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28日星期六

同是反對黨香港不及德國

德國大選,右翼敗部復活,全球意識形態洪流涌回十年河西;香港在野黨卻一沉不醒,意識潺水溜走十年河東。港人漠然的大國選舉,卻是浮世啟示錄。

德國意識形態由寂靜而囂鬧,是由身為反對派的右派推動,其特色與歐洲各國小異大同:

德將政治與經濟掛勾

一、在野右派高舉新左右意識,處於攻勢;當權左派希望輕輕放下而不能,勉強迎戰,處於守勢。德國基民盟、法國勒龐、荷蘭富圖因,不約而同以祖國光榮麻痹選民,順道抨擊當權者離經叛道,令經濟一蹶不振;當權左派請不動民族主義祖宗,亦無復興經濟的經與道,只能無奈反右,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權頓時旁落。

二、諷刺史學激勵意識大戰。歐洲近年興起以古諷今熱,拿破侖、希特勒、阿登勒、奧倫治的威廉都登上大選頭條,以或正或反、或正然若反的形象登場,為選民一刀切清左右。

三、政黨合縱連橫空間,被議會設計杜絕。在使用比例代表制的德國國會選舉,得票少於5%的政黨連比例議席亦被充公;泱泱德東共黨,也僅靠地區選舉才保住議席。英、法、荷選舉設計,與脫星也能當選的意式選舉不同,都以反泡沫黨為原則。意識之爭一起,各國各黨都難有出人意表的新同盟,議會只能壁壘分明:當德國右派基民盟只能靠死黨自民黨、左派社民黨只能靠綠黨弟兄,混沌議會自然中分。

上述特色卻非德國獨有。論意識上綱,香港民主派歷來大上特上,樂此不疲,也算處於攻勢;論歷史元素,其人無疑身體力行「毋忘六四」;論議會空間,港式比例代表制也是泡沫剋星,「非意識形候選人」由李鵬飛至鍾懿芳,一慨折翼。然則何以香港反對派嘗膽多年,嘗不回意識陽春,反被邊緣化;歐洲反對黨臥薪十載,卻臥出江湖?「逢董必反」魔咒應歸因基本法先天不足,還是後天失調?

港德反對派相比,讀者當能發覺後者把意識形態與政綱掛勾,前者卻讓二者脫勾。基民盟固然祖國至上,但這觀點亦能同時投射於其鏡子政綱:例如認為經濟低迷是因為施羅德的反美福利政策「把阿登納建國以來的德國國際信用抵消殆盡」。右派方程裏,「意識抬頭」與「經濟危機」不是獨立函數,而是互助的從屬函數。香港反對黨政綱則有如中學習作,分「政治」「經濟」一十八點,卻說不清意識跟政綱的關係──因為根本沒有。政治和經濟成了獨立函數,「逢X必反」反智方程便有用武之地。

而且德國反對派的意識形態能與地區融合,香港的卻二者抽離。基民盟復興明顯有借歐洲右派勢頭、法荷奧諸國同志鼓勵,來證明右翼思想是濟世良藥,令守勢當權者只能以「保住歐洲左派最後橋頭堡」負隅頑抗。台灣民主化、極權印尼被金融風暴擊垮時,本港反對派卻不能令選民有四海一體感,能夠宏觀的地區性運動,便淪為微不足道的微觀搔癢。

港將政治與經濟獨立

雖然亞洲新專權主義有其市場,但亞洲各國地區政體與金融風暴復原速度的關係,始終是本港反對派的十二碼論據,不但能借外為鑒,更能合意識經濟兩大獨立函數而為一。這與歐洲一體辯論及德國經濟危機予基民盟可乘之機雷同;但德港反對黨反應,卻可見兩者之別。

毛主席說得對:反對黨「不是請客食飯」;張國榮唱得更對:特區不知「從那天起不辨別前後,從那天起竟調亂左右」。

2002年9月23日星期一

伊拉克危機承先?啟後?

美國夢繫策禦伊拉克,輿論鎖定這是布殊發揚其「先發制人論」的大手筆,甚或是16世紀葡西老帝國主義與19世紀英法殖民主義的變體,證明弱肉強食的國家達爾文論(State Darwinism)還主導國際。其實這次危機雖然有殖民主義的共相,更有殊相,承帝國之先,卻啟了多極之後。

伊拉克原為鄂圖曼土耳其一省,在一戰後1920年,由國際聯盟贈予英國,1932年獨立,但其哈希米王室向被視為倫敦附庸,直至1958年被軍事政變推翻。若美國通過戰爭撒旦,扶植另一具哈希米傀儡,創造兩大夢幻結局,則確與舊帝國主義暗合:

英國當時挑選伊拉克和約旦為新保護國,目的不在擴大殖民版圖,只在發揚柏林─布達佩斯─巴格達「3B(Berlin-Budapest-Baghdad)通道」來建立「大西亞共榮圈」,制衡蘇俄。美國若在中東另闢後院,以「新阿富汗」、「新伊拉克」、「新伊朗」等為緩沖,則能外抗中俄西漸主義、內防沙特化身恐怖大寨,與大英中東政策一脈相承,是為夢幻戰略。

帝國主義新生代?

自從伊拉克在1927年發現石油,英國即放棄高壓殖民、甚至讓其表面獨立,來交換自身石油專利,其對鄰國波斯的半殖民政策,亦以「以主權換油權」概況。美國不叫好又不叫座地出兵伊拉克,同樣明顯受國內資源巨頭全力唆擺:近年中亞五國的天然氣油田大開發,好比20年代西亞淘油熱。石油企業希望「改造」阿伊諸國,讓資源自中亞而西亞出地中海,亦好比開鑿3B通道,是為夢幻經濟。

然而今夕何夕,變不在英美帝國本心,卻在伊拉克的本錢。哈希米王族只能靠自我防衛和合縱連橫兩大外交方略與帝國周旋,是以弱國無外交。薩達姆在美國出兵前後卻能挖出五根救命草:它們並非以傳統國家為單位,而是代表全球化時代的五極:

一、聯合國,代表國家極,作用是讓主權國家對美國討伐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替己行道壯舉,提出法理檢核;

二、阿拉伯聯盟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代表政府組織極,作用是以集腋成裘的政治、外交和經濟手段,對強權反施壓;

三、國際人權小組,代表非政府組織極,作用是通過人道主義綱領,干擾各國決策層;

四、卡塔爾海灣電視台,代表資訊極,作用是通過與西方資訊霸權對立的「反資訊黑客」,描繪伊國危城悲慘世界,影響各地民意;

五、蓋達,代表非常規恐怖極,作用是在上述常規基制失效時訴諸非常手段恐懾全球,玉石俱焚。

平面棋局到立體棋局

大英與伊拉克的互動,是兩個主權國互動,敲邊鼓貨色亦以主權國為主;戰場,是一塊平面棋局。布殊與薩達姆的互動,雖也是兩主權國的互動,但兩國綜合國力並非勝負唯一要素,影響局勢的關鍵全在上述五極,相連五極的以「團體身分─資訊收發─反應手段」三角關係為核心;戰場,已層層疊的進化為多維立體棋局。

在立體棋局中,除了國家極的聯合國勉強有其前身國聯可比,其餘各極都為上世紀初所無。像卡塔爾海灣一類媒體,從前只能化身主權國喉舌,現在卻自成獨立一極,甚至還剛宣布進軍北京。阿聯、OPEC、人權小組、蓋達等跨國組織,從前只是主權國的外圍成員或內部嘍囉,此刻卻金蟬脫殼,各成一家。薩達姆若充分利用全球化新貴,對靠舊帝國手段硬上弓的布殊施以反遊說、反宣傳、非常威嚇,當能迎來哈希米王族請不來的變數;美國的夢幻結局,何以成不了俾斯麥的夢魘?

2002年9月11日星期三

逆歷史而行的九一一周年

美國人用了一百年淡化南北戰爭、十年消化珍珠港,但在九一一周年重提「九一一」卻似已惹人生厭,祈求借此改變世界秩序的變革論者,也消受了重重反高潮。九一一的歷史斷代性其實不比前兩者弱,可惜美國政客、傳媒、學者、民間,在過去一年像飲鳩止渴的褪色梟雄,以陳年春藥「布殊主義」麻痹九一一陣痛,令其劃時代傷口被惡性堵蔽。

「三個有限」歷史意義

九一一的天驚石破,本來不在其枕藉傷亡,而在其「三個有限」的歷史意義:

一是「國家有限論」。名不見經傳、人氣欠盛的蓋達與拉丹,以非國家組織的神秘身分,竟能成功挑戰龐然大物美國,說明國際舞台不再由國家壟斷,多邊巨頭會談再難一錘定音。國際關係權力走廊,也不再以聯合國為象徵頂峰。

二是「霸權有限論」。冷戰結束候,美國一直以為傳教士式普世主義 (Universalism) 將以民主╱自由之名君臨全球,從而確立其「意識形態霸權」。怎料回教國家雖然與九一一劃清界線,非耶教世界的反西方情緒卻空前高漲,說明即使是非物質性的美式霸權,在一國獨大的世界,也難令普世歡騰。

三是「科技有限論」。數千年來,人類一直以科技為威懾別國的有效手段,並以核武恐怖均勢為巔峰。九一一策劃人卻以最原始的自殺式方法,摧毀最精密的他殺式國防。其後一系列炭疽至電腦病毒的涉嫌恐怖襲擊,都有大衛挑戰歌利亞的意境,說明高科技再不是衛國門神。

後九一一大歷史?

上述三大論調,原來應該演化出這樣一部意想的「後九一一大歷史」:

當跨國組織由配角擔正為國際主角,傳統外交關係的重要性將慢慢降低。美國有沙特阿拉伯這友善「盟國」,不能保證沙特國民不反美;惹怒了中國政府,也不見得中國人民會示威。政府與跨國組織之間的對話大增,圍繞國家政權的陰陽謀已不著邊際,國家元首將日漸「虛君化」 (figure-headism) 。

高科技之於國土防衛則會「半泡沫化」,令國防比重將從軍事建設轉移至多維情報戰。政府將以與別國及跨國組織的橫線互動接觸及對話(而不是直線打遏)來維繫國土基本安全,令軍費支出滑落,文化經濟重生。

即使美國能通過舊式政治、經濟手段,迫使全球就範於其「人權帝國」,也會被其他意識形態以非常規手段挑戰。跨國組織不像國家,一雞死一雞鳴,美國經濟終會被前者一氣化三清陰乾。當世人意識到普世主義的荒謬,就會逼令各國信奉半孤立主義,全球化遂能真正多極起來。

然而一年來,這意想圖比《清明上河圖》更可望難即,因為以布殊為首的美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都反潮流而行,以為現在又是發戰爭財的二戰時代。明知別國不能控制跨國組織,美國還是要先滅塔利班、後伐伊拉克,追求一勞永逸的「最後解決方案」。結果華府與組織關係了無寸進,反美之火卻愈滅愈烈。明知霸權不可恃,布殊還是要渾水摸魚,以受害人身分建立「反恐帝國」,結果與中俄歐盟都貌合神離,英國、沙特等親密戰友也劃江自保。明知科技清談誤國,國會還是要飆增軍費揚威耀武,建立架床疊屋的國土安全部,卻阻不了自殺式襲擊蔚然成風。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者執著,還是見樹不見林的愚者反智?

逆歷史而行的插曲

火燒圓明園後,國人曾經恍恍忽忽,以為有所謂「同治中興」;二戰後,英人亦曾經恍恍惚惚,以為日不落國還在擴張;白雲蒼狗,迴光反照而已。 2001至02年雖然逆歷史而行,卻不過另一首迴光插曲──歷史告訴我們: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