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解構香港次主權 — 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

【明報專訊】菲律賓慘劇發生後,有認為香港不是國家,只應通過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周旋﹔也有認為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乃自取其辱,因地位不對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曾以「飽暖思淫慾」評論香港遊行的前輩阮次山先生﹕

「香港悲痛之餘不要過分……香港地區的特首,你不該打電話給人家的總統,你只能打給人家的外長或警察總長。菲律賓總統是國家元首,香港地區的特首不是國家元首,你不要搞錯了。要打也是胡錦濤打,不是你打﹗何况胡也不可能打,這小題大做……香港你這個特首必須知道你的地位,不是有這個悲劇就可以亂碰亂跳的……要菲律賓提出責任報告,報告提出來,誰有責任,關你香港什麼事?……我們碰到災難,碰到意外,就是要考驗政治人物的智慧跟你的處理方式。」

主權國家從不是唯一單位

阮老的代表性,在於其主權思維停留在前全球化時代。現實主義學者將1648至1991年演繹為威斯特里法主權體系,但主權國家從不是唯一單位﹕

●主權國家之上有歐盟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

●主權國家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主權國家競爭者為「片面主權」(unilateral sovereignty),多是單方面立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主權之旁有「類主權」(quasi-sovereignty),像當年東印度公司,或今天部分取代國家的跨國企業。

冷戰結束後,主權概念進一步模糊化,「主權成分」興起。筆者曾在不同文章參與了相關概念的研發,可作參考。

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

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北京處理國防外交,但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涉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作為一國兩制的最後憑藉。何解非得把營救人質鎖定在國防外交,而非涉外關係﹖

●不少國際組織的參加單位是「經濟體」(member economy)。在亞太經合組織,香港、中華台北與中國平起平坐,特首與菲律賓總統一起穿民族服裝合照。香港參加世貿,因為是獨立關稅區﹔不能參加世衛,因為世衛出自聯合國。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反洗錢金融工作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成員。9.11期間,香港是FATF輪任主席,領導了不少國際金融反恐議題,美國曾專門表揚。菲律賓沒有參加FATF,反被列入「不合作洗錢國家」,特首足以在FATF表達對菲律賓安保不滿。就是派代表營救、談判、調查、起錨,也毋須觸及國防外交。

●警隊負責治安,軍隊負責國防,香港警隊、海關一直獨立和國際交往。9.11後,美國成立貨櫃安全計劃(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參與單位不是國家,而是港口。香港同意加入,成了中國境內唯一開放予美國檢查的貨櫃碼頭。菲律賓同樣沒有參加。

●香港獨立派隊參加奧運,澳門不能,因為在1996年,前奧委會主席西班牙人薩馬蘭奇為打擊祖國分離主義制定新例,規定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賽,舊成員不在此限,讓次主權變相分流,香港「舊權」略高一籌。

可惜回歸以來,香港未有充分發揮次主權優勢,經常因政治正確或其他原因投鼠忌器。像新加坡以經濟體身分簽署了大量自由貿易協定,香港才剛與新西蘭簽定第二個協定(CEPA為首個),這已是多年破冰成果。涉外危機出現時,政府明顯沒有次主權的既定方案,僅靠應變。就此筆者一直和當局交流,卻擔心特區政府根本沒有對口單位。若不制度化涉外方略,一國兩制是不能長久的。

轉捩點正是那電話

為比較,我們可舉另一次主權例子﹕菲律賓附近有一個北馬里亞納聯邦,它並非獨立國家,而是美國自治邦,塞班島就是其部分。世人多分不清其性質和帛琉等鄰近主權島國有何分別,反正後者也由美國內政部照顧。但假如塞班人在菲律賓被綁,北馬里亞納民選總督致電阿奎諾三世,相信可以接通。

在上述結構性局限下,我們卻須肯定特區政府的後期處理,轉捩點正是那電話。直到致電曝光,阿奎諾三世變臉,菲律賓上下才發現香港是次主權實體,不是上海廣州。筆者的菲國大學朋友嘗試解釋﹕政府絕非歧視香港,阿奎諾三世當時在會議指揮,警局不駁電話以免騷擾,只是基層警官行政失當。「香港特首致電要聽」這信息忽然傳遍世界,曾蔭權的電話、他將議題主動交給公眾的策略,捍衛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值得久違的掌聲。這電話並不易打,不少港人一句「不是國家」即閉關,何况特首身旁不無自我矮化的信差,外頭還有阮老。電話撥出後,特區政府愈加得體,要求菲國提交報告、提出參與種種善後,都合乎次主權涉外關係章法。這不獲接聽的電話,將成為曾蔭權的政治遺產﹕「這次意外是對領導的政治智慧和處理方式的考驗」,阮老說的。

2010年8月24日星期二

跨境拯救人質的輓歌

【明報專訊】菲律賓人質挾持事件足以作為教材﹕跨境拯救人質的反面教材。

事件發生後,特區政府表示高度關注,特首「親自處理」,方法是成立專責小組。保安局表示派員「提供協助」,派出的是警員和入境處職員。這是否就是政府應做的全部﹖

反面教材

在國際關係,跨境拯救人質是專業學問,由反恐課程教授。經典案例有兩個﹕一是以色列特工在1976年到烏干達拯救被巴游挾持的百多名人質,不但救回幾乎所有人,還順道全殲烏干達空軍。另一是西德特種部隊在1977年到索馬里拯救劫機人質,同樣凱旋而回。在中國,不少邊境居民因涉及跨境賭博,被越南、緬甸、寮國等國黑幫綁為人質,由於當地警方不重視,中國公安也頗有跨境經驗越俎代庖。

那我們如何制定跨境營救的基準,風險如何評估﹖

首先,我們需考察當地反恐水平,這有四類。有些國家本身和恐怖主義千絲萬縷,自需直接插手。第二類國家軍警有貪腐傳統,有時兵匪一家,面對熟悉的半兵半匪式恐怖分子效率低下,這需要國際壓力監督,像菲律賓。第三類軍警反恐能力薄弱,只懂以原始格殺方式「營救」,像上述索馬里政府,就是在西德總理要求下同意讓西德特工拯救。第四類才是有反恐經驗、透明度高的國家。

其次是當地暴力傳統,這又有四類。最嚴重的殺害本國人和外國人同樣頻密,像阿富汗。第二類有通過殺戮外國人傳達政治信息的傳統,南部伊斯蘭游擊隊盛行的菲律賓即屬此類﹔就是這次槍手只有個人訴求,也反映他沒有不殺外國人的顧忌。第三類有外國人因經濟原因被殺的恆常經歷,但當挾持是基於其他原因,往往較易和平解決。第四類鮮有外國人質出現,像香港。

再次要看本地人的海外風險。這有兩大元素﹕一是有沒有類似往事,對香港而言,不多。另一是本地人和當地社會是否有足夠互動,因為這較容易招惹暴行,一方面可能雙方有怨氣(例如菲傭在港待遇),另一方面這有助傳訊效果。假如有港人和俄羅斯人在菲律賓同時被綁,香港人的風險更高。

政府可以怎樣?

評估了風險,政府可以怎樣﹖西德案例得以成功,就是吸收了1972年慕尼黑人質事件的悲劇,從此西德設立了一組內部指引(protocol),到危機發生就可以即時回應。特區政府似乎沒有這樣的指引,危機出現才積極思考回應方式。但假如有指引,又可以怎樣﹖

首先,事發後它必須盡快派有實戰反恐訓練的保安人員(例如飛虎隊),用處一是提供技術意見,二是對當地警員施加壓力,因為這有國際層面的潛台詞。同時特區政府需與菲律賓當局取得默契,讓港方參與營救,這樣當他們發現菲律賓特工缺乏(或不使用)反恐器材、或欠缺全面營救策略,就可以拖延來爭取迴旋。在上述案例,西德特工在短時間內邀請了英國同僚帶來「反恐眩暈閃光彈」,據介紹它爆炸時「可製造160分貝的巨大聲響、15萬瓦特的眩目強光,而且沒有任何碎片,可使人在3至5秒內眩暈」,這3至5秒就是拯救的最佳時間,對只有一名綁匪的危機最宜使用。

此外,還要盡早有一名特區政府全權代表親自到菲律賓,負責外交層面事宜。這人層級不能太低,對方才會足夠重視,若事件仍在僵持,綁匪也會覺得被重視。這代表應帶同談判專家,他們可為談判增加彈性,例如表示特區富商願代支贖金,或願意為綁匪安排第三國庇護等。他也需隨機應變,例如在一般反恐現場,不會容許隨便發放未經證實資訊,以免同黨改變策略。政府不應糾纏於菲律賓駐港領事,而應由特首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假如對方未能聯絡,這本身也可被報道,用以反映港方的最高重視。

最後,懂廣東話的心理輔導員必須立刻前往當地,不能待人質死傷後才出發,因為就是事件和平解決,心理創傷也會立刻迸發。

特區政府的嚴肅態度值得肯定,但亡羊更需補牢,期望特區政府吸收經驗,落實跨境反恐協定。香港自稱是國際都會,但從來忽視國際關係,浪費了一國兩制賦予的次主權身分,應急時往往力有不隸,這才教人痛心。

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華府逆轉之謎──政改方案與中美關係

究竟「外國勢力」和香港政治有沒有聯繫?閱讀愛國媒體,我們會發現「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陰謀借香港顛覆中國」,和西方外交人員交談,他們則訕笑不已,認為香港早淪為純經濟單位。中美剛就香港政改公開互動,與二零零五年版本構成微妙反差,誠為研究的難得資料。

回歸前,美國國會通過《香港政策法》,效果筆者曾於《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介紹。這法案形式重於實際,美國評論香港內部事務時其實頗謹慎、頗林瑞麟,一般不談超越《基本法》賦予的自治範圍,不談香港民主和內地民主互動,只會淘空一切內涵支持民主﹕「加快民主進程符合香港最佳利益,美方支持香港透過改革選舉制度及普選加速民主化,並相信一個高度自治及法治的公開社會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必要因素」……

按照上述劇本,美國對2005年政改的回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李柱銘一行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反對方案,原因包括﹕

1. 李柱銘拜訪美國,被北京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

2. 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

3. 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信息已廣泛傳遞﹔

4.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形勢急轉直下。篇幅所限,這了裏只介紹新任美國駐華大使6月訪港時在一個晚宴的指標性發言。當時正值世界盃,他化身保羅,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十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當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今年大使卻「有信心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當時筆者在座,印象特深。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高調報道「美國支持政改」。個別北京認為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媒體也在關鍵時刻逆轉性支持方案,同一集團的雜誌卻在同期社論唱反調,充滿懸念。

對比下,英國則相對連戲。2005年,英國駐港總領事說「改革建議明顯未能滿足期望2007、08年普選的人,但香港正朝這方向前走一步」,暗示方案可接受﹔2010年,外相夏偉林說「方案令爭取終極普選的人失望,但仍可讓普選時間表進展」,如出一轍。2005年,英國批評北京干預一國兩制,今年英國說功能組別應在2020年取消,北京均視之為倫敦認可的前提。反而美國駐港領事被問及功能組別時多番迴避﹕「民主沒有既定的模式可循,但卻存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概念」,「是否合乎民主應由香港內部達成共識」……

美歡迎方案通過 產生陰謀論

上述落差對公眾並不明顯,但足以在圈內產生陰謀論。沒有證據的陰謀論很討厭,但畢竟具有相當代表性,不得不參考,其中又可歸納出兩類。第一類相信北京為瓦解泛民佈局多年,不惜在幕後拉攏華府,還成功爭取其運用影響力協助方案通過。另一類認為北京強硬派希望方案拉倒,以免出現不穩定因素,美國卻發現激進而不熟悉的民主勢力在港冒起,一旦方案否決,他們的友好就失去能量,於是通過「義助」,讓對手啞子吃黃連。

同時,圍繞特區政府又有三小陰謀。一派認為曾蔭權一切依從中央指示,忍辱負重,立下大功。一派認為他的「起錨」出現反效果、邀請被愛國媒體形容為「敗軍之將」的余若薇辯論,而沒有先知會中央,都是西方的苦肉計(不少疑似聯絡員那時紛紛打聽他在幹什麼)。還有一派相信北京原來不打算出手,但見特區起錨令民望急挫,擔心方案否決令施政癱瘓,唯有硬着頭皮讓支持者打倒昨日的我,又硬着頭皮在最後關頭爭取美國。

中美互動帶來的實質影響

誰是誰非,讀者可自行想像。對港人而言,重要的只是中美互動帶來什麼實質影響,我們可簡述如下﹕

1. 經此一役,直接邀請美國參與香港的民間手法大受打擊,新一代會視之為禁忌,李柱銘一代的國際聯繫格局面臨終結,相似個別人士會受到進一步孤立,北京視之為民心回歸的勝利。

2. 北京希望泛民和外國完全脫鈎,卻不相信這目標會立刻達成,因此要重新標籤某些人為美國新代言人。沒有了公開聯繫,獵巫在密室政治的變數更大,北京如何看待「激進但沒有外國背景的反對黨」和「較溫和但背景可疑的反對黨」,足以對特區政情一錘定音。

3. 北京深信美國的取態與方案民主成分無關,而純粹是國家利益評估。北京決定對港政策時,重點也不全是港人,而會有相當比重算計美國。推出新23條的時機非但要看民情,還會看國際形勢。

4. 昔日個別美國議員關心香港,但未來美國涉港政策會由行政、情治機關主導,民意元素愈來愈弱,議員發現香港「無水可抽」,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公開關注度將降低。

5. 香港也許是中美關係一環,但這不代表其國際性獲保障。恰恰相反,假如兩國有默契以幕後運作處理香港,其他國際機構也懂潛規則。在澳門,國際集團競爭激烈,卻有默契讓社會去國際化。假如這是後政改時代的香港,中美都會接受,而且心安理得。

納米比亞國父香港受辱記

【咫尺地球】本欄早前談及非洲桑給巴爾第一夫人訪港被指「不夠格」的故事,其實類似的故事筆者近年聽過不少,反映香港處理涉外關係時,始終不是得心應手。今天這個故事出於另一渠道,主角同樣來自非洲,名氣比桑給巴爾第一夫人大得多,他就是納米比亞的開國總統努喬馬(Samuel Nujoma)。數年前,他卸任總統後路過香港,原本已走進他習慣到達的機場貴賓室,卻被趕出來,特區官員說根據政府內部指引,他只是前元首,「不夠格」,結果努喬馬悻悻然回國,據說視之為恥辱。

胡錦濤貴賓被趕出機場貴賓室

也許特區政府堅持既定程序有其特定原因,但努喬馬被趕離貴賓室,足以成為外交風波。他那次路過香港,乃官方訪問中國後的中轉站。他雖然在2005年起已不當總統,但那時依然是納米比亞執政黨「西南非洲國民大會」主席,新任總統就是來自同一政黨,也是他欽點的接班人。在努喬馬路過香港的一刻,他在國內被普遍看成在垂簾聽政。最重要的是那次他訪問中國,邀請人正是胡錦濤,不過不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身分邀請,而是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身分邀請,所以這是執政黨對執政黨的對等官式活動。努喬馬訪問中國期間,既然身為胡錦濤的貴賓,自然全程使用中國不同機場的貴賓室,想不到來到香港,身價忽然暴跌,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定義。

開國總統地位猶如曼德拉

就算努喬馬訪問中國不是胡錦濤正式邀請,特區政府將所有前元首一刀切當作過氣人物,也是奇怪的,正如鄧小平成為「普通老百姓」後要是出訪,無論到哪裏,都肯定是貴賓。今天在世的「開國總統」已不多,努喬馬正是其中一位。在一般國家,開國總統等同國父,一般在卸任後,還會保留一些儀式性的領袖身分。努喬馬就有法定「國父」名銜,卸任後又獲授予「納米比亞革命領袖」稱號,以讓他維持國家元首的待遇。其實,利比亞的卡扎菲也只是持有類似稱號而已,根據官僚指引,恐怕也不能成為貴賓了。何况努喬馬在非洲是與南非曼德拉同輩分、同經歷的名人,納米比亞原稱「西南非洲」,由聯合國交由南非託管,因此努喬馬成功領導納米比亞在1990年獨立,也被看作是曼德拉和平革命的先驅,起碼在非洲被當作當然貴賓,是毫無問題的。

基於納米比亞的獨立背景,中國和努喬馬建立關係已數十年。當年中國捲入安哥拉內戰,又視與台灣建交的南非白人政權為敵人,因此積極拉攏納米比亞獨立領袖,努喬馬一直被牢牢鎖定在「中國人民老朋友」名單上。早在當游擊領袖時,努喬馬就不斷訪問中國,一生先後訪華十多次,堪稱中國常客。數年前,胡錦濤的兒子捲入一宗轟動西方的納米比亞賄賂醜聞,事件至今還是懸案,不過足以反映中納關係非同一般。雖然努喬馬在港受辱事件發生在醜聞以前,但特區政府似乎也不會對此留神。假如他再路過香港、再被趕離貴賓室,遇上狗仔隊隨意包圍問「胡公子好嗎」,那就尷尬了。

港忽視前元首 偏離外交常規

事實上,香港作為國際關係的次主權實體,應有能力作出和北京不同的涉外關係處理,這正是次主權外交的奧妙之處,對此筆者曾於《亞洲週刊》多有介紹。問題是,次主權外交需要經過周密部署,才能發揮配合國家外交、同時維持自身身分認同的客觀效果。假如只是因為對國際知識有所缺乏,而作出偏離外交常規的行為,那就略為失禮了。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

從已沒落「非洲國際都會」看香港


【咫尺地球】外交界的朋友月前轉告了以下故事﹕

一天,特區政府收到來自非洲坦桑尼亞的官文,說「桑給巴爾第一夫人」路過香港,希望使用香港機場貴賓室。根據外交慣例,各國元首、副元首或政府定義的「政要」及其配偶,均可享有類似待遇。特區政府收到官文後,也許不清楚什麼是「桑給巴爾第一夫人」,大概以為是一個坦桑尼亞普通市長的妻子,認為「級別不夠」,予以拒絕;同一時間,卻准許同樣路過香港的坦桑尼亞總理使用貴賓室。

港官不識「桑給巴爾第一夫人」

這在坦桑尼亞外交部看來乃不可思議,因為坦桑尼亞是一個聯合共和國,由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給巴爾(Zanzibar)兩部分組成,前者是內陸部分,後者為印度洋的沿海小島及其屬島。兩者合併出現於1963年,此前它們都是短暫的獨立國家。坦桑尼亞成立後,桑給巴爾維持高度自治,有自己的民選總統、自己的國會,也曾派獨立代表隊參加非洲國家盃足球賽。在坦桑尼亞國內排名,桑給巴爾總統比坦桑尼亞總理更高,所以當坦桑尼亞總理成為香港VIP、桑島總統夫人被認為「級別不夠」,這對近年興起分離主義的桑給巴爾而言,可謂侮辱。結果坦國外交部直接派駐京大使寫信予香港,批評上述安排違背國際友好慣例,但也發現原來香港政府對其他國家的狀態沒有專業了解,唯有長篇大論介紹本國架構,才「成功爭取」特區政府改變決定。

「中國香港」不認「非洲香港」

這個小故事的重點,並非要苛責特區政府負責涉外關係的朋友缺乏國際視野,畢竟我們的公務員沒有相關訓練,屬於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其有趣之處,在於桑給巴爾和香港本身具有直接可比性﹕桑給巴爾最輝煌的時候,根本就是非洲的香港,今天「中國香港」不認「非洲香港」,難道是他朝君體也相同的黑色幽默?

中世紀開始,桑給巴爾就是印度洋貿易中轉站,亞、非、歐三大洲的航運中樞,令這小島擁有當時最國際化的身分,和非洲大陸全然不同。葡萄牙是首個對其殖民的國家,但在17世紀末卻被阿拉伯人趕走,自此桑給巴爾成為阿拉伯半島阿曼蘇丹國一部分,今天到當地旅遊,依然可以找到不少阿拉伯皇宮遺迹,當地名勝石頭城最能現身說法什麼叫曾經滄海。在阿拉伯人統治下,商業在桑給巴爾蓬勃發展,他們為抗衡歐洲殖民勢力進逼,進行了不少現代商業改革,令當地富裕程度直逼歐洲大陸,上層社會來自世界各國,成為首屈一指的「非洲國際都會」。

雖「一國兩制」 黃金歲月不復回

後來桑給巴爾沒落的原因有結構性的,也有人為的。首先是英國興起廢奴運動,令當地的奴隸貿易面臨重大打擊;其次是蘇彝士運河通航後,歐亞商旅毋須再繞過南非好望角,而可以直接通過埃及進行貿易,令桑給巴爾的地理優越性立時消失。後來當地淪為英國保護國,再在1963年獨立,其時本土經濟已崩潰,社會矛盾尖銳,終於爆發血腥革命,左傾領袖屠殺阿拉伯精英,率領國家併入坦桑尼亞,雖然有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但黃金歲月已一去不返。筆者在當地購下不少官方版本的歷史書,多開宗明義傳遞兩大重點﹕一、昔日輝煌不可能再出現,大家要面對現實,重新定位,不要別人說自己不行,就說人家歧視;二、阿拉伯管治是殖民管治,桑給巴爾屬於非洲大陸,乃坦桑尼亞不可分割的部分。

當我們擔心香港「威尼斯化」,其實比較對象已十分正面,假如說的是「桑給巴爾化」,那更能營造危機感——假如社會了解桑給巴爾的話。有沒有類似蘇彝士運河的事件正在香港周邊出現?有沒有和廢奴運動同等影響的經濟變革正改變區域經濟結構?假如桑給巴爾第一夫人還願意再來,希望特區政府能邀請她為香港精英講一課「桑給巴爾對香港的啟示」,那時候,我們會發現那個貴賓室物超所值。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戈爾巴喬夫「賣國門」的中國啟示﹕第4個波羅的海共和國?

【明報專訊】剛聯同WikiLeaks公布「阿富汗戰爭日記」的德國媒體《明鏡》,月前獨家揭露了另一個有趣故事,雖然沒有在西方引起注意,卻在俄羅斯引起軒然大波。這對特別關心統一、分裂等議題的中國,也有所啟示。

險被出賣的加里寧格勒

消息發布人通過解密20年前的電報,發現在蘇聯解體前夕,末代領袖戈爾巴喬夫為了力挽狂瀾,一度無所不用其極,曾在1990年向當時的西德駐莫斯科大使館發放絕密電報,建議把蘇聯領土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售賣予西德,換取巨額援助。這對今天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而言是奇恥大辱,報道出現後,早被憤青視為賣國者的戈爾巴喬夫誓言不知情,說這只是一名高級軍官的「個人提議」,而這位軍官又恰巧已辭世,所以什麼也不用查。

加里寧格勒在東方世界名聲不響,但在西方歷史十分重要,有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特色。我們攤開世界地圖,會發現俄羅斯聯邦有一塊和本土毫不連接的飛地(enclave),位於立陶宛和波蘭之間,面積和波羅的海3國差不多,不留神會以為那是第4個波羅的海國家。這片土地就是加里寧格勒。它原來是德國領土,以往德國的涵蓋範圍比現在位置靠東,加里寧格勒就是東普魯士首府。後來德國在兩次大戰戰敗,東方領土被肢解,東普魯士最終被波蘭和蘇聯完全瓜分,蘇聯吞併的就是加里寧格勒。莫斯科不願將之併入立陶宛,情願將之劃入俄羅斯聯邦,讓俄羅斯擁有西部不凍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就繼承了這塊飛地。

從上述背景可見,把加里寧格勒「歸還」德國並非沒有歷史根據,但德國卻不會對此積極。德國並非對統一前領土沒有興趣,早在兩德統一前,西德就在1957年完成「小統一」,兼併了二戰後淪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Saarland),這「國家」曾獨立參加奧運會和世界盃外圍賽,一度被安排完全獨立。但在1990年,西德以忙於兩德統一大業為由,對戈爾巴喬夫的「賣國」一笑置之;就是在今天的新納粹分子眼中,真的要擴大疆土,也首先盯上其他德國人居住的地方,特別是和德國愈來愈融為一體的波蘭西部,而不是所有德國人早被趕走、今天距離本部遙遠、立陶宛和波蘭都有領土興趣的加里寧格勒。

西方木馬屠城式肢解俄國?

那俄羅斯憤青為什麼對「醜聞」義憤填膺?須知普京上台後,俄羅斯民族主義愈來愈高漲,對被西方肢解的陰謀十分感冒,早就假定西方有意讓加里寧格勒「自然」脫離俄羅斯,好讓這對手失去最後的西方不凍港。上述憂慮並非源自這片飛地十分西化,和俄羅斯本土完全不同,也不是因為當地有殘存德式建築,或有把德治時期浪漫化的個別行為。根據《衛報》調查,當地人依然一面倒認同自己是俄國人。

問題是從俄羅斯本部到加里寧格勒,陸路必須通過立陶宛。立陶宛和俄羅斯原來有免簽證協定,還雙安無事。但自從立陶宛2004年加入德國主導的歐盟,無可避免的要放棄部分國家主權,包括需要嚴守歐盟貿易邊境,令俄羅斯本部和加里寧格勒的溝通出現了天然斷裂。俄國認為這是歐盟霸權、乃至德國陰謀的赤裸裸體現,擔心繼續下去,加里寧格勒人會滋生本土主義。因此莫斯科委任了以反德著稱的Georgi Boos為當地行政長官,不斷宣傳「德國威脅論」,並安排當地人可享有全體俄羅斯人都沒有的待遇﹕免費獲得護照,當地小孩也獲免費安排到俄羅斯本部旅遊。

然而經濟制度的疏離,還是令要求加里寧格勒自治的呼聲湧現;對西方而言,假如它脫離俄羅斯,利益遠比德國將之兼併更大。西德當年放棄收購加里寧格勒的「義舉」,今天反而被看成「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木馬屠城式算盤。此情此景,俄羅斯可怎樣?

中國有不少加里寧格勒

其實同一問題也可問中國。中國憤青經常認為為了捍衛領土,就必須反對共同開發邊境或主權爭議地區,不相信這比堅守壁壘能加強向心力。但是,中國的加里寧格勒可不少。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8月5日星期四

我們的部落.我們的正面歧視——回應博艾敦先生

【明報專訊】編按:沈旭暉本年5月17日在本版刊出〈假如功能組別議員是部落酋長——非洲人做到的,香港人做不到?〉一文,香港大學語言學、非洲研究副教授博艾敦(Adams Bodomo)及比較文學助理教授司徒薇6月14日來文〈回應沈旭暉先生的文章——〈假如功能組別議員是部落酋長〉回應,本文是沈旭暉的最新回應。

Dear Adams*,

謝謝你協助我的加納行。當時你提及,有一位你的後進,把我的文章節錄翻譯,批評本人侮辱非洲,自居第二作者,請你牽頭回應。謝謝你把其電郵先轉寄來,我當時說,感謝你的指正,惟該後進翻譯與演繹似欠忠實。我不愛回應文章,但為響應你介紹非洲,遵命再拋磚引玉。

該電郵說本人自居非洲專家、「多有歧視非洲言論」,坦承沒有水平回應,為打動你出山,謬讚本人是「社會有影響力的教授」、「受歡迎作家」,警告若不批判,「沈文會被當作政改和5區公投後的尊敬觀點」。我從無自居非洲專家,你是知道的。但我的老師是非研權威,在下是中國國務院智庫研究亞非的客席研究員,曾獲美國邀請對非洲留學精英主講,到過非洲10多國調研,深慕非洲文化,你也是知道的。

提起部落就是貶低非洲?

是不是提起部落就是貶低非洲?部落源自希臘文「Phyle」,可譯成tribe、clan或race,中文成了部落、氏族/部族、種族。在一些地方,「race」政治不正確,「tribe」卻正確﹕美國有印第安Tribal Council,巴基斯坦有塔利班根據地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我們一年級時學習Phyle橘越淮而枳,了解只是個別左翼學者說「tribe」政治不正確,但還是避免用這字,免麻煩。但不少並不特別無知的人不以為然繼續tribe,包括多有非洲專著的Kenneth Christie、《Foreign Policy》撰文的Stanley Meisler等。奧巴馬去年訪問加納,在貴國首都說「government that is not engaging in tribal conflicts…」,貴國受教育的人似乎沒有抗議這位肯尼亞之子「辱非」,微斯人,許是貴後進分身乏術之故。

翻譯必須參照語境

究竟誰對非洲充滿成見﹖本人恰巧對華人非洲觀略有研究,發表於《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你知道,這是非研頂尖期刊﹔另有研究華人印度觀,將發表於《China Quarterly》,你知道,此乃中研權威。遺憾地,找不到貴後進在主要期刊有相關分享,無從學習,只好回憶昔日我們不止研究歧視,國際關係權威更訓誨要避免「正面歧視」的無知與無聊﹕不看前文後理盲目封殺所有殖民、封建字詞,只會突出缺自信的偏執,對非洲復興破壞更大。邏輯至極致,難道以 Dagaare溝通才是正義戀非達人﹖東交民巷在文革被改為「反帝路」,豈非所見略同﹖

何况在中文,tribe、clan等Phyle子詞之間,沒有英文的相應敏感﹕blog也是部落﹗一般讀者看過拙文,不會觸動辱非的神經,正如西方並非提及「叩頭」、「小農」就是辱華。有記者曾要求我評論日文文章的辱華性,但在下缺乏瞎子摸象的培訓,儘管嘗試學日語,也不敢冒學術風險而評。翻譯必須參照語境﹕選擇刺激非洲友的「tribal chief」,還是「clan leader」、「indigenous ruler」、「head of Phyle」,說「Tribal Council」還是「Racial Court」,或音譯加註釋,這涉及譯者水平、知識廣度、國際視野與學術忠誠。

該電郵並陳列本人其他罪行,例如「酋長」——但酋長院在非洲,包括加納,根據貴國憲法第271章,乃明文存在,有自信的非洲人視酋長為傳承。又說本人渲染「羽毛勛章的傳統」——何不參考月前CNN和新華社均有報道的「烏干達國王18歲親政」﹖國王來自Tooro,在大典身穿傳統服、頭戴巨型羽毛,獲臣民送長矛。「所有非洲傳統統治者都會在雨中裸體跳舞」——此乃明顯曲解。

構想資助學生到非洲交流

找出「部落」、「酋長」、「求雨舞」,對後殖基要派而言,grade已A-或B+。但比較政治學,就唔是咁的矣。「皇后」就被內地學者視為「只有右派、崇尚種族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的知識分子」的詞,但要保育皇后碼頭「隨着對後殖民研究的加深,重新審視這些殖民者的語言」再抗爭,汗已滴。

非洲做到香港做不到也好、教院做到港大做不到也好,分析後封口,似自欺欺人。比較政治就是借他山之石研發新框架,酋長和功能組別自不同,可比的,只是淡出權力的方式精神和啟示。貴後進從拙文發現「非洲民主國家有功能組別」、暗示文章陰謀保留香港功能組別,其閱讀理解不求見林、不求見樹,似別有所求。

一生何求﹖我不在意「5區公投後的尊敬觀點」,但衷心希望在你本人指導下推動非研。我在構想資助學生到非洲交流,暫名「墨子計劃」,取墨子兼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跟墨色膚色,或一小撮人眼中墨子墨守成規、狐假虎威、獨愛抽水(一守城方法)卻力有不逮無關。拙作《國際政治夢工場III之中華魅影》剛出版,一章觸及非洲達荷美,正牌非研學者有69折優惠,盼獲一視同文翻譯指正,並願我們的對話有助貴系落地生根。

Yours,

Simon

* 即香港大學語言學、非洲研究副教授博艾敦(Adams Bodomo)

2010年8月2日星期一

「阿富汗泄密門」反而是美國外交福音?

【咫尺地球】網站Wikileaks公布9.2萬份據說是美軍和聯軍在阿富汗戰爭的「絕密日記」,網站創辦人聲稱這些日記「極其震撼」,影響足以和揭露美國不能戰勝越戰的報道相提並論。各大媒體多參照上述觀點,認為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因而備受壓力。

但事實的真相,遠沒有這麼簡單。對一些美國外交人員而言,這批文件反而是久旱逢甘露,因為近月他們面對的真正壓力,並不是美軍作戰不力,而是被質疑對手不夠強大,自己別有用心。為此我們應參考反恐戰線的最新動態﹕

炮製蓋達北非支部騙局

奧巴馬上台後,高調承諾從伊拉克撤軍,卻低調增兵阿富汗,積極搜尋新的阿拉伯反恐戰場,以便維持美國在阿拉伯存在的「理論基礎」。美國鷹派明白把伊拉克和蓋達聯繫在一起,已連大學生也欺騙不了,但假如能證明蓋達在另一個地方愈來愈活躍,則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依據,卻得以重新成立。種種迹象表明,這個新反恐戰線將於北非出現,為此筆者在華盛頓訪問了美國國務院的反恐首席顧問Bruce Riedel,他認為蓋達的各地支部都到達瓶頸,包括早前炒得很熱的也門,唯獨在北非「表現未符理想,有大量進步空間,值得特別警惕」。本月法國人質在北非被殺害,經手人據說就是「蓋達北非支部」,證明蓋達不止鞏固了阿富汗基地,還有餘力發展。

正當美國剛啟動宣傳,研究美國在非洲反恐的倫敦亞非學院專家Jeremy Keenan就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整個「蓋達北非支部」是一場局,暗示類似騙局也在其他地方存在。根據他的研究,美國中情局個別派系一直與中東情報機關存有默契,一方面不讓恐怖組織坐大,另一方面卻不讓它們消失。像這個「蓋達北非支部」,幾乎由阿爾及利亞特工一手策劃,領導層多曾擔任官方情報人員,不少地方團體都無故「被」加入這個組織,以增強其實力。這個劇本,像是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的翻版﹕當美國需要巴基斯坦的盟友身分,這行為就是協助滲透敵人;不需要了,巴基斯坦就變成潛在敵人。但不會改變的是,總之美國有值得對付的敵人。Keenan的文章代表了愈來愈多學者問的問題﹕究竟蓋達有多少實力是被人為建構出來?俄羅斯經常這樣說﹕打擊塔利班,很好,我們支持,但還有多少塔利班或蓋達武裝存在,1萬還是2萬,值得美軍這樣無了期耗下去?

外界憂阿富汗資源遭侵吞

同樣在上個月,阿富汗發現了極豐富的天然資源,這對國際局勢潛在影響極大,但和中國早前發現並開發新能源「可燃冰」一樣,未得到應有注視。這發現的重點是新能源「鋰」(lithium),這被認為是石油替代品之一,阿富汗的鋰資源和其他新發現的礦產,估計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這新聞公布後,中俄等國擔心美國獨佔,希望直接和阿富汗政府談判「共同發展」,美國自然不願沒有駐軍的中俄「無功受祿」,潛在的能源拉鋸已埋下伏筆。數周前,又忽然有新聞披露美國侵吞用來重建伊拉克的90億美元發展基金,但這批基金其實是伊拉克自己的資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氣收入、薩達姆政權的凍結資產、聯合國「石油換糧食」的款項等,在美國佔領伊拉克時,「被」委託交由美國管理。新聞結合在一起,更讓外界擔心美國依樣葫蘆侵吞阿富汗的新能源。

「泄密門」塑造強大敵人形象

因此美國需要證明的,並不是它能戰勝阿富汗反恐戰爭,而是要證明這真的是一場戰爭。這份「泄密報告」沒有提供任何我們不知道的新消息﹕塔利班死灰復燃,武器不太落後,巴基斯坦情報部門在背後支持,聯軍攻勢效率成疑,這些都是普通常識。但通過「泄密門」包裝,普通常識卻登上國際頭條,重新塑造了「塔利班—蓋達恐怖集團」這個強大敵人。

這批文件除了來自美國軍方內部,也盲目引述不知名阿富汗情報提供者,這些人不少為了餬口隨意寫報告,就像不少人嗜好捕風捉影向北京寫黑材料揭發香港「特務橫行」那樣。報告最奇怪的一條、也是唯一真正爆料的一條,揭露一名蓋達高層曾率團到朝鮮平壤拜訪金正日,換來朝鮮導彈。這說法在外交界聞所未聞,真實性令人懷疑,教人想起布殊一手人為成立的邪惡軸心。

有了這批名不副實的「機密」,反戰人士固然會向奧巴馬施壓,但主流社會卻得到「敵人還是很強大啊」的信息,相信未能戰勝只是戰略部署問題。這對近年千方百計要證明「千萬不要忘記恐怖主義」的美國右翼綱領,不謀而合。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