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31日星期三

伊拉克游擊戰成有機生命體

美軍生擒薩達姆後,伊拉克游擊戰死灰復燃,保加利亞與泰國僱傭兵成為最新跨國祭品。美國民眾開始疑惑﹕游擊隊與蓋達似乎群恐無首,何以總有資源更新裝備,招兵買馬﹖

事實上,美國在九一一後一周便啟動「金融反恐戰」,凍結一切「涉嫌」恐怖資產及流氓國產。然而這條據說成效甚大的戰線,卻有全球化未覆蓋的盲點﹕無論是蓋達還是伊拉克復興黨,都不是以現有資金坐吃山空,而是有潛力取代正式國家的「非國家組織(Non-State Actors, NSA)」。NSA無論處於前政權還是後政權階段,財政來源都與國家無異。

例如蓋達擁有大量合法投資,拉丹原來從事正當生意,是為其「國營建設」,阿富汗的鴉片批發網絡則為其「私營計劃」。中東及印尼富商向蓋達捐獻求平安,這不單是黑社會保護費,更是其「直接稅」。蓋達通過世界各地附屬機構收取佣金,往往連當事人也不知道貢獻恐怖大業,是為「間接稅」。

據美軍知情人所言,蓋達甚至有財政預算,比小國預算更精密,而且鮮有財赤。所以蓋達根本是有生命力和自我繁衍力的有機組織。現在復興黨步其後塵,發展沒有國土的有機生命體,因而游擊戰的短期資金將不成問題。

更重要的是美國雖然下令巴哈馬、瑞士等避稅天堂與恐怖主義劃清界線,但復興黨和蓋達依然能通過稱為hawala 的回教世界地下銀行,作為金融流通渠道。這類地下銀行自絕於西方資本世界,不受華爾街監控,也沒有帳目保存予調查人員,是游擊隊購買武器的主要渠道。美國雖然一霸獨大,但「沒有蘇聯代理反美戰爭,游擊戰便不能長久」的說法,未免一廂情願。

2003年12月24日星期三

利比亞投誠與世代政治

利比亞「狂人」卡達菲忽然解除武裝,評論集中於兩項導因:遠因為聯合國制裁導致經濟不景,近因為布殊主義勢如破竹,令卡達菲識時務接受思想改造。於是媒體釋出下列結論:意識形態層面上,反美思潮喪失動力,耶教文明新保守主義有成為普世價值的趨勢;國際層面上,先發制人的布殊主義已取代聯合國協商機制,催生國際威權政治,其他「邪惡」國家只能與利比亞或伊拉克看齊,中俄更淪為終極目標。

「打倒昨日的我」延續權力政治

美國的大好形勢合乎事實,卻未有觸及世代交替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理論兩大盲點:

首先,卡達菲一類封閉型領袖儘管依靠民粹主義上台,但黃昏歲月必受接班或歷史問題困擾,打倒昨日的我只是權力政治的延續,未必有廣泛社會基礎。卡達菲已是61歲的花甲翁,與27歲上台時的革命豪情不可同日而語,目前正全力推介愛兒賽伊夫接班,深怕此時「反動勢力」裏應外合或惹來軍方干政。與美帝和解只是和平交接的一環,一如敘利亞阿薩德、古巴卡斯特羅、北韓金日成乃至中國毛澤東,都在反美大半生後趨於務實。

反映冷戰哲學被淘汰

然而老獨裁者乾綱獨斷,卻不同列根等民主國家老元首,其理念與影響必受世代背景所限,只代表一代人。卡達菲成為國際恐怖主義前輩,不單是個人妄想症發作,更有阿拉伯民族主義、泛非主義、非殖化社會主義等時代背景。然而今天的反美挑戰,已由回教原教旨主義與反全球化主導,卡達菲一代已不能與時並進。他在今天悔過,只反映冷戰哲學被淘汰,卻不代表反美思潮的妥協。

唯有在世代交替完成後,27歲上台的新卡達菲才會成為布殊主義的真正對手。正如老年薩達姆垮台,打擊了老化的復興黨,卻未能動搖當代伊斯蘭紅衛兵。小布殊與邪惡軸心,本來就是不同世代的錯位較量;美國霸權確立的持久戰,還要受到整個世代的驗證。

2003年12月18日星期四

後薩達姆伊拉克部落化

薩達姆成為囚犯,美國駐伊拉克最高行政長官布雷默以市井俚語宣布「We got him」。然而這個「him」代表什麼,對伊拉克局勢卻有不同影響。

若吸納薩達姆餘黨 邊緣化反美勢力

假如薩達姆是一個完整勢力的單一領袖,他的被擒無疑會為地區局勢帶來質變。

研究政治暗殺的學說,均提出領袖權力愈大、所屬機制愈封閉,他的消失愈不能出現繼任人,同一機制產生的新領袖必然會帶來新思維,是為「質變」。此所以美國曾千方百計暗殺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卻不屑暗殺阿拉法。

若薩達姆依然乾綱獨運,他的繼任人確有推倒重來的能力和空間。問題是薩達姆倒台後,他已不代表伊拉克全體反美勢力,從前封閉的列寧式黨政機制被全面開放,他的部下亦已習慣單獨作戰,反美游擊戰的質變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

假如薩達姆是一個精神領袖,他的被擒會為地區局勢帶來量變。

也就是說,若薩達姆本人已無直屬實力,只是一個反侵略的精神符號,一如昂山素姬之於緬甸民主運動,這個符號的幻滅,將令旗下的各個山頭處於無政府狀態,繼而化整為零。反侵略的前提不會有任何改變,但行動小組將會更零星地運作,大規模襲擊的數量將會減少,小規模、特別是媒體根本不會報道的地方主義與部族反抗則可能增加,是為一種「量變」。薩達姆雖然不是唯一的反美領袖,但依然是前復興黨偶像,相信量變起碼將會在伊拉克中北部出現。此外,在薩達姆並非精神領袖的地區,今後的反美運動將更符合純正的民族主義特性,既倒薩、也反美的組織可能全面由地下走到地上。

若根除餘黨 激化衝突

薩達姆被擒時的身分,介乎獨裁領袖與精神領袖之間,今後伊拉克局勢的發展、質變與量變的未來,全在於美國主導。若當局把握這時機,與復興黨殘餘分子和解,吸納他們進入臨時管理委員會,容許他們擁納一名具影響力的領袖,再在復興黨內進行「非薩運動」,薩達姆被擒可能被人為演繹為質變的開端,令伊拉克新政府的傀儡色彩得以減低,其他反美勢力也可能被邊緣化,就像美國在索馬里內戰進行的妥協。

但假如美國依然以「根除薩達姆政權殘餘勢力」為戰爭目標,繼續委派毫無民意基礎的「伊拉克海歸派」接收薩達姆地盤,伊拉克反美的質變不但不會出現,仇視新政權的量變更會由分贓不均而激化。反抗的規模不會太大,會令外間得到戰爭已接近尾聲的錯覺,這也是尋求連任的布殊的真正需要,正如他拜訪巴格達後被揭露安排「特約美軍」裝作驚喜來主導輿論。但對管理伊拉克日常運作的本土政府來說,這種潛在的量變,絕對是管治危機。

薩達姆無疑是昔日的獨裁者,他被生擒時不仿效烈士成仁,更衝散了他的最後餘暉。關鍵是布殊的個人利益與公關,令量變的發展可能大於質變。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即使不會成為另一個越南,卻可能成為另一個「國家部落化」的阿富汗。

2003年12月15日星期一

漸進式統獨總涉第三者

陳水扁推動防衛性公投,北京稱為「漸進式台獨」。然而無論是國際案例的統獨,還是護法四老口中的民主,「漸進」都涉及第三者。

非洲小國「 漸進式獨立」

撇除殖民地自主、安南脫離中國等邊地民族自決,同一屋簷下成功爭取漸進式獨立的歷史先例,其實相當少。與台灣最相似的例子,是一個叫桑給巴爾(Zanzibar)的非洲國家。它原來是波斯灣阿曼蘇丹國(Oman Sultanate)一個行省,雖然與本土相隔一個印度洋,但同文同種,也是阿曼蘇丹在1652年打敗葡萄牙殖民總督奪回,一如鄭成功在1661年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

後來一水隔天涯,阿曼遙控統治愈趨困難,桑給巴爾分離主義愈趨高漲。加上殖民強國挑撥離間,桑給巴爾先於1890年淪為英國勢力範圍,「漸進式桑獨」並於1963年實現。然而獨立後政變頻仍,不到一年,左派民粹主義者血腥上台,立刻與毗鄰的坦轕尼喀(Tanganyika)合併,成為今日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

台獨基本教義信徒懼怕的「漸進式統一」,近代史也有先例。喜馬拉雅山小國錫金(Sikkim)以往是大清藩屬,雖然在1950年淪為印度保護國,但還是與尼泊爾、不丹地位相等的主權國。錫金國王在70年代迎娶西方王后,更是當時的寰宇花絮。

就是錫金的西化反印「歪風」,催使印度派同胞漸進式潛入錫金。人海戰術從來是大國強項,錫金人在錫金成了少數民族,最後甘地夫人在1973年悍然出兵,並在1975年舉辦陳水扁最愛的公投,錫金便民主地成為印度第25邦。

錫金的「 漸進式統一」

由於中印兩國在1962年邊境戰結怨,北京故意繼續承認錫金獨立,一如美國在冷戰依然承認立陶宛等被蘇聯兼併的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直至今年10月,才由總理溫家寶以務實原則知會印度,放棄承認「錫獨」。

上述漸進式統獨案例,頗有值得兩岸政府借鏡之處:

一、無論統獨,漸進式民族主義的內部凝聚力都需要長時間完成,才不致留下斧鑿。漸進過程造成的意識形態真空,卻容易被外力滲透;

二、漸進式獨立的試探目標,其實是宗主國以外的強國,因為無論獨立得漸進與否,宗主國反分裂的立場也必定明顯。所以漸進,也是與第三國的「漸進式結盟」;

三、公投統一在國際法的法律基礎,比公投獨立更模糊。漸進式統一同時是針對第三國、卻希望避免過分震盪的「漸進式衝突」。

漸進式統獨的第三勢力

「桑獨」運動中,最大受益人是坦轕尼喀和英國;錫金亡國的最大反響,來自中國。台灣統獨,事未可知,但翻兩番的收益,已為他人作嫁地歸於第三國。

2003年12月5日星期五

布殊訪伊 奪「議題設定」權

布殊在感恩節閃電訪問伊拉克,與美軍共進火雞餐,雖然行程略嫌鬼祟,但無疑振奮戰地人心。為人忽視的是,布殊這次訪問的政治手腕,更值得管理人員學習。

訪問的最大功能,在於為布殊奪回「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權。過去兩個月,伊拉克戰爭議題設定權已落入反戰陣營及媒體,開始由「何時撤軍」主導。布殊此時卻重申一個邏輯﹕「因為你們在這裏打擊恐怖分子,所以我們在國內才能免予恐怖襲擊。」這個「邏輯」雖然一貫布殊式,但它取巧地把現時伊拉克游擊戰的升級與美國出兵前的理據混為一談,暗示一旦美國撤軍,針對駐伊美軍的襲擊就會轉移本土,其時連本土也不能享受火雞。這是出兵議題倒果為因的重設,但確能延續美軍駐伊的時限。

布殊在九一一後重組政府架構,一直被指行政獨裁,但布殊僕僕風塵的冒險,重新帶出今日美國還是處於戰時狀態,也突顯了行政主導的戰時必須性。布殊的總統身分,也反襯屬立法體系的參議員希拉里即使同時訪問巴格達,也不能發揮同樣效用。這與陳水扁吩咐行政院繞過立法院籌備咨詢性、防衛性公投,如出一轍。

布殊選擇在感恩節露面,與前總統約翰遜於1967年聖誕訪問南越、老布殊於1990年感恩節到沙特勞軍前後輝映,再次為強調家庭團聚的傳統節日賦予政治演繹,亦被普林斯頓歷史系教授Fred Greenstein 盛讚其「歷史意義」。由於布殊上台後硬銷「新保守主義」,強調單一傳統價值觀及其普世演繹(universality),家庭核心便成為施政一部分。總統在感恩節與美軍共聚,是公然把家與國的概念合二為一,也說明何以布殊不會選擇在紀念民權運動的馬丁路德金公眾假期勞軍。政治公關與議題設定為美國大學必修課,布殊雖然只懂皮毛,已儼然大家風範,確不能因人而廢。

2003年11月19日星期三

伊拉克善後三方案

時至今日,駐伊拉克聯軍死亡人數已超過四百人,但比當初估計打巴格達巷戰的陣亡逾千,仍屬小巫。西方撤軍情緒高漲,並非數字遊戲的結果,只是因為遊戲在薩達姆銅像被推倒後,已沒有能向選民交代的勝利圖騰。

面對困局,美國有三個善後方案,然而效用均成疑。

一為本土化,就是剛宣布的在2004年中成立臨時政府,把政權移交予本土領袖。

然而以南越傀儡政權為藍本、以海外駐軍為支撐的「本土政權」,除了能改稱「軍事佔領」為「軍事協防」,便只能把臨時管理委員會的「輪流主席」和稀泥制度取消。其時不同派系的脆弱均勢將被最後破壞,結果只能是全面內戰。

二為國際化,就是美國通過聯合國介入、淡化其侵略色彩的一廂情願。

然而正是由於美國出師名不正言不順,游擊隊亦同時具有「反國際化」的針對性:由於國際組織的進駐只是因人道之名,砸毀聯合國和紅十字會總部便能成功迫使其撤離,而且撤離更可能是無了期。攻擊英國、意大利和波蘭駐軍,亦成功令各國反戰派得到民意,美國的國際環境反而趨於孤立。

三為擴大化,把戰爭擴大至鄰國,尤以伊朗、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為重點對象,是為美國的最後板斧。

這策略曾在90年海灣戰爭結束到92年總統大選期間被反覆提出,其不獲採用更間接導致老布殊不能借助戰後民意,連任失敗。小布殊不可能沒有陰影。

事實上,俄羅斯媒體每月都報道美軍在中東地區有異動,目標卻不是伊拉克佔領區,認為美國有隨時發動新一波戰爭的準備。駐伊美軍死亡率愈高,美國諉過「國外敵對勢力恐怖主義」、發動新一輪「反恐戰」的機會反而愈大;其時死亡率更高,便能反證敵人的龐大和出兵的必須。

這種飲鴆止渴式邏輯,正被布殊和某東方領導人反覆挪用,堪稱英雄所見,一時瑜亮。

2003年11月12日星期三

沙特恐怖襲擊統戰激進教士

蓋達血洗沙特平民區,既不避忌在回教齋戒月大開殺戒,亦不惜以婦孺為對象,被認為是兵行險着。為人忽略的是,襲擊不單製造了恐怖,更是通過威迫利誘雙重手段,來統戰沙特的激進回教領袖。

蓋達以回教原教旨主義為主導思想,而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則源自教徒對沙特王室在海灣戰爭容許美國駐軍聖城這一「邪惡」舉動的嘩然。早於1991和92年,原教旨領袖便曾向沙特國王法赫德遞交《請願書》和《勸告備忘錄》,以求對政權進行和平演變。其主張處處以與現代化相對的「再伊斯蘭化」為中心,但真正得人心的卻是兩大訴求:反西化、反腐敗。和平演變失敗後,原教旨主義自我武裝,雖然手段有別,但目的則一。

吊詭的是,沙特的當權教士溫赫比主義(Wahhabism)原來就是回教的激進派、原教旨主義的鼻祖,甚至塔利班也是巴基斯坦「溫赫比培訓大學」的高足,理應是蓋達同路人。他們在過去十年,卻一直支持沙特王室鎮壓原教旨主義,甚至發出稱為fatwa的宗教指示宣布蓋達為異端。這固然與溫赫比與沙特王室結盟兩世紀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原教旨的反腐敗主張,已直接影響當權教士的既得利益,因此溫赫比教長只能與腐敗而親西方的王室,結成不神聖利益同盟。

這次蓋達襲擊,對溫赫比教士便有雙重啟示:他們要是繼續與沙特政權合作,則會在恐怖襲擊中玉石俱焚,此為「威迫」。襲擊以無辜回教婦孺為對象,反映原教旨主義已放棄「體察民情」的文宣,當權教士「剝削人民」和蓋達「殘殺人民」都已成為為達到「再伊斯蘭化」這崇高目的的「必要之惡」,無形中減輕了對溫赫比作風腐敗的壓力,此為「利誘」。以武力高高舉起反西方主義,卻把另一手的反腐敗輕輕放下,堪稱一種富蓋達特色的統戰策略。

2003年11月5日星期三

車路士班主陷俄國政治危機

俄羅斯石油大亨艾巴莫域購入英超球隊車路士,戲劇性引進基斯普、華朗、梅杜等世界級球星,卻更戲劇性地被俄國國會控訴「合謀以賤價購入國營石油」,連累車路士也陷入危機。

艾巴莫域是經濟學的崎型富豪,由90年代的俄羅斯轉型政治產生。「轉型」是指俄國私有化在蘇聯末期開始放任自流,政府卻未有相應制度監管,政制改革比經濟改革慢上一步。與此同時,政黨政治亦發展兒戲,曾經滄海的大黨自由民主黨、「俄羅斯是我家」等均面臨泡沫化,對經濟政制都不能制衡,步伐比政制改革再慢一步。

在「經濟──政制」、「政制──政黨」發展的雙重落差下,主導俄國的只能是步伐最快的私有化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金融工業寡頭集團。成為既得利益者,則必須與轉型期的政府官僚和政黨高層結合,令俄國政治完全被上述利益共同體壟斷。艾巴莫域的西伯利亞石油,原來是蘇聯時代的一級國家資產,只能通過共同體「內部運作」,才能賤價轉為個人資產,再與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尤科斯石油合併

然而普京上台後,雖然對葉利欽畢恭畢敬,但汲取了俄羅斯金融風暴的教訓,已傾向於重新國有化,其KGB嫡系則成立了倡廉調查隊,7月通過新政黨法後,其肅貪盟友統一黨勢將成為國會杜馬第一大黨。這是一個漸進而心照不宣的「非葉利欽運動」,宣告俄國轉型期面臨終結。

收購車路士,其實是艾巴莫域的個人再轉型。當時他發表了一番宿命哲學,指「俄國有很多年輕富豪,但往往英年早逝」,所以只在乎曾經擁有。「英年早逝」,不但指物質的生命,也暗指政治和經濟的人生。形勢比人強,只要統一黨在12月7日國會選舉大勝,無論是馬基維利的權謀哲學,還是車路士球星馬基里尼,都難以令艾巴莫域徹底漂白。

2003年10月29日星期三

齋戒月襲擊新伊斯蘭主義誕生

伊拉克爆發連環襲擊,紅十字會、美國副防長與黑鷹直升機同時成為目標,反映美國佔領伊拉克後的戰略夢魘,已全部成為事實:

一、反美攻勢已由毛派游擊戰轉型至「超限戰」的跨時空、跨手法實時襲擊;

二、薩達姆政權在巴格達心臟地帶慘淡經驗20年的地下碉堡及軍火庫,並未被徹底摧毀;

三、襲擊恰巧在美國副防長下榻酒店最高層時開始,存有內鬼的可能。

上述夢魘隸屬互不相容的勢力,原來只會單獨出現。現在合流反美,便具有劃時代意義。

例如蓋達領袖拉丹上周發放聲帶鼓吹聖戰,前度死敵薩達姆罕有地「緊跟」發親筆信呼應,便是二人自伊拉克「淪陷」後的首度合作。事實上,回教原教旨主義的跨國聖戰士部隊一如當年的阿富汗反蘇先烈,已成為抗美主流;主客逆勢下,薩達姆的阿拉伯民族勢力不惜附驥尾結盟,美國的首二夢魘便同步出現。

為人忽視的是連南部什葉派領袖薩德爾,亦宣布成立新政權,煽動支持者襲擊美軍,背後更有伊朗撐腰。佔伊拉克六成人口的什葉派信徒,曾經與拉丹並列為薩達姆的宿敵一二號,若美國發動冷戰式「間接代理戰爭」,他們應是當然盟友。可惜布殊只物色「直接代理」,只信任流亡海外的「海歸派」,令什葉派不得不反美,美國傀儡「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卻不得不吸納大量什葉派成員,致令美國動態輾轉被薩德爾洞悉,再外泄至其他反美勢力,後患無窮。

阿拉伯三大勢力在回教齋戒月首日合流,自然不只是一場軍事襲擊,更是宣告以「回教教義+反殖民主義+多元文化」為普世標準的「新伊斯蘭主義」的誕生。這道公式其實了無新意,但在布殊的「新教原教旨主義+善性帝國主義+單一式自由」這「新保守主義」公式反襯下,顯得更與國際接軌,立刻被點石成金。

2003年10月22日星期三

權力政治催生邪惡軸心新成員

美國副國務卿博爾頓宣布考慮擴大邪惡軸心,新成員為敘利亞和古巴。對「邪惡」國家逐個擊破為華府策略,分工卻牽涉右派的權力平衡。

美國右派一直分為「新帝國主義派」和「和平演變派」。雖然他們都服膺美國獨特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但前者主張無限出擊,必須不斷研判、甚至製造新敵人來延續霸權,理論基礎是國際上的「不斷革命論」。演變派則主張在國際政治貫徹市場經濟的小政府思想,通過軟實力壟斷世界,讓各國政治硬件放任自流、自我終結,以本土制度的優越性為信仰。

布殊政府雖然以大右派姿態出現,外交政策還是要兼顧勢力平衡,因此帝國派和演變派分別主導兩伊政策,北韓和會則由兩派共同參加。

美國現在「吸納」邪惡軸心新成員,固然源自敘利亞包庇薩達姆餘黨以及古巴反美40年,但更是為右派山頭提供新空間。敘利亞是區內軍事強國,毗鄰以色列、保留有哈馬斯基地,被認為是以巴衝突失控後的首個捲入對象,備受軍火商、猶太富翁等帝國派青睞。古巴卡斯特羅則隨着年歲增長,對「美帝」不斷軟化,國務院已在90年代擱置「武力解放」古巴議程,並得到演變派聲援。

敘利亞、古巴榮忝邪惡成員,並不是忽然開罪了布殊,只是它們的加入,方便了大選前的右派權力分贓。帝國派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更緊密」地圍堵敘利亞,演變派的國務卿鮑威爾剛被委任領導「策反古巴委員會」,卻擺出「明批暗保」姿態,自非偶然。

事實上,2002年5月布殊曾經「補充」了「一時大意」未列入邪惡軸心的三個國度,那時候還包括利比亞。一年後,利比亞「不幸」落選,不是卡達菲不夠邪惡,只是右派未有共識,家家有本邪惡的經,便僥倖被按下不表。

2003年10月15日星期三

明星當選非為反建制

阿諾舒華辛力加競選州長,以天真造型面對醜聞,強調非職業政客的外建制特色,面部表情比任何一部《未來戰士》都來得出色。然而其政綱在經濟顧問巨富巴菲特「指導」下,處理財赤的市場方針完全符合華爾街內建制標準,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與布殊遙相呼應,在自由哲學層面則受民主黨中間偏左路線影響,與典型中間政客沒有實質分別。

理論上,明星當選應反映選民對政治生態的不滿,阿諾卻代表另一極端,說明美式民主已「與時並進」至逾越選舉機制,令「虛君化」的領袖難以突破身後「鐵五角」利益同盟的操控。阿諾吊詭因而包含兩重深度:外建制的形象,和內建制的政策;也就是反映加州選民需要以一種虛擬的凝聚力,包裝對操控美國的利益集團的本質性信任。

然而阿諾並不代表唯一的明星政途。

1998年,「周末摔角大狂熱」摔角手Jesse the Body Ventura壓倒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當選明尼蘇達州州長。此君的競選活動同樣富荷李活特色,但當選後貫徹外建制作風,不但以無政府主義主導施政,大力推行非刑事化和反官僚運動,還一度成為第三黨改革黨領袖、美國主流政治外的唯一重量級紅人。甚至沒有阿諾的欲拒還迎,政一面參,角一面摔。

「阿諾模式」與「摔角模式」的衝突,恰如意大利AC米蘭班主貝盧斯科尼和脫星小白菜從政後的價值差異,反映明星當選可能代表截然不同的政治現實。摔角手在2002年淡出政壇,未來戰士TX2003隆重登場,其實是形勢比人強;特首由董建華換成成龍或八金屬於哪個模式,同樣呼之欲出。

2003年10月6日星期一

薩伊德之死的東方警語

報章報道學界最後的圖騰薩伊德(Edward Said)病逝,港人莫名其妙。這除了反映港人國際視野的「波瀾壯闊」,薩伊德的三大貢獻,也反證東方確實具有薩伊德口中的「東方特色」。

右派視為異端 左派謳歌英雄

薩伊德成名作《東方主義》與白人沙文主義對照,認為西方以虛擬概念塑造切實的東方,「東方」永遠是獵奇的世界——像香港在60年代電影《八十日環遊世界》和21世紀電影《盜墓者娜拉II》都是帆船國度,是為「東方主義」。東方主義具有強烈的後殖民批判性,被右派視為異端,也被左派謳歌為英雄。吊詭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人也以一種「西方主義」審視西方,卻出不了中國的薩伊德;箇中政治信息,不言而喻。

批以色列暴政 斥阿 拉法暴君

薩伊德成為學界偶像,死後步上神壇,則應歸功於「超然主義」。

薩伊德與杭斯基(Noam Chomsky)為學界兩大「反美」龍頭,但薩伊德更像一幽流亡舞影:他出身於巴勒斯坦,一生批判美國的中東政策和以色列「暴政」,被中情局長期觀察,也被同胞視為最應領取諾貝爾獎的巴勒斯坦人。然而他堅守失傳的學者良心,在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如日中天時斥之為「暴君」,同時開罪以巴政權,一度不得回鄉。相對於發表小圈子文章後技癢拉起山頭的同僚,無疑更能恪守啟蒙學者的道統。

薩伊德得以家傳戶曉,則源自美國大學的「互通哲學」(Inter-transferability)。他身為冷僻的比較文學博士,但具有道德參與的使命和哲學辯證的天賦,著作成為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係和哲學必讀。近作如《隱蔽的伊斯蘭》更全面切入心理和新聞學,立論不一定完善,沒有多做多錯的包袱,卻例必激起學界群起回應,遠非東方研究領導人痰盂擺設為生的「博士」能及。

沒有多少東方人哀悼薩伊德。薩伊德卻一直哀悼「東方主義」以外的東方紅。

2003年9月20日星期六

反恐兩年愈反愈恐

一年容易又九一一。兩年來,外交由布殊弱項化「強項」,薩達姆總統淪為葵扇A,錄影帶明星由麥當娜換成拉丹,「反恐有沒有令世界變得更安全」由一個問題變成一個反問。

也許,反恐是失敗的。

假如布殊尊重常識,把拉丹的回教原教旨主義和薩達姆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分別處理,「拉、薩」兩大對頭不可能在無政府狀態的伊拉克合流。「拉薩現象」不是個別例子:以色列不對哈馬斯宣戰,巴勒斯坦不可能團結;澳洲不出兵印尼,回教祈禱團和阿齊省獨立運動不可能結盟。傳統領袖偏好簡單複雜化,布殊一代卻只能複雜簡單化,後果是不同敵人都信奉曾是學術笑話的「文明衝突論」,外部反恐便愈反愈恐。

假如布殊選讀美國憲法時沒有曠課,對哲學層面的人權有最膚淺的概念,2004年總統大選根本不可能出現變數。鮑威爾被剝奪政治生存權,新移民被剝奪文化生存權,留學生被剝奪教育生存權,學者被剝奪哲學生存權;麥卡錫反共時剝奪的,布殊都剝掉。但「人權」不是形而上問題,只是形而下條件反射:在後全球化時代,鮑威爾能泄露情報醜聞,新移民能散播炭疽,留學生能發明電腦病毒,學者能製造停電。麥卡錫能避免的,布殊卻避不了,內部反恐便裏外不是人。

但也許反恐,是成功的。

假如布殊不是沙文主義者,他不可能成為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最後希望。先攘外後安內是反恐口號,以攘外安內卻是非克林頓「ABC(Anything But Clinton)」革命的終極目標。沒有後九一一危機感,2050年白人成為少數民族的危機不可能消除,世俗化的宗教危機不可能扭轉,重工業式微的經濟危機不可能延緩,布殊右派盟友「富不過三代」的歷史趨勢,更不可能被按下不表。

全球劃一化的偉大規劃

假如布殊懂歷史,他和他的真正內閣──右翼「美國新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智庫──亦不可能向羅馬帝國挺進。這不是文學比喻,而是全球劃一化的偉大規劃。沒有反恐戰,第三世界抗拒美國輸出國貨的自私計劃不會被自我審查,法德俄抗拒美國文化的邪惡目的不會被壓止,分離主義被挑動的極權國不會靠攏華盛頓,歐亞非分別成為大美利加的文化、政治、經濟行省,永不會實現。

然而在九一一兩周年,我依然相信衝擊世界的不是不同文明,而是利用衝突的巨人;能撲滅恐怖主義的不是國土安全部,而是承認恐怖組織為世界一極的新思維外交;人類前途不在狹隘的國界,而在廣袤的跨國網絡;布殊主義不是歷史的常態,而是歷史的變態。

2003年9月6日星期六

納杰夫屠殺與達爾文理論

納杰夫是什葉派第一聖城。阿里寺是什葉老祖孤墳,納杰夫第一聖地。什葉派頭目哈基姆暨百餘信眾在此被炸至灰飛煙滅,震撼性可比教宗魂斷梵蒂崗,重要性也超越評論指的教派衝突,代表了布殊以「國際達爾文理論」改造伊拉克的流產,和蓋達逆流而上的收穫。

英國世界四分論

布殊為出兵原創無數理據,除了莫須有的大殺傷武器,還有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理論為藍本的「國際達爾文理論」。理論源自英國首相貝里雅顧問庫柏,劃分世界為四等:一是美國牽頭的民主國;二是中國等永遠走向共和的轉型國;三是極權而「邪惡」的流氓國;四是失去管治能力的失敗國。

四大等級可比印度種姓:美國是貴族婆羅門,三四等是奴隸首陀羅、更是進化失衡的首陀羅,只能威脅貴族,只配被先發淘汰。一等國有責任協助其進化,以五十年丕變成一等,這就是布殊的善良使命。

然而,以中國為例,升格必須一出現集權中央,令舉國貧賤能移;二搞出三個代表,讓政治經濟既得利益合流,高層富貴能淫;三令平民默許政府天命,人人威武能屈。新伊拉克卻一不能安內,出現宗教民族窩裡鬥;二不能「振興經濟」,既得石油利益一筆勾銷;三不能化侵略為玉帛,秩序比流氓國家更流氓。薩家闔家蒸發,伊拉克卻更退層樓,變成失敗國度。

伊拉克「三改四」是布殊的失敗,更是拉登的成功。恐怖主義也有乾坤挪移的「反國際達爾文理論」:蘇丹、索馬里、阿富汗等失敗國是一等基地,民主國才是淘汰對象。拉登也有布殊式使命,要「協助」伊拉克轉型為一等,方法自然是推動三大恐怖:破壞政治一統、破壞經濟命脈、破壞社會秩序。納杰夫屠殺是兩位達爾文的較量,高下立判,邪正卻難分,應該向誰問責?

2003年8月23日星期六

北美大停電國安中層盲點

美加世紀大停電。政府強調不是恐怖襲擊,但有自稱蓋達成員卻「承認責任」。目前,還是懸案。

以去年紐約機場空難為例,初步排除恐怖襲擊的情序,需時數日,反映美國政府第一時間發表「非恐怖襲擊論」,是行政系統的常規指示。正如伊拉克戰爭前所有第一時間「化武論」,也是常規指示。信息是:停電若為恐怖襲擊,會引起九一一式大恐慌。蓋達成員釋出信息,發一箋電郵打心理戰,情理之中。

重要的是假設問題,能啟發恐怖襲擊的演化。

第一代恐怖主義與國家科技對着幹,確是尋求大殺傷武器反制敵人。第二代在拉丹改良下,着重低科技和荷李活鬥智遊戲,令高科技防禦系統失效。美國在九一一後成立國家安全部,擁有公開獨裁權,就是靠原始監控手法反擊拉丹。

低科技策略只能出其不意,恐怖分子轉型到三代,事在必行。餘下的空間,只有防衛網絡被國家安全部涵蓋、但未與反恐機制合二為一的「軟目標」,例如發電廠、水務局等民用設備。能力所及的手法,不是伊拉克型的物質炸毀,而是通過電腦病毒等毋須龐大資源掌握的中層科技,破壞目標的內部運作。蓋達邁入第三代領導核心,大停電對其「施政」,是有一定啟發的。

民用設備戰是「超限戰」或「多重無限破壞戰略」的一環,美國亦鑽研多年。攻打伊拉克和南斯拉夫時,美軍亦以非軍事目標為空襲對象,並對以非軍事手法破壞敵方後備資源、通過超級電腦進行干擾,作出過後備部處。南斯拉夫的實驗相當成功,在伊拉克反而無用武之地。

傳統國家安全由上而下,國家安全部由下而上。盲點,正是中層交叉點。

2003年8月16日星期六

加州補選對特首選舉的啟示

形勢比人強,制度是阿諾舒華辛力加在加州州長補選領先的關鍵。

美國的州長選舉與總統選舉模式相近,都是由兩大政黨通過初選或協商推出單一候選人,再與獨立人士一併總選。兩輪選舉制的最大受益人,是政黨內的弱勢候選人。

以1992年總統選舉為例,阿肯色州州長克林頓參選時只是地方政客,民望甚低,全靠民主黨內部分裂和個人魅力才爆冷勝出初選,再壓倒爭取連任的老布殊當選總統。從參選到當選,克林頓的支持度經過幾何級數倍升;但若以其初選時的民望與老布殊抗衡,則無異以卵擊石。

阿諾的補選卻恰恰相反。現在他的支持度為25% ,領先主要對手一倍,共和黨的重量級人馬又紛紛退堂,令他成為變相的黨內單一候選人。但若這是正式選舉,共和黨毋須兼顧奪權和選出州長,則競爭對手必會出現,阿諾能否取得黨內提名便成疑問,何況他還要挑戰民主黨的單一候選人。在民主黨主導的加州,阿諾原先不可能以倍數拋離民主黨對手。

政改必須全盤考慮

加州的選舉制度,對醞釀檢討的第三屆特首產生辦法亦有所啟示:補選的源頭,是罷免州長需要由公投通過,但現時卻沒有機制罷免行政長官。若特首最終由普選產生,罷免權的問題便不能迴避,更妥善的補選制度也需要釐清。就算罷免權由市民直接行使,舉行公投的決定也必須與立法會配合。但若在2007年,立法機關尚未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卻由普選產生,立法機關提出罷免比其民意基礎更高的特首,便難以服眾。

這只是設例,說明政制檢討不能以局部手術進行,而需要全盤重組。否則憲政危機終會出現,比阿諾更富戲劇性的特首亦可能誕生。

2003年8月9日星期六

阿諾參選州長的啟示

阿諾舒華辛力加以「政客皆笨拙」為政綱,參選加州州長,成為人氣大熱,媒體以「反政治化」解讀阿諾現象,卻未能看出本質。

明星參政,無疑是選民對「行政─軍事─財團」鐵三角壟斷國家的潛意識反抗,但這並不能釋出「不要政治化」的董建華式結論,因為這並非民主現象。江青得以扶正為毛夫人,其飾演易卜生筆下的女權先驅「娜拉」也功不可沒,可見明星轉型為政客,必須讓其形象資本與政治環境相結合。

明星參政的政治環境有兩類。一為左右意識形態向中位合流,令政治議題民生化:90年代的意大利脫星議員,以及鼓吹大麻非刑事化的明尼蘇達摔角手州長等「入世式明星」,便能開拓政治空間。

二為左右兩派分道揚鑣,令民生議題政治化,政治正確的「漫畫式明星」,便能紓解民困。阿諾的未來牛仔形象,與「牛仔教父」列根同樣漫畫得脫離演技,是十年前的政壇負資產,在反恐成僻的今日美國,卻成為愛國巨人。

吊詭的是,在阿諾參政的同時,麥當娜等反戰明星卻被邊緣化,反映美國人並非不愛3P,恰恰相反,說明了「鐵三角」正以非政治化包裝其政治圖謀。麻省大學教授James Der Derian十年前已警告:「鐵三角」已邀請娛樂企業與媒體加盟組成MIME-NET「鐵五角」(註),難怪布殊愈勝愈勇,越戰卻被反戰陣營拖垮。

阿諾固然是演員,但也是荷李活資本家、娛樂企業決策級人物,身分與媒體構成利益關係,其首個荷蘭水蓋又來自老布殊,在五角內已一氣化三清。《美國癡筋檔案》變成笑片,阿諾出山登上頭條,戰士若當選州長,布殊連任還會遠嗎?

註:MIME-NET=Military-Industrial-Media-Entertainment Network.

2003年8月2日星期六

布殊首任美伊未會衝突

美國總統布殊創製邪惡軸心後,主軸伊拉克被打垮、副軸北韓被以戰逼談,陪鬥的伊朗也終於被「發現」擁有「進攻型」核電站,以及通過什葉派回教徒化身「民主伊拉克」的新邪惡後台。德克蘭大學生則同時示威,被精神領袖哈梅內伊鎮壓。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再訓示「恐怖主義+大殺傷武器=人類最大威脅」公式,矛頭直指伊朗。

然而美國新一代卻視妖魔化伊朗為逾時。伊朗政變時,巴列維王朝遺下的「大殺傷武器」居於先進前列,比起今日的巴基斯坦核彈和敘利亞的俄法導彈卻與時並退。什葉派領袖霍梅尼的「輸出革命」在列根時代為全球獨家,現時原教旨主義則青出於藍。24年前美國駐伊使館被入侵的國恥,今天只縈繞一眾耆英心間。

伊朗總統哈塔米經純種直選、而非薩達姆式等額選舉產生,策反伊朗並無民主化憑藉。哈塔米在九一一後無視哈梅內伊的「欣慰」聲明表示「遺憾」,於美伊戰爭期間硬受導彈「誤射」還阻撓反美示威,比北京處理南聯使館被「誤炸」更務實。伊朗反對派則由符合國際標準的恐怖組織壟斷,法國月前以反恐為名拘捕千名「伊朗聖戰士」,比「挺伊」更高調的是提醒美國:不能以「負負得正」演繹反恐籌備代理人戰爭。

伊朗屬於獨立波斯體系,並非同一阿拉伯屋簷下。霍梅尼死後,伊朗淡出中東世界,制定「不予美國任何顛覆機會」國策,波斯體系從無挑戰西方利益。華府的和平演變伊朗政策正處於轉型期,一輪試探不過美伊信號互傳,雙方在布殊首任期內將不會出現結構性碰撞。但布殊一旦連任,「下一站,伊朗」卻可能箭在弦上。

2003年7月29日星期二

烏代庫賽之死弄巧反拙

美軍擊斃薩達姆大小公子,並發放二人遺照示眾,希望對伊拉克門醜聞發揮移情作用,卻可能成為醜聞新溫床。

二次大戰後,國際舞台出現新遊戲規則:不能滅國、不能跨境暗殺別國領袖。前者只有印度吞併錫金等少數例子破戒,暗殺則由極權國家包辦。美國前總統福特於1976年頒下行政指令,禁止公職人員從事「政治暗殺」,自此美國公敵的最慘淡下場,也是引渡審判而已。

布殊上台後,徹底修訂了規則:一為宣布容許暗殺與蓋達有關的恐怖分子;二為讓美國處於長期反恐狀態,以求通過戰時「截頭行動」截殺對手。但烏代和庫賽身為「薩核心」領導,好歹也算被「政治暗殺」,與蓋達處於敵對關係,並不受布殊修訂涵蓋,在布殊宣布戰事「基本結束」後三個月才被殺,亦不符合戰時截頭的基本定義,因此並沒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法律依據。

何況二人之死與伊拉克門醜聞,又構成另一個吊詭。二人被殺源於親信背叛,而成分相同的復興黨叛徒早告知薩達姆無大殺傷力武器的事實,這是美國的情報系統A。與此同時,來源獨特的情報系統B五次透露薩家已被滅門,情報形式與伊拉克門的問題情報完全相同。二子之死,反映系統A的可靠,卻同時揭露了系統B的水分,醜聞又怎會被忽略?

斷水絕糧的伊拉克人,即使對傳聞曾要求自首免求一死的烏代庫賽並不同情,也沒有估假領袖的興致。布殊、貝理雅大笑「歡迎」二子之死,只能對薩家闔家施以港式詛咒,如此膚淺「又唔守規矩又無禮貌」,與中共堅持「改造」國民黨戰犯統戰相較便高下立判了。

2003年7月21日星期一

凱利之死各方利益交叉重疊

醜聞在政治學上,有雙向與多向式之分。前者攻守雙方壁壘分明,結局非黑即白,水門事件便是典型。但當攻守各方的利益輻射滲透、互相排斥,醜聞便會淪為不能證實的陰謀論。以甘迺迪暗殺案為例,當兇手再被殺、證據被毀、牽涉國際局勢,則民主黨與共和黨、CIA與FBI、親美派與反美派都有暗殺與反暗殺的理據。

如今伊拉克門醜聞,正在英美分道揚鑣。在美國,守方以右派「行政─企業─軍事」鐵三角為主軸,以布殊、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為代表;攻方以鐵三角邊緣集團為主軸,以民主黨、傳媒企業和中情局技術官僚為代表。臉譜清晰,震央清明。

在英國,醜聞卻牽引出四大軸心。

一為當權派工黨與反對派工黨之爭:前者傾向自民黨、後者傾向保守黨,令英國正出現1920年來首次政黨重組。

二為公關主任坎貝爾的政府公關系統與以BBC為代表的工黨宣傳系統之爭:前者被指偽造證據,後者則被指偽造「政府偽造證據」的證據。

三為親美派與親歐派之爭:前者指誤證源自法、意等國,後者指英國情報科正為美國揹黑鑊。

四才是政黨之爭:攻伊主力保守黨指工黨行政機關欺騙國人,不少反對出兵的工黨議員則被迫支持政府自衛。攻守八方利益交叉重疊,醜聞的終極演化原已殊難預視。

數天前,被指從國防部向BBC泄密的凱利博士在國會作供後離奇暴斃,更令全國邏輯上都能成為疑兇、又能是受害人。在伊拉克門框架下,凱利之死已經「甘迺迪化」,是為當代英國黑暗的一天。醜聞亦正式脫離雙向軌道,恐怕將變成難以得到法理公正的羅生門了。

2003年7月14日星期一

布殊非洲之旅利益掛帥

美國總統布殊大駕光臨非洲,官方目的為推廣反恐、反愛滋、反貧窮。但布殊出訪五國的信息卻互相違反,背後又暗示了什麼?

一、布殊聲稱出訪非洲是證明美國對第三世界有「道義責任」,對出兵利比利亞維持和平的「道義要求」卻慷慨讓賢;

二、他訪問塞內加爾是獎勵其促成非洲簽訂挺美的《達卡反恐宣言》,但同時出訪的南非則屬反戰領袖;

三、他訪問南非是為了爭取這毋須依賴美援的「非洲良心」的象徵性支持,但對同樣反戰的津巴布韋的象徵性支持則不屑一顧,甚至要求其總統穆嘉比下台;

四、他訪問烏干達是嘉許該愛滋源頭近年的反愛滋成效,並讓其優先取用150億元人道撥款,但對南非居於全球前列的愛滋病發率卻按下不表;

五、他打著民主化旗號訪問博茨瓦納是鼓勵這民主歷史最悠久的黑人國家,對「愛滋鬥士」烏干達獨裁總統穆塞文尼卻愛屋及烏地縱容;

六、他訪問尼日利亞是為了廉購非洲石油,對該國抗議降低油價的「恐怖行」卻視若無睹……

若上述互相衝突的邏輯能引證布殊在進行「三反之旅」,則無疑是自欺欺人。布殊針對性地出訪非洲五國,只是嘗試在非洲建立東亞、東歐式的戰略伙伴網絡:戰略本來就沒有必要的原則,也沒有原則是必不可少。布殊出巡教導我們:即使在利益範圍外挑戰美國,則無論犯多少次閑規,也能是伙伴;在利益範圍內不容於美國,則無論賣多少次閑好,也是敵人。

戰略伙伴開宗明義利益掛帥,比「反恐」式替天行道一刀切,原來是一種退步。但當拿著刀的是布殊,卻也許是一種進步。

2003年7月3日星期四

攻伊莫須有美國難現危機

情報莫須有的伊拉克門醜聞,是不能有水門結局的水門式憲政危機。

美國奉三權分立為祖宗之法。約翰遜於 60 年代通過民粹主義擴大總統權力,國會便借水門事件設立「獨立調查員」一職抗衡,克林頓民望甚高,但依然被右派法院與國會聯手通過調查員司塔爾彈劾,是為三權互制的典範。

然而布殊經司法覆核上台,共和黨又歷史性勝出 2002 年國會中期選舉,三權歸一萬佛朝宗,成為 1934 年來首個「全天候執政黨」。

萊溫絲基與克林頓的雪茄被兩權公審,伊拉克門調查聽證會卻不受法理約束、又以閉門進行,不但反映沒有一權逃出此門,更說明三權分立不敵一黨獨大。

布殊又以二戰羅斯福特例為常例,在九一一後刻意擴大行政權力,成立國土安全部為太上集權機關,反恐條例以戰時「仁義獨裁」為藍本,予總統乾綱獨運。這是布殊強調反恐尚未完結、同志仍需努力的關鍵:否則未完的行政獨裁如何努力?

反恐是持久戰,政府推出的戰時愛國主義也欲斷難斷。民族主義上綱至此,每出現哲人 Anthony Smith描繪的排他性和自戀性,到極致常以法西斯化告終。這是中國「說不」時的美式憂天,今天卻君體相同。

民主黨除了 84 歲的元老議員 Robert Byrd 外,無一敢言反戰,對伊拉克門也難免疫。總統選舉臨近,民主黨三權盡失,連第四權──媒體──也在美式 23 條下愛國化,又有誰能超然地追究伊拉克門?

這道門暴露了三權分立的盲點、愛國與憲法的二元衝突、布殊的行政主導實驗,無疑是憲政危機。但危機卻可能無疾而終,因為,門內門外都找不到一隻白烏鴉。

2003年6月17日星期二

以巴路線圖只為扶植新附庸

布殊推出以巴路線圖後,雙方截頭攻擊與自殺式襲擊同步發難,和平進程明進實退。這一如所料的結果,自有其微觀和宏觀基礎。

路線圖以巴人立國為終站,比1993年簽訂的《奧斯陸協定》更徹底。但克林頓換成布殊、和平獎得主拉賓換成鷹派沙龍、阿拉法換成民望不足3%的「超弱勢」總理阿巴斯,而同時要求他們各自讓步、統一內部,並有效掌權至2005年來落實路線,則無疑比奧斯陸時代更強人所難。

何況九一一後,以色列乘機以「反恐」為名收復十年失地,原教旨支派哈馬斯亦趁勢蠶食阿拉法的世俗勢力。路線圖似捨難取易,繞過水漲船高的回、猶基本教義派,暗裏卻捨易取難,責成以巴政府放棄「統戰」、取締內敵。反對派的恐怖手段,自然成為路線圖的反調節基制。

缺陷如此明顯,布殊還高調列路線圖為「後伊拉克中東新秩序」核心,這份缺陷美,才值得鑒賞。

事實上,巴勒斯坦建國已成時間問題,美國右翼智庫研究的,是如何把以巴收編己用而已。路線圖與《奧斯陸協定》的最大不同,是它與時並進,處於「國際反恐聯盟」框架內:以巴領袖大筆一揮,象徵的並不是他們不能保證的和解,而是暗中承諾的各自反恐、交叉反恐,和反不成美國代反這「三反」。

路線圖的價值不但不在停戰,落實路線還須經過比上周更血腥的以巴交叉反恐戰。布殊築路的目的在於招降納叛,力壓沙龍及挺阿巴斯的策略並不比扶植阿富汗卡爾扎伊為附庸含蓄。路線圖雖只有三階段,但令以巴「阿富汗化」、服膺於美式「新中東秩序」的階段四,才是終極之路。

2003年6月4日星期三

從耶魯爆炸看美政治生態政變

耶魯大學法學院上月發生爆炸,各界即時反應為懷疑恐怖襲擊,理據是舊生布殊剛在附近暢談反恐,其千金則為現役學生云云。筆者亦為耶魯舊生,對炸彈不感詫異,對其象徵意味卻感惶惑。

耶魯從不以安全第一著稱。在校期間,曾發生學生謀殺案,疑兇為死者導師,又出現過社監戀童醜聞,令名教授淪為囚徒。案件黑白分明,媒體卻不乏反調,例如質疑FBI濫用職權,才令社監的私藏從電腦曝光,或批判當局公開列教授為疑兇有違政治正確,並對其親切慰問。

但這枚炸彈一爆,各方都催促當局盡快給公眾一個「是」或「不是」的交代,就中明顯隱含「不拘小節」的壓力。這種壓力,與布殊政府的「校園反恐計劃」:為留學生建立秘密檔案、容許情報人員搜查學生私人物品、以面試測試準學生的「恐怖指數」才予以收錄等,如出一轍。所以這案件是保證速破的,破案的過程與案情的真相,卻是「小節」了。

失節大事如何化小?2000年,美國還強調政治正確,國務院一年一度的月旦各國報告書,必把人權無限上至第一綱,以中國為首敵。當年入學,必須受雙重訓練才得正式註冊:一為得證明能無限使用避孕套,二為得確保不會犯下無限關心旁人私隱的hate crime。

士別三年,美國改調弘揚「反恐」,國務院報告第一章變成「反恐成效」,中國旋被引為策略性知己;美式人權不再高於主權,卻漸趨與中式人權等量齊觀。新保守主義公開鼓吹以「歧視的自由」演繹人權,chinks與negro不再是禁臠,學生索取免費避孕套時卻感到壓力。安全與自由的悖論,縮影了三年的改變,以大歷史角度稱之為政變,亦不為過。

美式人權不再高於主權

筆者當年的畢業禮嘉賓,包括南非大主教杜圖和水門老英雄,大談人權價值,仿如隔世。去年耶魯創校300周年,布殊留下「C+也能當總統」的勵志豪言。日前又禮成,輪到作家Thomas Friedman警告「別對911過分反應」。又如何?

逢恐必反是天真的膚淺,與時並進地反卻是邪惡的深邃。這就是畢業生的選擇

2003年5月28日星期三

炸彈浪潮新蓋達施政報告

俄羅斯、巴基斯坦、沙特、摩洛哥、以色列一周內先後遇襲,其中巴、沙、摩三炮明顯由蓋達策劃,俄以兩國則屬自願連鎖。與其說這是對布殊「反恐勝利」的反諷,不如說是一份「新蓋達施政報告」。

拉丹九一一後被升上神台,近日其保鏢阿德爾正式成為蓋達第三號人物,新人事新作風,自然要公告蓋達成功重組:通過五地時空交錯襲擊,表明權力已下放至各地領袖。他們相見不相識,比「舊蓋達」巨頭在反蘇戰爭結盟更符合現代管理效率,亦表示蓋達重新制定下列「施政方向」:

倒薩速勝拉丹再成龍頭

一、阿富汗戰爭後,蓋達與車臣、印尼等民族恐怖分子合作,保持曝光,因而對回教原教旨主義有所妥協,卻無奈受前者拖累,令各國借「反恐」自我整頓的興致大增。所以美伊戰爭時,拉丹「挺薩」只是對民族主義者「統戰」,口惠實不至,更刻意等薩達姆垮台才讓恐怖襲擊出爐。美軍速勝不啻新舊蓋達的交叉點,令拉丹保持跨國反美龍頭地位,不但重新吸引世界公民加入反美大業,更令民族主義盟友的羈絆得到減輕。

二、從拉丹的財力和人脈可見,其強項是破壞,弱項是建設;蓋達的成功秘訣,在其全球網絡廣度,而不在個別支部的絕對深度。九一一前後,蓋達借阿富汗為大本營,一度調整發展方向,加強對支部的縱向控制,希望它們粗具國家規模,以求隨時變身政府。蓋達領導層卻因此被縱深集體暴露,令其不知不覺步向「正規恐怖主義」,受到重創。五波襲擊捨縱取橫,讓各地支部「半脫鈎」,正是一種反正

襲擊針對經濟建設

三、蓋達的終極目標為建立「無美中東」,舊策略為「驅虎吞狼」:挑釁美國出兵惹怒穆斯林,犧牲一二國,再讓群眾推翻所有親美傀儡。然而這策略過分迂迴,反而把博弈主動權授予美國,所以「新蓋達」寧願避免美國干涉,直接衝擊沙、摩等政府,逼使其化為警察國家、高調「反恐」,來與民眾徹底對立。

四、昔日恐怖襲擊多針對美國利益,摩洛哥卻為西班牙後院,受青睞明顯與西、摩兩國高調支持美國攻伊有關。襲擊又以經濟而非人命為對象:去年的峇里大爆炸,令該旅遊聖地營業額下降九成,卡薩布蘭卡身為「北非上海」,更不能承受恐怖襲擊之輕。可見「新蓋達」有見布殊的分贓外交明目張膽,擔心全球甘為牛後,所以決定擴大打擊面,「提醒」各國親美的代價同樣可觀。

異見作家Tariq Ali把美、回並列為「兩大原教旨主義」,連教宗也難分辨布殊與拉丹何人才是末日前夕的「敵基督」:只因縱然恐嚇程度軟硬有別,這份富蓋達特色的「施政報告」,卻與布殊的國情諮文,異曲同工。

2003年5月16日星期五

李正儀、沈旭暉:23條立法對港台關係的影響

三月初特區政府正式以藍紙方式公布《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把叛國,顛覆、分裂國家等定義及相關條例如社團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和警方調查權力等所須修訂內容詳細列明,而且還打算在七月立法會休會前三讀通過。

台灣反應溫和

在過去數月以來,台灣輿論對二十三條並沒有太大興趣,原因是:一、他們認為二十三條是香港內部事務。台灣本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台灣人屬「中華民國」人民,台灣不會實行「一國兩制」,因此這條文也不適用於台灣人民;二、九七後,香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香港法例漸漸向大陸傾斜,本不足為奇。台灣陸委會曾於四月十日發表對二十三條的立場說明,表示關注該條例對在香港具有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台灣人民的域外效力,並憂慮台灣駐港機構舉辦活動及其與香港社團或港人之聯繫是否會觸犯此條例。事實上,其取態低調溫和,更表示盼望就此事能與特區政府多作溝通。

特區政府一直深明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落實在港立法是個政治而非法律問題,尤其會影響已在低潮的港台關係,但受制於《基本法》的規定,不能不做,而且遲早要執行。仔細分析,究竟二十三條對港台關係是否有負面影響?若有的話,影響有多深遠?

回歸以來寬鬆執法

在香港,叛國、顛覆等有相關法例一直存在,但對台灣則沒有清晰明確,回歸後的對台關係也只是簡單地以「錢七條」為政策(而非法例)指引。為此,在運作上始終保留著不少灰色地帶,一些行為或會涉及顛覆或分裂國家罪,特區政府卻一直謹慎處理,例如:

一、任何註明「中華民國」的台灣書籍一直可以入口和售賣,沒有受阻或被指為有「分裂國家」的意圖或行為。

二、每年「雙十」期間,或會有個別人士在公開場合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那些旗會被拆除,卻沒有人被拘捕。

三、台灣駐港機構在「雙十」時舉辦的酒會及其他如春茗等大型活動,並沒有受港方阻撓,在室內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也沒有受干涉或制止。

回歸後,台灣人民是否曾經因在港違反相關叛國、分裂、顛覆等法例而被捕?這點不得而知,就算有也應該只有少數例子;若果沒有類同的起訴,那麼上述例子只表示是香港政府一直「從寬處理」而非有法例可循。嚴格來說,若果特區一直沒有清楚條文,那麼台方人士應該會有更多擔憂。

政界領袖身份有別

總結而言,台灣商人及人民在九七後都能自由入出台灣、香港兩地,其參與任何討論和活動等自由基本上並沒有受到任何限制,與所有依法居港的其他非香港居民,即所謂外國人一視同仁。唯一分別是台灣政界領袖高層不能隨便入境(他們絕大多數是台灣政府首長級官員而非立法委員)。

有些輿論文章分析,表示擔心若某台灣領導人或台獨人士(如李登輝、呂秀蓮)來港宣講台獨,會否被入罪?當年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若果在二十三條立法後才在香港電台宣講支持「兩國論」會否被入罪?若從政治處理為出發點,我們須明白:第一,李登輝、呂秀蓮等人以台灣領導人身份出訪任何地方也不能等同為普通民眾,他們赴任何國家地方也不能單以私人理由出訪,例如近期美國、印尼也不會隨便給予其入境許可簽證;至於鄭安國言論,若只是言論而沒有行為,按目前藍紙草案條例便不應入罪了。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而中央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在針對親「台獨」人士而引用叛國、分裂等罪名的起訴時,會額外謹慎。若果中央認為某一天,台灣當局(不論是否在香港)已走向不能容忍的分裂行為和活動時,那麼這正是中央決定是否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時候,而且更牽涉國際(尤其是美日韓)關係和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時刻,已非香港特區單獨可以處理的國際政治和外交事務。

台灣輿論也表示擔心特區政府將來會有更多理由限制親台人士的討論和活動。對特區來說,涉台問題是中央政府決策的戰略問題,按一系列中央政府的決策條文規範來處理。關鍵並不是如台方所擔心的藉什麼條例為理由或借口,而是是否干犯法例內容本身。對台灣而言,其關注的卻主要是政治而非法律條文內容。

特區應主動溝通

特區政府並非不知道落實二十三條之時,其中最敏感的是影響在港的親台人士、駐港的台灣機構和港台關係的相關活動。故此在特區不能不立法的背景下,政府選擇把其與涉台有關的內容定義訂得愈清晰明確和愈狹窄,疑慮應會愈是減少,本屬好事。若原本沒有清晰法例,過往的經驗只是憑案例而非法律,那麼過去幾年的歷史只告訴我們特區可能一直以寬鬆處理;現在,則不再以「人情」「寬大處理」,而以法律為依據,應該是更有法可依。

現在的問題反而是兩地政治關係冷淡,嚴重缺乏溝通,故此不但未能將台方擔憂淡化,使大家疑慮減少,才是最大問題。若特區政府(如沙士疫情般)主動溝通、解釋和了解在港親台人士或台商的疑慮,考慮能否把相關部分再加以理順,甚至納入為修正條文的一部分,那麼還可達致政治效益,為冷凍的關係解凍,也可為減少台方的批評和誤解作一起步點,或許更可達至雙贏局面。

信報財經新聞 - 評論 - 中港評論

2003年5月14日星期三

美軍攻伊戰前已分贓

近日不少領袖前赴後繼往華府朝聖,英國、澳洲、波蘭、新加坡紛紛獲得「表揚」,法國則邊吃「白果」邊被矮化。有學者謂各國領教了美國正義之戰的前後戲,便從此不敢反戰云云。

事先張揚的分贓

然而美伊戰爭既不是單純的石油戰爭,分贓也不會依據主戰、反戰一刀切論功行賞。戰爭及戰後藍圖,早在各國表態前五年已初步成型,根據的是1998年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的戰略報告。

報告質疑,克林頓順行多元全球化,將導致美國沒落,因此主張改行單邊霸權,手段就是發動伊拉克戰爭,打擊對象卻是聯合國多邊主義,以及全球化的經濟對手:歐洲、日本和中國。

被克林頓隨手擱在一旁的報告,在布殊上台後變成既定國策,智庫大老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等當年被投閒置散,現在則貴人事忙。

自此伊拉克大局已定,但積極發展歐元區、成功誘使薩達姆使用歐元進行石油貿易的「法德軸心」才是最大輸家,若非日中發展已被金融風暴整頓,被順道懲戒亦非不可能。倒果為因,法德反戰並非對時局即時回應,只是久仰PNAC,希望比布殊更先發制人而已。

美式分贓並未反映各國的合作指數,只是往往為人忽略。例如反戰巨頭俄國,被容許保留戰前與薩達姆政府簽訂的經濟條約;反戰小頭中國,也於4月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比美國以FTA獎勵新加坡還早一個月。主戰的台灣卻只得清風兩袖,還被高價兜售美製武器,遭立委諷刺為「勒索」;「志願者同盟」僅有的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利亞一直內鬥,表態主戰卻被美國不屑一顧;部分簽訂《維爾紐斯條約》支持美國的東歐國家,地緣政治還處於俄國系統,也未得實惠

所以美伊戰後的勢力劃分,依據的是事先張揚的PNAC,而非各國在一場二十日戰爭內的二十秒投機。台灣那樣的領袖親美而影響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雖善不獎;俄、中等國的有限發展若不威脅美國霸權,卻能對其經濟敵人產生抵消作用,雖惡不罰;直至晉身首惡,則當別論。

灰色外交的未來

現在法國總統希拉克失去德州牧場留宿權,法蘭西多士淪為「自由多士」,江澤民卻成為牧場上賓,中國特產SARS也未被美國妖魔化。軟文化背後的硬實力象徵,不言而喻。近日中美朝三方談判,同樣「繞過聯合國框架」,卻能各取所需,又不聞任何反響,更深諳鄧小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等24字外交真言的內蘊。從種種跡象所見,這種避免與美國直接碰撞、又保留討價還價底牌的灰色外交,似乎已被世界各國依樣葫蘆了。

2003年4月29日星期二

薩達姆猶如晚清政權

伊拉克農民擊落阿帕奇,巴格達萬人空巷追捕美軍,專家表示「伊軍士氣高漲」,十日後,伊拉克商販親吻布殊玉照,巴格達萬人空巷搶掠,專家表示「薩達姆盡失民心」。這樣的反高潮,一招了太少了。

既然農民與商販可能是特約演員,專家也是特約孔明,兩大萬人空巷雖然大異其趣,卻可能代表兩條巷都是真軍。這樣,才足以為反高潮析讀:

薩達姆和布殊同為伊人所鄙,卻能前後銜接主宰伊國,已說明伊拉克各地的親美和親薩派都不是主流派系:海灣戰後,薩達姆為減少制裁下的中央負擔,以權換勢,已下放權力予地方豪強。美伊戰爭爆發,薩達姆公開「呼籲」部落領袖抗敵,便是最外露的外強中乾──一如晚清對外戰爭需要各省督軍通電支持,強枝弱幹,一電瞭然。

所以美伊戰爭並非「布薩家族戰」或「美回文明衝突」,只是伊拉克地方勢力的內心戰,如何逼對美薩雙方都藕斷絲連的豪強表態,便是戰爭關鍵,是為心理戰的病毒源頭。其實敵軍長驅直進,「愛國」軍閥大局為重,早有前科:像八國聯軍之役,李鴻章等督軍在聯軍恩威並施下簽訂《東南互補條約》,保持中立,還被慈禧嘉許「老成謀國」。後薩達姆政權,實無異於晚清。

「軍閥化」後的薩達姆

薩達姆權力下放,也無可奈何地淪為大軍閥。他在海灣戰前原是正牌元首,領導的復興黨提倡阿拉伯民族主義,揚棄激進回教,在中東別樹一幟。可惜戰後其「阿拉伯共主」地位破產,唯有訴諸天道,連國旗也加上「真神偉大」,卻兩面不討好,最後只能靠地方領袖充斥場面。軍閥與國家元首不同之處,在於元首的權力來源並不純靠軍力。若然薩達姆依然有元首自信,便應相信即使全軍覆沒,亦無礙於其政治威望。可惜其明自知,不過是利益同盟首領,軍力一滅,則軍閥地位也不保。所以化整為零也好、空城計也好,薩達姆都是以軍閥而非元首身分考慮,希望嫡系軍隊音容永在。

然而反高潮來臨,也全靠伊拉克人未有出現八年抗戰精神。這無關愛國,卻應該由宏觀歷史析讀。中國抗戰前的國勢是上揚的,國民黨現代化,夜上海小陽春,令民生、反侵略與保衛政權構成「同心圓」,沒有國,哪有家,抗戰向心力相對鞏固。伊拉克國勢卻在下挫中:一流基建被戰爭毀盡,經濟崩潰,沒有國,才有家,民生、反侵略與保衛政權結成「異心圓」,各方對抗戰的向心力相對薄弱,令地方豪強成為異心圓之間的共同中介,反高潮早已醞釀。

這樣的「晚清式」國家尚且名列邪惡軸心,不是因為美國情報失準,就是因為美國情報太準。如此機關算盡,只怕前戲尚未結束,高潮仍需努力。

2003年4月21日星期一

伊拉克並非戰爭目標?

媒體導演了美伊戰爭肥皂劇,劇本卻有三大盲點:一是對西線戰場上前駐德美軍的忽視;二是對俄軍進駐黑海的忽視;三是對回教志願軍援伊的忽視。三大陰謀論因而應運出籠,然而它們只是陰謀嗎?

三大陰謀論

一是「美國陰謀論」,以王建等內地學者為發言人,指美軍的對象不是「泡沫化」的薩達姆,而是歐盟。拉攏「新歐洲」、孤立「老歐洲」,不過是對歐盟的表層打擊,搞垮歐洲經濟才一擊即中。方法一為打擊歐元:出兵勾銷薩達姆以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交易單位的「創舉」。方法二為通過延長和擴大戰爭,癱瘓中東石油業,耗盡歐洲的三個月石油儲備,令其經濟崩潰;隱形美軍密集西線就是為了「順道」攻擊敘利亞,徹底壟斷中東油管。

二是「歐洲陰謀論」,以美國媒體為發言人,認為法、德、俄反戰是既要殖民伊拉克、而又要獨立於美國的妙法。若三國加入聯軍,戰後分贓便得獨尊布殊;打著和平旗號,卻只需派出象徵式部隊,便能多快好省地奪取超出象徵式的油田。法國「防化部隊」已前往科威特,俄國海軍更已進駐黑海,力求在關鍵時刻露面,一如在科索沃戰爭最後關頭空降貝爾格來德,正是無間無道、盜外有盜。

三是「阿拉伯陰謀論」,以拉姆斯菲爾德等鷹派為發言人,認為薩達姆除了與拉丹藕斷絲連,還勾引回教徒參加聖戰,企圖令志願軍「聖戰士(mujahideen)化」。其標本為80年代的阿富汗反蘇戰爭:其時喀布爾成為回教各派社交大會,培養出拉丹、塔利班等優秀同志;安排志願軍到伊拉克的外國勢力,亦一如暗中支持聖戰士的各國般「低調」。志願軍接受伊拉克訓練和化武後,亦大有可能化整為零,擴散全球。

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戰?

三大陰謀大異其趣,卻有一大共性:就是都認為伊拉克並非戰爭目標,真實戰場將被擴大──最小擴至伊朗和敘利亞等「邪惡國家」,最大擴至全球。美、俄、歐、敘、兩伊的戰後互動,事實上與上述陰謀完全吻合。俄羅斯社會學家季諾維也夫在《國際先驅論壇報》表示,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從冷戰變熱戰的開端;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長James Woolsey乾脆認為這是美蘇較勁後的「第四次世界大戰」,對手除了包括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和拉丹等「法西斯恐怖分子」和「激進回教恐怖分子」,還有埃及、沙特等「潛藏變色龍」。

所以世人得見的攻防、死傷、主戰與反戰,都只是肥皂劇的肥皂,泡沫散後的擴大戰爭,才是國王的新衣。在美伊戰場,巴格達攻防戰只有戰術意義,沒有戰略意義,在全球戰場,美伊之戰也只有戰術意義,沒有戰略意義。幸運的是,它們只是陰謀論,不幸的是,陰謀已一天比一天接近現實。

2003年4月9日星期三

伊臨時政府屬劣質模式

美國官員近日一改口風,表示即使伊拉克邪惡領袖人贓未獲,也能宣布勝利。就是說即使薩達姆天天露面、巴格達尚待「解放」,正義的朋友也能另起爐灶組織臨時政府,令薩家政權木強則折,自動陰乾。

然而侵略軍瓦解敵人,有三款爐灶選擇,美國選的卻是劣貨。

若薩達姆風繼續吹,復興黨不忍遠離,新爐灶沒有誰共鳴,布殊何以如此不顧一切?

侵略軍的三款爐灶

三款爐灶的上乘為「維希模型 (Vichy Model)」。二戰時,德軍攻佔巴黎,扶植法國一戰英雄貝當元帥在維希成立新政府。貝當具全國聲望,能控制殘餘法軍,極右思想亦有市場,戰後被清算的維希分子便達百萬之多,所以爐灶有軍事政治基礎,能分化敵人,亦能控制局勢,甚至被視為合法更迭。去年出籠的阿富汗臨時政府便屬上乘:由於美國瓦解了塔利班與普什圖族的共生關係,爐灶既有普什圖政治基礎,亦包含北方聯盟軍隊,才能至今勉力支撐。

中乘為「汪精衛模型」。日本軍國主義者稱許汪精衛為「支那一流人物」,慫恿其另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對著幹,就是希望以其聲望迷惑宿命論者,接受日本侵華的既定事實。汪政權雖然只有局部政治本錢,軍事上不能運作,也一度動搖重慶國本,算是皇軍得意之作。

下乘為「科威特模型」。 13 年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曾經成立「科威特共和國」,宣稱這是一場「革命」。然而「革命者」由伊拉克人包辦,政治軍事基礎一應俱無,明顯為掠奪前戲,不但不能分化敵人,反而令敵愾更同仇,不但不能爭取科威特反王室力量,反而似一道侵略宣言。

如今復興黨和伊拉克的共生關係依然,武裝庫爾德人和什葉派回教徒不獲信任,反對派領袖拒絕成為「伊奸」,只因布殊易地而處,早已選擇宿敵的科威特模型。然而,若臨時政府的 23 個部門果由美籍首長分贓、巴格達市長由女鷹派芭芭拉博廷跑出、石油部長由布殊世交蜆殼大亨投得,這樣的爐灶就算由聯合國授權開張,對薩氏餘孽算是打擊還是沖喜?

「鐵三角」更需要爐灶

美國若急忙把一眾嘍囉推出幕前,怕是項莊舞劍,這場舞劍,則只能由國內「行政─軍事─工業鐵三角」導演。當股市需要戲劇性波動,這含欺騙性的利好消息便能興波,布殊在外交舞台能向歐洲開天殺價,五角大樓亦能粉飾戰果。普美歡騰,足以抵消爐灶在戰場的反效。

開戰以來,美軍聲勢時而破竹時而慘淡,外交時張時馳,股市時牛時熊,一切卻全是在十數天內反覆出現。是戰場如此具戲劇性,還是本土「鐵三角」需要戲劇性的戰場?另起爐灶的壓軸戲是在戰場上映、還是在大後方同場加映?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只怕旁觀者迷、當局者清。

2003年3月31日星期一

美伊戰爭中國暗喜

內地網民嘉許拉丹襲美大快人心,江澤民卻全力挺美,法德俄牽頭反戰,中國則驥尾也不附,只在第四時間表態。老牌第三世界領袖,何以失態?

若中國過往高調反帝,不過來自不安全感,現時的低調克制,便帶出一個悖論:布殊的開戰宣言,摧毀了國際體系,卻催生了百年中國的最安全期。

九一一後中國反成「正義」

主權國家雖然一直擔任現代世界主角,國際關係卻有其潛規則:總有一道緊箍咒凌駕主權,成為強國王霸之道。

第一階段(1648-1945)綱領為殖民主義:強國只要認為別國有欠文明,便能替天行道,大殖其民。其時中國被視為失敗國家,主權備受英法帝國威脅,不安得來,相形見絀。

第二階段,即為冷戰(1945-1991),綱領為意識形態,代表作是蘇聯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根據此論,各國只要投靠美蘇,主權就被絕對意識形態限制:背叛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便被太上收拾。美國出兵危地馬拉、蘇聯出兵捷克,就是實驗。其時中蘇兩國互斥為「修正主義」,毛澤東擔憂被莫斯科盟主廢黜,不安得來,色厲內荏。

第三階段是冷戰結束到九一一的十年(1991-2001),由貝理雅的「人權高於主權論」挈領提綱。此論認為共產主義消亡後,極權國家成為人類公敵,所以必須根除,並以此為北約出師科索沃的道統。其時人權組織每年月旦中國,華府則列北京為主要對手,中國的「人權等於溫飽論」既淪為笑柄,不安之餘,亦得委曲求全。

九一一後,自由發揮的反恐,已成為全新超主權綱領。只要某國被布殊法眼鑒定為「涉嫌」恐怖,就會被先發制掉。前共產世界的舊邪惡軸心,忽然全數升格為美國摯友,槍口一致反恐、反疆獨、反車臣。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首次從超主權緊箍咒脫身,更贏得約束「新邪惡軸心」北韓的正義頭銜。

只要超主權綱領持續反恐,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中國外交,將以容忍美國霸權為主軸,以超然姿態斡旋國際危機為副軸,寧願美國胡亂反恐、驅虎吞狼,從而休養生息、有所作為,再爭朝夕。

抨擊美國但私下支持

然而這雖然符合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遺命,卻可能對美伊兩面不討好,又可能激起國內愛國者的網上反彈。適逢權力交替的中國,似乎急需一種「雙簧外交」:一面讓新領導人加強以人道立場抨擊美國出兵,與國際反戰社會接軌;一面讓老牌領袖繼續以美國老朋友身分,以流利英語,私下表示在中東利益有限的中國並不naive、並不angry,其實對美國很support。

兩線發展,是中國料理明日北韓危機的靈活關鍵,以我國領袖的舞台經驗,該是工多藝熟的了。

2003年3月25日星期二

對伊開戰為解出兵結構障礙

美軍前哨戰的花招,顯示其根本不以苟延殘喘的薩達姆為對手,美伊戰爭本身,才是布殊「戰爭符號化」的前哨戰。終極目標,是解決日後出兵的所有結構性障礙。

通訊設備一向是頭號軍事目標,美軍卻慈悲地容許伊拉克國營電台妖言惑眾,就是要通過它報道平民傷亡。若伊拉克官方數字不過番CNN兩翻,美式「零傷亡」概念便會取代常人的戰爭回憶,因此美軍寧願繞道重鎮巴士拉,也要繼續數字遊戲。姑勿論數字遊戲已經失敗,美國媒體的「傷亡圖」忽然消失,就是遊戲成功,當人道變成符號,也並無善意──正如史大林所言:屠殺是一個數字,也並無惡意。

反戰運動的終結?

鷹派無視反戰運動,是假設這場戰爭會動搖其理論基礎:人道主義。越南戰爭造成300萬軍民喪生,若美伊軍民傷亡僅為越戰的千分之一,美國國民對開戰便再無人道責任,卻有多快好省的經濟效益。未來戰爭撇除了人道元素,便變成選舉、談判一般的純政治符號,反戰便只剩下反帝一節,將淪為歷史陳迹。所以對美軍失利鬆口氣的,遠不止薩達姆一人。

代理戰爭的終結?

美式戰爭一向是代理戰:拉攏反對派,硬說他們不羈放縱愛自由。這手段源自大英帝國的分而治之政策。但冷戰後,美國認為代理戰已失效:因為敵人的敵人,同樣是潛在敵人,像在索馬里扶植的軍閥便一律反覆無常。阿富汗戰爭可能已是美國最後一場代理戰:從附庸總統卡爾扎伊訪問華盛頓時被國會傳召,要其「坦白交代」經援流向,已可見美國政客對代理的鄙視。

美伊之戰,是以「震懾」取代「代理」的實驗。美國目前並無伊拉克反對派在手,招降納叛,也不見出於肺腑的意識說詞,而是以原始武力恐嚇。這是因為布殊除了要震懾薩達姆,還要震懾同樣有「恐怖主義傾向」的反對派、庫爾德人和其他邪惡敵人。害怕了吧。

近年五角大廈又創造了「意外戰術」:通過遺憾的意外,實驗和平時期的大不韙,對下任目標摸索挑釁。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使館被「誤炸」;阿富汗戰爭中,卡塔爾半島電台又被「誤炸」,與零傷亡的準繩度偏差得令人叫絕。多枚美國導彈「誤中」伊朗,便似曾相識──伊朗榮任邪惡軸心一員,有權利必有義務,自然成為布殊新寵大熱,但開戰後適逢新年,官民克制,若不被挑釁,反而奇怪了。

新帝國的開端?

美伊戰爭的物質性破壞,也許是歷史的小巫,但對民族主權的結構性破壞,卻是歷史性大巫。零傷亡是人道主義福音,吊詭的是,零傷亡的政治效果卻一如種族滅絕,都是對敵人骨牌性的非人道震懾,對國民愚民性的非道德迷惑。何況這零傷亡已經水分充足?

反智的布殊要解決出兵的結構性障礙,要靠偽人道的成功,而這卻正是睿智的教宗口中全體人類的失敗。

2003年3月21日星期五

美國攻伊世界秩序巨變

美伊之戰與二次大戰的規模不可同日而語,卻已帶來第三次世界巨變。美國鍥而不捨地出兵,皮裏陽秋,遠比能見度為大,一切以二戰重建為藍本,目標直指建立國際新體系。

二戰後,正反法西斯對決的舊體系立即崩潰,反法西斯陣營分裂成資本共產兩極。美國鞏固新世界的捷徑,就是把前法西斯國家極速改造:日本通過麥克阿瑟管治五年,變身華府鋼盟,西德經馬歇爾計劃經援,淪為紐約腹地。美伊戰爭,目的是製造上述翻版。

冷戰後模糊多極美國不喜

雖然現時共產集團消亡,資本主義獨大,但世界一直未出現明朗格局,而這模糊「多極化」,深為美國不喜。美國鷹派一直希望建立穩定的世界新秩序,而「穩定」,反智地,是以常規性對抗為基礎的。

九一一事件,製造了反恐神話,給予美國塑造「對抗式穩定」的契機。不破不立,美國最希望以日本模式強加伊拉克,化敵為友,使之成為新世界經濟中心,並以此為槓桿,推倒世界棋局重來。「志願者同盟」,一如二戰後的馬歇爾十六國,不過對美元望穿秋水,法、德、俄則成了美國口中的「非志願者同盟」。

這便構成了「合縱式全球化」與「連橫式全球化」對決的新格局。對局雙方,均服膺資本主義,分裂原因從來不是對伊和戰的「瑣碎」問題、無關霸權反霸權,卻源於被冷戰冰封的國際矛盾。

九一一美國製造新局契機

美國主張「合縱式全球化」,也是「金字塔全球化」:只有美式單一標準於金字塔尖,以此複製各國,震懾全球,令美國經濟得到廣袤腹地。

美國捨王取霸,也有其「無奈」:經濟學者在八十年代開始,便認為華府真正威脅來自資本主義世界內的對手:德國與日本。美國身為反共龍頭,自有其必要國際開支,包括在世界各地作政治經濟投資。這對美國國力而言,如同當年羅馬風光背後,已是帝國弩末(imperial overreach)。當美國國內經濟發展飽和,為免霸權成為泡沫,便只能把美國系統在世界一氣化三清,所以其烏托邦,只能是單一的全球。

九一一後,美國忽然頓悟這是推動「合縱式全球化」的最好時機。改造阿富汗與伊拉克,就是希望它們成為合縱集團基層樣板戲。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佔領伊拉克後的「和平」方案,就是數以百億計的經濟轉移,也是馬歇爾計劃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轉移,難怪股民欣喜,更難怪國際賭徒雀躍。

美澳支持出兵怕地位不保

誠如鮑威爾所言,全球有四十五國支持美國出兵,也就是四十五國已組成合縱集團。成員入伙,因為它們與美國一樣,認為這是冷戰後最佳位置。保守強國如英國、澳洲等,擔心在連橫體系競爭失敗,屆時強國地位亦不保,因此寧願投靠美國,還可確保集團第二把交椅。貝理雅說出兵將「影響英國未來五十年國運」,聲淚俱不下,就是如此解讀。

此外一批小國,雖然了解單一型全球化將令經濟被美國操控,但兩害相權,依然認為引進美國經援,將比不可測的強國共同開發,對本國發展更多快好省。此所以四十五國名單,東歐窮國佔了一半,不知道它們能提供什麼,只知道它們能得到什麼,知道還有它們與美國一起,已分別徹底打倒昨日的我。

中型強國盼多極平等

相映成趣「連橫式全球化」,則主張建立多極、平等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屆時中型強國,自信通過擴大國力、互動競爭,能加強自身地位。中法德俄等均屬於這集團,在冷戰後希望扮演一極,同時知道一己不足以主導全球,因此鼓吹多元,讓大國連橫平等,希望不同利益並存,反對美霸。

法德俄外交叛變,就是看出布殊出兵伊拉克是成立合縱集團的偉大宣言,因此才不得不自明本志。認為本國經濟政治在美國體系得不償失的,將慢慢加入連橫集團,這還包括吃過美國苦頭的第三世界。非洲三大領袖南非、尼日利亞、塞內加爾發表聯合聲明反戰,便是非洲各國被IMF折騰二十年後的反思。

經濟不能靠美國者加入反戰

縱橫抗衡,無疑是巨變。它不是熱戰,不是冷戰,從表面甚至難以看清。其實恐怖主義、文明衝突,都只是浮光掠影,從現象看本質,世界被單一型與多向型全球化分裂,已醞釀多年。一等國和三等國拼揍的合縱聯盟,像教主獨大的邪教,十三家半總掌門下,只有破銅爛鐵嘍囉;連橫聯盟則由二等國組成,如五嶽結盟。將上述新格局套入美伊之戰,當發現兩派早已試招,戲中有戲,劇力萬鈞。

2003年3月19日星期三

薩達姆應效拉丹匿藏

十二年前,老布殊下令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其最後通牒,是為目的,昨天小布殊要薩達姆闔家流亡,其最後通牒,卻是手段。華府開列九名伊拉克高層為戰犯,通牒名額卻只有薩家三口,已為「萬一」薩達姆願意流亡的出兵理據埋下伏筆。根據布殊邏輯,只要薩達姆外甥尚存、奶娘尚存,伊拉克還是被其遙遠控制,還是邪惡軸心,布殊主義先發制人包羅萬象,哪愁出不了兵?

薩達姆下台在即,又能如何?

據報他多次與美國談判出國,被一口回絕,但儘管「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無條件流亡對他而言,卻是最下策。

當前秘魯總統藤森在庇護國日本被國際法庭控告「反人類罪」,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淪為戰犯,前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流亡二十年後突然被西班牙翻舊帳拘捕,薩達姆孤家寡人,放長雙眼,如何信得了布殊?

流亡屬下下之策

就是流亡,薩達姆的中策也應在開戰後,選擇民間濫炸圖出爐、國際反戰運動高漲、軍隊擊落美戰機的光榮一刻,宣布為拯救蒼生,自我放逐。在反戰輿論下,美國再不悅,他亦總有收容所。一經洗底,稍存體面,殘生還能不安穩?

薩達姆的上策,則應仿傚拉丹,預錄一批標準影帶,贈與卡塔爾海灣電視台,並在開戰後人間蒸發。統治伊拉克二十四年的薩達姆家族,數月來變賣寶物,難道是為了促進世界經濟?薩達姆委任四大戰區領袖,正是「拉丹化」的第二步,屆時他便能息影幕前,專注幕後,開始非官方流亡。

只要戰爭拖長,他帶不走一片雲彩,卻會化成一縈精神幻影,就算全國淪陷,草木亦皆兵。反正是流亡,這還符合其小說《薩比芭與國王》的原創精神,也符合其「惡性自戀症(Malignant Narcissism)」的病徵。病情更重的布殊下台後,階前點滴,羨慕得來麼?

2003年3月4日星期二

美攻伊引潛在敵人出洞?

開戰,是否為了打贏一場戰爭?美伊之戰的戰時外交,有九大關鍵。狂人薩達姆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英雄布殊則一聲反恐,拋棄從前慣用的分化、拉攏外交手段,渴望「戰而不屈人之兵」。如此自殺式手法,該如何解讀?

一、庫爾德人。伊拉克北部異見者,期望獨立建國,其取態直接影響美軍能否繞過北伊直堵巴格達。美國視「新伊拉克」為必然盟友,表明反對庫爾德立國;薩達姆則不斷讓步,令庫爾德人明白自治已是獨立前的最後答案,反而擔心利益在「新伊拉克」今非昔比。

二、什葉派回教徒。伊拉克南部異見者,受伊朗支持,領地為美軍從科威特北伐的必然通道。美國貶伊朗入「邪惡軸心」,拒絕與什葉派合作;伊拉克則與之結束宿敵關係,互訪頻頻,對什葉派在美軍入境後自保已有默契。

三、沙特阿拉伯。昔日華府第一中東盟友,統治腐敗,淪為激進回教溫赫比主義溫床。伊拉克一向與沙特就產油抬槓,又密謀吞併其邊區,但近來一反常態,欲尊沙特為龍頭,美國國防部顧問蘭德公司則把沙特列為下任敵人。

四、敘利亞。軍事強國,海灣戰爭聯軍地面部隊主力,當年其加入聯軍震動中東。自從強人阿薩德病逝,敘利亞與伊拉克幾乎結盟,並成為後者最大貿易伙伴之一。布殊人取我棄,把原教旨治下的敘利亞列為外圍「邪惡軸心」。

五、巴基斯坦。唯一回教核子國,九一一後的美國新寵。由於阿富汗已降服,美國力促以色列與印度結盟抗衡回教世界,巴基斯坦的利用價值已然下降。在巴國勢力龐大的拉丹則呼籲援助伊拉克弟兄,令薩達姆期許著核彈變色。

逼反潛在敵人逐一清場

六、以色列。老布殊在海灣戰爭時嚴令其受飛毛腿導彈襲擊後不得還手,以免團結中東,現在其總理沙龍則大談「先發制人」。

七、傳統盟國。當法德倒戈,全球反戰,布殊的「全球反恐」已變成鮑威爾的「自願出兵三國」,伊拉克則忙著向全球示好,曉以大義,輔之以石油,希望絕處逢生。

八、俄中兩國。兩國極需美國經援,明顯硬不起來,布殊卻未有給予起碼面子,不理會普京的技術修訂出兵,亦不配合北京治療北韓,令中俄被迫走回美國對立面。

九、聯合國。調查員說伊拉克有「誠意」,美國則連其橡皮圖章地位也否定,幾乎開罪安理會所有大國,甚至對「邪惡國家」主持的委員會也杯葛,對出師無名毫不在乎。

回顧拉丹預測美國推翻塔利班,而依然策劃九一一,有道是一激起全球回教徒義憤、從而奪權建立「大伊斯蘭國」的曲線大陰謀。大概受拉丹啟發,美國籌劃攻伊時,明知將引起全球共震,卻不但不稀罕外交成勣,反而唯恐天下不恐,這是否一個借伊拉克引蛇出洞,逼反潛在敵人,再逐一清場,從而重塑中東秩序、令世界核心從西歐舊世界東移的大陽謀?其曲線弧度之誇張,只能與拉丹英雄所見略同。

此所以在布殊潛意識裏,各國不但不能親美,反而必須反美。當風箏沒有風,魑魅魍魎才能現身,才能讓他在國會發表另一篇重要演說,在錯誤文法、扭曲邏輯、金屬化掌聲中發出一貫正確的信息:瞧,世界這麼恐怖,我們不出兵世界還了得,you see?

2003年1月25日星期六

美出兵前的納粹外交

現代戰爭有三大場景:主戰場、輻射戰場與外交戰場。阿富汗戰爭,主戰場為阿國本土,輻射戰場為中亞天然氣田,外交戰場為「反恐聯盟」。美國出兵伊拉克前夕,布殊重列薩達姆原罪,是為戰場一,石油戰是為戰場二,二者均與上仗略同。但華府在戰場三卻反之而行,野心大得驚人,一意孤行的玄機終漸漸泄露。

911後美國外交,原來通過「要盟」贏得國際支持,是遵守、強化世界秩序的小動作。但攻伊一役,美國卻由國際護法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目的是對整個世界秩序大動作地推倒重來,令伊拉克反而變得無足輕重。這種為國際棋局改例的「殺雞警猴戰」,不獨在弘揚布殊「先發制人理論」的偉大構思,更與納粹德國在二戰前夕佔領奧地利、出兵蘇台德、吞併捷克的「野蠻外交」,有下列異曲同工之妙:

納粹式「改例前哨戰」

一、為兵臨巴格達,美國不斷突出主觀的單一價值──人權,來凌駕現有遊戲規則的絕對價值──主權。因人權之名,布殊咆哮「我們的忍耐已到了極限」。這與希特勒以「生存空間」為名,怒罵「我們不能忍受再不出兵捷克」之理曲氣壯,如出一轍。

二、美國為宣示「出兵權」,不斷矮化國際組織的法理權威,嘲諷聯合國武檢人員為「橡皮圖章」。這與希特勒退出國際聯盟,令世界喪失協商機制,也如出一轍。

三、美國力排眾議開戰,便要突出反對聲音的軟弱,調侃一味抗議的傳統盟友德法兩國。這與希特勒玩弄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斥之為無能,從而樹立德國的強者權威,依然如出一轍。

四、美國企圖通過戰爭製造新盟友,以之成為新世紀核心,取代冷戰後大膽反美、被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譏笑為「舊歐洲」的法德等國。新「盟友」則自然以變天後的中東和東歐為宜。這與希特勒通過二戰前哨戰,宣傳英法帝國不復再、「德意日軸心」上位的公關,還是如出一轍。

但在納粹轍外的,是美國早已成為霸主,學者多認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唯美獨尊,夫復何求?

其實在21世紀,美國的挑戰比前朝更大。以往其超級大國地位由歷史形成,一眾嘍囉必須歸隊,但歐日諸國今天都與之分庭抗禮,合縱連橫,華府已斯人獨憔悴。何況它雖主導國際組織,但中俄等一直密謀通過此等組織反制其人之身,從美國被踢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邪惡」國家利比亞卻當選主席,即可見超級大國也有丟失「正義權」的隱憂。

美式全球化最後障礙

911事件,便成為美國通過控制國際輿論,宣傳美利加價值為普世價值,從而掃除國際組織、二等強國等全球化障礙,重設國際規則的天賜良機。希特勒謀求從一戰後的捆綁脫身,進而推銷德國發明的新規則,亦可作如是觀。

所以美國的強硬,特別是對國際輿論和前度盟友的強硬,並非空殼樣板,而是有針對性的。一旦改例功成,伊拉克政權又如何、原油價格升降又如何?1848年,外交家梅特涅下台,帝國主義旋即取代協商機制,英式商業利益頓成遊戲規則,談判專家奧地利被迫降格。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國生存空間一度成為新例,談判專家英法兩國又被迫降格。2003年,今夕薩達姆歸故土,他朝法德也相同。一死而天下傾,撒旦也應獰笑而歿矣。

2003年1月18日星期六

北韓瘋狂外交的理性

北韓宣布發展核武,驅逐武檢人員,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輿論認為是金正日的偉大辯證:乘美國出兵伊拉克趁火打劫,以邪惡方式令美國除其名於邪惡軸心。似乎金正日的「瘋狂」,已得失傳30年的「瘋狂外交」真傳。諷刺的是,這瘋狂亦儼然破解全球化富國壟斷的蹊徑。

破一體化蹊徑

毛澤東一度被稱為「非理性」外交代表:其宣稱為支援中東反美弟兄向台灣開炮、斥巨資興建坦桑尼亞鐵路、同時開罪美蘇兩大龍頭,均不能由學院解讀。埃及英雄納塞爾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也被英法聯軍稱為狂人。只是敗者為狂,納塞爾才成為民族英雄。

出格其實不狂,只是打破國際遊戲規則的非常手段。從二戰到冷戰,遊戲規則以帝國主義主導,內容為維持殖民宗主國既得利益:當國際順民,被西方輿論歌頌,就淪為伊朗國王之流,終被推翻,打破常規的,就自然被常規視為瘋狂。這就是弱者的無奈。

21世紀又如何?「全球化」成為新規則,競爭舞台轉移到經濟,保護主義、拒絕開放市場、反對借外貸都是犯規。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被西方妖魔化為新一代狂人,不過因為其經濟政策不合美國利益。國際經濟一體化,各國難獨善其身,中國、古巴、越南也逢場作興,明知世貿、世銀準則不合國情亦欣然接受,瘋狂外交,不彈久矣。然而北韓依然閉關,建立特區失敗錯有錯著,居然成為唯一有本錢瘋狂增值的國家。

瘋狂外交規律

並非凡是挑戰,就是瘋狂。伊拉克一挑再挑,卻瘋狂不來,可見金正日是以理性計算瘋狂外交,就中有下列前提:

一、有破壞規則的本錢。

北韓有核武固然打破核不擴散神話,但印巴亦如是,南非、烏克蘭、哈薩克斯坦一度亦然。北韓的恐怖,在於其地處經濟共同體邊緣,因而對美國出兵有震懾作用。反觀伊拉克曾經對庫爾德人使用化學武器,美國卻不為所動,可見不具備瘋狂資本。

二、有逃避違規制裁的能力。

即使北韓急需國際援助,依然是全球最後的隱士國度,經濟與外國尚未接軌,又有中俄為後盾,只要美國不出兵,已立於不敗之地。伊拉克無國際強援,海灣戰爭前卻一直倚重西方資金辦建設,就算美國不出兵,也處於不勝困境。

三、有反常舉動。

北韓在與美國特使「友好談判」時忽然宣布發展核武,被美國孤立時卻配合南韓的「陽光外交」。倚重中國時重用北京仇人楊斌為特首,與華貌合神離時金正日卻訪問北京。處處不按章法,學院派迷信理性,未能分析非理性棋局,便只能以「瘋狂」嘲人自嘲。伊拉克卻反常地正常,出兵科威特前也向美國大使探聽口風,因而被情報玩弄,頓失先機。

四、有回到世界的終極目標。

瘋狂背後,北韓留有餘地,強調只要生存空間,又同時搞冬運外交,令美國認為其破壞規則不過是手段,而非目的,所以被容許發瘋。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為的是重劃版圖,後殖民版圖重繪卻是世界禁忌,破壞遊戲規則為目標而非手段,便喪失發瘋權至今。

昔日毛派外交貌似不可觸摸,但何嘗不符合上述規律,以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而告終?若中國一直遵守條約外交,不破不立,也許至今站不起來。

瘋子有名言:你看我瘋時,我看世界更瘋癲。北韓曾經滄海,經濟幾乎不存在,搞A港B區無人問津,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只被魚肉,對外示好則無故淪為邪惡軸心。今夕何世,才以瘋狂外交突破一體化弱國僵局,根據電影《英雄》的邏輯,其實是十分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