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如果哈馬斯被連根拔起

加沙戰爭的傷亡數字愈來愈驚人,但雙方仍未達成停火協議。若以色列的戰略目標真的是完全摧毀哈馬斯地道系統,讓本土有10年安定;而哈馬斯之戰略目標真的是以傷亡換取威望,迫以方拆除「加沙圍牆」,則即使有停火協定,也不可能長治久安。問題是,對以國而言,摧毀地道又真的代表長治久安?

加沙地小人稠,居住環境惡劣,加上遭以方封鎖,居民對地道無限依賴。相對富有的人會致電埃及麥當勞買外賣,速遞服務收費高昂,正是因為要通過高風險的地道。筆者曾到過已變作遊客區的越南古芝地道、波斯尼亞薩拉熱窩地道等,雖與加沙地道不盡相同,但基本上要將這類建設完全摧毀,幾不可能。

何況保留一些哈馬斯地道,兩害相權下,對以國其實利多於弊。的確,哈馬斯會利用地道攻擊以國本部,但該組織有自我賦予的責任管理整個加沙,起家之道也是靠醫院、幼稚園等完善的福利網,才能相對得民心,故此不可能真的不顧後果地攻擊,到了最後還是只能談判。

以方對哈馬斯領導層也十分熟悉,無論多麼討厭他們,也是打慣交道的一群,也知道哪些「外國勢力」(例如埃及)對個別哈馬斯領袖有特殊影響力,到最後關頭總能避免玉石俱焚。

打「ISIL牌」 達停火協議

但假如哈馬斯地道真的被破壞殆盡,加沙人民生機也大受影響,哈馬斯威望下降,或令這片土地陷入進一步混亂。這時候,更激進的組織可能在加沙招兵買馬,例如目前看似呼風喚雨、但癲癲狂狂的「伊斯蘭國」(ISIL)。

其實,ISIL已開始在加沙活動,據其建立「大伊斯蘭國」的「六步路線圖」,摧毀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地區,也是規程之內,雖並非首要戰略考慮,但起碼在文宣上一直如此標榜。一旦加沙的福利網不復存在,當地民眾僅有的安全感也會同樣蒸發,屆時更可能豁出去,參加毫無建設壓力、只專心破壞的ISIL。相對於哈馬斯、甚至阿爾基達,ISIL在國際上還要孤立,要找中間人和他們溝通,無異天馬行空。目前,加沙人口早已不勝負荷,一旦陷入失敗管治,只會製造更多巴人難民,把家園被毀的怨憤,帶到本已大亂的鄰近地區。事實上,以國已很久沒有真正的多面作戰,但要是中東各國的巴人難民營都出現ISIL支部、或新難民建立的細胞組織,四面八方針對以方與猶太人,以色列才草木皆兵。

雖然以國總理內塔尼亞胡稱「哈馬斯的行為和阿爾基達、ISIL無異」,但前以國情報局摩薩德主管哈勒維(Efraim Halevy)承認,哈馬斯已比ISIL「好得多」,呼籲當局知所進退,見好即收。

要雙方達成停戰協議,其中一個說法,是「利用」ISIL這類第三方的威脅,畢竟即使對哈馬斯而言,ISIL還是過分「進步」,且根本不以巴勒斯坦立國為目標,讓其坐大,對自身也無好處。負責調停的美國國務卿克里無功而還,也許下次是打「ISIL牌」的時候了?

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

中美角力緬甸 黎智英捲其中 (下)

昨天談及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帶同香港商人黎智英訪問緬甸前後,中美緬三國的互動。為加強美國對緬甸的角色,特別是爭取國營石油,華府自然希望減低中國的影響力,但也明白軍政府不可能主動疏遠北京,一來這不符合緬甸利益,二來縱有此意,也難抵中方壓力。不過,這不代表美方沒其他對口單位。

根據「維基解密」,美國早在2011年前,便資助不同緬甸民間團體,包括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克欽族組織。有關組織特別反對中國出資的「伊洛瓦底江密松水壩」項目,認為它嚴重破壞環境;西方則普遍憂慮項目,會成為中國消化緬甸經濟的工具。須知緬北雖對華貿易頻繁,但也是反華情緒最烈之處。最終,緬甸政府極其難得地「順應民意」把項目擱置,給北京一記悶棍。

資助環團 擬辦媒體

黎智英在緬甸也資助非政府組織,特別是一個名為Mingalar Myanmar的環保團體。在密松水壩爭議中,該組織發言人一直呼籲擱置項目,直至全新研究出爐為止。黎先生找到這組織,因為其創辦人Phone Win也是緬甸企業Shambhala Group的創辦人,而此企業就是黎先生兩個投資項目的合作方。Phone Win似乎頗有政治潛能,他有醫生資格,曾競選國會議員,妻子是緬甸發展基金董事,妻子的祖父在英治時代做過首相,緬甸改革開放前,就是各方的中間人。黎智英另一合作夥伴,是與中國邊境接壤的北部克欽邦商人Sai Myo Win,他經營的業務與中國有大量往來。不久前,據報因當地人反對其工廠破壞環境而惹上麻煩,後來麻煩又不了了之,總之都是各國要爭取的對象。無論這些是否純生意,都難免「被捲入」中美緬外交互動當中。

近來,緬甸軍政府宣布解除媒體審查制度,哪怕還有無形之手在後台,在一個6000萬人口的國家,這已釋放龐大空間。這關鍵時刻,在官媒以外,必會出現立場與政府相左的民間媒體,但除了(相對)反政府外,究竟它們持親美或親華的傾向,將對當地未來輿情影響極大,雙方均希望佔先機。

早於黎智英緬甸行之前一年,香港已有專欄透露,他有意在緬甸辦報,雖然至今未落實,但若然成事,不可能沒有通往緬甸政府的中介人;而一旦成事,亦很難沒有外交價值。

雖然沃爾福威茨此刻沒官方身份,但官方聯繫仍極多,他帶同訪問緬甸的另一人是美國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東南亞研究教授傑克遜(Karl Jackson),他亦非等閒之輩,曾多次任職政府,包括出任國安會亞洲主管、副總統國安顧問等。

一名流亡海外的緬甸人Hla Oo辦了一個網站,分享關於緬甸的各種資訊,轉載沃爾福威茨訪緬新聞時,不禁在官方報道提及「Jimmy Lai」之處,加了句註釋「Who the hell is he?」,相信黎先生本人看了也不禁苦笑,但相信讀過相關新聞的緬甸人,都難免有同一疑問。

2014年7月29日星期二

黎智英緬甸行,如何折射美緬關係?(上)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先生的私人檔案懷疑外洩,成為本地各媒體頭條,除了涉及香港捐款,其緬甸投資項目的資料亦同步流出,且獲他本人證實。本地傳媒大多將之聯繫到香港,其實他的緬甸之行,才是國際關係一個有代表性的案例,對中國、美國與緬甸的互動或影響深遠。筆者年前到緬甸後,一直對當地發展略有留意,或能分享一些背景資料。

據相關文件,黎先生2013年兩訪緬甸,首次在1月14至17日,另一次在6月13至17日,拜見對象包括該國總統登盛、三軍總司令Min Aung Hlang,還有國防部長、央行行長、商業部長、工業部長、交通部長、文化部長等官員,加上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如此陣容,即使一國元首到訪亦未必能及,為什麼緬甸這樣重視一名港商?

沃爾福威茨建立潛規則

實情很簡單,黎先生並非主角,真正主角乃美國前副國防部長兼世界銀行前行長、布殊時代「新保守主義三巨頭」之一的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若只看香港傳媒報道,容易以為他僅為黎智英穿針引線、換取七萬五千美元報酬的隨從;其實那兩次行程,根本是他本人的訪問,緬甸更以世界領袖級別接待之。

這次披露的黎智英緬甸之行照片其實不隱蔽,緬甸軍方通訊Myawaddy Online、軍政府喉舌報《新緬甸之光》等,都在去年六月圖文並茂報道沃爾福威茨訪問、會見總統和總司令的新聞,報道最後一句,才加上「美方沃爾福威茨博士一行包括黎智英先生等」。緬方發布的照片也有黎先生在內,一方是全副制服的緬甸巨頭,另一方是沃爾福威茨和穿上輕鬆球鞋的港商,以外交慣例論,頗見不倫不類。

哪究竟沃爾福威茨到緬甸幹什麼?須知美緬改善關係,不過是2011年的事,當年希拉莉訪緬,翌年美國派出大使,奧巴馬再訪仰光,兩國關係急速發展,與軍政府傳統友好的中國則感不安。

美方雖希望盡快打入緬甸這塊未開發的市場,但畢竟軍政府未完全民主化,人權狀況「有大量改善空間」,奧巴馬放寬制裁之餘,亦不得不留有尾巴,以回應國內人權分子;例如美國商人規定不能和緬甸軍方直接持有的公司做生意,不能和被指違反人權的緬甸人有業務往來,還要定期、定額向國務院滙報。但要是一切按章工作,亦不設實際,因華商早就進駐緬甸,他們可沒任何限制。

於是,一個複雜的灰色地帶出現了,沒有懂法律與懂潛規則的圈內人指點明燈,生意不易做成。沃爾福威茨的身份,最能為美緬建立潛規則而來,以為友好商人拆牆鬆綁,後者也是他正式表述的行程目的。有了這道門,無論華府怎樣批評緬甸政府,「做實事」的人都可不理,故此緬方極其重視。

黎先生的投資項目,大概只是沃爾福威茨協助的芸芸例子之一。緬甸總統、總司令自然不是誰也接見,在沃爾福威茨一行前後,就拒見頗有國際政治影響力的富豪索羅斯。黎智英自然是有份量的商人,但若說他份量比索羅斯更重,相信他本人也不敢承認。

2014年7月28日星期一

中韓蜜運 金正恩可怎樣?

早前本欄談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南韓獲最高規格接待,雙方聲稱步入最密切合作時代,中韓各自的宿敵日本與北韓則「眉來眼去」,醞釀東北亞大變。有讀者問,那中國何以不擔心北韓鋌而走險背叛,對引起金正恩不快滿不在乎?

答案也許很冷酷,北京的研判是平壤除了中國根本別無選擇。北韓稱一切自力更生,行「主體思想」,但即使根據官方數字,中國一個國家就佔去北韓出入口總貿易額的一半,能源及糧食援助都是主要來自中國(其次就是南韓)。

中國研究北韓的專家陳龍山直言,北韓每年物資缺口的一半左右都是中國解決的,但一些西方研究員認為數字還不止於此。中國根本是以養一個省的心態,把北韓「保養」起來。

要是美國與日本真的要拉攏北韓反圍堵中國,理論上並非不可能,但前提先要取代中國的援助角色。不過,即使今日美日國力能夠承擔,領導層也不願意承擔,畢竟兩者是民主國家,要大規模改變外交政策是十分困難,與可以朝令夕改的北韓一類獨裁政體不同。

當北韓人權狀況沒提升,留在美日兩國的「脫北者」會對任何改善關係計劃強烈反對,國內人權分子、壓力團體也會群起攻之,以政府身份把北韓拉過來,不可能是短期內的事。中國對北韓內部情況相對掌握,要是有迹象美朝和解,說不定也會放出震撼故事,去影響美日輿情。

美日剩下來的空間,只能是通過民間團體或基金會之類,作為援朝的白手套。中國經常批評美國基金會承擔搞「顏色革命」的角色,但反過來說,這些基金會其實也可承擔「反顏色革命」的角色,例如以人道援助為由,把北韓靜靜撐起來,華府卻可繼續高調批評北韓人權狀況。到了北韓得到足夠的槓桿,根本毋須倒向美國,中國也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四管齊下爭話語權

故此,在金正恩的立場,要爭取最大利益和話語權,須四管齊下,包括:繼續種種軍事挑釁,保留製造緊張氣氛的能力;維繫中國的大規模援助;保持和美日的適度敵意,以免令北京警覺;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靜靜和美日進行「民間基金會外交」,以不同方式減輕對北京單方面依賴。那時候,中國對急速發展南韓關係,才會有所顧忌。

至於在北京的立場,自然是要盡快把南韓經濟融入「大中華」體系,以免美日與北韓真的能修補關係。雖然美國還是超級大國,但不見得還有多面作戰的心力,以奧巴馬的思維,相信還得大抵解決伊朗問題、伊拉克問題、阿富汗問題、烏克蘭問題、以巴問題等難題後,才會轉向處理北韓問題;反而要是下屆共和黨上台,就當別論。能否製造一個「逆轉勝」奇迹,就得看金正恩是否有如此能耐。

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

「前CIA高官倡美撐佔中制華?」: 薩特的「反切香腸戰略」誰會得益

昨天有香港媒體大幅報導:「前CIA高官倡美撐佔中制華」,引述美國著名學者薩特(Robert Sutter)剛發表的文章,講述美國應如何回應中國在東海、南海地區對美國利益「步步進逼」的「切香腸」策略(salami slicing strategy)。薩特的文章確實值得一談,不過一談之前,應為過份簡化的港媒報導提供導讀:

(1)相當多美國學術權威曾在政府工作,旋轉門十分完善,所以其學界鮮以「前政府」身份概括學者言論,對薩特亦然。

(2)值得注意的反而是薩特開宗明義說,其建議為美國前國家情報總監Dennis Blair、及不少處理國安的國會議員認同,須知Dennis Blair是奧巴馬首名情報總監,軍方背景出身,卻在2010年因政見不合被奧巴馬親自解僱,自此被認為代表另一條外交路線。

(3)薩特的文章無直接提及「撐佔中」,原文說的是「美國只要更高調支持香港的言論自由,就能令香港近來的示威活動及其對中國產生的代價得到更多注視」。

言歸正傳。筆者認識薩特教授,敬重其研究,但對這篇文章及相關建議,都難以認同。先簡述他建議美國回應中國挑戰的五個方略:

(1)派攻擊及導彈潛艇到東海、南海向中國施壓,因為中國的反潛艇技術差劣,這可以誘使中國浪費資源在軍備競賽(有點像列根的星戰計畫);

(2)針對中國同樣不堪的反導彈技術,在上述攻擊型潛艇部署多彈頭導彈,目的一樣;

(3)增加對台軍售,支援太陽花學運,協助民進黨勝出2016年總統大選,逼中國改變對台政策;

(4)如前述,更高調支持香港言論自由,逼使北京改變對港政策;

(5)在國際社會加強宣傳中國支持北韓暴政,破壞其聲譽,令其他國家將之聯想到在東海、南海的「擴張」。

這些建議,對中國人民絕對無好處;諷刺的是,就是站在美國利益的立場,這些建議也只有反效果。

第一和第二,令中國增加軍備開支,正是中國鷹派和軍方十分希望做的事。中國只會利用美國部署軍備的時機,一籃子增加軍事及國安開支,而不會單單浪費資源在反潛艇、反導彈技術,結果在東海、南海的政策,只會更強硬。

第三,薩特的建議並非為了台灣人民或民進黨著想,而是要中國改變對台政策,因為文章也承認,中國近年對台政策是「相對成功」的。但這政策最成功之處,其實是大舉在經濟上消化台灣,讓其構成實質依賴,這不會因為民進黨上台而改變。

第四,薩特高調支持香港言論自由、乃至聲援遊行示威,根本不是為了促進香港民主化;他在文章明言,這是為了讓北京改變對港政策,因為這可能為其帶來代價。這樣的建議,無論對香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而言,「恕我直言」,都相當不負責任。對華府而言,北京強硬對港,也代表美國在港、也是在華影響力進一步減弱;反而即使是北京授意的選舉方案,尚能保留美國對「民主」的一絲話語權。

第五,中國支持北韓,無須提醒,國際社會一清二楚。但近年中朝關係充滿矛盾,華府更化算的要麼是直接拉攏北韓、要麼利用中國制衡北韓,強化兩者的同盟關係,不知道對美國有什麼吸引。

說到底,薩特方案的受惠人不是中國、不是台灣、不是香港、也不是美國,只是Dennis Blair代表的美國軍方和軍事工業集團。奧巴馬政府若認同其建議,乃大異常情;將之放大研究,似亦屬不必。

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

當「大亞美尼亞」遇上「大阿塞拜疆」

近日以巴衝突日趨血腥,不少人慨嘆媒體毫無關注,其實近年媒體毫無關注的戰爭極多,筆者身處的高加索即為一例。這裏似乎很遠,既不像亞洲,又不像歐洲,但只要細看高加索三國(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民族主義的發展,其實能夠給東北亞的中日韓不少啟發。

三國中民族主義最強烈的,首推亞美尼亞。該國人是擁有輝煌歷史的古老民族,強調組成了「地球上首個基督教國家」,後來雖然衰落,族人聚居土耳其、俄羅斯與伊朗邊境一帶,但身份認同從未喪失。

二十世紀初,「亞美尼亞人問題」曾經和「猶太人問題」齊名,國際對亞美尼亞人復國頗重視,直到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亞族加入英、法、俄一方,為的是從德國盟友土耳其管治中解放同胞,結果土國製造了「亞美尼亞人大屠殺」,一百五十萬人死亡。據亞美尼亞說法,這是土方有預謀的種族滅絕;按土方觀點,這是戰爭一部分,國家只是把「內奸」亞族人趕到沙漠,已十分「仁慈」。

仇恨難解 啟戰爭之門

基於這段歷史,亞族人有強烈的被迫害情結,認定土耳其對其有割地道歉的道義責任。一戰後,高加索三國曾三年短暫獨立,之後一律被蘇聯吞併,亞族人對好些本族土地被劃到阿塞拜疆耿耿於懷。結果,亞美尼亞重新獨立後,興起「大亞美尼亞主義」,希望奪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與土耳其的部分領土。

為合理化訴求,他們宣傳同屬突厥人的阿塞拜疆為「東土耳其」,把與阿塞拜疆的戰爭演繹為「亞美尼亞人大屠殺續集」。筆者參觀當地的「大屠殺紀念館」時,最難忘的反而是部分在阿塞拜疆戰爭陣亡的士兵也安葬在那兒,這種對歷史的應用,自然令仇恨難解。亞族人一直努力要土國為屠殺道歉,動員各國僑民向所在國施壓,因他們相信只要土方道歉,該國東部地區就有「被歸還」的空間。

阿塞拜疆同樣有「大阿塞拜疆主義」。當地官方國民教育認為,亞美尼亞本來連首都也沒有,今天的首都埃里溫,根本是阿塞拜疆人百年前「送贈」給他們的,今天完全可「收回」這片「西阿塞拜疆」土地,並提及亞族人百年前對他們也有屠殺。

阿塞拜疆人的視野甚至到達伊朗,認為今天伊朗北部是他們族人聚居地,是「南阿塞拜疆」,早晚要支援這些同胞脫離伊朗,與母體合併云云。由於阿塞拜疆近年是暴發的能源大亨,以石油及天然氣成為西方新寵,興建了通往土耳其的輸油管後,更變成伊朗正面競爭對手,伊朗對「大阿塞拜疆主義」也有防範,其中一個放慢開放改革的理由,據說就是避免境內阿塞拜疆人搞獨立。

筆者分別問亞族人和阿塞拜疆人,為什麼兩者版本歷史完全相反,他們異口同聲說,一切是學校的國民教育而來的,還稱有不少愛國基地可參觀。目前兩國互不承認,邊境完全關閉,問他們會否永遠對敵,他們都頗肯定地點頭。比中日韓關係更複雜的是,這裏還有俄國因素,雙方交惡對俄國控制高加索是十分有利的。

但這樣愛國、「大」什麼主義下去,只要有新一代極端民族主義者上台,甚或有理性政客要通過這類情感轉移經濟問題的視線,新一場戰爭就可能出現。

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

尼泊爾王室能復辟嗎?

相信不少朋友還記得十三年前尼泊爾王室一宗神秘滅門兇案,深得民心、被國民奉若神明的國王比蘭德拉(Birendra)一家全部被殺。官方版本稱是王儲精神失常所為,野史則流傳是王叔賈南德拉(Gyanendra)謀朝奪位,至於王叔背後還有何勢力,更是陰謀論滿天飛。不久,王叔像一般歷史小說那樣倒行逆施,尼泊爾主張君主立憲多黨制的大會黨和毛派游擊隊達成協議,廢除這個古老的王室,「還政於民」。

童話故事應該這樣終結,但事與願違,尼泊爾民選政府一直未能穩定局面,埃及與烏克蘭式的亂局也在當地出現。不久前,《外交雜誌》刊登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推論尼泊爾王室或有機會復辟,就引起南亞世界的熱議。

為什麼那位聲名狼藉的王叔依然有可能復辟?據說是這樣的,由於印度對尼泊爾維持極大影響力,而剛再次上台的印度人民黨一向同情尼泊爾王室,也希望境外有一個印度教國家(尼泊爾王國廢除前是全球唯一印度教國家),所以願意支持王室復辟。而「新尼泊爾」至今未能制定憲法,長此下去,國家可能分裂,也令各黨領袖開始找尋大家都能勉強接受的中間方案。

君主立憲 穩定民心

文章刊登後,不少南亞人認為荒誕不經,相信王室早已名實雙亡,因為比蘭德拉被殺,令王室的最後光環也失去;而王室的奢華作風,亦不能為「民主化」後的國民接受。要是王室在印度支持下復辟,無異於令尼泊爾進一步成為印度、特別是人民黨附庸,一旦人民黨下台,王室只會再次倒台,那時候尚不能保證會否不流血。

然而,單是復辟一個形式上的王室,行君主立憲,又是否不值得考慮呢?這就涉及近年國際關係的熱門話題,即怎樣確保民主化後的新政權步向穩定,而不是步埃及和烏克蘭後塵。

當中有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公民社會、中產功能等一籃子因素,但關鍵還是要有一個願賭服輸的機制,以及朝野各方共同依附的向心力,否則怎樣選也是少數不服從多數,甚至連是否留在同一個國家也沒共識,亂局便不能制止。

從泰國、柬埔寨、乃至阿富汗的案例可見(阿富汗並無讓王室復辟,但邀請了廢王回國擔任「國父」),王室對維繫人心確實不無作用,就是做不到「一錘定音」,也起碼可作為各黨派之間的潤滑劑,避免任何當選政客騎劫整個國家,因為遇上宣戰一類國家行為,依然由國王負責,政客做不了最高領袖。

除了徹底更改政體這樣複雜的手術,還有取巧的方法,就是名義上維持王室的禮儀功能,而不讓其凌駕國家體制,例如非洲不少共和國,憲法都承認一些「土王」的特權,便是要他們幫助穩定人心。對尼泊爾而言,似乎這類選項,要比繼續目前的亂局要好。

唯一難題是那位王叔形象實在太差,有多少剩餘價值也是疑問,這更令人對十三年前的慘案倍感唏噓。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蘇格蘭如何靠國家隊推進獨立

蘇格蘭獨立公投在9月舉行,無論成功如否,作為蘇格蘭民族主義重要工具的蘇格蘭「國家」足球隊,難免捲入政治漩渦。當年國際足協容許英國派出4個成員加入,除了因蘇格蘭等足協的歷史比國際足協還要悠久、客觀上要籠絡作為足球發源地的英國等歷史原因,也和蘇格蘭人堅持保留國家隊作身份認同有關。為這支球隊,蘇格蘭是十分堅定的,例如2012年英國組成聯隊參加倫敦奧運,威爾斯也加入,蘇格蘭足總就一口拒絕。

有這樣一支球隊,在政治層面確實十分便捷;蘇格蘭隊要協助獨立運動,亦有不少選擇。由最簡單層面開始,蘇格蘭隊員的球衣大可不用英文,而以蘇格蘭承認的官方語言蓋爾文(Gaelic)印上名字,這是建構身份認同、向世界宣傳「蘇格蘭人不等同英國人」的捷徑。

自從英國向蘇格蘭權力下放,當地議會近年刻意提高蓋爾文的地位,除了在一些官方建築物、交通工具象徵式使用,也贊助相關教育計劃,假如通過足球推動,應事半功倍。

與各國交流 增身份認同

目前,蘇格蘭球員經常被認為是「英格蘭B隊」,彷彿球員代表不了英格蘭,才會勉強為蘇格蘭比賽。要打破此形象,蘇格蘭足總可大膽推進歸化球員計劃,為一些符合蘇格蘭「國家」形象的球員(例如北歐各國球員)度身訂造,讓他們能簡單入籍代表蘇格蘭,作為辨識。若果能順道提升蘇格蘭國家隊表現,更是意外收獲。

由於蘇格蘭國家隊可自由邀請其他國家隊進行友誼賽,這本身就是足球外交的平台,特別是當英國與某些國家或地區關係惡劣、或種種原因不便接觸,就成為蘇格蘭乘虛而入的機會(蘇格蘭議會對此十分擅長,例如會就西藏問題進行官方討論)。假若蘇格蘭建構出一個「非英格蘭泛北歐認同」,通過定期和北歐國家進行友賽,變成常規項目,這也能減少球員心態上對英格蘭的依賴。

再進一步,就是和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球會共組跨國聯賽,公開脫離英國範圍,否則蘇格蘭本土頂級球會難免對加入商業機遇大得多的英超躍躍欲試。這也曾被深入討論,是為「大西洋聯賽」方案,最熱心的是蘇超班霸流浪和些路迪,雖然胎死腹中,但不代表未來不可能成事。

當然,蘇格蘭國家隊也可什麼都不做,埋首苦幹發奮圖強,以壓倒英格蘭國家隊為目標。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英格蘭對蘇格蘭每戰必敗,蘇格蘭人不斷在場上高喊「本土口號」,會有什麼後果?

英國評論網站Slugger O’Toole年前做了一個比較圖,發現蘇格蘭國家隊的世界排名高時,主張「蘇獨」的蘇格蘭民族黨之得票率也升高,反之亦然。雖然這樣簡化的立論不能太作準,但到了蘇格蘭與英格蘭排名對調,效果就肯定立竿見影。所以說,國際足協那些非獨立國家成員,只會比獨立國家更難逃離政治呢!

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

究竟誰是「烏克蘭民兵」?

馬航客機在東烏克蘭被擊落,輿論普遍認為「親俄民兵」的嫌疑最大。究竟誰是這些「親俄民兵」?以往我們提起「民兵」,只會想到土法煉鋼、裝備原始的散兵游勇,以為他們都是由下而上慢慢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但假如有「民兵」是由上而下從天而降,我們的概念就會被顛覆。「烏克蘭民兵」就是最好例子。

今天在東烏克蘭鬧獨立的地區,主要成立了兩個「共和國」: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他們的武裝分別稱為「Donbass民團」和「東南軍」。其中最早出現的一批,參與了佔領政府、佔領廣場等行動,但沒有人知道是如何組成。西方情報人員認為明顯是俄軍在背後策動,否則真正自發的民兵不可能有如此整齊的制服、行動攻略和作戰經驗。被西方情報指策劃行動的是俄羅斯軍情總局「格魯烏」(GRU),他們繼承了蘇聯時代的種種滲透、顛覆技術,專門負責國外行動或「反恐」,無論是當年的阿富汗戰爭還是近年的格魯吉亞、車臣戰爭,都有其身影。美國國務院從照片發現,「東烏民兵」裡有熟悉的格魯烏軍官,俄方說他們已退役、與國家行為無關,「東烏政府」人員則承認是以「老戰友」身份邀請他們助戰。至於何以這些「戰友」能擁有全套最新俄式裝備,就心照不宣了。

「東烏民兵」還有不少精銳成員,例如來自烏克蘭的前官方特警隊「別爾庫特部隊」(Berkut)。他們原來隸屬烏克蘭內務部,官方職責是負責「控制群眾」和處理高危犯罪行為,真實職能卻是用一切方式維穩。這編制也是源自蘇聯時代,和俄羅斯關係密切,烏克蘭親俄總統阿努科維奇被推翻前,這支部隊就是負責鎮壓群眾的主力,因而被新政府解散。成員失業後,部份被烏克蘭其他部門收留,部分被俄羅斯吸納(因為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把克里米亞別爾庫克部隊維持下來,並併入俄羅斯內務部),部份卻乾脆加入了「東烏民兵」。這次有報導說擊落客機的導彈直接來自克里米亞基地,也許不是空穴來風。

至於一般「保家衛國」的東烏人為何這樣勇武,也是有結構性原因的。烏克蘭軍事工業所有生產、加工設施當中,70%都集中在東部親俄地區,頓涅茨克、盧甘斯克等都以製造坦克馳名,不少陳舊的軍火倉庫缺乏管理,成了黑市天堂,令當地人民極容易得到武器。既然軍工成了當地人民的主要生命線,不少家庭世世代代就是從事和製造武器相關的行業,就是沒有受專業訓練的一般百姓,對武器的應用,都可能比一些小國軍隊還要純熟。當東烏陷入混亂,居民靠家傳技能搖身一變,成為「民兵」謀生,也就順理成章。所以說,東烏武裝還是一般「民兵」嗎?

2014年7月19日星期六

馬航危機:普京的抉擇

馬航客機在東烏克蘭親俄「民兵」勢力範圍被擊落,各方都在搜尋真兇。關於負責人,只有三個可能性:烏克蘭政府軍、親俄民兵、俄羅斯政府軍;關於動機,亦只有「故意」和「意外」兩類;因此調查方向,十分清晰。不過無論真相如何,其實對往後外交發展,都不會有甚麼大分別:西方會暗示親俄民兵為真兇,乘勢向普京問責,乃至進一步制裁俄羅斯,以扳回克里米亞失陷一局;親俄民兵會說烏軍「賊喊捉賊」,在俄方輿論反宣傳。由於他們控制事發現場,據《每日電訊報》報導,甚至已把客機黑盒送交莫斯科「檢查」,西方和烏克蘭的官方調查,必然被其批評「未能掌握全面實況」;但一般相信美方衛星能偵察事發細節,只要俄方報告與之有明顯出入,亦會失去大部份公信力。

在這些必然發生的情節當中,真正影響大局的人,只有一個:俄羅斯總統普京。理論上,他可以全面強硬,利用到手的「證據」,針鋒相對地論證是烏克蘭政府軍或「親政府民兵」所為,把西方制裁化作悲情牌。但就算烏方所為是事實,如此回應也不符合俄羅斯利益,因為他希望與西方較勁的同時避免硬碰硬。理論上,普京也可以全面合作,和「親俄民兵」切割,加入譴責行列。但就算民兵所為是事實,如此回應同樣不符合俄羅斯利益,因為會大大打擊親俄份子士氣,也破壞普京近年製造親俄衛星國的外交「成就」。

那甚麼出現在烏克蘭,才符合俄羅斯國家利益?我們可援引普京親信薩科夫(Vladislav Surkov)的詞彙:要在烏克蘭(和其他須要的地區)製造「狡猾的後現代戰爭」,也就是通過扶植「親俄民兵」,讓他們給予烏克蘭政府足夠壓力,永久弱化烏克蘭中央,讓俄羅斯可以對不同烏克蘭地區、派系分而治之,而避免與烏克蘭政府(及其西方盟友)正面衝突。換句話說,在「表面戰場」,無論「親俄民兵」是勝是敗、被譴責還是歌頌,都無關宏旨,他們存在的價值,只是讓烏克蘭混亂,繼續這場不在乎表面勝利的「後現代戰爭」。類似策略,在格魯吉亞的「南奧賽梯共和國」、「阿布哈茲共和國」、摩爾多瓦的「德河共和國」、乃至筆者剛到訪的阿塞拜疆「納卡爾諾-卡拉巴赫共和國」等,都一脈相承。

有了這「既定方針」,普京可怎樣回應馬航危機?近年他最成功之處,也是和其他強人或疑似獨裁者不同之處,就是懂得使用和西方一模一樣的話語,來反過來支持自己的行為,並批評對方虛偽。所以他懂得怎樣佔領克里米亞而符合「國際法」,怎樣以「民主程序」落實長期管治,怎樣通過反對派的存在論證俄羅斯「人權」等等。馬航慘劇發生後,普京除了慰問馬來西亞,還有如此表態:「假如烏克蘭不是陷入內戰,慘劇就不會發生,所以烏克蘭政府須要負責」,因此「俄方逼切希望烏克蘭衝突結束」。前一句是客觀事實,後一句卻是「語言偽術」:普京真正說的是,俄方並沒有否定親俄民兵擊落客機的可能,但假如不是烏克蘭政府軍與之「衝突」,他們也不會擊落客機,所以應該通過「和平」途徑解決「爭議」,否則烏克蘭「衝突」就不會結束。

由於黑盒和證據多在親俄民兵或俄方手中,俄方也必會進行「公正客觀」的調查、提交調查報告,並會傳召西方傳召不到的證人,例如民兵,並強調未有調查報告前單方面譴責任何一方,都不符合「程序公義」(敘利亞發生小孩被毒氣屠殺慘劇後,俄方就是以同一模式呼籲「各方」冷靜)。最後的報告不可能太偏離西方所知的事實,但魔鬼在細節:就是它承認襲擊是民兵所為,也很容易提出證據,說明他們是被烏方刻意誤導(例如派戰機飛到客機附近、干擾雷達或派出間諜進行反間),從而把責任分攤給交戰雙方,然後就能以「中立調解方」角色,促請烏克蘭朝野召開和會暨「真相調查會」。這樣的報告,既能順應國際輿論,又照顧了國內群組和親俄盟友面子,最重要的是,可以製造「後現代戰爭」的新戰場。

假如烏克蘭政府同意,這正中普京下懷,因為無疑於變相承認「有爭議」的事實,無形中合理化親俄民兵和那些什麼「頓涅茨克共和國」、「盧甘斯克共和國」的存在。假如烏克蘭政府不同意,那就是抗拒和平談判,普京可振振有詞對內宣傳烏方、西方「作賊心虛」。除非西方作出兵臨城下的姿態,令俄羅斯面對「前現代戰爭」,普京才會有所顧忌,但他知道奧巴馬沒有這樣的眼光,才能安然渡過一波又一波國際危機,區內聲望還越來越高。如果你是奧巴馬,又可以怎樣?

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

2018俄羅斯世界盃會發生什麼?

2014年世界盃塵埃落定,是時候前瞻未來。巧合的是,2010年、2014年與2018年三屆世盃都在金磚國家舉行,相信到2018年俄羅斯世盃,只會比巴西的更空前政治化。

2018年為俄國選舉年,如無意外,普京應該又會「競選」連任。以「全才」形象示人的普京雖不是標準球迷,但深明足球公關之道,在本屆世盃決賽出人意表地觀戰,即可見一斑。相較下,總理梅德韋傑夫的足球情結要深得多,其支持隊伍是聖彼得堡辛尼特(FC Zenit),他擔任俄羅斯天然氣董事長時,就令俄氣成為辛尼特贊助商。

透過盛事推廣愛國主義、宣傳政績工程與建構大國形象,一直是普京政權的板斧,今年索契冬奧的天價預算、超支爭議及好大喜功,相信會全部在2018年世盃重現一次。西方媒體會一如所料批評俄國貪腐、集權與反同性戀等等,俄方則大可自居受害人說西方雙重標準,這類劇情都已成為常規,相信不會出乎意料之外。

較為有變數的,是俄國如何控制球場秩序。近年,當地聯賽入座率愈來愈低,甚至比英國第二級聯賽英冠更低,一大原因是足球流氓主導觀眾席,流失了一家大小的觀眾,且流氓對非白人的種族歧視傾向頗嚴重,科特迪瓦球星耶耶托尼就因此提議杯葛俄國世盃。

俄方不久前為此通過《球迷法》,把「在體育賽事期間威脅他人」定為犯罪行為,並制定球場流氓黑名單,「順帶」制定不少附加新政,例如攜帶以外語書寫的橫額須球場認可。屆時如何執法,除了針對流氓,還要顧及人權,更要顧及反恐,一切得看當時有多彈性。

球隊表現或構政治危機

究竟一般俄國民眾對世盃有多狂熱,也是另一疑問。俄國足球近年給人的印象,便是淪為「官商合謀」棋子,與一般人距離愈來愈遠。當地不少富豪大舉投資國內外足球,確實令一些球隊戰績提升,但高得和球技不相符的薪金,一來令本國球員失去出國動力,二來也使來投外援充斥不少高峰期後名大於實的老將,三來「權貴玩伴」的感覺,常令人有打假波的聯想,間接令國家隊表現持續不濟。對上一代人而言,昔日蘇聯國家隊不受物質誘惑,曾獲歐洲國家盃的輝煌,與今日對比可說差天共地。

故此,俄國隊的表現,可能比其他主辦國國家隊更影響整個賽事的成敗。自從蘇聯解體,俄國在世盃成績甚差,三次未能出線、三次小組出局,情況幾乎和伊朗國家隊一樣,與俄國人的「大國」期望自然大相徑庭。由於世盃不像冬奧,只有單一焦點,國家隊表現格外舉足輕重。

當然,普京權力應該穩固,不會直接受球隊表現影響,但假如2018年俄國也是首圈出局且出現其他醜聞,必招來對整個俄國球壇的收入和成績不成正比之批評,進而質疑國家資源分配不夠照顧一般百姓,對執政將近二十年的普京集團或是難以評估的危機。須知阿拉伯之春的受影響國家,政權大多是長期連續執政,雖不一定完全獨裁,但人民求變之心多少存在。何況在俄國這樣的國家,反對派又有什麼比「選舉年世界盃」更能利用的政潮爆發點呢?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英雄與集中營:北韓1966足球奇迹真相在哪?

日前網上瘋傳一則「新聞」,說北韓對內宣傳奪得世界盃冠軍,這當然又是一場惡搞。但關於北韓足球,是有說不完的話題,特別是圍繞1966年的經典一役,依然有後續情節值得今天留意。

單看數據,北韓足球水平在亞洲應該不俗。上屆世盃前,該國曾晉身1966年那屆的決賽周,且打入八強,是為全球首支打入次圈賽事的非歐美球隊,創下奇迹。那次北韓在分組賽先「政治正確」地負於「鋼門」耶辛坐鎮的蘇聯,然後以1:1迫和上屆主辦國兼季軍智利,再爆大冷以1:0擊敗意大利出線(當時勝利賠率是1:1000),並險些在八強再爆冷,先領先葡萄牙3:0,然後才後勁不繼被反勝3:5,其中4球都是球王「黑豹」尤西比奧所入。

這段童話故事有很多有趣枝節,例如英格蘭球迷居然十分支持北韓隊,特別是分組賽主場米杜士堡的球迷更視之為「主隊」,對北韓球員招待得賓至如歸,令他們終生難忘。北韓球員也沒表現僵化,他們原以為小組就出局,出線後要狼狽改機票、找酒店,最後全體入住教堂,卻沒以「無神論者」角度有異議。

國家隊員際遇現羅生門

雖然當時未有互聯網,但圍繞北韓的獵奇式謠言也不絕如縷,例如出局的意大利稱北韓濫用「全隊幾乎長得一模一樣」的優勢不斷換人保持體力,也有謠言說北韓球員兩年來都禁止性行為。

想不到的是,這批球員回國後的際遇卻出現羅生門。據官方版本,他們自然是國家英雄,此說法被2002年的英國紀錄片The Game of Their Lives核實。該片訪問了在世的1966年北韓國家隊員,邀請他們到英倫重溫舊夢,說這些球員都成為特權階層,住在北韓體育村,生活似是過得不俗;特別是對意大利射入關鍵入球的主力朴斗翼(另譯「朴度益」)被分配汽車洋房,再當上國家隊教練,成為宣傳樣板。

但據著名脫北者、《平壤水族館》作者姜哲煥稱,這批球員原來下場悲慘。他本人原是高幹子弟,後來因家族「出問題」而被關進集中營,逃離後獲美國總統布殊接見,令其公信力大大提升。按該作品指出,他在集中營遇到的其中一人,便是1966年北韓國家隊入球功臣朴勝人,罪名是「慶祝出線時在英國酒吧狂歡」,也就是被帝國主義污染、墮落腐化;朴勝人甚至要靠食蟑螂為生,因而獲「蟑螂」外號。

後來,姜哲煥在經常「創作」北韓新聞的《朝鮮日報》進一步介紹,說體育幹部捲入金日成剷除黨內「甲山派」權力鬥爭,才令足球部全體受牽連,也令北韓足球登上高峰後立刻一落千丈。有趣的是,這版本受到一些中國媒體引用。

比較兩個版本,會得出很有趣觀察。姜哲煥說那些世盃英雄都是地主、資產階級後代,但據英國紀錄片,他們主要都是兼職踢球的軍人。至於怎樣解釋朴斗翼平步青雲,姜哲煥指是因他剛好在戰勝意大利慶祝那晚腹痛沒有參與,才幸免於難。第二版本自然被在世北韓球員否認,然而據那紀錄片介紹,在2002年,那隊理應六十出頭的北韓代表隊只有7人在世,卻也引人猜想。究竟哪個版本是真實的?還是各有真實?就得讓大家自行判斷了。

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

第一次以「德國」名義奪世界盃?

德國成為二○一四年世界盃冠軍,不少媒體報道說這是「第一次以德國名義奪世盃」,因之前三次(一九五四、一九七四、一九九○)都是「以西德名義奪標」。這是德國統一後首次奪標,自然是事實,概念上卻不是「第一次以德國名義奪世盃」,因這涉及國際關係一個根本問題 — 什麼是「統一」?德國又是怎樣「統一」?

冷戰時代,西德正式國號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聯邦德國」;東德正式國號則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民主德國」。「民主德國」是否名副其實,眾所周知,但西德為什麼是「聯邦德國」,卻意味深遠。這國家原本是由美、英、法盟軍佔領區合併而成,憲法寫明國家未統一(所以正式叫《基本法》以示其過渡性質,而不叫憲法),並預備了不同條文,供未來統一之用。

「聯邦德國」國號從未變

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德國版),聯邦德國成立時不屬其領土的地方,可組成州並申請加入聯邦德國。換句話說,這是讓聯邦德國以統一之名擴張的法理基礎。在一九五四年世盃,即聯邦德國首次奪冠那一屆,一共有三支德國球隊參賽,除了東西德,還有「薩爾蘭代表隊」(Saarland)。薩爾蘭是二戰後從德國領土分割的保護國,由法國管治,法國一度打算讓其變成完全獨立的主權國,作為法德的緩衝,但被公投否決。最後薩爾蘭在一九五七年正式加入聯邦德國,成為該國一個新州,根據的就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是為「德國小統一」。

由於東西德「大統一」理應複雜得多,所以在二十三條外,還有另一條文供統一應用,那就是第一百四十六條,即直接頒布新憲法,建構一個全新政體。假如東德政權是通過平起平坐的談判,慢慢和西德合併,那就可能依據一百四十六條,「一加一等於二」那樣成立新框架,並很可能改一個新國號。

但柏林圍牆倒下、共產陣營崩潰,都以驚人速度出現,根本沒足夠時間讓兩德討價還價,故此在一九九○年還是以二十三條促成統一。技術上,那是讓東德自行解體,根據舊體系重組為五個州,並像一九五七年的薩爾蘭那樣,申請加入聯邦德國。聯邦德國此國號從未改變,只是進一步擴大與吞併屬於東德的地方,而非兩德「合併」。以上統一形式不斷被南北韓、兩岸學者研究,與大家也息息相關。

不過,這代表德國統一了嗎?也不一定,因怎樣才算德國完全統一,也是敏感課題。須知二戰前的德國領土和現在頗不相同,一戰前更是大為不同,不少現在屬於波蘭等國的地方,從前都屬於德國,不少奧地利人也依然認為應加入德國。在薩爾蘭「小統一」、兩德「大統一」後,是否還有「超級統一」在後頭,部分人始終放心不下。因此,兩德統一後的《基本法》寫明德意志「已經」統一,以釋鄰國疑慮,但要是有其他地方提出以二十三條加入聯邦德國,依然可以。

所以,這次德國奪冠,名義上和上三次一樣,都是聯邦德國奪冠,不過是一個擴大了的聯邦德國,就像一九七四年奪冠的聯邦德國已多了薩爾蘭州,但國號還是一樣。

2014年7月15日星期二

巴西球壇國恥 — 1950與2014可比嗎?

巴西在世界盃戲劇性以1:7這「港隊式比數」遭德國淘汰,再以0:3敗給荷蘭,宣示一個時代的終結。不少評論談及1950年世盃決賽往事,憂慮這次會造成同樣深遠影響。

當年是第四屆世盃,也由巴西主辦,最後一場為巴西對烏拉圭。因那屆不設淘汰賽,改以循環賽分勝負,據賽前積分,巴西賽和便能奪冠,烏拉圭則非勝不可。巴西舉國以為勝負已分,紛紛提前慶祝,結果卻1:2戰敗。全國高呼「我不能接受」,國民騷亂有之,自殺有之,隊員自我放逐有之,終生噩夢有之,史稱「馬拉簡拿之痛」(馬拉簡拿是決賽球場名稱)。

難以並論 實屬過慮

今次慘敗比數懸殊得多,但難以和1950年一役相提並論。那是二戰後首次世盃,亦是12年來首次成功舉行,其時歐洲滿目瘡痍,南美卻避過戰火成為小桃源,無論是納粹餘孽還是被納粹迫害者,不少都去了當地避難。

巴西視主辦世盃為「南美崛起」宣言,不惜工本,興建容納20萬人的巨型足球場,展示國力。輿論不見大規模批評,反而洋溢愛國熱情,因當時總統杜特拉(Gaspar Dutra)親美,採保護美國企業的政策,被認為令經濟停滯不前;支持世盃,卻能弘揚愛國主義,曲線表達不滿。今年世盃卻出現遍地抗議,因支持已失去上述政治效果。今天巴西已(局部)崛起,國際盛事也非關宏旨,只屬錦上添花。

1950年,巴西還政於民不久,國民最關心議題並非民主,而是經濟能否振興,還有種族衝突。巴西是西半球最後禁止黑奴的國家,白人後裔與被解放的黑奴後裔長期關係緊張,國家一度有分裂危機,最後卻是足球讓人才輩出的黑人社群獲白人認同,團結了國家。可惜一場敗仗,令黑人門將巴保沙(Moacir Barbosa)成眾矢之的,重新激起種族矛盾,這確是全國危機。相反,今次國內對世盃的分歧,更多屬階級矛盾,雖然嚴峻,但看不到撕裂國家的可能。

當年令巴西稱臣的是烏拉圭,巴西人一貫看不起這個當時人口僅200萬的小國,就像中國人看不起北韓。烏拉圭勝利,除了摧毀「大國」自尊,也令巴西政府的效率、管理與政策備受質疑。但今屆對手德國是冠軍隊、足球大國及世界大國,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巴西足球從中吸取的教訓多在技術層面,卻與國力關係有限。不少不滿世盃開支的國民更會問:「那又如何?」

畢竟,1950年的盛事不多,巴西人首次在世人前丟臉,才會「比死更難受」。本屆看全球直播的觀眾雖多,但全球化公民已習慣密集式盛事,對大敗的消化速度遠非當年所能想像;加上互聯網、地下博彩會製造大量陰謀論和都市傳說,更多人關心球員是否打假波、尼馬是否詐傷,球迷犬儒了,接受挫敗的能力卻也提高了。

擔心今次慘敗會像當年那樣,會影響巴西人的自信,這實屬過慮,但前球王羅馬里奧一類的反對派政客押對注,卻是求仁得仁。在1950年世盃後不久,民族意識復興,選出了相對反美、主張國有化的瓦加斯(Getulio Vargas)。今年底,巴西同樣會舉行總統選舉,爭取連任的羅塞夫本已選情不妙,世盃「數百億元換國恥」,令自居「反貪腐英雄」的她形象大為貶值,似乎最大危機應在她身上出現。

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德國奪冠吉祥物:默克爾的足球公關與長期抽水的藝術

在世界盃球場內,焦點除了各國球星,還有觀眾席上一眾「大茄」。近年飾演這角色最成功的,非德國總理默克爾莫屬。自從2006年德國主辦世界盃,她就成為球場常客,幾乎每次為國家隊打氣都以球隊勝利收場,因而被球迷視為「吉祥物」。德國打入本屆總決賽,她又順理成章「親自督師」,最終德國果然順利奪冠。

在其他政客身上,如此「足球公關」其實頗有被非議的空間。例如議員可質疑長途跋涉到國外看球賽是「不務正業」、「浪費公帑」;女權份子可批評她利用女性身份在男性主導的世界做宣傳;私人朋友可諷刺其虛偽,因為2006年前,默克爾其實以「最愛登山運動」著稱。這次她遠道飛到巴西觀賞決賽,最有條件生氣的還有當選不久的印度強勢總理莫迪,他原定過境德國期間與默克爾舉行晚餐峰會,現在默克爾以「要去睇波」為由爽約,對一個需要面子的金磚國家領袖而言,肯定不是味兒(設想被爽約的是中國領導人,愛國人士已義憤填膺)。

默克爾的足球公關卻空前成功,究竟祕訣是甚麼?首先自然是德國處於強勢期,她在國內民望長期高企,任何放縱自己興趣的行為,都可以被理解為象徵國家的「自信表現」。默克爾也懂得避免在國家困難期本末倒置,例如上屆世界盃期間,她忙於處理歐債危機,就沒有今屆這樣高調。

對德國人而言,除了本身熱愛足球,也樂於接受這是總理的「政治任務」,因為德國國家隊是新移民湧入後的「新德國」代言人,把國家隊地位抬高,有利宣揚土耳其裔、波蘭裔等新移民和東德人民一樣,已完全融入德國社群的訊息。來自東德的默克爾也是受惠於不成文的名額,才被前總理科爾選進權力核心,自然深明「新德國」形象的重要性。這就像南非國父曼德拉特別重視國家欖球隊,因為那是白人、黑人種族融和的象徵,不是單純的運動那樣簡單。

還有關鍵一點,就是默克爾本人的形象。她平日予人感覺嚴肅、刻板,國民卻不會質疑她懶散;她極度誇張忘我的慶祝姿勢,讓全球大小報都用作花絮圖,也有助提高一個四平八穩領袖的親和力。加上她本人確實懂足球,對球史、球會、球員能如數家珍,能和教練討論陣法,會對問她「是否知道甚麼是越位」的記者奚落一番,令人不會懷疑她是「三分鐘球迷」,也能加強整個公關策略的說服力。

上次德國大選時,筆者曾與德國名嘴Ali Aslan擔任一個分析選情的講座嘉賓,記得他打趣說「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領袖,默克爾是我們應得的」。這是因為默克爾跟當代德國人的「應有」形象很相符:工作時候刻板、有紀律、乃至沈悶,也不是美國精英學校出產那種時刻表現自己醒目的「smart ass」,卻會在言談舉止顯示自己是一個普通人,從而露出一股無須做作的自信:她在球場上的演出,正是這形象的延伸。

國家要長期在世界盃維持穩定高水準,無疑十分困難,而德國做到了。政客要長期靠單一項目「抽水」成功,其實更困難,默克爾似乎也做到了。

2014年7月11日星期五

不被承認的國家:「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共和國」親歷記

世上除了大家熟悉的主權國家,還有不少地位模糊的「實質獨立國」,她們有些獲有限承認(例如科索沃),但更多無人承認,形成了一批國際關係特例,包括筆者剛造訪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共和國」(Republic of Nagorno-Karabakh,下稱「納卡國」)。究竟這種「國家」的存在與運作,怎樣顛覆大家平常的認知?大家還得從這個納卡國背景談起。

該國位於高加索,其土地原是蘇聯一部分,主要由亞美尼亞人聚居,但基於「分而治之」原則,被蘇聯劃入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成為其自治州。到蘇聯解體前夕,當地自行舉行公投,宣布「回歸」亞美尼亞。蘇聯瀕臨崩潰,無力調解,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就為了那片土地開戰,至蘇聯解體後更變成區域大戰,前後打了6年,數萬人喪生。戰爭以亞美尼亞大勝告終,佔領「納卡州」全境之餘,更連原屬阿塞拜疆的土地也奪去不少,令納卡州和本國相連。

有趣的是,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者雖希望兼併這塊領土,亞國政府卻始終不敢,因國際社會依然視之為阿塞拜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若直接兼併,很容易引起制裁。於是亞美尼亞鼓勵納卡州僑民自行「立國」,建立「共和」,但這個「國家」毫無國際承認,甚至連亞美尼亞也不予承認,因為承認了,又會增加直接控制的成本。

無人承認的國度如何運作?

對亞美尼亞而言,這只是「同胞解放區」,應盡量讓「納卡人」高度自治,不過他們加入亞美尼亞政府卻無任歡迎,納卡國第一任總統離任後,甚至成為了亞美尼亞第二任總統。

換句話說,納卡國根本已是亞美尼亞一部分,該國地圖都把納卡州包含在內,其基建也大舉由亞美尼亞支援。但外國人走進去,卻要從「納卡國外交部」申請「簽證」,以證明此行一切責任與亞美尼亞政府無關。
阿塞拜疆對這現狀自然不滿,但畢竟對家沒有正式兼併土地,難以按國際法挑戰,只能以名不副實的「分離主義」視之,唯一能做的,就是終生禁止任何「非法進入納卡州領土」的人進入本國。筆者為了進入阿塞拜疆,惟有要求納卡國外交部不把簽證貼在護照上,入境時甚至從相機把納卡國照片上載再刪除,以防萬一。

這樣的「國家」自然百廢待興,但從市容上看,卻出奇的繁榮穩定,甚至有一種小國寡民的桃花源感覺。目前唯一能進入納卡國的道路,只有從亞美尼亞經過相當迂迴的高加索山路,變相令當地人隔絕於世。不過,當地作為「戰勝國」、大亞美尼亞主義象徵,卻瀰漫着樂觀主義。當地政府以獎金鼓勵年輕人結婚生育,以彌補戰爭失去的人口,筆者在廣場上看見的嬰兒比例,堪稱極高。那裏地廣人稠,對願意留下來的亞美尼亞人,政府都給予土地讓其開發,也吸引一些年輕人來創業或避世。

當然,該國依然因不獲國際承認,而有這樣那樣的不便。當地人均GDP也不高,但物價指數甚低,一般人生活水平並不差,加上海外的亞美尼亞富有僑民常有巨額援助,局勢就這樣穩定下來。究竟「什麼是國家」,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共和國給予了罕見的答案。

2014年7月10日星期四

為何美斯不能成為馬勒當拿?(政治篇)

阿根廷球星美斯是當今球王,在該國內普遍被視為馬勒當拿接班人,就連馬勒當拿本人也這樣認為。但馬勒當拿在阿根廷之獨特地位,除了靠球技,還有種種天時地利人和配合,才令這位私生活一團糟的球王得以成為「半神」,乃至出現「馬勒當拿教會」,這些都不是生於這時代的美斯可得到。

阿根廷人熱愛足球,但令足球和政治高度掛鈎的,必須提一九七六年政變上台的軍政府。該軍政府推翻的是伊莎貝爾.貝隆(Isabel Martinez de Peron),也就是第三任貝隆夫人,其支持度雖遠不及傳奇的貝隆夫人(Eva Peron),但畢竟有貝隆主義餘蔭。

軍政府一方面大搞特務管治,清除異己,另一方面提倡民族主義,最便利的方法便是搞好一九七八年的世界盃,因那年主辦權剛好落入阿根廷手中。據說當年軍政府動用一成國家預算主辦賽事,此外還有其他開支用作「國民教育」,鋪天蓋地宣傳阿根廷的球星為國家英雄,最終該國首次奪冠,軍政府更是瘋狂抽水,不斷稱這代表「阿根廷人在軍政府領導下團結一致的成就」云云。

馬勒當拿就是在這狂熱氣氛中冒起,他那年原來有機會作為超新星參賽,只是軍政府要求選更有經驗的球員才落選,但他日後大放光芒,畢竟是承繼了軍政府推廣「足球民族主義」之便,雖然軍政府已在一九八三年下台。

時世造英雄 機會難再現

馬勒當拿時代的阿根廷也流行「足球外交」。軍政府眼見經濟一塌糊塗,便發起對英國的福克蘭戰爭,哪些國家撐阿根廷、哪些國家撐英國,都會在球場上算賬。例如阿根廷獲前宗主國西班牙支持,除了歷史原因,也要換取阿根廷支持西班牙從英國「收回」直布羅陀,剛好一九八二年主辦世盃的就是西班牙。秘魯也支持阿國軍人,阿根廷在一九七八年奪冠,就經過一場可疑的六比零蹂躪秘魯賽事。

阿根廷鄰國智利則支持英國,一來因與阿根廷有領土糾紛,二來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是戴卓爾夫人盟友,迫使阿根廷把部分精銳部隊留在邊境,間接令其戰敗。足球強國荷蘭也強烈反阿,甚至一度要杯葛阿根廷世盃。如此鋪墊,才令馬勒當拿在一九八六年以「上帝之手」懲罰英格蘭贏盡民心,而類似的象徵政治,在今天的阿根廷球壇已難再現。

時代變了,今天全球最著名的阿根廷球迷變成了教宗方濟各,他也曾和美斯見面,但宣揚的不會是民族主義,而是「愛與和平」。要是今天阿根廷政府要像巴西那樣為足球大興土木,也難免同樣焦頭爛額。

美斯即使帶領阿根廷走到多遠,也不容易獲馬勒當拿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也難以像馬勒當拿和古巴卡斯特羅、委內瑞拉查韋斯等共建拉美左翼集團,何況單論球場上表現,不斷被拿來和馬勒當拿比較,也成為美斯的魔咒。

當然,美斯也有不少國際重量級支持者,但不少也是為了抽水,例如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此刻全球最兇狠恐怖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就邀請他加入「聖戰」,並封賞他為「南美大陸王子」。

其實,美斯也有社會參與,他成立基金會關注兒童權益,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這些都成為其主要公益形象。相關範疇雖沒有馬勒當拿的大動作搶鏡,卻也是做實事,其經理人應該想好如何讓上述身份和本屆世盃掛鈎,這才是球王之道。

2014年7月9日星期三

蘇聯末代外長之死 — 另一角度看「顏色革命」

國際關係傳奇人物謝瓦爾德納澤病逝,令生於冷戰末年一代人格外唏噓。這位蘇聯末代外長曾名滿天下,是西方眼中終結冷戰、拆除柏林圍牆的英雄。蘇聯解體後,他擔任家鄉格魯吉亞的總統,早年也能延續神話,最終卻被人民推翻,「被開創」了顏色革命先河,鬱鬱而終。

據主流演繹,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是因謝瓦爾德納澤貪污獨裁,激起民怨。剛好筆者正身在當地,重溫不少他的事迹,聽了不同年齡層人士談論「革命」前後情況,卻愈來愈發現那裏不是黑白分明,相信後世對其格國政績,終會比目前的評價正面。

謝瓦爾德納澤管治後期縱容親信攬權,壟斷國內資源,機關貪污成風,這都是事實。此人在蘇聯時代便有自由主義傾向,靠反貪起家,生活始終清廉,這也是事實。為什麼兩個事實可以並存?這須由他接手格魯吉亞時的爛攤子談起。對那個土匪橫行、全國崩潰的動盪時代,卡普蘭(Robert Kaplan)講述蘇聯解體後東歐與高加索各國情況的《東進韃靼》有生動介紹。

穩局面有餘 肅貪力不足

格國首任總統為一名狂熱民族主義者,也是著名詩人,作風浪漫化,當選後要破除一切舊時代特徵,卻沒實力維繫國家統一,更無能力承繼蘇維埃時代的福利社會。結果國家全面崩潰,鬧分離主義的地方近10個,還有俄羅斯軍人扼守國內要津,國內兵匪不分,烏煙瘴氣,活像軍閥割據時代的民國。

不久,總統被趕走,國內大小軍閥、土匪搶佔不同崗位,把具聲望的謝瓦爾德納澤請回來當元首,只是為了提高土匪政權認受性。這是各前蘇聯國家的常態,格魯吉亞鄰國阿塞拜疆也是亂了數年,無奈請回共黨元老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上台穩定局面。但阿利耶夫掌握秘密警察與黑手黨,謝瓦爾德納澤卻相對清白,本錢就是虛無縹緲的國際聲望。

如此國情,要建立秩序,自不能靠民主社會常態。謝瓦爾德納澤先後逃過十多次暗殺,惟有使盡政客手段,對不同土匪與惡霸合縱連橫、挑撥離間以自保,再慢慢建立制度。他沒嫡系武裝,不得不把一些公認的政治無賴留在位置上,既為攏絡,也是搞平衡。面對困局,他還是成功把不少殺人如麻的土匪收監,靠當年和美俄的老關係引入外資與援助,擺平多個鬧獨立的地方,把俄軍請離國內據點,寬待異己(旁邊的阿塞拜疆就公然家天下獨裁),催生公民社會。

但要求謝瓦爾德納澤進一步肅貪,他實在無能為力,他根本是靠這樣那樣的利誘,勉強聚集一批人為他打天下,要把他們掃除,首先他本人也不保,若沒足夠壓力,還可能引起強烈反彈,重回亂局。閱讀這遙遠故事,大家難免問:「與我何干?」但換了是中國,要是孫中山能統一全國,也可能面對同一下場。

從這角度看,「玫瑰革命」後的格國與謝瓦爾德納澤的格國並非完全對立,而是改革的前後階段。他以半蘇聯式手腕穩定國家,卻無力掃除積弊,其他人惟有通過群眾運動,全面清除既得利益階層,新政府上台後甚至解僱全國警察,風氣為之一新。但若以同一手法處理他上台時的亂局,難免亂上加亂。

因此,新總統亦沒全盤否定其政績,繼承了他的親美路線和公民社會,格魯吉亞「革命」亦算革得相對溫和,謝瓦爾德納澤下台後續留國內,還獲新政府退休金,且定期公開露面。一輩人一輩事,他已做了他的事。

2014年7月8日星期二

東北亞六國誌 — 中國「聯韓抗日」如何奏效?

習近平伉儷訪問南韓,中國軟硬實力盡出,不但派出龐大商貿代表團拓展商機,宣示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以示冷待北韓,還連「習主席年輕時很像都敏俊」這類「韓劇外交」的對白也派上用場,「聯韓制日」之意圖甚為明顯。但在觥籌交錯背後,究竟中國外交得到多少實質收穫?

在經濟層面,中國要突破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催生自行主導的《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也好,拉攏南韓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也好,都因美方施壓而未有大進展。特別是AIIB,沒有南韓,將形同其他中國與中亞、中東構建的平台(例如早前習近平發表「亞洲安全觀」的「亞信峰會,CICA」),雖可繞過美日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另起爐灶,但也就失去反圍堵作用。

就戰略層面而言,北京原來希望和南韓共同譴責日本解禁集體自衞權,亦因華府施壓而沒有達成,只能共同輕輕談一下警惕「日本右傾化」。當然,成效當然不是沒有,只是並非即時。最大的實質成果,為中韓自由貿易協定、貨幣直接交易市場等有實質進展,這對日美經濟體來說將是嶄新挑戰,不過對方也早有預期。

由此可見,認為南韓倒向中國並非事實。目前國際格局,不少國家採取「雙重保險」對沖政策,經濟上多和中國做生意、大舉吸引華資;軍事上、戰略上卻加緊和美國合作,南韓就是典型。可見將來,南韓的國際地位只會更關鍵,也會更努力左右逢源。

拉攏要付出更多

但與東南亞國家不同的是,南韓似乎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因為一來還要考慮北韓問題,一旦中國徹底改變政策,改為全力支持平壤向首爾搞小動作,這可令形勢一百八十度改變。二來南韓本身的民族主義愈來愈強,也不甘於沒有其獨特國際身份。三來南韓產品具備「佔領」中國市場的潛能,前提是日本在華競爭力持續下降。所以邏輯上,只要中國比目前付出更多,並非不可能把南韓拉過去。

怎樣付出?大方向自然是支持南韓逐步整合北韓經濟,乃至邁向南韓主導的統一,這需中韓雙方高度默契;提供保護南韓的安全網,以對沖美軍駐韓基地的重要性;以及在自由貿易協定基礎上,提供韓資取代日資的政策優惠。當然,這些大逆轉具備一定風險,特別是北韓一旦翻臉並倒向美日,中國或得不償失。此刻日本乘虛而入,解除部分對朝經貿制裁,金正恩以向北韓的日裔人瑞祝壽回禮,雖說是形式主義,但也給了北京點點壓力。

故此,當中國再進一步拉攏首爾,須更出師有名。舉例說,那個AIIB,無論南韓是否參加,都可成為援朝機構,中國甚至可以比目前更大規模地援助北韓,但名義上改為通過「銀行」,而邀請南韓在援助機制承擔一定角色,這應是令南韓經濟逐步消化北韓的可行渠道之一。到了朝方產生結構性依賴,而依賴對象包括韓方,這就是和平演變第一步。

對華府來說,一旦中國軍事上支配北韓、經濟上支配南韓,其「重返亞太」的安排便出現大缺口。因此鷹派可能會想,與其不斷向南韓施壓,倒不如釜底抽薪打「北韓牌」,再配合在東北亞也不願中國坐大的俄羅斯敲邊鼓,才是反制之道。

奧巴馬沒這樣魄力,但共和黨人可能有,希拉莉也可能有,不久大家便可以知道了。

2014年7月7日星期一

世盃奇兵哥斯達黎加的「中國夢」

本屆世界盃最予人驚喜的球隊,相信非哥斯達黎加莫屬。不少華文媒體對該國足總主席Eduardo Li原籍廣東大感好奇,香港球迷也會記得來自該國的前香港足球先生鄭兆聰,其實哥斯達黎加二百年來的中國情結同樣值得研究,特別在當代中國外交的微妙角色,已令她成為關鍵小國。

關於華人如何在哥斯達黎加出現,台灣現任駐巴拿馬大使周麟年前的文章《哥斯大黎加早期華人初探》有詳盡介紹。這些華人十九世紀中葉陸續到美洲做苦力,哥斯達黎加最早一批華人苦力從巴拿馬引入,後來大規模從廣東一帶直接輸入,香港在其中也承擔一定角色。

北京進入中美洲的跳板

Eduardo Li及鄭兆聰的祖先相信都是那時代的移民。這歷史值得注意的有三點:一是哥斯達黎加原住民人口甚少,自視為「中美洲唯一白人國家」,因而對早期華工的歧視十分嚴重;二是由於歧視嚴重,華工組織了不少自衞的團體,在待遇提升後,依然被當地人看作疑似江湖人物;三是哥斯達黎加原是巴拿馬的跳板,因為巴拿馬運河極具戰略、經濟價值,兩岸政府一度將兩者當作整體看待。

這些是歷史,也是現實政治。華府和北京建交後,為給台灣保留外交空間,或明或暗鼓勵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諸國繼續承認中華民國,令這片遙遠的土地成為台灣外交最後堡壘。這個遊戲規則卻被哥斯達黎加打破。哥國是小國,卻出了國際級政治家阿里亞斯(Oscar Arias Sanchez),他一九八六至九○及二○○六至一○年兩任總統,一九八七年因調解中美洲親美和反美陣營的軍事衝突而獲諾貝爾和平獎。

根據外交界傳聞,他曾有意競逐聯合國秘書長,但此職人選不能被常任理事國中國反對,於是他再做總統後,力推和北京建交,二○○七年成事,更「一錘定音」變臉拒絕昔日朋友達賴喇嘛入境,因而被反對派批評為涼薄、刻毒,也令台灣朝野「倒抽一口涼氣」,因為在僅餘邦交國中,哥斯達黎加已是「大國」,而且可能引起巴拿馬等國跟隨。這也是阿里亞斯的算盤,只是不久馬英九上台,和北京產生「外交休戰」默契,中美洲邦交國才保留至今。

哥斯達黎加已成為中國進入中美洲的跳板,國企、自由貿易協定和孔子學院已全部到位。北京最明智的一點,是沒有基於哥國華人的親台傳統而進行政治打壓,反而大加籠絡。這像數年前太平洋的所羅門群島爆發排華騷亂,雖然所羅門群島承認台灣,但北京依然派包機把親台華人接走,弘揚「大中華認同」。

哥國上下期望和中國建交後得到大量資金,華裔商人也變得更重要。那位華裔足總主席承認自己購買球會、再擔任公職,只是為了躋身上流社會,自然也懂得訴說自己的「中國夢」,因為這對獲得社會資本不無幫助。一天兩岸外交休兵持續,哥斯達黎加對中國的重要性也會繼續,要是中國邀請哥斯達黎加人氣國家隊和國足踢友誼賽,想Eduardo Li必一口答應。

2014年7月4日星期五

中東新地圖計劃 — 肢解伊斯蘭巨人

昨天談及近年不少人提及的「中東新地圖計劃」,除了伊拉克與敍利亞等戰亂中的國家可能分裂,也有針對其他各國的提案,最值得討論的,是沙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這兩大「伊斯蘭巨人」的分裂方案。

表面上,沙地是美國親密戰友之一,但實際上近年一些華府內部文件已標籤此「輸出拉登」和保守瓦哈比教派的國家,其實是恐怖主義源頭,一直有建議防微杜漸,將之分裂為數個單位,以免沙地王室一朝變天,國內所有戰略價值都被「伊斯蘭國」一類激進勢力承繼。

可怎樣分裂?例如管理麥加與麥地那這兩大伊斯蘭聖城的地方可以獨立,成為類似羅馬教廷的「聖城國」,避免整個沙地獲得「保衞聖城」的光環。東部的什葉派教徒,可與伊拉克等阿拉伯什葉派教徒合併為一國,一同作為西方與伊朗的緩衝區。產油區則可自成一國,西方自然希望安置最可靠的代理人管治。至於沙漠地區則交由不同傳統部落管治,成立類似阿聯酋那樣權力下放地方的聯邦國家。

孤立激進勢力防失控

另一個表面上為美國盟友、實質上屬準敵人的巴基斯坦,是唯一的伊斯蘭核武國家。美方一直認為,巴基斯坦西北邊境部落區(FATA)是全球恐怖主義的最後堡壘,那裏不受該國中央政府管轄,無法無天,且令亂局蔓延國內,還有可能奪得核武,一直是心腹大患。再者,該國內部族群關係緊張,也被列為準「失敗國家」之一。

那又可以怎樣分裂?要是巴基斯坦目前居主導地位的旁遮普人自建一國,要搞獨立的俾路支人另建一國,以及與阿富汗普什圖人同族的同胞再建一國、或與阿富汗合併為「大普什圖斯坦」,剩下FATA為眾矢之的之小獨立國,也不失為把激進勢力孤立的嘗試。

如此重劃地圖,當然不代表一勞永逸,但伊、敍兩國之前車可鑑,起碼杜絕沙地和巴基斯坦這兩個伊斯蘭大國全面失控。只要兩國最寶貴的資源(聖城、油田與核武)被劃入新成立的小國,而西方認為這些小國可靠,予以重點協防,再樹立為區內繁榮榜樣,剩下來的亂局則可按下不表。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要是不捲入九一一事件,要長期管治下去也並非不可能。

大家也許認為相關方案太激進,不可能達成。要是十年前,此想法是對的,但經過多場戰爭和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與北非地區,從前的穩定結構一去不返,「巴爾幹化」已成事實;加上武器四散,愈來愈多民兵出現,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已成為空殼,若是重劃地圖計劃不被正視,不同的內戰、游擊戰或邊境戰恐怕會層出不窮。

最諷刺的是,區內最穩定的國家,反而是美國傳統對手伊朗,目前該國在區內發揮的維穩作用,是華府二十年前無法想像的。

相信在溫和派總統魯哈尼治下,無論下屆美國總統是誰,兩國都有可能落實真正大和解,雙方領袖更可能出現歷史性互訪。假如美、伊共同推動重劃疆界,只有平行時空才會出現的情節,就有可能成真了。

2014年7月3日星期四

中東新地圖計劃 — 伊拉克破局

伊斯蘭遜尼派激進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異軍突起,佔據伊拉克與敍利亞大片土地,宣布成立「伊斯蘭國」,但其行徑殘暴,成為區內世俗派、溫和遜尼派、什葉派,乃至「老牌」恐怖組織阿爾基達的公敵。

但瘋狂歸瘋狂,「伊斯蘭國」的出現,畢竟反映伊拉克的「民選合法政權」從不被遜尼派接受,敍國「巴爾幹化」也不是出路,「阿拉伯之春」則令一堆原本獨裁、但穩定的國家四分五裂,百年來中東格局正面對空前挑戰。

重劃疆界 一舉數得

要破解亂局,常規方法似乎已難寄厚望,近年不少人提出重劃中東地圖,雖屬空中樓閣,但似乎也是時候認真研究了。其實,中東各國民族主義本不存在,現在的版圖是十分人為的,都是一戰後列強隨意切割的結果;而在版圖內的原有族群、宗教認同不獲重視,自然是亂局溫床。

伊拉克戰爭後,提出重劃中東國界的代表性方案,包括二○○六年美國退役軍官彼得斯(Ralph Peters)發表在Armed Force Journal的地圖;二○一三年《紐約時報》賴特(Robin Wright)把沙地、利比亞、伊拉克、敍利亞和也門五國分裂為十四國的方案;今年自由歐洲電台重劃伊拉克、敍利亞為四國的方案,乃至目前該「伊斯蘭國」聲言要重建「哈里發大帝國」的五年計劃等。這些方案部分建議未免大膽,但部分確是理論上合理。

例如伊拉克早在二十多年前海灣戰爭後,已被實質分割為三部分,即庫爾德區、什葉派區及遜尼派區,即使侯賽因還在,也控制不了全國。侯賽因倒台後,美國強行掃除復興黨勢力,卻被什葉派利用來清算整個遜尼派,雙方關係比侯賽因時代更惡劣,再留在同一國家已是無謂。至於北部庫爾德人區,則比香港更貨真價實地「高度自治」,乃至成為鄰近庫爾德族獨立運動大本營,與伊拉克中央政府也早不相干。

這三地分別獨立建國好處甚多,令困擾列強百年的「庫爾德問題」可解決之餘,也令「庫爾德國」成為激進伊斯蘭的屏障;「伊拉克什葉國」出現後,則可整合鄰近的阿拉伯什葉派教徒(例如什葉派主導的巴林),而毋須與伊朗的波斯什葉派合併。這樣一來,該國會成為伊朗和西方之間的緩衝,相信雙方為免擦槍走火也會樂見。

而「伊拉克遜尼國」也與敍國內戰的東部戰區融為一體,目前勢如破竹的ISIL,便同時以兩國為根據地。敍國目前情況也是全盤分裂,遜尼派等反對派掌控的東部,與總統巴沙爾的阿拉維少數派掌控之西部壁壘分明,既然敍、伊邊界已不存在,何不把遜尼派合併建國?這樣,該兩國的溫和遜尼派才容易成為主流,只要有了「敍伊遜尼國」,ISIL便失去教派感召,號召力也會大減。至於讓敍國巴沙爾政權保住小量土地,除了令阿拉維派保留世上唯一國家,也可讓力挺巴沙爾政權的俄羅斯獲下台階。

如此一來,五個中東最棘手問題可望解決,至於其他區內手術,明日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