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6日星期六

反恐震央由阿富汗波及巴西

各國大選向左走向右走是政治規律,規律起點,卻不一定不偏不倚。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上任後,對內適逢大蕭條,對外面對極右思潮及世界大戰,在破天荒的四屆總統任內頒布令市場導向小政府變成積極干預大政府的「新政(New Deal)」,又教美國獨善其身自我孤立:這兩大左傾心法,令後人施政調整一切從左開始,是為美國政壇的「羅斯福重設(FDR Reset)」。這就像電腦的re-set按鈕,按後的default就是羅斯福預設值。

左派草根領袖盧拉當選巴西總統,本來不過左右規律的南美投射,但美國一年來的反恐幅射,卻令南美一左再左,大有按下羅斯福鍵之勢。

向右走:巴西人的威權選擇

巴西大選對南美大陸有水晶球效應,除了因為其龍頭地位,更因為其國情保守,左派上台殊不尋常。民主化權威Juan Linz認為:巴西有相對單純的國際關系、穩定的軍人官僚機制,令國內精英先天傾右;森巴民族則有天主教保守傳統,又認同世家大族歷史優越,一直默許右派威權。所以巴西在王國覆亡後寡頭獨裁,人民不滿卻比鄰國弱。

巴西在80年代加入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舊威權嘗盡選票加冕,黑金步伐亦未凌亂,然而適逢國際金融大陽春,國民卻「右」得其樂,漸失分寸。1994年當選的新生代總統卡多佐雖然以克林頓、貝里雅一族「新左派」自居,但其無限依靠外資的市場政策卻開放得徹底,常獲美國公開「表揚」。

及至貨幣危機從阿根廷爆發,嬗變為金融風暴,質變為政治紅潮,南美選民一如港人,把生活水平下降歸咎於「外圍因素」,決心擊垮外圍的候選人,就只有盧拉形工會領袖。南美向左走格局雖然大勢所趨,但原來只屬全球化波動的整合陣痛。其蟬過左枝,就像東歐被經濟改革折騰後還是覺得共黨最好,都是鐘擺規律。

南美左轉弧度無限擴張,卻由美國的後911政策而起。布殊原來鍾情「蝴蝶外交」:以南北美洲為軀體,日本東盟和歐盟為左右兩翼,飛撲包圍中俄阿拉伯。締結反恐聯盟後,對手變身盟友,歐盟卻日趨自立,玉蝴蝶已宣告折翼。

向左走全球化的必然與反恐的偶然

唯一未折的正是南美殘部,美國既不視之為重點反恐嘍囉,又不容其討價還價,這時卻連東非厄立特里亞都為「美厄反恐合作」忙個不亦樂乎。年中委內瑞拉的未遂政變,由美國鼓勵地主推翻「人民英雄」韋莫斯不果,導因就是韋氏得不到美援,只有繼續「鋌而走險」接觸古巴、伊拉克等「邪惡世界」,因而被美國視為向恐怖大本營靠攏。南美失去華府注視與隨之需來的經濟投資,又得不到保償取代,只有以政治轉向發泄。

加上為針對蓋達富可敵國,布殊又發動一場「經濟反恐戰」來凍結一切與恐怖有染的資產,並勒令各國照辦。南美歷來卻是黑錢樂園,二戰後大量納粹戰犯換姓改名連同資金投胎巴西,甚至間接令南美發展重生,所以各國都不加正視。美國經濟反恐,水至清則無魚,卻令後院解救金融危機的「特別資源」一元不留,受害人不論真假一體鳴冤,以為是干涉主義又一新猷。毒梟、走私王,在南美政壇舉足輕重,以往又是中情局姑息對象,這時卻左轉不甘後人。南美經濟政治外交一概左傾,已不是規律,而是羅斯福式重設。

可見在地球村時代,經濟危機能由東亞蔓延拉美,反恐震央亦由阿富汗波及巴西,普天之下,莫非人土,四海一家,庶幾近矣!

2002年11月2日星期六

俄國恐怖歌劇夜大小恐怖匯流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有一句名言:恐怖主義的目的就令人恐怖。車臣游擊隊在俄羅斯歌劇院脅持人質,寒意四溢,但就邏輯而言,令人恐怖的是否就是恐怖主義?

美國的後911反恐對象原來是大楷的Terrorism,泛指與全球文明為敵的網絡式大恐怖主義。世紀延綿的車俄衝突裏,雙方一直使用策略性非常手段,則只屬小楷的terrorism。然而在今天,大小恐怖百川匯流,世界便恐怖絕倫。

高加索反俄戰小恐怖循環

是次襲擊,原來不過是高加索反俄戰的小插曲。在車臣人眼中,戰爭三百年來從未停止過,其中可分為三階段,各有各恐怖:

自從18世紀的俄國女沙皇凱撒林大帝以「希臘計劃」為擴張方針,以從回教帝國「光復」君士坦丁堡與雅典為神聖使命,必經之路的高加索南北各國便淪為獵物。強悍的車臣人成為高加索精神領袖,在反俄聖戰(1785-1791)與山嶽民族戰(1819-1859)令俄國疲於奔命,箇中手段便包括了被俄軍稱為野蠻行為的恐怖主義。車臣聖戰之父曼蘇爾(Mansour)身為異端回教領袖,也被俄人視為拉丹。戰後俄國乘機把車臣「恐怖分子」放逐到土耳其,被車臣人視為國家恐怖主義。恐怖循環,業已啟動。

「大恐怖聯合國」與「拉丹大戰略」

到了蘇聯成立前夕的20世紀,車臣與盟邦組成山嶽共和國,重施激進故技,爭取國際承認;蘇聯則泰山壓頂吞併之,並對車臣人九儒十丐嚴加看管,更於二戰時以納粹分子之名,將車臣人大舉流放至西伯利亞,是為第二次恐怖循環。及至蘇聯解體,車臣游擊隊死灰復燃,不斷以綁架勒索等恐怖手段爭取獨立,俄軍則以屠城回應,成為恐怖循環第三波。

血洗歌劇院成為國際劇目,卻是因為俄國把車臣歸類為大恐怖主義一環,並得到美國默認:事源911後的反恐盟國報名時,都一併報上心水恐怖名單,令聯盟成了21世紀的分贓和會。利比亞「狂人」卡達菲曾有成立不諧世俗的小聯合國「豪言」,現在各國口中的反恐,就是反這樣一個共同使用恐怖主義的「大恐怖聯合國」。

車臣游擊隊在東南亞霎時恐怖之際突襲莫斯科,未令人信服大恐怖聯合國的存在,卻教人想起拉丹代言人發表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內容大意為:911的目的就是令美國歇斯底里,屆時全球回教徒被針對屬意料中事,後者便相信「西方亡我回教之心不死」,各自革命,取代各地世俗政權,組成穆罕默德大回教國,此所以襲擊紐約不是取其短期震撼,而是取其長期效應,希望以此為重建神國的催化劑。從今天大小恐怖匯流,可見白癡天才,確是一線之差。

美國義舉解讀

美國迅速提出「義助」俄國解決事件,更是戲中有戲,隱含三大信息:一是對超級大國俄國國力的暗諷;二是宣布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車游曾為中情局重點支持對象);最重要的卻是表明了對全球恐怖活動──不分大小楷──都匹夫有責。

由此推之,恐怖主義的定義便逆邏輯而行,一切不按牌理出牌的組織便成為一條辮恐怖大縱隊。波哥大、墨西哥城等每日五宗謀殺案的都會,尼泊爾、秘魯等毛式游擊隊依然活躍的國度,早晚必受美國義助。然而印尼、俄國前車之鑒,美國義助之前,自身又何以自助?

歌劇院一幕,是又一頭狼來了。李天命說:誠實的人從狼來了得到不要說謊的教訓,聰明的人得到謊言不能重覆的教訓,頑愚的人得不到任何教訓。布殊與拉丹,分別是哪類人?

2002年10月30日星期三

羅文成社會凝聚圖騰

社會凝聚力研究小組召集人關信基說:董建華不能令特區凝聚。言猶在耳,董建華治下的草民歌王羅文病逝,迎來媒體久違的溫情及時雨,卻凝聚了香港。

這特區罕例,乃似曾相識。1999年7月,小約翰甘迺迪駕駛小型飛機失事身亡,萬千美國人悲慟,世人卻尋回美國;2002年3月,王太后含笑而歿,百萬臣民夾道相送,世人卻重見英國。他們與羅文一樣,在生時是無政策影響力的社交常客,何以死後漲價,成為凝聚社會的圖騰?鄔維庸認為民意不能追頒銀紫荊勳章,乍看酸冷俱全,其實大愚若智──畢竟領大紫荊銜的安子介死時也未如此凝聚過。

延續性符號學

政治學上,延續與變革在轉型社會必須並存,以求社會在向心地變、而非離心地變。當變革的是經濟命脈、政治生態、社會環境等實體,延續的便只能是包括先人在內的隱性符號(Continuity Semiotics)。

王太后的符號,是大不列顛的夕陽回憶。貴族社會、二次大戰、天佑我王、殖民帝國,塵封數十年的黑白片段,在她死時一併解封,英國新世代才知這叫延續。小甘英年早逝,但他的身份不是自己、而是甘家後人。甘迺迪喪禮的三歲小孩軍禮道別,成為經典畫面;連小孩也死了,冷戰、古巴危機、導彈競賽等紅色往事,驀然縈迴美國藍空。

香港沒有皇室大族,政壇一俗見底,社會名人便填補了延續真空。當同期巨星或退休或棄獎或下海,羅文卻為《壞情人》得不到十大金曲耿耿於懷,正如皇太后百歲高齡依然履行公職,我們才發覺他是以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的含蓄唱《獅子山下》,亂中有序地見證香港延續三十年。社會凝聚中心不能過份凡人化,而需要尼采的「超人」。自從民主風行,政客的親民職業病日重,失諸有相,社會對超人的需求就愈大。而超人,是能創造的。

反襯虛君價值

二十年來,英國人都在陪太后倒數,愈數出現愈多美麗的謊言,愈以為她長生如彭祖。當傳媒猜測太后將在110歲抑或120歲戒酒,那已是大躍進的自欺語言,太后卻成為生命超人。小甘駕駛小型飛機失事,有多次冒險前科,全國政要明知生機渺茫,卻齊拍胸膛告訴國民小甘必不可死;這也是大躍進語言,小甘卻成為冒險超人。當全城共知羅文病重,其身旁好友卻天天嚷文革式的永遠健康,羅文頓成意志超人。超人走了,便成為神話的圖騰。

上述三人有社會地位,但都不能左右時局,功能是虛君。但凝聚承平社會的不可能是局中人:因為虛君有反襯價值,白馬非馬;後者卻是社會正面玩家,烏鴉一般黑。

據說王太后代表「維多利亞價值」,小甘代表「嬰兒代價值」,羅文代表「獅子山價值」:它們都不是清晰的單一價值,而是反向建構、與現社會抗衡的反價值。王太后的責任感、小甘的好勝精神、羅文的上進心,放諸台上可能無甚可觀,但在台下卻能反襯台上少做少錯的顢頇。延續與超人正面凝聚了社會,虛君反其道而行,其神則一。

黃仁宇說,中國現代化就是要溝通上下層建制,好比寫「立」的中間兩點。凝聚香港何嘗不是?在上層創造小組把玩水蓋的人甚多,在下層晉身維園阿伯或蠱惑仔的更多。後者不屑前者的空中樓閣,前者漠視後者的草根野棘;但兩者都需要感受社會延續、聆聽超人神話、仰視反襯虛君。因此他們得悉羅文逝世都有所揪動,令羅文元神化作連絡上下的橫樑,與王太后、小甘方生方死,為利維坦的社會心臟帶來方死方生的一起一伏,教人恍然沒有銀紫荊的四周,原來更漂亮。

蘋果日報 - 蘋果論壇

2002年10月16日星期三

印尼煉獄狼來了?

狼來了寓言,人皆耳熟能詳。被警告多遍的印尼恐怖襲擊並非晴天霹靂,有議員更批評政府因「狼來了效應」而反應遲鈍。然而,牧童在狼來時大驚失色,印尼野狼千呼萬喚始出來,布殊卻鬆一口氣:「瞧,這不是狼來了嗎?」──狼來了逆向版不是惡作劇,卻是導向式預言(dictatorial prophecy)的招狼笛,招得恐怖主義君臨全球。

布殊多次警告:蓋達擴散各地,回教國家是恐怖主義高危區。此所以印尼遠離中東漩渦,也被批為恐怖主義溫床。在講求先發制人的年代,益顯布殊先見之明。但布殊的「先見」是預言,還是御旨?亨廷頓發表文明衝突論,被批評直接激化文明衝突,但其實只是Nostradamus式末日預言,能感染信徒去實踐末日,水晶球自身無甚法力。布殊卻法力無邊。

導向式預言

且看涉嫌策劃襲擊的印尼聖戰組織(IJ),目標是建立地區霸權,成長利用了國內分離主義,地方色彩比回教色彩濃厚,原是半典型反政府運動。「回教聖戰」,不過德國基督民主黨「基督」那樣的空洞口號。

九一一後,美國為證明恐怖主義全球化,顧名思義定性出恐怖組織,回游在名單一枝獨秀,IJ自然榜上有名,自此彷彿不能自已。

一來印尼國內組織為自保,與IJ爭相分道,令其支持日漸意識淨化。二來印尼政府得美國援手打壓IJ,後者已無招安空間。三來無回教背景而偶有過激行動的組織(如排華團)多未被定性為恐怖,令IJ自覺被祭旗,溫和主義失勢,激進主義自然抬頭。四來美國同時發動「反恐金融戰」,凍結恐怖組織的外國存款,後者資金只有愈來愈黑,愈黑愈恐怖,愈恐怖愈「蓋達化」。

美國組織反恐聯盟時一呼百應,堆砌出一個人類運動,卻反為不美。結盟,少不了威迫利誘:威迫乃非友即敵的布殊主義,利誘乃列出各國的潛藏恐怖組織,共同對付。俄羅斯有車臣、中國有東突、印度有喀什米爾、印尼有IJ,紛紛加盟,可算毛式統一戰線。可惜在全球化時代,組織已有「反跨國統戰」實力:國家統戰是戰棋式二度空間聯盟,各自為政的組織自我整合,卻令全球格局在國家上下出現三度空間玩家。

美國打擊各種「蓋達」,只是逼他們化零為整。有激進傾向的組織不一定恐怖,但當生存空間大減,對手零和受惠,便只能連成一線,無奈地愛上殺手。布殊同時出兵阿富汗、威脅伊拉克、抨擊IJ、指摘巴拉圭毒梟銀行接手上述黑錢,爭取了四國政府。求仁得仁,四者卻自我反統戰了。

俄國極端民族主義狼走了但狼一定會來嗎?

十年前,英美報章頭條不是拉丹和蓋達,而是一個叫日里諾夫斯基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夢中的「大俄羅斯」,比蓋達的「大中東」和IJ的「大東南亞」更誇張:除了重組蘇聯,甚至連東三省和阿拉斯加都要奪回。他主張使用的武器:能令敵人突然死亡的超時代聲波槍,比自殺式炸彈更恐怖。他沒有策劃恐怖活動,但言行之激烈,對恐怖手法之認同,已令其被多國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在後冷戰至九一一的歷史磨合期,英美認為泛斯拉夫主義是西方文明敵人,俄國一度是妖魔化對象,日氏政黨在大選曾有剎那光輝,曾是魔中之王。

時移勢易,日氏無蹤,俄國無狼。但如果當年台上的是布殊,他會否指控俄國支持各地反美活動,挑起反俄戰?會否逼蓋達認俄國為後台老闆?冷戰時,非洲政變、南美工潮、巴人襲以、美人遇害,帳都算在蘇聯頭上,蘇聯亦確實援助了不少顛覆組織。然而,孰因?孰果?柏陽諷刺歷代皇帝興大獄前,自會「有人謀反」,這與布殊先發制人的「智慧」,實在不謀而合。

2002年9月28日星期六

同是反對黨香港不及德國

德國大選,右翼敗部復活,全球意識形態洪流涌回十年河西;香港在野黨卻一沉不醒,意識潺水溜走十年河東。港人漠然的大國選舉,卻是浮世啟示錄。

德國意識形態由寂靜而囂鬧,是由身為反對派的右派推動,其特色與歐洲各國小異大同:

德將政治與經濟掛勾

一、在野右派高舉新左右意識,處於攻勢;當權左派希望輕輕放下而不能,勉強迎戰,處於守勢。德國基民盟、法國勒龐、荷蘭富圖因,不約而同以祖國光榮麻痹選民,順道抨擊當權者離經叛道,令經濟一蹶不振;當權左派請不動民族主義祖宗,亦無復興經濟的經與道,只能無奈反右,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權頓時旁落。

二、諷刺史學激勵意識大戰。歐洲近年興起以古諷今熱,拿破侖、希特勒、阿登勒、奧倫治的威廉都登上大選頭條,以或正或反、或正然若反的形象登場,為選民一刀切清左右。

三、政黨合縱連橫空間,被議會設計杜絕。在使用比例代表制的德國國會選舉,得票少於5%的政黨連比例議席亦被充公;泱泱德東共黨,也僅靠地區選舉才保住議席。英、法、荷選舉設計,與脫星也能當選的意式選舉不同,都以反泡沫黨為原則。意識之爭一起,各國各黨都難有出人意表的新同盟,議會只能壁壘分明:當德國右派基民盟只能靠死黨自民黨、左派社民黨只能靠綠黨弟兄,混沌議會自然中分。

上述特色卻非德國獨有。論意識上綱,香港民主派歷來大上特上,樂此不疲,也算處於攻勢;論歷史元素,其人無疑身體力行「毋忘六四」;論議會空間,港式比例代表制也是泡沫剋星,「非意識形候選人」由李鵬飛至鍾懿芳,一慨折翼。然則何以香港反對派嘗膽多年,嘗不回意識陽春,反被邊緣化;歐洲反對黨臥薪十載,卻臥出江湖?「逢董必反」魔咒應歸因基本法先天不足,還是後天失調?

港德反對派相比,讀者當能發覺後者把意識形態與政綱掛勾,前者卻讓二者脫勾。基民盟固然祖國至上,但這觀點亦能同時投射於其鏡子政綱:例如認為經濟低迷是因為施羅德的反美福利政策「把阿登納建國以來的德國國際信用抵消殆盡」。右派方程裏,「意識抬頭」與「經濟危機」不是獨立函數,而是互助的從屬函數。香港反對黨政綱則有如中學習作,分「政治」「經濟」一十八點,卻說不清意識跟政綱的關係──因為根本沒有。政治和經濟成了獨立函數,「逢X必反」反智方程便有用武之地。

而且德國反對派的意識形態能與地區融合,香港的卻二者抽離。基民盟復興明顯有借歐洲右派勢頭、法荷奧諸國同志鼓勵,來證明右翼思想是濟世良藥,令守勢當權者只能以「保住歐洲左派最後橋頭堡」負隅頑抗。台灣民主化、極權印尼被金融風暴擊垮時,本港反對派卻不能令選民有四海一體感,能夠宏觀的地區性運動,便淪為微不足道的微觀搔癢。

港將政治與經濟獨立

雖然亞洲新專權主義有其市場,但亞洲各國地區政體與金融風暴復原速度的關係,始終是本港反對派的十二碼論據,不但能借外為鑒,更能合意識經濟兩大獨立函數而為一。這與歐洲一體辯論及德國經濟危機予基民盟可乘之機雷同;但德港反對黨反應,卻可見兩者之別。

毛主席說得對:反對黨「不是請客食飯」;張國榮唱得更對:特區不知「從那天起不辨別前後,從那天起竟調亂左右」。

2002年9月23日星期一

伊拉克危機承先?啟後?

美國夢繫策禦伊拉克,輿論鎖定這是布殊發揚其「先發制人論」的大手筆,甚或是16世紀葡西老帝國主義與19世紀英法殖民主義的變體,證明弱肉強食的國家達爾文論(State Darwinism)還主導國際。其實這次危機雖然有殖民主義的共相,更有殊相,承帝國之先,卻啟了多極之後。

伊拉克原為鄂圖曼土耳其一省,在一戰後1920年,由國際聯盟贈予英國,1932年獨立,但其哈希米王室向被視為倫敦附庸,直至1958年被軍事政變推翻。若美國通過戰爭撒旦,扶植另一具哈希米傀儡,創造兩大夢幻結局,則確與舊帝國主義暗合:

英國當時挑選伊拉克和約旦為新保護國,目的不在擴大殖民版圖,只在發揚柏林─布達佩斯─巴格達「3B(Berlin-Budapest-Baghdad)通道」來建立「大西亞共榮圈」,制衡蘇俄。美國若在中東另闢後院,以「新阿富汗」、「新伊拉克」、「新伊朗」等為緩沖,則能外抗中俄西漸主義、內防沙特化身恐怖大寨,與大英中東政策一脈相承,是為夢幻戰略。

帝國主義新生代?

自從伊拉克在1927年發現石油,英國即放棄高壓殖民、甚至讓其表面獨立,來交換自身石油專利,其對鄰國波斯的半殖民政策,亦以「以主權換油權」概況。美國不叫好又不叫座地出兵伊拉克,同樣明顯受國內資源巨頭全力唆擺:近年中亞五國的天然氣油田大開發,好比20年代西亞淘油熱。石油企業希望「改造」阿伊諸國,讓資源自中亞而西亞出地中海,亦好比開鑿3B通道,是為夢幻經濟。

然而今夕何夕,變不在英美帝國本心,卻在伊拉克的本錢。哈希米王族只能靠自我防衛和合縱連橫兩大外交方略與帝國周旋,是以弱國無外交。薩達姆在美國出兵前後卻能挖出五根救命草:它們並非以傳統國家為單位,而是代表全球化時代的五極:

一、聯合國,代表國家極,作用是讓主權國家對美國討伐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替己行道壯舉,提出法理檢核;

二、阿拉伯聯盟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代表政府組織極,作用是以集腋成裘的政治、外交和經濟手段,對強權反施壓;

三、國際人權小組,代表非政府組織極,作用是通過人道主義綱領,干擾各國決策層;

四、卡塔爾海灣電視台,代表資訊極,作用是通過與西方資訊霸權對立的「反資訊黑客」,描繪伊國危城悲慘世界,影響各地民意;

五、蓋達,代表非常規恐怖極,作用是在上述常規基制失效時訴諸非常手段恐懾全球,玉石俱焚。

平面棋局到立體棋局

大英與伊拉克的互動,是兩個主權國互動,敲邊鼓貨色亦以主權國為主;戰場,是一塊平面棋局。布殊與薩達姆的互動,雖也是兩主權國的互動,但兩國綜合國力並非勝負唯一要素,影響局勢的關鍵全在上述五極,相連五極的以「團體身分─資訊收發─反應手段」三角關係為核心;戰場,已層層疊的進化為多維立體棋局。

在立體棋局中,除了國家極的聯合國勉強有其前身國聯可比,其餘各極都為上世紀初所無。像卡塔爾海灣一類媒體,從前只能化身主權國喉舌,現在卻自成獨立一極,甚至還剛宣布進軍北京。阿聯、OPEC、人權小組、蓋達等跨國組織,從前只是主權國的外圍成員或內部嘍囉,此刻卻金蟬脫殼,各成一家。薩達姆若充分利用全球化新貴,對靠舊帝國手段硬上弓的布殊施以反遊說、反宣傳、非常威嚇,當能迎來哈希米王族請不來的變數;美國的夢幻結局,何以成不了俾斯麥的夢魘?

2002年9月11日星期三

逆歷史而行的九一一周年

美國人用了一百年淡化南北戰爭、十年消化珍珠港,但在九一一周年重提「九一一」卻似已惹人生厭,祈求借此改變世界秩序的變革論者,也消受了重重反高潮。九一一的歷史斷代性其實不比前兩者弱,可惜美國政客、傳媒、學者、民間,在過去一年像飲鳩止渴的褪色梟雄,以陳年春藥「布殊主義」麻痹九一一陣痛,令其劃時代傷口被惡性堵蔽。

「三個有限」歷史意義

九一一的天驚石破,本來不在其枕藉傷亡,而在其「三個有限」的歷史意義:

一是「國家有限論」。名不見經傳、人氣欠盛的蓋達與拉丹,以非國家組織的神秘身分,竟能成功挑戰龐然大物美國,說明國際舞台不再由國家壟斷,多邊巨頭會談再難一錘定音。國際關係權力走廊,也不再以聯合國為象徵頂峰。

二是「霸權有限論」。冷戰結束候,美國一直以為傳教士式普世主義 (Universalism) 將以民主╱自由之名君臨全球,從而確立其「意識形態霸權」。怎料回教國家雖然與九一一劃清界線,非耶教世界的反西方情緒卻空前高漲,說明即使是非物質性的美式霸權,在一國獨大的世界,也難令普世歡騰。

三是「科技有限論」。數千年來,人類一直以科技為威懾別國的有效手段,並以核武恐怖均勢為巔峰。九一一策劃人卻以最原始的自殺式方法,摧毀最精密的他殺式國防。其後一系列炭疽至電腦病毒的涉嫌恐怖襲擊,都有大衛挑戰歌利亞的意境,說明高科技再不是衛國門神。

後九一一大歷史?

上述三大論調,原來應該演化出這樣一部意想的「後九一一大歷史」:

當跨國組織由配角擔正為國際主角,傳統外交關係的重要性將慢慢降低。美國有沙特阿拉伯這友善「盟國」,不能保證沙特國民不反美;惹怒了中國政府,也不見得中國人民會示威。政府與跨國組織之間的對話大增,圍繞國家政權的陰陽謀已不著邊際,國家元首將日漸「虛君化」 (figure-headism) 。

高科技之於國土防衛則會「半泡沫化」,令國防比重將從軍事建設轉移至多維情報戰。政府將以與別國及跨國組織的橫線互動接觸及對話(而不是直線打遏)來維繫國土基本安全,令軍費支出滑落,文化經濟重生。

即使美國能通過舊式政治、經濟手段,迫使全球就範於其「人權帝國」,也會被其他意識形態以非常規手段挑戰。跨國組織不像國家,一雞死一雞鳴,美國經濟終會被前者一氣化三清陰乾。當世人意識到普世主義的荒謬,就會逼令各國信奉半孤立主義,全球化遂能真正多極起來。

然而一年來,這意想圖比《清明上河圖》更可望難即,因為以布殊為首的美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都反潮流而行,以為現在又是發戰爭財的二戰時代。明知別國不能控制跨國組織,美國還是要先滅塔利班、後伐伊拉克,追求一勞永逸的「最後解決方案」。結果華府與組織關係了無寸進,反美之火卻愈滅愈烈。明知霸權不可恃,布殊還是要渾水摸魚,以受害人身分建立「反恐帝國」,結果與中俄歐盟都貌合神離,英國、沙特等親密戰友也劃江自保。明知科技清談誤國,國會還是要飆增軍費揚威耀武,建立架床疊屋的國土安全部,卻阻不了自殺式襲擊蔚然成風。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者執著,還是見樹不見林的愚者反智?

逆歷史而行的插曲

火燒圓明園後,國人曾經恍恍忽忽,以為有所謂「同治中興」;二戰後,英人亦曾經恍恍惚惚,以為日不落國還在擴張;白雲蒼狗,迴光反照而已。 2001至02年雖然逆歷史而行,卻不過另一首迴光插曲──歷史告訴我們:不破不立。

2002年8月7日星期三

美國新麥卡錫主義抬頭?

50年前,東歐赤化,韓戰爆發,美國國內興起「誰失去中國」問責。極右參議院麥卡錫乘時崛起,左派人人自危,政商學界荷李活都談共色變,是為臭名昭著的麥卡錫時代。

50年後的今天,美國連番「破獲」涉嫌恐怖襲擊,雖然為布殊預防911不力解困、替國會支持成立龐然大物「國土安全部」開路,卻也為以反恐取代反共的「新麥卡錫主義」抬頭,埋下伏筆。

反民主基制崔護重來

其實911前,美國國內暗湧處處,因為全球化進程一度邁向國際和解化,逼使與它不相為謀的右派靠邊站。例如被斥濫權與反人權的情報部門一直士氣不振,與白宮貌合神離,在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炸一役表露無遺;能源財閥未能壟斷中亞能源,密謀影響外交政策,不惜先波動國內經濟結構;鷹派政客與五角大樓得學無所用,紛紛改當各級政策顧問,卻令右翼思維普及民間……

及至911後,內患在外憂掩護下漸見緩和,反民主基制卻慢慢成型:正如韓戰到越戰,都令美國權力架構重組,因為被邊緣化的勢力都能通過外憂,走回主流。像中央情報局在二戰後被評為臃腫衙門,全靠麥卡錫主義回春坐大,令局長胡佛成為美國邪惡第一人。

資訊留白之謎

今天布殊被指防恐失職,沒有自我檢討,卻聲東擊西地營造情報「一份也不能少」的輿論,並請右派大老集體回朝。大半年來,美國除了在國家層面激增反恐裝備及撥款,在資訊層面也收緊《國家安全法》與傳媒監察,連留學生九族資料也不能倖免;在社會層面又推廣「鄰舍反恐」,要求全民留意可疑人等,頗有元代戶籍監視的神韻。凡此種種,都與麥卡錫主義驚奇地吻合。

然而並非凡有外患,都能讓美國權力往「泛右系統」轉移。蘇聯出兵阿富汗與海灣戰爭,都沒有迎來新麥卡錫。外患內憂為生化學作用,必須存在一塊資訊留白(Information Gap):境外敵人的實情必須掌握於少數知情者,不能流入尋常百姓家。麥卡錫靠反共起家,就是因為跨國資訊尚未發達,美國媒體對共產陣營的真正實力莫衷一是,流言處處,受惠於懷疑的白色恐怖才能蔓延。

踏入全球化時代,資訊界限化整為零,就算掀起反俄反華熱,美國人對連綿數十年的中俄威脅都心中有數。只有恐怖主義,像二戰後的共產主義般異軍突起,美國人既無心理準備,媒體又對恐怖陣營的成員、目的、策略與潛力茫然,才會上下一心將回教世界妖魔化,並將恐怖主義潛能神話化。

然而這份資訊留白並非天然形成。在各國口頭一致反恐、美國傳媒被禁披露「恐怖資訊」的基礎上,華府情報部門,已成為掌握反恐資訊絕對壟斷的新麥卡錫。冷戰結束後,美國沒有把勝利歸功於麥卡錫主義,只恍然蘇聯不如想象中強大。假如美國不再受恐怖襲擊,應該歸功於布殊、情報,還是那不能言明的什麼?

「國家恐怖主義」的恐怖

伊朗、伊拉克等「邪惡國家」,都異口同聲反恐,不過加上一條注釋:反的是「國家恐怖主義」──以國家為單位的集體排外主義。它的恐怖,不在於大國對敵國的威嚇──那是國際關係的常態,無可厚非。

但當一個國家民族,全民皆兵地防範另一個主義文化,不惜走過自身社會界線(例如美國對人權的執著、回教世界不傷害無辜的教義)來與意想敵人周旋,以致從前的自我規範與可測性都不再存在,那才是國家級恐怖。是以麥卡錫主義,不論新舊,在國際關係裏,都失諸變態。

2002年7月24日星期三

美國的中東元首角色遊戲

布殊在去年提出符合其牛仔智商的「布殊主義」,教導世人「我們」「他們」之別,但宣布阿拉法為中東和平障礙的「他們」後卻劣評如潮,因為這二元平面思維,已扭曲了美國的外交大戰略 (Grand Strategy) 。

從歷屆白宮施政所見,美國並非盲目服膺漢賊不兩立,而是以國家友善度、領袖合作度與取締準繩度三大原則,把各國元首歸入下列善惡八部:

布殊主義八點修正

一、國家善,元首善,難取締:美國與這類國家為盟友,元首間也因國家需要成為密友,典型例子是兩代英國首相貝里雅與戴卓爾夫人;

二、國家善,元首善,能取締:此等朋友二號似受華府敬重,但在大舞台只是嘍囉,個人色彩灰白,像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

三、國家惡,元首善,難取締:白宮每與崇美強人結為策略性夥伴,並動員輿論機器表揚其出淤泥不染,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

四、國家惡,元首善,能取締:蹣跚上台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等弱勢領袖,逆一國民意與美國為善,算不上夥伴,只是春秋時代的附庸;

五、國家善,元首惡,難取締:前法國總統戴高樂等強人兼民族主義者,明白與美國苟且符合國家利益,但個人反美情緒高漲,與華府貌合神離;

六、國家善,元首惡,能取締:盟國中的反美領袖未能壓制國內對手,令後者與現存美國利益結合,往往和平演變收場,像涉販毒被老布殊逼下台的前泰國總理納隆、離奇辭職的前英國首相威爾遜;

七、國家惡,元首惡,能取締:這批弱勢反美領袖雖得民心,但常被第五縱隊政變拉倒,慘敗例子有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慘勝有委內瑞拉總統韋莫斯;

八、國家惡,元首惡,難取締:最令美國頭痛的「狂人」,終局不是古巴卡斯特羅、利比亞卡達菲那樣與華府冷戰,就是伊拉克薩達姆那樣打起熱戰。

阿拉法的角色演化

阿拉法在倫敦蠟像館,先後有槍王到和平老人等造型七款。他的外交際遇,同樣無常:

阿氏出道於 70 年代,其時巴解不過眾多反猶太組織之一,恐怖與業餘色彩並重,被分派的是醜角(角色七)。到冷戰末年,地位日固,浪漫地在 1988 年「建立」巴勒斯坦國,卻恐怖依然,淪為與各地狂人齊名的大反派(角色八)。及至克林頓推行和解外交,促成以巴和議,阿氏居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時漂白成為大俠客(角色一)。但巴人不滿其讓步過多,哈馬斯乘機崛起,阿拉法份量循序漸退,在角色二三四間不斷躑躅。到了這波以巴危機,在布殊與沙龍內外交困下,終於打回原型。

布殊殺牛用雞刀

其實阿拉法獲釋後雖然敗部復活、壯懷激烈,卻希望憑三十功名與美國周旋,還是普京型角色三。只有布殊見巴人仇美日深,以為阿氏未能免俗,才逼不及待要取締他來「支持」巴人,卻不知此翁對華府已相對溫和,亦難用完即棄。如今求仁得仁,美巴割蓆,阿拉法又與薩達姆合演角色八:諷刺的是這種推倒元首、重來和平的「和平方案」,只對弱勢反美領袖(角色七)奏效,對阿氏卻是殺牛用雞刀。

電腦世界一直流行角色扮演遊戲 (RPG) ,美國玩的卻是角色設定遊戲 (RAG) :先摸熟國內政情,再強派各國領袖於不同崗位。布殊趕絕阿拉法,固然忠於布殊主義化繁為簡、八縮為二的精神,卻違背了 RAG難為正邪定分界的彈性國策。阿拉法的身分與美國利益出現逆差,肯與布殊合作的新巴勒斯坦強人又屬虛幻,前者絕路未絕,後者的布殊主義卻日見途窮。

2002年7月13日星期六

從非洲足球看全球化調整

世界杯,是全球一體化中還以國家為競爭單位的最後防線。它讓世人移情,亦讓各國政府潤飾形象:其上策是以球隊特色融入政策,如98年法國;中策是借足球吸引外界,如90年喀麥隆;下策是憑足球衝喜,卻力有不隸,如94年的三零部隊、奢望以體育重塑文明的希臘。

塞內加爾原以土炮為主,當地人對向錢看外流一族態度犬儒,後者則心慕歸化法籍,以缺乏進步空間為由,少有返國。塞隊在今屆賽事異軍突起,與該國在冷戰後拋棄舊有政策、自我調整來破除上述成見,不無關係。

法國方程式

法國方程式,就是法式外交+ 獨裁政治+ 部落民族主義。塞內加爾在1960年自法國獨立以來,一直是法蘭西共同體一員,向前宗主國一邊倒。其精英階層承繼梵爾賽貴族生活精髓,國民飛躍的龍門不是紐約、倫敦,而是巴黎,國內經濟則依賴非洲法郎掛,令法國的殖民利益40年不變。

法式外交一大目的,就是維持獨裁統治,因法國一直袒護親法獨夫,甚至包括中非暴君、吃人肉的博卡薩一世 (Bokassa I ) 。剛以90高齡逝世的塞國開國總統桑哥 (Senghor) 亦為法國密友,與繼位的盟友迪奧夫 ( Diouf) 叱吒政壇數十年。桑哥是一名詩人,其國度已是非洲最「溫和」的獨裁政權。

為免親法政策惹來賣國輿論,塞內加爾同時推廣部落民族主義來營造向心力。1982年起,塞國南部 Casamance省內戰不輟,分離主義一直要求獨立,鎮壓叛徒來營造本族優越,一直是塞國政府化危為機的板斧。靠法國方程式,塞國政局保持相對穩定,卻始終不脫後殖民本色。

全球化公式

全球化公式,就是權力轉移+ 多邊主義+ 社會融合。到冷戰結束,跨國企業與 NGO在全球化風暴中接管第三世界,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急降,迫使塞內加爾由外至內都改為拜奉全球化公式。它醞釀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 ( IMF) 促行的非洲民主化,令親法強人迪奧夫在2000年大選下台,反對派領袖韋德 (Wade) 成為新總統。韋德首項革新就是開放傳媒資訊,令獨裁一一曝光,迫使新政權走上自由不歸路。

塞國新外交基調是尋找多元:籠絡強國,又扮演區域要角。韋德力主向美國示好,近期曾訪問華府,並放風與中國調整關係 (塞國在96年與台灣建交) ,又發起「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邀請南非、尼日利亞及歐美大財團跨國投資,還客串橄欖使者,調停馬達加斯加內戰。為改善國際形象,新政府亦有意了斷 Casamance衝突,放棄穩守突擊,改與叛軍對話。最大突破是雙方都避開部落民族主義陳腔,改稱為民主與生活作戰,和解可期。凡此種種,令塞國獨立40年後「二次獨立」,真正邁向全球。綜合國力顯現?

政治學有所謂「綜合國力」的計算,就是以經濟軍事文化體育,一併評估國家總實力。自然不是足球強國便有綜合國力,中國就是明顯反例。但塞內加爾的八強驚喜,確能反映其全球化公式的成就。

它不是邁向國際,令法國主義式微,塞國外流球員有同胞韋拉加入法國隊的先例,未必願意屈就於一隊B 隊。不是部落民族主義被抑,塞國人亦未必接受有限愛國、不懂土語溝通的異鄉人。不是韋德落實民主,習慣了歐洲足球文化、動輒批評足總的球星,也難容忍獨裁政府的體育運作,遑論打出士氣,尼日利亞乃可鑑前車。塞內加爾的球壇成就,許是後勁不繼的一現曇花,但它的全球化自我調整,卻是留前鬥後的持久戰,仿如一叢韌性蔓藤,道路曲折,前景深邃。

2002年5月10日星期五

法國大選漁人得利迷思

法國總統大選,淪為右派希拉克慘勝極右勒龐的反高潮。死硬左派紛紛諉過選舉設計不良,分薄紅色票倉,令鐵票不二的勒龐漁人得利。但這「漁人現象」非法國獨有。

台灣總統選舉陳水扁以四成得票,力壓同室操戈的連戰與宋楚瑜。天裂變,泛藍軍痛哭上當。布殊在美國大選憑問題票氣走戈爾,其時左翼綠黨候選人納德取得4% 選票,左派亦集體撞冤,認為納德不搞局,布殊必敗無疑。

兩輪投票不符多極世代

這說明現行選舉制度不無漏洞。像法國總統兩輪選制,原來是淘汰一眾另類候選人、確保主流政客終極單挑的監察閥,但它是為左右對立主導的冷戰政壇度身定造。踏入多極世代,主流意識式微,中庸籠罩全球,各地大選紛紛發生「意外」,份屬少數意識的出線者只怕愈來愈多。

這民主迷思暴露後,民主概念的兩大兩難,依然懸而未決:一為二百多年前盧梭警告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與上述例子少數人「取巧勝出」的兩極,何以取捨;二為「票面選舉」(純為選總統而選總統)與「論爭選舉 (issue voting)」(政策全民公決)的功能,何以彌合。

選舉結果取決友黨分工

既然民主兩難從未解決,「漁人現象」為何近年又密集登場?主因自然是今天意識分野鬆散,票面選舉意義模糊,慢慢轉型為論爭選舉。在後一類選舉中,理念相近的政黨缺乏自我整合能力,選舉結果取決於人為策略和「友黨」分工,多於漢賊不兩立的參商抉擇。

不過現時意識之爭雖然不再璀璨,「漁人現象」仍然令選民侷促。隸屬「泛意識A 」的選民,可能已轉愛其旁支 A1 ,但對對立意識B 的抗拒,依然比對意識 A1 的支持堅忍。換言之,投票予托派候選人的法國左派、投綠黨的美國左派、投國民黨的台灣泛藍軍團,若能預見選舉結果,很可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改投若斯潘、戈爾與宋楚瑜。

杜絕漁人知易行難

杜絕漁人的方案卻知易行難。例如從「保險票原則」引申,選民投票時可以同時選出「最不願當選的候選人」,點票時則以候選人得票乘以基數甲,以其「負票」乘以比甲小的基數乙,再讓兩者相減,來顯示其「總接受度」。這方案能令選舉結果符合全國泛意識分野,令勒龐、布殊與陳水扁反勝為敗,但也會令論爭選舉貶值,政壇難突破僵化的意識分道,成為和稀泥專才的福音。

與法國大選和港區人大代表兩選制異曲同工的「核票原則」,也能推申另一方案:規定全民確認選舉結果,容許限於一次的推倒重來。它的賣點,是包含了論爭投票,又讓候選人實力得到中立反映──心屬冷門黑馬的選民在核票原則下,票便投得更豁達。但在電子選舉普及前,核票無疑勞民傷財,加上不被確認的選舉結果可能在重選重見天日,政府公信便先天失調。

從反漁人原則從未被試用,可見漁人不單是剎那光輝的少數黨,更包括靠選舉維生的永恆學卿。更諷刺的是這些原則,卻是小圈子選舉的金律:例如經過八百人「醞釀協商」,保險票、核票的暗中進行,偉大頭目一員才能誕生。

可見民主選舉並不保證絕對公平,但它頂多便宜漁人,卻不似杜絕漁人的小圈子基制,催生愚人。漁愚相權,智人自有所取──只要有選擇的幸運。

2002年4月30日星期二

勒龐主義反殖民融合

法國總統初選,極右元老勒龐爆冷出線,各國弟兄遙相呼應,輿論評為「反一體化逆流」。但勒龐是「逢歐必反」嗎?全球化發展出兩大方向: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劃一化 (universalization) 和歐盟之流的地區融合化 (regionalization)。勒龐雖然高呼退出歐盟,極右選民其實卻只反前者。歐盟被誤中副車,不過受累於一體化進程的連串失控:

勒龐主義反後殖民同化

法國大選的治安辯論,矛頭直指新移民,移民卻源於帝國斜陽,與歐洲一體化關係微妙。像英聯邦與法蘭西共同體歸化五服臣民,收留的少數族群比帝國時代還多:法國足球先生施丹便是阿爾及利亞裔人。歐洲各國早已進行自我中心的後殖民同化 (assimilation),拉開全球化序幕。

問題是歐盟誕生後,各國未有為後殖民網絡重新定位,兩種不同的一體化運動於是慢慢合流。阿爾及尼亞人從前移居法國,尚能「以法為主」等待同化;十數年間同化未成,等待果陀而不獲,卻能進出歐盟各國。施丹從前只能在巴黎傳球,現在毋須工作證也能屹立西班牙。「黑白同化」遂被分解,變成不同宗主國的前殖民地人民重新結集、宗主卻奔向勒龐的反化學作用。就像中國歷史上魏國同化匈奴、蜀漢同化氐族,同化未成便三國歸晉,異族重新糾合成五胡亂華。無論「亂歐」與否,巴黎的穆斯林總比德國人惹厭,說明針對歐洲一體化與後殖民一體化合流的「超級一體化」,才是勒龐主義的真義。

歐盟是抗擊美國經濟文化霸權的傑作,但深化過程中只重視經濟結合,未有相應營造一泡排外安內的文化身分,來攔阻與美式劃一化的互通。何況為免歐洲議會利維坦化,各國加入歐盟時,都與美國藕斷絲連地自衛兜搭。於是歐洲人不以「歐洲人」自居,歐洲又不能肅清美帝陰影,勒龐毫無邏輯的政綱列出一批毫無邏輯的打擊對象,居然構成符合歐洲邏輯的滅國陰謀論。「勒龐的名單」原來只有歐盟、新移民、回教徒、猶太人與主流政治,初選出線後卻急忙補上美國,把國際融合大集燴:歐洲融合、又與各地一塊融合,正是極右選民的夢魘。

政黨若左右分工勒龐靠邊站

親歐派的國內失控,是「第三道路」政府間接令疑歐市場無限擴大。第三道路論認為世界融和,再無非左即右的二元政治。微觀上,冷戰二元是過時的;宏觀上,左右互搏一去不復兮卻大謬。一元政治是小國寡民的原始政治 (primitive politics) ,全球化民主社會卻必須剩下選擇。沒有選擇,只會令「選擇」與「不是選擇」之間成為新抉擇:像希特勒從流氓成為德國的選擇。

國際學者(如美國官員 Rothkopt)預期「馬克思二世」下凡在即,就是基於矛盾論「先團結次要矛盾來解決主要矛盾」的逆向邏輯。姓資姓社的主要矛盾解決了,接棒的次要矛盾是甚麼,新馬克思又是誰?當右派三大綱領:市場資本主義、政治保守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都被打入冷宮,創意爭議又爭不出來,第三道路神話幻滅、蜀中無大將,勒龐主義便拾回這堆冷煎堆,包裝成新馬克思。若主流政黨能提供毋須專家解畫的「選擇」,在高科技、全民福利、國家傳統上默契地左右分工,勒龐只好永遠靠邊站。

親歐派發動宣傳機器批勒龐,短期內能壓低極右氣焰,卻會賦予其長期「合法選擇」地位。歐洲議會議員在勒龐演說時,七情上面地勃起「NON」橫額,只說明他們對勒龐上位功臣的自我身分缺乏認識──這一幕喜劇性甚濃,前瞻性卻略嫌不足,怕正是歐洲時局的寫照。

2002年4月13日星期六

以巴殘局修訂的布殊世界觀

布殊慨嘆以巴是夙仇,沒有神仙棒解決困局,但世仇由平淡鬥回燦爛,正是布殊的神仙棒點金成石。在敵不動我不動、敵動我動的四局遊戲棋局 (Game Theory),他大筆一揮、大口一吹,改寫了後九一一世界觀,以巴才敢重新過招,又逼美國接招。

反恐戰才是一等衝突

1648年的威斯伐里亞條約 (Treaty of Westphalia) 簽訂以來,國家主權取代了教皇貴族封建分權,國際衝突以主權定調。冷戰後,貝理雅倡導「人權高於主權」,指一國侵犯國內人權已足被干涉。布殊去年又宣布「反恐大過天」:有主權民意,但與恐怖分子自污的政權,都要取締。於是今天便有了三等國際衝突,主權衝突是三等:它會輕易惹起眾怒,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人權衝突是二等:像美國制裁伊拉克宣傳的「捍衛什葉派與庫爾德族人權」,但已受非西方世界腹誹。反恐衝突是一等:像箭在弦上的伐伊反恐戰,但人物證俱無,語焉不詳,連歐盟也不敢苟同。

美國反恐以色列不可?

以色列圖窮已久,今天才對巴人匕現,就是因為在二三等衝突出師無名,受布殊「啟蒙」才懂另起新局,對反恐論作突破性發展:

一、攻擊平民就是恐怖主義。以色列受到等同摧毀世貿的自殺式攻擊,死亡人數的人口比例已多於九一一,必須還擊;

二、組織恐怖襲擊不能單靠恐怖組織。阿克薩烈士隊沒有阿拉法感召不能成事,正如拉丹無奧馬爾不成,所以阿拉法要銷;

三、反恐的唯一道義是保障平民安全。以色列對巴人採取地面戰,比美國空襲阿富汗「人道」多矣,問心無愧。

恐怖主義也有分類?

若沙龍言之成理,斯里蘭卡泰米爾游擊隊常在印度「行恐」、愛爾蘭共和軍曾在英倫發動炸彈襲擊,則印英兩國也要開戰?布殊老起面皮哮「enough is enough」,不單要以人enough,還順道教訓各國的反恐算盤一一enough。同樣是恐,布殊能反,沙龍不能反,對此美國的干涉隱含三項註釋:

一、恐怖主義罪魁分主犯與從犯。被認定直接參與,跳了火坑的,像奧魔薩魔,不但要身教一番,連政權也要推翻。阿拉法只是管束不力,不妨陣前易角,卻不能連根拔起自治政府。

二、恐怖主義分目標與手段。前者以恐怖手段達到破壞世界均勢的目的,罪不容誅;後者的恐怖不過為了三等衝突的目的(如民族自決) ,罪不致死,不能單以一等手段不教而誅,而要兼用其他衝突的解決模式:談判。

三、恐怖主義的對象分單國與跨國。九一一針對美國為首的世界威權,死者各國盡有,是向全球挑戰,各國必須表態。巴人只針對以國,殺的都是以人,各國無妨和稀泥。這些註腳,不但要以色列撤軍,更兼顧對伊拉克揮軍,費煞苦心。

布殊反恐論愈描愈黑,以伊兩國從兩極衷心不服,帶出下一局棋的三個新劫:

一、恐怖組織與國家可以無從屬關係。若伊拉克反主為客,阿拉法不能約束哈馬斯,受害人能向誰開火?

二、布殊以手法重新劃分世界衝突。從此衝突要恐怖才能觸動全球,如何防止它們自我恐怖升格?巴勒斯坦正是實例。

三、布殊曾容許沙龍自衛還擊,但現在enough了,可見以國的反恐強度大於國際接受程度。這程度是因國而異,還是因巴人只是「單邊恐怖手段的從犯」?正如沙龍不平地說:美國何不用地面部隊伐阿來減少傷亡?

形勢比人強,但大國理論一子錯,就是弱國扭轉滿盤的契機。英國為了籠絡殖民地參與二次大戰,許下無數空頭人權承諾時,何嘗想到已埋葬整個帝國?

2002年4月3日星期三

英太后的社會安全閥作用

英國王太后去世,得享國母級哀榮,帶不走一片雲彩,卻暫時帶走她代表的社會安全閥。缺少安全閥的香港,誕生不了太后與神話,卻催生太監和空話。

循環政治閥

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太后,政治思想極保守。她身為君主制最後門神,反對王室納稅改革,認為金字塔階級應該永存,被戴安娜譏為「麻瘋國度裏最被抗拒的人 (the chief leper in the leper colony)」。女王或政客持有上述「政見」,必體無完膚,但與太后立場相悖的工黨、共和人士、新人類,都沒有囿其於政爭,因為他們有一道政治閥。

此閥源自「U 型循環論」,指政見極左與極右的人行徑如一。以人生角度重校此論,可知極老與極幼的人的角色本錢,都不是政治。年高德劭、功在國家、不享正式權力、已化身國家圖騰的,才受政治閥隔離。他們會被責難,責難卻會被置之一笑。「類太后」如晚年邱吉爾、戴高樂、列根,都保守冥頑,偶爾言論「大膽」,但年齡無妨沖走智慧,因為他們代表超然政治左中右的國度。

華人政治生命卻容不下圓圈,只有直線。同樣百歲的蔣宋美齡力挺連戰而被對手奚落,八十掛帥的杜葉錫恩,選舉鎩羽被諷投機──不是被U 型局部否定,而是被直線全盤否定。她們超然不起來,因為我們的國家主義、「香港精神」,不能超然於權力之外。

移情道德閥

太后私生活也不是白璧無瑕。少時她對兩任國王明送秋波,在小報筆下頗有「一女侍兩夫」之嫌;老時為賽馬透支國庫,在政客口中足成「以權謀私」之實。人瑞無特權,高齡辭世的王族,多是民間泄憤的老懵懂。滿口仁義的英國朝野鮮有對太后背誦範文,因為他們沒有株九族的道德曲尺,沒有各級道德評議會,卻有道德閥。

道德是服膺國家「集體移情」的。太后代表的價值觀:勤奮、盡責、典雅,此間嚴重貧缺,她代表的日不落國,一杳如塵。填補白璧微瑕的塑膠不難,可惜英國已無完璧。打著紅旗反紅旗,捧起道德蓋道德,是樹立樣板的非常手腕。

道德愈趨敗壞的香港,道德要求卻弔詭地愈「高」。足球、傳媒領土被道學家進攻,地產商捐獻內地被評為處心積慮買官,公眾人物動輒得咎,到頭來公眾才恍然我們沒有值得追求的價值觀,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完人。超然於道德的移情未必有益,超然於道學家的移情卻一定無害。

鐘擺新聞閥

香港小報師承英國先驅,卻無繼承新聞閥。此間無上裝女郎橫陳的小報頭版,一概讓路予盛裝老媼;形容女性胴體的市井筆觸,一律浮誇哀悼「祖母之死」;反諷「評論」大事的編輯,一致反對搶拍太后遺容;找二流分析員暢論股市,卻肉麻歌頌太后為「二十世紀第一偉人」。犬儒散布軟消息,濫殤報道大文章,手段通俗一致,層次卻有高下,這是一種「信息鐘擺」,令低下階層讀者潛意識得到中和:不會獨沽犬儒或愛國,也不會一味窺秘與濫情。自我鐘擺的小報,對社會風氣縱有遺害,功力亦被散。

香港傳媒人卻走火日深,讀者意識同步入魔,對時事大小復不能分。抱薪救火的報評會更令媒體抗拒鐘擺,同入魔道矣。

國家、社會、新聞觀若能一如太后受安全閥保護,大局才有基石。港人見不及此,提倡儒家思想、獅子山主義與李麗珊精神都會被排斥,社會亦會分崩離析。安全閥是民族集體默契:無人願見香港老人被罵老不死,雖生猶死,只有英國太后被尊為不死婆婆,雖死猶生。

2002年3月8日星期五

以巴衝突的結構性困局

以巴衝突為老掉牙的國際僵局,最惹老掉牙的高人反芻評論。其實死結經脈,全由兩泡結構性外交強撐,解決僵局,只能由溶解兩大結構開始。

美國以色列結構聯盟

以國的跋扈,與美國硬挺關係至鉅。美國外交雖隨總統官僚三上三落,但一旦有共同利益籠罩這干人等,利益便自動當選為永恒國策。美政客的利益只有一條:競選經費;操控利益的只有一族:猶太人。

美國競選乃長跑選舉,近年又盛行消費式電子運動,花費駭人聽聞。各界向候選人直接提供的「硬金錢」雖然設有上限,向政黨間接捐輸的「軟資金」卻多多益善,令選舉經費成了無底洞。控制選舉財政的三類人:提供硬金錢的富商、回饋軟資金的企業、廣通人脈的籌款專家,向為真正控制美國的人才。猶太富商左右政治捐獻乃舊事,猶太專家壟斷籌款為近朱者赤、因利成便的新猷。

若吵嚷有年的競選經費改革不打真軍飆行,美國各級政客斷無不賣猶太金面之理。猶太情結既與國內神聖選舉聯成一氣,美以「鋼盟」便成結構性外交。美國對巴勒斯坦友好與否,不過時勢所及的周期性外交。克林頓一手促成奧斯陸協議,乃高潮;布殊視阿拉法如無物,為低谷;然而月有陰晴、潮有高低,美以纏綿則石爛海枯。連獲 95 % 民意支持、最能突破內政桎梏的布殊,也選擇變本加厲地袒以,可見美以鋼盟,誠不可破;以方讓步,誠不可能。

巴勒斯坦四分五裂

巴方也有治之不癒的結構積疾。巴人國破後,與爭取復國的常規遺民不同:巴勒斯坦問題甫問世,便被各種世界爭端趁低吸納,令巴族原創聲音四分五裂。大國如伊拉克、埃及,小國如黎巴嫩、約旦,都能越俎代庖,為巴人立山頭,令激進、溫和諸派成世仇,對外談判前窩鬥不已,與當年猶太復國運動的精誠宛若雲泥。加上美國主導的外交遊戲,規定巴勒斯坦由一方代表,缺乏正規武力與外交分量的族閥,便只能訴諸恐怖滋擾。

巴勒斯坦族閥化,由各國以不同巴人為追捧對象的投資而起,是歷史鑄成的結構;巴人與非常手段不可分離,乃族閥主義的結構性外交;今天極端派霎時衝動,則為外交周期。巴解當政,哈馬斯等間歇發難;一旦哈馬斯當家,也會溫文爾雅地裹起頭巾,巴解亦會慢熱起來。巴人既與恐怖不解,以方自然大義凜然地幻化成一塊鐵板;鐵板再與美以鋼盟鏗鏘一碰,和平便永無天日。

出路:美受挑戰以巴單方受壓

溶解和平的結構性障礙,唯有靠國際局勢於陰陽兩極的強烈衝擊。正面衝擊,為美國的區內霸氣受有力挑戰,令其捨棄猶太救世主與以巴和解天使兩副面具之其一,不再角色分裂地監守自盜。在可見將來,實非可能;在不可見的將來,就是歐盟肥大後擠進中東和談、制衡美國,也可望難期。

負面衝擊,為以巴美各方遭受單一壓力,「令矛盾本質得到根本改變」。 911事件原是天作之合,布殊沙龍之流卻力排眾議,把巴勒斯坦逼進恐怖主義一角,不啻千古罪人。源自沙特的非議一切腐敗政體的反建制思潮,頗有後拉登色彩,若能無限擴展,或成以巴公敵;但其茁壯亦來日方長。

以巴局勢,似乎永遠處於佛家「非枯非榮、又枯又榮」之境。不枯不榮的局勢,只會令以巴草民枯、政客權威榮。結構性外交,不過人性結構性劣根的體現;以巴的困局,縮影了沉鬱的人生。

2002年3月6日星期三

布殊出兵伊拉克其樂無窮

毛主席教導我們:與人鬥,其樂無窮。愈鬥愈勇的布殊,正策劃鬥垮伊拉克,並拿伊朗、北韓陪鬥。可惜 Realism 學者不能領悟「樂」之真諦,又使用同一板斧「分析」美國擴充勢力云云。其實布殊本質,不像布涅日列夫那樣崇尚無限擴張。要了解其伐伊心胎,得先參考索馬里蘭的反例。

索馬里蘭反恐的留白

非洲的索馬里蘭 (Somaliland) 分裂於索馬里 (Somali) ,獨立已十載。它擁有正牌民選政府,合乎美國胃口的憲法,比沙特更溫和的媚美領袖,待開發的石油,兵家必爭的海口。對其虎視的強鄰則一概為華府夢中敵人,如索馬里、也門、蘇丹。是以索國以為在反恐戰佔有重要戰略地位,不斷大送秋波,望能榮膺反恐基地。怎料美國在「大義」下仍不承認此國,甚至不肯人道援助,令索馬里蘭成為國際孤雛。其絕情與「拯救」阿人伊人的仁心,相映成趣。

美國官話,乃尊重非洲團結組織不願非洲版圖更改的原則。但厄立特里亞已在九年前脫離埃塞俄比亞獨立,「原則」已一破一立,何況非洲壓力,不會比中東反美壓力更逼人。布殊在白宮奉騙財纍纍的巴格達叛軍為上賓,對決心反恐的索國特使不屑一顧,有下列奧妙:

美國台柱財閥民調官僚

財閥、民調與官僚,為美國總統賴以為生的三大台柱。他們的利益,便是政策的前提。在能源大族眼中,伊拉克的石油可貴,其能源輸送管道同樣可貴。反恐戰前,財閥如爆出醜聞的安然之流,正策劃開發中亞油田,通過阿富汗、兩伊等「邪惡」國家,送出黑海。此所以阿富汗身無長物,財閥也對出兵出錢出力;伐伊之舉,更可作如是觀;援索,卻無用油之地矣。

布殊又秉承父訓,以出兵為手段,以轉移國內視線為目的。目的者,必須民調配合。基於薩達姆的撒旦形象,美國國民對「除魔」,定必捧場,但援助索馬里蘭打壓非洲恐怖基地的道理,卻超出美人民智,不易得到壓倒性支持。越戰以來,沒有一面倒民調,美國政府絕不敢出兵──其上回教訓,正在索馬里發生。

加上美國國務院編制中,中東組與非洲組都參與索馬里蘭政事。在一國三公的官僚系統,童叟無欺的索國專家自然奇缺。反觀美國「寵幸」伊拉克有年,伊國專家已繼承麥卡錫時代漢學家、卡特時代伊朗專家衣缽,蟻聚政壇。反恐必須伐伊,實乃官僚條件反射。援索對反恐的價值,對「一技旁身」的官僚、以 C+ 成績畢業耶魯的布殊,卻不啻夏蟲語冰。

邪惡軸心列根心法與老子哲學

財閥、民調、官僚站台,還不是布殊伐伊的深層之樂。據稱布殊視列根為偶像,列根金句,就是稱前蘇聯為「邪惡帝國 (Evil Empire)」。但列根上台時,情報已告知蘇聯日薄西山,他卻下令宣傳蘇聯更加「強大」,以便推介星戰計劃。於是蘇聯不但在列根任內沒落,更是戲劇性地弧形沒落,充滿辯證意味,令此翁聲望,水漲船高。

要功比前人,布殊唯有運用列根心法,煞有介事地把伊拉克與前蘇聯隱性並列。此君拾偶像牙慧,閉門創造「邪惡軸心」,以水份催谷其恐怖,再自我滅之,足證其恐怖野心。難怪缺乏「國氣」的索馬里蘭及其鄰國,便不獲青睞。

布殊之樂,以養虎打虎為虛,以建功立業為實,堪稱道家哲學最高境界。此老子所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亦即謝霆峰所唱:「潛龍勿用,這樣玄妙,你懂不懂。」

2002年2月19日星期二

從九鐵看香港客戶主義突破

日前論及,政商各界糾纏不清的「客戶主義 (Clientelism) 」,是香港困局的禍胎。未幾爆出九鐵醜聞,其商界主角、前高官配角、隱性要角,都與客戶主義的本質不謀而合;議員的無力、市民的無言,亦由客戶主義的無奈一脈單傳。從國外經驗所得,有三類非常突破可以抗衡此禍,但它們能否複製於香港?

學者從政?

西方一直有學而優則仕、工而優則長的傳統,技術官僚 (technocrats) 的數量,又與前任政府的黑金量成正比。比董先生更不懂做 show 的學者,在以貌取人的社會始終代表「純樸」勢力,在政商勾結得如火如荼時,往往半推半就地粉墨登場。身為經濟學博士的前意大利總理普羅迪 (Prodi) ,就這樣贏得九六年大選,其後大力整頓老牌官商,奇蹟地把里拉拉進歐元區,客戶主義,為之重創。

香港部長制的大方向,也是為繁殖技術官僚鋪路。可惜外國技術官僚從政的前提,是「他們」的客卿屬性;香港學人從政的機遇,卻是「我們」的自己人身分。在外國出山,有技術和象徵雙重價值;出太平山的,有單重價值已屬萬幸。

新政黨推倒重來?

國外的後客戶主義時期,又會出現「政黨洋蔥化」現象。當主流政黨的大老墮入客戶主義局中,忙於公關公司、剪綵致詞任務,政黨的外圍便會像洋蔥般層層剝落。當主要政黨都成了外強中乾的洋蔥心,被剝落的外圍組織便會重新整合,甚至突破意識形態,以打破客戶主義為綱,締結聯盟。洋蔥現象,催生了意大利戰後首個中間偏左「橄欖樹」內閣,墨西哥反對派聯盟,亦是憑重生的健康造型當選。就算他們最終成為新客戶伙伴,這也是推倒重來的一局。

香港的政黨洋蔥,也正在剝落,剝落的原因,也是對洋蔥心客戶化的反響。民主黨洋蔥,固然剝落得賺人熱淚,就是民建聯,也有日趨客戶化的中產派與相對邊緣化的草根派的變裂危機。但國外黨派始終以理念為本,整合後的新政黨只有單一訴求,也能集腋成裘。本港政黨卻以政治明星為本:自動剝落的明星愈少,政黨整合的前景愈暗淡,而明星正是客戶重鎮、洋蔥核心。昔日民權黨似以整合型政黨為目標,卻一貫泡沫,今人餘事可知。

政壇外的明星

外國「反客戶主義」的最後一著,是由(表面上)與政壇脫勾的名人出頭,形成以一人之力凝化民意的反建制運動。像美國明尼蘇達州選民,厭於兩黨財閥瓜葛,便選出摔角手 Ventura 為州長;意大利人亦曾經選了 AC 米蘭班主貝盧斯科尼 (Berlusconi) 為總統,後來發現此人「反客」不力,又以普羅迪代之。利比里亞球星韋亞、巴拉圭鋼門芝拉華特都準備問鼎元首,就是這樣一回事。

這種明星效應,驟看似不符香港特色。但近年來,一直有高人擔當批判客戶主義、置身政壇之外的超然角色:個別評論員、名嘴、才子的影響力,不會比任何政客弱。不過這只是潛能──潛能化不成動能,才是真正的香港特色。

反客戶主義鐵三角?

打破國外客戶主義的幼苗,雖然在香港一并萌芽,卻不能獨立茁長。然而,技術官僚、整合政黨、政壇外明星的先天定位,確能剋制特區客戶主義的不同機能。客戶主義的前途,繫於這三撥臭皮匠,能否結成相對「官僚─商界─政客」鐵三角的「反鐵三角」,抗衡那利維坦式諸葛亮。若他們能以孔孟之道各自說教,以馬基維利之謀互相「扶持」,這,會是一道權力的清流。清流,是久違了。

2002年2月2日星期六

共生客戶主義與香港困局

回歸前後,「平穩」為特區無上綱領。可惜平穩的潛台詞乃「眼不見為淨」,不見而見的淨土下,已滋生「客戶主義 (Clientelism) 」的邪惡幼苗。客戶主義為亨廷頓成名作,用以描述政府部門與利益集團的主從關係。其暹羅雙生子為集團式貪污,往往出現在實行議會制度但政經體系欠完善的國土,如墨西哥、黎巴嫩、南意大利。富特區特色的「共生客戶主義 (Symbiotic Clientelism) 」不以貪污見長,卻以相映成趣的「客戶建制化」定調。

「內建制客戶網絡」的三點畢露

政經實力派偶爾成為影響政府的「客戶 (Clients) 」,並非新聞,但客戶通過三點方略公然植根建制,卻始自近年:

一為建制山頭主義。政府部門的決策,總在政治、金融、派系勢力間打轉。批發投資基建、監管公營機構、分派荷蘭水蓋,都講究利益平衡。不同客戶的代理人,便被一種心照不宣的「比例代表制」委進大小決策局與諮詢局,局中不會因人廢事,但會因客廢人。

二為客戶互動機制。眾所周知,特區政府由數百壯士選出的「強勢」特首行政主導,高官不論庸賢皆由其任命。只要神女有意,上述發展商、愛國者、政治家一干人等,總能繾綣同一屋簷下,築成需求互補的客戶網。網,是排外的。

三為身分乾坤挪移。自從離職高官反主為客地(正式)加入客戶成為「蹊徑」,共生客戶主義的互動性便形神俱備。這種「物盡其用」的節儉美德,並不在私相授受的藝術,而在它衍生的「終生職業」,為客戶主義帶來終生化的可能。──這是客戶主義建制化必不可露的第三點,世風日下時一併露出,煞是揪心。

「外建制客戶網絡」的一氣沆瀣

在國外,客戶主義多極盛而衰,由外建制組織通過改朝換代的選舉變法(像意大利橄欖樹聯盟)或群眾壓力(像墨西哥反對黨),直搗內建制客戶大本營。但香港的同類組織,卻把大眾的穩定訴求與客戶主義的必須性等量齊觀,為了理想(與現實),不時欲抱琵琶地受客戶主義滲透,織成另一道「外建制客戶網絡」。它們對客戶不能賦予內建制權力,卻能提供外建制民意與類建制資訊。毋須八百張選票,卻需要八百份虛銜或政治獻捐。有議員曾戲言:所有香港政黨都是反對黨──其實它們毋須反建制,只應反對客戶主義建制化;無妨吃人間煙火,卻應在客戶主義與社會相衝時身劍合一為後者掌舵。外建制組織卻逐漸客戶化,蓬勃了公關顧問公司、陰乾自身,奈何。

客戶主義的犬儒反響

意大利戰後出現數十內閣,政壇的親切嘴臉卻只有一堆,客戶代理三上三下都緊守崗位,利益分配一任如昔。在客戶主義的 invisible hand 裏,意人對政治參與愈加冷淡。回看港人行使民主權利的唯一方法,就是選出兩級議員,後者既無職權打破內建制客戶網的壟斷,又難抵受外建制客戶網的誘惑,令飽嚐意式政治無力感的港人亦只能「不問政事」,空餘一幽無以名狀的鬱悶,犬儒地對理想化的昔日,聊作追思。

困局更是悶局

香港形勢一片大好時,客戶好,同志們好,首長也好。可惜客戶主義與百姓「以物喜、以己悲」的利益矛盾,只在逆境才白熱化,前者的優勢卻不言而喻。因此政府種種善意施政,都被百姓犬儒地目為偏袒。犬儒,是無奈的:百姓無從通過選舉影響內建制決策,外建制組織的中介角色也被客戶主義蠶食,這是宿命的困局──當客戶還在忙著討價,這更是反諷的悶局。吾人曾經滄海之哀,全在於此。

2002年1月25日星期五

扁護照「加註」的三重反智

自從陳水扁上台﹐寶島「怪潮迭起」﹐目下護照加註「台灣」一事雖似機關算盡﹐就中三重反智意味﹐為政策「非驢非馬」﹑「去智慧化」又邁進一步。

扁曰﹕護照加註英文「台灣簽發(Issued in Taiwan)字樣﹐「一如貨物印上台灣製造」商標而已﹔然而﹐政治商標與「女人街商標」不同﹐得依從國際慣例﹐為「國號」塗抹胭脂無疑不倫不類。按「國號註釋法」﹕

一為「首都法」。像剛果盆地曾被法﹑比﹑葡三國瓜分﹐後來葡屬剛果併入安哥拉改稱卡奔達﹐前兩者則同以「剛果」為獨立番號。國際社會為茲識別﹐一度稱前比屬剛果為「剛果(利)﹐前法屬剛果為「剛果(布)」。此註釋乃「合法」的。如今護照加註的「台灣」﹐是政治名詞還是地理名詞﹖日後會否有「澎湖簽發」的「中華民國護照」獻世﹖

二為「闡述法」。像馬其頓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後﹐由於希臘擔憂該國號與國內同名省份混淆﹐前者只得委屈地以「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示眾。就是台灣加入世貿﹐亦以「台灣﹑澎湖﹑金門﹑馬祖關稅區為名﹐闡明「關稅區」性質。如扁所言欲為外國海關分辨中國大陸與台護照云云﹐則加註「現在有效管轄台灣﹑澎湖﹑金鬥﹑馬祖的中華民國政府簽發」﹐更能達意。

在嚴肅的國際概念上「別抒心裁」﹐以刻意模糊化來達到毫不模糊的目的﹐卻托「釐清概念」之名而行﹐既貽笑大方﹐又露出尾巴﹐實在是一種概念反智。

「國號」是政治符號﹐列於憲法第一條﹐衍生的內容﹐都由憲法詳述。「國號」居護照封面﹐地位超然﹔至於何處簽發﹐卻無法律賦予的衍生含義﹐只屬旁枝末葉的技術問題。

「國號」與護照簽發地點的地位有極大差異﹐並列兩者於護照封面﹐也許是魚目混珠的小智慧﹐卻是倒顛行政的大反智。以此推之﹐阿扁亦可「建議」把台灣護照承印商林水木有限公司的寶號及地址﹐以金漆燙於護照封面﹐則保證此護照在世上更獨一無二﹐「另類化」的原意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從扁口推敲又悉﹐兩岸護照就設計﹑顏色﹑徽號﹑內容﹑厚薄﹑分量都大相徑庭﹐卻「容易」為人混淆﹔但只要加一行「台灣簽發」的蠅頭小字卻神跡頓現﹐馮京馬涼立刻分道揚鑣。可見扁邏輯中﹐「台灣簽發」蘊含意象無限﹐更突破科學定律﹐把肉眼能辨的物理差異一概比下。

這種精神反智﹐是很可憐的。可惜定義學一絲不苟﹐政治學一葉知秋。台灣貨品不妨隨便印上「桃園製造」或「高雄印刷」﹐護照卻不可隨心所欲加註「台灣簽發」。

大公報-大公論壇

2002年1月21日星期一

反董與反戰皆未成氣候?

近月來,國際版熱點不出反恐一戰,港聞版大事不外董老連任,人氣之盛,一時瑜亮。兩大主軸背後,卻有兩小副軸串聯,分別為不成氣候的「反戰運動」和哀兵不勝的「反董聯盟」,風頭之弱,亦弱事成雙。但倒董在港風行有年,反戰在外亦頗有市場,何以二者之馬前卒練就「未傷敵先傷己」的七傷拳,淪為敵對陣營的反宣傳樣板?

群眾運動循環論的變奏

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在羽毛豐滿後或靠攏建制,或取而代之,再重蹈「任我行式」悲劇覆轍,激發新一代的兒女烈性,是為政治學的群眾運動循環論。但反戰與反董「群眾運動」卻反其道而行,隔靴搔癢癢更癢,竟成為以「非常道」協助建制運作的必不可少一環,為循環論譜出富有反智特色的變奏。

像「倒董大聯盟」問世前,民怨似風雨欲來,但一俟「倒董遊行」和者寥寥,鬧市論壇觀眾尚不及城市論壇之十一,再與隔壁萬人空巷的 Twins簽名會對照,務實的港人即把「反董運動」歸入(已叫座乏力的)爭產劇種。原來無質無形的怨氣只會凝化成三人行,挺董群豪自然如獲至寶,自此反客為主,妙著紛呈。美國則利用校園零星落索的反戰運動,來進一步專業推介反恐戰的受歡迎指數,伎倆更勝一籌。

全球化時代的交易費用調整

反董與反戰似風馬與水牛,失利原因亦涉及各自先天不足暨後天失調綜合症,但對群眾運動的啟示卻殊途同歸。群眾運動的潛能,全賴集結個人怒髮衝冠力拔山河難以排遣而致「反戰反董大過天」的一腔怨氣。在資訊溝通尚有間隔的舊世,此氣往往發泄不得其門,氣主除了街角親自吶喊便無語問蒼天。以政治經濟學術語,可說是個人非組織式宣泄的交易費用過大。

但在全球化虛擬社會,無論是反戰、反恐或反智運動,最直接的參與已由擊磐狂歌的遊行示威,進化成安在家中自建網絡國度。反戰、反董等萬千邊緣社群,在虛擬社會無不遠比畫虎不成的同名運動宏偉,網絡大小論壇的反戰、反董宣言,亦遠比鬧市朗誦的舊式論壇壯觀。黃梁已矣,個人反建制行動的交易費用經已劇降,組織舊式群眾運動的相對交易費用卻宣告劇增。從能夠視觀 (visible) 的群眾活動的反響,再不能有效評估活動主題真正的潛能,全球化「後群眾運動」,已不再由 Macolm X 式街頭霸王主導。

虛擬「後群眾運動」登場

當然,舊群眾運動是不會絕的。在資訊革命尚未普及的邊地 ( marginal lands) ,它仍是外建制抗爭的主要模式,就是虛擬中樞面對純物質性衝擊(像被夷平的世貿),群眾仍會以上街遊行等物質性活動相應。但可期的是,教本中的胡士托神話將淡出歷史舞台,隆重登場的除了虛擬世界的「後群眾運動」,還有建制內與之遙相呼應的四度空間新君王,以及如何撥弄媒體暨虛擬民情的(莫里斯版)新馬基維利權謀。

諷刺的是,就是虛擬媒體也未能制定評估「後群眾運動」的準則,令大本營遷往光纖的反戰、反董等社群,只能被逼折翼出擊。建制一方在全球化過渡期,面對舊群眾運動在式微、「後群眾運動」在結繭,便得以享受黃昏的蜜月。因此,不但曼聯領隊費格遜在球隊連失十分後能睜眼說:「Crisis? What Crisis?」,美國鷹派與本港董老面對反戰與反董「逆流」,也能一道聳肩道:「Crisis? What Crisis!」可惜,不是所有團隊都能一如曼聯重登榜首,也不是每位領隊都如費格遜般適時退休。袞袞諸公,寧不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