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25日星期六

約旦Vs敘利亞﹕恐怖分子數量與「國家邪惡度」的反比

【咫尺地球】數天前,在航向西奈半島的渡輪上,和一名伊拉克新精英晚膳。他在薩達姆時代的月薪是1美元,現在聲稱月入數千,邊抽雪茄邊讚伊拉克民主進程,同時堅持把我吃剩的飯菜統統吃掉。「我們伊拉克人是不能浪費東西的。」他認為在伊拉克搞抵抗運動的罪魁是相對富裕而親美的約旦人(特別是扎卡維),反而被美國點名為「邪惡軸心外圍組織」、執政者與薩達姆同屬阿拉伯復興黨而相對貧窮的敘利亞,對支援反美大業興致奇缺。

敘利亞「管治鬆散」﹖

這些觀察雖帶有偏見,但也帶出兩個悖論﹕一般相信生活愈艱難的人,愈易走向激進主義﹔獨裁政府愈反美,國民則愈易受官方文宣影響,有美同反。中東民間現狀卻推翻了上述「普通常識」。言則何以約旦人更易走向伊拉克戰場﹖

這問題教我想起與一名約旦司機的長程對話。這名友善而好色的穆斯林不斷問「共產統治的香港發生婚前性行為是否違法」。他有如此旺盛的求知慾,自是因為這命題是約旦的社會禁忌。對35歲仍未婚的司機來說,約旦才是一個「警察國家」,公路會有警員觀察司機身旁的女子「是否形迹可疑」,「而且不能被賄賂」。故他每周都欺騙雙親到首都安曼修理汽車,其實是走到「管治寬鬆」的敘利亞,因那兒無論是要女人還是要警察,都可輕易用錢解決。所以他對敘利亞女性的胴體連說帶比兼形象化地讚不絕口。

除了涉及最直接的政權攻擊,約旦管治「嚴格」而敘利亞政權「隨便」,是當地的普遍觀感。這與美國主導的輿論形象恰好相反。

通過兩段民間對話,再和美國記者Robert Kaplan的政治遊記《東進韃靼》引證,上述悖論似不難解答。以扎卡維家鄉Zarqa為例,人口50萬,大多是青年(扎卡維也只是30出頭),生活指數不差,但失業率高達20%,常有成群無所事事的老童黨在街閒蕩。敘利亞失業漢可通過種種地下活動和前共產社會的「第二經濟」為生,反而是在本國能夠餬口的約旦青年,卻不能解決過剩的勞動力。

激進主義的生理根源﹖


同樣嚴峻的是生理問題。以司機為例,若他因為「社會原因」單身而又沒有北上,依然是一名處男,再將這案例乘以千萬,這自然是一個社會危機。約旦政府「嚴打」婚前性行為,也許是司機個人的誇大,不會是滋生激進主義的首要原因。Kaplan關於當地伊斯蘭主義復興的觀察可能更切合現實﹕與其說伊斯蘭信仰令當地青年遲婚,不如說是當地青年因男女人口比例難以在適當年齡找到伴侶,才訴諸教會的道德限制,來反證個人的存在方式和價值。

結果,相當部分約旦青年工作和性的精力,都難以在本國宣泄,戰後伊拉克卻提供了一具填補物。約旦國策是小國自存之道,境內着意維持「和諧穩定」,對來自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難民特別敏感,對下放「剩餘人口」到鄰國打野戰的國情則一直加以默許。正如那位伊拉克新精英說,薩達姆當權時勒緊國民褲頭,卻對約旦人和巴勒斯坦人慷慨施援,也是對國外友人有朝一日「靖難」的長遠投資。

相反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只着重政治管治的獨裁,對社會層面的掌控百孔千瘡,整個國家已出現分裂的苗頭——南部德魯茲派、北部阿拉維特派和多數遜尼派一直儼如數國。敘利亞國內的社會問題既能夠通過地下市場解決,又可以走到國中之國解決,加上敘利亞是兩伊戰爭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國家,敘利亞人自然少有熱衷於到伊拉克冒險。

近年美國不斷借伊拉克局勢向敘利亞施壓,同時嘉許約旦王室為「中東明燈」,對部分阿拉伯人來說,這是與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矛盾演繹。美國的反恐邏輯還是以政權友好程度為本,繼而作出一廂情願的「定律」和「主義」,可說是建基於無知,但何嘗不是建基於精心計算的全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6月18日星期六

扎卡維的「去蓋達化」和「人工蓋達化」

【咫尺地球】筆者此刻在約旦安曼,西北不遠處有一工業小鎮 Zarqa。那裏曾在1970年發生國際人質劫持事件,近年則以恐怖頭目扎卡維家鄉「起朵」。雖然輾轉間還是未能訪問扎卡維家人,但是前陣子半島台引述扎卡維傷重的消息,和西方媒體一些曲解的報道,還是令扎卡維再次紅遍安曼。

扎卡維是蓋達高層﹖

媒體習慣稱扎卡維為「蓋達高層」或「蓋達三號人物」,因為在西方傳媒,他的頭銜是所謂「Al-Qaeda in Iraq」領袖。但是白馬非馬,這個「蓋達在伊拉克」也不是蓋達在伊拉克建立的支部,只是另一組織的新名稱,它原來叫作「一神論和聖戰團」 (Jama'at al-Tawhid wal Jihad)。名字看來彆扭,其實是對基督文明的直接宣戰﹕「一神論」針對「三位一體」論,扭曲的「聖戰」概念就是針對異教徒。

這個聖戰團由扎卡維在90年代一手創立,和拉丹的蓋達沒從屬關係,且還在直接爭奪新成員,在當地一度以「去蓋達化」為形象塑造目標。一些來自約旦的恐怖分子落網後,都向西方供稱扎卡維對蓋達有明顯的敵意挖角舉動。直到2004年10月,既然誤會已經造成,扎卡維才向拉丹作出名義上的效忠,把組織改名,換來拉丹稱之為「蓋達的伊拉克王子」和《時代》名正言順選之為取代拉丹的世界100名人。其實這只是兩個獨立組織的最低限度整合。

美國和約旦對扎卡維的塑造


引起上述誤會的原因眾多。拉丹的蓋達以鬆散架構吸引同志加盟,造就了扎卡維的曖昧,不過主因恐怕是西方媒體刻意造就蓋達的聲勢,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前,布殊硬是要將薩達姆、拉丹和扎卡維混為一談,通過扎卡維和拉丹的「關係」、扎卡維在伊拉克的「活動」,「論證」薩達姆也是恐怖分子,以便揑造出兵理據。一些西方媒體甚至報道扎卡維和拉丹爭奪蓋達領導權,能夠列出的「佐證」就是美國把二人懸紅列為同價這類事實。這種樹立敵人再打倒的學問,是為學術界常見的「稻草人戰略」。

來到這裏,才發現媒體沒有觸及的還有一個有趣的面向,就是約旦對扎卡維「人工蓋達化」的計算。扎卡維初出道時,只以推翻約旦王室為目的。當時的國王胡辛是阿拉伯親西方代表,在海灣戰爭卻同情薩達姆,統治一度出現危機。扎卡維曾入獄7年,就是因為策劃反王室起義。後來他又部署約旦版的日本奧姆真理教沙林大襲擊,成為這個缺乏石油又強鄰四伏的阿拉伯窮國的頭號敵人。

何以約旦將扎卡維「脫籍」處理,而非像沙特那樣天天警惕拉丹﹖這是因為除了明擺着的恐怖和野心,扎卡維在約旦的活動一直印證了下列假設﹕缺乏石油的伊斯蘭國家又選擇親美,未必會直接引入美資壟斷國營企業,所以相對不易將窮人的不滿轉嫁至反美身上﹔但是每出現恐怖襲擊,卻能夠逼使政府加強國防開支,而這些開支都是買入美國貨,才會逐漸令國民對美國產生意識形態以外的經濟反感。

在這個我們稱之為「約旦悖論」的前提下,扎卡維對約旦的挑戰和拉丹對祖家沙特的挑戰便明顯有別。約旦新國王阿卜杜拉為把扎卡維「直接過戶」到蓋達,天天向媒體風繼續吹,背後美繼續親,甚至跟華府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沒有恐怖襲擊,沙特的親美政權失去凝聚力,可能更為國民反感﹔ 但是沒有恐怖襲擊的約旦,政府卻鮮被國民質疑。數年來我們甚少聽聞「約旦恐怖分子」,卻不斷發現「沙特恐怖分子」,而事實是兩國的恐怖分子數目不相伯仲,數目只是兩國政府各懷目的之宣傳產品。

其實接觸過扎卡維的人沒有多少個,他的生平依然大部分模糊,形象卻能夠被各國按不同目的隨便挪用,實在是近年「可塑性」最高的國際人物,堪稱一絕。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6月11日星期六

另類聯合國對中國的挑戰

【咫尺地球】當中國糾纏於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事宜,一批分離主義者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成立了一個「另類聯合國」,補充主權國家俱樂部的最大漏洞,也許對中國的長遠挑戰,比日本入常更大。

獨立分子國際大聯盟

組織全名「不被代表之民族與人民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UNPO),成立於1991年,目前有61個成員「國」,性質都是獨立或自治運動。它聲稱代表1億人民,主旨是證明「獨立、自主、自決是不可剝奪的權力」。UNPO自然不是正式聯合國,但以NGO來說已組織得嚴謹異常,為僅有的同類聯盟,有6個前會員更成功獨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帛琉、東帝汶),成為組織令人信服的track-record。

UNPO總部設於國際組織雲集的海牙,除為會員提供相關技術訓練(例如法律、民主程序乃至環保,但表面強調非暴力),每逢聯合國相關委員會舉行會議,它都會協助會員爭取發言平台,平日則天天交流獨立運動信息,近年更頒發它們自己的諾貝爾獎,得獎者包括東帝汶國父和台灣的證嚴上人,一切都是為了宣示主權國家不能代表全球人民,公關功夫相當到家。

可以理解的是中國一類首當其衝的國家認為UNPO就是添煩添亂,而且又是西方陰謀。畢竟UNPO的經費除了微不足道的會費,就是靠「熱心人士」捐獻 ﹔這些捐獻絕大部分來自西方,會員則絕大部分來自第三世界。何況世界若真的徹底按民族細分,而民族又是一個可以無限細化的概念,國家便應該數以萬計。但這不是中國漠視UNPO的藉口﹕UNPO會員為何在不同國家有不同面貌,才值得我們思考。

北美模型‧壓制模型‧班圖斯坦模型‧中國

UNPO目前有4個美加會員,包括代表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拉高塔國」(Lakota Nation),夏威夷土著,加拿大土著(Nuxalk)和「水牛河丘國」(Buffalo River Dene Nation)。它們在國內不但是合法組織,而且幾乎是被政府鼓勵參加UNPO來「為國」拓展國際空間。它們的終極目標不一定是獨立,可以只是以單一議題(例如部族賠償金、退休金)爭取自治即宣告收貨。

這種會員把爭取主權和所屬主權國家的社會問題掛鈎,有時更是先有NGO、後有準國家,和「抗爭對象」並不構成完全對立的關係。這和車臣、疆獨、庫爾德等會員和當地政府的關係剛剛相反,後者的所有壓力團體都要和分離分子劃清界線,甚至一些原來沒有分離傾向的NGO都被劃為「分裂分子」。嚴格來說,將它們並列,根本是偷換概念。

除了「北美模型」和「壓制模型」,對付獨立的方案,還有以前南非白人政權為代表的「第三道路」。當時南非為了深化種族隔離政策,在1976年劃出土地成立十個黑人區(班圖斯坦),更讓其中四個正式脫離政府,儘管全球只有南非承認它們「獨立」。以表面的獨立交換人口流動的控制權,這是剝奪剩餘人口公民權的神來之筆。UNPO的新會員「瓦文達國」(Vhavenda)曾經是「獨立」的黑人家園共和國,近年才發現黑人在南非當家作主,反而不及當年白人陰謀下「獨立」過癮,於是靠退休金議題重新提倡民族自決。

當獨立分子聚首一堂,以群體力量彌補個體力量的不足,這不但是對聯合國的集體不信任,還是對主權國家的挑戰。中國是聯合國現行權力架構的積極捍衛者,自然是最被挑戰的主權國家。加上台灣、西藏和東突在UNPO和「獨立界」的明星級地位(例如民進黨的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旭成是UNPO理事長、東突領袖為 UNPO創會秘書長),令北京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次主權秩序」的頭號衝擊對象。UNPO出版《中國黑皮書》不單是為了反華,而是要將中國化成案例,觀察它在否定「北美模型」和「班圖斯坦模型」的前提下,能怎樣靠「反分裂法」一類舉措處理X獨。如此外交教科書以外的新挑戰,恐怕不是簡單的民族主義邏輯能夠應付。

2005年6月4日星期六

對歐洲憲法說不的化學整合

【咫尺地球】法國公投否決歐洲憲法,各方評論已作出大量分析。但若是時光倒流3年,當時的歐洲人對今天反對歐憲的理由,可能未必人人理解。

哈伯瑪斯的預言

影響一代人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曾在2001年接受《德國時代周刊》訪問,題目為「歐洲是否需要一部憲法」。當時他提出依靠憲法制衡他深惡痛絕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觀」。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世界觀」﹖哈伯瑪斯的定義,和今天投反對票的人大概大同小異,包括以下4點﹕

●「民主的經濟學觀念」﹕即新自由主義的國策公式,按新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即「把國家公民還原為一個市場社會的成員,把國家重新定義為向顧客提供服務的企業」﹔

●「後平等主義社會的社會道德圖景」﹕他的所謂「後」,指的是社會對個別議題的拒絕、排斥和邊緣化,幾乎就是沒有「社會道德」的圖景﹔

●「一種策略性的要求」﹕即政府功能的無限縮小,除了自發形成的政策外,再沒有更好的主導性政策﹔

●「人的人類學形象」﹕也就是「人」只是作出合理決策的經營者,在人類學光譜的一件品種,「剝削自己的勞動力」。

為什麼哈伯瑪斯眼中的新自由主義能夠用歐洲憲法制衡,投反對票的法國人卻認為歐洲憲法只會促進新自由主義﹖除了哈伯瑪斯能否「與時並進」的個人問題,我們應該重視兩個因素﹕九一一的劃時代影響,和「左右圓軌理論」的應用。

「反美」+「反美式新自由主義」的化學作用

曾幾何時,美國和歐洲是堅定盟友,到冷戰後開始降溫,但只是以地緣政治的理由自然降溫。直到九一一,歐洲才對反美的「哲學理由」得到共識﹕即維護歐洲的公義平等傳統。據相當部分人理解,這等於凡是美國的模式都應拒絕複製,而歐憲以及「讓歐洲變得更富市場競爭力」的綱領,被演繹為典型的美式語言。按簡單邏輯,投反對票就等同「向新自由主義說不」,甚至一如歐洲左翼報章所言,是社會民主和「人民力量」的勝利。

問題是這樣的理解和哈伯瑪斯的理解恰恰相反﹕他一直認為歐憲能夠幫助歐洲建構超越「人民民族意識」(Volksnation)的「公民民族意識」 (Staatsburgernation) ,確立歐洲政治公共領域的準則,更好地推動社會民主理念。事實上,「反美式新自由主義」和「反美」並不是相同概念,但九一一後卻逐漸合二為一,稱之為「反美國主義」,這是令法國否決歐憲的宏觀背景。

左+右的化學作用

還有一個被評論忽略的弔詭。根據歐洲左報演繹,「說不」就是反全球化等社運人士的勝利﹔根據中國不知還算不算左的愛國報演繹,「說不」卻是代表「法國國家主義」抬頭,並有一系列對所謂「法國人民族性」的妙文出籠。表面上,這兩套說法南轅北轍,反全球化人士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一向被視為左右兩極,除了在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者結盟的中國,兩大陣營通常不會因為反對歐憲一類議題敢於合作。

但對一般投票者而言,這兩套思想卻不一定不能調和。一位疑歐老人深愛法國文化的同時,也會將「社會民主」延伸為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法國文化核心價值」之一 ﹔一位社運青年即使以反抗全球不公義為己任,按哈伯瑪斯的理解,由於還未有歐洲意識的正式整合,他們也不會對「人民民族意識」無動於中。基於部分歐盟要員推動歐憲的急進策略,兩種原來相衝的意識形態愈來愈crossover。當歐憲為左和右找到交接點,像畫一個圓圈那樣殊途同歸,這種化學作用,就不是單一價值面向足以涵蓋。

歐憲起草人德斯坦貴為前法國總統,哈伯瑪斯忝居當代哲學龍頭,他們的夢想和「說不」的人,原來大同小異。但是因為上述兩個計算以外的化學作用,歐憲就宣告緩刑,對二人而言,實是一個黑色幽默。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