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5日星期日

巴拉圭出局.芝拉華特總統入局

【咫尺地球】連續兩屆打進世界盃16 強的巴拉圭,這屆成績教人失望,評論員說看見「明顯老化和退步」。其實巴拉圭防守依然穩健,提前出局的原因還包括失去精神領袖——神射守門員芝拉華特 (Jose Luis Chilavert)。這位前巴拉圭隊長不但曾是世上最佳鋼門之一,還是罰球專家,在國際賽入了56球,有娛樂性得來又沒有哥倫比亞門將希基達「半場助攻」或「蠍子救球」的癲狂,在電腦遊戲一直是價廉物美的必買品。芝拉華特兩年前退役,晉身「名宿」行列之餘,還對從政躍躍欲試,多次表示要競選總統。這次巴拉圭的糟糕表現,芝拉華特老早預料得到,也許成為舊事重提的契機。

芝拉華特出生在阿根廷,卻以巴拉圭為家,在這足球小國成為英雄,原來並不奇怪。他特別受低下階層擁護,則和他的「敢言」有關。在他眼中,巴拉圭足總是貪污官僚,只懂得拿球員的拼搏去邀功﹔鄰國經常打假波﹔記者都是窩囊廢﹔議員都是寄生蟲。2002年世界盃期間,芝拉華特一度落選,後來他集合隊友揭發某入選成員與總統屬同一政黨,全靠裙帶關係入局,結果不但獲重召,還令政府大為尷尬。巴拉圭在這屆世界盃待遇坎坷,因為經費不足而不能入住酒店、只能住在體育學校,甚至為了省錢拒絕讓球員上網和觀看有線電視。在芝拉華特眼中,這自然又是一筆貪官污吏的帳。

初生民主的陣痛

巴拉圭的民主比拉美鄰國更脆弱,因為它不過在1992年才正式實施,各黨派都有「文攻武衛」的能力。1999年,巴拉圭副總統阿加尼亞(Luis Maria Argana)遭暗殺,幕後黑手盛傳是軍事強人奧維多(Lino Oviedo),因為他安排的傀儡總統被彈劾,阿加尼亞則是頭號政敵。芝拉華特一直批評強人,對有軍方背景的足協從不賣帳,因而也受到死亡威脅,出國效力也有避禍的含義。

雖然巴拉圭總統權力受制於軍方和混亂不堪的議會政治,但被憲法卻賦予頗有彈性的財政權,因為他同時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領袖。於是總統可以用國家元首的身分接受外國貸款,而不受國會監管,卻可以代巴拉圭人民落實未來的還款準則。台灣就是利用這個空檔,對巴拉圭總統一人借貸,巴拉圭全國卻不能受惠。難怪陳水扁月前訪問巴拉圭受到冷遇,即使開出每位議員送一部電腦的價格,反對黨也拒絕出場跑龍套。

拉美左翼的黑洞

目前拉美左翼思潮復興,以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為首的社會民主陣營席捲各國,一面高呼反美、一面建立福利社會,連阿根廷球王馬拉當拿也是同路人。唯獨巴拉圭未出現同類重量級政客,難道這是為芝拉華特鋪路﹖退役前,芝拉華特已經在巴拉圭的窮鄉僻壤自費辦學,認為人民不能靠腐敗政府,只能自力更生(直到他上台為止)。1999年,巴拉圭主辦美洲國家盃,芝拉華特拒絕作賽,批評這是「好大喜功」,認為政府應將興建球場的錢用到醫院和學校。這些口號,足以讓他成為民粹英雄。

拉美民粹領袖都以反美為號召,芝拉華特也討厭西方(他曾被法國判入獄),但他的「反帝」對象更為可望可即,那就是鄰國巴西。歷史上,巴拉圭曾是軍事強國,雖然國土細小,但士兵英勇,有「南美普魯士」之稱。直到1865-1870年,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三國聯手和巴拉圭作戰,巴拉圭戰敗,喪失過半國土,成年人口十死其七,那是可以和戰國時代秦趙長平之戰比擬的慘劇。2001年,兩巴在世界盃外圍賽對決,芝拉華特高調要求巴西「歸還領土」,又以巴西後衛卡路士「侮辱巴拉圭」為由向他吐口水,雖然流於口號宣泄,但無疑大快該國憤青人心。

當然,芝拉華特和不少演技精湛的南美球星一樣,都有多重形象。他曾偽造合約、向政黨要求「站台費」,說退休讀政治學又不見坐言起行,都令他失分不少,致令「總統夢」依然是癡人說夢。但在巴拉圭這類初生民主小國,一屆世界盃的「國技」失利,確能引起蝴蝶效應,甚至將加速查維斯主義的弘揚,亦未可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6月21日星期三

快樂的謊言‧平壤篇 Goodbye Lenin, Goodbye Il-Sung

這幾天觀看世界盃時,才發現德國球衣印有3顆代表奪盃次數的小星,見證着德國———其實只是當年「西德」———的威水史。要理解來自1990年那第3星的價值,我們不能單問林尚義和伍晃榮,還得回顧以德國統一大歷史為背景的電影《快樂的謊言》(Goodbye Lenin)。

電影主角阿歷的母親是忠貞的共產主義信徒,在1990年昏迷8個月,蘇醒後,東德已經瓦解,圍牆不復存在,Burger King、CocaCola與Ikea相繼進駐。阿歷擔心心臟衰弱的母親經不起這樣恐怖的刺激,開始在家裏重建東德,也開始在家裏塑造心中的理想國。他盡孝道為母親編造謊言的同時,亦在謊言內建構心中的樂土。夢想成為宇航員的他,在自製「東德新聞」中,見證童年偶像哲安(首名東德宇航員)成為國家領袖,政府繼而開放邊境……一個又一個的白色謊言,大同世界最終和哲安的月球一樣:「那裏很美,但離家很遠」。

月前探訪北韓,那裏離家不遠,也不美,不過似曾相識。驚覺原來金正日正是朝鮮的阿歷,而阿歷又正是東德的金正日,分別在於前者的夢想樂園在三八線以北的12萬平方米,後者只居於79平方米的斗室。兩人都要為父母開個熱鬧生日派對,分別是金家為此搞了個「太陽節」動員2300萬臨記,阿歷只能找來兩名冒牌少先隊,加3個沉醉「名曲滿天星」的老人。大製作與小本經營,何以殊途同歸?

在阿歷妙思下,「東德新聞」獨家採訪隊曾經報道:西柏林「難民」忍受不了失業率高企及毒品問題,紛紛湧入東柏林尋求庇護,獲東德領袖昂立克開恩收留;又「求證」出可口可樂最初是由東德研發,所以它出現在東德是「合理」的。在飛往平壤的高麗航空機艙,我們得到極具「新聞性」的《平壤日報》(PyongyangTimes),講述大量南韓人民追隨金正日的「先軍」(Songun)思想,決意投奔北韓,並訪問了「棄暗投明」的南韓學者,甚至還有「世界各國各族人民」學習金日成思想的報告。在通往板門店前的「統一大道」兩旁,約三分之一樓房是空置的,目的,據說是統一後給遷居平壤的「南朝鮮同胞」居住。

東走向西 進步幻象

歷史的論述,從來都是掌握話語權的勝利者的演講舞台,正如福柯所言,「真理」不過是運用權力的結果;或正如魯迅所言,歷史只是勝利者在塗脂抹粉。在我們眼中,柏林圍牆被推倒代表民主「戰勝」了專制,資本主義「解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從東走向西,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世人一廂情願認為,這,必然是一種進步。

所以,我們難以明白世上何以還有國家沒有手機、私營電視台以及互聯網,以致手機、火牛竟能和尼日利亞酋長權杖一起,成為「國際友誼展覽館」的「珍品」。但封閉的背後,卻好歹有實行了50多年的全國免費醫療制度、比香港還要長的11年義務教育、漂亮女交通警以極其敏捷的身手在路中心揮動的指揮棒、以及比巴黎原版更大(而無當)的平壤凱旋門。這些「完善」的社會保障、「特色」的社會風景,自然不代表人民受到充分保護,但多少代表一代人的癡人說夢。

「作為曾經從太空回眸地球的人,我明白國家的概念是何等渺小,人類的爭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們的理念感動了兩代人,已經完結歷史任務。」--這是阿歷吩咐「國家元首」太空人哲安說的。《快樂的謊言》的半截列寧銅像,曾經和阿歷的母親擦身而過,似是伸手邀請信徒回歸,卻再也抓不住後共產洪流,結果,跟東德施佩森林牌酸黃瓜一起,「完結歷史任務」。

真假,重要嗎?

在平壤的一切,暫時卻牢不可破。金日成是唯一而永遠的國家主席,是全宇宙唯一死後「當選」的國家元首,也是人民唯一崇拜的神祇。「國教」主體思想,灌輸「首腦是頭,黨是身體,人民是手腳,身體和手腳應當聽從頭腦的指揮,若沒有頭腦,就失去生命」,所以每個人民胸前,都掛着領袖像章———而且佩戴像章是朝鮮人民的「特權」,外國人只能戴國旗章,不可得領袖章。這和共產國家傳統的出口肖像癖好不同,大概是金家深層心理的一點自知之明。

「教徒」在萬壽台大紀念碑廣場上,供奉着重70噸高23米的「世上最高銅像」金日成神像,以及一尊為慶賀金日成70大壽、舉全國之力而建造的大白象。當「金神」舉起右手,左手叉腰,注視遙遠的前方,為人民指示前進的方向,據說每日平壤早晨的第一縷陽光,巧合地,「都照到他的臉上」。在沒有街燈、定期停電的平壤晚上,自然亦只有「永垂不朽」的主體思想塔頂火炬,擁有在漆黑的夜空中發出奪目光芒的偉大特權。人家告別了列寧,朝鮮同志告別不了日成;人家告別了馬列思想,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卻告別不了主體思想。

阿歷這樣和朋友分享建構快樂謊言的心得:「開始時候有些痛苦,慢慢就會習慣」。不說,還以為是叔父輩別有用心地向無知少女灌輸性教育。北韓男女老少似是毫不痛苦,「習慣」得死心塌地,要是分隔南北韓的板門店三八線分界被打破,恐怕真的出現大量心臟病發的阿歷老母。畢竟電影中的東德母親暗知真相,亦樂於被騙,而北韓人得以窺探外界的最大可能,賴於我們的數碼相機。今日德國隊已經改打法為全攻,北韓卻仍沉醉在1966年與意大利一役的輝煌勝利。

我們逗留北韓期間,時光不是倒流,而是停滯,我們都覺得那場1:0的偉大勝利,就像韓戰,依稀恍如昔日。一生如此,說不定真的很快樂。聽說古人移民夜郎,是真有其事。

沈旭暉 吳凱霖 明報 世紀 2006年6月21日

2006年6月17日星期六

加納足球,還是阿散蒂足球?

【咫尺地球】本屆世界盃另一支非洲新兵加納,是首個二戰後獨立的黑人非洲國家,一直被視為非洲民族主義領袖。它的開國總統恩克魯瑪是新殖民主義理論權威之一,曾經備受毛澤東推崇,對推動泛非獨立和整合起過歷史作用。這次加納躋身國際最高球壇,表面上是加納民族主義發酵的良機,但加納球迷的效忠對象其實相當複雜,不是一般人眼中的「愛國」所足以涵蓋。

傳統非洲的「無國家社會」

儘管非洲各國相繼步入現代化時代,都以成為民族國家為目標,但不少非洲人依然生活在傳統的「無國家社會」(stateless society)。英國人類學家梅亞(Lucy Mair)對這種社會結構的研究,被不少西方大學用作教材,內容講述非洲傳統社會不但偏好功能分散、積極不干預的小政府,而且上司下屬的層級關係並不顯明,族群的外部疆界亦帶有含糊性。換句話說,當地社會權力分佈,構成交叉重疊的同心圓和異心圓。被認為屬於同一部族的非洲人經常缺乏單一領袖,同一個體同時隸屬不同權威,會就不同事務(例如養牛、收割)詢問不同長者的意見。不少新移民由於享有某種特定知識,都會得到長者的待遇,甚至被邀請為王。這架構不但不同現代民族國家,也和西方封建領主的國度大相徑庭。

加納獨立後,不少部族依然生活在「無國家社會」狀態,「加納」這名字對他們的精神價值並不大。另一些加納人的效忠對象,卻是一個已經失去實質權力的「阿散蒂土王」(Asantehene),相信世上只有「阿散蒂民族主義」,而沒有「加納民族主義」。

阿散蒂位於加納中南部,原來是西非數一數二的大國,首都庫馬西(Kumasi)是不常被人細說的歷史名城,在西方入侵前已經具有民族意識(這在非洲並不常見),而且以「奴隸王國」馳名——不是阿散蒂人淪為奴隸,而是阿散蒂人為西方白人提供黑人奴隸。後來英國建立「黃金海岸殖民地」,逐步北上將阿散蒂征服,這就是今日加納的雛形。

共和國內的「阿散蒂土王」

英國有見阿散蒂人抵抗激烈,決定要他們亡國,在1902年將阿散蒂土王趕出國,反而其他殖民地的順從土王獲准維持表面「管治」。有趣的是不久殖民主義者發現沒有了土王,阿散蒂人更難駕馭,於是在1924年恭迎土王回國,並裝模作樣地在1938年舉行「阿散蒂復國儀式」,恢復「阿散蒂酋長會議」的間接管治。當然,這又是帝國「分而治之」、「以非制非」的老策略﹕加納獨立前後,英國多次煽動阿散蒂另起爐灶搞獨立,成為恩克魯瑪的大患。雖然密謀失敗,但阿散蒂土王至今在加納具有崇高地位。恩克魯瑪風光過後被政變趕下台,總統和政府像走馬燈轉,但阿散蒂王位一脈單傳傳到今天。現任土王在1999年繼位,擁有美國 博士學位,被稱為「現代所羅門王」。

一名加納公民觀看「國家」足球隊比賽時,可以像生活在「無國家社會」時期般毫無感覺,可以坐在著名的「阿散蒂神椅」上吶喊助威,也可以看見加納旗感動流涕。美籍阿散蒂人也可能因為土王的緣故,支持加納隊。這樣的多重效忠,和本欄上周提及的科特迪瓦南北分裂不同,不具有排他性,反而可以互相融和,因為非洲始終有「非國家社會」重疊效忠的深遠傳統。

此所以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祖魯國王」的威儀更勝從前,連前總統孟德拉也要稱他為「我的國王」﹔烏干達總統10年前專門請來流亡數十載的「布干達國王」回來復國,幫忙管治﹔不少北部加納人到了美國自稱「阿散蒂人」,因為阿散蒂宗親會勢力遠比加納同鄉會龐大。「沒有國,哪有家」,無論對加納足球隊、還是200萬阿散蒂人來說,都不是天經地義的概念。世界盃其實不是民族主義者的專利﹕假如問加納主將艾辛,他是為加納總統、阿散蒂土王還是族中長老而戰,生活在歐洲的他可能一頭霧水,心裏說一句﹕「車路士」。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6月10日星期六

世盃黑馬科特迪瓦的後天種族撕裂

非洲球隊塞內加爾在上屆世界盃一鳴驚人,國際知名度大增。除了因為國家隊球技出眾,這也是因為塞內加爾總統識時務,在牽頭帶領非洲國家簽署宣言支持美國反恐的同時,懂得與布殊暢談足球、又派球隊到「邦交國」台灣訪問,搶得國際和體育版不少篇幅。本屆世界盃有一個「死亡之組」,由阿根廷、荷蘭、塞黑和科特迪瓦組成,後者被視為5隊非洲隊最強的一隊。這自然是科特迪瓦向國際社會宣傳的機會,它也確有這需要,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分裂為南北,關注的人卻寥寥無幾。

昔日的「象牙海岸奇蹟」

科特迪瓦原來譯作「象牙海岸」,在殖民主義者眼中,和這次同樣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前稱「黃金海岸」的鄰國加納,是西非一雙絕配,儘管兩國早已經名不副實。直到八十年代,科特迪瓦宣布廢除英文國名,只用法語,北京才按法語把它音譯。

科特迪瓦在1960年從法國獲得獨立後,一度成為「成功殖民地」樣板。剛提及的加納在獨立時,屬於相對發達的第三世界,人均GDP高於當時的南韓﹔科特迪瓦那時則是世界最窮國之一,人均GDP只有150美元。到了1980年,加納經過連串國家民族主義掛帥的總統統治,經濟幾乎崩潰,科特迪瓦的人均GDP則升值9倍,高達1200美元,20年來的增長率都高於7%,成為西非最富有的國家,比近年中國的升幅更誇張。

這樣的增長,主要歸因於兩大策略﹕一為農業多樣化,也就是分散發展不同農產品,避免過分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同時抗拒轉型為純工業國家的誘惑﹔二為非國有化,也就是大量引入外資財團,拒絕實行帶民族經濟意識的國有政策,公然在冷戰高峰鼓勵資本主義,並特別重視前宗主國法國的利益。今天看來,這些策略是普通常識,但在 40年前新近獨立的非洲各國看來,科特迪瓦卻是反正道而行,算得上是預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先驅。不過隨着八十年代國際農產市場萎縮,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開放市場」的口號下又集體淪為跨國財團殖民地,科特迪瓦經濟泡沫爆破,新的「科特迪瓦主義」卻應運而生。

今日的「科特迪瓦主義」

科特迪瓦由60多個民族組成,原來沒有強烈的國家思想,部族之間的爭端亦不嚴重,這是該國得以迅速發展的主因之一。在發展過程中,雖然大量來自北部鄰國馬里和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的新移民組成北科特迪瓦主要勞動力,但族群矛盾依然不明顯,境內法國人的數目甚至持續倍增。直到國內經濟惡化,當權33年的開國總統博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 又恰巧在1993年逝世,新總統貝迪埃(Henri Konan Bedie)才首次鼓吹「科特迪瓦主義」,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外勞,通過修憲建構「純種象牙人」(Ivoirite)這個概念,規定不是出生在科特迪瓦、或父母任何一方沒有科特迪瓦國籍,都不是「象牙公民」。結果原來得以避免的先天種族矛盾、「撕裂國度」現象,卻被後天誘發出來。

族群歧視自然流弊良多,最大問題是誰是「純種象牙人」已經不可考,反對黨領袖認為修憲是度身訂做,他們各自對「象牙人」則有不同演繹。最終由新移民控制的北部軍隊在 2002年9月19日發動兵變,背後有祖家布基納法索支持,是為科特迪瓦的「919事件」。自此國家爆發內戰,一分為二,南北分治,法國和非盟多年調停不果,全國性的民主選舉被不斷推遲至今。

我們常以為足球能柔化政治、整合國家,其實也可以相反。不少國家的內部分裂,都是通過足球得到「形象化」處理,意大利的南北矛盾就是明顯例子﹕曾效力意大利南部球會拿玻里的馬勒當拿,甚至呼籲南意人共同支持「阿根廷弟兄」,以「脫離北方暴政」。科特迪瓦國家隊全屬外流球星,似乎避開了近年國內亂局,但南北雙方究竟如何看待這支「國家」隊、會否以為球隊成員偏袒某方,這可能是這隊奇兵在本屆鮮為人知的隱憂。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6月3日星期六

「世界小盃」與非洲島國新自治運動

本欄曾經述及一個由爭取獨立地區組成的「小聯合國」(UNPO),和主權國家俱樂部聯合國打對台。無獨有偶,德國除了舉辦本屆世界盃,也在舉辦一項「世界小盃」(Wild Cup),主辦單位自稱「國際獨立足協」(FIFI),成員又是那批「X獨」成員,和國際足協(FIFA)對着幹。今年參賽的6隊「國家隊」,除了主隊德國漢諾威,還包括以下五「國」﹕西藏、格陵蘭、北塞浦路斯、直布羅陀、桑給巴爾。這裏知名度最低的大概是桑給巴爾,但它的未來卻最值得注視。

桑給巴爾的「一國兩制」

桑給巴爾(Zanzibar)是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一部分,「坦」是內陸的坦葛尼喀(Tanganyika),「桑」就是桑給巴爾島。歷史上,桑給巴爾一直是伊斯蘭勢力範圍,一度是阿拉伯半島阿曼蘇丹國成員,至今依然保存當年的蘇丹王宮。後來桑給巴爾從阿曼分裂,淪為英國保護國,才逐步「脫亞入非」。它在 1963年獲得獨立,一個月後發生推翻蘇丹的政變,半年後被併入坦桑尼亞。

坦桑合併原本是希望得到經濟整合的利益,加上當年領導坦國的尼雷爾總統是泛非主義魅力領袖之一,桑給巴爾人原來以為得到大靠山。當年中國大幅援助坦國,桑給巴爾連帶「受惠」,島上的體育館今天還是以「毛澤東」命名。不過桑島經濟發展一直事與願違,人民生活水平比六十年代更差,伊斯蘭信仰近年又復興,島上獨立呼聲也就愈來愈高。

坦桑尼亞一直採用「一國兩制」,桑島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議會,還有一人一票民選的總統,有點像塞黑分家前的黑山,而且自治範圍愈來愈大,不斷朝主權國家方向進發。參加FIFI 前,桑給巴爾已獲得非洲足協的附屬會員資格,這在全非洲幾乎獨一無二(另一個附屬會員是法屬留尼汪島, Reunion)。桑國足總認為國際足協接受並未完全獨立的巴勒斯坦,也應該接受「一國兩制」的桑給巴爾,多次申請正式會籍,但多次被拒。這次它參加 FIFI世界小盃,已經相當委屈。

科摩羅聯邦的「一國三制」

桑給巴爾的印度洋鄰國科摩羅(Comoros)剛進行總統選舉,也有類似的經歷。科摩羅同樣是非洲外圍的伊斯蘭國家,19世紀淪為法國殖民地,1975年獨立。它不過比香港大一倍,主要由四個大島組成,其中馬約特島(Mayotte)的天主教徒拒絕加入科摩羅,至今由法國統治,剩下的大科摩羅島(Grande Comore)、莫埃里島(Moheli)和昂儒昂島(Anjouan)組成聯邦,但三島在1997年前後先後興起獨立運動,政局混亂不堪,保持着一年一政變的驚人紀錄。2002年,在非盟調停下,科摩羅通過新憲法,將國旗改為伊斯蘭新月兼四色旗,以示四島完全平等。新憲法事實上是一部「一國三制」基本法,不但容許三島有各自的總統、國會,還規定三島輪流產生聯邦總統。

今年5月進行的大選,是科摩羅獨立30年來首次和平政權交替,選舉形式也相當創新。由於上任總統來自大科摩羅島,這任總統必須來自昂儒昂島。競選分兩輪,首先由昂儒昂島民初選,選出三名本島出產的候選人,再由全國總選。這實在是一個奇怪的格局,就像港澳台結成特區,輪流坐莊,到了某年,香港人只能選擇台灣人為特首一樣。

最近在科摩羅當選的桑比,也是一個有趣人物。他曾經在沙特、蘇丹和伊朗留學,獲得伊斯蘭精神領袖的「大阿亞圖拉」稱號,不禁令人關注究竟當年的「阿曼—桑給巴爾」亞非聯盟,會否以「伊朗—科摩羅」方式重現。桑比的宗教背景,究竟能夠協助國家整合,還是協助昂儒昂全面獨立,目前尚未可知﹕畢竟以往的科摩羅領袖都是來自大科摩羅島,從未得到「大阿亞圖拉」的宗教地位。

當信奉伊斯蘭教的桑給巴爾、昂儒昂和莫埃里實現最高度自治,呈現越洋走回阿拉伯世界的姿態,它們已經脫離了非洲政治的地緣軌迹。對它們來說,什麼是主權、什麼是自主、什麼是愛國,可能就是參加FIFA和FIFI的分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