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6日星期一

假如911由戈爾總統處理……(下)

【咫尺地球】上周本欄談及假如紐約避過一劫的空難是恐怖襲擊,會如何影響奧巴馬執政。類似問題其實有相當學術規範,在此我們不妨分享身兼布殊演講撰稿人和特別助理的新保守主義作家David Frum數年前另一篇「What If」文章,題目是「愛與環保化解恐怖主義﹖假如戈爾當選美國總統」。

這文章以「九一一」當日為背景,不忘點到即止嘲笑布殊,例如幻想戈爾說「假如是布殊當選,那傢伙肯定不能在地圖上找到阿富汗」,令讀者不易察覺內裏的文宣。作者推論,假如戈爾在2000年憑問題票反勝,他會因為要掩飾自己的反應遲鈍,而故意將反恐淡化,在「九一一」後繼續游說議員通過全民健康改革。即使要派美軍參加聯合國授權的多國部隊,戈爾也要總司令由塞內加爾穆斯林出任,以爭取伊斯蘭世界諒解。他對美軍的唯一指示,就是打「環保戰爭」,嚴令軍人在戰場不得隨地拋垃圾,從而捍衛其環保形象。面對拉登,戈爾不敢直接衝進阿富汗,而是決定尊重塔利班法律,不惜派副檢查長改信伊斯蘭教,因為當地法律規定非穆斯林不得作證(證明拉登犯罪)。由於戈爾嚴令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侵犯個人自由、不能建立特別檔案,對付潛進境內的恐怖分子的方法,就是派出1.5萬名聯邦調查員由A開始,逐一查閱全國人口名單。最後,作者認為戈爾作為總統而懂得做的,就是向全國廣播宣傳大和解,聲稱以愛心化解恐怖。

保守派文膽﹕與布殊大同小異

明顯地,這文章把美國自由派和新左派這幾年的立場推向極端,從而為這些年來布殊所受的批評曲線辯護。但重要的是,無論是文章的作者還是讀者,都知道上述情况不可能出現。他們都知道戈爾不可能在「九一一」後推行「國家安全、環保和醫療改革三結合」路線,在當時氣氛下,這只會讓他被兩院彈劾。換句話說,這篇諷刺小品的真正意思,是暗示就算民主黨人當選總統,需要對恐怖主義威脅即時回應,結局很可能和布殊大同小異。布殊總結八年經驗,說假如再來一次,可能做法不同,但「無怨無悔」,就是說在國安挑戰下,選擇其實不多。

奧巴馬撤軍挑動國安神經

這樣的辯解自然大有問題,最明顯就是伊拉克戰爭毋須和反恐掛鈎。但對此,不少美國人心底裏其實不在乎,他們依然相信剷除薩達姆政權符合美國利益,只是繼續出兵才惹人反感。Frum的幻想文章也有交代伊拉克,他認為戈爾也會想到順道料理伊拉克和伊朗,只是「為了留給八年後的希拉里處理」,才希望專注自己的環保身分打造工程而已。

對新保守主義者、基督右派、建造商、承包商而言,奧巴馬從伊拉克撤軍也可以,但必須回應一個問題﹕有甚麼計劃可擴展他們的使命和利益,而且是可量化的利益。要是沒有,上述一干人等不但能以損害國家利益、危及國家安全為由,對新政府說三道四,更可借用上文的戲謔,來嘲弄總統脫離實際。這類內部制衡,又是上周談及的美國超穩定結構一部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月19日星期一

假如那是恐怖襲擊 …… (上)

【咫尺地球】奧巴馬就職前夕,紐約幾乎發生嚴重空難,最後機師化險為夷,令「九一一」式低飛的飛機成功降落哈德遜河。事後,布殊和奧巴馬都親自致電機師,稱之為英雄。然而,假如這次不幸是恐怖襲擊,又或意外不能避免、乘客又有被美國人當作疑似恐怖分子的穆斯林,會怎樣﹖這道「What If」問題,看似不着邊際,卻是評價布殊八年施政和前瞻奧巴馬時代的理想切入點。

反恐需求勢增 左右希拉里路線

假如這變成了襲擊,美國人對反恐的需求,剎那間恐怕會再次上升。布殊會振振有詞的說,連過去八年那樣強調國家安全的政策,也不能杜絕恐怖主義,更可見奧巴馬需要重新審視施政方針。奧巴馬陣營雖然不滿上述邏輯,但在群眾壓力下,也不能否認恐怖主義依然是對本土的威脅;面對新保守主義者老是要把襲擊和外國勢力聯繫的文宣,又不能武斷地置之不理。逐漸地,國內可能出現兩種輿論﹕要麼希望奧巴馬承接布殊的強硬路線,寧濫勿縱;要麼希望他高調向伊斯蘭世界示好,包括在目前的以巴衝突上。無論是哪個選擇,這類過分簡化的思維,都和希拉里聲稱要走的同時兼顧理想與現實的「自由現實主義」路線,有一定距離。

資源重新調配 救市方案受阻

要是再出現「九一一」襲擊的地方又是紐約,傳統受共和黨影響的大企業可能乘機發難,以國家不能保障其安全為名,要求奧巴馬政府重新調配資源到「利益輸送式反恐」,也就是繼續讓軍事工業集團享受反恐的利益,而不是讓政府以福利主義姿態應付金融海嘯。就算沒有金融海嘯,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本身也會造成金融危機;而一旦兩大戰線同時啟動,奧巴馬的8000億美元救市方案更難獨立運作。屆時市場自由主義者可能乘機復辟,去論證政府干預的徒勞無功。

與此同時,美國右派價值觀會再次冒起,部分美國人會對奧巴馬改變期望﹕期望他飾演一名嚴父,期望他利用宗教撫慰人心,而不是要求他在這一刻改革或重啟民權運動。由於奧巴馬有其先天「原罪」。為證明自己的年齡、膚色、閱歷都足以應付局面,他可能要過猶不及地更改劇本,直到國家危機過後,才重啟改革議程。由於奧巴馬本人也有若干右傾價值觀,例如對家庭、對教會的態度,其實都不是和布殊距離太遠,新保守主義和基督右派的結盟,不會錯過影響政府的機會。

當然,這些都只是想當然的推想,每人都可以天馬行空,但內裏畢竟反映了美國政治的客觀事實﹕超穩定結構早已出現,過去一世紀以來出現的結構性改變並不多。就是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雖然修正了遊戲規則,卻沒有改變精英的權力來源和結構。美國始終由一系列鐘擺效應支配,國家安全和民權自由、市長經濟和政府干預、現實外交和理想外交、個人價值和家庭價值等的辯證,同時組成了國家的常態;它們的互動,由特定邏輯進行。要改變這些設定的基本值、及其背後的權力結構,而不是台前演員的膚色年齡,才可算是宏觀的「Change」。

不是恐襲 讓世人仍可期待改變

今天奧巴馬勢頭如日方中,不少美國人、乃至地球人希望他是救世主,而布殊民望極低。但四年前,布殊成功連了任,當時卻被廣泛認為代表右派得到長期執政的Mandate。在這體制下,可以「Change」的只是政客的形象,例如克林頓競選時誓言剷除「由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落台時就成了「中國人民老朋友」。萬幸數天前的不是恐怖襲擊,於是,世人依然可以等待果陀。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月18日星期日

中國民族主義再解碼

圍繞著北京奧運火炬傳遞,海外華人以民眾運動的方式進行聲援;而到了毒奶粉事件,卻沒有多少反對聲音傳遞到國內。這是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行為頗受詬病的地方。但據筆者掌握的信息,奧運前後的海外民眾運動,其訴求是多種多樣的,而海外華人對毒奶粉一事亦相當反感、相當尷尬,只是沒有公開通過民眾運動的方式進行表達。  

如果我們重構過去10年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當能明白民族主義已成了有獨立個性、可被不同演繹的有機生命體,並非單是愛不愛國這樣鐵板一塊。

「九九的一代」

在國際政治的政治心理學範疇,有一個 「世代政治論」。根據學者傑維斯 (Robert Jervis)的《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覺》,一個人的政治觀,最容易被他的教育、家庭、成長時的國家背景、以及他第一次直接參與的民眾運動影響,因為那會成為心理的長久烙印。在內地,我們熟悉「長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八九的一代」,這些都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集體亢奮或集體陰影,紀錄了整個時代的民眾特徵,要一代人做另一代人的事,十分困難。在香港,近年也有社會學者呂大樂掀起的「四代香港人」論述,激起了連串討論。內地現在已到了「九九的一代 」——那些首次參與大規模民眾活動,就是以遊行示威抗議1999年5月8日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使館的一代。對這代人的心路歷程,內地的年輕作家早有詳細描述。但這代人心中的體驗,究竟是什麼?

回顧當年,南斯拉夫炸館示威爆發後,美國駐京大使館受到猛烈衝擊,美國大使在窗內無奈外望的照片,被西方媒體爭相轉載,成為北京又出現盲目仇外的「義和團」的證明。但中國政府在第三天,就嚴令終止一切集會,來控制民眾的愛國熱情,對此,當事人應記憶猶新。表面上,這是國家怕民眾失控、過分衝擊外國利益,例如有CNN 女記者採訪示威時,被情緒高漲的民眾圍攻說「殺死她」,這明顯有失文明國家體統,造成相當負面的國際形象。

但事實上,更嚴峻的挑戰,是示威人士批判中國政府的口號。例如據《明報月刊》等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香港媒體透露,當時有口號批評中國中國政府過分軟弱、說懷念起毛主席、讚揚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強硬,甚或在塗上希特勒鬍子的克林頓肖像前,號召解放軍殺入科索沃,援助「我們的南斯拉夫兄弟」。一時間,《中國可以說不》一類數年前的仇外舊書,又重新被熱賣,各式各樣的北約陰謀論吹得甚囂塵上。自此,中國政府並不擔心國民不夠愛國,卻擔心中國政府被批評不夠愛國。有海外評論說「中國民族主義是收放自如」,其實,現實世界是難以完全掌握的。

親疏有別

兩年後的2001年,也就是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上台後不久,在南海發生中美撞擊事件,中國扣留了美軍機員,造成對峙局面。連串外交風波後中國產生了機師王偉這名新烈士,在民眾和學院層面的評論,甚至出現擔心中美出現新冷戰的危言聳聽。但這次卻沒任何反美示威出現。官方處理1999年和2001年兩事的偏差,表面上,是源自民眾和官方立場的背離:在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中,北京拒絕承認這是意外,起碼在訴求上,和民眾比較一致。但在撞機事件中,中國政府反而希望將之定性為意外、而不是任何陰謀,只要美方願意道歉,就情願息事寧人,以免事態繼續擴大。

到了同年數個月後的9·11事件,中國民間和學校充斥著不少以支持拉丹借題發揮的反美言論,令中國政府大為尷尬。但是,國家不可能容許反美聲音在那個時候發聲,否則會成為國際社會的「 政治不正確」罪人。據說有中國記者團在美國交流期間,在機場看見9·11事件的直播,興奮得手舞足蹈拍起掌來,結果被美國驅逐出境,這事《許昌日報》的記者有第一手的回憶報導與澄清。9·11後,中國境內也出現了不少民間自制的拉丹肖像衣服,造型和位置與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模一樣,以示中國人民對「新英雄」的支持。但這類直接反應,畢竟為數不多,而且在中國主流媒體,也得不到多少報導。

到了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戰前夕,一般華人都普遍同情伊拉克、厭惡布什的單邊主義作風。一度在9·11後被官方打壓的反美主義,才得到授權的宣洩。500多名新左派學者更乘機聯署,重申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順道暗諷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牽頭的不乏學術界和文化界名人——因為自由主義者在9·11後,也搞過400多人參加的大規模聯署,題目就是教民族主義者十分不舒服的「今夜我們是美國人」,當時同樣包括不少頭面人物,對此對立陣營一直心有不甘。在2003年,北京的官方外交態度是反對美國繞過聯合國出兵、支持法德俄外交同盟,但又不能對薩達姆政權表示任何同情,因此,想出了一個「三級層遞制」,來回應申辦反美示威的人:

「第一級」被應用於在北京居住的外國人,他們的反戰聲音侷限在純外交層面,和中國官方幾乎一致,因此,被准許遊行到美國駐華大使館——這是1999 年美國使館被衝擊以來,這條示威路線首次被批准。「第二級」被應用於學生團體,他們原來要求在美國使館門前示威,被拒,不過得以在校園內進行小規模遊行,也算意思意思,這已是5年來的異數。「第三級」被應用於似乎應該是最愛國的新左派學者。這個新左示威原也被批准,但後來因為出現重重障礙而取消了。

由此可見,表面上最愛國的一群,卻成了官方處理民族主義「親疏有別」的受害人。這也許因為他們對中國政府而言最難控制,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國家其它政策也有同樣興趣,不像一般大學生、中學生,只看重民族主義的表面宣洩,可以通過書記、讀書會、評核報告「曉以大義」加以疏導;更不像無根的外國人,真的只看重外交姿態。不過,說這些大題目要是單刀直入則過分敏感,以愛國之名,才可以暢所欲言。

借題發揮

在媒體討論區和網上討論區,「愛國」民眾借題發揮的傾向,就更明顯、也更有創意。著名的網絡虛擬愛國大本營 (或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憤青大本營」)《強國論壇》,就是在1999 年5月出現,它的原名,就是「反對北約空襲中國駐南使館論壇」。當時的論壇內容,充滿對3名喪生中國記者烈士的同情,強調「他們的血不會白流」、重申「中國人民不可侮」,更有網民自發為他們設立了網上悼念館,用虛擬方式對烈士上香——這些,還是比較內斂的。

到了南海撞機事件,由於民眾缺乏公開示威的渠道,網上悼念機師王偉烈士的文章,就顯得充滿針對性;而網上悼念王偉的人數,也遠超悼念南斯拉夫三烈士的人數。例如一首在網絡發表的名叫《王偉,你在哪裡》的「新詩」,就有「強盜要回家了」、「虛偽的人又要慶祝人權的勝利」、「魔鬼再次成功顯示其普世價值」、「通過踐踏我們國土的尊嚴和人類的靈魂 」等詩句,對中國政府處理的不滿溢於言表。

到了9·11,中國官方加入美國主導的反恐同盟,網上卻充斥一片歌頌拉丹的聲音,不少網民高呼「炸得好」、美國人「該死」、向拉丹和基地組織「致敬」,官方和民間就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出現了二元落差,而且,這次落差比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更大。《強國論壇》至今保留有一個完善的舊數據庫,但2001年9月12日和13日的檔案不復存在,似乎內容太教人尷尬了。但我們通過其它途徑﹐依然能夠追溯一些當時的網絡內容。

例如在北京大學的BBS討論區,出現了一首名叫《無畏者無懼》、副題「哀悼9·11劫機英雄」的新詩」,內有如下詩句:「強盜希望以藉口掩飾自己的罪惡」、「他們喜歡說什麼人權高於主權 」、「今天你們代表上帝行正義之事」、「毫不猶疑地刺穿強盜的胸膛」……從這些字句細心研究,可發現這首詩的作者和《王偉,你在哪裡》的作者就算不是同一人,也明顯是信奉同一意識形態的人。他們都對世界局勢感到不滿,對中國的角色感到無助,認為國家應有更照顧民族尊嚴的處理手法。

後來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北京容許局部反美示威,和民眾意願又交接上了,因此網絡上的反中國政府信息也相對減弱了;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小圈子,也只是集中在意識形態層面繼續交鋒。在新詩方面,頂多出現了網民頂包「薩達姆」倣傚毛澤東創作的新版《沁園春·雪》,並沒多少指桑罵槐的空間。

雙刃劍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最大擔心,並非愛國熱情本身的走火,而是它會否通過愛國的大框架,連帶觸及國民對其它中國政府施政的不滿。舉例說,假如是新左派認為中國政府不夠愛國,他們就可以順帶批評官方經濟政策容許貧富懸殊,又或國家過分放縱地方中國政府自行其事,並以南斯拉夫解體的經歷警惕之;假如是自由主義者認為中國政府不夠愛國,他們就可以暗示領導人不懂得通過民選制度整合愛國思想,才逼使他們以激進方式宣洩;假如是一個環保學者、人權學者、經濟學者,也可以各取所需。這些,可說都是「拿紅旗反紅旗」的傳統智慧,中國民族主義在現有體制下,至今依然是一把雙刃劍。

奧運舉行前,海外華人忽然熱烈擁護北京、聲討CNN,但其實,內裡也出現了批評中國為奧運讓步太多的聲音,甚至也出現了對辦奧運投入的龐大資源是否值得的質疑。相較而言,毒奶粉事件的性質,就缺少了供不同立場的民眾演繹的空間。當然,海外華人都明白,這事讓他們的形象大為受損,網絡也充滿了「毒奶事件海外華人能做什麼」、「毒奶粉讓海外華人丟盡臉面」一類文章,甚至還延伸至中華民族整體的誠信問題;外文媒體引述的華人,對此更是一致劣評,何況他們的餐飲生意,也直接身受其害。

不過另一方面,在紐約、倫敦等西方大都會,少數華人亦曾向CNN或其它西方廣播媒體遊行示威抗議,認為對方報導再次失實。不過,這次「拿著紅旗反紅旗」的策略較難貫徹,因為為此舉辦的批評毒奶粉活動,在新左派眼中,容易被對中國不友好的西方媒體騎劫,也容易落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常用話語。而為此舉辦的反西方報導立場偏頗運動,則容易被進一步邊緣化為「聲援毒奶粉遊行」,形象只會更不堪。因此,對事件無論持什麼立場,都難以成為大規模民眾運動的突破口。中國民族主義的密碼遊戲,似乎會一直延續下去,留待下一波運動的借題發揮,也留待下一批解碼使者的出現。

沈旭暉 南風窗雜誌 2009年2期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

加沙陰謀論大全

【咫尺地球】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和哈馬斯全面開戰,一般評論歸因為一個「陽謀」,相信這是執政前進黨為求扭轉在選舉的劣勢,並利用美國政權交接的時機,才做出這大動作,與在野右翼利庫德集團鬥強硬。然而這主流解釋無疑漏洞不少﹕要是這能奏效,更證明所針對的以色列選民應選擇反對黨,因為這畢竟是反對黨的路線,而非沙龍從利庫德集團出走創立前進黨時的路線。更重要的是,要是這次以色列無功而還,哈馬斯在巴勒斯坦內部(不單是在加沙)的主流地位,就會得到鞏固,這風險並非一般以色列政客能承擔。

各論調均指和平不符美利益

因此,不同陰謀論紛紛出籠。它們在主流媒體難以面世,但在網絡世界,卻精彩紛呈。認為這戰爭只是為了推高油價的陰謀,未免太缺創意;更具前瞻性的陰謀論,包括下列3項﹕

一、這是美國主宰會、骷髏會一類神秘精英主義組織的陰謀,布殊和奧巴馬都是集團成員,分別飾演紅臉、白臉。根據計劃,以色列必須作出過分反應,利用美國政權交接期間為所欲為,以便以布殊為代表的美國右翼、乃至部分奧巴馬內閣成員,與以色列的利益綑綁在一起;然後,才由奧巴馬出場收拾殘局,繼續飾演第三世界朋友的角色,爭取阿拉伯世界的信任。這樣可以確保一點,就是防止以巴衝突在奧巴馬任內得到解決,因為他已有了說詞,解釋何以他不能在國內凝聚關於終結以巴衝突的共識。

二、歷史上,哈馬斯曾是以色列政府的扶植對象,用以挑戰從前據主流地位的阿拉法巴解派系法塔赫,這是公開的事實。因此,以色列右派和哈馬斯其實一直有秘密聯繫,雙方都明白要維持敵對關係,才能保證自身的繼續發展。因此以巴雙方的極端分子都擔心奧巴馬上台後,會促進中東和平進程,於是同意在關鍵時刻「忽然」把衝突升級,以維持各自在以巴內部的支持度。

三、根據《貨幣戰爭》那「一切都是為了貨幣發行權」的邏輯,海灣各國正醞釀推出共同貨幣「海元」,企圖取代美元的主導地位;特別是近月金融海嘯,更令這計劃被重新啟動。美國擔心石油美元的原產地出現具競爭力的貨幣取代品,唯有促使以色列在中東製造亂局,從而確保中東地區不穩定,來保障美元地位的不可取締。

這些陰謀論似天馬行空,但邏輯卻頗為連貫﹕它們都相信以巴衝突對既得利益者有利,不相信和平符合美國利益;相信美國有需要維持世界若干地區的衝突和對這些衝突的掌控,用以在非常時期解決國內危機,或起碼轉移視線。這假定也是有理論支撐的﹕根據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維持可控制的衝突區,是大國的常見策略,因此美國利益不希望台灣融入中國,中國利益也不希望北韓併入南韓。這次衝突過後,假如利庫德和哈馬斯同時成為贏家,上述陰謀論難免愈傳愈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月5日星期一

亨廷頓﹕學術與政治的掙扎

【咫尺地球】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病逝,被香港媒體廣泛報道,反映他和其「文明衝突論」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了一般學術範疇。然而香港新聞一般有這樣一句「文明衝突論在 9/11後被廣為認受」,這卻並非學術界共識。恰恰相反,亨廷頓近年在社會的名氣愈大,在學界卻愈受質疑;何况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本身,確有不少可商榷之處。筆者當年上課,教授就以文明衝突論為社會科學的反面教材。

對亨廷頓的理論批評,可分為兩大類﹕學術上和政治上的。關於文明衝突論的方法論問題,筆者在本欄曾分享過不少,例如對文明的定義難以劃一、對文明內部衝突死傷更多的漠視、對文明間沒有衝突的反例缺乏系統性解釋、把經濟衝突和政治衝突混為一談等,都是亨廷頓的盲點。究竟錫克教算是印度文明還是伊斯蘭文明?兩伊戰爭是什麼衝突?印度和孟加拉如何維持表面和諧?美日之間的外交合作和經濟競爭應如何分類?……假如我們講求實證,文明衝突論雖也有一些量化基礎(例如對挑戰者文明的人口數字),但難以解釋的例子依然甚多,令其立論的涵蓋性難免被大幅收窄。

理論有盲點 未能劃一文明定義

另一類批評則對亨廷頓頗為苛刻,那就是認為他的理論是一個「自我實踐的預言」,為各國野心家提供了對擴張行為的合理解釋。例如亨廷頓曾預言中華文明將和伊斯蘭文明聯盟,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抗西方文明,這在內地,就被不少人視為目標不單純的預言,認為作者是公然否定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不少西方學者也出版了《製造敵人的文化》一類書籍,反駁亨廷頓的理論只會人為地創造更多敵人。這樣的批評,未免過分陰謀論,有些更不大符合學術規範。

突破以國家利益為單位之框架

其實,亨廷頓本人雖然勉強隸屬美國新保守陣營,他04年的作品《我們是誰》(或譯《誰是美國人》)亦嘗試把文明衝突的框架延伸至美國本土政治,但他的理論其實也是中性的,可以被不同立場使用。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只希望提出一些前瞻性系統,讓國家資源得以更有效使用,例如在哪些地方集中資源維和。他擔心具過分自由主義傾向的「價值虛無主義者」、未被美國文化同化的新移民,會破壞西方文明的基石,認為這是美國社會要面對的問題;但與此同時,他也相信不同文明透過溝通,可以比現在和平共存,又公開反對伊拉克戰爭。

說到底,不少學者忽視了亨廷頓的一個學術貢獻﹕雖然他的方法論頗受爭議,但文明衝突論突破了以國家利益為單位的框架,令講求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講求非國家話語權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兩大陣營之間,得到對話的基礎﹕當一個國家要追求利益,已懂得倚賴其他國際個體的話語建構,例如有什麼理念、屬於什麼文明等,來達到目的。單是這點,已足以讓亨廷頓留名後世。畢竟,要出現下一位逝世而得到香港媒體報道的國際關係學者,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