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31日星期二

《把她帶回家》的印巴傳奇:網絡如何釋放正能量?

近年西方電影全力進軍的市場除了中國,還有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而與此同時,印度寶萊塢電影文化也越來越被西方接受,只是這股熱潮在華人地區還遠未成熟,令不少佳作都成了滄海遺珠。例如去年以印巴矛盾為背景的《把她帶回家》(Brother Bajrangi),在對立的印巴兩國,除了都大獲好評、叫好叫座,還有現實政治的意義,雖然曾在香港短暫上映,但幾乎毫無反應。

影片講述一個出生在印巴爭議地區克什米爾(Kashmir)的巴基斯坦裔啞巴小女孩Shahida,和她迷失在印度的故事。電影雖然全長數小時,但情節相當簡單:Shahida的母親帶她跨境到印度接受治療,但因為意外,令女孩未能在回程搭上火車,只能滯留印度。女孩被熱心印度大叔Bajrangi搭救收留,但因為不能言語,要大費周章,才被發現是「宿敵」巴基斯坦穆斯林。天性單純的大叔決心帶她非法越境,返回故鄉,但進入巴基斯坦境後,卻被認作「印度間諜」,遭嚴刑拷打。所幸一個記者將二人遭遇拍成短片,上載至 YouTube,引發印巴社會轟動,變成一場社會運動。最終女孩在視頻認出母親,與家人團聚,巴基斯坦也順應民意,釋放了大叔,二人於印巴邊境線作別。最後二人在邊境線擁抱、啞巴女孩忽然發聲的定格一幕,十分震撼。

那些年,克什米爾還是統一的日子

感人故事背後,令印巴雙方觀眾百感交集的,自然是克什米爾充滿紛爭的歷史。電影中,雙方老人都回憶說在英帝國時代,往返克什米爾十分容易,沒有分裂這回事,而追溯到更遠之前,克什米爾更曾建立「拉達克王國」,直至1841年被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兼併。這土邦算是英治印度的保護國,土王維持了相當權威,加上領土極大,在印度舉足輕重。1947年印巴分治,克什米爾的穆斯林人口佔7成,雖然土王希望獨立、次選加入印度,但主流人口希望併入巴基斯坦, 最終印巴在克什米爾邊境爆發戰爭,在聯合國斡旋下停火。根據停火協議,克什米爾問題應公投解決,但雙方都不願進行,結果以兩軍實際控制領域為界;後來在1965年和1971年,印巴再在克什米爾爆發衝突,至今局勢仍動蕩。這段背景,和電影中如詩如畫的克什米爾山巒美景相比,更顯落差。因此,穿越克什米爾,就像穿越南北韓、東西德,單是概念,就充滿傳奇,並隱含「那些年,克什米爾還是無分彼此」的寓意。而兩國人民為了釋放大叔進行的「社會運動」,更充滿政治隱喻。

既然要得到印巴雙方人民的共同掌聲、共同眼淚,電影自然不能不注意「政治正確」。這不是指同時向兩國歌功頌德,而是說有限度揭露兩國陰暗面的時候要「保持平衡」。女童在印度期間,曾被黑市人蛇中介賣到妓院,大叔則飽受種姓之苦;印度大叔在巴基斯坦,則不斷被巴基斯坦警察濫用死刑。然而兩國人民總體表現出來的形象,卻都極其友善,令兩國觀眾容易接受,也不會「傷害兩國人民民族感情」。事實上,這一面顯示出來的樸實,足以解釋何以印巴人民容忍了那麼多的黑暗面,也暗示了那些地下秩序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然現象,不過就不宜深入挖掘了。

互聯網在南亞次大陸的政治潛能

電影另一個引起印巴兩國跨國共鳴的原因,是與時並進滲入了互聯網的角色。印巴作為人口大國,已是各大網絡公司高度重視的大市場;電影由悲劇變成喜劇的轉捩點,就是巴基斯坦記者充分利用YouTube,激發了巴基斯坦民眾對印度大叔的同情,通過網絡動員民意、製造遊行,「成功爭取」巴基斯坦政府改變態度,更令前線官員「變節」,釋放大叔。無論這是否YouTube的植入式廣告,我們都可以參考目前印巴雙方的相關數字:巴基斯坦境內互聯網用戶佔人口17.8%,印度的這一數字則是34.8%,明顯還有大量發展空間。

商機以外,背後自然也不無政治故事:在現實生活中,巴基斯坦政府對 YouTube、Facebook 等社交媒體,一度進行過封鎖,理由是出於「國家安全」、「網站含有冒犯信仰的內容」,例如2010年一度封鎖 Facebook,2012-2016年則封鎖了 YouTube。目前YouTube在巴基斯坦依然要接入「巴基斯坦頻道」,方便監控。相較下,印度對網絡寬鬆得多,所以電影講述巴基斯坦網民的「抗爭」,究竟「抗爭」對象是甚麼,也可圈可點。

本來,電影故事是虛構的,令人意外的是,原來在現實世界,居然真有其事,只是在電影上映後才廣為人知;筆者的印度朋友講起這段傳奇,無不津津樂道。話說15年前,一名當時年僅7歲的印度女孩Geeta誤入巴基斯坦國境,因她是聾啞人,無法獨自回家,一直被巴基斯坦慈善組織照顧,並試圖幫她重返印度家園。電影上映後,Geeta的經歷得到印巴兩國政府關注,雙方外交部都說希望幫助 Geeta 重返故鄉,最終她成功返回印度,與失散多年的家庭團聚,正能量一時間照亮了印巴兩國。

這說明電影、網絡這些流行文化和工具,除了經常被批評為助長極端主義、煽動民粹,原來也有截然相反的一面。只要得其門而入,同樣可以戲劇性地釋放人性的正能量,令敏感的政治問題擱置,製造一定奇蹟。雖然奇蹟可一不可再,但成功公式如此,其實已是啟迪了前路。問題是,誰能夠加以利用,而又不會走火入魔而已。若是上一代一味逃避批判,那就本末倒置了。

2017年1月27日星期五

電腦遊戲現實版:羅德島戰記

希臘羅德島這名字,對一般人而言頗為陌生,熟悉的大概只有兩類人:電腦遊戲玩家和歷史迷,因為曾幾何時,羅德島也是歐洲的爭霸中心,想不到近日卻重新成為新聞。話說希臘債務危機從未解決,希臘政府爭取歐盟援助也好、節衣縮食也好,都是杯水車薪,於是開始出現一些嶄新的民間方案,包括很吸睛的「重建羅德島太陽神巨像」計劃。

羅德島巨像來頭極大,公元前280年由島民修築,目的是慶祝公元前305年成功阻止馬其頓軍事統帥「圍城者」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 of Macedon)圍攻羅德島。神像高30米,聳立在海邊碼頭,船隻在神像胯下經過,極有氣派,是當時世上最高的建築,位列「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與金字塔等齊名。不過,神像只存在數十年,就在在公元前226年遭地震摧毀,居民擔憂冒犯了太陽神,因此一直未有重建。

羅德島今天是希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實歷史身份多次變遷,作為獨立國家也一度存在,曾是地中海地緣政治要塞。羅德島面積只比香港略大,是愛琴海文明發源地之一,在古希臘時代就是重要商貿中心,先後多次捲入戰爭,例如在「波西戰爭」中與希臘城邦結盟,後來又與馬其頓聯盟,先後併入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直至1306年,聖約翰騎士團(Knights of the Order of Saint John)購得該島,在1309至1522年間獨立統治。

這是羅德島作為獨立實體最輝煌的歲月,騎士團獨自營運孤島也充滿傳奇,最終面對埃及蘇丹數萬大軍圍攻,被迫和平撤回歐洲;直到二十世紀初,羅德島還在土耳其、意大利、德國、英國之間易主,最終在1947年才併入希臘。

羅德島「自古以來」被歐洲、北非強國覬覦,因為她位於「愛琴海——中東航線」及「土耳其——埃及航線」的交滙處,極具戰略價值;也正因此,羅德島的繁榮程度曾不遜於雅典,作為域內商貿樞紐的影響力則比雅典更甚。後來希臘、馬其頓、羅馬、拜占庭各自在地中海的擴張過程中,羅德島都被視為關鍵據點,屬兵家必爭之地。

即便時至今日,羅德島在地中海一帶的重要性,依舊顯著。羅德島國際機場是希臘最重要機場之一,亦是地中海一帶航空樞紐;羅德島港口客運、貨運業務繁忙,是地中海主要航運點所在;羅德島的旅遊業也是希臘經濟支柱之一。有見及此,一群來自希臘和歐洲各國的建築師想到重建羅德島太陽神像,除了希望拯救希臘經濟,也是希望重現羅德島的戰略價值。

根據計劃,新神像並非完全複製歷史上的神像,而是融合了現代藝術創造,預算建築高150米,規模是舊神像的五倍。舊神像由銅鑄成,抗震性能欠佳;新神像則採用三腳架設計和鋼結構,以抵禦地震衝擊。根據設計方案,神像內部將建造圖書館、展覽館、文化中心、高級餐廳等設施,頂部設有燈塔和觀景平台。工程將耗資2億5千萬歐元,希臘政府自然不能負擔,團隊表示希望通過網絡眾籌、吸引外資等方式籌集,以此振興希臘建築業、旅遊業、物流業等,也讓希臘人重拾昔日民族自豪。上述計劃在2015年提出,去年不斷有後續新聞,但始終未有具體行動的曙光。究竟會否付諸實行,就說不準了。

小詞典:聖約翰騎士團(Order of Saint John)

三界「三大騎士團」之一,又稱Knights Hospitaller,成立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期間,本是聖城耶路撒冷的救護和保衛組織,後來成為教會軍事力量。騎士團被穆斯林擊敗後,輾轉走到地中海塞浦路斯,再以羅德島為據點,最後到達馬爾他,因此又稱「羅德島騎士團」、「馬爾他騎士團」。他們至今被不少國家承認為「沒有領土的主權國家」,依然與之保留外交關係。

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

加拿大能成為「後民族國家」嗎?

全球向右轉,連苦苦支撐的德國默克爾也被迫開始「擁抱本土」,唯一高調推動左翼理念的發達國家領袖,幾乎就剩下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他代表自由黨贏得大選時,曾說要加拿大成為世上第一個「後民族國家」,表示加拿大「沒有核心身份認同、不存在主流觀念,只有對『開放、尊重、勤勉、互助和正義』這些理念的共享的追求」。這番官方表態,無疑是對近代「民族國家」的激進顛覆,而這番話在加拿大並未引發劇烈反響。這是否代表加拿大人已達成共識?

加拿大作家福倫(Charles Foran)早前在《衞報》撰文,對加拿大「後民族主義」進行辨析,指這一概念遠非杜魯多表態那般簡潔直觀,它本身是一場國家或民族建構的實驗。從統計數據看,加拿大的移民數量始終居於高位,每年新移民佔總人口1%;加上加拿大對新移民的篩選限制條件極少,高達85%的外來永居人口最終歸化為公民,大都市如多倫多、溫哥華等,已成為世上人口分布最多元的地方。

加拿大主義源頭

不過,「加拿大」的形象,又絕非淹沒在全球化浪潮中。恰恰相反,它作為一個政治實體,自有其經歷數世紀演化的社會文化特質——就是讓來自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社群,在同一片疆域上和諧共處,而這就是「加拿大主義」的源頭。自十九世紀中期,加拿大以「英屬北美自治領」身份,逐漸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加拿大人」這一概念,就存在種族和文化理念的混雜:既有來自歐洲的殖民者,又有久居於北美大陸北端的原住民;他們既是歐陸王室文化的認同者,又見證着美國民主發展,並深受其影響。

福倫最有趣的觀點是,認為最能反映加拿大特質的案例,乃分離主義者的「魁北克自治運動」。在世界眾多分離主義地區當中,類似運動都可能釀成曠日持久的分裂局面,甚至暴力衝突,惟有在加拿大,有強烈種族和文化認同的魁北克社群,與代表國家權威的加拿大中央政府,始終在尋求妥協。

「國家認同」在加拿大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一個始終存在內部張力、卻又能維繫不同立場的復合概念。這正是加拿大「後民族國家」的特色,而正是這樣的特質,讓加拿大年復一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

加拿大能進行上述實驗,與其自身獨特條件息息相關。加拿大疆域橫跨大陸、三面臨海,又有美國作為無威脅的強鄰,後者不僅貢獻了加拿大75%的外貿,客觀上更協助了加拿大國防(也就是特朗普口中的「搭便車」行為之一)。在這樣的環境下,加拿大在經濟、軍事安全等的壓力,較其他大國小得多。結果加拿大立國後,內部政策空間很大、自主程度也很高,才得以實驗開放、多元的「後民族國家」。

然而加拿大的例子,放眼世界,恐怕只是特例。與「後民族國家」理念相似的政治實踐很少,本來最成功的是歐盟。然而近年歐盟的「大歐洲」理念,與歐洲各國民族認同之間矛盾叢生,歐盟就算繼續存在,其價值觀的感召力,已被大幅削弱。畢竟,歐洲、亞洲等地不同社群之間的歷史文化淵源,加拿大模式是很難複製的。既然如此,只要加拿大實驗能繼續下去,杜魯多在當今世界的獨特地位,可能持續上升,令全球右轉,可能成為加拿大進一步拓展軟實力的契機。

小詞典:魁北克自治運動

加拿大魁北克省78%的居民說法語,歷史文化認同與加拿大其它地區有明顯差異,魁北克居民擔憂自己獨特性被同化,一直要求更多自治權、甚至獨立。1995年,魁北克就獨立問題舉行公投,反對者以50.6%微弱優勢勝出,但贊成者也得到話語權。1999年,加拿大國會推出Clarity Act,列明在面對「訴求清晰、並獲得地方絕大多數人民認可的獨立意願」時,國會有與魁北克展開獨立談判的義務。

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

1917 vs 2017:10月革命100年後…

2017年被認為是「黑天鵝之年續集」,假如真的是「黑天鵝」,自然難以預測,但與100年前的1917年比較,規律卻不無相似之處,這已足夠令人憂慮。
說來今年是俄國10月革命100周年,在《經濟學人》新年特輯中,歷史作家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便把1917年的國際格局與2017年進行深刻對比,從中可以推演出不少可能性。

民主化在第三世界開花

從世界格局起伏來看,最值得對比的,自然是兩次全球化的興衰,本欄早前也對此曾作介紹。1917年之前的半個世紀,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殖民帝國幾乎把全世界納入殖民版圖,開展殖民貿易,人口大規模自由流動,自由主義制度向其他(被認為是不文明的)地區拓展,可算是早期全球化時代。而自1970年代以來,新一波全球化思潮高漲,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蓬勃發展,打破民族國家邊界的「大歐洲」實驗被寄予厚望,在去殖民化浪潮中,民主化也在第三世界遍地開花。

然而,十九世紀全球化的興盛並未阻止世界大戰的爆發,1917年的資本主義世界悲觀情緒蔓延,歐洲殖民帝國深陷全面戰爭,經濟整合和社會文化交流被戰火阻隔。

俄國10月革命和共產主義、威權主義的興起,正是副作用之一;就是沒有一次大戰,俄羅斯帝國能否捱過資本主義的挑戰也是疑問。

再看當下,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化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遭受重創,大規模、高標準的多邊自由貿易投資協定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均告夭折;英國脫歐及特朗普當選,可能只是開始。

差可告慰的是,目前我們能避免新一次世界大戰,正是2017與1917年的不同之處。與19世紀末貿易全球化相比,今天世界的經濟互動大有區別,跨國公司遍佈全球的生產、加工、銷售網絡,取代了國家的角色,對不同社會內部的滲透,遠非19世紀末的殖民地貿易所能比擬。是故,即使在保護主義抬頭的2017年,要將以「生產全球化」為特質的全球經貿網絡打破,亦非易事。在各國經濟聯繫不再局限於商品本身,而是牽涉國內不同社群階層時,一刀切的貿易保護政策,就不容易成事。

2017與1917的另一關鍵區別,在於今日各國政府對「威脅」的認識產生了變化。在20世紀伊始,民族國家之間利益對立,被視為關乎一國生存發展的核心因素;不過在今天,恐怖主義、環境問題等非傳統安全因素日益重要,而這些議題都是單一國家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在全球性威脅面前,各國不得不通過多邊協商機制、國際組織等平台磋商,令單邊主義同樣行不通。

不過,我們依舊不可對2017過份樂觀。正如Wooldridge 指出,目前我們目睹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浪潮崛起,對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造成實質衝擊;當「思潮」逐漸轉化為「政策」,戰後秩序的崩解,絕非毫無可能。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之時,蘇維埃的「共產主義」理念,乃是超越國族的世界主義理念之反映,本來被認為是痴人說夢。而在新自由主義不再吸引人的今天,我們在國際舞台再難見到「世界主義」身影,各國極端政治思潮無不強調「本土優先」。在這環境下,如何避免重蹈20世紀上半葉的覆轍,是今天精英和民眾的共同責任。

小詞典:十月革命

1917年,俄國沙皇專制政府被推翻,俄羅斯貴族組建臨時政府。同年11月7日,以馬克思主義為綱領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領導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社會主義政權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後擴大為蘇聯),這也是世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2017年1月24日星期二

無論點樣,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搭UA

不久前,剛看到一個「2016年最差航空公司排行榜」,第一位居然是以色列航空(El Al),不過名單只是以平均delay時間排行,採用平均數,兼且不計服務,準確程度存疑。個人經驗,這個榜無可爭議的第一名,毫無疑問、眾望所歸「肯肯定」是聯合航空(UA)。這不是近年經驗,而是讀書時代遺留至今的深刻烙印。

且說最近期的親身案例:從夏威夷經關島到香港。機票要改期,因為官僚原因不能網上完成,期間要打的電話,前後一共用了四小時,涉及五個不同部門。處理嬰兒附加座位的電話,又是額外兩個小時,涉及部門更多,最終到了機場,卻還是「無此紀錄」,從頭再做之餘,還要雙重付錢(當然可以投訴,但想到牽涉的時間、「部門」和paper work,任何正常人都會情願放棄)。UA每天班機極多,這本應是優勢,但反而正因如此,有時會因為不明原因,等待部份乘客上機,儘管航班已明顯誤點;而誤點的航班,自然不保證下一班轉機的航班會配合延時,哪怕下一班航機同樣屬於UA。長話短說,因為這類原因,這次我從華盛頓回夏威夷,就在LA滯留了一天;從夏威夷回香港,又在關島滯留了一天。

Delay本身,並非最大問題,雖然同機有一位趕回香港守靈奔喪的女士,她的徬徨令人極度同情,但畢竟一切「意外」,在航空世界,都不能算是情理之外。情理之外的,卻是UA員工的態度:他/她們對delay習以為常,任何延誤,就會立刻機械式指引閣下去排「顧客服務部」的長龍,毫無任何歉意,也不聽任何解釋,彷彿和「how are you honey」性質一模一樣。親眼所見,乘客無論怎樣的特例,得到的都是同一款機械對答;最要命的是這類對答內容,必會加上毫無感情的「我完全明白」一類「體貼」字眼,更令人覺得眼前的不是人,而是機器,還是老化的機器。反而是在關島接收UA爛攤子的台灣長榮航空,雖然以Hello Kitty為裝飾的品味令人不敢恭維,但工作人員態度極好,處事充滿人味,例如擔心延誤而親自陪同到禁區、會照顧嬰兒,令人感到久違的interaction──人與人之間的interaction。離開後,有了UA的反差,禁不住立刻寫了熱情洋溢的表揚信,讚揚長榮的當值職員。

為甚麼UA會這樣?其實,一切也反映了今日美國面對的問題;特朗普為什麼能當選,也能側面窺探一二。

UA全名「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是美國、乃至全球航空公司的巨頭。以公司僱員規模、客運量和服務里程計,都可躋身全球三甲。UA前身是航空傳奇波音(William Boeing)於1929年創立的「聯合航空運輸公司」(United Aircraft and Transport Corporation,UATC),1934年,美國政府以反壟斷為由,強令 UATC 拆分,「波音飛機製造公司」和「聯合航空公司」,均成為獨立企業。師出名門的UA在戰後國內、國際航空市場獨佔鰲頭,多次併購擴張,聲勢如日方中。

然而時至今日,UA卻是美國眾航空公司中,最受旅客詬病者,嚴重老化(無論是機件還是服務人員都是),設備極差,週邊服務如前述,慘不忍睹。轉捩點是9/11事件,兩架UA客機被劫持墜毀,其中一架撞向世貿中心,同期國際油價飆升、美國勞動成本增長,都讓UA運營成本急劇升高、利潤大幅縮水。財務狀況惡化的UA在2002年向政府申請破產保護,直至2006年才脫離。2010年,UA與美國大陸航空公司合併,至今財務未過警戒線,一切可省得省。

這樣一來,服務質素,就再也沒有保證。根據彭博新聞社的資訊,自2012年至今,在航班延誤、取消、行李遺漏和丟失等各項負面指標中,UA一律保持最差或接近最差的驚人記錄。例如在2012年,UA一家包攬了當年全國消費者針對航空服務業所有投訴的43%,「龍頭」地位固若金湯。UA的不堪,甚至成了流行文化題材:2008年,加拿大音樂家Dave Carroll乘坐UA班機時托運結他,結果這價值3500美元的結他在托運過程中嚴重損壞。Carroll 與UA交涉了九個月,仍無法獲得賠償,最終將這一經歷寫成歌曲《United Breaks Guitars》,引起廣泛共鳴。UA股價在歌曲爆紅的同時應聲下跌10%,大快人心。

除了態度差劣,UA的官僚政策,也讓人不勝煩擾。在上述事件中,Carroll 無法從UA獲得賠償的原因,是他「未有在事發24小時之內提出訴求」,因此就要用9個月時間填form、周旋。另一件事件更經典:2012年,UA的「孩童單獨乘機」服務遺漏了一位十歲兒童,孩子父母與UA各部門前後交涉了整整18個小時,才得知孩子及行李下落,而孩子是一個活生生、需要照顧的人,安全分秒必爭。對此UA僅以「抱歉」了事,已是皇恩浩蕩。

UA的升艙手續同樣異常繁瑣,因為官僚原因,很多時寧願讓商務艙座位大批閒置,也拒絕經濟艙乘客付費upgrade。至於飛機餐質素之低劣,原來已是有口皆碑,但近來再接再厲,經濟艙長途客機居然連飛機餐也欠奉,八小時的航班,全程只有一塊餅乾,比廉航更不堪。UA與美國大陸航空合併後,不少員工堅持對外宣稱自己隸屬美國大陸航空機組,和UA劃清界線,否則難有面目見鄉親父老。

為甚麼UA淪為這樣的「大企業」?除了經濟原因,也和美國面對的挑戰不無關係。我們常常投訴香港政府、企業官僚,其實在全球範圍,香港人的彈性已是首屈一指。這是因為香港的制度,賦予了不少彈性,讓管理人員、前線人員行使酌情權,因此優秀的員工可以在這些場合表現自己,加快升遷,有了工作動力,制度也有真正的調整空間。但UA為代表的美式官僚,卻有截然不同的前提,就是要確保教育程度低、資質極度平庸的人,也可以毫無難度按本子辦事跟隨使用。他們不被賦予任何酌情權,以免越酌越糟糕。由於制度理論上涵蓋了所有指引,所以一切對話,都是例行公事;正常人眼中的意外事故、投訴事項,在「制度」裏,不過是公式一部份,除了讀出同一對白,別無選擇。久而久之,連制度自我完善的能力也失去,員工進步的動力比社會主義經濟更不堪,不在話下。

其實在美國,超市、油站一類員工,早已被機器大規模取代,顧客一切自助;而未被淘汰的人,例如UA員工,也早已和機械接軌,消失只是時間問題。但與此同時,美國人又擔心失業、經濟下滑,情感上訴諸「外國勢力」、自由貿易,而不願接受真正問題是制度僵化,加上科技急速發展,令競爭力弱的一群,再也找不到存在價值。越是不承認,在僅有的崗位上越是snobbish,惡性循環,就積習難返。

好了,回到現實。記得自參選以來,特朗普堅持要重振本土經濟,具體到航空領域,不外乎要製造商將生產線遷回本土、僱傭美國工人、翻新老舊的機場設施、減少服務業「外判」給外勞云云。但管用嗎?力求航空製造本土化,無疑大幅提高製造成本,類似UA這樣的航空公司,服務只會更不堪;聘用更多本地勞工,而不面對競爭,恐怕服務質素還會屢創新低。假如UA這樣的美國大企業,也設計不了容納人性元素的制度,舉一反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又談何容易?

原載於MenClub 2017年1月24日

新加坡裝甲車事件:李光耀的智慧適用嗎?

中國與新加坡的雙邊關係出現暗湧,導火線是去年新加坡就南海問題表態;及後新加坡駐華大使與《環球時報》總編爆發數輪筆戰,把變質關係浮面;月前新加坡送往台灣參加軍事訓練的裝甲車,回程途徑香港海關時被查扣,則是關係惡化的具體顯現。香港查扣的理由是「未有經過適當報關手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為此致函梁振英(而不是北京),稱裝甲車受新加坡主權保護,促香港立即歸還。北京未有正式表態,但外交部發言人以「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喊話,暗示不言而喻。

新加坡一直以成功在不同陣營游走而自豪,這次陷入僵局,朝野頗感意外。不少人認為假如李光耀在生,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新加坡與台灣獨特的關係,正是李光耀一手促成,究竟當時的做法能否持續至今?

懂得把握最佳分寸

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面對馬來西亞、印尼等穆斯林國家的戰略威脅,亟需發展國防力量。李光耀希望建立裝備精良、具震懾作用的軍隊,惟東南亞國家都不願與印尼、馬來西亞產生矛盾,英美無意協助新加坡國防,文化同源的中國則是反共外交的敵人,李光耀惟有另闢蹊徑,把目光鎖定以色列和台灣。1965年12月,以色列第一批軍事代表團秘密前赴新加坡,隨後新加坡通過向以色列大規模軍購,成為以色列軍事出口的重要夥伴。

新加坡面積狹小,難以進行軍事演習,為此李光耀與台灣商議,借用其軍事基地。蔣介石曾提出以「新加坡與中華民國建交」為條件,為李所拒;蔣經國上台后,雙方才在1975年達成「星光計劃」協議,新加坡低調派軍備和人員赴台訓練,雙方秘而不宣,台灣也獲得接觸以色列先進軍備的機會。

其時大陸改革開放,中新之間已無意識形態對立,蔣經國政府則不曾有「台獨」傾向,鄧小平、李光耀和蔣經國三人就此達成了無言默契。如《聯合早報》前編輯鄭維所指,李光耀頻頻於兩岸穿梭,正是憑藉三方在台灣問題的共識;李登輝鞏固台灣本土意識之時,李光耀就不再訪台;直至奉行「一中」的馬英九上台,新加坡與台灣的互動重新回暖,才有2015年11月新加坡的「習馬會」。可見李光耀把握的分寸,每每恰到好處。

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上述共識的背景已不再存在:台灣掌權的是強調本土化、傾向「台獨」、不公開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蔡英文;新加坡在南海問題偏向美國立場(反而當事國菲律賓已放棄對抗),同時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令對台軍事合作就了更多美國影子;特朗普政府聲稱連「一中政策」也要檢討、頻頻打「台灣牌」;就連作為中國特區的香港也興起本土主義,同時是美國戰略支點之一。北京通過裝甲車事件釋放訊息,對新加坡、台灣、美國、香港,都是警號。

所以就算現在是李光耀操盤,又可以怎樣?他雖然左右逢源,但對大國有不同程度的抗爭情結,一直避免完全一邊倒,而在國際社會重視國際法一類文本,這是新加坡得以在東盟扮演領導地位的關鍵。極其量能做的,就是在技術層面的操作,更照顧中國「國情」。例如鼓勵南海爭議各方按國際法協商,強調新加坡尊重國際法的身份,避免具體表態,這樣對中美雙方都能交代;又如面對《環球時報》一類文章,以西方法律語言回應不但是對牛彈琴,還會令對方覺得被挑釁,理想做法自然是無視之。

目前新加坡和中國的矛盾,除了戰略層面的衝突,其實還是「文明衝突」:已經全盤西化的新加坡領袖(不少是華裔)根據西方邏輯處世,而在中國眼中,任何「據理力爭」,都是不順從的表現。左右圓通,除了利益計算,還要有文化交融的底蘊。不過若說中新兩國會長期緊張,筆者是不相信的。兩國剛同意下月進行高階對話,正是釋放另一種訊息,屆時就看雙方能做到多少深層交流了。

小詞典:星光部隊

台灣媒體對新加坡赴台軍訓部隊的稱呼。自1975年以來,新加坡組建了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等多兵種訓練部隊,赴台軍事基地受訓,較有名的訓練營是屏東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星光部隊訓練高峰時,人數上萬,目前新加坡每年派至台灣訓練的官兵人數在數千人左右。

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

國際關係Underdog理論:曾俊華能規避「梁振英路線」結構?

筆者一位好友是曾俊華的最核心團隊成員,由於他深知我討厭非黑即白、敵我矛盾的鬥爭,過去數年不時見面。然而,身為閱讀國際關係的人,我始終習慣從結構看問題,雖然很喜歡「薯片叔叔」的為人、更愛他家的柴犬,但一直反覆問這位朋友一個問題:通過underdog方式打選戰,與上屆梁振英的策略有什麼分別?假如以同一模式上台,執政後又會怎樣?且放下對政治人物的喜惡,先參考理論。

所謂underdog,泛指在比賽或選舉中被普遍看低一線的弱者,但往往因為表面的弱勢,容易激起群眾支持的熱情。一位學者Nadav Goldschmied曾以此為論文題目,研究為何underdog會得到支持,又如何通過underdog形象獲取最後勝利。

箇中原因,涉及身份認同、利益計算、心理評估、博弈論,包括認為「必勝」參賽者「以本傷人」不道德、不滿強勢參賽者代表既得利益集團、支持弱勢候選人的潛在回報倍增、建立「鋤強扶弱」的社會身份認同和道德高地,還有不能言明的schadenfreude情結——用網絡潮語翻譯,就是「鍾意睇人X街」(上屆市民看唐英年大熱倒灶時很開心,當他在選舉後成為「受壓迫者」,民望就反彈)。只要計算好上述設定,往往能製造「灰姑娘奇蹟」。

梁振英走「梁振英路線」,大概有以下原因:一是個人政治哲學和處事習慣,這與公務員出身的幾位參選人大相逕庭;二是因為不熟悉公務員團隊運作,傾向在執行中借助宏觀矛盾推動政策,這也不是公務員出身的能吏所需(單看政綱,這幾人不可能有根本分別)。但過去5年,「香港營」一直未能建立,社會異常撕裂,始終有其深層背景,也與那場奇怪的選舉有關。當時梁先生作為白手興家、主張更平均分批社會資源的「香港之子」,民望拋離被媒體宣傳為獲欽點的「富二代」唐英年,不斷強調自己不是利益集團、以理念感召「全港」支持者、以令小圈子選舉有真正競爭打動民心,團隊要「打爭氣波」士氣如虹。總之,那一刻的高民望並非虛幻,而上述語句,除去個人用字,在曾先生的演詞,幾乎99%重現。

作為選戰一部份,「underdog理論」自有其貢獻,但過程中,卻可能不知不覺間深化了社會矛盾。案例在海外眾多,放在香港「選舉」的潛在危機更多。以下五點,是兩屆「underdog」無論勝負,都值得深思的結構性問題:

一、 根據「underdog理論」,民意應「改變」最終結果,中央只會任命民望最高的候選人。但這假設很難經得起推敲,因為這裏的「民意」,有三點不同直選的真民意:第一,可選擇的對象被先天挑選,只是「相對民意」;第二,這種民意強烈反映對自己不能投票、而要接受結果的不滿,支持度其實不屬於個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民望」因此不能轉化為候選人當選後的「mandate」。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都以相對高民望上台,一律以低民望離任(曾蔭權尤其低,反映他在不同陣營都沒有基本盤)。假如以選舉期民望上台,卻又和民意不構成「社會契約」,推動任何爭議政策時,其實不可能動員民意,管治後的期望落差,只會更大。

二、 「Underdog」其實是「非主流建制候選人」,他們「非主流」,因為被認為不代表那一刻主流既得利益。一旦以「underdog」姿態上台,既得利益者會憂慮、非既得利益者作為「下注者」有期望,而這種利益再分配(或不分配),才是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何況客觀現實是,香港利益「大餅」越來越小,要求分餅的新持分者、包括各方激進勢力,卻越來越多。

三、 任何選舉中,無論當事人如何克制,提升民望,就必須有對立面,宣傳對立面時,很難不擦槍走火。上屆梁振英宣傳自己是「全民候選人」,突顯對手只代表富人和利益;曾俊華宣傳自己是「和諧推手」,但再「守規矩」,也必須突顯對手由上而下的「Topdog」姿態不能製造和諧。這種宣傳,很快會變成突出個人,令對方強烈反彈。加上最擅長負面文宣的人,往往是最兩極的人:他們不同傳統精英,並非任何人當選都會爭相拉攏,往往更出死力,自我居功,結果不言而喻。

四、 「Underdog」要戰勝「Topdog」,除了民意,還要「天意」。放在香港選舉,就是深信「Underdog」獲最高領導人秘密支持,以此穩定軍心。但一捲入「天神的遊戲」,一切就變得不再理性,任何邏輯都可以被推翻、變成「曲線」。社會氣氛習慣了「大紀元邏輯」,遇上任何不如意事,都會幻想天神下凡,政府的管治威信,更不可能確立。另一方面,「Underdog」賣點本來是「不會對北京唯唯諾諾」,但最終訴諸「天意」,執政後又有甚麼分別?

五、 「Underdog」的對手,在本地語境是「Topdog」,但在全球化、後真相時代,放在其他語境,卻可以變回「Underdog」。例如在內地愛國「小粉紅」眼中,梁振英是被「外國勢力」抹黑的英雄,香港極端保守派(人數其實不少)有了助力,自會反擊;正如右翼支持者被邊緣化時,援引美國特朗普支持者重整旗鼓,也是情理之中。有了一大片對立面,要和解,也不可能無視他們存在;但正因為其激進,支持「Underdog」的人,卻老是幻想要完全清算對方,新矛盾反而從此而生。

激情之外,如何突破宿命?

因此,就是通過「Underdog理論」勝選,是否能出現長於一年的蜜月期,也很難樂觀。最壞情況是曾蔭權末年,既得不到社會信任,又有另一陣營天天打小報告,不但管治失衡,種種怪事也隨之而生。既然我們不能改變選舉模式,更應該把焦點從候選人轉移,變成針對結構。以下五點,也許值得「Underdog」和「Topdog」,及其週邊人物共同思考:

一、 單憑常識,要是「選舉」公式變成這樣:一批候選人當中,出現疑似欽點候選人,民望急挫,Underdog挾民望成功當選,那會有甚麼後續?一是中央會以這操作,保護真正欽點的候選人;二是其他勢力,會以兩個月內的民望為單一操作目標,從而影響大局。無論是何者,假定北京容許其變成常態,都難以置信。要負責任管治,必須在競選時同時兼顧其他重點,而不是純粹打民意戰。

二、 民意戰的功能,應該是在高民望出現時轉化為mandate。香港最大爭議,始終是普選「831框架」、23條立法、最低工資等,都是永不可能有全民共識的大題目。假如高民望特首一碰這些爭議,民望立刻下跌,而放手不管,就是惡性循環,如何能製造穩定環境,讓人不移民?但假如候選人在選舉時,不再對這些議題予以語言偽術,有明確取態,而依然有民望,才容易在推動化成實質支持。否則民望要來做什麼呢?

三、 在微觀層面,對一般人而言,就是要顯示態度,也應基於數字能計算的資訊,而不是簡單的口號。負責任的候選人應該推出一些app,讓不同人輸入自己的狀況,得出根據候選人政綱,會享受哪些待遇的數字。英國脫歐公投時,假如雙方能提供嚴肅數字,結果很可能不同。

四、 在宏觀層面,「一國兩制」能否長存,其實並非香港內部問題,而涉及中國政治、國際關係。雖然這些不是候選人能控制,但起碼應提供願景。例如北京對香港事務的參與應如何理順,香港又怎樣在全球大變局時,加強在世界各地的經濟參與(新加坡作為國家雖然難以直接比較,但這方面值得借鑑的太多)。「休養生息」是不會長治久安的。

五、 無論是政商精英中人、還是普羅大眾,都應明白,特首選舉的本質並非「選舉」,不涉及公民參與,而純粹是利益重組的「程序」。大家的利益,應該是確保任何候選人勝出,都能有自己的持分,而不是以「下注」心態參與賭局。商界完全明白這本質,所以大小財團幾乎一律對衝,肯定有家臣、附庸參與另一陣營。這不算投機,反而是維持選後穩定的必需。不同候選人的競選團隊也應互通,確保無論誰當選,都會吸納對方精英進入班子、也不使用自己陣營最不能被接受的人,社會才能找回「共識政治」的平衡點。要是作出過份情緒化的投入,很天真很傻,就本末倒置了。

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

英國歌手破釜沉舟 來港追尋音樂夢

2013年,英國歌手Kashy Keegan在香港電視網絡職工會集會上,向參加者獻唱自創曲This is My Dream,感動不少香港人。這首歌先後被倫敦奧運會選用,也擊敗Katy Perry、Justin Bieber和Lady Gaga的音樂作品登上香港iTunes排行榜榜首。可是,英國的音樂市場仍然以Dance、Hip-pop及R&B為主,這與Keegan的音樂風格大相逕庭。相反,他更欣賞香港流行曲的風格,於是他決定來港追逐他的音樂夢,並取了中文名字──祈家恒。他在香港修讀中文課程,希望能夠掌握基本的會話技巧,也開始錄製中文歌曲。最近,他將This is My Dream改編為中文版《堅守我的夢》,歌曲旋律和歌詞鼓舞人心,講述一個實現夢想的故事。他對自己的歌曲被香港人受落感到驚喜,計劃在亞洲實現自己的音樂夢,也希望更多人從他的音樂中得到啟迪,成為他人實現夢想的動力,相信他對港英兩地的音樂文化定有一番不同的觀察。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祈家恒(Kashy Keegan, K)

整理:李志鵬

S: 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習音樂?

K: 我在英國南部的一個小鎮Worthing長大。在7歲第一次接觸鄰居的鋼琴時,便愛上它的聲音,也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此後,請求媽媽讓我學習鋼琴和音樂的基本知識。然而,我從來不喜歡循規蹈距,因此,除了彈奏老師指定的樂譜外,也添加了自己的音符,並創作自己的旋律。兩年後,開始自學音樂,並把我所寫的詩和音樂結合,12歲時寫成第一首歌。由於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音樂上,我失去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也要從事不同工作,甚至做廁所清潔工,為的就是賺取可以支付錄音室錄製歌曲的費用。

S: 來香港之前,你想像中的香港是個什麼地方?

K: 在英國學校的第一個朋友就是一個來自香港的女孩,名叫Oi-Ling,她支持我學習中文。我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是風景優美,記得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可以看到的是山脈、大海,以及遠處的摩天大廈。進入市中心時,我被巨大和宏偉的建築物所吸引。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地方。當時,我自費從英國到香港支持港視,感動部分香港人。因此,我第一次來香港時受到熱烈歡迎,所以對香港的印象非常好。

S: 你的歌曲This Is My Dream在2013年10月登上香港iTunes榜首,你感到意外嗎?

K: 很感動香港人接受我的音樂,我認為這首歌令很多香港人產生共鳴,因為他們都正在為夢想奮鬥,當中的歌詞就是談論如何面對挫敗、奮鬥追逐夢想。我在香港生活了將近3年,知道很多香港人正在爭取普選。作為一個中國城市,香港有其獨特性,繁榮昌盛,很多香港人希望維持自身的特色,而不是成為一個普通中國城市。當我在香港第一次面對3萬觀眾演唱這首歌時,他們揮舞亮起燈光的手機,形成一個燈海,對我來說是一個美妙的時刻。

S: 你為什麼決定留在香港發展音樂事業?

K: 我想如果香港人讚賞我的歌This Is My Dream,那麼他們也可能喜歡我類似主題的歌曲,傳播鼓舞人心的訊息。聽過不少香港流行曲,發現都很重視旋律,因此,認為我的音樂風格也可以在香港佔一席位。自This Is My Dream在香港受到關注後,我回到英國,但再難安於倫敦的記者工作,而是希望追尋音樂夢想。於是,買了單程機票,帶了行李箱和夢想,以及銀行裏大約1000英鎊到香港。我租住佐敦一房間,並以3個月為期限去尋找機會,敲了很多門爭取唱片公司支持,最後有一間公司給我機會。人們可能認為我這決定很瘋狂,然而,我堅信人生時間有限,人要追尋自己的夢想。2014年5月正式與香港本地音樂品牌Evosound合作,並錄製了我的第一張專輯。自此,香港成為我的第二個家。

S: 你喜歡粵語流行音樂嗎?

K: 我接觸過不少粵語流行音樂,尤其是陳奕迅、容祖兒、Beyond和已故歌手張國榮的音樂。在香港的好朋友向我介紹了張國榮的音樂,以及她最喜歡的歌曲《追》,我也喜歡這首歌,當中的旋律很優美。此外,最近也很喜歡林奕匡的作品《高山低谷》。我最欣賞本地音樂的優美旋律,以及很有意思的歌詞。現時在西方流行音樂中,旋律似乎不再重要,只重視節拍和舞蹈音樂。

S: 你創作音樂的理由是什麼?

K: 我大部分歌曲都包含鼓勵人心的訊息,大多數主流音樂人的題材偏重於愛情。我認為人們生活在世上都會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所以嘗試使用音樂帶出正面訊息,藉以鼓勵和支持他人。我最喜歡的歌是Mariah Carey【圖】的Hero,這首歌是音樂和歌詞的完美結合,歌詞中的訊息是關於內在力量和自信。我成長時常聽這首歌,歌詞鼓舞我面對困難,也激勵我開始寫歌,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音樂,音樂令我感到希望和力量。我也希望有一天我的音樂,可以給別人同樣的希望和力量。

我希望更多音樂人能創作出具有社會意識的音樂,反映今天世界發生的事。世界上有很多重大的社會問題,但音樂人很少在歌曲中談論,他們害怕受影響,不想冒險失去發展機會。

下個挑戰唱粵語歌

S: 與其他國際城市相比,香港有何獨特之處?

K: 香港是獨一無二的,她的歷史以及滙聚東西方文化。中英文化在香港融合,這是我們必須保護的,否則,香港會失去獨特性。作為一個居住在香港的英國人,我感到自豪的是,香港在英國統治下從漁村轉變成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對我而言,香港具有中國和英國元素,這歷史不能改寫。殖民主義經常有負面意味,可這非一面倒的負面。我認為英國在香港也有不少貢獻,使香港更加開放、自由,以及國際化。歷史將香港定義為中國的特殊地區,這種方式值得我們保持。

S: 未來,你希望怎樣實現音樂夢想?

K: 作為一個音樂人,想讓更多人聽到我的作品。我對This Is My Dream的成功感到非常驚訝和高興,但為了真正與亞洲其他地區建立聯繫,我必須改編一個中文版本,因為它是亞洲最流行的語言,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到這首歌,並從中得到啟發,成為他們實現夢想的動力。西方人學習中文都遇上不少困難,因為中文是一種音調語言,令西方人難以適應。我為自己感到自豪,因為能夠學習中文,並以中文去唱歌。

我想用粵語錄製一首歌,這也是我的下一個挑戰,我知道這不容易,但我願意嘗試。對我來說,生活中唯一真正的失敗是拒絕嘗試。

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

《另一場決賽》:全球榜尾大對決之後

早前因為工作原因,造訪加勒比海小島國英屬蒙塞拉特島(Montserrat),它馳名的地方有兩點:二十年前火山爆發,毀滅了全島一半地方,與及它的足球國家隊一度在國際足協排行榜排名榜尾,球迷想必對一場它「爭奪」全球最差球隊的「另類決賽」,津津樂道。這次在蒙塞拉特島,也拜訪了足球對的前任隊長,談起那場「決賽」,他還嚮往不已,絕沒有外間想像的尷尬,因為比賽背後有不少正面訊息。這一切,都要從歷史談起。

事源2002年日韓世界盃,傳統勁旅荷蘭未能晉身決賽周,荷蘭人感到不是味兒,傳媒人Johan Kramer 與 Matthijs de Jongh忽發奇想,想到另起爐灶,乾脆促成排名最低的球隊進行「決賽」,聊以自慰。於是,他們聯絡了當時排名最低的蒙塞拉特國家隊,以及尾二的不丹國家隊,邀請雙方友賽。最初雙方都以為是惡搞,慢慢發現居然真有其事,嘖嘖稱奇,都隆而重之的考慮,最終真正成事,拍成紀錄片《另一場決賽》(The Other Final),也可算奇蹟。

蒙塞拉特島願意比賽,基本上與足球無關,純粹是國家很需要任何形式的曝光,以提醒世人他們的存在。蒙塞拉特島是英國海外領地,本來是加勒比海度假天堂之一,景色壯麗,自給自足,連Beatles的經理人Sir George Martin也專門在那裡設立錄音室。直到八十年代遇上特大颶風,全島建築物一律被破壞,再到1995年島上火山爆發,首都普利茅斯全毀,全島一半面積淪為廢墟至今,大量居民出走,留下來的一度只有千多人。島上唯一的正式運動場也被火山灰淹沒,國家隊早已不再島上訓練,也很依靠外地出生的球員歸化,由於沒有了主場,國際比賽機會更少,排名墊底,部份也非戰之罪。所以這場比賽,只要令國際媒體關注,增加援助,重新吸引旅客,就功德無量。

另一方面,不丹雖然以快樂指數高馳名(雖然不少人批評這指數水份不少),但國家隊的境況同樣不堪。自1982年參與國際賽以來,不丹到當時未嚐一勝,足球也不是受歡迎體育項目。不丹很依賴印度、中國的經濟援助,也是兩國之間的緩衝國,自己的國際接觸有限,很多時都要通過印度進行,甚至至今還沒有和北京建交、也沒有和台灣的中華民國建交,反映它的國際身份,還受到印度的明顯制約。近年不丹改革開放,年輕國王還政於民,消費品進口持續增加、農產品出口卻持續下跌,赤字嚴重,國家有限的資源,輪不到發展足運。蒙塞拉特島需要宣傳本國,不丹足協則更著意利用機會振興足運,於是積極配合拍攝,還爭取作為東道主,希望以主場的高原優勢爭取勝利,更請來同樣來自荷蘭的足球教練Arie Schans訓練球員。當然,不丹政府利用比賽,宣傳自己的國際身份,也是動力之一。

最終比賽順利進行,不丹的高原氣候確實讓蒙塞拉特隊發揮不出來,最終不丹以4:0大勝,蒙塞拉特島「榮獲」全球最差球隊「殊榮」。比賽對雙方可說是雙贏,單是遠在加勒比海和喜馬拉雅山的兩地能進行交流,已經是全球化時代的時空突破,正式比賽前後的文藝表演,聯同比賽本身,吸引了上萬人現場觀賞,不丹的如意算盤可謂打得響。紀錄片製成後全球發行,迴響不少,蒙塞拉特島的悲劇尤其被關注,也是求仁得仁。接觸到的蒙塞拉特島球員都認為,那比賽本身已是擴闊視野之旅,事後的曝光超乎想像,至今都把那場比賽的錦旗珍而重之的展示,充份反映足球涉入世事時的魔力所在。

這場比賽並非由國際足協組織,而是由民間人士牽線促成,最終也獲得國際足協的官方認可。賽後兩國對足球運動的熱情都有所增加,各自排名都隨之上升:現時不丹排在歷史新高的176,蒙塞拉特排199(2014年一度上升至169),加上總球隊數目增加,都脫離了排名最低的區域。蒙塞拉特島也興建了新球場,吸引了一些在英國低組別聯賽的球員歸化入籍,球隊發展步上正軌,一切也要拜那紀錄片所賜。

不過最後,我們還是不得不談一個掃興的哲學問題:假如蒙塞拉特島再也沒有主場,代表隊成員都住在海外,本身歸化也只是為了踢國際賽的機會(假如英格蘭國家隊召喚,自然不會考慮蒙塞拉特),那這隊「國家隊」,是否還有存在價值?假如值得繼續存在,「虛擬國家隊」又能否被國際足協接納?再問下去,就變得虛無,不過問題的前設,卻值得深思。

聖盧西亞:產生兩個諾貝爾獎得主的迷你島國

非洲島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與台灣斷交後,台灣邦交國剩下21個,其中一個是加勒比海島國聖盧西亞(Saint Lucia)。上個月我剛到過那裏,落機就聽說「台灣在這裏無處不在」、協助了大量基建,似乎又是一個金援外交的案例。但細看下來,聖盧西亞卻比想像中有潛力,值得路過加勒比海的朋友考察之。'

聖盧西亞面積617平方公里,約等於半個香港,人口則比香港少得多,只有不夠20萬。聖盧西亞與香港一樣,本來是英國殖民地,1979年獨立,但同時充滿法國文化遺蹟,因為法國也曾長期管理當地,聖盧西亞人大都懂得多種語言;在加勒比海,聖盧西亞是少數能在英語區、法語區左右逢源的小島,這種多元文化遺產,是後天造就不來的瑰寶。

不少大國對諾貝爾獎望穿秋水而不可得,連中國也是數年前才有正式得主,聖盧西亞卻居然有兩位,這是小島國家極為難得的成就。第一位是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Sir William Arthur Lewis),他在聖盧西亞出生、英國深造、美國任教,專研對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理論,「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農村脫貧、城市化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另一位是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爾科特(Sir Derek Alton Walcott),他是本土詩人,在聖盧西亞接受教育後周遊列國,作品充滿加勒比海風情。他們的獲獎,充分反映小國在國際舞台的潛能。

在當地,不斷被推介參觀頭號景點,原來他們也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國家地標皮通山(The Pitons)的火山群。聖盧西亞國旗,就是以皮通山大小山峰為背景,那是全球少數能駕駛進入的火山,有點像美國黃石公園,被科學家密切監察;同時是生態寶庫,有多種罕見動植物棲身。

不過,重點並非這些,而是聖盧西亞這個小國為何有實力得到UNESCO青睞:根據不成文規定,這是有配額的,不少大國為上榜用盡手段,不少小國則至今榜上無名。皮通山上榜是2004年的事,也許原因之一,是不遠處的蒙塞拉特島(Montserrat)有類似火山,20年前爆發,摧毀了全島一半地方,令聖盧西亞的火山更具參考價值。有了UNESCO加持,聖盧西亞旅遊業有了陽光海灘以外的秘密武器,跟鄰國的比賽,也有更多優勢。

我在鄰近島國安提瓜時,當地人不斷抱怨「經濟低迷」,國家唯一生命力只有旅遊業,而當地颶風頻仍,全年一半時間是風季,郵輪不能靠岸,所以只能半價開工,全年一半時間沒有工作。但聖露西亞人則相對自豪得多,因為他們在旅遊業以外,也有自己的出口業,可算是東加勒比海製造業最多樣化的經濟體:出口中有33%是石油加工品,與產油國委內瑞拉、美國等構成經濟串連;22%是香蕉製品,這對酷愛香蕉的加勒比海尤其吃香。

「香蕉經濟」在聖露西亞的經濟地位,一度與旅遊業平起平坐,直到近年歐盟興起貿易保護主義、加上拉美香蕉種植加工成本下降,才陷入衰退,但依然比依賴旅遊業的臨近單一經濟體有活力。聖露西亞政府試圖重振香蕉出口,另一方面鼓勵農業+工業多樣化,近年還發展 IT 、金融服務業,野心不小。

當我們看見聖露西亞在國際版出現,就是在兩岸之間反覆,先承認中華民國、再與北京建交、又返回台灣,每每以為它又是一個失敗國家。其實對這些小島國而言,這只是外交、經濟多元化手段之一, 小國生存之道,殊不容易,聖露西亞已經恰如其分了。

小詞典:加勒比共同體(CARICOM)

加勒比海地區15個國家、地區組成的地區經濟合作組織,前身是成立於1973年的加勒比共同體與單一市場。相關國家在2001年通過新的多邊條約,將組織更名為「加勒比共同體」,宗旨是促進加勒比海經濟合作、共同發展,致力維持區域內經濟、政治秩序穩定。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由華威大學划艇隊的裸體月曆談起

英國名校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rsity)近年國際排名急升,同時也有不少其他項目冒起,不過最異軍突起的,還是大學划艇隊近年每年推出的裸體月曆,除了紅遍網絡,也為體育與裸體的關係,掀起新一輪激辯。月曆最初只有男子隊拍攝,後來延伸到女子隊,已成為划艇隊的招牌特色,配圖都是隊員訓練的日常場景,除了一律一絲不掛,只避免露出最關鍵部位,令照片充滿青春、藝術氣息,而不(令一般人)感覺色情。不少隊員因此成為網絡紅人,受訪時紛紛說:「想不到拍裸照是那麼自然」,也不認為被全球網民瀏覽身體有任何尷尬,更談不上任何家庭壓力。

傳統始於2009年,最初功能不過是通過發售「周邊產品」,為划艇隊籌款。但划艇隊員畢竟都是大學生,不可能接受「為錢賣肉」這樣的包裝,於是理念也陸續出現,官方說法現在是這樣的:希望通過展示充滿活力、美好的胴體,推動社會對不同性別、性取向的接納與尊敬,消除運動界、乃至整個社會的「恐同」意識。販賣月曆籌集的款項,則被注入Sport Allies慈善基金,基金致力推動體育之餘,也重視參與者的個人發展。至於何謂因、何謂果,大概當事人也已說不清。

划艇隊的裸體月曆和其他產品,已在80多個國家販售,網絡宣傳片、高清大圖等在140多個國家的互聯網上傳播,已遠遠比划艇本身受關注。英國本地和世界媒體大多讚揚這群年輕人以極富創意與勇氣方式,反擊社會的「恐同」現象,熱心慈善,熱誠可嘉。然而,批評自然也隨之而來,例如有認為媒體過分渲染划艇隊在 LGBT 的角色,卻對每年籌得的資金不予過問,而大部分收入都用作划艇隊開支,只有少數注入慈善機構,後者也不公開透明。然而,這種質疑基本上不為人重視,大部份人都覺得賺錢養活划艇隊,而隊員分文不取,已是無比神聖。

此外,對保守人士而言,這些裸體月曆始終有「掛羊頭賣狗肉」販賣色情之嫌,據說不少圖像都被使用在色情網站(尤其是同志色情網站),究竟讀者純粹是欣賞、還是同時有其他想法,自然因人而異。Facebook 一向對「色情圖片內容」嚴加管制,曾將華威大學女子划艇隊的裸體月曆宣傳頁關閉,經隊員長期投訴、解釋,方才解禁,但所有裸體圖片都被清空,可見反對聲音一直存在。

然而最核心的議題,始終是這個:裸體運動究竟是否才是真正的自然?體育競技的本意,就是展現人類肉體的強健,古代奧林匹克競技賽場上的運動員悉數裸體,文藝復興藝術家們通過雕塑、畫像重塑歷史上的運動健將時,亦不忌諱展現裸體,當時並無異議,直到近年出現「投訴裸體雕像」的風波,才無中生有的產生諸般爭議。不少歐洲國家都有天體運動的傳統,例如昔日東德天體運動大行其道,作為高壓管治的另類社會解放;近年歐美諸國也逐漸興起裸體運動,並以「裸騎單車」最受歡迎。歐美大學的裸跑傳統,更是校園文化一景。近年互聯網興起,不少運動員都拍攝裸照,既是為轉型鋪路,也是展示線條美的自信,昔日不少禁忌,已不合時而。但與此同時,保守主義也同步興起,持批判態度的群組人數也越來越多,反映世界正朝兩極方向發展。

其實,裸體運動背後,還有一個不能言明的面向:從華威大學生裸體月曆可見,「賣點」除了裸體,還有階級。這就像早前為肌肉萎縮性側面硬化病(ALS)患者籌款的「冰桶大挑戰」,賣點除了冰桶,更是參與其中的人。一般街坊向自己淋水,是沒有任何人關注的,但名人、特別是老闆富豪才俊淋水,卻充滿話題性。正是因為這些精英平日高高在上,淋水卻顛覆了既定形象,才有一種反差,運動才得以成功。這就像大學生予人感覺嚴肅求學,忽然來個裸體月曆,製做的反差,才令人期待。又如東德權貴一起參與天體運動,才釋出了無形的社會潛能,令「東德博物館」也加以介紹,假如參與其中的只有幾個天體海灘的鄰家老妞,一切就當別論。

換句話說,裸體運動的價值,正是在於其並非日常生活一部份,而且有意想不到的人參與,卻又點到即止,才物以罕為貴。假如以後所有運動都強制裸體,反而會失去那種味道。裸體運動員肯定知道,裸照會被用作「J圖」,然而水清則無魚,那正是各取所需的模糊空間。那條灰色地帶,正是精英教育不可言傳的一環,只能自行意會了。

沈旭暉 Sportsoho 2017年2月

投資伊朗:下一塊金磚,還是十面埋伏?

在「後制裁時代」的伊朗,不少人相信她有望成為「超級金磚」,中國也把伊朗列為「一帶一路」關鍵點,習近平年初訪問伊朗期間,就簽下不少合作協議。然而,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對伊朗核協議頗為不滿,上台後很可能調整政策,為伊朗經濟起飛帶來新變數,這些我們也曾介紹。那麼對潛在投資者而言,究竟應以什麼態度面對伊朗?
假如是西方投資者,面對銀行的黑名單、美國的政策逆轉,確實有太多不可測性要兼顧。不過,特朗普的態度反而可能有助中國維持,甚至擴大在伊朗的投資布局。

在國際制裁期間,伊朗能源業大量依賴中國資本,但談判現曙光後,伊朗政府就有意分散外資來源,令北京頗為無奈,例如2014年南阿扎德甘(South Azadegan)油田開發項目就與中資無緣。

然而,現在伊朗已大興土木,準備迎接新時代到來,不少項目已落實、訂單已付款,假如美國這時候才改變態度,箭在弦上的伊朗,不得不重新倒向中國、俄羅斯,這卻正是北京的期待。

外資須滿足兩項條件

伊朗引進外資的考量,主要從兩方面出發:投資項目注重長期發展而非短期利潤,引進資本同時要帶來先進技術管理人才。滿足這些前提的外資,可以3種方式進入伊朗市場:

一,與伊朗本地私有或公共部門組建合資企業。通過與外商合資,伊朗企業可彌補在技術管理的缺陷,推出具本地市場需求與出口潛力的產品。外商甚至可以純技術轉移方式參與合資,無須貢獻資本,這方面的誘因尤大。

二,外商通過「Buy-back」方式,投資伊朗本地項目,而以該項目產品作為投資回報。這一方式是伊朗亟需引進資本、而伊斯蘭憲法又不容許出售項目產權的矛盾下,尋找的折衷之道。

三,通過Build-Operate-Transfer (BOT)機制投資。這方式近年在伊朗能源、交通等公共部門興起,對這些項目,外資在前期享受開發和經營特權,在一定時期後,要將所有權益交還給伊朗當局。

與此同時,伊朗革命後,也逐步推出「工業自貿區」和「特別經濟區」吸引外商。目前伊朗共設立了7個工業自貿區、14個特別經濟區,多位於所轄海島、港口城市和沿海省會,伊朗政府為外資在這些園區內的經濟活動提供政策便利,如長達20年的稅收免除、外資全資企業設立許可、減免簽證審批手續、優化商品進出關手續、靈活的僱傭標準和金融服務管理、完善外資權益保護等。中資企業對這些優惠十分關心,因為都是可望可即的。

除了能源、基建,伊朗亦相當重視教育。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推行初等教育普及,目前成年人識字率超過90%,15﹣24歲年輕人識字率高達97%,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女性教育程度與男性看齊。有這些成績,因為伊朗政府每年財政預算中,有1/5投放在教育,佔國家經濟總量5%。隨著伊朗與國際社會更接軌,對國際教育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這也是中資企業可以考慮的投資對象。總之,禍兮福之所安,特朗普上台有危有機,對伊朗似乎不是好消息;但對希望進入伊朗市場的華資,卻可能是意外驚喜。

小詞典:伊朗國際學校

目前伊朗有數間質量上乘的國際學校,主要集中在首都德黑蘭,例如Tehran International School (TIS)、Mahdavi International School (SMIS)兩所以英文為授課語言的國際學校,課程都獲IB 認可;又如Pakistan International School & College是唯一獲Cambridge O & A levels認證的國際教育機構。此外,英國與荷蘭駐伊朗大使館合籌辦了The British School,還有法語國際學校Ecole Francaise de Teheran、日語國際學校Tehran Japanese School等,但未有專門教授中文的國際學校出現。

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

潘基文會成為南韓總統嗎?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已離開聯合國大廈,從紐約回到風雨飄搖的祖家南韓,坊間對他角逐總統抱有相當期待。究竟他在聯合國的職位是否真的是在本國從政的資本?

其實,國際社會對潘基文的評價十分一般,聯合國中人不少認為他「缺乏決斷力、過於低調」,與前任秘書長安南相比,遜色不少。原因之一是,他任內適逢聯合國出現信任危機,例如敍利亞內戰令數百萬難民流離失所、「伊斯蘭國」(IS)坐大、歐洲各國爆發人道主義危機、政壇形勢逆轉,唯一可以進行跨國協調的聯合國,卻一籌莫展;潘基文很少積極斡旋中美俄等大國,讓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實質問題,類似期望落差還在斯里蘭卡內戰、南蘇丹衝突、也門戰爭等出現。

此外,聯合國維和部隊在他任內爆出性侵醜聞,涉事人員遲遲未受處分;維和人員又把霍亂帶到海地,造成9000多人死亡,聯合國也拒絕道歉。這清單要認真算,還有不少。

不過,潘基文也有自己的強項,在毋需即時反應的長期結構性議題,他是有一定成績的。聯合國在國際扶貧、氣候問題等領域的工作,都在他任內取得長足進展;尤其是《巴黎氣候協議》,在潘基文就任之時,聯合國官員視之為「不可能的任務」(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還剩下多少,自當別論),只是這些議題不及國際衝突那樣吸引目光而已。

至今,潘基文未有明確表態參與南韓大選,不過他在南韓似乎受到相當肯定;而這份肯定,與他具體表現的關係有限,更多是本國人民的移情作用。他是首位韓裔聯合國秘書長,亦是兩韓執掌國際組織的最高位者,能任滿任期,在民族主義盛行的南韓,已大大增強了民族自豪感。

近十年南韓政潮不絕,潘基文置身事外,與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網沒有糾葛,這「外人」身份,也正是此刻南韓人民呼喚的清流。根據「閨蜜門」爆發前的去年民調,潘基文在疑似候選人中支持率排第一,高達28%,遠超排第二的反對黨領袖文在寅 (16%);明確參選的後者在去年底民調升至26.8%,還在遲疑不決的潘基文還有21.5%,潛力依然十足。

潘基文返回南韓政壇的最大阻力,除了個人決心,就是具體操作問題,不過往往是這些最難解決。目前他在南韓沒有嫡系、沒有組織,若競選總統,必須與現有黨派合作。他屬保守派陣營,本來順理成章的夥伴,當屬朴槿惠的新國家黨,但「閨蜜門」令其民望一落千丈,潘基文民調下滑與此也有關係。早前有三十名新國家黨重量級議員退黨,組成「改革保守新黨」,有意邀請潘基文加入,一些反對黨也可能爭取他。捲入現實操作後,民望會否急速下滑,就是另一挑戰。

像潘基文這樣,可能從國際組織關鍵職位卸任後「空降」回國成為領袖的案例,其實不多,近期例子,令人想起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2011年,巴拉迪在埃及國內局勢動蕩時,回國參與反穆巴拉克示威,一時間成為反對派領袖,革命成功後,成為埃及臨時政府副總統。然而不久臨時政府鎮壓示威民眾,巴拉迪辭職抗議,從政經歷就此不了了之,此前他的諾貝爾光環,早已褪色不少。巴拉迪的經歷對潘基文不無啟示:國際組織的管理與國家內政治理畢竟不同,若缺乏國內政治實力,無論國際聲譽多麼響亮,終究是「離地」的。同期從世衛領導人位置退下來的陳馮富珍,為何在祖家香港的民望不及潘基文在南韓,亦同樣值得深思。

小詞典:改革保守新黨(Bareun Party)

2016年末南韓新晉政黨,由執政黨「新國家黨」分裂出來的三十名議員組成,他們都反對朴槿惠,希望從政潮中自保,令南韓政壇變成四分天下。政黨立場與新國家黨都屬於保守派,目前在南韓比後者得到更多民意支持,可望在來屆大選扮演關鍵角色。

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

俄羅斯黑客、特朗普與奧巴馬

特朗普上任前夕,美國聯邦調查局向奧巴馬提交對俄羅斯黑客活動的調查報告。根據這份調查報告,俄羅斯對這次美國大選密切關注,並在希拉莉呈現優勢時,逐步發動針對希拉莉陣營的網絡攻擊,並在網上大肆散播抹黑希拉莉、民主黨的言論,令美國選民對民主黨,乃至整個大選過程喪失信心;為此奧巴馬高調出擊驅逐35名俄羅斯外交官,特朗普在「受惠人」嫌疑下,最終也改口說「俄羅斯黑客帶來威脅」。

奧巴馬的姿態,不少人認為是為了制約特朗普、設定國內議題;其實,同時也是向國際社會喊話。首先似乎是希望把美俄鬥爭鎖定為未來的美國外交主軸,但普京明顯有備而來,反應克制,不但沒有驅逐美方外交官報復,還藉此嘲笑奧巴馬是跛腳鴨政府,期待特朗普會「撥亂反正」。

奧巴馬同時提示盟友

其實,外交界不少人覺得奧巴馬小題大做:聯邦調查局( FBI)前情報員法夫羅(Kevin Favreau)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透露,美俄兩國自冷戰至今,情報戰從未停止,雙方互遣情報員的戲碼也不止一次上演;也就是說,選擇高調反擊還是私下角力,完全是政治主導,跟情報戰本身無關。

與此同時,奧巴馬也可以向歐洲盟友作出溫馨提示,特別是德國、法國都在今年大選,結果對全球局勢影響巨大。目前,兩國均呈現「建制派 vs 極右反建制派」的局面,與去年美國大選如出一轍。假如極右派獲勝,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可能根本逆轉,歐盟甚至可能解體,那時候,俄羅斯滲透東歐各國再無顧忌,這無疑是對俄羅斯地緣政治有利的大事。因此,奧巴馬可說是向法德預警,讓她們先發制人處理俄羅斯黑客,找到先例和「合法性」;就算俄羅斯黑客沒有真正行動,也可以讓法德建制派處於道德高地,加以宣傳。

說到網戰,美國這些年來談論更多的對象並非俄羅斯,而是中國。不過中國黑客的行動目標往往是美國企業的商業、技術機密,而不是明目張膽的影響選情。奧巴馬高調驅逐俄羅斯外交官,也是向中國間接警告:不要把網戰範圍延伸到政治層面,否則美國不會就範,還可能在商業層面作出報復,後者是北京十分在意的範疇。然而,目前似乎傾向「親俄抗華」的特朗普,卻隨時可以把公式逆轉運作:強調中國黑客對美國商業的威脅,比俄羅斯黑客對美國政治的威脅更大,把網絡戰爭矛頭指向中國。美國今天的民情,看來這方向更有民意支持。

無論如何角力,都不能否定一個現實:網絡戰爭已成為國際關係的常態,影響越來越大,也會成為各國的主戰場,「網兵」也會成為各國軍隊的正式兵種。由斯諾登到俄羅斯、中國黑客,都可見國防的定義已被顛覆,但怎樣通過他們和傳統外交互動,卻未有既定程式可援。因此奧巴馬、特朗普怎樣對待中俄黑客,正為這種「網上、網下」國際關係互動設下先例。

小詞典:網絡戰(Cyber War)

近年進入戰爭和國家安全領域的概念,指一國對另一國網絡進行有目的滲透、破壞的敵意行為。網絡戰的內容包括刺探國家機密、干擾戰時通訊、破壞基礎設施網絡等,同時「影響敵國網絡輿論」也成為新興網絡戰手段。目前,美、俄、中等國都成立了網絡戰爭司令部,其他國家也已逐步跟隨。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

無現金世界:諾貝爾獎得主尤努斯的世界觀

不久前,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發表演說,主張世界進入「無現金時代」,引起學界不少討論。想起年前,他亦曾到訪香港中文大學,分享幫助窮人脫貧的經驗和感觸。
對於尤努斯創辦的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即微貸款機制),以及它相較於傳統金融業的創新和爭議,經濟學界早有詳細討論。然而,對於尤努斯的世界觀,我們倒是較少觸及。在尤努斯的自傳《窮人的銀行家》中,他表達對貧困與扶貧、資本主義企業精神,以及社會發展的種種看法,值得從事相關業務的朋友參考。

貧窮須有準確定義

首先,尤努斯認為我們對「貧窮」需有一個清晰、準確的定義,否則全球五花八門的扶貧措施,往往不得要領。在他看來,真正的貧窮者,是那些「完全沒有機會改善其經濟基礎」的人,他們沒有土地與財產,人生沒有任何希望。

然而,以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國際扶貧機構,並沒有把這部分赤貧者與一般低收入者之間,進行準確區分。在傳統扶貧中,大量資金被注入基建等項目,或是在層層官僚手中反覆周轉,成為「行政費」,最終並沒有到達赤貧者手中。在尤努斯看來,那些以「長遠規劃」為名進行的扶貧,只會便利本來就擁有一定經濟和生產基礎的人,但是對零生產基礎的赤貧階層,幾乎沒有任何幫助,反而讓他們更邊緣化。

尤努斯對傳統扶貧組織的批評,還有它們的扶貧指導思想。按照傳統的扶貧策略,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缺少技能」,而扶貧的要義,就是在於通過技能培訓,幫助窮人就業。然而,尤努斯指出赤貧者本身並不缺乏一般技能,之所以無法脫貧,是因為他們無法控制資本、無法分享由資本所得的利潤。讓窮人與資本世界割裂,是因為在傳統資本運作過程中,窮人缺乏用來作擔保的財產,無法進行有效借貸活動。在傳統銀行家眼中,這些一無所有的貧困者是「金融賤民」,即便是扶貧機構,都認為對他們的資金援助需要收取較高的利息。但尤努斯堅信,傳統的貸款擔保制度並不適用於這些窮人:倘若他們獲取了一點貸款,一定會努力償還,因為他們深知,對這筆貸款的信用,是他們接下來生存與發展的唯一希望。

尤努斯還對我們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作出結構性批判,指出貧窮並不是窮人的發明,而是社會經濟組織與結構導致的結果。根據他的總結,資本主義經濟有兩個核心特徵:其一是強調競爭力,其二是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尤努斯認為,上述兩個核心特徵,都有值得改動之處。在傳統資本主義經濟,企業家被視為少數掌握技能、具有競爭力的人群;尤努斯則認為每個人都有成為企業家的潛力,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競爭力。一個理想的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應為所有人提供發揮個人潛力的平台,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自己做老闆、抑或打工。這便是尤努斯與中大學生分享時,表示「找工作是一個過時的行為」的意思。

其次,尤努斯認為企業家在作出投資決定的時候,不應該完全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社會利益也需要被考慮。在尤努斯眼中,「資本主義等於對商業利潤的無止境追求」,只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然‘而,當我們越強調企業的社會價值的時候,企業家越容易產生社會責任感。所以在這一基礎上,尤努斯根據目標差異,將企業分為兩類:為社會良知所驅動的企業,和純粹逐利的企業。尤努斯相信,企業家可以將這二者協調,他進行逐利活動無可厚非,但同時也可以創辦具服務社會價值、可自給自足的企業,格萊珉銀行就是後者的代表。這樣一來,市場經濟的本質,就不再是「嗜血的」,而是為每一個人提供發展機遇的平台。

最後,尤努斯還闡述了他眼中微貸款機制對社會發展的意義。微貸款機制所瞄準的,是處在社會經濟最底層的20%人群,然而,他們的脫貧,對整個社會發展的意義,則同樣重大。尤努斯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想像社會是一列火車,每一節車廂有自己的發動機;在社會經濟結構上層的人,就像頭等艙的乘客,而在社會底層的人,就如同身處最尾車廂。倘若最尾車廂失去前進動力,整趟列車的前進也會受累;而讓最後一節車廂激發自己的動力,整趟列車前進的速度也可以更快。微貸款機制核心的「信任」與「自助」理念,正是一方面保護了赤貧者的尊嚴,另一方面避免了為社會增添無謂的負擔。儘管尤努斯對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提出批判,但他非常歡迎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他看來,全球化所倡導的信息、與資本的自由流通,令窮人更容易致富。而要在全球化時代謀求每一個人的發展,則需要更加開放、公平的競爭機制,讓每一人有機會發揮自己潛能。

「微貸款機制」最終能否落地生根,還需時日檢驗。然而,尤努斯對貧困與社會發展的認識,卻可以為我們帶來不少啟示。同樣重要的,還有他的社會角色:自從獲得諾貝爾獎後,尤努斯成了孟加拉國寶,不少大學都掛上他的肖像作招徠,他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正因如此,當他批評孟加拉經濟制度、權貴貪污、特別是總理哈西娜本人時,爭議就隨之出現;及後他捲入不同官司,都部份源自他和政府的關係。似乎孟加拉並未能善用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帶來的軟實力,這對這個南亞小國而言,格外可惜。

小詞典: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

尤努斯創辦,發源於孟加拉的民間微型借貸機構。它面向窮人發放面額較小的貸款,不需要財產擔保,貸款對象主要是貧困家庭婦女,小額資金通常為她們進行家庭手工業創業提供起步資金。雖然此類貸款放款度小,但通常可以滿足貧困家庭的基本生活;而實踐證明,此類微貸款的還款率較高。隨後,孟加拉鄉村銀行的經驗被推廣到世界,尤努斯也因此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2017年1月14日星期六

台學者:特朗普美台政策難預測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在當選前後就中美關係等話題發表過不少有別於美國主流政客的觀點。去年12月初,他更與台灣領導人蔡英文進行了10分鐘的電話通話。這一舉動打破了中美兩國自1979年建交以來「美國領導人不與台灣領導人直接公開交流」的「默契」。美國白宮聲明表示對此並不知情,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隨即表示此事是台灣方面的「小動作」。而特朗普在之後接受Fox News採訪時更爆出驚人之語,稱「如果美國不能與中國在貿易等其他領域達成交易,美國為何要遵循『一個中國』政策?」此後,中美各方圍繞台灣問題的爭論紛至沓來,然而處於漩渦中心的台灣則相對低調。是次接受訪問的是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美歐所所長嚴震生教授。嚴教授對美國政治、國際關係有着深入研究,在本次訪談中他分享了對特朗普當選、中美台未來互動以及兩岸關係發展趨勢的見解。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嚴震生(Yen Chen Shen, Y)

整理:黃思為 李志鵬

S: 對於特朗普勝出美國大選,台灣政府如何看待?

Y: 此前台灣主流政界和學界都認為希拉莉會勝出。我們預計與希拉莉打交道較容易,因為她的亞太政策立場一致,台灣方面在過去也與她有過多次接觸。而她就任美國國務卿期間,曾讚揚台灣的民主、自由社會和人權狀況。但特朗普就完全不同了:他的舉動非常難以預測,競選期間極少提及台灣,其政綱上更不見台灣問題的蹤影。不過,他在勝選之後,台灣政府反應頗為迅速,立即與其團隊成員進行溝通,並安排了這次通話。

得知特朗普稱蔡英文為「President of Taiwan」,我們略感意外;不過,他在隨後發的第二條tweet將台灣視為其「顧客」而非在民主、自由與人權領域的合作夥伴,這就讓人失望。台灣政府對此的反應還是頗為審慎的。在通話曝光後,台灣社會內部圍繞台灣的國際空間、兩岸關係、台美關係和「議價籌碼」等話題有諸多討論,亦有強硬派寄望這一事件可以促成台灣外交突破。不過,我認為台灣政府較為明智,理解問題的複雜程度,反應比民間意見來得理性。

S: 台灣民眾、台裔美國人如何看待特朗普勝選?

Y: 台灣民眾普遍覺得特朗普頗為粗俗。不過,根據我與一些台裔美國人的交流,第一代移民、尤其是專業人士和商人們較為喜歡特朗普,因為他們相信特朗普能為美國經濟帶來增長,並推出有利於自己的稅收政策;第二代台裔美國人則更具有自由主義傾向,他們就不那麼看好特朗普。我想台灣民眾對特朗普的觀感也類似:年長的台灣人或許更容易接受特朗普的勝選,不過年輕一代台灣人可能對此難以接受。台灣人將特朗普的勝選視為繼英國退歐之後又一「反建制」的事件;鑑於台灣自身「反建制」的歷程並非特別鼓舞人心,台灣人對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也沒有抱以很樂觀的態度。

S: 從台灣角度來看,蔡英文與特朗普通電話目的是什麼?

Y: 台灣政府有內外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在大選結果揭曉時台灣政府受到社會內部的廣泛批評,台灣民眾認為蔡英文政府過分關注希拉莉陣營。蔡英文政府試圖通過這通電話向台灣社會證明,政府與特朗普團隊也保持良好聯絡。另一方面,我們當然希望了解特朗普對兩岸關係問題的看法。特朗普本人及其團隊在競選時極少談及台灣,但今年共和黨綱領中卻加入了共和黨對台政策內容,即「六項保證」。我們希望了解,共和黨綱領會否是特朗普政府對台政策的一個參照,「六項保證」未來會否與「一個中國原則」、《台灣關係法案》等共同構成美國對台政策基礎。

S: 你認為特朗普任內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會如何發展?

Y: 我們第一個擔憂的問題即是貿易:如果特朗普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施加高額關稅,那麼在大陸台商和台灣對大陸出口商也會遭殃。台灣目前對大陸和美國都有貿易順差,如果特朗普認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是「不公平」,那麼他會否對台灣作出同樣的指控,並對台灣的出口商品施加更高關稅?目前也不得而知。他也明確表態在上任後將讓美國退出TPP協議。因此,台灣或許需要加入中國主導的 RECP;但是鑑於目前的兩岸關係,台灣對RECP無從入手。或許日本可以帶頭讓TPP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先行生效;但美國市場佔據TPP整體市場的六成,正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言,沒有美國參與的TPP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同樣對特朗普將台灣作為「議價籌碼」的態度抱有擔憂。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牽涉重要的美國利益,而在與中國進行雙邊貿易談判的過程中,美國會否「拋棄」台灣?例如,中國可能願意對美國做出貿易方面的讓步,從而換取美國按照中國的意願調整其對台政策表述。此外,迄今特朗普仍未公開提及台灣自身的價值,例如其戰略地位,民主制度,人權狀況以及市場經濟模式等等,這也令我擔憂。

兩岸衝突 台安全要看美誠意

S: 台美在安全領域的互動將會如何?

Y: 在安全領域,我們認為特朗普政府或許能為台灣提供更多的軍事訂單。當然,這可能意味着台灣的國防開支會提高,不過如果我們不為自己的防務支付足夠經費,美國總統就難以在緊急情況下說服美軍協防台灣。如果我們至少將3%的GDP用於國防,並且從美國採購了裝備,那麼至少美國總統可以聲稱台灣已經盡力進行自我防衞,然而面對兩岸巨大的軍事力量不對稱性,美國需要對台灣施以援手。無論如何,華盛頓應當重新審視對台灣問題的政策立場。由於台灣與美國不存在邦交,甚至也沒有防務聯盟關係,一旦台灣海峽爆發軍事衝突,我們所唯一能依賴的即是美方的誠意。這也是台灣安全狀況與日本、南韓的根本差異。

S: 自蔡英文就職以來,兩岸關係始終處於緊張狀態,目前又加入了「特朗普因素」,你認為中國會如何應對?

Y: 目前,大陸方面主要在指摘台灣,因為北京不想在特朗普就職伊始就與美國鬧僵;不過,反觀台灣當局的反應,我想大陸至少應當滿意:蔡英文政府並未高調渲染與特朗普的通話,反而表態稱「(美國)政策沒有變化」。事實上蔡英文政府僅僅是尋求美國幫助台灣拓展其國際空間,我不認為北京應當為此「懲罰」台灣,畢竟,目前大家都不清楚特朗普本身的意圖。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蔡英文政府目前不可能尋求台灣獨立。台北就兩岸關係的官方立場是「維持現狀」,只是北京和台北在蔡英文就任後尚未有找到符合雙方認知的中間立場。我曾建議,蔡英文可以考慮作出類似的表述,如「在國民黨執政期間,『九二共識』是北京與台北溝通的政治基礎;目前民進黨執政,我們有了一些新的考量」。這樣一來,蔡英文可以對「九二共識」作出表述而不被其局限。北京也可以作出類似的表態,例如稱「目前民進黨認可1992年兩岸歷史性會晤的事實,兩岸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繼續對話」。畢竟,在蔡英文當選後中國外長王毅也曾公開提及「(台灣的)憲法規定『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些都是「一個中國」的元素,也是兩岸推動關係向前發展的基礎所在。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2016年的生活革命

2016年的不同國際大事已出現很多,但在國際局勢以外,其實還有更多影響人類的生活大事。在筆者眼中,去年的「國際生活大事」,特別在資訊科技層面的,必推這4件;而特朗普上台後,在個別IT支持者如蒂爾(Peter Thiel)等建議下,美國會否推出更多科技新猷,也令人期待。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2017年的突破必不會少,它們與政局的互動,可能是「未來學」更重要的研究對象:

一、AlphaGo:

去年Google旗下研究人工智能的DeepMind研發了圍棋程式AlphaGo,與來自南韓的頂尖職業棋手李世乭(前稱李世石)對戰,以4:1戰勝人類棋王,震驚國際圍棋界之餘,也帶來人類的警號。

根據研發者介紹,AlphaGo在傳統的「蒙地卡羅樹搜索」算法上,疊加「策略神經網絡」與「價值神經網絡」兩重深度神經網絡,以模擬人類的決策過程,所以棋風與人類相似——對大眾而言,不可能知道究竟科技突破出現在哪裏,但也明白過往被認為難以仿製的「人性」,已可以計算出來。

根據Google的計劃,AlphaGo一類程式可應用在搜索、圖像識別、醫療等人工智能領域,但也暗示更多職業在未來足以由電腦取代。加上再上一年人類成功催生單細胞生命,人類成為「上帝」的日子也許不遠了,對道德倫理的挑戰,在保守勢力同步復興的今天,恐怕陸續有來。

二、Pokemon Go、VR:

增強現實技術(Augmented Reality) 與現實生活娛樂的結合,在去年也得到極大突破,代表例子是風行一時的Pokemon Go手機遊戲。這一遊戲故事背景,源自日本任天堂品牌 Pokemon,技術則是由美國Niantic軟件公司負責。在遊戲中,玩家手持手機在現實生活中尋找、收集虛擬的 Pokemon,這種虛實結合的「遊戲」,吸引眾多玩家從網上走向戶外,熱潮席捲全球,開啟了「online-offline」一體化的全新生活體驗。與此同時,VR技術也越來越完善,勢將顛覆旅行、體驗的定義,十年後,隨時可以足不出戶,就有旅行感覺;而眾多現實世界不存在的景點,也可以虛擬出現。虛擬和現實的界線,會越來越模糊,乃至製造全新的空間,讓上一代人不可想象。

三、自動駕駛技術:

「自動駕駛」(autopilot)這一概念,去年又是急速成熟:特斯拉公司推出的全新「輔助駕駛」軟件,能通過主動感知周邊事物,輔助司機操作,理論上已可以「完全自動駕駛」;Google 旗下的無人駕駛汽車項目,也積累了相當經驗,正朝商業化方向發展。各大傳統車廠商如福特、通用、奔馳等,紛紛收購自動駕駛技術相關公司,連主張「釋放司機能量」的Uber,也在弔詭地研發autopilot,推動「高速公路貨運自動駕駛技術商業化」,並計劃今年推出自動駕駛技術的無人車貨運。過去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很受交通局限,但假如自動駕駛技術成熟,身體對出外的限制會進一步減低,未來社交活動的參與模式,可能大為不同。

四、太空競賽:

歐美近年內部問題眾多,去年卻是中國航天技術發展的關鍵年。例如中國成功進行了第六次載人航天任務,兩名太空人乘坐「神舟十一號」,與「天宮二號」軌道艙對接,再於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首次發射「長征五號」重型運載火箭。目前國際太空合作處於和平期,但美俄歐合作的國際空間站將於2024年退役,特朗普也很可能加強太空技術拓展,加上中國崛起,未來大國博弈的戰場,可能出現在太空,對地球的一切,可能以另一「太空俯瞰」的態度研判,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即為一例。

小詞典:Peter Thiel

2016年美國大選中,科技界巨頭幾乎一邊倒反特朗普,唯獨Paypal 聯合創始人Peter Thiel例外,令其招致科技界、主流媒體猛烈批評,作為同性戀者的他,同時也被LGBT 社群批判。Thiel支持特朗普的理由非常簡單:只是認為美國急需衝破建制派的框架、重整政治經濟模式。各界推測Thiel將成為特朗普團隊的科技顧問,成為白宮與矽谷之間的橋樑。

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

印尼風雲:華裔省長「瀆神」的背後

最近幾個月裏,世界輿論被特朗普吸引之時,東南亞大國印尼的政潮,可能是印尼政治生態大變的前奏,同樣值得關注。

事件主角是雅加達省長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人稱「Ahok」),華裔基督徒,亦是印尼總統佐科(Joko Widodo)的重要政治盟友。佐科早前任職雅加達省長,當時鍾萬學是他的副省長,扶正也是因為佐科當選總統,可見二人的親密關係。

鍾萬學就任以來,以反腐、重視公共服務等作風贏得一定口碑,但也樹立不少敵人;加上個人說話風格不夠謹慎,不時引發爭議。他是雅加達首位非穆斯林省長,這在穆斯林佔絕大多數的印尼屬於特例,自然也引發保守穆斯林不滿。

在9月一次競選演說中,鍾萬學引述《可蘭經》一條戒律,批評保守派誤解戒律、試圖以「非穆斯林不能做穆斯林的政治領袖」為藉口,阻止穆斯林社群投自己票。隨後網上流傳視頻片段,卻顯示他疑似抨擊《可蘭經》相關戒律本身,保守派團體伊斯蘭捍衞者陣線(Front Pembela Islam, FPI)立刻指控他犯下「瀆神罪」。

鍾萬學支持者稱,視頻片段經過刻意剪輯、斷章取義,但FPI在穆斯林社群影響力巨大,過去兩個月裏,已組織了3次大規模示威,遊行要求把鍾萬學判監,參與者達數萬。不少觀察員擔憂,保守群眾歇斯底里的反應,反映印尼穆斯林的保守化趨勢已到來;印尼奉行的宗教自由、族裔多元化政策,在這個全球民族主義、右翼興起的年代,可能與其他國家近年遇到的困局一樣,會愈來愈難走下去。

目前鍾萬學正面對法庭審判,而在檢察機關起訴後,他曾多次公開致歉,試圖「澄清事實」。佐科威表態稱「一定確保審理程序公開透明」,但又表示「絕不偏袒鍾萬學」。事實上,FPI 等保守派的攻訐,也有針對佐科威本人的考量:佐科威是印尼政治領袖中首位非政治世家出身者,上任以來以改革派形象示人,對內大力肅貪、對外著力構建印尼作為東南亞大國,難免觸及既得利益者。一旦鍾萬學被判刑、或被剝奪公職,下一任雅加達省長很可能是保守派穆斯林,對佐科威連任,或許足以構成新情況。

假如佐科威威信受損,他會怎樣?其中一個可能性,也許是寄望軍方支援,這卻會讓印尼軍方在失勢多年後,有機會再度干預民政事務。儘管目前印尼各方都否認存在「軍人干政」,但軍方影響力不能低估,假如政潮越演越烈,軍隊自然有自己的角色,就像埃及一樣。

上述推演僅是猜測,但印尼作為區域大國,牽一髮動全身,涉及宗教、身份認同的政潮,不單是內政,也足以波及鄰國。激進伊斯蘭組織一直希望滲透印尼,作為顛覆東南亞的跳板,見此情況,也難免推波助瀾。想起佐科威上台時,形象有點像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雖然沒有那麼瘋狂,但也是以改革、鐵腕著稱。看見印尼無風起浪的政潮,再想東南亞各國都暗地裏傾慕強人出現,亦完全可以理解。

小詞典:印尼華裔

印尼華裔僅佔總人口2% ,屬絕對少數,但對國家經濟命脈影響巨大。20世紀後期,印尼曾爆發多次大規模排華運動,雅加達華裔在保守派政府、社會團體的攻擊中蒙受慘重損失,甚至曾成為大屠殺的受害人。如今印尼政府呼籲構建種族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但華裔依然受到穆斯林保守派排斥,亦是不爭事實。

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

聖多美對台斷交:澳門論壇奇功?

不久前,非洲小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下簡稱聖多美)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復交,令台灣擔心出現斷交潮的骨牌效應。聖多美的案例還有一點必須一提,就是他選擇北京和我們身旁「澳門論壇」的關係。

聖多美位於西非海岸,面積和香港相若,人口不到20萬,1975年獨立前數百年來,都是葡萄牙殖民地。近年北京為拉攏葡語國家,以澳門為總部,成立了「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即澳門論壇),雖然葡語大國巴西不大看重這論壇,但其他葡語國家都相當重視,包括極有戰略價值的石油大國安哥拉。聖多美因為和北京沒有邦交,只能是澳門論壇的「觀察員國」。

多邊合作機制吸引

北京接納沒有邦交的聖多美為「觀察員」,讓聖多美代表直接出席2012年的會議,已經是一個拉攏姿態。再回看兩年前的2010年,北京宣布實行總金額達10億美元的經貿合作援助計劃,對象是亞非葡語國家,聖多美代表面對援助可望不可即,背後和北京的互動,自然毋須言明。台灣對聖多美雖然給予長期經濟援助,涉及農業、能源技術、公共衞生等領域,更派出醫護人員抗瘧疾,但與澳門論壇背後的制度相比,規模明顯有落差。聖多美需要澳門論壇,除了為錢,也為了這個平台內部的多邊合作機制。「Institutionalism」,正是北京近年積極製造國際制度、國際平台的布局算盤所在。

聖多美位於石油資源豐富的幾內亞灣,其實也有致富潛能,但因為國力極有限,能源開採技術相當落後,其領海、專屬經濟區範圍內的油氣資源,幾乎沒有被開發。中國假如提供資源開發聖多美石油,再和安哥拉等石油資源結成一整體,足以構成一條全球能源通道,而幾內亞比紹、佛得角等葡語小國,都對澳門論壇的制度性功能最為期待。即使台灣同意這次聖多美要求的援助金額,也不可能搭建一個類似平台出來。從這角度看,澳門論壇畢竟是成功的,澳門的戰略價值,也的確得到彰顯。

北京近年讓澳門發展「歷史優勢」,鼓勵學生學習葡語,再容許澳門承擔城市外交功能,曾被不少人批評為徒具形式:畢竟目前會說葡語的澳門人已很少,葡國文化在賭業是一切的澳門也已不大「接地」。然而重新強化葡語身份,並沒有想象中的困難,而且充滿戰略價值:除了聯繫這些國家,也能為澳門開拓賭業以外的經濟命脈,何況「中國最有南歐風味的地方」,也足以帶來一定國際遊客。通過葡萄牙的歷史淵源接觸歐盟,也是澳門的另一優勢,尤其是在英國「脫歐」後,中國通過香港聯繫前宗主國英國進入歐盟投資的路線圖,已經宣告終止,澳門這另一條脈絡,更顯得難能可貴。小國小城不要妄自菲薄,這正是國際關係的玄妙。

小詞典:澳門論壇

全稱「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簡稱中葡論壇、中葡經貿合作論壇,是中國發起的國際經貿論壇,2003年成立,總部設在澳門,旨在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合作,成員包括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東帝汶,還有觀察員國聖多美。葡語國家也有舉行自己的運動會,也是強化身份認同的舉措。

2017年1月10日星期二

安倍參觀珍珠港的計算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夏威夷珍珠港期間,筆者剛好在夏威夷,頗能感受到此間氣氛。

為什麼安倍「遲不遲、早不早」,這時候到來?

美日志不在珍珠港

表面上,這是「破冰之旅」,一改從前日本右翼不讓首相到訪珍珠港的約定俗成,因此頗有歷史意義;實際上,無論安倍、還是東道主即將卸任的奧巴馬,都明顯志不在珍珠港。

正如奧巴馬訪問廣島時,並未對使用原子彈道歉,安倍也並未對日軍在二戰的任何行為表達歉意,只是以「祭奠英靈」、「展望未來」為主題,然後,重點便轉到美國戰後對日本經濟的巨大貢獻,並稱日本人民對美國的善意和包容將銘記在心。

安倍還強調美國把日本納入其領導的「自由世界」,鞏固「美日同盟」,乃是兩國未來合作的關鍵。這番話的對象是誰,不言而喻。

日本民眾體諒安倍

奧巴馬的講話,同樣迴避了對日本的譴責,只是強調美國人民在珍珠港事件,乃至整個二戰期間的愛國精神,隨後話鋒一轉,就強調「即使美日兩國在二戰期間兵戎相見,但戰後依然選擇了和平與友誼」,再讚揚包含美日聯盟在內的戰後國際秩序,對防止下一次世界大戰的貢獻。

最後,他寄語美日兩國政府與人民增進友好往來,汲取歷史教訓,共同達成和解,以期未來的繁榮安定云云。

官方說詞背後,可以說,安倍、奧巴馬二人,都是在上演神功戲,舞台搭在珍珠港,真正的觀眾卻不在現場。他們只是要強調美日同盟關係,擔心特朗普上台後有所改變,也不希望TPP的擱置,會影響美日雙邊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昔日奧巴馬訪問廣島時,特朗普曾在 Twitter 批評他忽略了日本偷襲珍珠港;這次安倍高調造訪,也可以算是對特朗普的回應,給足面子;至於奧巴馬的用字避免挑釁下任政府,也算是釋出善意的表現。目前過渡期間,各國都戰戰兢兢,要和特朗普建立良好互動,日本尤其努力,相信特朗普上台後,姿態只會更合作。根據日本民調,高達81%的民眾對安倍此行「認可」,右翼成員也心照不宣,似乎對他的苦心,衷心體諒。

這次訪問最失望的,卻可能是歷史愛好者。時至今日,「珍珠港」作為流行文化圖騰,雖然廣為人知,但真正的史實細節,卻逐漸被淹沒。美國人自然知道「偷襲珍珠港」一事,但對為什麼之前國家採取孤立政策、戰後美國對日本施加了怎樣的「人格手術」,都極少關注。日本人當然也知道珍珠港,但對當時軍方怎樣得出偷襲的決定,是怎麼樣的情況下,怎樣計算可能「戰勝美國」,一般人也沒有興趣深究。不了解這些背景,在美日右翼同步興起的今天,若有任何新趨勢出現,就不容易防微杜漸。可惜,除了那齣十年前的大製作爛片《珍珠港》,關心珍珠港的人,又有多少?

小詞典:亞利桑那號戰艦紀念館(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位於夏威夷珍珠港的二戰紀念館,建築主體位於1941年偷襲珍珠港事件中,被日軍炸沉的亞利桑那號戰艦正上方。今日亞利桑那號的殘骸中,還有1102具美軍官兵屍體,紀念館牆上,則刻有該艦全體陣亡士兵姓名。亞利桑那號遺骸中滲出的燃油,被稱作「亞利桑那之淚」。

2017年1月9日星期一

關原之戰的現實意義

自從長時間離開香港,遠距離看見香港的人和事, 感覺也不同起來。身邊不少朋友始終希望香港回到九十年代的黃金歲月,也希望那些年的和諧社會、精英治港、「大和解」可以重現,因此,往往對自己其實毫無話語權的事(例如特首選舉),予以情感投射。

然而,現實政治是純粹理性的計算, 因為希望社會回到某狀態,而憧憬相應形象的救世主,這種思維,是有違邏輯的。筆者對香港沒有研究,倒不如從一個大家熟悉的案例談起:日本戰國時代末年的關原之戰。

無論對商場中人、還是電腦遊戲世代而言,關原之戰都是永恒的經典。戰爭背景很簡單:一度控制全日本的豐臣秀吉病逝,兒子豐臣秀賴年幼,權臣「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不斷擴大勢力,取而代之、成為「真命天子」之勢明顯;強烈効忠豐臣家、討厭德川家手段、希望返回舊時代的石田三成用盡全力抗衡德川,拉攏天性謹慎的「老好人」毛利輝元做名義上的統帥,最終演變成兩軍對戰,德川的東軍戰勝毛利和石田的西軍,掃除統一天下的障礙,建立幕府,10年後,更對豐臣家趕盡殺絕。

這場戰爭的背後,不但是兩大陣營的外交戰,更是每一個大小大名的人生交叉點,充滿人性和利益、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當然,關原之戰的性質、規模本身,都完全不能跟香港周邊環境比較,但以下重點,不知怎的,卻似對當局者迷的當局者不無參考價值。當然,筆者不了解當下香港政治的人和事,不要對號入座。

1. 石田三成以「大義」號召支持豐臣家,把德川標籤為欺負孤兒寡婦的奸臣,以為當年受豐臣秀吉「恩惠」的人會報恩,相信要不是德川家康野心勃勃,豐臣政權完全可以維持,以為只要鏟除德川,就天下太平。事實是,德川也有自己的「大義」,那就是擁有比孤兒寡婦更能穩定天下的能力和實力;相對豐臣秀吉晚年窮兵黷武、遠征朝鮮,德川隱隱然承諾一個太平盛世,讓大名和人民休養生息(無論太平的前提是什麼手段也好)。基於這一點,無論在大名、還是平民當中,支持德川的「民意」並不少,而且帶有威脅的壓力,即使沒有這個人,上述呼聲,也依然存在。雖然其出現與德川有關,卻不是無中生有製造出來,即使是「西瓜靠大邊」,也隱含對穩定的追求。

2. 石田三成失敗的主因之一,是自己定義的道德標準太高,不懂得水清則無魚,不但沒有拉攏對方陣營的邊緣人物,還造成「豐臣建制派」內,有一大派系(「武功派」)對他恨之入骨,而他們都是手握兵權的武將。不少對德川毫無好感的人,也是因為不滿石田,才加入東軍。回看石田被憎恨的原因,很多都很無辜,包括不知不覺破壞其他人的既得利益等。然而原因是甚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一個「建制派」內的派系不惜全力破壞,而這個派系又是諜報、離間、暗殺諸般手段都會使用的「武功派」,那就算讓石田、西軍暫時得到勝利,也依然後患無窮。

3. 「西軍」論牌面、佈陣、人選,其實並不差:豐臣秀吉委任的「五大老」當中,三人都是西軍;參加西軍的西部大名、名將大不乏人,而且掌握地利,理論上不只有力一戰,就是戰敗,也有條件東西長期割據。然而,只要仔細看內部名單,就會發現西軍主力和東軍的淵源十分深厚,他們參戰,只是為了延續自己家族的勢力,表態其實談不上投機,只是為勢所逼,總之不是為了出死力。所以戰爭開始前,西軍高層就一個個的向德川家康提供情報,以便一旦戰爭失利,得到「諒解」,起碼可以討價還價謝罪;主帥毛利輝元雖然承諾作戰,但不少家臣反對和東軍完全翻臉,出兵徒具形式,卻希望等到勝負分明時才出場。石田三成不了解人性,自然全盤算錯。真正會出死力的人,例如石田三成本人,則是德川不會接受的人,但這些人始終太少。而且對家不會接受,總有其原因。

4. 「西軍」戰場上潰敗的真正關鍵,是豐臣秀吉的養子小早川秀秋倒戈,石田三成雖然也有防備,但始終以為小早川這種身份,為害怕天下物議,是不可能倒戈的,而小早川也確實成了數百年來日本「二五仔」的代名詞。然而在小早川的計算角度而言,卻並非不能理解:假如西軍勝出,而當權的石田看不起自己,豐臣政權延續下去,雖然獲承諾出任「關白」,但自己吊兒郎當的作風,還是朝不保夕,加上已建立的政權內部位置有限,反而倒向大舉發展的東軍,可能更有空間,甚至足以成為一個陣營的首領。雖然最終小早川英年早逝、受盡罵名,計算似乎落空,但會這樣想的「自己人」,其實很多。

5. 假如關原之戰發生在戰國時代之初,群雄爭天下之心強烈,可能很多人希望戰爭延續下去,無論哪方弱勢,都會得到意外助力。但那時的日本亂到一個臨界點,「主流民意」情願和平、穩定,而不再管統治者奪取政權的方式有沒有問題,「西瓜效應」,就會倍增,趕渾水的人就會大減。關原之戰期間,希望渾水摸魚的實力派大名只有兩個:北部的伊達政宗、南部的黑田如水,他們都希望重回戰國時代,讓自己可以爭天下。但其他大名無論屬於哪一軍,都情願儘快回到和平,希望勝負儘快揭曉,不要作無謂的損傷,包括強調俠義家風、夾擊德川的上杉景勝,也很快接受東軍戰勝的事實。結果,關原大戰居然一天內就落幕。

6. 石田三成的目的假如是存續豐臣政權,他無疑完全失敗。假如沒有他的努力,豐臣家存活下去的可能性,卻可能更高:豐臣秀吉之前統領群雄的織田家,就有後人作為一個普通大名存續下去。然而,因為石田三成他把豐臣家和德川家放到完全對立面,任何人再要用柔性身段保存豐臣家的元氣,已不可能;但沒有關原之戰「引蛇出洞」,年老的德川家康就是再多陰謀詭計,也只能東贏一點、西拿一點,卻很難在有生之年,大規模對所有大名的勢力範圍重新佈局。即使豐臣家作為普通大名維持下去,依然能維持道統,假以時日翻盤,並非不可能,正如加入西軍後的島津家、毛利家,也能作為「外樣大名」維持下去,終至幕府末年成為倒幕主角。唯有不懂隨緣順勢而去,矛盾變得如此尖銳、你死我活,迴旋空間,就不存在了。

小詞典:大阪之陣

關原大戰結束後3年(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建立德川幕府。殘存的豐臣家繼續以大阪城為根據地,成為德川家眼中釘。1614年,德川家康藉口「鐘銘事件」,說豐臣家詛咒家康,出兵大阪城,發動「冬之陣」,雙方簽訂和約後,德川軍拆毀大阪外城,然後再藉口復戰,是為「夏之陣」,最終城坡,豐臣秀賴切腹自殺,豐臣家男丁被全部處死。

2017年1月7日星期六

西班牙學者日本讀博士 專研香港社運

近年,香港書店中「香港專題」的書本數量增加了不少, 而大學圖書館香港研究的著作也橫跨了幾個書架,當中既有以人類學角度深入研究香港鄉郊農村,探討傳統宗族,也有研究香港社會和政治。去年7月,香港教育大學成立香港研究學院,專門推動香港研究的發展,並從事以香港為中心的國際城市研究。除了香港學者外,也有不少外國學者從事香港研究,Marta Soler Alemany就是其中一位。她在巴塞隆拿大學(La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取得學士學位,期間曾到瑪麗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Mary Washington)交流一年。之後,她在巴塞隆拿國際研究所(El Institut Barcelona d’Estudis Internacionals)攻讀碩士,並在北京清華大學修讀為期一年的普通話課程。現時,她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研究社交媒體對香港社會運動的影響。作為一位歐洲人在日本研究香港問題,Marta認為以局外人身份更能旁觀者清,全面地了解香港。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受訪者:Marta Soler Alemany(Marta, M)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對香港政治和社會運動感興趣?

M: 我在巴塞隆拿大學主修社會學,其後在巴塞隆拿國際研究所修讀國際關係碩士課程,專注於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與亞洲國際關係的研究。我對香港互聯網高覆蓋率和應用程度左右社會發展感興趣,也一直關注香港的和平民主運動。此前,曾在北京生活了兩年,也曾在2013年到訪香港。當時,有機會與一些北京和香港的朋友交談,因而能從不同角度了解中國政治和社會狀況,以及東亞地區的情況。2014年開始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國際研究博士學位,研究題目是社交媒體對香港社會運動的影響。

經濟與民主不成正比

S: 香港社會運動有何獨特之處?

M: 近年,世界各地發生了不同的社會運動,主要是針對政治制度的失敗和對政府的不滿。其中,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Indignados或15M運動,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以及日本反戰運動都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由此引起我對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的興趣,以及探討導致運動發生的原因。根據政治經典理論指出,經濟發展和民主進程有正比關係,雖然香港的經濟已經高度發展,但歐洲和美國標準的民主化並沒有完全在香港發生,這令我好奇。

另一個原因是,自西班牙在1978年訂立憲法推進民主過渡之後,西班牙共分為17個自治區,所有地區享有各種有限的政治和行政權力,但在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等地區仍有一些地區衝突。我並非在此類比西班牙和香港的政治和社會情況,因為兩者有很多基本的分別和特點;然而,我發現香港和加泰羅尼亞有相似的文化特性,兩地人口接近(約700萬),也有年度和平示威的傳統。最近,加泰羅尼亞地方政府和不少公民都積極推動爭取自決全民投票的權利,但已被西班牙政府否決。當地人為了抗議有關決定,每年9月11日,即加泰羅尼亞的「國慶」日,都會組織一次遊行,喚起社會關注加泰羅尼亞的文化和身份問題,這一案例令我更有興趣了解香港的情況。

S: 你為何選擇在日本攻讀博士而非香港?

M: 我喜歡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去了解事件。這個身份給予我另一個角度去探討當中的來龍去脈,有助保持個人情感和學術層面的中立性。以我在不同國家生活的經歷,一旦生活在某個地方,個人的情感會受到當地的社會和政治情況所牽引。在日本,我有機會在一個鄰近香港的位置上,觀察香港和中國社會的發展。

S: 一般西班牙人對香港有何認識?

M: 在大多西班牙人認知中,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商業城市,曾是英國殖民地。香港人懂得說英語,也享有政治自由。西班牙人主要視香港為經濟和技術高度發達地區,對於香港其他層面認識不深。我在2013年首次來港,當時印象是,香港是個在中西文化之間迷人和熱情的城市。之後,通過閱讀各種文章,參加會議,並參與一些關於社會運動和社交媒體關係的訪談,開始對香港政治和社會現實感興趣。我的第一印象沒有改變,但對香港社會情況有更深入的思考,尤其是對政治兩極化問題。相比其他城市,香港人擁有不斷改進的精神。

S: 香港和西班牙在哪些層面有合作和交流?

M: 西班牙外交與合作部於2001年成立Casa Asia,促進西班牙和亞太地區之間經濟、文化和教育關係。在香港方面,主要通過舉辦商業活動和會議等方式促進兩地經濟交流。除此之外,還協調藝術展覽和兩地的合作項目。另外,巴塞隆拿市議會和香港在2012年11月簽署合作協議,兩個城市建立了夥伴關係和合作協議,該協議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加強兩地在城市規劃和設計,以及海濱研究方面交流。除此之外,巴塞隆拿是2014年香港設計周的參與城市。因此,香港的軟實力散落於西班牙各個層面。

S: 右翼勢力在歐洲抬頭,這與香港的本土主義有何相同和相異之處?

M: 這些意識形態有其相似的背景,他們都是興起於人民對政府和經濟制度高度不滿的時刻。無論是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或香港本土主義都直接回應了人們關心的問題。同時,他們保護着地方的身份,捍衞領土和指出過多外來人口對當地的影響。歐洲右翼運動對歐盟本質,以及人權和平等價值觀提出質疑,不過處在瞬息萬變的時代,當中有不少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令兩者難以直接比較。

吸引外媒注意保地位

S: 對香港未來發展,不少香港人感到憂慮,你有何見解?

M: 我對此比較樂觀。我感受到香港社會氛圍有所改變,近年,年輕一代的政治冷漠感有所改變。當然,我們不能忽視香港所面臨的管治問題和社會分化,但個人,特別是年輕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討論及社會運動,推動社會發展。同時,我也相信社交媒體對推動人們關心的社會問題和增加公民意識都有重要角色,而公民社會就能維持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以及社會共同價值觀。無論意識形態或情況如何改變,香港人都在意香港現在和未來的發展。

S: 香港應如何維持其國際地位?

M: 香港應繼續提高其地緣戰略和技術相關層面的地位,吸引外國投資和促進國際合作。另一個重要的方法是繼續吸引國際傳媒注意,並利用社交媒體在國際上傳播有關香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訊息。現時,國際社會各個城市之間的頻繁合作已成為趨勢,而不僅僅局限在國家之間的合作,這也是加強香港與世界各大城市關係的契機,以及維持其國際地位。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未來右翼史觀眼中的「奧巴馬外交史」

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將卸任,究竟世界的教科書將來會對他有什麼評價?

奧巴馬日前說明,假如能再競逐連任,有信心擊敗特朗普;他也在任期結束前,默許聯合國譴責以色列殖民區、驅逐俄羅斯外交官,明顯對其政治遺產有足夠自信。

他跟緬甸、伊朗、古巴三大宿敵破冰,曾廣獲掌聲,這些外交遺產,也是奧巴馬引以為傲的事。

然而,美國政治生態已全面右轉,在右翼史觀眼中,奧巴馬的8年外交,卻是美國由盛而衰的關鍵。

無端獲頒和平諾獎

奧巴馬就職後僅僅一年,毫無政績,便莫名其妙地獲授予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在右翼保守派眼中,這成為奧巴馬被全球自由派「騎劫」的「原罪」。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當時也明言,寄望這一榮譽能為後喬治布殊時代的美國打上預防針,讓奧巴馬偏離新保守主義的外交軌道。

雖然在原教旨左翼分子眼中,奧巴馬也有出兵,依然被視為所謂「最暴力的和平獎得主」,但那只是文宣而已;保守派的主流觀點自然恰恰相反,他們認為奧巴馬外交一味投鼠忌器、姑息敵人,正是諾貝爾獎的陰謀得逞。

失南海制約中國先機

保守主義者如候任美國防長馬蒂斯(James Mattis)等,最狠批奧巴馬外交的一點,即是中國這個未來敵人,在奧巴馬任內全面崛起,美國卻失去制約先機。

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美中兩國的話語權便此消彼長;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更呈現前所未有的進取,推出「一帶一路」大戰略,又在南海大舉擴建人工島。

不過,奧巴馬的回應都是「以和為貴」,希望把中國拉攏為「合作夥伴」,結果卻令中國改變戰後區域秩序的努力,變成客觀事實。到了今天,美國在南海已失去反制中國的黃金時間,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也直逼美國,這些都令保守主義者相當憂慮。

與此同時,美國另一戰略對手俄羅斯,也是在奧巴馬執政的八年大舉擴展勢力,不斷先發制人,通過吞併克里米亞、扶植東烏克蘭親俄武裝、出兵敘利亞、拉攏伊朗等,已完全鞏固在前蘇聯、東歐的勢力範圍,甚至成了中東和平進程的最關鍵角色。奧巴馬並非毫無回應,但以為針對俄羅斯對石油出口的依賴,加以制裁,就能令對方就範,明顯是過份天真,不但低估了俄羅斯的綜合國力,也低估了普京訴諸軍事力量的決心。結果在奧巴馬卸任時,美國在東歐、中東的影響力,都已大不如前。

奧巴馬對敘利亞內戰優柔寡斷,部份原因是不希望捲入另一場戰爭,而從伊拉克撤軍,也是他的堅持之一。但是,出兵伊拉克的布殊,畢竟沒有令9/11再出現,美國人一度覺得比從前安全。雖然布殊時代的蓋達,也有號召各地支持者進行襲擊,但卻沒有奧巴馬時代的大量難民,作為在各地的潛在發展對象,這也令理想主義在這年頭更沒有說服力,間接令全球變得更不安全。保守派多認為,奧巴馬對此難辭其咎。

最後,即便在對外經貿領域,奧巴馬也被保守勢力抨擊。他極力推動的各項雙邊、多邊貿易協定,都被視為進一步拉大美國貿易逆差、讓美國損失就業崗位的元兇。以美韓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例,協議在2012年生效,兩國均大幅削減進口商品關稅,是為奧巴馬對外經貿政策的樣板,也是 TPP 的範例。然而至2016年,美國對南韓出口下降、進口急升,對韓貿易逆差較四年前增加了115%,根據「貿易-就業」換算比例,這一逆差等於造成美國失去十萬個就業崗位。這已是較沒有爭議的部份,談到北美貿易協定、TPP、TTIP,對立就更尖銳。

奧巴馬支持者們堅持「奧巴馬主義」有原則、有遠見,但在右翼史觀眼中恰好相反,奧巴馬外交無疑過於軟弱、缺乏決斷,而且不以美國利益為依歸,因此期待特朗普修正的,大不乏人。奧巴馬任內最大的外交遺產,居然是現實主義、右翼外交的全面復興,即使在自由主義者眼中,也是何其諷刺。

小詞典:亞太戰略再平衡(Pivot)

奧巴馬力主的美國外交大戰略,旨在將美國軍事、經濟和外交資源向亞太地區傾斜分配,強化美國在亞太的存在感與領導力。理論上,戰略會通過美國與亞太地區諸多盟友之間的雙邊協作、以及多邊貿易框架 如TPP 等實踐,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一直缺乏足夠資源支持,成效有限,其意圖也備受中俄懷疑。

2017年1月5日星期四

特朗普的「首席戰略官」:「另類右派」能走多遠?

特朗普團隊名單大致落實,最富爭議的並非任何一名內閣成員,而是任命競選經理班農(Steve Bannon)為「首席戰略官」,公布時的排名還在白宮幕僚長之上。在美國政壇,已很久沒有這樣非主流的人,獲委任進權力核心。

傳遞三大政治理念

班農出身於弗吉尼亞州一個普通工人民主黨家庭,七十年代曾在海軍服役,當時是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政府的中東政策進退失據之時,班農對軍旅生涯失去信心,逐漸對建制反感。退役後,班農投身華爾街,在高盛工作,雖然成為精英圈子的一員,但立場並未改變。離開高盛後,他與數名前同事開設了投行,專注媒體收購合併,在這些商業合作中,開始與媒體人士接觸,最終走入傳媒業。

班農的極右思想正式成形,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他以製片人身份,接連推出一系列右翼文宣作品,如以列根總統生平為題材、宣揚保守主義的紀錄片In the Face of Evil。但班農對共和黨的布殊政府同樣不滿,認為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的反恐政策「糟糕透頂」,只對新冒起的茶黨(Tea Party)運動「加持」。然後,他又陸續推出以茶黨精神領袖佩林(Sarah Palin)為題材的傳記片The Undefeated、抨擊「佔領華爾街」運動與左翼政治的Occupy Unmasked等。這些大作,單刀直入傳遞三大政治理念:

一、建制精英無能,不能回應人民訴求;

二、左翼是讓美國社會生態不斷惡化的元兇;

三、要拯救美國社會,惟有擁抱極右思潮。

這道簡單公式,此刻在世界各地都令人感覺似曾相識。

根據以上思路,班農在2012年接手右翼網媒Breitbart.com後,迅速將之變成美國極右媒體的旗艦。在班農的運營理念中,「白人至上」與「憤怒」,是兩大關鍵詞:班農希望Breitbart.com成為眾多被建制派、自由派媒體「壓迫」的美國白人發出「怒吼」的平台,並要這一力量轉化為現實政治。班農對中產白人聲稱:「美國已陷入危機,是時候奪回自己的國家」,並指揮編輯,將批判對象對準少數族裔、穆斯林、LGBT 等,以及無力驅逐他們、或與之「勾結」的建制精英。這一鬆散又激進的政治立場,逐漸被稱作「另類右派」(alt-right)。

特朗普異軍突起時,班農迅速認定他是另類右派的有力代言人,Breitbart.com隨之對他連番追捧,在共和黨初選時大肆抹黑其他候選人,如聲稱「一旦盧比奧當選,美國將會被墨西哥移民填滿」等。在班農主打的網絡媒體戰中,共和黨精英是首要對手,直到特朗普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炮火才轉向民主黨。總之在反建制、反精英、社會動員方面,班農與特朗普如出一轍,而班農的新媒體運營經驗,也很對特朗普脾胃。這樣的背景,堪稱傳統精英的跨黨派天敵。班農獲任命後,最高調祝賀的只有前3K 黨領袖David Duke,主流政客至今還是不敢相信,遑論回應。

在班農的世界觀,並無既定的原則、權威,顛覆的意義高過漸進改革,為達目的可以近乎不擇手段,卻切合了美國社會對傳統利益分配、精英政治模式的失望情緒。因此,建制精英極度反感班農,卻似乎不敢公開與之反目:一方面,班農個人並非可以扭轉乾坤,他只是順應了保守選民的憤怒,而「民意」,恰恰是政客最忌憚的存在;另一方面,班農手段狠狂,也令對手卻步。班農走進白宮決策圈之後,他與建制派的互相制衡,正是特朗普作為最高仲裁者的精心佈局。

小詞典:另類右派(alt-right)

近年美國政治光譜出現的新派別,反對傳統保守右翼政治,但自身並無系統性的意識形態,主要觀點是基於回應,例如主張反移民、反 LGBT 平權、反多元文化、反政治正確等。他們主要活躍於網絡論壇、社交媒體,大選中極力支持特朗普;主流媒體與政黨,多批評另類右派的實質,是白人種族主義和仇恨政治。

2017年1月4日星期三

哥倫比亞和約的前世今生(下):公投與二次談判

哥倫比亞於2016年實現和平,過程峰迴路轉,有不少地方很值得討論。哥國政府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游擊隊經過數年談判,以及美國、古巴的斡旋,把停火協定交予全國公投,卻由50.24%對49.76%的些微多數否決。

否決的群眾認為,和約對FARC作出過大讓步,包括不以戰爭罪審判FARC領袖、對罪犯不判監而改以社會服務為「懲罰」、允許FARC以政黨形式直接進入哥倫比亞議會等,都是「跟恐怖分子妥協」,犧牲「正義」以換取和平,乃不能接受。

否決派的背後,正是力主嚴懲FARC的前總統烏里韋(Alvaro Uribe)。這一場公投,迅速演變成人民對自身境況的情緒宣洩,加上出現明顯領袖,結局出人意表,教人想起英國脫歐公投之餘,也令人反思公投是否決定這類議題的最合適選擇。

說到底,世上是沒有完美的制度,公投是否理想的決策過程,關鍵之一是,社會是否得到議題的充分資訊。這方面,先進如英國的脫歐公投,也不見得達標:脫歐陣營始終未有把脫歐後的可行計劃公之於眾,直到現在還是含混不清,令英國公眾未能成為"well informed public",而類似情況也在哥倫比亞出現。

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把大量精力放在談判和斡旋,卻忽視對國內宣傳,他的「轉型正義」理念難以深入民心,固然有其毛病;不過反方強烈訴諸情緒,純粹假定公投否決後「正義」會到來,卻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提出其他可行建議,難免令正方覺得是純粹唱高調的偽善。

有趣的是,公投受挫並不代表和約終結,桑托斯政府迅速與反對和平協議的政黨磋商,也重啟與FARC談判,對上一份和平協定作出50項改動,包括沒收FARC財產,用以補償內戰中的受害人;明定FARC成員接受特別法庭裁判時的罪名(販毒或戰爭罪);禁止FARC議員在前叛亂區任職等。

不過,新方案的底線仍舊是不會囚禁FARC領袖,反對派依舊不滿,但桑托斯沒有再舉行公投,而是把新協議交予議會表決,最終在反對派離席抗議下獲得通過;之後還有大量程序,例如叛軍繳械、特赦等過程,都是未來爭議焦點,但框架性協議,總算已經出現。

這裏的爭議是:假如公投否決了的內容,經過「技術性微調」,而沒有根本改變協議的本質,卻繞過民眾、再在議會表決,是否符合了民主公義?這就像英國「脫歐」公投後,假如政府提出重新留歐的技術性條件,算是「回應」了民意,然後付諸國會表決,群眾會否接受?一段時間內,這正是「留歐」派對文翠珊政府的期望;目前雖然文翠珊不時強調「Brexit is Brexit」,但這一可能性,還是不能完全排除。

在法律層面,每項公投的約束力都不同,對上述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但純粹抽空而言,公投肯定不可能決定仔細的技術細節,然而「魔鬼在細節」卻是金科玉律。只要官僚處理得宜,微調技術細節,可以根本改變公投結果,而不用正面和民意衝突,這卻是2016年兩大公投給我們的啟發。在未來日子,恐怕公投作為政客提高聲望、疏導民粹的手段,會陸續有來;但作為一錘定音的功能,卻可能越來越是疑問。

小詞典:「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FARC)

1964年成立,原來隸屬哥倫比亞共產黨,冷戰期間獲得國際左翼社會支持,但冷戰結束後轉而與毒梟合作,通過綁架勒索為生,被多國政府列為恐怖組織,也被哥倫比亞共產黨切割。2016年和約簽訂前,估計軍隊人數依然有七千至一萬人,武裝力量不能低估,成了參與和談的最大憑藉。

2017年1月3日星期二

哥倫比亞和約的前世今生(上):美國的「哥倫比亞計劃」

《經濟學人》挑選哥倫比亞為「2016年度國家」,因為當地總算帶來全球久違的和平曙光;201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是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諾貝爾獎委員會指出,這是表彰桑托斯為結束哥倫比亞內戰的不懈努力。

冷戰結束 失去金主

雖然哥倫比亞和約的公投由全民否決,但最終還是通過國會,令停火令「復活」。至於哥倫比亞內戰的前世今生,卻不得不由美國的角色談起。

1964年以來,哥倫比亞陷入內戰50多年,政府軍與左翼反政府武裝「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之間的衝突,造成22萬人喪生。

其實七十年代期間,哥倫比亞本來相對和平,反而秘魯、玻利維亞等國,才是拉美毒販聚集地,壟斷世界可卡因生產,並有遍布全球的販毒網絡。

當時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發起針對拉美國家的大規模跨國緝毒合作,向拉美政府提供資金、培訓警力、打擊毒梟;始料不及的後果卻是販毒集團轉到安第斯北部的哥倫比亞。

FARC本來是哥倫比亞共產黨附屬武裝,冷戰結束後,失去主要金主,又要在農村與政府打游擊戰,便逐漸與毒梟合作,聲名急轉直下,連哥倫比亞共產黨都與之劃清界線。

FARC為了搶地盤,不惜對農村平民大開殺戒,一代哥倫比亞人對FARC的仇恨,就此結下。

哥國前總統烏里韋(Alvaro Uribe)的父親就是命喪FARC之手,因此他上台後,希望把緝毒與打擊FARC合而為一。根據這個理念,美國與哥倫比亞政府展開新一輪緝毒合作,即「哥倫比亞計劃」(Plan Colombia)。美國提供的資金,理論上,超過半數應投放在警力培訓和社會援助,但最終80%以上,都被用作軍隊,成了內鬥工具,國家分裂反而加劇。著名左派學者杭斯基(Noam Chomsky)就對「哥倫比亞計劃」極度批判。

畢竟美國的軍事援助,只能把毒販趕走,對毒品的需求市場,卻始終存在,而且國內的社會環境和人權狀況,始終未有改善,自然令人有誘因加入這市場謀生。加上FARC 並非人人罪該致死,但美國協助指導的哥倫比亞政府軍卻以「反恐」之名,對之進行無差別圍剿,濫殺了不少群眾,也令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當然,杭斯基的一些指控未免過份偏激,例如說這是「資本主義右派政府實行社會控制的陰謀」,通過戰爭令社會大多數人喪失安全感,進而尋求強勢政府的庇護云云,就未免本末倒置,當地人民也不會認真看待。但對FARC支持者而言,違反人權的其實是政府軍,內戰不是一面倒的非黑即白,這點卻必須了解。正是基於這樣複雜的背景,哥倫比亞和平到來,才那麼難能可貴。

小詞典:杭斯基 (Noam Chomsky)

美國著名左翼學者,本身專業是語言學教授,但自從六十年代投身反越戰運動以來,就成為全球知名的社運人士,支持社會主義模式的立場一以貫之,對美國政府強烈批判,名作包括《知識份子的責任》、《海盜與皇帝》等。

2017年1月1日星期日

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前瞻

候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奧巴馬時代的諸多外交政策都提出異議,認為奧巴馬的「軟弱外交」,是令美國國力下降、中俄乘機坐大的一大原因。奧巴馬最自豪的其中一項外交政績:推動簽署的伊朗核協議,也被特朗普形容為「bad deal」。不少特朗普委任的外交、國防人選,過往都以對伊朗強硬著稱,而對伊朗有戒心的國會議員,也大不乏人,這還不算在美國頗有影響力的「反伊朗游說團」。伊朗核問題對中東穩定和全球安全,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究竟在特朗普時代,伊朗核協議將何去何從?

伊朗和美國積怨已久,可追溯至國王下台、人質危機;伊朗核危機同樣不是新議題,尤其是9/11後,喬治布殊將伊朗與伊拉克、北韓並列入「邪惡軸心」,伊朗研發核武的節奏顯著加快,以免步沒有核武的伊拉克後塵。作為回應,美國一方面對伊朗經濟制裁,重點針對伊朗的石油出口;另一方面,近年卻率領國際社會,與伊朗政府就核問題進行談判。經濟制裁並沒有打斷伊朗研發核技術、積攢濃縮鈾的步伐,談判也一度陷入僵局,以色列對可能擁有核武的伊朗最為不安,一直對美國施壓,反對任何和談。直至2013年,伊朗改革派領袖魯哈尼(Hassan Rouhani)當選,主張務實外交,換取振興經濟,談判因此才出現轉機。

2015年7月,國際社會與伊朗達成核協議(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由美、英、法、德、中、俄、歐盟與伊朗共同簽署,美國國務卿克里是代表國際社會與伊朗談判的「首席談判人」,反映奧巴馬政府對協議的巨大投入。協議規定,伊朗將在未來十年,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對其核設施的嚴格監督,確保核設施純為民用;大幅削減現有的濃縮鈾儲備(幅度近98%),確保在未來至少需要12個月,才能達到製造核武的原料儲備(核協議訂立時,國際社會估計伊朗僅剩2至3個月,就能提煉足夠的製造核彈的原料)。作為交換,國際社會取消對伊朗經濟(尤其是石油出口)制裁,預計伊朗因此獲得7%-8% 的年經濟增長。這份協議對伊朗核設施的監督和限制有效期為十年,十年後,國際社會將在五年內,逐步取消這些限制。

特朗普對這份歷史性協議的批判,正是從其「十年有效期」入手,指這份協議「不夠嚴格」,僅僅是暫時延緩了伊朗研發核武器的速度,而在共和黨內部、軍方,認同這觀點的人可不少。特朗普競選時說過,一旦他當選,將以更強硬的姿態,與伊朗重新談判。表面上,在特朗普公佈的「百日政綱」中,尚未見到「推翻 JCPOA」這一條。畢竟JCPOA 並非美國與伊朗的雙邊協議,而是包括六國與歐盟在內的多邊協議,目前各方都沒有異議,聯合國對伊朗的制裁取消也正按部就班,美國若單方面將之推翻,既不負責任,可行性亦存疑。

不過,特朗普並不需要真的「推翻」協議,也能達到推倒重來的目的。在國際制裁體系外,美國財政部一直另有一套對伊朗的制裁體系,特朗普就任後,若執意對伊朗進一步施壓,下達新的制裁指令,國際社會也莫可奈何。即使是現在,伊朗軍事組織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依然被美國視為恐怖組織,其經濟活動佔伊朗經濟的35%;美國財政部規定,任何與 IRGC 控股超過50%的公司有經濟往來的外資,都會被美國罰款。IRGC 在全球設有多家空殼公司,控股都低於50%,就是為了夥伴逃避美國制裁。只要特朗普令罰款標準調低,伊朗的收入已久大受影響。

根據現時美國法律,伊朗的經濟活動若與美國金融體系發生聯繫,即屬違法,但美元交易不在此限。特朗普也可以推出新法案,規定伊朗與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進行以美元結算的交易,也受美國司法管轄,在強美元時代,這也是有力一著。特朗普還可以針對伊朗「與恐怖活動有關」的企業、「侵犯人權」的組織作出新制裁,這些舉措都在 JCPOA 框架之外,那麼就不算違反協議。一般相信,特朗普為了對支持者交代,很難完全對奧巴馬的協議照單全收,以上這些,多多少少會做一點。

伊朗被逼走回頭路?

對伊朗而言,這樣的趨勢,可謂極大警號。魯哈尼日前在演說中稱,「伊朗絕不允許特朗普撕毀 JCPOA」,並會在國際層面,就來自美國的任何可能違反 JCPOA 的舉措申訴,進而採取「報復行動」。問題是,伊朗可以怎樣報復?無論做什麼,都是削弱目前改革派政府的威望,起碼對魯哈尼政府而言,沒有任何勝望。魯哈尼說服國內保守派達成核協議,靠的就是「以核武換經濟」這道公式,一旦公式失靈,保守派大反撲可期。早前筆者訪問過伊朗駐香港總領事,他對JCPOA延續下去信心十足,依然積極鼓勵商人到伊朗開荒投資,認為假如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也出爾反爾,乃「不可想象」。可是美國真的出爾反爾後,這些官員連自身的去留也成疑問,無論之前說過甚麼,可能一概失效。

伊朗在保守派煽動民粹壓力下,面對美國的動作,恐怕很難不強硬回應,乃至重新啟動核燃料生產,也不是不可能,儘管那樣正中美國右翼下懷。要是對美國完全就範,政府卻有下台危機。無論怎樣,伊朗對美國難得累積的有限度信任,隨著特朗普「新政」,可能徹底崩潰,新一代伊朗人也會被推向對立面。一旦事情發展到這一步,JCPOA 前功盡棄,要再進行一輪涵蓋各方的十年馬拉松談判,乃難以想像,伊朗只會更依靠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主導談判的敵意,只會更深。中國外長王毅已表態稱:「任何參與伊朗核協議國家的政府換屆,都不應影響協議執行」,明顯針對特朗普。但中俄都沒有能力改變美國外交,屆時順水推舟,和伊朗建立更緊密關係,卻是情理之中。這一切,對世界和平而言,都絕非佳音。

其實,美國就算要顯示「勇武」立場,也有另一種對伊朗政策,例如經濟層面「胡蘿蔔+大棒」升級版,奧巴馬政府的一系列舉措,正是這樣。一方面,美國國會日前投票,將美國既有的對伊朗經濟制裁延續十年,奧巴馬亦有意簽署,稱其與 JCPOA 無關;另一方面,奧巴馬又可能運用行政權力,要求部分制裁法案「免於執行」,並考慮對企業發放更多「特別許可」,鼓勵其進入伊朗市場,目的是令伊朗逐漸依賴美國,方便日後「和平演變」。不過對特朗普而言,這是曠日持久的慢動作,未免過份軟弱,而且不能杜絕伊朗擁有核武的危機。通過推倒重來,取悅軍方,樹立威望,拉攏共和黨部份建制派,滿足以色列、和國內極具影響力的猶太人,對中俄敲山震虎,而不會對國內經濟帶來任何損失,卻是一本萬利的生意。至於伊朗人民的生活、地緣政治的連鎖效應,卻是他計算以外的另一回事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7年1月

錫克教徒的香港故事

香港雖然以「亞洲國際都會」為傲,但對境內少數族裔,一直缺乏應有關注,其實那才是香港多元文化的寶庫。我們介紹過離散香港、新加坡之間的亞美尼亞人,而人數更多的錫克教徒,和香港本土社會的淵源更深,也更值得介紹。

和其他南亞次大陸的來客一樣,錫克教徒出現在香港,也是大英帝國的政策結果。由於英國本土無法提供足夠的軍事和安保人員到殖民地,又不希望過份倚靠本地人負責安全,以免尾大不掉,在殖民地內部進行人力資源「再分配」,人為的製造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中間階層」,就成了一貫政策。而在這個「中間階層」內部,又不斷製造族群矛盾、相互競爭等關係,以便英國人避開日常遇到的正面衝突,可以飾演最終仲裁者的角色。此所以在印度殖民地內部,來自龐遮普邦、以勇武馳名的錫克教徒,就成為英國招募往海外維持秩序的首選之一,同時也被用來制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據學者Kanwal Narain Vaid記述,早在1841年英帝國海軍佔領香港島、首次升起大英帝國旗幟之時,已有大量錫克教徒士兵在場。

不過錫克教徒當時並未被長期派駐香港,大批移民前來,則是19世紀後半葉的事。這是因為英國建立殖民政府時,隨英軍赴港的孟買海員本來是主流,但香港警隊貪腐成風,孟買海員也容易同流合污,到了1862年,英國人 Creagh入主香港警務,忍無可忍,決定另外引進外來警力整頓。1867年,Creagh向殖民政府申請增調百餘位錫克教徒警員,令當年南亞警員數量佔整個香港警隊2/3之多,也開啟了南亞警員內部更明顯的互相制衡關係。錫克教警員的引進,也同時出現在新加坡、上海、斐濟等地,間接對錫克教的全球化也貢獻良多。
在香港歷史書寫中,錫克教警員所佔的篇幅十分有限,只有少量研究指出,當時香港的錫克教徒警員,往往成為華人和歐裔警隊高層之間的緩衝劑,緩和了華人與英國官員之間的矛盾。二戰之前,香港警隊42位殉職警員中,有23位是南亞裔人,並以錫克教徒為多。二戰期間,他們則與華人共同守衛香港,這一經歷,至今仍為參戰老兵稱道。

「錫克教獨立運動」與香港

錫克教徒被英國引入,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獨特的身份認同,不容易與其他南亞人「合謀」,令英國人較為安心,但這也帶來其他潛在的後遺症。這是因為錫克教徒聚居的龐遮普邦,一直有分離主義存在,因為他們既非印度教徒、又非穆斯林的身份,始終未能讓他們融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印巴分治後,錫克教徒大部分遷徙至印度境內,雖然也有成為印度精英(例如前總理辛格就是錫克教徒),但自治甚至建國的呼聲還是一直存在,最著名的是是「卡利斯坦運動」(Khalistan movement)。

錫克民族主義運動的目標,就是在旁遮普邦建立屬於錫克人的獨立國家,這一主張顯然不為印度政府所容,矛盾在1980年代到達頂峰,甚至出現武裝衝突,前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就是被近身錫克衛士暗殺。武裝運動受鎮壓后,錫克教徒轉而採取非暴力方式,繼續爭取自治或獨立,並開始聯繫海外錫克群體,組成跨國政治團體「Dal Khalsa」。目前,Dal Khalsa動員的海外錫克教徒主要集中在英國、加拿大,因為這兩國是海外教徒最集中的地區;但香港的錫克教徒數目不少,若成為目標,也毫不為奇。近年電影《赤道》有一幕以香港錫克廟為背景,講述錫克教領袖有恐怖組織的情報,就予人無限想像空間。

錫克廟的本土身份認同

隨著在港錫克社群逐漸發展,不少錫克教商人也從印度前來香港經商,其中不乏攜妻帶子的家庭。1901年,駐港英軍中的錫克教徒在灣仔修建了一座高兩層的拱頂錫克廟(Khalsa Diwan),作為在港教徒的宗教與社交中心,也是香港人認識錫克教的最主要渠道。1938年,這座廟宇被擴建,以容納越來越多的赴港錫克教徒,甚至成了港島地標之一,令它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日軍兩次轟炸,所幸廟宇結構沒有被完全破壞。錫克廟有免費派發膳食的傳統,來者不拒,戰爭期間,不少華人專門走到廟內求生,這段經歷,也令本土華人對錫克教徒的好感大大增加。戰後,錫克教徒通過籌款和社會捐贈,將廟宇修復、擴建,今天的錫克廟可供兩百餘人食宿、容納上千人朝拜,廟內有幼兒園、圖書館,還為青少年開設的宗教、藝術、數學、語言等課程,雖然對象依然以教徒為主,但也有不少本地教育機構前往學習,筆者就曾多次帶學生參觀。由此可見,錫克教徒已經在香港社會建立了頗具規模的商業、貿易和社交圈子,也成了「香港人」的一部份。

既然憂戚與共,香港回歸前,也一度讓不少錫克教徒感到擔憂,引發了一波大規模移民潮。不少錫克教徒從香港移居加拿大、英國,或者回到印度,但隨後又有海外錫克教徒持他國護照返回香港。今天在香港的萬餘名錫克教徒,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自港英時代便抵達香港、在此成家立業的老一輩錫克教徒,他們多在香港有廣泛人脈;另一類則是回歸前後新赴港的錫克商人,他們與印度、加拿大、英國等地的錫克群體保持密切聯繫,甚或是家族企業的東亞代言人,但就與本土社會互動有限。

其實學者、媒體在接觸在港錫克教徒時,往往發現他們幾乎已完全融入香港文化,尤其是老一輩錫克教徒及其後代,一般說得流利的廣東話,最著名例子自然是演員喬寶寶,只是他的太太捕獲特區護照,「被逼」移民蘇格蘭,也成了政治事件。不少錫克教徒之間交談都以說廣東話進行,反而英語不甚靈光,不少更與本地人通婚,子女也入讀本地學校。在裝束、生活上,這些錫克教徒一般與本地人無異,除了不吃牛肉;只有進入錫克廟朝拜時,才會穿上宗教服飾、帶上頭巾。不少在香港出生的第三代年輕錫克教徒說,「香港是我家」,但近年香港社會對任何外來者的排斥,卻比百年前更嚴重。究竟這些富有南亞區域特色的「真・香港人」能存在多久,就不是今天能預測的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