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外國勢力」和香港政治有沒有聯繫？閱讀愛國媒體，我們會發現「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陰謀借香港顛覆中國」，和西方外交人員交談，他們則訕笑不已，認為香港早淪為純經濟單位。中美剛就香港政改公開互動，與二零零五年版本構成微妙反差，誠為研究的難得資料。
回歸前，美國國會通過《香港政策法》，效果筆者曾於《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介紹。這法案形式重於實際，美國評論香港內部事務時其實頗謹慎、頗林瑞麟，一般不談超越《基本法》賦予的自治範圍，不談香港民主和內地民主互動，只會淘空一切內涵支持民主﹕「加快民主進程符合香港最佳利益，美方支持香港透過改革選舉制度及普選加速民主化，並相信一個高度自治及法治的公開社會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必要因素」……
按照上述劇本，美國對2005年政改的回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李柱銘一行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反對方案，原因包括﹕
1. 李柱銘拜訪美國，被北京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
2. 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
3. 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信息已廣泛傳遞﹔
4.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形勢急轉直下。篇幅所限，這了裏只介紹新任美國駐華大使6月訪港時在一個晚宴的指標性發言。當時正值世界盃，他化身保羅，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十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當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今年大使卻「有信心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當時筆者在座，印象特深。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高調報道「美國支持政改」。個別北京認為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媒體也在關鍵時刻逆轉性支持方案，同一集團的雜誌卻在同期社論唱反調，充滿懸念。
對比下，英國則相對連戲。2005年，英國駐港總領事說「改革建議明顯未能滿足期望2007、08年普選的人，但香港正朝這方向前走一步」，暗示方案可接受﹔2010年，外相夏偉林說「方案令爭取終極普選的人失望，但仍可讓普選時間表進展」，如出一轍。2005年，英國批評北京干預一國兩制，今年英國說功能組別應在2020年取消，北京均視之為倫敦認可的前提。反而美國駐港領事被問及功能組別時多番迴避﹕「民主沒有既定的模式可循，但卻存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概念」，「是否合乎民主應由香港內部達成共識」……
美歡迎方案通過 產生陰謀論
上述落差對公眾並不明顯，但足以在圈內產生陰謀論。沒有證據的陰謀論很討厭，但畢竟具有相當代表性，不得不參考，其中又可歸納出兩類。第一類相信北京為瓦解泛民佈局多年，不惜在幕後拉攏華府，還成功爭取其運用影響力協助方案通過。另一類認為北京強硬派希望方案拉倒，以免出現不穩定因素，美國卻發現激進而不熟悉的民主勢力在港冒起，一旦方案否決，他們的友好就失去能量，於是通過「義助」，讓對手啞子吃黃連。
同時，圍繞特區政府又有三小陰謀。一派認為曾蔭權一切依從中央指示，忍辱負重，立下大功。一派認為他的「起錨」出現反效果、邀請被愛國媒體形容為「敗軍之將」的余若薇辯論，而沒有先知會中央，都是西方的苦肉計（不少疑似聯絡員那時紛紛打聽他在幹什麼）。還有一派相信北京原來不打算出手，但見特區起錨令民望急挫，擔心方案否決令施政癱瘓，唯有硬着頭皮讓支持者打倒昨日的我，又硬着頭皮在最後關頭爭取美國。
中美互動帶來的實質影響
誰是誰非，讀者可自行想像。對港人而言，重要的只是中美互動帶來什麼實質影響，我們可簡述如下﹕
1. 經此一役，直接邀請美國參與香港的民間手法大受打擊，新一代會視之為禁忌，李柱銘一代的國際聯繫格局面臨終結，相似個別人士會受到進一步孤立，北京視之為民心回歸的勝利。
2. 北京希望泛民和外國完全脫鈎，卻不相信這目標會立刻達成，因此要重新標籤某些人為美國新代言人。沒有了公開聯繫，獵巫在密室政治的變數更大，北京如何看待「激進但沒有外國背景的反對黨」和「較溫和但背景可疑的反對黨」，足以對特區政情一錘定音。
3. 北京深信美國的取態與方案民主成分無關，而純粹是國家利益評估。北京決定對港政策時，重點也不全是港人，而會有相當比重算計美國。推出新23條的時機非但要看民情，還會看國際形勢。
4. 昔日個別美國議員關心香港，但未來美國涉港政策會由行政、情治機關主導，民意元素愈來愈弱，議員發現香港「無水可抽」，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公開關注度將降低。
5. 香港也許是中美關係一環，但這不代表其國際性獲保障。恰恰相反，假如兩國有默契以幕後運作處理香港，其他國際機構也懂潛規則。在澳門，國際集團競爭激烈，卻有默契讓社會去國際化。假如這是後政改時代的香港，中美都會接受，而且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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