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7日星期一

悼林尚義﹕阿叔與他的西德奇蹟……

【咫尺地球】回想10歲時,剛懂得看足球比賽,那時一名評述員常說「中場(時間)要打電話給福士教他變陣」,又能預知德國隊的禾拉與奇連士文先後入球。那時,我是信以為真的。後來知道那名評述員叫「阿叔」,也發現福士時期的德國隊比起歷史的輝煌,已遜色不少。

據說,阿叔確實認識不少德國名宿,而他本人當球員的歲月,正是西德隊崛起的時代﹕他在1958年得到東京亞運足球金牌,西德則在1954年首奪世界盃冠軍。可以想像,阿叔作為忠心德國球迷,必然與那個時代背景有關。

今天我們說起德國,直覺以強隊視之,但在1954年,西德奪冠是爆大冷的事,當時的球壇首席勁旅,是今天已式微的匈牙利。在50年代,有球王普斯卡斯坐鎮的匈牙利隊,曾創下連勝34場的恐怖紀錄,包括在1954年世界盃分組賽以8﹕3大勝西德;相反,在1950年世界盃,兩德依然因為二戰戰敗不能參賽。然而匈牙利的連勝紀錄,就是在1954年世界盃決賽被西德中斷。

這勝利,史稱「伯爾尼的奇蹟」(The Miracle of Bern),也就是德國電影《愛的十二碼》的原名——瑞士伯爾尼是主辦城市,而所謂「史上」,並非單指足球史,也包括政治和國際關係史。在1954年,西德還不被視為正常國家﹕納粹精神連根拔起,國家新向心力卻不能建立,返國的戰俘身心交瘁,美國對西德人居高臨下,連慘敗的法國也以戰勝者姿態干預西德內政,東德反而表面上欣欣向榮,更有年輕人主動逃亡東柏林。在東西德以外,當年還有第三隊德國隊——被劃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獨立參賽。可以說,西德經濟崛起、半壁江山國家身分的確立,都和1954年的勝利息息相關。唯一類似例子,只有年前伊拉克百廢待興之際奪得亞洲盃才可比擬。

西德奪世界盃重建信心

阿叔1972年掛靴,改當評述員,西德則在1974年再奪世界盃。那次奪冠,對西德政治同樣重要﹕兩年前,西德主辦1972年慕尼黑奧運,發生了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分子突襲喪生慘劇,當局應變極差,國際社會對西德防衛和反恐能力信心盡失,甚至質疑它對西方陣營的價值。面對如此逆境,西德成功主辦1974年世界盃、並以東道主身分奪冠,一吐烏氣。1990年,西德變成德國隊再奪冠,來自東德的隊長森馬被稱為「兩德統一最大收穫」,反映德國全面復興,這也在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有所敘述。此後,阿叔跳槽了。

德國隊的每次成功,巧妙地,都與林尚義的足球事業有所聯繫,但阿叔作為香港頂級球員、球評人,和香港足球的互動卻愈來愈少﹕大概那小圈子——以及其背後的潛規則——再也容不下他,也不屬於他。結果阿叔沒有炮製「現代足球一隊進攻另一隊就要防守」、「比賽難以開紀錄,除非一隊攻入一球」一類「金句」,與香港電影的crossover反而愈來愈多。記得我首次看《古惑仔》電影時,並非在香港,而是在美國留學期間的香港文化介紹活動,身旁觀眾都是洋人,全場反應最熱烈的一幕,就是阿叔飾演的牧師在靈堂以飛鞋絕技踢向吳鎮宇飾演的洪興龍頭靚坤,然後洋警司說﹕「什麼都看不見」。

「阿叔」 的集體回憶

香港媒體習慣把公眾人物配以倫理稱謂,久而久之,「阿叔」、「驃叔」、「霑叔」都活像我們家族成員,成了不能被保育的集體回憶。他逝世後,Facebook的不同林尚義悼念區在一日內聚集了過萬會員。畢竟能夠冠之以「叔」的,多予人敢言的感覺,觀眾喜歡他們不怕開罪同行的勇氣、公然在錄影廠吸煙的氣派,這都是不能東施效顰的,因為內裏存有對現實社會的投射。

當年阿叔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亞運。雖然這是歷史形成的背景,但也可說是香港軟實力的展現。然而似乎當局不太深究西德和德國如何通過足球建構國家身分,也不在意施丹每次為法國贏取錦標後,慶祝最熱烈的依然是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即使是激進穆斯林,那一剎那也不介意「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穌」。也許,這再次證明唯有德國才是阿叔的歸宿,至於本地足球是否球迷的歸宿,阿叔後期主持《球迷世界》的神情,已盡在不言。RIP。

(筆者註﹕部分內容節錄自《國際政治夢工場II(下卷)》)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報道泰國局勢的盲點

【咫尺地球】泰國政潮期間,香港媒體均對之大幅報道,暢銷周刊更以之為封面。當時筆者身在海外,剛巧碰見一些泰國政府的朋友,他們口中的「普通常識」,因為各種原因,卻往往不是媒體的報道重點。

泰民族主義激化更受關注

例如他們認為近年泰國政局最大的改變,並非出現了親他信和反他信兩大陣營、紅衣與黃衣兩大兵團,或隨之而來的連串政變和反政變,而是泰國民族主義的激化。自從泰國和柬埔寨邊境的古蹟爭議變成民粹運動,雙方出現小型武裝衝突,在兩大陣營都要爭取民意的前提下,泰國政客紛紛以強硬姿態宣示愛國,令泰國和平局勢出現隱憂。雖然泰人也要接受軍訓,但其訓練遠不及新加坡等國嚴格,又缺乏緬甸、柬埔寨等鄰國的實戰經驗,作戰力教人擔心。

至於泰國國內的示威,反而和一般人生活關係有限。對泰國人而言,無論那些群眾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口喊什麼人設計的口號,要他們持續數月集會,都只能是源自「系統性發薪行為」(編按﹕即有人出錢「僱用」)。雖然新聞顯現的泰國局勢十分嚴峻,當地人這感覺並不強烈,因為他們知道「群眾活動」早已不是真正由下而上的動員,其不可測性也開始降低。與此同時,他們對政客的態度卻日漸犬儒起來。

王儲名聲惹爭議 前景有隱憂

一般泰國人都知道,局勢的真正最高仲裁者並非選民,而是泰王。泰國媒體一直嚴禁傳播任何王室的負面信息,教外間更難理解泰王的政治角色。目前沒有泰人願意和這位德高望重的老王對着幹,但一旦他那位名聲可議的王儲繼位,局勢卻可能一發不可收拾,這才是泰國人對和平的最大隱憂。有不少學者建議泰國王室由形象開明的公主繼位,但這並非傳統。

換句話說,相比起歷次泰國政潮而言,泰國今天並不特別着急,反而數月前的群眾佔領機場事件產生了針對遊客的行為,引起混亂的可能性更大。至於他信護照被吊銷、政變領袖遭伏擊,這些對飽受小型政變訓練的泰國人而言,原來都是「可消化」的變數。因此當他們發現泰國政潮成了國際要聞、香港引以為傲地宣布自己是全球首個呼籲民眾暫時不要到泰國的地方,都感到有點啼笑皆非——當然,他們不知道特區政府要加倍回應,以彌補上回反應緩慢的教訓。

想深一層,這個全球第一,倒有不少深層問題。不少西方國家有一個長期名單,記上他們呼籲國民不要踏足的國度。不少看似太平無事的度假聖地,例如也門、阿爾及利亞,一律榜上有名。在這名單之外,西方會針對出現短期危機的國家發出警報,什麼時候只是形式主義的勸喻、什麼時候要動真格撤僑,有嚴格標準。但對港人而言,他們此前沒收到特區政府呼籲不要到其他國家的資訊,卻知道不應此時到泰國,如此信息是不平衡的,畢竟在此刻比泰國危險的國家地區多的是。例如有友人原打算上月到北韓,申請簽證時適逢導彈危機,北韓領事館再三要求他提供「海外聯繫檔案」,最後被其所屬公司要求取消行程。過程中,沒有來自官方的資訊可以倚賴,只能向筆者一類朋友徵詢意見。舉一反三,單從本地媒體的資訊研判世界,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有時難免見樹不見林。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

G20後中國崛起嗎? 「Rise」與「Upsurge」

【咫尺地球】G20峰會前,西方外交界流傳這樣一個說法﹕其實這只是「G2+0」會議,只有美國和中國說了算。這固然是半開玩笑,事實又是如何?中文大學所屬單位剛舉行了關於21世紀中國外交的學術會議,會中中國駐APEC前大使王嵎生多次重申其年前一篇文章的觀點,認為「和平崛起」的正確翻譯應是「peaceful upsurge」,而不是「peaceful rise」,因為「崛起」的含義包括急短的速度,而「rise」並沒有時限的暗示。因此他認為外國學者經常談論的「rise of China」,應被如實翻譯為其他字詞(例如「中國興起」),而不是「崛起」,並擔心一旦華人誤以為中國國力在急速上升成了國際共識,會影響國人的自我定位和判斷。

本欄早前曾探討「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韜光養晦」等的翻譯,相信這是東西方爭取話語權的軟武器,對上述觀點十分認同。可以補充的,就是外國學者使用「rise」來形容中國,這和純粹的「興起」亦依然有一定距離﹕自從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強權的興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rise」一字經常就和肯尼迪理論掛鉤。

肯尼迪的強權論

肯尼迪的理論並不複雜,甚至說得上簡單直接﹕強權(注意﹕他使用的並非「大國」)的興起,一般是資源實力和軍事力量的結合;如何通過整個政權的機器整合這些力量,予以最有效發揮,則稱為「大戰略」(grand strategy);當強權過分使用上述資源或過分擴張,會邁向衰落之路;一個強權的衰落,又往往伴隨另一強權的興起,結果新強權製造的遊戲規則,又隨之登場……這理論在中國同樣深入民心,紀錄片《大國崛起》原裝版本出現最多的受訪者就是肯尼迪;只是在香港,他的片段才被大量刪去,為狄娜取代。

肯尼迪的理論對國際關係深具影響,不少概念都從那裏得到延伸或修正。例如對綜合國力的量化計算、針對「霸權和平論」的辯論,往往都在肯尼迪的陰影下進行。然而這理論近年亦面對不少批評,例如有認為沒有豐富資源、沒有強大軍隊的意識形態重鎮,也有資格當「強權」;有認為強權不一定有能力啟動大戰略;有認為強權不再存在此起彼落的朝代興替,不存在永續戰爭;也有認為整個「興起衰落論」只是當權派建構的虛象。

每當外國學者使用「rise of China」,固然可以說是「中國興起」,但同時也多少暗示了他們不相信中國興起與肯尼迪筆下的其他強權有何區別,或不認同上述對「rise」概念的質疑。要如何才能翻譯出「Kennedian Rise」的神韻,那是專門學問。對此不少學者都有所忽略,反而一些媒體、博客相對敏感,例如內地博客徐綏之的文章《大國崛起辨偽》就值得一讀。

事實上,中國外交部對上述問題了解頗深,胡錦濤和溫家寶各自說過一次「崛起」後就不再用,官方政策也調整為「和平發展」,目的就是證明中國並非進行「肯尼迪式興起」。問題是「發展」一字缺乏了任何質變或量變的含義,不可能成為專門名詞。相較下日本右派以「普通國家化」為口號,統合他們的外向戰略目標,雖然有點取巧,卻能同時變成學術和民間用語,翻譯起來也不會讓西方警惕。由於中國現在十分避免世界感覺它在「肯尼迪式崛起」,也不見得希望在G20後立刻變天,「外交無小事」,上述字眼的精準使用,就顯得更逼切。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4月1日星期三

沈旭暉專訪索馬里蘭外長Abdillahi Duale

筆者剛到英國參加討論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的學術會議﹐認識了同樣在會議發言的「索馬里蘭共和國」(Republic of Somaliland)外長Abdillahi Duale。若問哪裡是索馬里﹐讀者會知道那在非洲東部﹐此刻海盜為患﹔但說到「索馬里蘭」﹐認識它的華人恐怕大是寥寥﹐能分辨「索馬里蘭」與「索馬里」 的更是少數。當我對這位外長說可向更多華人介紹其國度﹐他立刻興致勃勃的接受訪問。

東非亂局的民主燈塔﹖

「我們是一個獨立國家﹐千萬不要與他們混淆。」對Duale而言﹐他是貨真價實的外交部長﹐但他自然知道他的「國家」不被國際社會承認——這也是他參加這類會 議的原因。會議的贊助單位是石油公司﹐該公司在非洲投資甚多﹐自稱有義務協助索馬里蘭和西撒哈拉獨立﹐因此才贊助兩地政要與會。聯合國承認的索馬里共和國 (Republic of Somalia)本由英屬索馬里蘭和意屬索馬里蘭兩部份在1960年合併而成﹔同一地區還有一個法屬索馬里蘭﹐獨立後﹐成為今日的吉布提。索馬里合成後﹐ 政局混亂不堪﹐現今被國際社會認可的「中央政府」﹐只能管轄前意屬索馬里蘭﹐居於南部﹔居於北部的前英屬索馬里蘭一直反抗﹐並於1991年、即冷戰結束時 宣佈獨立。「那是糟透了的聯盟﹐我們永遠也不會回到那裡去。事實上﹐誰到知道我們的比他們好。」

會議期間﹐不少專家學者也 分不清楚索馬里和索馬里蘭海域﹐紛紛向他詢問海盜問題﹐讓他感覺無奈。「我可以保證﹐索馬里蘭的海域連一個海盜也沒有﹐海盜都是來自南部索馬里地區的。」 據他所說﹐今天的海盜都是昨天的軍閥﹐索馬里蘭沒有軍閥﹐卻有強大的中央軍隊。「假如南部敢入侵我們﹐定不會好過﹐他們也知道我們更強大。」既是這樣﹐為 什麼不乾脆揮軍南下﹐或協助打擊海盜﹐從而贏取國際聲望﹖「我們也得尊重他們﹐因為我們屬於兩個不同國家。何況我們雖然支持南部的人民﹐但他們往往對我們 這裡要求太多。」

當然﹐外長沒有多提索馬里蘭境內也有分離主義活動、索馬里蘭也曾與索馬里另一分離主義地區 Puntland打過「邊境」戰爭。但畢竟﹐索馬里蘭是國際關係「類國」(Quasi-state)的典型。它至今得不到國際承認﹐但有效管治國土近二十 年﹐有固定人口、固定領土﹐基本上符合國家的定義﹕「南部在1991年只有兩個軍閥﹐你看現在有多少﹐我們卻有一個統一政府。」更諷刺的是索馬里蘭的管治 模式﹐反而完全符合西方要求﹐既有相對合理的民主選舉﹐又有真正三權分立的憲法﹔2003年﹐索馬里蘭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總統﹐更得到人權份子讚揚。其國 內無論是立法還是行政機關﹐都根據美國模型設置﹐和動亂不堪的索馬里不可同日而語﹐成了他口中的東非民主綠洲。Duale本人﹐就是政府最資深的閣員。

中國反獨過份敏感

在 索馬里以外﹐索馬里蘭的鄰國如蘇丹、也門等﹐也是國際社會的反恐對象﹐如此反襯下﹐索馬里蘭曾以為獲承認應不是問題。但他們錯了。表面上﹐這是基於非洲團 結組織(即今日非盟)的一項協議﹕各國不應擅自更改殖民時代的疆界﹐否則戰爭永無止境。「其實﹐索馬里蘭曾正式獨立三天﹐才併入索馬里﹐所以統一的索馬里 才是不符舊疆界。我們保證被承認後﹐不會打開潘朵拉的盒子。」1993年﹐由埃塞俄比亞重新分裂出來的厄立特里亞(Eritrea)也得到國際承認﹐更令 索馬里蘭不忿。「非盟近年立場已開始調整﹐剛發表了政策報告﹐對承認我們獨立多有鼓勵﹐我深信改變正在開始﹐特別是當他們發現南部是如何不堪之後。」

然而﹐還有不少國家堅決反對承認索馬里蘭﹐包括中國。「曾幾何時﹐中國貨、中國商人在我們國家隨處可見﹐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援助非洲時﹐不少基建都 是來自中國的。但我們宣佈獨立後﹐中國官方物資都撤走了﹐很難才看見一個中國人。我們的總理曾向中國傳話﹐當然﹐我們也希望向中國招商。」不過外長似乎是 務實的﹐不會真的相信會有大量中國商人短期內到他的國度﹐因為中國是最難被說服承認索馬里蘭的國家之一。「中國人老是擔心這會成為西藏、台灣的同類例子﹐ 其實我們多次說過﹐各國情況不同﹐我們和台灣、香港、澳門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但他們就是敏感。我們很希望中國作為大國﹐可重新檢視對我們的政策。」

在 他的努力下﹐索馬里蘭加入了有小聯合國之稱的「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也在不少國家設立代表處。就像台灣那樣。其中倫敦是最重要的代表處之一﹕「不少英國人對我們感到內疚﹐我們也認為他們作為前 宗主國﹐有道義責任協助我們獨立。」他反覆強調這次訪問英國是光明正大的拿索馬里蘭護照入境﹐而不是索馬里護照﹐希望證明英國的實質承認。「你知道嗎﹐南部的所謂正式索馬里護照﹐付5美元即可購入有一本﹐經常被非法份子用來犯罪﹔我們的護照卻製作嚴謹﹐極難偽造﹐世界歡迎。」

當外長也被「挖角」

可惜﹐一般相信索馬里蘭要成為正常國家﹐不可能是短期內的事。獨立而缺乏母體承認﹐一般都不會獲得國際接受﹐直到剛出現了科索沃的例子。但索馬里蘭不是科索沃﹐沒有大國在背後。外長也心中有數﹕除非索馬里本身的亂局終結﹐出現中央政府﹐而這個政府又率先承認索馬里蘭獨立﹐那樣世界才會跟隨。「為什麼不會發生﹖正如當年巴基斯坦承認孟加拉獨立﹐南斯拉夫也承認克羅地亞獨立。」但讓索馬里出現中央政府的難度﹐比這中央政府承認國土分裂的難度更大。「無論這個獨立夢有多困難﹐我們絕不放棄。我有信心在有生之年﹐見證索馬里蘭全面獨立。」

這類話語﹐在獨立領袖當中聽過不少。假如我們不從主權角度觀察﹐也可從人性角度了解外長的心路歷程。「是的﹐這個獨立計劃就像是我的baby﹐我見證著它的一切﹐那份滿足感﹐是任何其他職業都不能相提並論的。」說到底﹐Duale本人是典型的非洲精英﹐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畢業﹐原來唸經濟﹐同期畢業的同學都走進銀行工作﹐今天不少當上總裁﹐但他畢業時卻選擇回到窮鄉僻壤搞獨立。「坦白說﹐在我當上索馬里蘭國家領導後﹐依然有不少商業機構向我埋手﹐游說我跳槽。」他又補充說﹐「不要告訴我的妻子。」是的﹐對那些投資銀行而言﹐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外長﹐就像空殼中小企的空心部長﹐不是一份「職業」。「我們無疑要犧牲很多﹐但我們也是人﹐都要追求自己的夢。我希望我的子女活在我們的國家。」既然那裡人民生活得比鄰國好﹐爭取全面獨立究竟是目標、還是手段﹐則見仁見智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