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位好友是曾俊華的最核心團隊成員，由於他深知我討厭非黑即白、敵我矛盾的鬥爭，過去數年不時見面。然而，身為閱讀國際關係的人，我始終習慣從結構看問題，雖然很喜歡「薯片叔叔」的為人、更愛他家的柴犬，但一直反覆問這位朋友一個問題：通過underdog方式打選戰，與上屆梁振英的策略有什麼分別？假如以同一模式上台，執政後又會怎樣？且放下對政治人物的喜惡，先參考理論。
所謂underdog，泛指在比賽或選舉中被普遍看低一線的弱者，但往往因為表面的弱勢，容易激起群眾支持的熱情。一位學者Nadav Goldschmied曾以此為論文題目，研究為何underdog會得到支持，又如何通過underdog形象獲取最後勝利。
箇中原因，涉及身份認同、利益計算、心理評估、博弈論，包括認為「必勝」參賽者「以本傷人」不道德、不滿強勢參賽者代表既得利益集團、支持弱勢候選人的潛在回報倍增、建立「鋤強扶弱」的社會身份認同和道德高地，還有不能言明的schadenfreude情結——用網絡潮語翻譯，就是「鍾意睇人X街」（上屆市民看唐英年大熱倒灶時很開心，當他在選舉後成為「受壓迫者」，民望就反彈）。只要計算好上述設定，往往能製造「灰姑娘奇蹟」。
梁振英走「梁振英路線」，大概有以下原因：一是個人政治哲學和處事習慣，這與公務員出身的幾位參選人大相逕庭；二是因為不熟悉公務員團隊運作，傾向在執行中借助宏觀矛盾推動政策，這也不是公務員出身的能吏所需（單看政綱，這幾人不可能有根本分別）。但過去5年，「香港營」一直未能建立，社會異常撕裂，始終有其深層背景，也與那場奇怪的選舉有關。當時梁先生作為白手興家、主張更平均分批社會資源的「香港之子」，民望拋離被媒體宣傳為獲欽點的「富二代」唐英年，不斷強調自己不是利益集團、以理念感召「全港」支持者、以令小圈子選舉有真正競爭打動民心，團隊要「打爭氣波」士氣如虹。總之，那一刻的高民望並非虛幻，而上述語句，除去個人用字，在曾先生的演詞，幾乎99%重現。
作為選戰一部份，「underdog理論」自有其貢獻，但過程中，卻可能不知不覺間深化了社會矛盾。案例在海外眾多，放在香港「選舉」的潛在危機更多。以下五點，是兩屆「underdog」無論勝負，都值得深思的結構性問題：
一、 根據「underdog理論」，民意應「改變」最終結果，中央只會任命民望最高的候選人。但這假設很難經得起推敲，因為這裏的「民意」，有三點不同直選的真民意：第一，可選擇的對象被先天挑選，只是「相對民意」；第二，這種民意強烈反映對自己不能投票、而要接受結果的不滿，支持度其實不屬於個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民望」因此不能轉化為候選人當選後的「mandate」。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都以相對高民望上台，一律以低民望離任（曾蔭權尤其低，反映他在不同陣營都沒有基本盤）。假如以選舉期民望上台，卻又和民意不構成「社會契約」，推動任何爭議政策時，其實不可能動員民意，管治後的期望落差，只會更大。
二、 「Underdog」其實是「非主流建制候選人」，他們「非主流」，因為被認為不代表那一刻主流既得利益。一旦以「underdog」姿態上台，既得利益者會憂慮、非既得利益者作為「下注者」有期望，而這種利益再分配（或不分配），才是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何況客觀現實是，香港利益「大餅」越來越小，要求分餅的新持分者、包括各方激進勢力，卻越來越多。
三、 任何選舉中，無論當事人如何克制，提升民望，就必須有對立面，宣傳對立面時，很難不擦槍走火。上屆梁振英宣傳自己是「全民候選人」，突顯對手只代表富人和利益；曾俊華宣傳自己是「和諧推手」，但再「守規矩」，也必須突顯對手由上而下的「Topdog」姿態不能製造和諧。這種宣傳，很快會變成突出個人，令對方強烈反彈。加上最擅長負面文宣的人，往往是最兩極的人：他們不同傳統精英，並非任何人當選都會爭相拉攏，往往更出死力，自我居功，結果不言而喻。
四、 「Underdog」要戰勝「Topdog」，除了民意，還要「天意」。放在香港選舉，就是深信「Underdog」獲最高領導人秘密支持，以此穩定軍心。但一捲入「天神的遊戲」，一切就變得不再理性，任何邏輯都可以被推翻、變成「曲線」。社會氣氛習慣了「大紀元邏輯」，遇上任何不如意事，都會幻想天神下凡，政府的管治威信，更不可能確立。另一方面，「Underdog」賣點本來是「不會對北京唯唯諾諾」，但最終訴諸「天意」，執政後又有甚麼分別？
五、 「Underdog」的對手，在本地語境是「Topdog」，但在全球化、後真相時代，放在其他語境，卻可以變回「Underdog」。例如在內地愛國「小粉紅」眼中，梁振英是被「外國勢力」抹黑的英雄，香港極端保守派（人數其實不少）有了助力，自會反擊；正如右翼支持者被邊緣化時，援引美國特朗普支持者重整旗鼓，也是情理之中。有了一大片對立面，要和解，也不可能無視他們存在；但正因為其激進，支持「Underdog」的人，卻老是幻想要完全清算對方，新矛盾反而從此而生。
激情之外，如何突破宿命？
因此，就是通過「Underdog理論」勝選，是否能出現長於一年的蜜月期，也很難樂觀。最壞情況是曾蔭權末年，既得不到社會信任，又有另一陣營天天打小報告，不但管治失衡，種種怪事也隨之而生。既然我們不能改變選舉模式，更應該把焦點從候選人轉移，變成針對結構。以下五點，也許值得「Underdog」和「Topdog」，及其週邊人物共同思考：
一、 單憑常識，要是「選舉」公式變成這樣：一批候選人當中，出現疑似欽點候選人，民望急挫，Underdog挾民望成功當選，那會有甚麼後續？一是中央會以這操作，保護真正欽點的候選人；二是其他勢力，會以兩個月內的民望為單一操作目標，從而影響大局。無論是何者，假定北京容許其變成常態，都難以置信。要負責任管治，必須在競選時同時兼顧其他重點，而不是純粹打民意戰。
二、 民意戰的功能，應該是在高民望出現時轉化為mandate。香港最大爭議，始終是普選「831框架」、23條立法、最低工資等，都是永不可能有全民共識的大題目。假如高民望特首一碰這些爭議，民望立刻下跌，而放手不管，就是惡性循環，如何能製造穩定環境，讓人不移民？但假如候選人在選舉時，不再對這些議題予以語言偽術，有明確取態，而依然有民望，才容易在推動化成實質支持。否則民望要來做什麼呢？
三、 在微觀層面，對一般人而言，就是要顯示態度，也應基於數字能計算的資訊，而不是簡單的口號。負責任的候選人應該推出一些app，讓不同人輸入自己的狀況，得出根據候選人政綱，會享受哪些待遇的數字。英國脫歐公投時，假如雙方能提供嚴肅數字，結果很可能不同。
四、 在宏觀層面，「一國兩制」能否長存，其實並非香港內部問題，而涉及中國政治、國際關係。雖然這些不是候選人能控制，但起碼應提供願景。例如北京對香港事務的參與應如何理順，香港又怎樣在全球大變局時，加強在世界各地的經濟參與（新加坡作為國家雖然難以直接比較，但這方面值得借鑑的太多）。「休養生息」是不會長治久安的。
五、 無論是政商精英中人、還是普羅大眾，都應明白，特首選舉的本質並非「選舉」，不涉及公民參與，而純粹是利益重組的「程序」。大家的利益，應該是確保任何候選人勝出，都能有自己的持分，而不是以「下注」心態參與賭局。商界完全明白這本質，所以大小財團幾乎一律對衝，肯定有家臣、附庸參與另一陣營。這不算投機，反而是維持選後穩定的必需。不同候選人的競選團隊也應互通，確保無論誰當選，都會吸納對方精英進入班子、也不使用自己陣營最不能被接受的人，社會才能找回「共識政治」的平衡點。要是作出過份情緒化的投入，很天真很傻，就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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