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

當政變成為「民主模式」— 為何不少泰人撐軍方?

泰國軍隊發動政變後,雖然西方表明不認同,政變卻似乎獲「民意認受」。據泰國萱律實大學在政變後進行的民調,有百分之七十五點九五受訪者贊同軍方戒嚴,認為軍方干政令問題惡化的不足一成五。若民調方法符合標準,相信這支持度代表支持者橫跨兩大陣營,不能按下不理。這和一般人心目中政變「破壞民主」的形象背道而馳,值得排除對「政變」的好惡而對之作探討。

「泰國模式」或「土耳其模式」的軍人干政,和好些非洲政變上台後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的軍頭不同,因前兩者並非要長期執政,承諾在「任務」完成後還政於民,也(被認為)沒太多直接利益滲入其中。不少泰土兩國人民相信,軍方發動政變就是為了捍衞「正常」民主政體,是「民主」一部分,作為民主制度難以自我解決缺陷時,拯救國家之最後力量。

換句話說,泰、土軍方政變有「理論基礎」,例如土軍政變多是為了捍衞國父凱末爾(Kemal Ataturk)的六點「凱末爾主義」,特別是對「世俗主義」的堅持,當民選政府打算走激進伊斯蘭路線邁向政教不分,軍隊便出手。泰軍政變的官方原因,一般也說是為了「捍衞國家團結統一」,近年選舉無論誰勝出,敗方都不服氣,軍隊認為單靠民主實現不了穩定,就要推倒重來。

西方學者一般相信,若政府做得不好,也應讓人民以選票懲罰,哪有靠軍隊政變的道理?但在泰、土軍方眼中,以上理由不成立。首先,正如不少亞洲學者近年強調,新興民主國家發展出成熟的公民社會、精英共識政治,乃至對國家身份認同有共識前,是不容易令選舉敗方接受結果的,也不容易讓選舉超越族群認同。軍方理直氣壯認為,其政變不過是「協助」國家找尋上述共識的「捷徑」而已。軍隊也憂慮民選政府通過「欺騙選民」當選,上台後才讓激進面目原形畢露,就如土國現政府那樣。他們認為不應白白看着國家邁向悲劇,擔心再等下次選舉,國家或已遭嚴重破壞。

因此,泰、土軍方雖不斷政變,其在民間的威望與認受性還是很高,甚至有比喻稱之為三權分立以外的「第四權」。若他們弘揚所謂「第四權」的方式不是政變,國際社會會否較易接受?這也是十分有趣的問題。假設兩國改寫憲法,賦予軍隊在關鍵時刻舉行全國公投的權力,公投內容可包括解散政府與修憲,只要真正獲民眾支持,依然可達政變的效果,一切卻在「制度」內進行。這也可防範軍方濫權,減少「不受歡迎的政變」。上次泰國政變後公投修憲,就被看作是對政變投下的信任票,也許今次軍事政變後也有類似發展。

至於此「模式」是否真的匡正了民主制度的缺失,還是延緩了出現「真民主」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大家就自行判斷。

2014年5月29日星期四

「加拿大的夏威夷」─ 兼併加勒比海群島大辯論

近日,加拿大朋友興致勃勃討論一宗與「擴張領土」有關的新聞,此間媒體雖鮮有報道,故事卻不無啓發。新聞主角是位於加勒比海的英國海外領地「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Turks and Caicos Islands),面積只比香港的一半略大,人口3萬多,當地總理剛訪問加國,那裏媒體乘機探討群島能否成為「加拿大第11省」的可能。表面上,加國和加勒比海風馬牛不相及,但前者兼併後者小島的念頭,卻有歷史背景和「理論基礎」。英聯邦成立前,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作為英國自治領,心態上都是英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也是為大英帝國作戰。

英國既然是殖民地遍全球的「日不落國」,管理不易,就興起把偏遠地方轉交給白人自治領管理的念頭,例如現在大洋洲獨立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巴布亞地區、微型國家瑙魯,都是由英國移交給澳洲,因此加方也提出接管英國在加勒比海的屬地。英國雖然婉拒,加國還是在加勒比海慢慢發展勢力,例如在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加國資本主導了島上經濟,也是遊客主要來源。

近年提出「兼併」群島的加國政客不多,也沒被嚴肅看待,但還是有個別國會議員不遺餘力,代表人物是保守黨議員戈德林(Peter Goldring)。支持一方認為,美國有夏威夷,加國也應有「自己的夏威夷」,假若國土擴張到加勒比海,就能宣示大國崛起、團結國民,有利國家統一,乃至抗衡諸如魁北克的分離主義。而且,有了加勒比海基地,加國便獲打進中南美洲經濟的橋頭堡;作為「負責任大國」,加國也可加強反走私、反海盜與反恐的角色。

最重要是,當地的陽光與海灘正是加拿大最缺乏的,只要成為正式國土,定會成為「國內」度假主要目的地。何況在英國剩餘的海外領地當中,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管治最一團糟,年前甚至因政府集體貪腐,被英國暫時終止自治權。要是群島加入加拿大這個被看作管理良好的地區大國,當地民意很可能支持(過去20年的民調顯示,當地對「入加」的支持度由60%至90%不等)。

擴大領土或得不償失

不過,這些理據在反方看來都十分牽強。目前加國遊客已常到當地,為什麼非變成領土不可?在全球化時代,投資中南美洲何須得到加勒比海群島主權?國界擴張到南方,難道法語區就更信服中央?而且一旦國家大了,問題也不少,例如出現一個黑人主導的省份,多少會衝擊國內族群政治;有了這樣一個加勒比海避稅天堂,相關經濟犯罪只會滲入加國本土;一旦當地人的福利惹起本土反彈,還會觸及國家經濟政策的根本。故此,加拿大官方回應是「絕無此事」,特克斯則不希望把大門完全關上,只說「目前絕無此事」,是否打算讓群島待價而沽,在所難言。

這案例的啟示,在於從前必須通過拓展領土才能落實的好處,今天不必依樣葫蘆也可能得到;但國家大了,面對的問題更多,卻可能得不償失。就像同處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要加入美國,不少美國人就不情不願;主張擴大國家面積的民族主義還有市場,但已備受挑戰。究竟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是福是禍,殊難判斷;其他國家的類似行為,亦可作如是觀。

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

當印度強人遇上中國強人

剛當選印度總理的莫迪正式就職,這或是改變世界的一件大事,但本地媒體甚少報道,似乎不少華人對印度這強鄰的關注,及不上歐美日韓,也許還不及埃及和烏克蘭。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推廣「中國夢」、打貪行「新政」、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卻遇上印度強人崛起,足以構成微妙化學效果,值得仔細參詳。

莫迪不像國大黨的尼赫魯--甘地家族來自政治世家,也不像其所屬人民黨的前任總理瓦傑柏伊是高種姓「婆羅門」出身,而是來自基層、低種姓茶販之子,在階級森嚴的印度冒起,本身便具劃時代意義。

雖然尼赫魯、甘地夫人等均可被稱為強人,但從莫迪的競選活動可見,以其「人民」背景煽動民粹的能力更強;沒精英政治包袱,打擊敵人的手法或許更狠。莫迪一直被指要對二○○二年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的大屠殺負責,他卻一直迴避,甚至連「語言偽術」也拒絕使用,這在政界頗不尋常。近年印度民間對華態度愈來愈差,北京雖不視印度為主要對手,印度人卻當中國是主要對手,莫迪要是把「基層」與「反華」結合,即使不會即時挑戰中國,也會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強心針。

莫迪強調印度教在印度復興的重要角色,這對中國並不陌生,但他嚴苛的個人紀律,卻不是中方打慣交道的那類政客可比。作為獨身主義者,莫迪聲稱終生禁慾,雖曾在家庭安排下盲婚,但結婚三個月後就逃婚,且從沒性行為。這樣經歷,相信甚少華人能理解。

他律己甚嚴,據說每天只睡三小時,修心方法就是做瑜伽,這樣一個終身奉獻給印度教的人,無論怎務實,都不可能在文化層面作太大妥協。當中印邊境問題、甚至西藏問題被演繹為文化議題,乃至被借題發揮為衝擊印度文明,莫迪就很難不明確表態。

但印度人壓倒性選擇莫迪,不單是因其出身、宗教與民族情懷,他擔任古吉拉特邦首長期間令經濟起飛才是王牌。有華媒稱古邦在莫迪統治下成為「中國廣州」或「中國深圳」,這些稱號反令人難以理解其獨特之處,還是印度本土學者一針見血,稱莫迪治下的古邦,是整個印度唯一真正實行市場經濟的地方。

莫迪雖為虔誠教徒,但對引入外資、讓市場取代傳統制度、減低中央調控等方面較少包袱,加諸外商的限制也不多,主張讓經濟超越政治,因此有西方經濟學家相信,當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民族主義興起、加緊箝制外商之際,要是印度新領袖能大刀闊斧改革,或令原本流向中國的外資轉流印度。雜誌《福布斯》因此認為,中國才是莫迪當選的「最大輸家」。

莫迪就職典禮邀請了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觀禮,令人意外,主流演繹是他要傳達「包容」訊息,其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和巴基斯坦進行跨邊界經濟合作,這足以打亂中國經濟部署。筆者認識的印度友人對莫迪上台大多充滿期望,相信他是期待已久的中國對手,問他們信心從何來,原因很簡單,一言以蔽之,「格食格」是也。

2014年5月27日星期二

烏克蘭新總統「朱古力大王」-- 誰的勝利?

烏克蘭亂局持續半年,終選出「朱古力大王」波羅申科為新總統,作為推翻亞努科維奇的「革命果實」。但究竟這代表誰的勝利?答案恐怕不是反對派、親西方陣營或「人民」,而是當地寡頭政治。

國際媒體對俄國寡頭較熟悉,因當中出了幾個影響時局的人物,卻對烏國寡頭較陌生。其實,他們都是以同一模式發迹,均利用蘇聯解體過渡到市場經濟之空檔,經關係巧取豪奪,化公家資源為私有產業,再把部分財富移至海外分散風險。

理論上,烏國寡頭富豪本應較親俄,他們為蘇聯解體既得利益者,並不習慣西方遊戲規則,加上他們的早期合作夥伴不少是俄商,令兩者關係密切。昔日「反顏色革命」過程中,不少寡頭支持親俄勢力,例如首富艾哈邁托夫(Rinat Akhmetov)是亞努科維奇同鄉,一直是亞努科維奇的「金主」。即使波羅申科本人,也是東部親俄政黨「地區黨」發起人之一,雖後來立場改變,但那些背後關係仍穩固。

但烏國寡頭絕非一面倒親俄。他們只是「親利益」,故一直有「對沖投資」,同時暗中支持反對派,大舉「engage」國會議員,收購媒體和球會,以提升影響力。艾哈邁托夫據報壟斷前朝三成的合同,但不會單靠亞努科維奇一人,他也是著名球會薩克達班主、無數礦工的老闆,有本身群眾基礎,且暗中和不少橙色革命起家的反對派保持關係。

由於普京心狠手辣對付俄國寡頭,烏國寡頭都不願國家徹底倒向莫斯科,而亞努科維奇自從被視為普京傀儡,特別是對加入歐盟態度曖昧,財閥就開始離他而去,因為「融俄」和「脫歐」都令寡頭失去商機。亞努科維奇倒台和寡頭倒戈關係至巨,首富在關鍵時刻支持新政府的表態,更令親俄武裝大為失望。

臨時政府執政期間,烏國寡頭已大有斬獲,新政府為穩定局勢,居然委任三大寡頭為東部三大州的州長,希望用利益換取他們合作。當中,既有亞努科維奇的舊盟友,也有前總理季莫申科的密友、第四大富豪科洛莫斯基。艾哈邁托夫也在最適當時機,支持其工廠工人「佔領城市」,甚至用工廠的工具就地取材,成功驅逐部分親俄部隊,這些「功績」不但令他免被清算,還能在新朝代成為功臣。

波羅申科以寡頭身份忽然「眾望所歸」,靠的正是其「利益立場」,既要加入歐盟,又要與俄方維持關係,加上來自烏東,就被群眾認為能維繫國家統一和長遠利益。大家不知道究竟「烏國長遠利益」能否保證,反正當地寡頭的短期利益已獲保障了。

2014年5月26日星期一

泰政變為何連學者也拘留?

泰軍發動政變,民眾似早有心理準備,但這次打擊面之廣是意料之外。軍方不僅傳召大量政客「報到」及將他們拘留,連媒體人、社運人和學者都一併傳召,也就是把幾乎所有具影響力人士拘留,以免任何有號召力人物牽頭反政變。榜上有名的,包括遠在日本的泰國同行、國際關係學者帕文(Pavin Chachavalpongpun),這教筆者最感意外。

筆者並不認識帕文本人,但因曾在同一期刊發表文章,故有留意他關於泰國外交和泰緬關係的研究。他於英國亞非學院獲博士學位,現為京都大學副教授,任教東南亞政治和國際關係,經常在不同媒體撰文。帕文目前研究項目,便是二○○六年政變後的泰國民主進程,以及軍方、皇室在當地維持影響力的方法。按常理,即使他有若干影響力,畢竟身在日本,根本不可能自願回國「報到」,為什麼還是要把他點名?

真正原因要軍方才知道,但相信在他們眼中,帕文的研究同時專注國內,且對軍方角色持較批判態度。他年前曾組織運動,要求釋放政治犯Ampon Tangnopponkul(當地人稱他為「阿貢」,Akong),阿貢獲罪原因,正是帕文研究課題 ——冒犯皇室罪。官方聲稱的案情簡單,指阿貢發了四個短訊予政府內閣成員,內容冒犯皇室,但他堅稱根本不懂發短訊,最後被判監20年。帕文等學者組織的運動救不了阿貢,不久因癌症死於獄中。

問題是若軍方憂慮帕文影響群眾,傳召他回國只會適得其反,不但不可能令他就範,還會提升其國際知名度(也可為其研究帶來寶貴原始資料)。帕文雖研究軍方與皇室,但並無捲入數月來的政潮,若這樣的人也要防,軍方防範名單未免太長了。最合邏輯的解釋是,軍方不打算迅速交還權力,目前措施不僅為了穩定當下形勢,還有其他中長期打算,寧可使「不穩定元素」要麼在國內「收斂」,要麼留在海外,甚至連他信一旦組織流亡政府,也可能在政變者預算中。

說到底,這次軍方並非單要解決某個問題,而是對整個(他們眼中)產生國家撕裂的制度投不信任票,稱要避免泰國變成烏克蘭與埃及。換句話說,泰國朝野未想到解決辦法前,軍方恐會「被迫挨義氣」續掌權。還有一大變數就是泰皇健康,若說軍方憂慮一旦泰皇身故而亂局失控才先發制人,這並非不可能;甚或有否軍方要員暗中擔心王儲登機等同他信回朝,亦未可知。在這情況下,有辦法解決亂局的學者,早就成為國師了。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二百年後之機遇 —— 習近平的「亞洲門羅主義」?

日前,一個知名度不太高的國際組織「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簡稱「亞信」)舉行峰會,與會領袖來自26個成員國、11個國家及組織觀察員,以往慣例,只是通過大而無當宣言的社交場合。這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在這平台提出一個有趣概念 ——「亞洲安全觀」,或會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轉捩點。要理解什麼是「亞洲安全觀」,先要由「亞信」談起。

「亞信」的概念在1992年提出,1996年舉行首次會議(級別只屬副外長級),2002年舉行首次領導人峰會,今年是第四屆。雖然會議以「亞洲」為名,牽頭的卻不是傳統意義的亞洲核心國家,而是從前蘇聯分裂出來的中亞大國哈薩克。該國在位至今的開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頗有雄心,希望把歐亞大陸的重心移向中亞,故倡議新組織作為「交流合作」的平台。

因這背景,「亞信」成員國除了包括從前蘇聯分裂出來的中亞四國(第五國土庫曼聲稱「永久中立」)與阿塞拜疆,還有俄羅斯、伊朗、阿富汗等伊斯蘭國家,以及處於非洲的埃及、西亞邊陲的土耳其。但大家最熟悉的東亞或東南亞國家當中,創會成員僅有泰國,後來者也只有南韓和越南。

「四個安全」抗西方觀念

在這樣一個沒有美國、日本(美日兩國只屬觀察員)與東盟十國其中八國的「亞洲」平台,中國乘着當東道主之機,終於發出強烈訊息,由習近平在峰會提出「亞洲安全觀」的「四個安全」,即「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續安全」。

大家嘗試理解,「共同安全」聲稱尊重和保障每國的安全、平等,似乎類似中方一直強調「不干涉別國內政」、不認同「普世價值」的修正版。「綜合安全」即同時強調「傳統安全」(例如軍事威脅)和「非傳統安全」(例如恐怖主義),也就是把上海合作組織的「三股勢力」定義(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發揚光大,把「反恐」和「反分裂」等量齊觀。「合作安全」指通過對話合作促進本地區安全,其實就是不完全以「一人一票民主」或「國際民主」決定一切。「可持續安全」指要兼顧「安全和發展」,實則暗示「發展中國家」只要有「發展」需要,就不應強制執行「已發展國家」定下的準則。

此「四個安全」說白了,就是要建構和西方主導的安全觀相反之「亞洲觀念」。在中國眼中、也是在不少「亞信」會員眼中,「西方安全觀」相對於「共同安全」,個別國家是可被「普世價值」干涉(如伊拉克);相對於「綜合安全」,分離主義可以「公投」之名進行(如科索沃);相對於「合作安全」,一人一票民主變成二元對立的「零和遊戲」(如泰國、烏克蘭);相對於「可持續安全」,西方要第三世界遵守的環保、貿易等基準,往往對急速發展造成障礙(如越南)。中國的針對性提法,明顯要拉攏「亞信」的亞洲國家,來與美國「重返亞太」的東亞、東南亞、大洋洲盟友打對台。除了「四個合作」,習近平還畫龍點睛(或曰畫蛇添足,視乎觀點),以「三個歸根」總結說:「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這樣開宗明義要「(「亞信」的)亞洲人管亞洲」,潛台詞自然是不要以美國為首的「非亞洲人」、「類亞洲人」對「(「亞信」的)亞洲」說三道四。

這教人想到近200年前的1823年,還未大國崛起的美國,由第五任總統門羅發表「門羅主義」,宣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警告歐洲列強不得再以美洲為殖民地,否則會視之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而要不是利益受威脅,美國表明不介入歐洲事務。「門羅主義」後來被不斷重構、推論、扭曲,逐漸變成新殖民主義的口號,「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也變成「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

200年後,習近平提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但「歸根結柢」誰是「亞洲人民」,這才是「亞洲安全觀」的關鍵。

2014年5月22日星期四

印傭Erwiana當選《時代周刊》百人的訊息

每年《時代周刊》(下稱《時代》)都會選出100名當年「最有影響力」人物,除了主流必備的各國領袖、富商巨賈及影星球王,也包括一些具象徵價值的另類選擇。2014年的清單,就有因為被香港僱主虐打成名的印傭Erwiana,《時代》嘉許她站出來的勇氣,稱希望讓國際社會正視家庭傭工被虐待的慘況。

對港製造負面形象

Erwiana上榜,反映一種普世的人道關懷,本身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作為香港人,也不會希望「家醜外傳」,假如惟有通過國際壓力,才可迫使社會正視這類問題,相信介意這「外國勢力」的人也不會太多。然而,對只能通過上述渠道認識香港的外國人,卻難免會對香港有極負面的印像,而此印象帶來影響的程度,也許比一般人想像中的要深遠。

Erwiana的上榜介紹,是柬埔寨人權活躍分子索馬莉.曼(Somaly Mam)撰寫的,此人關注婦權多年,總的來說聲望頗佳,有本身的基金會,但也捲入一些被指刻意擴大受害人慘況的醜聞。就像國際特赦組織介紹Erwiana案例時,口號是「終結香港的當代奴隸制度」(End Modern Day Slavery in Hong Kong),受眾難免認定該案件只是冰山一角,以為全個香港都是在虐待東南亞女傭;而《時代》的選擇,也承繼了對香港的同一想像。

此外,由於在Erwiana案中,香港整體已成為一個負面標籤,案件的次要角色,即層層剝削的印尼中介公司,得到的國際注視則相對少得多。但讀者的視野若缺少了這一部分,則容易把案件演繹為香港與印尼的對立,激起的情緒就不再局限在女傭被虐案本身,而變成不同地方的矛盾。再加上香港已回歸中國,上述形象也可能與「中國威脅論」聯繫在一起,乃至上升至中國和東盟關係的層次。有報道指出,印尼將於2017年停止向香港輸出外勞,無論是否屬實,也會餘波盪漾。須知這類案件通常被國際媒體報道的所在地,大多是中東的富有產油國,像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等。例如英國《衛報》月前就以「奴隸式待遇」介紹卡塔爾女傭,進而質疑這個窮奢極侈的國家如何道德敗壞,乃至是否有資格主辦世界盃等國際盛事。沙地虐待女傭的狀況則更誇張,由於那裏是伊斯蘭大本營,通常報道方向就會轉向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女權問題,下一步的延伸思考,就是美國是否值得繼續支持這個不少人眼中最保守的國度。

當香港成為卡塔爾、沙地式主角,可以被延伸報道的角度眾多,而一旦有海外讀者這樣看香港,說不定其他故事就會接踵而來了。

2014年5月21日星期三

越南台商是「副車」還是「正車」?

越南排華騷亂波及大量台商,究竟他們是被「誤中」的「副車」,還是根本是既定目標的「正車」,成了近日熱門話題。

台灣外交部似乎相信台商「無辜」,認為台北並沒有像北京外交般「進取」,也有越南新娘來台的傳統友誼,於是有了趕製「我是台灣人」貼紙的「對策」。但台灣綠營中人相信馬英九的「一中政策」,已在海外製造兩岸的「共孽」;也有台灣學者王宏仁教授等,以在越台商大舉聘請中國大陸中層幹部這「結構性現象」,論證台商根本就是主要發洩對象。

有關問題雖然怎樣答也難免以偏概全,但認為台商是被「誤傷」及以為掛上標語就能「保命」,未免自欺欺人。在主權層面,「九段線」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創,而是承繼自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無大作為,並非不為,只是不能而已。馬英九政府並沒像對日本那樣,在非主權層面與越南有任何合作,河內政府自然相信,一旦中越在南海全面衝突,台灣不但難守中立,其控制的南沙群島主島太平島更可能「有所作為」,甚至成為解放軍臨時基地,也就沒有勸諭國民分清兩岸的意欲。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越南爆發排華騷亂前不久,台方在太平島附近進行了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目標是誰?大概心照不宣。所以在越南眼中,假如北京有一個南海攻略,台北絕對是其「夥伴」,也是比正面挑釁北京明智的試水溫。

至於經濟層面,大家先得問一個問題:「在越南人眼中,究竟什麼是『台商』?」這問題就像年前中國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期間,有口號叫「抵制日貨」,才發現日資企業聘請的大多數是中國人,不少「日貨」也是中國製造,要在全球化時代找單純的「貨」去抵制,已殊不容易。

故此,對越南人也好、非洲人也好,是什麼「商」其實不重要,反正有以下行徑就是大忌。只聘用本地人為底層員工,要求他們付出大量勞力,卻引進同鄉「專才」為中、高管理層,令本地人失去向上流動機會,也學習不到任何有用的技術轉移,企業的盈餘亦甚少惠及本地社會,有時候甚至通過當地「白手套」,裝成是本土企業而獲得優惠。在非洲,西方投資者多少要依靠本地人當中層,正如在越南投資最多的日、韓、新加坡等都要依靠本地人;唯獨中國既擁有資金、又同時擁有大量願意出國的廉價勞工與「專才」,其製造的經濟體系,就比較容易引起摩擦。台商作風是否符合以上描述,台商聘請中國大陸工人是否像王宏仁所言,令其行為「大陸化」,這些均須在當地實地調查、乃至量化數據才能知悉,自不應簡單憑道聽途說下判斷。不過,若上述觀察有可參考的一面,純粹邏輯推論,聘請中國大陸人中層的台商,卻有可能因為要多隔一重中介,而比中國企業更「大陸」。把一切歸諸「誤會」,恐怕是過分簡化的答案,這樣下去,也許其他「誤會」還會不斷發生。

2014年5月20日星期二

恐怖組織阿爾基達分裂又如何?

大家在報章常看到不同國家的資訊,但在這個全球化時代,「非國家個體」的影響力同樣重要,包括曾被視為國際恐怖活動龍頭的組織阿爾基達。自從拉登死後,阿爾基達的直接影響力有所下降,敍利亞內戰卻給其死灰復燃的機會,結果阿爾基達爆發分裂,影響也就不下於一個普通國家的分裂。

分裂源頭是這樣的,名義上繼承了拉登位置的埃及人扎瓦希里,支持敍利亞反對派武裝「支持陣線」(al-Nusra),那是敍國內戰一開始就成立的武裝組織,意識形態與阿爾基達一樣激進,行為暴力,但相對能和其他反對派並肩作戰。但區內有另一個和阿爾基達關係微妙的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前身是活躍伊拉克、以網上直播「斬首」聞名的恐怖分子扎卡維之嫡系,扎卡維死後,組織進入敍利亞活動,原來也被看作阿爾基達支部之一。不過,近來雙方分道揚鑣,阿爾基達總部宣布和ISIL脫離關係,後者則批評扎瓦希里老朽過氣,要取而代之。

當然,一如不同激進團體,恐怖組織分裂乃是常態,扎瓦希里控制不了各支部也是公開的事實,何況阿爾基達早已名存實亡,早就淪為一個被各方隨意使用的「品牌」。但此「品牌」畢竟在「恐怖活動界」有江湖地位,現在公然分裂,影響力不容低估。

ISIL目前已佔據伊拉克重鎮費盧傑,假如在敍利亞再建立根據地,讓兩國形勢掛鈎,情況就十分複雜,但阿爾基達寧取已融入敍利亞反對派集團的「支持陣線」,反映對阿爾基達總部而言,原來並不希望建立太多跨國支部,情願各地武裝分別入伙,才能維繫超然影響力。這樣的取捨,相信會令一些國家放下心頭大石。

然而,如此作風,卻必然會引起更多內部挑戰,因為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和在整個伊斯蘭地區建立統一的「伊斯蘭國」,屬兩條不同路線,各地激進團體可能認為,阿爾基達已跟不上時代、甚至已出賣理想。由於扎瓦希里在埃及以外並無個人部隊,而敍利亞內戰已成為激進分子的「社交場合」,只要有「草莽英雄」在那裏冒起,完全有能力建立一個全新的跨國網絡,走拉登走過的路。

至於對敍國內戰本身,西方已愈來愈不敢介入,憂慮反對派受恐怖組織操控,否則在俄羅斯要處理烏克蘭危機時,出兵敍利亞「圍魏救趙」,原本也不失為一步狠棋。有陰謀甚至認為,個別激進敍國反對派可能受親俄分子支持,目的是避免兩面作戰,這雖沒證據,但觀乎烏克蘭發生的事,也不是沒有可能。

肯定的是,美國沒有在前幾年根除阿爾基達,現在有了敍利亞這個新戰場,未來「恐怖活動界」的權力位置必會面臨大洗牌。回想阿拉伯之春發生之時,西方一片讚好,現在卻要面對更具規模的激進伊斯蘭挑戰,實在是始料不及的結局。

2014年5月19日星期一

越南與亨廷頓的「斷層戰爭」

日前談及已故國際關係權威亨廷頓教授的「文明衝突論」如何預演中越南海爭議,有網友問,根據同一理論,越南不是和中國屬同一「文明」麼,何以又有「衝突」?這是十分有趣的觀察,足以反映理論的根本問題。

十多年前,筆者剛出道參加的首個國際學術會議,就是以批判「文明衝突論」為宗旨,深明學界對此的高度質疑。像網友的問題,何以越南和中國、南北韓、新加坡等同被劃入「中華文明」(Sinic Civilization, 原版本乾脆叫「儒家文明」),而不與鄰國柬埔寨、寮國等屬於「佛教文明」,日本何以又被認為是一個獨立文明,這類定義,就永不可能達成共識。有學者以統計方式,證明過去千年帶來最大死傷的主要衝突,根本是「文明內衝突」,而不是「文明間衝突」,1979年的中越戰爭即為一例,兩伊戰爭是另一例。

就算是不同文明之間有矛盾,也可以是基於純粹的利益、或任何其他身份認同。就像中國留學生和美國學生結怨可以因為成績、女孩,不能一概歸咎「文明」。類似批評,還有很多,不贅。

但要是我是亨廷頓的門生,可以如何辯護?首先,我會說同一文明內較少衝突是一個「願景」,像歐洲各國也是在二戰後、歐盟前身開始醖釀,才到達這境界,相信百年後「亞盟」成熟,中越也會一家親。至於在短期層面,越南(勉強)可謂處於「佛教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的「斷層」,根據「文明衝突論」,「斷層戰爭」正是當代主要衝突來源。須知在冷戰期間,北越曾深受中國影響,南越雖是美國附庸,佛教徒卻有極大影響力,多次出現的高僧自焚抗爭,更是美國扶植的吳廷艶改權倒台主因之一。

在當代國際關係,「佛教文明」可謂最缺乏單一核心領袖的文明體系,只能承擔「主要文明」旁支的角色。根據亨廷頓理論,這個文明體糸也是作為「次要文明」出現的。由於相關國家都擔心被「中華文明」冲淡佛教色彩,就逐漸傾向和對佛教懷有一定好感的「耶教文明」合作。所以「佛教文明」的主要地方,像泰國、西藏、蒙古等,都會成為、或「被成為」「耶教文明」或明或暗地圍堵中國的基地, ;越南屬於其邊陲,也就享有同一屬性。最後,對越南民族主義者而言,要求把自己升格為一個「獨立文明」體系,也是一個「微調」亨延頓框架、而全盤借用其邏輯的出路。

當然,就以上說法,我們又可以根據另一些立場,輕易提出反駁。這裏不介入學術論爭,只希望指出,對不少當事人而言,中越衝突並非不能用「文明衝突論」自圓其說,就像要是我們要用「文明衝突論」演繹中港矛盾,正反雙方都肯定可以寫多篇論著,進行「論爭」。從中帶來的其中一項啓發是,理論在學術層面越多漏洞、越是牽強,有時候,反而越是容易「落地」呢。

2014年5月16日星期五

越南反華騷亂:亨廷頓預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越南爆發大規模反華騷亂,導火線是和中國的南海主權爭議,卻波及包括台灣、香港、新加坡在內的全體華人,甚至連日韓商店也受無妄之災。由於越南是美國「重返亞太」的重點,兩國近年軍事交流頻繁,這次反華示威的同時,美國也有高調聲援越南在南海的立場。這教人想起二十年前出版的國際關係名作《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作者亨廷頓教授就預言在「2010年」,第三次世界大戰會因為「文明衝突」而爆發,導火線正是越南。

根據亨廷頓的理論框架,中國和美國處於不同文明圈,並在東海、南海一帶有難以調解的利益衝突,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國力又此消彼長,只要有突發事故,全方位戰爭就可能出現。他預言中國大陸會與台灣統一,駐日美軍數目也會大為減少,美國聯防只能在東南亞部署,並拉攏軍力強大的越南為盟友。當中國對自身實力有充份信心,就會宣佈把整個南海納入勢力範圍,並強化對南海島嶼的主權控制。首當其衝的越南因為有美國撐腰,不惜抵抗登島部隊,結果和中國爆發全面海戰。

那下一步又如何?亨廷頓認為,一旦中越開戰,美國在遠東的艦隊很可能參戰,屆時美國的南亞盟友印度會乘機攻擊中國的盟友巴基斯坦,中、巴一方卻會得到伊斯蘭世界聲援,那些親美的伊斯蘭政權紛紛倒臺,並對西方實行新一輪石油禁運。能源的壓力,會令日本宣佈中立,換取自身安全,乃至傾向中國一方;俄羅斯卻擔心中國戰後坐大,反而倒向美國。結果,全球六大文明紛紛參戰,越南再次成為世界焦點。

以上推測,來到今天,畢竟有諸多不符現實之處,例如日本右翼的復興遠超當年亨廷頓想象,俄羅斯和美國的關係亦遠比冷戰結束後差。但亨廷頓教授畢竟不是麥玲玲師傅,他的「預言」其實不是為了預言,而是有的放矢:他作為新保守主義的外圍一員,主張美國重整自身文明圈的秩序,回應其他文明、乃至國內新移民的挑戰,奧巴馬「重返亞太」,正是對上述憂慮的回應。亨廷頓對伊斯蘭親美政權被激進穆斯林推翻的警告,也在「阿拉伯之春」成為事實,令華府也不得不改變從前的中東政策。

可以說,「文明衝突論」的其中一個「功能」,正是成為「自我實踐的預言」。只要中國繼續在南海採取強硬立場,越南則根據劇本和中美「遠交近攻」,類似騷亂肯定不斷出現,而且更嚴重的後續場景也有可能出現。中國一直相信能掌握主動權,以為能通過緊張的區域局勢,協助國內維穩,而又不用真的開戰,但假如越南在民意壓力下繼續挑釁,中國卻可能勢成騎虎。那時候,說不定已身在天國的亨廷頓,真的成為「國際關係玄學家」了。

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

尼日利亞消失的女學生與「蓋達2.0」

尼日利亞數百女學生被擄走案,令名叫「博科聖地」的激進伊斯蘭組織聲名大噪,但因為種種原因,新聞一般把它當作尼日利亞「內政」處理。假如我們把視野延伸到國際層面,這宗慘劇卻會帶來更多啓發。

「博科聖地」成立了近20年,一直低成本運作,從前在尼日利亞國內也名不見經傳,當地人以往更擔心南部尼日爾三角洲產油區那些鬧獨立的武裝,多於北部的零星激進穆斯林。那他們何以近年實力大增,已殺掉數千人而繼續為所欲為?除了因為尼日利亞經濟崛起、激化南北矛盾,也因為他們更容易得到外援,轉捩點正是西方高度評價的「阿拉伯之春」。

在「阿拉伯之春」出現前,國際反恐本來算是得到初步成效,起碼蓋達總部被打擊得七零八落,沒有太大能力再策劃同步跨國襲擊,只遺下各地支部做一些地方性的由下而上活動。但「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也門等獨裁政權,卻同時瓦解了當地的鐵腕穩定力量,被這些政權打壓的激進伊斯蘭力量得到重生,紛紛招兵買馬。一些效忠前獨裁者的僱傭兵、特別是利比亞前領袖卡達菲麾下的一群勇武之士,也帶著武器南下,建立新勢力範圍。於是,北非出現了權力真空,成了各地激進勢力「串連」的遊樂場,例如去年的馬里內戰,就直接因為這些外來武裝從天而降,而被嚴重激化。

「博科聖地」確是尼日利亞的「本土組織」,但在上述情勢下,卻和其他激進武裝有了接觸,特別是以阿爾及利亞為大本營的「蓋達伊斯蘭馬格勒布支部」(AQIM)、以索馬里為大本營的青年黨,都與博科聖地有了接觸。一些美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情報官員曾透露,上述三大組織已建立同盟關係,令「博科聖地」得到更先進的襲擊技術,大大提升了攻擊的死亡率,也得到來自北非蓋達的資金,而這些賣點,又能協助組織吸收更多新血。此外,甚至有傳去年策劃肯雅商場大屠殺的青年黨,也有成員走到尼日利亞避難兼謀生。曾多次親身採訪這些組織的記者David Francis,乾脆稱之為「蓋達2.0」現象。

問題是,要是「博科聖地」和其他激進組織勾結的證據如此明顯,何以西方國家鮮有以打擊蓋達的「戰略高度」對付它,乃至不願對此高調承認?這是發人深思的。官方原因相信是尼日利亞政府的人權紀錄不濟,而西方一直擔心第三世界以反恐之名鎮壓異己,反而會連累國際反恐。不過更深層的計算,恐怕是一旦鎖定尼日利亞為反恐戰場,美、英、法等就要直接捲入複雜的族群政治,而當年尼國慘烈的「比亞法拉戰爭」令老一輩記憶猶新,其後人極不願意陷入同一泥沼。何況「博科聖地」坐大,和北非大量政權倒台息息相關,這卻有列強的直接責任,特別是個別激進派還曾獲其支持。主流媒體以「非國際化」脈絡演繹女學生被擄這「本土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

2014年5月14日星期三

非洲大國崛起:尼日利亞的人情味

尼日利亞數百女學生被恐怖份子擄走,無疑加強了一些人心目中對非洲的「蠻荒」形象。其實尼日利亞不但是非洲大國,不少尼日利亞人也相當友善,筆者在當地遇上的好些小事,都頗堪回味。

記得當時住的酒店有一個年輕服務員,大概是大學生年紀,「話頭醒尾」,很予人好感,交談一輪後,成為了我的Facebook朋友。他常常說希望出國讀書,甚至要了我的論文閱讀,每隔數月就問我何時回來他的酒店。不久,聽說他被酒店解僱了,後來生意好轉又把他請回去,再把他送到美國雪城大學修讀酒店管理,回國後已晉升為酒店的「資訊科技經理」,Profile Pix也換成西裝筆挺的專業照。我在想,又有多少內地酒店服務生,會如此把握機會和外界溝通?

昨天談及和我一起推壞車的的士司機,居然在我回到美國後,專門打電話來我的辦公室,問候我是否平安到埗,說期待我再到他的國家云云。他的生活並不優越,否則也不會駕駛一輛破車做生意,打一個長途電話也不那麼平常,何況還要通過接線生才能找到我,為什麼他要這樣做?相信他不會天真的認為,我真的會短期內再回去,我相信的解釋,是他認為壞車、讓客人推車的經歷太丟臉,擔心影響尼日利亞國家形象,希望多做一些作補償。這類動作,在國內又有多少司機願意做?

我第二次進入尼日利亞國境時,是通過陸路,從法語區的鄰國貝寧走過來,但當時身無分文,信用卡在貝寧也不管用。我唯有問過關的人龍怎麼辦,雖然那裡機其混亂,但只要和他們說幾句足球、講幾個尼日利亞球星的名字,他們就會給你VIP待遇,然後有人願意冒「霸王車」的風險,把我載到指定酒店。那酒店是沒有信用卡提款設備的,但由於剛才說那位服務員認得我,經理也就不知用甚麼方法,變了一堆現金出來,而這個小問題,我在貝寧找了數間大酒店也解決不了。

這些小故事只是生活瑣事,卻多少能反映一國的國民心理。尼日利亞人才是大有潛力的,他們的基礎教育並不差,幾乎所有學生都能操流利英語,平均英語水平絕對比香港優勝,只要有出國機會,適應都不是問題,工資卻十分便宜。尼日利亞在西非舉足輕重,軍力也頗強,雖然自身政局不見得穩定,卻經常承擔區域調解角色,當地人在同區國家的發展機會也算不俗。由於人口過多,尼日利亞的市容、發展都及不上同屬西非的前英國殖民地加納,但卻因為同樣原因,有依靠勞力密集經濟崛起的指望,並被列入「Next 11」新興經濟體之一。對中國而言,今天進入非洲,風險不少,但潛力也是巨大,有學者比喻為昔日美國的「西部大開發」,雖不中,亦不遠矣。至於尼日利亞人如何「走出去」,自然鮮有得到我們注視,說不準,這卻是改變非洲的一步。

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

尼日利亞見聞錄:撕裂國度

尼日利亞數百女學生被恐怖組織「博科聖地」擄走,更被「販賣」予頭目為妻,暴行駭人聽聞。不少人以為「非洲就是這樣」,卻漠視這個非洲大國的深層次矛盾。筆者年前曾到該國調研,由南至北途徑拉各斯(Lagos)、阿布賈(Abuja)、卡諾(Kano)等大城市,深感這個國家的撕裂,才是問題根源。

拉各斯是尼日利亞舊首都,英國殖民時代的中樞,人口超過二千萬,密度極高,單論建設,也算得上現代化大城市。然而殖民時代的基建,已完全承載不了急速增長的人口,交通之混亂,只有印度大城市可相提並論。筆者在拉各斯的坐車曾多次失靈,最終我是和司機一道推車,途徑好些平民夜市,男女夾道歌唱,女性尤其「拋頭露面」,卻別有非洲式載歌載舞的歡愉,而那樣的氣氛,在北部是較難找到的。這是因為尼日利亞南部是耶教勢力範圍,一直由洋化精英管治,在殖民時代就被樹立為現代化樣板。值得一提的是,尼日利亞主教阿林澤曾是梵蒂岡教宗熱門人選,在非洲有特殊象徵意義。

由於拉各斯管治逐漸失衡,尼日利亞政府決定由零開始興建新首都,地點是位於全國中央的阿布賈,於1991年正式啓用。基本上,遊客是不會去阿布賈的,那裡住的不是政府人員和家屬,就是和國家業務有關的各式人等。有趣的是,這卻成了尼日利亞耶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交匯點。著名的國家清真寺就位於阿布賈,規模宏大,筆者慕名參觀,卻因為是「異教徒」,而被教長親自盤問。根據規例,「異教徒」是可以進入那清真寺外圍的,但教長說必須提前申請、審批,當他知道我由美國飛過來,更感到十分可疑,懷疑我是專門去刺探機密,然後就把我逐走。

到了北部卡諾,千年來,那裡就是伊斯蘭國度,歷史上曾出現不少伊斯蘭酋長國,就是英國佔領全境,那些酋長也保留虛銜,在地方憲法也依然享有「建言權」,在一般人心目中,依然有一定影響力。尼日利亞本來並非單一殖民地,被英國劃為「南尼」、「北尼」分而治之,曾管理「北尼日利亞」的高級殖民專員,包括後來到香港當港督的盧押爵士(Frederick Lugard)。筆者到卡諾酋長王宮參觀期間,就碰上一些外國領事的座駕去拜會酋長,而每當北部爆發穆斯林和基督徒衝突,這些酋長都負責調停。與南部相比,北部經濟發展較差,我和司機相處數日後,他終於「表露身份」,原來還是地方議會議員,又給我看他曾到美國參加模擬聯合國的證明,卻要兼職當司機幫補生計。

由於尼日利亞的石油資源主要來自南部,北部的不滿越來越強,加上激進伊斯蘭運動在八十年代復興,令南北矛盾因宗教之名白熱化。這類「撕裂國度」可算是「文明衝突論」又一例證,但其根源究竟真是純宗教問題、還是暗地裡的經濟問題,其實已不可考。可以預計的是,就是沒有「博科聖地」這樣的激進組織,尼日利亞的南北矛盾依然持續,最嚴重的後果,就是不一定出現內戰,也不能排除像南北蘇丹那樣,邁向正式分裂。

2014年5月12日星期一

重構世紀末巴黎──《愛.尋.迷》的香港平行時空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周年,國際關係學界興起「借古諷今」,不少學者都以百年前的德國比喻今日中國。但除了這一重比較,其實還有不少可比擬的。以往讀書時,就十分嚮往一戰前夕、十九世紀末的巴黎,以及一戰後、二十世紀初的柏林,為的是那時候、那地方末世的美,而這竟然依稀跟今天香港相像。月前陶傑的電影《愛.尋.迷》,就令人有這平行時空的觸動。

當年巴黎何以有末日感覺,自然與當時大氣候有關。自從法國在一八七○至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戰敗,歐洲大陸第一強國地位被新興的統一德國奪去,法國上下瀰漫一片哀愁。一方面是戰敗的屈辱,另一方面是預計下場對德大戰不可避免,只能以不同方式自我麻醉和逃避,紅磨坊、肯肯舞都是此時代產品。

當時歐洲知識分子興起「頹廢主義」,聲稱要「為藝術而藝術」,以放浪形骸方式表達對現實的不滿,以及不能改變現實之無奈。巴黎是思潮中心,也影響到英國傳奇作家、被後來的同性戀者奉為偶像的王爾德那一代人。即使不屬於上述流派的藝術家,那年代的巴黎也百家爭鳴,細節可在《巴黎的放蕩 ── 一代風流才子的盛會》一書體現:
「伴隨他們吟詩作畫的藝術創作生涯,就出現了一些放蕩不羈如同痞子似的生活方式:佩戴用紙或樹皮製作的領帶、將短褲套在上身當襯衣……在餐館酒吧中打架鬥毆、尋釁滋事;身邊女人成群,更換不迭……」

太太一同觀看《愛.尋.迷》,一直不解何以電影這麼「重口味」,都是畸戀。除了主線那三段相對「正常」的出軌愛情故事,每條主線背後,都有更多不倫之戀。青年髮型師搭上闊太,再和她的兒子成為同性戀人;熱門特首候選人曾嫖十四歲雛妓,並自拍之;中產家庭父親在家把菲傭當二奶;大學導師「等待愛」不果而嫖其學生;失蹤「父親」原來已到泰國做變性手術……

同類行為,其實百年前巴黎早已有之。對現實生活的逃避,「為改變而改變」,不過也是百年前「為藝術而藝術」的重新展現。當現實生活難有真正目標,大環境充滿難以改變的無奈,在生活其他層面放浪形骸,都是古今中外出現的末世風情。

有趣的是,這樣的末世感覺,往往卻是思潮澎湃之時。十九世紀末的巴黎處於時代變革中,無論是右翼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還是左翼的共產主義,都在吸納信徒;科技日新月異,心理學等新興學科,也促成對潛意識和性的重新理解。

今日香港自然沒那樣的大格局,但也是處於思潮過渡的百花齊放局面,相比起十多年前貧乏的二元格局,由「一國一制」到「城邦自治」、普世包容到關閉自守、鄉土情懷到發展主義,均出現了代言人。可惜,還是誰都逃不了那份宿命,這卻是後話了。

2014年5月9日星期五

當「司法獨立」變成泰國「司法政變」

泰國看守總理英祿被泰國「憲法法庭」裁定因「調職案」而「違憲」,被即時終止職務,世界各地輿論大多稱為「司法政變」。但在西方國家,政客因法律原因下台,「司法獨立」卻往往得到歌頌。究竟神聖的司法,如何到了泰國就「橘越淮而為枳」?

首先,這個「憲法法庭」並非歷史悠久的機構,一九九七年才成立,後來又在軍事政變後被解散、再成立,現在的法理依據是二○○七年的新憲法。這部憲法雖然勉強被通過,但明顯是為了二○○六年的軍事政變背書。

先天缺認受性 後天濫用權力

這個「憲法法庭」的九名成員一律是軍政府影響下任命(除了其中一人去年辭職,被新人接替)。由於政變的原因就是要推翻他信,這個「憲法法庭」先天就沒有認受性,無論成員是法官也好、學者也好(目前有兩名成員是政治學學者),都被民眾當作「他信政敵」看待。在西方,司法人員被相信為獨立,但泰國憲法法庭的成員被視為既得利益者,因為這些法官、學者代表不了整個泰國法律界,連法律的光環也不能佔領。

泰國「憲法法庭」的權限又十分模糊,可以是備而不用的擺設,也可以變成指點江山的太上皇,因為是否「合憲」,就像一些爭議是否違反《基本法》,可以根據政治形勢,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這次英祿「違憲」,源自泰國憲法第二六六及二六八條不容許「以權謀私」,而她撤換官員雖然沒有牽涉金錢,卻被指是「為了家族私利」。假如用這樣的角度演繹,還有什麼不可能?

這次已是「憲法法庭」第三次發動「政變」,把他信陣營的人趕下台。第一次的理由比現在更經典,那是說當時總理沙馬有「利益衝突」,違法憲法第二六七條「不容許內閣成員參與商業活動」。具體發生了什麼事?這位沙馬是蘇施黃女士那樣的業餘食家,愛客串主持電視煮食節目,當上總理後繼續客串以示親民,毋需對粉絲說「請廣傳」,節目也高收視,結果卻因電視台給予象徵式車馬費而「被違憲」。

諷刺的是,反他信的民主黨曾被選舉委員會裁定非法收受獻金,委員會建議憲法法庭解散該黨,「憲法法庭」決定駁回;此前以「舞弊」裁定解散他信的泰愛泰黨,卻又是同一個編制(雖然人員不同,二○○七年過渡期的憲法法庭名叫Constitutional Tribunal,二○○七年後名叫Constitutional Court)。

這樣下去,泰國不但再沒有中立方,反而令整個憲法體系都受挑戰。無論政潮如何發展,新政府再修憲處理這個「憲法法庭」,幾乎刻不容緩,但這會把二元對立引向新戰場。

更令人擔心的是,「憲法法庭」似乎把泰皇的非常權力具體化,不斷濫用,當它失去公信力(現在已聲名狼藉),人民可能連皇室的非常權力也一併質疑。一旦現任泰皇去世,危機就可能大爆發。假如政變是以軍隊為主角進行,人民也許還適應,畢竟尊敬軍隊的人不少,認為軍隊在捍衞國家的人也不少;不像現在因「憲法」之名,判決卻如此荒誕,令憲法的尊嚴喪失殆盡。

對真正的既得利益者而言,一切,其實得不償失。

2014年5月8日星期四

李克強在非洲—哪些非洲人討厭中國?

昨天談及歡迎中國進入非洲的原因,但其實也有頗多非洲人對中國感覺愈來愈負面,單是中資企業的作風,就令中國大為失分。

這些企業純粹為了賺錢而走進非洲,來自中國的勞工一心養家活兒,成為經濟動物,這些都無可厚非。不過,中資期待非洲勞工同樣早出晚歸、「刻苦耐勞」,乃至忍受差劣工作環境,就製造了大量文化衝突。華人認為非洲人懶惰,非洲人則批評中資「收買人命」。

偏偏非洲國家被殖民管治過後,普遍法治意識遠超華人想像,都懂得以勞工法保障自身權益。華資愈發認為非洲勞工「不可靠」,乾脆完全以華人為管理層,這又帶來中資不願提升本地人、不願教導技術轉移等批評。可見將來,圍繞這些企業的爭議只會無日無之。

中國人的營商手法,也令非洲人大開眼界。不少非洲國家有法例保護本土經濟,例如從事批發的不能同時從事零售,以免帶來壟斷。但中國人懂得通過「非常手段」繞過這類法例,既在連鎖店層面進行大規模競爭,也在街頭小販層面擺賣,令非洲商人完全失去競爭力。

然而,中國貨物的質量,卻往往為非洲人詬病。不少人在投訴中國製造的手機、電視機毫不耐用,乃至像成龍所言的「會爆炸」,認為中國是故意把次貨往非洲傾銷。種種問題出現後,非洲人傾向相信中國「法律意識薄弱」,在當地的經濟成就是通過貪污而來,也認定不少官員上下其手,這對中國聲譽打擊不小。

中國人少融入當地社會

與英國、法國進入非洲時相比,中國的目標更為單一、清晰,就算有「孔子學院」的設立,也只是由上而下的灌輸和「政績工程」,基本上不講求文化層面的雙向交流。中國人在非洲少有融入當地社會,對了解當地宗教、文化缺乏興趣,甚至連基本語言交流也不一定能做到。結果,他們往往自成一國,去中餐館食飯、到同胞開辦的商舖購物、住勞工營,過着與外界隔絕的「離地」生活。就是有個別中非人民發展成情侶、甚至生下孩子,也不一定有好結果。固然有快樂生活下去的例子,但更多時候是隨着華工回國,孩子卻被遺棄在非洲,這對當地倫理與價值觀帶來的衝擊不容低估。

值得憂慮的是,總體而言,愈是不民主的非洲國家和中國關係愈好。像贊比亞那樣的民主國家,反華卻已成為大選議題。有了這些矛盾和不滿,中國進入非洲的「皇牌」理由—提供「沒有附設條件」的援助—也終於被西方牽頭反擊。西方先是質疑所謂「沒有附設條件」只屬表面,當中國壟斷了非洲國家的能源業,也就對該國經濟命脈有了不成比例的發言權,只會將之變成實質殖民地。

而且,「沒有附設條件」也可以是「不負責任」。當非洲國家發生內戰或人道災難,而中國支持的政府又屬壓迫一方,北京那「不干涉內政」的政策,就會被演繹為冷漠無情。來到今天,中國在非洲的蜜月期已開始終結,日後要正面和西方國家競爭就不容易了。

2014年5月7日星期三

李克強在非洲—哪些非洲人喜歡中國?

在周恩來首次訪問非洲五十周年之際,中國新任總理李克強訪問非洲三國,官方媒體紛紛強調「中非歷史友誼牢不可破」。但究竟當代非洲人怎樣看待中國崛起,又是否真心歡迎中國進入非洲,這都是近年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興熱點,筆者對此也分別在東、西非國家做過一些訪談和民調。今天先說歡迎中國進入非洲的原因,而持這派觀點的,一般是非洲上層社會精英。

對他們而言,「中國入非」的最大賣點,就是提供所謂「沒有附設條件」(No Strings Attached)的援助。所謂「沒有附設條件」,完全是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借貸條件,例如IMF要求非洲國家擁抱市場經濟、「微調」國有化產業結構、進行多黨制民主選舉等,這些條件不少無視實際情況,令非洲國家借貸後,往往反而更窮,還滋生更多問題。

這時候,中國作為另類選擇出現了,非洲國家對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可以討價還價,也得到發展經濟的新動力,上流社會最能享受經濟發展成果,自然對北京心存好感。由於取得能源是中國在非洲的主要目標,最歡迎中國進入的,自然是各國的能源產業工作者,他們往往也是非洲最「暴發」的一群人。

不過,受惠的畢竟不止一小撮人。近年不少新興建的基礎建設,例如公路、醫院、體育館等,往往是中國援助興建,作為中國投資非洲能源的配套設施,因而非洲人在耳濡目染下,也容易認同中國在非洲是「做實事」。從前IMF的貸款,不時被用來購買無用的西方貨物,被視為「新殖民主義」的象徵,中國卻願意在爭取能源時順道處理基建,這對爭取非洲民心確有幫助。現在IMF的借貸基準正有所改變,明顯是因為中國利用了這個空子,成功打進非洲,但後悔已經太遲。

一些老一輩的人,特別是曾經傾向左翼運動的社會活動家,也對中國保留浪漫化的遐想。當年毛澤東的非洲政策雖然好大喜功、脫離現實,單是一條嚴重超支、建完卻變相得物無所用的「坦贊鐵路」,就長期淪為西方笑柄,但畢竟樹立了中國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形象。雖然新生代對這些形象已不大賣賬,但是在那些年,北京作為抵禦西方壓迫的精神效能、作為非洲民族主義的天然盟友,在好些老人心目中依然不能低估。每當中國受到批評,他們都會走出來辯護,儘管世界已經改變,中國的非洲政策也已完全改變。

問題是,假如大家只閱讀官方媒體,得到的訊息就只有正面資訊,那中國就不會面對今天的軟實力危機了。非洲人原來對中國的感覺確是不俗的,但隨着中國企業大舉進入非洲,新一輪矛盾已全面激化,那是什麼?筆者明天再介紹。

2014年5月6日星期二

從《屎的歷史》到「金粒餐」:大小便的國際關係

當「中港矛盾」戰場移往排泄物,我們實在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即使在國際關係層面,類似爭議也經常存在。法國左翼思想家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曾出版著作《屎的歷史》,把如何處理「屎」演繹為人類文明的劃分、從「公有」到「私有」的關鍵,更將概念延伸到我們對「潔淨語言」的追求。英國印度裔作家、諾貝爾獎得主奈波爾(V.S. Naipaul)的《幽黯國度》對印度人隨處便溺的行為,作出了嚴厲批判,則被左翼學者反批評為「充滿殖民主義視野」:畢竟通過「不准隨地便溺」,宣示在新征服地的權威,也是自古以來之事。

這裡不討論理論、不討論歷史,只是希望帶出,怎樣才是「合理」處理糞便,從來就是國際角力場。在現代社會,隨處便溺對公眾衛生的危險,就是最窮困的國家也一清二楚。但是「一刀切」處理,卻往往被中國、印度等國視為「不顧國情」,乃至是「西方霸權」的吹毛求疵。然而在發達國家,只會感覺上述觀點,不過一些國家刻意宣示「主權」、來掩蓋缺乏自信的表現。

問題是,世上並非所有問題都具有相對性的,像「禁止隨地便溺」和「人類不食人肉」一樣,已屬於文明的普世追求。就隨地便溺而言,這不能說是印度、中國的「國情」、「民族性」,中國古籍記載國人到了天竺,無不歌頌那裡的整潔。這也不能算是小農社會的「會情」,如果論農業社會就要如此,歐洲不少國家也是,但經過中世紀邁向近代社會的數百年,隨地便溺已不再成為問題。

國際社會可能有時接受「民主」照顧不同國情,但不可能接受「便溺」有不同國情,因為這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文明問題,不同國家的法律條文有否不容隨地便溺,根本不是重點。國際社會確立這是文明的普世內容,付出了相當代價,包括早起禁止便壺隨街倒的嚴刑峻法,與及從娃娃開始灌輸「人禽之別」的龐大教育資源,潛台詞就是,確保這原則不容相對主義侵犯。

所以當一個國家以「國情」為由,為隨處便溺的行為辯護,其他國家作為過來人,一定會問:有沒有認真執法過?有沒有認真教育過?要是沒有,那個國家完全一窮二白,也會得到同情;但要是它同時是軍事大國,有龐大資源投放到民族主義相關「工程」,其整體文明形象,將面臨災難。

最教人擔心的是,內地一些輿論卻反其道而行,扭曲國際社會對隨處便溺的接受程度,並隨之批評「西方」持有「雙重標準」,乃至利用內地媒體的資訊管制,刻意造謠。例如有網絡謠言聲稱,碧咸的兒子在香港隨處便溺,港人視若無睹,就是要以民族主義轉移視線,想不到,居然得到不少認同。至於說英國容許隨地小便,更是曲解其法律條文的斷章取義。

這教人想起十年前,中國網絡興起所謂「金粒餐」謠傳,「圖文並茂」說日本高檔食府以處女糞便煮成「金粒餐」為「上等佳餚」,進行意淫,暗示中國文明比日本文明高得太多。日本人知道了,難免衷心鄙視。這樣下去,單是在大小二便這個國際關係戰場,中國的軟實力,恐怕就潰不成軍。

2014年5月5日星期一

消滅巴勒斯坦國的「三國方案」

近日以巴和談忽然中斷,導火線是巴勒斯坦兩大派系、被視為「溫和」的法塔赫和「激進」的哈馬斯正式和解,籌組聯合政府,而以色列拒絕和「恐怖組織」哈馬斯談判。以巴和談斷斷續續了多年,一直沒有大進展,不少外交家、政治家都嘗試尋找另類解決方案,其中一個是「三國方案」,因為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剛撰文推薦,而再次獲注視。

解決以巴衝突的「兩國方案」,就是讓巴勒斯坦立國,和以色列並存,是目前主流聲音;此外也有建立「以色列坦」的「一國方案」,讓以巴以聯邦方式建立單一國家,已故利比亞強人卡達菲曾有此議。

以巴兩國變以約埃三國

「三國方案」卻是直接否定讓巴勒斯坦人獨立建國,主張約旦兼併巴人聚居的約旦河西岸,埃及兼併巴人聚居的加沙地帶,然後由以色列、約旦及埃及三國進行大和解。

主張「三國方案」的人認為,「兩國方案」是永遠不能有效運作的,因為巴勒斯坦立國後,國內激進主義必然繼續,會被用作為圍堵以色列的工具,這是以色列永不會答應的。單是巴人要在耶路撒冷建都,就令以色列不可能讓步。而巴勒斯坦在兩塊分裂的土地上立國,本身又缺乏經濟基礎,立國後,只會成為極窮困的新國家,人民生活不會比目前好多少。

根據「三國方案」,讓巴勒斯坦人失去國家,分別融入約旦和埃及,卻或者能解決實際問題。對西岸巴人而言,這樣可以完全融入相對發達的約旦經濟體,直接享受約旦經濟發展成果,而又毋需與較激進的加沙巴人糾纏。對加沙巴人而言,他們直接被埃及管治,也免除了成為哈馬斯大本營要承擔的國際制裁,加上加沙太小,本身作為一個經濟體幾乎毫無前途,有大國支撐,才能安心。

在國際關係層面,建議人也認為這可滿足約旦和埃及的大國夢。事實上,約旦在第一次中東戰爭後,確是兼併了約旦河西岸,自此才把國號由「外約旦」改為「約旦」,不過因為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戰敗,才被以色列奪去土地而已。埃及也是在同期佔領加沙,原本還說讓「巴人政府」自治,後期則開宗明義兼併,這狀況也是直到一九六七年。

以色列同樣可能歡迎這改變,因為它情願和立場溫和的約旦和埃及政府打交道(特別是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的新埃及政府)。

可惜,以上方案只是一廂情願,問題不少。一旦西岸巴人全體加入約旦,不但可能拖垮約旦經濟(想像南韓忽然要接收整個北韓),更可能顛覆約旦人原來的管治,令「大約旦」邁向動盪、激進,反而令危機擴大。

埃及的國力雖然能輕易消化加沙,但一旦穆斯林兄弟會又奪權,以色列只會更擔心。最大問題是,方案置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於不顧,只要有少數巴人堅決反對,中東不但不會因「三國方案」得到和平,新的動盪卻會接踵而來。那誰最喜歡「三國方案」?大家想想吧。

2014年5月2日星期五

「中日大辯論」的語言偽術

中日關係惡化,兩國最高層直接捲入一場大辯論,雙方都聲稱愛好和平,也就是學術界說的「現狀捍衞者」;而認為對方是和平的潛在威脅,也就是「現狀挑戰者」。這場辯論又衍生出兩國當中有否產生軍國主義的可能、中日甲午戰爭會否重演、一九一四年的英德關係與現時中日關係能否類比等一籃子次議題,一時間好不熱鬧。但問題是,究竟什麼是「現狀」?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思想右傾,要在中國崛起時保住日本競爭力和國際地位,希望修憲、強化軍備、鞏固美日同盟、提倡民族主義,這些都是客觀事實。走這一條路,主觀意願不會希望開戰,卻難免製造和鄰國的摩擦。

無論日本承認與否,中國崛起改變了美國在亞太區的獨大地位,在過去數年已成為「現狀」,而中國改變原現狀的過程,依靠的基本上不是軍備,而是經濟力量。日本希望扭轉此「新現狀」,卻開宗明義要依靠外交、軍事及經濟的綜合力量,帶來之危險自然比中國改變原現狀的更大。日方聲稱在捍衞世界秩序,其實是要改變中國崛起後的新秩序,兩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然而,中國不少評論動不動就跳躍到結論說:「安倍是為了日本軍國主義復興」,同樣是斷章取義的語言偽術。究竟什麼是「軍國主義」?

自從華文大眾媒體不斷濫用這詞,「軍國主義」的定義愈來愈模糊,也不大為學界重視。不過,一般學術演繹還是有一些基準,才可判斷有否軍國主義的存在,例如牛津大學教授霍華德(Michael Howard)的「軍事機構的重要性佔全社會最重要之位置」、研究二十一世紀軍國主義的英國學者馬丁.肖(Martin Shaw)的「社會關係由軍事關係主導的社會結構」、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創所所長何方的「對外實行軍事第一和對外不斷侵略,對內實行法西斯(軍部)專政和統制經濟」、日本政治學者丸山真男的「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為了戰爭或準備戰爭所形成的意圖與制度,此意圖與制度佔有半永久性的最高地位,使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乃至國民生活的全部領域,均從屬於軍事價值的思想及行動方式下」等等。今天典型的軍國主義政府,只有北韓。

日本目前最受外間批評的行為,包括拒絕正式就二戰時作為軍國主義國家的行為道歉等,但邏輯上這不能等同要軍國主義復興,正如中國從沒有為昔日侵略朝鮮半島一類戰爭道歉,但不等於中國有意再出兵朝鮮半島。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但這行為遠遠沒有去到像上述定義所言,足以主導日本社會關係的層次。

日本右翼修改教科書,政府列出釣魚島為其「固有領土」,屬於民族主義行為,幾乎為各國右翼所共有,但其實近年信奉激進民族主義的日本人從來不多。日方即使修憲成功,乃至能派自衞隊外出作戰,也不代表軍隊能超越文官政府,或軍方的影響力有根本調整。

換言之,日本目前遠沒有形成「軍國主義」的制度、結構或意識形態,有的只是希望調整中國崛起後亞太勢力平衡之心態。兩者同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2014年5月1日星期四

中國崛起也有錯?澳洲的「資源詛咒」危機

近年中國崛起,中國在海外的形象卻沒有相應的提升,已成為中國外交要嚴肅面對的問題。不久前,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了關於「中國-大洋洲關係」的學術會議,從澳洲來的學者就多有談到這問題,Murdoch大學學者Mark Beeson提到的「資源詛咒」危機,尤其值得在這裡分享。

根據統計數據,在過去十年,中國和澳洲的雙邊貿易額佔澳洲總貿易額的比例,翻了不止兩翻,走勢和持續下跌的美國恰好相反。然而,這卻引起不平均的經濟影響,因為中國的主要投資,集中在澳洲豐富的天然資源,特別是經營礦場,背後也與中國的國家行為有關。但這類業務不需要大量本地勞工,對本國政府納稅不多,不少收益卻直接再投資在海外,所以中國帶來的經濟繁榮帳面值,和部份澳洲人的觀感大不相同。澳洲原來發達的製造業,卻不能受惠多少,加上中國投資能源令澳幣升值,令製造業進一步受打擊,更難在世界市場競爭,澳洲製造的汽車就是典型代表。逐漸地,澳洲經濟重心轉移了,但控制這移動的,卻已不是澳洲政府。

這類所謂「資源詛咒」危機,在不少新興能源國家最為普遍,而中國似乎最擅長和這類經濟體打交道。例如在安哥拉一類非洲國家,因為近年發現了大量能源,每年經濟增長率驚人,整體國民生活質素卻不覺顯著提升。中國大舉投資自然是為了能源,受惠的只有當地「裙帶資本主義」的少數權貴,本國人民卻投訴中資甚少惠及本地社區、不願意為當地人帶來技術轉移,也對其他本土經濟缺乏推動作用。

澳洲和這些國家相比,經濟狀況自然好得太多,但面對的挑戰還是大同小異。當澳洲還是英國殖民地時,就是被當作廉價資源中心看待,當中國在澳洲大舉投資資源,由於有了國企和國家戰略目標的策動,也就充滿爭議。因為這無可避免令澳洲政府的控制力減低,以致澳洲不得不「微調」一直以來的自由經濟政策,對中國的投資計劃審批越來越嚴,例如不久前,就游說中國投資者放棄接管面對經濟困難的Rio Tinto Zinc。

這自然不是說中國不應和其他國家增加雙邊貿易,或投資資源。問題是,中國政府本身其實最明白,當「自由市場」行為影響到「國家」層面,市場規律就不再是一切,此所以西方商業機構、投資者在談「企業社會責任」,祈求在投資對象發難前先發制人。否則,單純靠資本投資,就與百年前的西方霸權沒有分別了。中國現在說要和鄰國建立比同盟更持久的「命運共同體」,其實就是要中國的經濟規模和鄰近地區共融,達到「榮辱與共」,澳洲是否應分享這「命運」,在當地,就見仁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