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克教徒的香港故事

香港雖然以「亞洲國際都會」為傲，但對境內少數族裔，一直缺乏應有關注，其實那才是香港多元文化的寶庫。我們介紹過離散香港、新加坡之間的亞美尼亞人，而人數更多的錫克教徒，和香港本土社會的淵源更深，也更值得介紹。

和其他南亞次大陸的來客一樣，錫克教徒出現在香港，也是大英帝國的政策結果。由於英國本土無法提供足夠的軍事和安保人員到殖民地，又不希望過份倚靠本地人負責安全，以免尾大不掉，在殖民地內部進行人力資源「再分配」，人為的製造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中間階層」，就成了一貫政策。而在這個「中間階層」內部，又不斷製造族群矛盾、相互競爭等關係，以便英國人避開日常遇到的正面衝突，可以飾演最終仲裁者的角色。此所以在印度殖民地內部，來自龐遮普邦、以勇武馳名的錫克教徒，就成為英國招募往海外維持秩序的首選之一，同時也被用來制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據學者Kanwal Narain Vaid記述，早在1841年英帝國海軍佔領香港島、首次升起大英帝國旗幟之時，已有大量錫克教徒士兵在場。

不過錫克教徒當時並未被長期派駐香港，大批移民前來，則是19世紀後半葉的事。這是因為英國建立殖民政府時，隨英軍赴港的孟買海員本來是主流，但香港警隊貪腐成風，孟買海員也容易同流合污，到了1862年，英國人 Creagh入主香港警務，忍無可忍，決定另外引進外來警力整頓。1867年，Creagh向殖民政府申請增調百餘位錫克教徒警員，令當年南亞警員數量佔整個香港警隊2/3之多，也開啟了南亞警員內部更明顯的互相制衡關係。錫克教警員的引進，也同時出現在新加坡、上海、斐濟等地，間接對錫克教的全球化也貢獻良多。
在香港歷史書寫中，錫克教警員所佔的篇幅十分有限，只有少量研究指出，當時香港的錫克教徒警員，往往成為華人和歐裔警隊高層之間的緩衝劑，緩和了華人與英國官員之間的矛盾。二戰之前，香港警隊42位殉職警員中，有23位是南亞裔人，並以錫克教徒為多。二戰期間，他們則與華人共同守衛香港，這一經歷，至今仍為參戰老兵稱道。

「錫克教獨立運動」與香港

錫克教徒被英國引入，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獨特的身份認同，不容易與其他南亞人「合謀」，令英國人較為安心，但這也帶來其他潛在的後遺症。這是因為錫克教徒聚居的龐遮普邦，一直有分離主義存在，因為他們既非印度教徒、又非穆斯林的身份，始終未能讓他們融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印巴分治後，錫克教徒大部分遷徙至印度境內，雖然也有成為印度精英（例如前總理辛格就是錫克教徒），但自治甚至建國的呼聲還是一直存在，最著名的是是「卡利斯坦運動」（Khalistan movement）。

錫克民族主義運動的目標，就是在旁遮普邦建立屬於錫克人的獨立國家，這一主張顯然不為印度政府所容，矛盾在1980年代到達頂峰，甚至出現武裝衝突，前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就是被近身錫克衛士暗殺。武裝運動受鎮壓后，錫克教徒轉而採取非暴力方式，繼續爭取自治或獨立，並開始聯繫海外錫克群體，組成跨國政治團體「Dal Khalsa」。目前，Dal Khalsa動員的海外錫克教徒主要集中在英國、加拿大，因為這兩國是海外教徒最集中的地區；但香港的錫克教徒數目不少，若成為目標，也毫不為奇。近年電影《赤道》有一幕以香港錫克廟為背景，講述錫克教領袖有恐怖組織的情報，就予人無限想像空間。

錫克廟的本土身份認同

隨著在港錫克社群逐漸發展，不少錫克教商人也從印度前來香港經商，其中不乏攜妻帶子的家庭。1901年，駐港英軍中的錫克教徒在灣仔修建了一座高兩層的拱頂錫克廟（Khalsa Diwan），作為在港教徒的宗教與社交中心，也是香港人認識錫克教的最主要渠道。1938年，這座廟宇被擴建，以容納越來越多的赴港錫克教徒，甚至成了港島地標之一，令它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日軍兩次轟炸，所幸廟宇結構沒有被完全破壞。錫克廟有免費派發膳食的傳統，來者不拒，戰爭期間，不少華人專門走到廟內求生，這段經歷，也令本土華人對錫克教徒的好感大大增加。戰後，錫克教徒通過籌款和社會捐贈，將廟宇修復、擴建，今天的錫克廟可供兩百餘人食宿、容納上千人朝拜，廟內有幼兒園、圖書館，還為青少年開設的宗教、藝術、數學、語言等課程，雖然對象依然以教徒為主，但也有不少本地教育機構前往學習，筆者就曾多次帶學生參觀。由此可見，錫克教徒已經在香港社會建立了頗具規模的商業、貿易和社交圈子，也成了「香港人」的一部份。

既然憂戚與共，香港回歸前，也一度讓不少錫克教徒感到擔憂，引發了一波大規模移民潮。不少錫克教徒從香港移居加拿大、英國，或者回到印度，但隨後又有海外錫克教徒持他國護照返回香港。今天在香港的萬餘名錫克教徒，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自港英時代便抵達香港、在此成家立業的老一輩錫克教徒，他們多在香港有廣泛人脈；另一類則是回歸前後新赴港的錫克商人，他們與印度、加拿大、英國等地的錫克群體保持密切聯繫，甚或是家族企業的東亞代言人，但就與本土社會互動有限。

其實學者、媒體在接觸在港錫克教徒時，往往發現他們幾乎已完全融入香港文化，尤其是老一輩錫克教徒及其後代，一般說得流利的廣東話，最著名例子自然是演員喬寶寶，只是他的太太捕獲特區護照，「被逼」移民蘇格蘭，也成了政治事件。不少錫克教徒之間交談都以說廣東話進行，反而英語不甚靈光，不少更與本地人通婚，子女也入讀本地學校。在裝束、生活上，這些錫克教徒一般與本地人無異，除了不吃牛肉；只有進入錫克廟朝拜時，才會穿上宗教服飾、帶上頭巾。不少在香港出生的第三代年輕錫克教徒說，「香港是我家」，但近年香港社會對任何外來者的排斥，卻比百年前更嚴重。究竟這些富有南亞區域特色的「真・香港人」能存在多久，就不是今天能預測的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