世紀初,那是每天都出現新發明的革命期,昨天發明電報、今天發明電燈、明天又有大師自稱隱形人,分辨科學家、神棍、小說家和魔術師並不容易。例如有科學家聲稱創造出毋須馬達的「永動機」,就被證實是魔術。

電影《死亡魔法》講述魔術時,加入科學怪傑迪斯拿(Nicola Tesla)的角色,就是神來之筆。他與愛迪生一樣天才橫溢,不過不善經營、缺乏生意頭腦、不夠心狠手辣,所以愛迪生才獨佔「發明大王」之名。迪斯拿是無線電發明者,對電力運用作出劃時代貢獻,晚年卻脫離現實,相信他的電廠可創造自動懸在半空的「幽浮機器」、突破光速的「時光旅遊機」、傳送人類粒子往第四空間的「物質輸送機」等。電影說他炮製出「複製機器」,就是偽科學淪為魔術的故事。

時至今日,魔術史上這些身分認同已逐漸式微,但依然殘留了歷史痕迹。例如西方魔術大師大衛高柏菲(David Copperfield)常把「突破時空界限」一類「科學」術語掛在口邊,近年聲稱在私人島嶼發現了「生命之泉」,掌握「起死回生」的超能力。東方也有魔術會長自創舞步,讓魔術與「破地獄」一類東方民間習俗接軌,以誇張動作惹來東瀛間諜的想像,與先人都是一脈相承的。

(改編自作者著作《國際政治夢工場》)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 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1年5月16日星期一

拉登的色情電影﹕政治化妝的反效果

【咫尺地球】拉登被殺後,美國的消費行為尚未停止,反而有漸趨失控的傾向。正如國防部長蓋茨透露,白宮群英原來「一致同意」,不對外公布任何關於拉登被殺的細節,怎料轉瞬間,不同層級的匿名知情人士紛紛向媒體泄密,內裏既有不同部門的爭功、媒體競爭的炒作,也涉及美國部署的心理戰。

美心理戰接近玩火

無論動機是什麼,公布在拉登大宅搜出大量色情電影已接近玩火。根據美國媒體引述「不具名的美國現任及前任官員」,在拉登大宅發現「相當廣泛的情色物品」,包括「現代和電子錄製的色情電影」,相信指包括VCD和錄影帶,就差沒有提到《3D肉蒲團》。雖然美方說不知道拉登本人是否曾看過,但東西方媒體已在興致勃勃地推測究竟拉登有什麼心水選擇。這自然是形象公關工程﹕一周內,美國已把拉登由恐怖大亨極速化妝成一個只穿內褲的鬍子宅男,天天無所事事地把玩電視遙控器看新聞,工作只是在錄像發表了無新意的時事評論,唯一娛樂就是看色情電影來等待性愛。

難令追隨者信服

通過摧毁敵人的道德形象來打擊對手,倒是國際政治的常見法門。翻閱教會歷史,會發現新領導攻擊前任主教的最方便途徑,就是說他有情婦和私生子;二戰期間,英國大舉宣傳納粹德國領袖希特勒是只有一粒睾丸的性無能,意圖破壞日爾曼神話的陽剛形象。然而,這類宣傳無論是否屬實,都只能對某一特定階層的受眾暫時奏效,一般知識分子明白一切難以求證,就是明天美國說那些電影內容包括同性戀和戀童,媒體也只能照單全收。為拉登寫傳的著名美國作家Peter Bergen也看不過眼,相信電影並非拉登本人使用。

就是不談道德,這策略也可帶來反效果。拉登雖然以虔誠穆斯林面貌示人,但宗教並非他的主要身分﹕他曾提出要不拘小節地反美,陳述的教義、對現代科技的理解,都和他信奉的瓦哈比教派有出入;對最保守的穆斯林而言,拉登毫無宗教身分也以「fatwa」發動聖戰就是荒謬絕倫的事,根本不會因為宗教原因追隨他。與此同時,在追隨者心目中,勇氣也不是拉登的主要形象﹕他並非像希特勒那樣講求正面作戰,而是以設計不對稱戰役的「智力」著稱。拉登的最重要身分其實是反美,他的同情者不單是憤青,也包括不少反美知識分子,像9.11襲擊者都是伊斯蘭中產精英,他們會對這類性宣傳極抗拒,只會視之為敵人抹黑。

抹黑得罪整個宗教

在伊斯蘭世界,性與宗教的關係極具爭議性,美國把「拉登色情化」,容易把視線聚焦在整個伊斯蘭教,這是十分危險的。例如,美國著名婦權作家Asra Nomani在上述消息發布後立刻撰文,通過描述「拉登的污穢腦袋」來論證伊斯蘭世界對性的虛偽,又重提拉登藏身的巴基斯坦因為地下性業蓬勃而被稱為「Pornostan」,把打擊面由拉登變成整個宗教、整片伊斯蘭地區。這類思維,卻是美國當局引導的﹕又是據美國媒體引述知情人士,「拉登並非特例,我們經常在激進分子巢穴找到色情影帶」。事實上,穆斯林是否容許私下觀看色情電影這問題,正如穆斯林是否容許手淫,在伊斯蘭世界並沒有完全共識,固然有學派主張嚴打,但也有提倡伊斯蘭改革的學者認為沒有問題。美國炒作「拉登色情門」,只會把各派穆斯林一併得罪,保守的說抹黑、開明的說虛偽,而不會取得任何掌聲。以後奧巴馬批評其他國家以性醜聞抹黑異見人士時,更會失去道德高地,一切得不償失。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5月4日星期三

沒有拉登的日子——蓋達的進一步本土化(下)

【明報專訊】本欄昨日談及拉登被殺對蓋達發展的五點影響,包括蓋達重心轉向北非,並與茉莉花革命產生微妙互動。與此同時,不少蓋達支部將進一步本土化,令宏觀的反恐大局更不可測﹕

6. 「伊拉克蓋達」全盤遜尼化

作為數年前知名度最高的蓋達支部,「伊拉克蓋達」(AQI)在扎卡維死後依然存在,但已變質。在扎卡維時代,伊拉克蓋達常以斬首行為惹人注目,但扎卡維的班子多是外來者,他就是約旦人,難在伊拉克亂局得到本土信任。美軍擊斃扎卡維,卻把伊拉克蓋達領導權送回本土人士身上,由於薩達姆政權的遜尼派感覺受歧視,成了伊拉克武裝力量主力,不少零星遜尼派襲擊都以阿拉伯蓋達之名進行,包括上周在摩蘇爾殺死7名伊拉克國防軍。伊拉克蓋達另一個新發展是培養了不少「孫組織」去和其他勢力合作,例如目前活躍的「納赫什班軍」(Men of the Army of al-Naqshbandia Order, JRTN)就既有自己的獨特生命力(源自蘇菲教派),又受伊拉克蓋達支持﹔布魯金斯中東研究中心主任Kenneth Pollack認為JRTN會逐步取代正牌蓋達,因為它不直接承擔責任,伊拉克蓋達則樂於領功,成了分工合作的默契。只要遜尼派不滿新政權,就會以形形色色的名目反抗﹔拉登對伊拉克的影響力從來有限,他的死卻令伊拉克蓋達品牌再被注視,JRTN一類孫組織會更願意借其惡名做「實事」。

7. 阿富汗塔利班全盤普什圖化

阿富汗塔利班並非蓋達支部,只是拉登的傳統盟友,不是開宗明義的恐怖組織,而是阿富汗、巴基斯坦普什圖族的部落聯盟。在布殊時代,一句「非友即敵」把塔利班打為蓋達同伙,令好些美國外交人員大為後悔,因為塔利班的普什圖基礎穩固,是不可能靠武力取締的。奧巴馬上台後,出現塔利班和美國和解的可能,例如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的塔利班分子曾在2009年主動提出和解停火,只是不被理會而已。拉登死後,希拉里呼籲塔利班「認清美國不能戰勝的事實」,暗示對方是時候談判和解﹔缺少了拉登對塔利班的精神感召,塔利班高層確實可能慢慢和美國達成默契,這是反恐學者Vanda Felbab-Brown的分析。問題是目前阿富汗的卡爾扎伊政權十分腐敗,相信塔利班會用邊打邊談的策略,以卡爾扎伊下台換取不與美國為敵的承諾,乃至在美國撤軍後一舉復辟。

8. 「阿拉伯半島蓋達」的也門機遇

雖然一般相信蓋達二號人物扎瓦希里會成為接班人,但近年美國已把也門教長奧拉基(Anwar al-Awlaki)列為新興恐怖大亨,並把他領導的以沙特和也門為根據地的「阿拉伯半島蓋達」(AQAP)視為最嚴峻的威脅。美國對奧拉基恐懼,除了源自去年AQAP幾乎成功炸毁航機,更因為奧拉基有美國護照,曾就讀多間美國名校,知己知彼。扎瓦希里的致命缺陷是籌款能力不強,但AQAP與不少沙特富豪相熟,更容易繼承拉登的沙特網絡。目前也門是中東波高危國家,總統薩利赫的下台已成定局,筆者剛在華盛頓訪問熟悉也門的美國和平研究所學者Steven Heydemann,他認為任何新也門領袖都會宣示與美國的距離以回應民眾,這會成為AQAP擴張的契機。事實上,也門雖然統一了20年,但南北兩部分歧依舊明顯,不少部落領袖同情拉登,武裝分子則以南北邊界為根據地,這都令AQAP可能以蓋達正統自居,利用拉登神話為發展機遇。

9. 巴基斯坦虔誠軍的核子任務

維基解密流傳一則情報,聲稱蓋達擁有一枚核彈,可能在拉登被殺後攻擊歐洲。這類情報頗為可疑,就是有恐怖組織持有核彈也大概不是蓋達,而應是蓋達的盟友巴基斯坦虔誠軍(Lashkar-e Taiba, LeT)。虔誠軍是南亞最活躍的恐怖組織,代表作是2008年的印度孟買火車爆炸和月後的連環爆炸,力爭克什米爾脫離印度回歸穆斯林﹔它在克什米爾的基地,被相信在塔利班下台後訓練了一些蓋達新人。虔誠軍盛傳有巴基斯坦軍方派系暗中支持,領袖Hafiz Muhammad Saeed早在9.11後聲稱「支持者」擁有兩枚核彈﹔上述印度連橫爆炸的疑犯,也有以印度原子能研究所為目標。拉登的死進一步激化巴基斯坦的反美思潮,以及雙方軍方的互不信任,這會有利虔誠軍維持疑似擁有核武的煙幕。

10. 東突之謎

9.11後,美國國務院把疆獨組織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列為恐怖組織,中國視為外交勝利。ETIM的案例比上述蓋達支部或盟友更政治化,筆者曾訪問世界維吾爾大會副主席Omer Kanat,他堅持ETIM是中國製造的謊言,目的是「把疆獨和平運動妖魔化」。北京自然對此嚴加駁斥,透露ETIM接受蓋達支援,經常以ETIM的威脅作為加強國安的前提,認為疆獨分子在恐怖襲擊中國之餘還要妖魔化中國。妖魔化也好、反妖魔化也好,拉登之死無疑是高危時期。

9.11後,蓋達作為美國頭號敵人被打擊了10年,要是它是一個普通國家,早就像海灣戰爭後的伊拉克那樣元氣大傷。但10年來,究竟蓋達是強了,還是弱了﹖拉登死前一個月,外交權威雜誌《Foreign Affairs》刊登了反恐專家Leah Farrall的文章,分析9.11前的蓋達力量薄弱,9.11後卻有力大舉成立支部,影響遍及全球,開創了嶄新的管理模式,其實是強了。說到底,蓋達代表的並非任何單一意識形態,而是一個籠統的對現實不滿的全球精神,配合不同地方的獨特情况,我們可稱之為恐怖主義的「全球在地化」。各地的在地化問題解決了,蓋達支部和盟友自然沒有生命力,不用高調地反也自然消亡。但只要這達不到,負責個別福利事務的激進組織自然有一定民意基礎,單以軍事方式反恐只會製造仇恨,愈反愈恐。

(二之二)

2011年5月3日星期二

由精神領袖到烈士﹕拉登被殺對蓋達發展的十點啟示 (上)

【明報專訊】蓋達領袖拉登在9.11十周年前夕被殺,對美國外交和總統奧巴馬本人自然有相當象徵意義(見筆者國際版另文),但若假定這會終結以蓋達之名進行的恐怖活動﹐則幾屬不可能。加上目前中東各國正發生中東波民主化革命,拉登的死也無可避免會與之產生互動。拉登的死對整個蓋達組織及其延伸網絡的影響,既有宏觀層面,也有地緣政治的微觀層面,可概括為下列十點﹕

1.蓋達「品牌效應」只會發酵

9.11後,蓋達的運作模式早由直接指揮恐怖襲擊,轉型為由下而上的同盟網絡,其中有一些支部和總部聯繫較密切,個別細胞則完全由地方人士成立,只是以蓋達之名擴大影響力。不同支部和總部的同心圓架構,一直為研究者的重點研究對象。筆者訪問了曾任職國安局的華盛頓反恐權威Bruce Riedel,他從情報確認就算是最核心的蓋達支部,也早就不從總部接收細節指示,拉登頂多會對宏觀層面的大方向作出指導,以維繫蓋達的品牌效應。換句話說,蓋達子組織需要的只是一個品牌,而不是總部的具體支援,近年也少見不同支部之間有明顯合作。拉登死了,不過令這個品牌失去一個精神領袖,卻多了一個精神烈士,只要新任品牌設計人處理得好,品牌效應甚至可以發酵。而就是處理得不好,在可見將來,各地的蓋達支部也會繼續運作,因為它們的生命力本來就來自地方。

2.二號人物扎瓦希里的埃及情結

一般相信繼任為蓋達領袖的人,會是長期擔任二號人物的扎瓦希里醫生。事實上,他早已是近十年蓋達總部與外界溝通的樞紐,向半島台發放聲帶就經常來自他的手筆。扎瓦希里與其說是拉登的副手,不如說是獨當一面的盟友,他的組織本來稱為「埃及伊斯蘭聖戰」(EIJ),在9.11前才與拉登的蓋達合併,但基本上維持在埃及的獨立運作。值得注意的是EIJ不少領袖源出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後者正在後穆巴拉克的埃及扮演重要角色。假如扎瓦希里要展示實力,他的目標可能從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中東地區移向埃及和北非地區﹔事實上,他剛號召阿拉伯人推翻卡扎菲在利比亞的管治,曾保證蓋達支持任何陣營的反卡扎菲活動。

3.卡扎菲與「利比亞蓋達」連鎖效應

卡扎菲一直聲稱國內騷亂源自蓋達策動,甚至說蓋達在汽水下了迷藥,才導致利比亞青年精神恍惚地反他。這說法自然成為國際笑話,但畢竟東利比亞不但是蓋達招兵買馬的地方,也有一個本土恐怖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 LIFG),身分介乎蓋達正規支部和「加盟店」之間。美國一直不太情願直接支持利比亞叛軍,就是擔心援助會輾轉落入蓋達手中,而一旦中東波帶不來真正民主,令人民產生不滿,但從前的強人管治又已被破壞,這倒會成為蓋達的發展契機。美國原來出兵利比亞已是頗為勉強,卡扎菲的兒子被炸死又可能觸犯國際法,加上扎瓦希里可能把重點轉向北非,這些都可能令美國利比亞叛軍的支持更謹慎。

4.「馬格里布蓋達」潛力未盡發展

在芸芸蓋達支部當中,以北非為基地的「馬格里布蓋達」(Al-Qaeda Organization in Islamic Mahhreb, AQIM)一直被認為是最有發展潛能的一個,也就是說在過去十年,它顯示的實力和潛能太不成正比。AQIM原以阿爾及利亞為重點活動對象,因為當地一度幾乎由激進伊斯蘭分子勝出民主選舉,卻在西方默許下被軍政府取締選舉結果,造成了持續十多年的內戰。AQIM的活動範圍廣泛,波及整個北非,美國的「泛撒哈拉反恐計劃」就是針對它而進行,但在茉莉花革命後,則特別加緊在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滲透,相信將和新蓋達的總部和扎瓦希里的嫡系加強合作關係。

5.沙特國內同情拉登大有人在

拉登不但是沙特阿拉伯人,早年與沙特王室交情更十分深厚,發迹正是源自被王室派為代表支援阿富汗反蘇聖戰的往事。他今天雖然已被開除出國,但家族在沙特的影響力猶在,蓋達在沙特的號召力不能被低估,美國一直擔心沙特的國教瓦哈比主義會通過拉登輸出到全球,並懷疑有沙特王室秘密支持拉登。沙特國內有不少不穩定元素,包括要求響應中東波的改革派,東部什葉派教徒,以及蓋達一類激進勢力,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十分微妙。蓋達在沙特被稱為「阿拉伯半島蓋達」(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雖然已被沙特軍警大力掃蕩,研究相關組織的美國和平研究所(USIP)權威Steven Heydemann更向筆者表示不少美國在阿拉伯半島的反恐動作都是假手沙特部隊進行,但其實AQAP勢力仍在,只是轉往也門活動而已。由於沙特對民主化的態度最為強硬,是中東保守派的總領袖,不滿現狀的沙特貧民會發現支持民主和支持蓋達的機會成本差不多,後者更可能得到一些宗教團體的實質支持,於是王室對茉莉花愈是感冒、貧富懸殊愈是不解決,蓋達未來的潛能可能愈大。假如AQAP能利用拉登之死在貧民當中進行宣傳,不難把他們從支持民主化以前爭取過來。

(二之一)

奧巴馬做到的,布殊做不到?

【咫尺地球】拉登死了,白宮門前一片歡呼,青年居然唱起超級老歌《Na Na Hey Hey Kiss Me Goodbye》,彷彿打贏了一場大戰。雖然反恐戰不可能有勝利者,但拉登之死起碼是奧巴馬一大勝利。筆者剛在華盛頓訪問了小布殊時代的高層副國家安全顧問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探討奧巴馬和小布殊外交的分別,當時這位負責中東事務的新保守主義健將還極力證明他們的政策比奧巴馬好,但拉登的死,卻恰巧反映奧巴馬的一套可能更務實。

奧巴馬現實主義奏效

小布殊的外交政策,講求利益之餘,也強調推廣普世價值的使命,艾氏作為專職推廣中東民主的官員,認為今天的茉莉花革命有小布殊的功勞。奧巴馬任用的外交高層則以現實主義見稱,也就是像昔日的基辛格那樣,單單高舉國家利益,在其他地方開宗明義充滿彈性。小布殊視「拉登主義」為一項意識形態,把拉登的支持者、同情者均視為敵人,奧巴馬則把消滅拉登當作一項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任務,還與不少被小布殊列為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國家或團體改善關係。這對國際關係層面未必有即時影響,但對情報工作則頗有功效。

斬首襲擊避法律制約

在小布殊年代,美國常動用軍隊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直接執行任務,因為情報一直說拉登藏匿在邊境山區,而據美方宣傳,軍隊除了找人,也會一併宣揚美國價值。奧巴馬上台後,卻大舉增加了沒有人性接觸的「無人駕駛空襲」(drone attack,或稱斬首襲擊)次數,由於這沒有人操作的工具不受國際法監管,既讓他避開了法律制約,也減低了美軍傷亡,並加強了對方領袖的心理壓力,此招暗殺了不少蓋達支部高層,儘管這存在不少道德問題。當美國批評以色列暗殺哈馬斯領袖時,以色列人最忿忿不平,因為奧巴馬的drone attack更乾淨俐落。

小布殊和奧巴馬都曾批評巴基斯坦反恐不力,奧巴馬沒在外交上搞單邊主義,卻更放手讓情報人員活動,惹起的外交麻煩比小布殊更多。

拉登被殺前數月,美國駐巴基斯坦外交官戴維斯(Raymond Davis)在鬧市槍殺兩名本地人,引起反美風潮,民間一片殺人填命呼聲,奧巴馬卻極強硬地要把他引渡美國。後來外電透露,這人就是中情局駐巴基斯坦的總管,殺人是執行反恐任務,也許是拉登在鬧市身亡的先聲。美國特工擊斃拉登說是有巴基斯坦配合,但很可能是獨力完成,行為明顯屬境外襲擊,設想若情報失誤,可構成嚴重外交事件。

對中東懷柔增新情報合作

那我們有什麼啟示?可以說,沒有小布殊的新保守主義,就沒有奧巴馬擊斃拉登的政績,起碼這次拉登藏身情報的源頭,據說源自小布殊設立的關塔那摩監獄,而諷刺地,關閉關塔那摩正是奧巴馬競選時的頭號政綱。但由於奧巴馬採取現實主義外交,無形中減少了巴基斯坦一類獨裁國家對被迫改朝換代的擔心,令美國採取非常措施時顧忌更少,因為奧巴馬明白他的行為再橫蠻,也不會觸及對方的最核心憂慮。根據同一現實主義方略,奧巴馬對中東國家和組織的懷柔,令美國增加了一些新情報合作,對確認拉登不在西北邊境也有一定幫助。

現實主義顯對選民吸引力

艾布拉姆斯自信地說,奧巴馬在中東波的表現太軟弱了,居然讓英法等北約盟友批評美國不夠果斷,加上經濟不景,相信選民會逐漸離棄奧巴馬路線。但通過拉登之死,奧巴馬卻充分表現了現實主義對選民的吸引力﹕在茉莉花革命,美國支持有利國家利益的獨裁政權,不會刻意促進民主化;在反恐戰線,美國只會針對有象徵價值的目標,不會挑釁願和美國互不侵犯的激進組織,因為現實主義者深信莫說小布殊式反恐不能促進民主,就是能、但要死那麼多美國人,他們也情願讓全球獨裁下去。拉登之死不會助長美國的全球霸權,只會令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更務實,更少價值取態。至於探討拉登之死是否隱含了社會不公義這類哲學學究問題,正如電影《命運迷牆》反映,決策者是毋須感興趣的。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5月2日星期一

梅德韋杰夫訪港的背後

【咫尺地球】上周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訪問香港,這原來應是全港矚目的盛事﹕須知從沙俄、蘇聯到俄羅斯聯邦時代,這個世界大國的領袖從無訪問過香港。梅德韋杰夫去年在莫斯科親自接見曾蔭權,卻拒絕見有中央政治局委員級別的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已是給足香港面子;這次居然應邀來港,更是出乎意料之外。可惜香港媒體並不在意,連帶也忽略了背後的故事。

訪港取經 俄有空間建特區

據俄方消息人士向筆者介紹,梅德韋杰夫對香港確實頗有好感,大概去年曾蔭權訪俄前做了點功課,讓他以為香港人對俄羅斯也不是全然陌生;他這次主動向北京提出加入香港一站,也是源自曾蔭權去年的隨口邀請。眾所周知的是,一流大國領袖理會香港特首邀請的不多,例如曾蔭權早在2008年電賀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並邀請對方訪港,但只被當作政治抽水,一些美國朋友私下談及,也會語帶嘲笑。這次曾蔭權卻一反常態,十分克制,在官方facebook網頁只是寥寥數語介紹;反而梅德韋杰夫正準備把在香港遊艇拍攝的照片發表在私人微博,明顯希望有更多他的行。

不少人相信梅德韋杰夫訪港只是因為中國強大,但這明顯不是全部原因。據接近俄國總統的朋友透露,梅德韋杰夫深知中國和俄羅斯在政體上有很多不同之處,一直刻意避免使用「學習中國經驗」一類用字,也知道把中俄關係定位在哪裏最符合國家利益。但與此同時,梅德韋杰夫卻開宗明義說「香港的金融體系非常值得學習」,說明他確實希望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變成香港一樣的世界金融中心;當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欠佳,不希望再依靠倫敦紐約,東方的香港(而不是北京或上海)已成為理想的替代市場。從種種迹象可見,他這次訪問是有後續計劃的,不少俄羅斯企業已打算在港交所掛牌,VTB等俄國銀行也擬在港購買人民幣債券。至於俄國如何在境內製造一個新香港,更是充滿無窮彈性,甚至什麼時候主動建構一個特區出來迫國際社會承認,也不是不可能。

重視金融 顯與普京不同

為什麼梅德韋杰夫這麼看重香港金融模式?除了希望以英國製造的香港取代英國製造的倫敦,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金融已成為梅德韋杰夫與普京顯示不同的最重要平台。當普京以強硬形象活躍國際舞台,強調對軍事、國防、中央集權的堅持,梅德韋杰夫顯示對香港金融的熱情、對一國兩制實驗的興趣,無疑是偏離了二人原來「蝙蝠俠與羅賓」的設定角色,顯示了自己的主體思想。他早前曾暗示會參選下屆總統,普京回應自己也可能參選後,又暗示要告老歸田,但無論二人關係如何,梅德韋杰夫任總統時栽培的一批官員,都比普京重視金融經濟。要是俄羅斯人都認同金融比反恐重要,2012年的俄國大選,也許還存在變數。

只顧威廉婚禮 媒體悲哀

說到底,假如普京還是俄羅斯總統,曾蔭權就是在莫斯科見到他,大概也難打動這位愛赤裸上身展示陽剛味,並時常宣示物以類聚的強人;普京也不會像梅氏那樣,在莫斯科為了「一個市長」把原訂的40分鐘會面臨時延長為2小時;說到考察,普京大概對中國的殲20戰機更有興趣。有媒體朋友私下稱,梅德韋杰夫訪港為「降呢之行」,未免刻薄,但客觀上若俄羅斯要考察港交所,直接派對口官員就是;若是只為招商,也許大連、上海更符合成本效益。總統大駕光臨香港不可能是常態,可惜我們的媒體只會全天候直播威廉王子婚禮,而忽略近在咫尺的大國領袖,這是亞洲國際都會的悲哀。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