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

假如《一百萬零一夜》在巴西(三)

【咫尺地球】電影《一百萬零一夜》的印度黑幫佔戲頗重,童黨槍支問題亦為當中副軸,甚至成了主角兄長首尾呼應的道具。類似情形,同樣在巴西貧民區普遍存在,這也是《無主之城》、《精銳暴隊》等電影反覆探討的。

巴西近年是全球槍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一度每年有逾4萬人死於槍械案件,這比率甚至和戰火連天的伊拉克相比也不相伯仲,可見貧民區內黑幫內戰的慘烈。吊詭的是,年前巴西曾舉辦反持槍合法化的全民公投,卻有三分之二國民投票反對。

表面上,巴西反禁槍人士的邏輯,和那邊廂的美國槍支協會大同小異。美國每出現一宗致命的校園槍擊案,社會都會冒起一股禁槍熱,美國槍支協會卻總能反其道而行,宣傳說「只要我們提供一人一槍、連小孩也有槍,槍擊案在造成重大傷亡之前,行兇者就會被其他持槍者自衛殺掉」云云。

但骨子裏,巴西人反對禁槍的理由、邏輯,和美國一類已發展國家大為不同。真正關鍵,不過是貧民信不過合法持槍的警察,因為過去數十年,巴西警察習慣嚴重濫用暴力,經常隨便開槍。前任軍政府執政期間,巴警貪污、胡亂鳴槍交差當作執行任務的事實乃有目共睹,軍方卻無意整頓內部紀律。巴西人民情願像瑞士那樣,人人持槍自衛,針對的自然不單是黑幫,而是包括了以「反黑」為生的人。這情況在軍政府還政於民後依然如是。


罪惡天堂拒絕禁槍


既然巴西人民否決禁槍,民間槍擊案又異常嚴重,支持禁槍的有心人唯有採用「曲線禁槍」的方法,希望市民自發、自願地交出槍械,例如聯同大企業推行「舊槍換錢」計劃。雖然成效有限,而且收到的槍不少都早已成廢鐵,但計劃還是被廣泛報道。為了進一步達到宣傳效果,這些由民眾自願集結而來的舊槍會被集體熔掉,再被製造成新的標誌性龐然大物,就像當年秦始皇熔掉天下兵器、鑄造十二銅人那樣。不過巴西製造的不是示威性的銅人,而是鐵鞦韆、鐵滑梯、鐵搖搖板之類強調「和諧」的兒童玩意。將這些玩意聚在一起,就是一個個另類兒童遊樂場,表面上也深具警世效用。

但不要以為贊助「遊樂場」的企業,並沒有利益計算。畢竟造槍、賣槍已成了巴西經濟命脈之一,贊助熔掉武器建造公園的企業得到知名度後,再得到的商機,往往還是與槍械循環工業有關。例如槍械製造商會通過和這些「良心企業」合作,來改善社會形象;而改善社會形象的目的,正是繼續大量造槍。

舉一反三,要在印度孟買貧民區杜絕槍械問題,同樣不大可能。但與巴西相比,印度的槍械罪案問題相對輕微,畢竟印度沒有受過軍政府統治,歷屆政府都只是傾向貪污,沒有產生鐵腕傳統,毋須公然縱容軍警來鞏固政權;就是姿態最強悍的總理甘地夫人,和靠民族主義起家並暗中支持民兵的瓦杰帕伊,也沒有令印度變成軍管國度。縱然印度警局還是會像《一百萬零一夜》顯示那樣,會用電刑一類私刑,也會敲榨百姓財物,亦會對民間暴力無動於衷,但總算還未完全淪落至兵匪合一的局面。無論印度怎樣百病叢生,在「金磚四國」中,它是唯一沒受過威權管治的國家,這和它的社會問題發展模型,也是息息相關的。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3月16日星期一

假如《一百萬零一夜》在巴西(二)

【咫尺地球】上周我們談及假如《一百萬零一夜》的背景不在印度,而在巴西,並談及現任總統盧拉來自左翼背景,應較能了解貧民區秩序。然而,他的上台,同樣帶來另一籃子悖論,反映所謂「一百萬零一夜效應」並不容易找到答案。


盧拉上台 兩面不討好

作為來自貧民區的過來人,盧拉長期擔任左翼工人黨領袖,哥哥又是正牌共產黨員,多年屢選屢敗,原本被當作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直到2002年妥協改走第三道路,才以主流姿態當選。在保持國際經貿繁榮的前提下,他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社會福利派糖計劃,宣布對貧民區居民發放綜援和食物補貼,由國家興建公營房屋,容許地方搞部分自主的「參與式預算」,是為「零饑餓計劃」。這對實行新自由主義經年的巴西來說,是劃時代的。

但這行動很快變得兩面不討好﹕一方面,盧拉從前的共產黨、社會黨戰友批評他出賣理想,認為盧拉派糖時並沒打擊企業利潤,出發點和企業贊助熔掉武器一樣,只是宣傳,而且對國際金融業的妥協不比前任少,及不上同屬左翼出身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另一方面,巴西傳統右派或新自由主義者自然對左翼政策不滿,在拉美勢力龐大的天主教會,也反對盧拉的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會減低貧民的上進心。結果盧拉的扶貧政策,反而比右翼總統在位時,激化了更多社會矛盾。類似現象,也出現在玻利維亞、阿根廷等近年上台的左翼領袖身上,畢竟當地民眾和精英對「第三條道路」的概念始終都未能掌握,依然較習慣二元的民粹世界觀,這樣當地就比其他國家更易因為社會階級而分化。難怪不少學者把巴西等南美國家稱為「階級隔離的國度」。

巴西的城市貧民本來相對獨善其身,但自從盧拉激化了他們的階級屬性,巴西貧民和貧農就偶然開始聯合行動。在上周談及的貧民區國中之國以外,巴西貧農亦算屬於國內另一個國中國,組織嚴密。最著名的「無土地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MST),可說是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的反全球化兄弟組織。它不但要求政府賠償農民/原住民被地主/企業霸佔或自然荒蕪的土地(需知巴西3%人口佔去了70%土地),還將土地問題變成以「土改」為口號的政治運動。


當貧民與貧農聯合……

「無土地運動」成員多達百萬,擁有無數合作社、互助基金、民間記者一類自治實體和附庸,遠比已式微的拉美共黨人多勢眾,甚至比黑幫更聲勢浩大,且具有意識形態的整合性。貧民和貧農聯合一起,還不是巴西政府的憂慮所在,因為兩者本來就是執政工人黨當年在野時的堅定反右盟友。但一旦「無土地運動」的搞手改為和貧民區的黑社會毒梟相結合,受害人的組織,卻不難變成逼害人的組織。屆時它說不定有潛力成為哥倫比亞毒品王國那類有意識形態基礎、有左翼組織規模,還能效法全球化時代網絡式結構的組織。兩者互補足以讓巴西大國崛起夢灰飛煙滅。

印度人口更多,宗教衝突更複雜,面對的國際環境也更微妙,面對的困局比巴西還要嚴峻。但《一百萬零一夜》的伯樂,不一定在意多少。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3月9日星期一

假如《一百萬零一夜》在巴西(一)

【咫尺地球】當電影《一百萬零一夜》成了文化現象,第三世界貧富懸殊和治安等問題忽然得到觀眾關注,善心人都在想如何改善當地困境。然而問題的多面性,並未真的隨着電影的討論而展開。為此我們可參考講述與印度同為「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 的電影《無主之城》,及以同一貧民區為背景的《精銳暴隊》。這地區最值得研究的,是一個貧民不願意停火的悖論。

貧民區在山頂 變三不管王國

我們在香港,習慣將居住在山頂的人視為上等人,但巴西的常態卻剛剛相反﹕60年代開始,在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大富之家都集中在山腳居住,貧民反而住在稱為「野花」(Favela)的政府分配的山頂貧民區。這是因為不少巴西人由農村投奔城市,只能住在城市外圍,同時市內貧民也被「淘汰」、逼遷到山頂,形成市內愈高愈窮、市外愈遠愈窮的經濟怪圈。這些貧民區和險要的自然地勢相結合,令它們比其他國家的貧民區更易變成三不管的獨立王國。

從上述巴西電影可見,那裏的黑幫大佬實行「高度自治」,連正規巴西警察落了單,也不敢進入黑幫地盤;勇於進入的,又幾乎全被黑幫收買。從政治學角度而言,某程度上,能落實有效管治的秩序,已可稱之為準政權;巴西存在不少「山頂國」,這是不能隱瞞的現實。反而巴西國家憲法提及的人權、公民、選舉、自由,對貧民而言卻不一定是有效管治的真正組成部分。

上述電影實地拍攝,申請拍攝的對口單位自然也是黑幫而不是政府。來自巴西貧民區的著名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多次發動對聖保羅州的正規襲擊,形式甚至仿似是「國與國」的宣戰。然而巴西貧民「國」的秩序,和意大利黑手黨在西西里島建立的黑色秩序一樣,對區內平民,倒不能算是一無是處。區內雖然弱肉強食,居民卻不一定希望黑幫和政府停火。根據政治心理學的組織過程理論(Organizational Process Theory),恐怖/犯罪組織為了延續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決定停火後,反而對內部成員倍加嚴苛。例如每當愛爾蘭共和軍(IRA)和英國政府停火期間,只能忙着不斷捉內奸,就是為了讓組織的準戰爭機器繼續啟動。但只要這些組織繼續和政府對峙,居民就成了他們組成的有機力量,恐怖大亨/黑幫大佬們就自覺有「責任」保護居民,維持區內一般的治安。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幫會負責醫治;小偷在他們的地盤出現,「領導人」也會喊捉賊——當然,動機都不崇高,只是為免小事變大、打草驚蛇而已。反而每當政府進駐後,集團式貪污就變為常規的白道秩序,對居民而言損失可能更大。何况巴西貧民只要在貧民區住滿5年,即可合法擁有所住土地,兩害相權,他們反而擔心換了「管治」,送狼迎虎,一切要推倒重來;而要根治貪污等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幾不可能。

黑幫「維持治安」 居民寧拒政府

巴西政府過去從不明白一般平民何以甘願忍受在黑幫統治下生活、抗拒政府幫忙,直到近年左翼政客盧拉當選總統,才開始扭轉從精英俱樂部望向貧民山頂的想當然。印度政府準備利用《一百萬零一夜》帶來的契機前,應該先把上述巴西電影一併研究,要是不知道「水清則無魚」,第三世界的貧窮和治安問題,始終難以解決。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3月2日星期一

從奧斯卡到奧巴馬

【咫尺地球】本屆奧斯卡頒獎禮,政治色彩一如以往濃厚。除了《一百萬零一夜》已被納入發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的教材,《夏菲米克的時代》亦成為平權運動代言人,無論是劇本作者還是男主角,都高調藉此傳訊,亦觸及同性婚姻等議題。值得留意的是,本屆提名電影當中另有奇連伊士活導演的《換命謊言》(Changeling),表面上這也是挑戰強權的故事,卻洋溢濃厚家庭意識,假如《夏菲米克》是左傾,《換命謊言》就顯得右。

《換命謊言》洋溢濃厚家庭意識

這電影改篇自1928年洛杉磯一宗真人真事兇案,案中女主角的年幼兒子忽然失蹤,警方送回一名頂包的男孩,母親不願承認,卻被貪污腐敗的警方關進精神病院。直到後來當地揭發一宗集體殘殺兒童案,估計死者多達20人,當局才發現女主角兒子可能在內,當事人在牧師協助下抗爭。

然而這樣的抗爭,依然是圍繞家庭這社會樞紐而進行的。母親雖與丈夫離異,但始終是家庭價值支撐着她抗爭,也因此一直不相信兒子遇害。最終,別家受害孩子因為「掛念父母」而重新露面,更是家庭主義的濫觴。而且這電影的頭號英雄並非女主角,而是為其出頭的長老會牧師Gustav Briegleb。有趣的是,今天的美國長老會牧師一般隸屬新保守主義陣營,前國務卿賴斯之所以被布殊青睞、被納入陣營內,多少因為其父親就是長老會牧師,令同僚感覺「可靠」得多。Gustav Briegleb這人在美國歷史也是真實的存在,他一生以揭發警隊黑幕為己任,證明了不是自由派牧師才懂得抗爭。

在布殊8年,新保守主義予人的形象顧名思義,相當保守,牽連所及,在香港亦頗有傳人。它的興起固然強化了教會的保守力量,但某些時候,卻有效限制了屬同一意識形態陣營政府的濫權。正如美國官商勾結現象比一般人想像的嚴重,宗教勢力在號稱奉行世俗主義的美國,同樣扮演着港人難以理解的角色,不能一概以保守而論。一般觀眾看《換命謊言》,不會感到背後有強烈意識形態的背書,反而可能被電影的正面英雄和英雌感動,從而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家庭價值的可貴。相信類似的「自由保守主義」,以及看來沒有那麼傳統的代言人,會是美國右派在後布殊年代重整旗鼓的路線。事實上奇連伊士活本人也是這路線的代言人,他早年的西部獨行俠電影固然深得右派歡心,但卻沒有像另一奧斯卡影帝《賓虛》的查爾登希士頓那樣變成大右派、甚至擔任自由派恨之入骨的美國槍支協會主席。近年他在深造導演技術之餘,也有玩票式參與政治,曾當選加州小鎮鎮長,也曾被委任出任一些加州州政府的委員會,據說都是以開明著稱,並公開在08年總統大選支持麥凱恩。

奧巴馬重家庭教會 未惹右翼反感

那麼,民主黨總統奧巴馬究竟會喜歡《夏菲米克》還是《換命謊言》多一些?表面上,為了政治正確,他自然應傾向前者;但實際上,奧巴馬對家庭和教會的重視,似乎不比布殊少。他同樣經過「神的拯救」而步入正途/政途,曾說過教會應承擔更多社會功能,不斷通過自己的家庭歷史來解說什麼是美國夢,在就職演說中也有談及家庭價值和責任。當美國面臨嚴峻挑戰,奧巴馬強調的不是創意和個人自由,而是國民從歷史傳承過來的責任心,因此一般美國右翼人士對奧巴馬都不是太反感。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