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

第三位布殊總統會出現嗎?

希拉莉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美國總統後,共和黨陣營的候選人則以前總統老布殊的兒子、另一前總統喬治布殊的弟弟傑布布殊(Jeb Bush)暫時呼聲最高。他被視為代表世家大族利益,但與乃兄相比,算相對溫和。當奧巴馬「新政」令美國朝野撕裂,而希拉莉又不與奧巴馬切割,傑布布殊就相對具可塑性。

布殊一家的內部張力,一直是美國人茶餘飯後的「花生」話題,是電影《布殊傳》的主軸。從小到大,傑布布殊一直比兄長更像父親期待的青年才俊,學識或涵養似乎都比哥哥出色。他八十年代踏足政壇,為父親助選,後來當選關鍵州份佛羅里達州州長,也是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PNAC)成員(這智庫後來成為喬治布殊的政府班底,但喬治布殊不是成員,畢竟他從不以「研究」形象為人所知)。外界曾揣測他二○○八年參選,繼承布殊王朝,但沒有成事,直到去年十二月,他才公開稱考慮競逐二○一六年大選。

傑布布殊曾自詡「將是一個好總統」,表示考慮參選後集中批評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因不少有希拉莉的責任),說「希望美國重新加強打擊恐怖分子的力度」;奧巴馬向古巴、伊朗示好,他指摘「奧巴馬面對古巴和伊朗都顯得太軟弱」。傑布布殊認為,美國在奧巴馬年代從中東撤軍,重返亞太,中國卻不斷坐大,其他勢力又蠢蠢欲動,令美國「兩頭不到岸」,而這正是目前美國的兩難。

然而,傑布布殊深明,兄長時代的新保守主義同樣難獲國民共識,因此強調自己的外交政策基於「自我判斷」,不會盲從家族主旋律,暗示不會重用家臣和 PNAC成員,不會像哥哥那樣把父親的國防部長拉來當副總統。卸任後出奇地低調、正轉型為「藝術家」的喬治布殊也識趣,說假如弟弟不要他助選,他就只會默默支持。

傾向中間立場 後勁不容小覷

傑布布殊處理國內事務時,以傾向中間立場著稱,曾支持傾向自由派的同性戀政策、贊成合條件拉丁裔非法入境者得到美國公民身份等,受黨內保守派非議。他的妻子為拉丁裔人,自己精通西班牙語,若競選總統,拉丁票源是一大目標。

日前共和黨選民民調中,百分之四十九支持傑布布殊,反對的也有百分之四十二;黨內極右茶黨支持者中,過半數不希望被他代表。

表態考慮參選後,傑布布殊已面對不少負面新聞,被指以私人電郵處理國民衞隊訓練安排、核電廠等保安議題(指控性質和希拉莉一樣),又被指過去數月的籌款活動屬非法。最新爭議是被揭發在選民登記時,填報自己是「拉丁裔」,有誤導選民之嫌。早在一九九九年,其妻到巴黎豪購近二萬美元珠寶和鑽石,回國時只 申報值五百美元,被罰款四千美元,此時自然也被翻舊賬。不過,美國人早適應這類新聞,目前影響有限。

假如明年大選最終是傑布布殊跟希拉莉對決,自然會讓人想起老布殊和克林頓之爭。根據去年十二月CNN公布的民調,希拉莉支持率為百分之五十四,遠高 於傑布布殊的百分之四十一,但全國選舉講求中間落墨,希拉莉始終有一定偏鋒形象,傑布布殊的後勁不容小覷。不過,說到底,無論誰當選,都是美國政壇潛規則的延續,要真正「change」,談何容易。

2015年4月29日星期三

中東進入「三國無雙時代」:以色列篇

伊朗一旦和美國關係邁向正常化,除了沙地,另一個坐立不安的國家,自然是美國的傳統盟友以色列。

由於伊朗始終未完全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即使奧巴馬明言保障以色列安全,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依然形容核協議「失敗」,表明不相信伊朗會依協議放棄核武,又指「伊朗會危害到以色列國家安全」。內塔尼亞胡和奧巴馬交惡,固然有個人因素存在,但更反映美國有意改變中東政策,不再視什葉派的「輸出革命」為最大危機,改以「伊斯蘭國」一類激進勢力為打擊目標。諷刺的是,雖然這類組織的口號叫得很激進,但對以色列的挑戰反而相對較少,因為它們先忙於對付內部敵人。一旦美國以非國家個體為目標,一直依靠制衡區域大國而生存的以色列,就難免要調整根本的立國之道。

伊朗雖然說是放棄發展核武,但依然保留大量核潛能,對以色列鷹派而言,這絕不能放心。加上沙地那邊又對發展核武平衡躍躍欲試,以色列只會繼續加強自己的軍事優勢,同時避免過分對美國一邊倒。能夠輸出核武給伊朗或沙地的巴基斯坦,會是以色列未來的活動重點之一;而足以制衡美國的大國,也會是以色列的拉攏對象。這裏指的,自然是中國。

靠攏中國 對沖美國政策

中國早年外交往阿拉伯世界一邊倒,九十年代才和以色列建交,但兩國關係發展迅速,軍事貿易方面的往來更是緊密。以色列近年定位為高科技出口國、創意工業園,重點鼓勵青年創業,不少中國商人成了以色列的長期合作夥伴;就是一些有遠見的香港商人,也紛紛走到以色列大舉投資。中國建立亞投行,美國沒有想過盟國會集體背叛,而在創始成員國報名截止前的最後一日,以色列赫然遞上表格,令華府大跌眼鏡。惟按上述脈絡貫徹,一切才是情理之中。

對以色列國家利益而言,無論是傾向伊朗、還是沙地,都不是理性選擇,也難以長治久安。反而是鼓勵兩大陣營鬥法,把世界注意力轉移過去,才是發揮區內關鍵作用的安身立命之道。這樣說來,恍似很玄,但不要忘記,以色列除了擁有區內首屈一指的軍力,也有一支世界級的特工,建立比對手更激進的組織來制衡對方,一直是其慣用伎倆,例如哈馬斯發展早期就得到以色列暗中支持,伊朗至今也深信「伊斯蘭國」是以色列特工搞出來的把戲。

無論真相如何,中東已進入「新三國無雙」時代,以色列不能再依靠美國一錘定音,而要靠自己的實力和手腕參與棋局,如何應付伊朗、沙地兩大(疑似)激進對手,必然大費周章。未來中東的變數太多,那敵我分明的年代,恐怕也一去不返了。

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

中東進入「三國無雙時代」:沙特篇

月前在瑞士洛桑,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聯同德國「六強」與伊朗達成協議,簽下伊朗核談判框架協議,預定6月生效,內容包括伊朗要關閉三份之二的離心機設施、福多爾核工場只可作科研之用,而不可用作提煉濃縮鈾等,換取解除實施多年的經濟制裁。奧巴馬形容協議為「歷史性」,伊朗亦表明全力依協議行動,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回國時受到英雄式歡迎。由於伊朗要重啓核研究十分容易,解除制裁又意味伊朗的區域行為得到合法性,這對整個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乃至世界形勢,都有深遠影響。

自從阿拉伯之春後,原有的區域大國分裂的分裂、強人下台的下台,阿拉伯世界早就缺乏有力的聲音。昔日龍頭如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等,今天都自顧不暇,而且在可見將來,都難以避免內部四分五裂。回想昔日美國用來制衡伊朗的,就是伊拉克;後來依靠派出地面部隊進攻伊拉克的,就是埃及和敘利亞;後期以地下方式付款的,不時有利比亞的一份,現在一切不復再。

這時候,原來被壓制的什葉派得以在各國乘勢奪權,伊拉克在「伊斯蘭國」據點以外,早就成為什葉派國家,也門叛軍也得到伊朗支持,再加上伊朗的傳統盟友敘利亞、唯一什葉派主導的海灣國家巴林,伊朗已儼然成為一方霸主。由於美國要依靠伊朗扶植伊拉克什葉派軍隊對抗「伊斯蘭國」,伊朗已正式躋身「穩定勢力」一方行列。

對此反應最大的,自然首推區內碩果僅存的另一大國沙特阿拉伯。沙特國王沙爾曼(Salman)向奧巴馬表示,希望框架協議有助促進中東穩定,但這只是門面說話。前美國駐沙特大使華萊士的話,可能才是真相:框架協議可能會迫使沙特變成核武國家,而有評論相信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由唯一有核武的伊斯蘭國家巴基斯坦直接入口。其實沙特早就明言,要是伊朗有核武,它一定也要擁有來自保,如今伊朗雖然「放棄」核計劃、卻得到更大的區域影響力,沙特發現還是棋差一著。與其年年花巨額軍費讓美國軍火商自肥,倒不如作驚人之舉:若沙特國內有鷹派如是想,絕不為奇。

目前正在進行的也門內戰,完全可以看作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戰爭,一方代表什葉派,另一方代表遜尼派。對自居伊斯蘭聖地保護者的沙特而言,整個海灣都是其勢力範圍,遜尼派也應該為它馬首是瞻,自不待言。但沙特真正的擔心,還是一旦伊朗和美國關係正常化,伊朗以豐富的石油資源、優越的戰略位置,要重回昔日沙皇時代的伊朗和美國的緊密關係,並非絕不可能。

那時候,沙特的所有問題就會暴露:其實沙特的激進伊斯蘭帶來的潛在危險,可能比伊朗的什葉派更嚴重;美國國內一直有呼聲指蓋達、塔利班、「伊斯蘭國」等意識形態的源流,都是來自沙特;沙特違反人權的程度,較伊朗有過之無不及;而沙特權貴的揮霍,又要超過伊朗。美國是否值得長期扶植這個爭議國度,大是疑問。

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

中國宣示主權的險着——南海人工島

中國近日在南中國海興建人工島,引起新一輪南海爭議,案例涉及填海與國際法的課題,很值得研究。

衞星圖像顯示,中國在南沙群島中的永暑礁上填海,以修建飛機跑道,包括一條長三千米跑道。永暑礁位於南海的中央點,東為菲律賓,西面是越南,往南可達馬來西亞,極具戰略價值。如果中國在永暑礁建成人工島,並順利在島上駐軍,有評論說等於在南海部署一艘「不沉航空母艦」,較2012年中國在南海一帶成立三沙市更進取。

因此,東南亞各國對中國建島大為緊張。菲律賓宣布加強與美國聯合軍演的規模,人數會是自2000年兩國恢復軍演以來最多的一次。印尼在新總統佐科上任後,強調要發展為「海洋大國」,近日宣布尋求跟美國在納土納群島(Natunas)舉行定期聯合軍演,雖明言無意針對區內任何國家,但有心照不宣的意味。

美國亦關注事態發展,奧巴馬呼籲中國不要在區內「以大欺小」,國務院發言人拉特克(Jeff Rathke)也說華府對中國在區內軍事化感到擔憂。對此,中方自然一貫以「不容別國干涉內政」回應。

這類非天然的島嶼,在國際法上一般有什麼地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第60條指出,沿海各國有權在自身專屬經濟區中興建人工島,但不是永久的海港工程,因而不屬於大陸架的一部分,也不會衍生其領海及專屬經濟區等。今次中國在台灣、菲律賓及越南均聲稱「享有主權」的永暑礁上建島,本來就可預見會引發爭議,被對方視為落實「九段線」實質主權的挑釁行為。

海洋爭端 愈演愈烈

「九段線」繼承自中華民國政府1947年提出的「十一段線」主張,東南亞多國認為這只是中國單方面宣示,不符國際法,例如佐科上月底就說,「九段線」沒法律依據。因此,東南亞各國通常主張把南海爭議訴諸國際海洋法法庭。

問題是《公約》訂於1982年,根據《公約》建立的國際海洋法法庭始建於1996年,較「九段線」或「十一段線」的領土宣言都要晚,亦成為中國反對訴諸國際法的理據。加上中國一向不主張自身主權受國際規範,連《南海行為準則》也不大重視,更不用說無條件服從國際法庭。

人工島是一步險着,因為中國現在打算將之變成軍事據點,這完全違背當初各國「共同開發」的共識。假如各國各自在聲稱擁有主權的重疊水域造島,短兵相接,海域有了實體的存在,爭議就再沒有迴旋空間。

更有趣的是,根據上述《公約》第87條,各國都有權在公海建造人工島,雖然不能提出主權要求,卻也是在境外建立包圍網的另闢蹊徑,以往不過是因為價格極昂貴而鮮有如此行事,但以今日中國國力,斷非不可行。21世紀的海洋爭端,只怕愈演愈烈。

2015年4月25日星期六

訪問印度女主播:印度電影是民眾向心力來源

近十數年,人們提及亞洲,通常注意力都放在中國崛起,但其實,印度也正在高速發展,除了傳統高產的寶萊塢(Bollywood)電影業(論產量屬全球第一,比美國荷里活要多),印度的資訊數碼、航天科技等智慧也足以跟中國競爭。不過,印度作為傳統文明古國,古老傳統也遺留了一些現代社會問題,例如某些觀點認為印度經常發生女姓在街頭遭強姦的個案,就源於種姓制度下女性得不到基本尊重所致。

印度和香港同為前英國殖民地,曾經有各種聯繫,包括港口通商往來,加上新加坡等,殖民時期象徵着香港作為「海洋城市」向南連結亞洲的無限可能。Swati來自印度,曾經在新德里電視台擔任主播,負責國際新聞的專題報道,近年在香港居住,現正在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 作為傳媒人,Swati對印度軟實力的建立和傳播有獨特看法。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Swati Maheshwari(SM)

(印度人,曾在新德里電視台擔任國際新聞主播,近四年旅居香港,正在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

S: 印度寶萊塢的電影產量在全球稱冠,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9年的統計,當年印度出品1200部長片,尼日利亞的奈萊塢(Nollywood)出品987部排第二,第三才是出品694部的美國荷里活。可以介紹一下寶萊塢有何獨特之處嗎?

SM: 有人說寶萊塢就是「印度的荷里活」,我不太認同這說法。寶萊塢有自己的製作團隊、生產線、演員和導演等等,從行業生態、製作方式、創作風格以至電影題材,都跟荷里活差天共地,有自己的特色,電影題材十分地道,例如電影經常出現大型歌舞場面,雖然通常是印度傳統歌舞,但這種元素甚至對全球,包括荷里活的歌舞片有一定影響。另外,2008年上映、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等多個國際獎項的Slumdog Millionaire(港譯:《一百萬零一夜》),劇本改編自印度小說,演員以印度人為主,拍攝場地都在印度,是百分百的本土電影,證明了除了產量,寶萊塢出品的質量也足以與全球電影競爭。目前,寶萊塢的發展也令人期待,新進導演和演員不斷湧現,而製作模式也走向國際化,不但有外國演員到寶萊塢發展,寶萊塢電影出口到海外的渠道和網絡都較過往成熟得多。

更值得關注的是寶萊塢對印度社會的象徵意義。在印度,寶萊塢是國內民眾的向心力來源,團結了人民。印度國內有不少社會矛盾,例如貧富懸殊、宗教和種族衝突、種姓制度等等,但在寶萊塢電影前,尤其一些在國際取得好成績的印度電影,大家都會暫時放低矛盾。

註:事實上,「國際印度電影大獎頒獎禮」(International Indian Film Academy Awards, IIFA)自2000年創辦,一年一度,被譽為寶萊塢的「奧斯卡」,印度電影業界巨星雲集。最有趣的是,IIFA頒獎禮一直在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地城市舉行,包括倫敦、曼谷、新加坡、杜拜等,以及2009年和2013年兩度在澳門舉行;反而,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亦以曾經的電影業、娛樂事業自豪,卻鮮有這種國際、城際的文化交流。

「港式瑜伽」添加太極動作

S: 除了電影,你認為印度近年最成功輸出海外的軟實力還有哪些呢?

SM: 我想,瑜伽肯定是另一種印度「軟實力」,在香港也為人熟悉。雖然瑜伽已有數千年歷史,是印度古老的修身養心哲學,但近十數年在國際相當流行,包括西方、日本,雖然輸出到不同地方後,也稍稍改變了原有的形態,譬如少了哲學成分,卻成為一種受歡迎的強身運動。

我在香港也有上瑜伽班,瑜伽近年在香港也十分普及,但我發現在香港所看到瑜伽,動作雖然跟印度傳統的十分相似,但其實加入了很多香港的本土特色,例如加入了類似太極的動作,以及各種傳統印度瑜伽沒有的身體平衡方法,大概這種「港式瑜伽」是為了更適合香港人身形、筋骨等而加以調節改變。我想,這也體現了一種「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也是軟實力輸出和接收中,兩個地方互動的例子。

S: 中國近年積極推動軟實力傳播,印度政府和民間方面,又如何拓展本身的軟實力呢?

SM: 印度政府沒有特別具體的軟實力政策,反而國內文化界很自然地將一些傳統文化帶到海外。我想,這跟中國依賴強大「國家機器」輸出軟實力的模式很不同,例如由中國政府投放人力物力推動的孔子學院。印度的文化輸出主要靠民間,特別是在海外的印度裔移民。在1990年代經濟改革之後,印度對外經濟活動大幅增加,借此也為軟實力輸出提供了更多途徑。軟實力可說是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的副產品。

我想,要有效傳播軟實力,先要改善國內的社會問題,這反而才是政府,無論是印度或者中國,在拓展軟實力時應該做的事。當然希望印度可以發展得更好,但國內也有潛在的社會問題,包括勞動力未真正得到解放。印度人口眾多,向來為國家經濟提供了龐大的勞動人口和內銷市場,但同時也為社會帶來問題,例如財富不均和種族問題。因此,只要政府提出有效政策,成功改善基建發展、教育制度等,印度就可以持續發揮深厚潛力;可惜,目前政府在社會民生政策上,總是顯得有心無力。

中印制度不同 發展快慢有別

S: 印度和中國同時在亞洲崛起,全球的影響力也日益壯大。你如何比較兩國的發展前景?

SM: 兩國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在中國,一切都以「制度」為本,強調要跟隨現行制度去處理;相反,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相比中國,社會和政治制度較為多元,尊重不同意見。當然,中國的專制政府雖然不符合國際普遍的政治價值,但單論效率,確實可以快速調整國策以應對不同的國內問題,也能快速調動國家經濟實力,例如投資國內外基建項目。因此,中國的基礎建設比印度好得多。

相反在一些民主社會,例如印度,政府要推行政策,通常要面對不同政黨或組織所發起的示威遊行,經歷連串政治討論,才得以落實。當然,這也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政治討論雖然耗時,但有效討論所得的社會共識,往往對長遠發展有利。這只是說明了,印度和中國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之下,發展進度可能有先後快慢的差別。

而中國和印度目前也面對一些相似的問題,例如先前說過因人口多而造成的不同社會矛盾,也有嚴重貪污等。兩國各自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也將影響各自國內的發展。

S: 近年印度的文化不斷輸出海外,但遺憾的是也有一些社會問題為國際關注,其中經常有女性在街頭遭強姦的案件,讓印度國內外關注印度治安和女性待遇問題。你認為這些新聞,如何影響印度的國家形象?

SM: 當然有負面影響,這就正如我先前所說,要發展軟實力,在國際間建立好的形象,就先得處理國內的社會問題。我相信有不少外地人因印度的罪案和相關新聞而打消到印度旅遊的念頭。

即使印度治安問題嚴重,近年也經常有國際傳媒報道,但政府似乎仍然無法徹底解決問題。這大概源於印度的社會特殊情況,包括傳統遺留下來的社會矛盾仍然根深柢固,例如種姓制度之下,有部分男性依然沒有尊重女性的思想和心態,這形成了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很難在一時三刻就解決。不過,例如女性在街頭被強姦這些嚴重的社會罪行,或其他一些社會的不公義,在近年也開始為印度民眾所關注,例如有大型示威等等,雖然根本問題未得到真正改善,但至少較過往人們對問題視而不見,算是進步了一些。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

菲律賓僑領談阿基諾三世

日前與一位菲律賓僑領敍舊,發現他最近在搞政治,聯同其他僑領集資,要支持某名總統候選人。問他商人不是最討厭政治麼?他稱,阿基諾三世管治這些年來,過分對美國一面倒,處處對華強硬,令華商做少了不少生意,他們十分不滿,不得不嘗試影響政情。

菲國人口剛超過一億,華裔人口表面上只有數百萬,但連同混血的則有一、二千萬,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八成,全國十大富豪有八人為華裔,近年甚至所建城市的規模較政府興建的更大,影響力自然舉足輕重。但與鄰國相比,菲律賓華裔算是融入得較好的一群。例如這位僑領的兒子,雖操流利廣東話,但菲律賓他加洛語才是母語,遇到香港家庭菲傭,也情願與她們一起進食、一起唱菲律賓國歌,而不與「主人」們在一起,似乎是身份認同淩駕了階級差異,相信要傭人叫「少爺」的港人難以想像。

其實,僑領們對阿基諾三世的不滿,更多是針對個別閣員,特別是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人,常懷疑他們是美國中情局特務。儘管僑領們也嘉許阿基諾三世本人「基本上沒貪污」,卻同時認為一旦下屆總統大選由反對派上臺,阿基諾三世也可能與其前任阿羅約夫人一樣,難逃牢獄之災,因為剛爆出他買票讓提名官員通過的醜聞,而且證據確鑿云云。

不滿倒向美國

這位僑領深信目前處於中美角力漩渦的菲律賓只能與鄰國一樣,左右逢源,不應過分依賴美國,也無謂在主權問題與中國叫板,所以寄望下屆總統撥亂反正。當然,他們更多是從個人利益出發,例如前獨裁者馬可斯便是他們的最愛,因馬可斯是放寬華裔歸化、令華人再不用依靠黑市身份證的人。

這時候,我才發現原來菲國僑領的政治能量,幾乎可成為造王者,影響力在全球華人僑領當中數一數二。除了因為他們的經濟實力,也是國家形勢使然。每當與華人有關的案件出現,或有勞資糾紛,甚或外交風波,菲國政府都習慣打一個電話給僑領應付了事,而僑領通常都是自掏腰包解決問題。久而久之,他們成為華人社會的「第三部門」,累積不少政治實力之餘,也掌握大量菲國官員黑材料。

假如我們把他們的實力進一步宏觀演繹,更發現無限可能。由於整個東南亞經濟幾乎都由華裔掌控,菲律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均面臨同一個「國中國」的潛在問題,在太平盛世自然沒什麼,但當東南亞成為中美爭霸的中心,各國華僑就敏感了。當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開宗明義要為東南亞各國搞基礎建設,東南亞僑領只要配合中方宏觀政策,自然對美國產生制約,也許這才是美國「重返亞太」的罩門。

國際關係始終不只是以國與國為單位,還有眾多國家以外的玩家。僑領這類「diasporas」,正是其中重要一員呢!

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

瓜達爾港:中國構建的「巴基斯坦香港」

以往香港常被拿來和紐約、倫敦、東京比較,但這已成歷史。未來我們的姊妹城市,只可能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沿線的各個港口,前提還要是香港維持自身價值。正如早期香港屬於英國「港口外交」的一環,姊妹港口包括威海衛、可倫坡、亞丁港等一樣,這些港口的管治模式相互影響,各種交流頻繁,成了大英帝國控制其亞太貿易帝國的十字連線。

最新加入這個「香港新興姊妹港」名單的,正是近日國際焦點: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時,落實發展「中巴鐵路」的終站瓜達爾港。

不少談及瓜達爾港的評論,都忽視了一點:瓜達爾港和香港的歷史其實有一定相似之處。香港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至今在中國政體內依然是「特別」的行政存在,瓜達爾港也不是巴基斯坦立國時就存在的領土。今日的「阿曼蘇丹國」曾是昔日稱霸印度洋的貿易帝國,擁有不少飛地港口,例如已屬於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Zanzibar,也是一個值得和香港比較的沒落港口),與及瓜達爾港。由於瓜達爾港戰略位置重要,是南亞、中東、北非之間的咽喉,當阿曼淪為英國保護國後,英國也就把其納入其港口戰略的一環。

直到巴基斯坦獨立後,才於1955年從阿曼「購回」瓜達爾港,22年後將之併入巴路支省。這時候的瓜達爾港被低度開發,但並不代表它的特殊地位告終。巴基斯坦購回港口的金錢,大部份是來自阿迦汗的捐獻,「阿迦汗」是伊斯蘭伊斯馬儀派宗教領袖的銜頭,在南亞頗有影響力,也是全球少數常被當作國家元首看待的宗教領袖之一,此舉令巴基斯坦從開始就習慣依靠外力發展瓜達爾港。中國現在得到瓜達爾港的經營和開發權40年,變相令其成為後殖民時代的「租約港」,其實此前巴基斯坦曾嘗試搞平衡外交,把瓜達爾租給被視為代表西方利益的新加坡港務局開發,只是後者因經營不善放棄而已。

這次中國對巴基斯坦承諾的基礎建設項目總值高達460億美元,最重要的是中巴鐵路的興建,而鐵路終站瓜達爾港的投資就佔了100億美元。這樣誇張的數字,單看瓜達爾一港的經濟潛力,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回本的。也因此無論是任何根據正常經濟考慮的大國,都不可能以這樣的規模投資,否則美國、日本等早就承接了。

至於瓜達爾港的戰略潛能,例如作為中東能源直達中國西部的捷徑、打破馬六甲海峽現物流體系的棋子、乃至作為中國常駐印度洋的軍事基地等,都不是短期內能看見成效的長線投資。然而重要的是,這些都是瓜達爾港「叫價」的重要資本。這樣一來,急需發展基礎建設的亞洲各國,當發現就是未有亞投行,中國已如此投資基建,更會明白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確是大手筆的創造,「一帶一路」確是動真格投放資源的大計劃,乃至可視為21世紀亞洲版的馬歇爾計劃,發現只要把自身的戰略重要性充份演繹,就可能成為下一個瓜達爾港。這一百億美元的樣板宣傳費,也就有了功效了。

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

俄羅斯的「美國分裂預言」

本欄早前談及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有一項把俄羅斯分裂成歐洲、西伯利亞及遠東3部分的計劃,不少人視為天方夜譚。其實早在1998年,亦有俄國政治學者帕納林(Igor Panarin)提出「美國分裂論」,可謂相映成趣。

帕納林是俄國著名政治學者及分析家,曾加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蘇聯解體後繼續為俄國政府通訊情報局(FAPSI)工作,專研美國經濟及俄美關係,經常出席講座與接受媒體訪問,也曾出版書籍。他的言論一向以大膽見稱,例如說俄國會以導彈保護塞爾維亞。1998年,帕納林在奧地利一個關於資訊戰爭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美國分裂論,聲稱是根據FAPSI關於美國社會及經濟的數據推演。帕納林預言,美國國土將在2010年左右因大量移民湧入、國內及全球經濟持續衰退、本土道德價值淪亡等因素,爆發連串政治與社會動盪,較富裕州份因而試圖擺脫聯邦政府,甚至觸發內戰,令外國勢力有機會介入瓜分領土云云。

解移民問題 緩族群矛盾

帕納林預言美國將一分為六,各部分併歸為其他霸權或鄰國的附庸國,甚至為「新六國」起好名字,包括:在1867年由沙俄賣予美國的阿拉斯加,將重歸俄國管轄;西岸「加州共和國」由中國接收;夏威夷成為中國或日本的保護國;南部「德州共和國」為墨西哥吞併;中北部州份納入加拿大管轄,國名為「中北美共和國」;而東岸紐約、華盛頓特區一帶則為「大西洋美國」,並申請加入歐盟。

帕納林發表美國分裂論之時,正是巴爾幹大國南斯拉夫解體的歲月,在東歐看來也許言之鑿鑿,但相信的人始終不多,其理論也漸被遺忘。直到2010年,也即其預言美國面臨解體前夕,適逢美國陷入金融危機,帕納林的理論才再次被媒體熱炒。

雖然2010年的預言沒有成真,帕納林在2011年依然事後孔明,稱他的預言並沒有全錯,因為整個美國「大國泡沫」確實瀕臨爆破。據他所言,美國國債在1998年至2011年的13年間上升7倍以上,加上仍未由金融危機全面復蘇,國內銀行紛紛倒閉,依靠糧券維持生活的國民於3年間增加74%,佔領華爾街運動也反映美國國內存在社會動盪,反映預言成真只是遲早的事。

3年多又過去了,美國依然健在至今。事實上,美國在歷史上曾多次面對分裂危機,但始終能整合一套全民信奉的核心價值,對移民問題的潛在危機尤懂得防微杜漸,才能維繫統一。例如去年美國有1100萬非法移民,當中一半是墨西哥人,奧巴馬便在同年11月頒布行政命令,讓國內500萬名非法移民得到合法居留權,政策雖為共和黨等保守勢力非議,卻也紓緩國內不少族群矛盾。至於說金融風暴會引致國家分裂,但實在有違一般常識,起碼俄羅斯分裂的可能性,恐怕就比美國大得多。

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

當蒙古也有排華出現時

早前中國遊客在蒙古受辱,引發連串外交風波,中國駐蒙古領事館向政府投訴,蒙古當局解話道歉,卻又被中國媒體批評有欠誠意。

要了解蒙古人對中國的情結,首先還得從國際關係層面解讀。正如北京大學蒙古研究中心教授王浩所言,蒙古人有「小國情意結」,對自身夾在中俄兩個大國之間感到不安。蒙古近年開始外交轉型,搞多邊外交,銳意跟日本、美國及歐盟等提升關係,就是避免被中俄過分主導。2003年起,蒙古跟美國舉行「可汗探索聯合軍演」,2010年派維和部隊到阿富汗,同年跟歐盟簽下夥伴合作框架協議,都顯示蒙古想平行的心態。

至於中國,自然是「被平行」頭號對象。眾所周知,蒙古曾在中原建立元朝,但在清朝則為中國一部分,至清覆亡,才於蘇俄支持下獨立。近年中國崛起,華商大舉投資蒙古礦業及能源業,引入資金之餘,卻也被指搶走當地工人飯碗,引起蒙古「本土派」不滿。不少極右組織相繼興起,矛頭常指向中國,例如引發今次辱華事件的蒙古新納粹組織「站立的藍色蒙古」(Khukh Mongol),其餘還有「白色納粹十字」(Tsagaan Khass)、「泛蒙古運動」(Dayar Mongol)等不一而足。

新納粹主義近年在俄羅斯風行,當地有著名的「光頭黨」,不時在街上追打亞裔人士,而蒙古的新納粹主義部分自俄國傳入,兩者形式上十分相似,均強調血統純正,並以此為排外原則。此外,蒙古新納粹也對德國道統不無崇拜,「白色納粹十字」成員曾公開稱,雖然不認同希特拉發動二戰,但十分「尊敬」他就保存一個民族血統純正所作的「貢獻」,並強烈反對蒙古女性與中國工人生下混血兒,組織亦以德國納粹黨的「卍」符號作為標記。「泛蒙古運動」亦曾在2010年帶領排華,組織成員公然闖入中資企業工地,與華工發生肢體衝突。

結構性問題短期難解決

問題是,這又如何呢?當中國崛起,但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尚未普及,類似排華新聞恐怕在世界各國都會出現,這類問題屬結構性,是不可能短期內解決。蒙古歷史及社會學學者Nyam Puruv 認為,說蒙古新納粹組織興起是誇大了情況,畢竟新納粹支持者為數大概只有近百人,主要是教育水平較低或無業的激進年輕人,他們受中國投資影響最深,反對聲音及行動因而最激烈,但具體能量也就僅此而已。

況且,中國右翼聲音何嘗不大?「辱華事件」之後,不少中國網民在討論區留言,要效法去年俄國收回克里米亞的形式「收回蒙古」。另有網民稱,涉事的蒙古新納粹分子與中國遊客本來都是「中國人」,不應互相殘殺,儘管展現「理性包容」,但實質不過是「恢復故土民族主義」的迂迴表達。假如世界各地極端分子都懂得挑動中國右翼感情,從而吸睛並無限放大其聲音,中國部分網民的回應,豈非正中下懷?

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

亞投行:美國的滑鐵盧

中國主導的亞投行57個創始成員國名單正式公佈,與其說代表中國勝出漂亮一仗,倒不如說是美國外交近年的最大失著。日前在香港重遇美國著名中國研究權威藍普頓(David Lampton),他笑說美國的亞投行政策已成為「一個無人願意認領的孤兒」,因為沒有決策部門願意承擔責任,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不同部門在互相推卸,都說與自己無關。

美國的失策,在於既不相信中國有能力挑戰整個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又傾向以冷戰思維行事。對一個可能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亞投行,美國理應及早表態加入成為創始會員,而且要強勢加入,然後反客為主,爭取改變內部章程和方向。最好結果是在傳統盟友配合下,把領導權搶過來;次之是和中國共同領導,以配合其他美國依然主導的機構;最低目標也可以不斷在內部拖後腿,就像英國在歐盟的角色那樣,明明不怎麼願意歐盟發展,卻又不願離開。但現在要亞投行不向挑戰美國體系的方向走下去,已不可能。

華府此刻以加速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協議(TPP)進程,作為抗衡戰略,也不見得高明。TPP原來的獨特性,在於它的高門檻入場要求,從而建立一個帶有排他性的自由貿易體系,因此才遲遲難以達成協議。由於涉及各國的貿易保護安排,就是對日本,也因為農業問題而談不攏;亞洲新興經濟體要符合TPP官方要求,更不是目前容易做到。它們最需要的確是基礎建設,亞投行開宗明義是「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乃對症下藥,強調自由貿易卻是本末倒置,甚至連澳洲也說TPP口惠實不至。經濟發展不能只談戰略,也要有實利。當亞投行能相對容易融資支持亞洲各國基建,TPP就不可能成為替代品。

但最充份暴露美國弱點的,還是它的游說工作:在過去一年,美國不斷要盟友拒絕參加亞投行,也一度成功對南韓、澳洲等施壓,最後卻幾乎所有盟友都加入進去,不單是亞太區的,還有英國和緊接而來的大量歐盟國家,最後一天報名的,甚至還有近年和奧巴馬鬧得不大愉快的以色列。最後沒有加入成為創始成員的重量級美國盟友,就只有日本和加拿大。這既反映了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已不能延伸到經濟層面,也平白無故的令這些盟國內部產生了派系鬥爭:那些主張加入亞投行的早期受美國打壓、後期則吐氣揚眉。日後美國要以圍堵方式對付中國,難度將更高,因為亞投行先例一開,各國大可理直氣壯說「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美國未來要建立沒有中國加入的經濟網絡,也更難理順。

那為什麼美國要這樣決定?為甚麼無人願意承擔責任?其實,真正原因可能很簡單:以目前美國國會的黨派分佈和朝野關係看來,要加入亞投行、而得到國會撥款,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而假如奧巴馬表態說加入、國會卻拒絕撥款,那只會更尷尬,引起更壞的國際影響。也許既然沒有選擇,就唯有強撐下去了。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

一個台灣女生在多明尼加共和國

不久前,重遇一位多年前認識的台灣朋友,才知道她孤身一人,到了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共和國工作。

在一般人眼中,那可是天涯海角。

多明尼加是台灣餘下不多的邦交國之一,政局相對穩定,而台灣外交的最後橋頭堡就在中南美洲,雖然今天已沒有多大關注,但還是殘留一些政策,鼓勵台灣人到當地互動。年前我在台灣另一中美邦交國危地馬拉,就遇過好些基建項目標示為「台灣援助」,也遇過一見如故的台商,要我把她當親人。我的同行向駿教授,從前是被派往中南美洲的國民黨軍人,回台後成為積極推動民間「台拉關係」的學者,年前更以一人之力,成立了一間拉美研究所,可見有心人還是不少。

說回這位女生朋友,她在大學時學過西班牙語,希望體驗生活,就走到多明尼加,到了當地才發現,一般台灣人大多是別有懷抱才過去。這是因為多明尼加貨物早期進口到美國是零關稅,而台灣是它的邦交國,到當地設廠有一定方便,結果多明尼加就成了台商進入美國的跳板;不久,也成了台灣人移民美國的跳板。另一個賣點是,台商孩子回台灣讀大學時,可以用「僑生」身分申請,而不需參加大學聯考。所以落地生根的台灣人不多,反而是廣東人出了去就不回頭,有好些第二代移民擔任政府要職。

在這類國家生活的好處,固然是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交流,但就是毫無社交生活、一人獨處,也能以小見大,觀察到一國政經命脈。例如她幾乎每天都經歷停電,慢慢就發現,原來多明尼加的電力公司自己沒有發電廠,發電廠都是其他國家經營的,於是電力公司就要向外國買電,每次只能固定買一個額度,不能自動補充。當地人民發現這漏洞,習慣天天偷電,令每天幾乎固定停電數小時。這種民間智慧,根本不是我們的社會可以理解的。

至於她的台灣人身份,當地人根本搞不清,因為對遙遠的拉美而言,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韓國人、日本人之間,似乎沒有多大分別;至於「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的身份是否應並列,更是無人關心。他們關心的是,亞洲人都是有錢人的象徵,儘是那些開名車、穿名牌、買樓買房的人,不會跟當地人擠巴士,也不會對當地文化感興趣。當我的朋友走上巴士,引來的「震撼」,就可想而知。

那多明尼加怎樣認識亞洲?原來還是靠電視。多國電視習慣把港片、韓劇、日本動漫等翻譯成西班牙語播出,叮噹、蠟筆小新、藍色生死戀等,一律有西語版,甚至連成龍的《玻璃樽》也有。Bruce Lee、Jet Li、Jacky Chan,依然是華人到當地破冰的三大法寶,當地甚至有人以為,「他們三」就是以西語溝通。走到彼岸回來,有了不一樣的視野,他人的知識局限、卻成了自己的知識沈澱,再回看本土社會,無論是台灣、還是香港,就見山非山了。

2015年4月16日星期四

一個和平國家的激化

2010年底,突尼斯一名小販因不滿攤檔被無理沒收而自焚抗議,觸動大量民眾上街,演變成「茉莉花革命」,推翻執政長達23年的領導人本.阿里(Ben Ali),是阿拉伯之春第一波。相對其他「後革命」國家,例如陷入伊斯蘭派和世俗派鬥爭的埃及、革命演變成內戰的利比亞和敍利亞等,突尼斯的過渡期算是較穩定,直至最近伊斯蘭國(IS)武裝分子在突尼斯國家博物館殺死19名外國遊客,「順利過渡」的神話才告終,也讓人看到「穩定」背後的另一面。

在本.阿里年代,突尼斯推行世俗主義,女性被禁帶面紗上街,數千人因信奉極端伊斯蘭主義而被關入獄。「茉莉花革命」後,新政府終止上述政策,國內極端伊斯蘭分子卻乘機興起,屢次行刺國內政客;政府嘗試重新收緊,對方已尾大不掉,也觸動了國內激進穆斯林的神經。據統計,突尼斯目前最少有3000名國民前赴敍利亞或伊拉克加入IS,大部分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人數為眾多伊斯蘭國家之冠。

青年拒受打壓寧投IS

一位專門維護穆斯林權益的突尼斯亞律師說,國內不少年輕人寧願到敘利亞作戰,也不願留在國內面對拘捕及起訴。單計新政府上台以來的三年間,已有超過2000名年輕人被控「參與恐怖活動」,另有最少150伊斯蘭組織遭遇打壓。新政府也被指涉嫌折磨犯人,手法比本.阿里時代更殘忍:在本.阿里時代,折磨犯人時一般有醫生在場,一方面建議最有效的折磨方法,一方面也算保障了犯人生命,但現在連這樣的「文明」也失去。

除了部分穆斯林受壓迫而轉向激進外,失業率持續高企,亦變相催化年輕人改投IS懷抱。革命前,本.阿里1994年推行經濟改革,發展勢頭原來不俗,中產約佔人口八成。以革命前夕的二○○九年為例,突尼斯人均GDP比埃及高出一倍。但隨着鄰國利比亞陷入內戰,旅遊業大受打擊,加上主要市場都陷入經濟危機,突尼斯市面逐漸蕭條起來。以2012年為例,十五至十九歲的青年佔全國失業人口約72%;即使是受過專上教育的人士亦難找到工作:國內具碩士學歷或以上人士的失業率由2007年的近19%升到2010年23.3%,再到2012年的超過33%。

「茉莉花革命」後,突尼斯民主改革一度被國際肯定,但經濟問題不但未有解決,反而變本加厲,也為區內激進思想提供了溫床。雖然相較於鄰國,突尼斯社會矛盾不算尖銳,但激進勢力只要吸納國內最激進的。千分之一, 已足以攪局。突尼斯人會否後悔革命?今天的現狀是否他們所憧憬的?這些問題,相信未來十年內,都不會有一錘定音的答案。

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

亞投行與金磚銀行互相配合?

由中國牽頭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成功吸納包括歐洲國家在內近五十個創始成員國,成為國際焦點。不過,這不能以個別案例視之,而必須與其他類似舉措平行觀察,特別是2013年3月27日金磚五國宣布倡議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下稱金磚銀行),與亞投行的配合便十分有趣。

金磚銀行同樣以集資、融資、投資為主軸,相比亞投行,只有五個成員的金磚銀行自然較易取得共識。雖然金磚銀行仍未正式啟動,但成員國已先行分配工作。總部將設在中國,首任行長為印度人,首位理事會主席由俄羅斯人出任,首位董事會主席由巴西安排,首個區域辦公室則位於南非的非洲區域中心,這可算是均衡參與,起碼表面上杜絕一國獨大。相反,亞投行不僅申請反應踴躍,關於日後工作安排的爭議亦熾熱。例如印尼、英國與德國已先後表明希望獲得副行長席位,而各國爭相申請成為創始成員國,主因也是先申請能獲更大話語權,爭取最大投資額分配與利益。

劍指美元霸權地位

亞投行成員國較金磚銀行多出十倍,還包括英、德等經濟大國,在各國均以本國利益出發時,亞投行未來可能難就單一議題取得共識。再者,在人權、環保等經濟以外的議題下,西方國家與中國始終有分歧,即使亞投行由中國帶頭成立,並且將成為最大股東,但中國也不容易全面控制亞投行的運作。中方要駕馭亞投行,相信比主導金磚銀行要難,但亞投行確實有更大的資金來源及回報。儘管兩者的目標資本同為一千億美元,但亞投行成員國多出十倍,也有發達歐洲國家,融資能力要比金磚銀行高。況且,較多成員國也攤分了亞投行的融資風險,即使其中一個成員國爆發經濟危機,對整個融資體系的衝擊預期不會太大。反觀金磚銀行成員國太少,資金來源不穩定,例如只要俄羅斯繼續出現盧布危機,又或經濟規模最小的南非不能負荷,整個格局就面對挑戰。

對中國而言,主導亞投行並影響投資方向,自然也能間接增加對金磚銀行的主導權。而有了金磚銀行,中國在亞投行內部也就有了有力盟友,還可研究一些亞洲以外的大型基建把兩大銀行聯繫起來。國家開發銀行行長胡懷邦如此分析說:「亞投行是為亞洲打造的多邊金融機制,而金磚銀行則主要負責應對五個金磚國家的緊急情況,但兩者都以為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融資為己任。」

換句話說,亞投行的服務範圍主要是亞洲各國,而金磚銀行的對象則沒有地域限制,兩間銀行的合作,可能類似現時的亞洲開發銀行與世界銀行,分別主管亞洲及世界各地的事務。這體系一旦成熟,會對整個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經濟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作根本顛覆,下一步恐怕便是挑戰美元地位的貨幣戰爭,好戲還在後頭呢!

2015年4月14日星期二

中美也門撤僑表現差異

隨着沙地阿拉伯介入也門內戰,對胡塞武裝組織發動空襲,也門開始成為阿拉伯世界角力的戰場。但真正的戰爭其實不一定要以軍事形式出現,例如一場深具啟發的「撤僑戰」便值得關注。

不久前,中國高調啟動從也門撤僑,安全接走908名中國公民,還協助英、意、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印度、埃及等國撤僑,展現「盡責任大國」本色。這並非個別事件,須與中國近年區內同類舉動一籃子閱讀。

自2008 年12 月,中國開始派軍艦到也門亞丁灣護航,打擊索馬里海盜,成效雖不及印度海軍,卻算開啟先例,印度洋島國塞舌爾亦在2011年主動要求中國駐軍。

利比亞內戰期間,中國有類似的大規模撤僑行動,當時動用海陸空三路,包括向對岸希臘借船、由鄰近的埃及調動巴士及在利比亞機場接走僑民,撤走逾3 萬名僑民,是其中一次規模最大的撤僑。去年9月,中國派出800名士兵到南蘇丹,保護當地油田與僑民。今次也門撤僑,更是中國首次協助外國人撤離戰區,輿論戰上無疑贏了一仗。

相較下,美國的表現恰好相反。儘管也門不算是美國傳統重要盟友,但阿拉伯之春後,美方於當地活動良久,影響力不容低估,因此日前一名40 歲從奧克蘭來到也門探親的美國公民,於也門亞丁港遭炮擊喪生,便令國內輿論譁然。

反證國力此消彼長

事實上,也門局勢惡化後,美國僅下令關閉駐也門首都大使館,指示美國公民向印度及一個名為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的組織求助;沙地封鎖也門空域後,華府也只呼籲美國公民自行離開,彷彿自生自滅。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哈夫(Marie Harf)在記者會上表明,美國未有撤僑計劃,又說「過去10年已先後24次警告國民不要前往也門」。也門的美國人要走,最後可能還得找中國,實在諷刺。

其實,美國不但在也門周邊地區有駐軍,在索馬里亦一直進行撤僑工作,參與空襲也門的多國是美方盟友,雙方協調理應暢通無阻。美國在之前多次衝突中,也不乏完整撤僑行動,例如2006 年以色列與黎巴嫩戰爭,以及2011 年埃及革命等,那為什麼這次偏偏不撤?

當然,評論員可以找到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例如有人說現在身處也門的,主要是也門裔美國公民,並非傳統定義上的「美國人」,而且可能混有極端分子,例如阿爾基達阿拉伯半島分支(AQAP)已故也門高層「網絡拉登」奧拉基(Anwar al-Awlaki)便是美國公民,故不應引狼入室。

也有人說從前美國以無人機打反恐戰,已殺數名美國公民,儘管他們都是疑似恐怖分子,但責任問題一直未解決,令撤僑的定義變得高度政治化。但如此思維無疑相當政治不正確,也許真正原因不過是因為官僚程序,例如此前已作出足夠警告等。

想不到,最後卻成為其他國家論證中美國力此消彼長的證據,反映在處處要彰顯「大國夢」的中國面前,美國已沒有犯錯空間了。

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

印尼入亞投行之外交意圖

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成為國際政治角力場,除了大國暗中較勁,其他各國的算盤也值得留意,例如動作頻繁的印尼。

印尼作為亞太區新興經濟體,可能成為亞投行的重點投資對象之一。該國不僅打算承諾佔亞投行出資比例百分之三,還多番希望在亞投行擔當領導角色。早前,印尼要求亞投行總部設於首都雅加達,以協助這個東盟總部所在地進一步成為亞太樞紐。被北京婉拒後,印尼又爭奪副行長位置,或設立「亞投行東南亞區辦事處」,並以雅加達為「地區總部」。

現時世界銀行有兩名執行副行長、三名高級副行長、二十四名副行長,若亞投行仿效世銀制度,容納多名副行長,印尼人出任其中一職,也不出奇。

凡此種種,固然與印尼經濟潛力有關。在繼金磚國家後的「Next 11」集團當中,印尼是其中最有發展潛力的。印尼除擁有豐富天然資源,也有龐大人口基數(目前印尼人口排行全球第四,約二億五千萬),無論是內銷市場、勞動人口還是資源開發潛能,都為不少大國垂涎。

左右逢源 拓影響力

美國所謂「重返亞太」,其實更集中在轉化傳統亞太盟友為美國傾銷地,印尼便是奧巴馬政府重點拉攏對象。知道自身價值所在,印尼懂得叫價,屬情理之中。

但同樣重要的是,在中美兩強格局成型的二十一世紀,印尼也有可能成為新興中型大國。在國際舞台,印尼主要有四大角色。第一是作為東盟龍頭,這除了體現在雅加達的東盟總部,也反映在昔日蘇哈圖時代建立的固有影響力。第二是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印尼希望作為「溫和穆斯林」的當然領袖及西方反恐的親密盟友,不久前甚至與伊朗達成合作協議,共同推動「真伊斯蘭」對抗極端主義,可見其戰略視野愈來愈廣。

第三是以境內華裔企業與中國建立特殊關係,乘搭中國崛起的便車。第四為配合美國重返亞太,提供地緣政治的便捷及市場,以換取華府背書。只要在亞投行一類體制獲一定角色,印尼繼續左右逢源下,「準大國」身份就得到認證。

去年底才上任的印尼總統佐科作為魅力型領袖,有「印尼奧巴馬」之稱,在國際關係上較前任亦更進取,甫上任便提出印尼要成為海洋大國,又建議成立「印度洋沿岸協會」(IORA),在在反映他不甘把印尼影響力局限於傳統地理範圍。

佐科計劃五年內停止輸出女傭,也被詮釋為要重建印尼的大國尊嚴。印尼現時有六百萬女傭在國外打工,每年送回本國資金達六十億美元,僅次石油及天然氣收入。

終止輸出女傭意味國家收入大減,加上佐科在國內民生政策提出十二年義務教育、全民保建等承諾,都迫切需要資金支持,亦令印尼有實際需要增強在亞投行的話語權。

起碼在數據上看,印尼未來十年機遇不少,當無異議。

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

馬拉維女孩眼中的雨傘運動

答:Suzanne Temwa Harris(來自非洲東南部國家馬拉維,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
問:沈旭暉
整理:梁振嶽

馬拉維是非洲東南部國家,19世紀先後被葡萄牙及英國殖民,二戰後到1964年才正式獨立。較不少非洲國家幸運的是,馬拉維沒有爆發過內戰,獨立後,首任總統班達(Hastings Banda)成為民族英雄,但推行單一政黨政治,直到1994年在首次總統選舉中落敗。雖然平穩地過渡到民主體制,但當馬拉維的公民社會日漸成熟,對自由價值的標準也不斷提升,例如1994年以選票「推翻」班達,就是一場民主價值拉倒民族英雄的博奕。而2011年,馬拉維也爆發一輪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則是民眾對選舉舞弊、經濟壟斷、貧窮問題的反抗。Suzanne來自馬拉維,經歷過家鄉的抗爭運動,也感受了香港早前的「雨傘運動」,有另一種角度的觀察。而她近年研究中國對非洲的經濟投資和軟實力,亦了解馬拉維人民對中國影響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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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馬拉維在2011年爆發了相當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當時人民是基於甚麼理由上街呢?
SH:那是在2011年的夏天,上街民眾主要是不滿民主進步黨政府的執政,認為現行所謂的「民主體制」不夠公平,也有爭取媒體自由、學術自由的,也有一些民眾是基於經濟壟斷問題,無法生存而走上街頭。馬拉維的貧窮問題非常嚴重,不少家庭每天收入低於1美元,在政府沒有扶貧政策還官商勾結之下,經濟被少數商人壟斷,例如有不少農民無法負擔高價肥料,連自力更生的希望都沒有了。

上街的人民起初以和平方式示威,大部份只是希望政府作出回應,根本不是要製造麻煩,直到政府派出警察和軍隊鎮壓。軍警除了鎮壓示威民眾,也攻擊媒體;馬拉維只有一個電視台,而且親政府,自然不會報道任何關於示威的消息,而好幾間電台在採訪示威期間,卻遭到警方攻擊,燒毁採訪車。結果在軍警介入鎮壓之後,示威民眾開始失控,有人開始燒車胎、向軍警投擲物件還擊等等,也有人闖入國會大樓或一些政府建築,最終整場運動造成19人死亡,主要是學生,逾百人受傷。

SS:香港早前也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當時妳身在香港,有什麼觀感?
SH:對,香港發生「雨傘運動」時,我幾乎每天都到金鐘、旺角等地方走一圈。感覺上,香港人尊重法治、秩序及和平等意識相當強,即使是如此大型、歷時幾個月的示威運動,幾乎沒有衝擊政府建築物的情況,我聽過有外國媒體以「小熊模式」(Teddy bear approach)來形容香港示威者的和平。

記得運動第一天,我剛好跟朋友在金鐘、灣仔一帶,衝突爆發時還吃了催淚彈,讓我相當震驚。後來情況平靜下來,我幾乎每天都到金鐘、旺角觀察,香港人的組織能力、秩序和團結讓我大開眼界,金鐘、旺角的道路上赫然出現一個個小社區,甚至有政治討論、藝術品展示等不同的空間,讓我難以置信那是個抗爭的場地。我曾經參與、觀察過世界各地的一些社會運動,例如南非的,還有2012年的倫敦暴亂,香港的運動有我前所未見的特色。老實說,我身為「外國勢力」,不能立即理解、投入到香港人到底在追求怎樣的選舉方案、民主政改等,但置身其中我有強烈的感覺,覺得應該支持他們爭取公義。我的父母經歷過1970、80年代在南非、甚至整個非洲的種族平等抗爭,我也特別能理解那種感受。

但相對,我不認為應該以「暴力」來形容馬拉維2011年那場運動。在馬拉維,甚至剛果、肯亞等非洲國家,讓人民不滿的因素太多,甚至正面對危害着他們性命的處境,例如經濟壟斷造成的赤貧,甚至軍政府政權等等,令人民的憤怒都能被理解。而更重要的是,馬拉維民眾起初都以和平的方式示威,甚至沒想過要佔領街道、政府設施,只希望透過遊行促請政府關注,派政府官員跟民眾代表作公開對話。可是馬拉維政府只以「歡迎人民表達意見,政府願意聆聽」之類敷衍了事。

SS:香港跟馬拉維的運動可比較嗎?
SH:跟馬拉維比較,香港幸福在於永遠在國際焦點下,奧巴馬、卡梅倫都會就香港的狀況表態,即使不少是官式發言,而海外傳媒都會報道香港的消息,也因此,和平抗爭在香港能發揮作用,只要引起國際關注,無論香港以至中國政府也多少要顧及國際輿論。相反,馬拉維政府很輕易就斷絕了國內外媒體和志願機構對2011年抗爭運動的報道和接觸,而即使政府不阻止海外媒體,我想馬拉維也很難登上國際頭條。

其實自2011年抗爭之後,馬拉維民間也培養出一些政治組織和議論能力,開始有不同的民間政治組織,甚至會討論下一步如何跟政府協商,當然也有一些主張採取更勇武路綫跟政府對抗。我想這種公民社會的建立對馬拉維日後發展相當重要,畢竟馬拉維在1994年才有第一次所謂的「民主選舉」,2011年才算第一次有人民號召大規模的運動,表達對一些普世權利、價值的要求,下一步要如何爭取政治公義,爭取到之後又如何將民主政體更有系統地實踐,都需要足夠成熟的公民社會繼續討論。我想馬拉維跟香港的民主發展程度可能不一樣,但各自經歷一場重大的公民運動後,也進入檢討的階段。

SS:香港稱得上是「國際城市」嗎?
SH:我在香港兩年多,我也有親戚在三十年前就來到香港工作、定居,在我體驗之下,香港跟「國際城市」這稱號還差得遠。譬如在真正的國際都會,像倫敦,有上300種語言流通着,實在驚人。香港的大學都努力吸納海外各地的學生,但整體香港社會而言,似乎很難看到其他文化真正的存在着,而香港也沒有充份地向國際展示經濟、金融以外的特色。甚至最基本的日常互動中,我作為非洲裔人,黑色皮膚也不時惹來本地人的冷眼。

SS:中國近年加強對非洲的投資,但在不少非洲國家也開始出現文化與經濟矛盾,例如早前就有報道指,在肯亞一間中國人開的餐館,竟然貼上告示拒絕黑人光顧,引起非洲人不滿。中國對馬拉維的影響又如何?
SH:1980、90年代,台灣和日本是馬拉維最主要的投資者,踏入2000年後,中國影響力則愈來愈多。例如馬拉維的新國會大樓,就是中國政府所送的「禮物」,社會建設和發展方面確實受益於中國資金;但當然,一方面我不相信有「免費午餐」,另一方面中國的基建、廠房投資,以至廉價貨品湧入,已經對馬拉維的本土企業和農民造成沉重打擊。

而中國擴大對非洲經濟影響力的同時,可能要格外小心地了解非洲各國的不同文化。例如你舉肯亞中國餐館的例子,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我想任何人到別人的國家,都要嘗試理解和尊重對方的文化,才會受到歡迎。正如我猜,當初香港人也不是熱烈地歡迎着英國殖民者的到來,但在長時間,在雙方尊重下慢慢互相接納。我在香港這幾年間,也留意到香港人對與中國大陸遊客等等的不滿;我想無論中國在非洲還是香港,都應更小心地了解不同的文化,才能真正擴大中國的影響力。

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

突尼西亞的Double Espresso

不久前,突尼西亞博物館發生恐怖襲擊,造成二十多名各國遊客死亡,「伊斯蘭國」承認責任。對到過那個和平國家的我而言,雖然不時閱讀恐怖襲擊,也還是震撼。阿拉伯之春發生後,我曾到那裏做過訪談,研究為何這個國家會是「革命」發源地,當地極高的教育水平、卻同樣極高的高學歷失業率,會否才是真正革命溫床。當時大城市四處都是坦克,一些前朝標誌性建築也略被破壞,但治安尚算正常。此刻面對血淋淋的新聞,想起的,卻是突尼西亞的咖啡經歷。

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有「小巴黎」之稱(其實不少前法國殖民地首都都叫「小巴黎」),大街小巷佈滿法式咖啡屋,一般下午才開始營業,屋內有時兼售北非水煙,看過去一片迷濛,氣氛比法國的更為慵懶。初時以為這樣的小資情懷,只是大城市西化精英的品味,例如我和突尼斯大學政治學教授Ferhat Horchani 做訪談,他就是相約喝咖啡。雖然他一直是實踐派,外型也相當威武,但那時的我絕對想不到那位大學教授,就是今天的突尼西亞國防部長,不禁嘆一句,「這些機會不是我們的」。

後來到了突尼西亞首都以外各地,才發現就算是多麼窮困、多麼偏遠的地方,當地人還是喜歡喝咖啡,特別是espresso。到了比香港士多更街坊的所在,或凌亂不堪的路邊餐館,他們必然也有一部咖啡機,也必然問是否要espresso,通常還建議喝double。突尼西亞人告知,每餐飯後一杯double espresso,幾乎已成為生活一部份,那種草根中帶品味的優雅,構成很奇怪的一種mix and match。有次我沒有零錢,當地人堅持不付錢也要喝double espresso。不得不說,這是一種生活態度,代表了本地人一方面希望維持自身模式、另一方面欣賞法國文化的複雜心理。

因此,假如說「伊斯蘭國」的激進路線在當地有機會成為主流,我始終不相信。事實上,突尼西亞的激進伊斯蘭政黨正正因為願意和溫和派妥協,當地在茉莉花革命後,才沒有變成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一類亂局,一度成為「革命」後相對正常的樣板國家。也許,那杯double espresso反映的文化底藴,正正是主流突尼西亞人有意抵禦極端主義的保證。這次恐怖襲擊明顯是外來者乘虛而入,與espresso主義明顯不符,教人格外欷歔。

回到香港後一段時間,我到大酒店也好、商場食肆也好,都習慣每餐後喝一杯double espresso,甚至在茶餐廳也會打趣地問,但始終找不到突尼西亞那種感覺。這不單是咖啡品質的問題,也不單是那一去不返的異鄉慵懶感,而是在這個地方,如斯我城,本土的、外來的、母體的、殖民的,放在一起,已越來越找不到順手拈來的融和。有一天,我們能沖出突尼西亞的咖啡嗎?

2015年4月9日星期四

作為東盟大腦的新加坡

新加坡邁入新時代,為何能讓人繼續看好,成為有區域影響力的國家,除了因為在中美之間左右逢原,也因為它在東盟的獨特地位。

新加坡是東盟創始成員之一,也是東盟十國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公佈的人類發展指數(2014年),新加坡指數為0.901,在東盟名列前茅,汶萊0.852排第二位,都超出東盟平均值(0.669)。這發展程度、科技水平、教育質素和全球網絡,令新加坡盛產國際級技術專才,在東盟十國中成為天然領袖。加上新加坡本身太小,不可能成為各國的全方位競爭對手,結果就承擔了東盟的「大腦」角色。

新加坡獨立智庫「國際事務研究中心」(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IIA)負責人在組織五十週年晚宴上曾指,新加坡可以在領導、技術出口、基建等方面,於東盟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專研全球戰略、地緣政治的印度裔美籍學者Parag Khanna在同一場合和應,說新加坡會成為東盟的金融、商業和外交中心。區內不少促進融合的會議,也是在新加坡舉行,例如2007年,東盟十國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十三屆東盟首腦峰會上,簽署了《東盟憲章》,那是東盟成立四十年來,第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被認為是東盟進一步融合的象徵。

在東盟外交方面,新加坡也是主導者。它一直視東盟為自己的腹地,積極擔當東盟跟其他經濟體之間的橋樑,情況跟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跟世界各國的「中間人」相似。印度國家銀行行政總裁Anil Kishora在2012年說過,新加坡是印度資本進入東盟的「中間人」,原因是印度人對新加坡的制度有信心,又指雖然印度已經實施「東向政策」超過二十年,但對區內國家的了解仍未夠深入,因此需要借作新加坡作橋樑。類似借重新加坡進入東盟的西方國家,多不勝數。「東盟+3」等的合作框架也是新加坡力促設定,前總理吳作棟在任時,為此跟東盟各國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談。9/11後,新加坡每年邀請亞太各國進行「亞洲安全對話會」),地點就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因而又稱「香格里拉對話」。除了東盟十國,美國、中國、日本、澳洲等區內具影響力的國家也會出席,這已成了亞太戰略對話的一個重要品牌。

在新加坡的大學,也很容易感受到東盟的角色。一向奉行精英主義的新加坡,會以獎學金吸引東盟各國年輕人到當地進修、工作甚至定居,吸納了不少人材。「東盟研究」成了新加坡國際關係學界的重點題目,國內設立不少東盟研究中心。早在六十年代,新加坡國立大學已成立東南亞研究所,近年另立東盟研究中心,是這範疇的研究權威。難怪當香港要申請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新加坡背後大力拖後腿:畢竟這塊寶貴的腹地,人家已經營了數十年了,怎能容許香港輕易搭便車呢。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

新加坡的「馬來西亞牌」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他的老對手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發表頗為真摯的悼詞,總算為二人戲劇性的恩怨情仇畫上句號,也為李光耀治國的「馬來西亞牌」作了最好總結。

眾所周知,星洲曾短暫加入馬來聯邦,但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矛盾觸發兩次流血衝突,最終新加坡被趕出聯邦,因此李光耀曾說「新加坡獨立是被迫的」、「新加坡獨立日也不是什麼值得慶祝的大日子」。

此後,李光耀偶爾還流露出他的「大馬來情結」,曾於1996年及2008年分別透露出帶領獅城重新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意願,前提是大馬放棄偏重馬來人的政策,例如教育制度等。這種「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令大馬成為新加坡獨立後的天然腹地,是新加坡資本出國與國民消費的不二之選。

星馬兩國經濟往來頻繁,彼此為對方最主要經濟夥伴之一。每日星洲跟大馬邊境城市新山的關口,至少有6萬架次車輛進出,大馬則在邊境附近的依斯干達(Iskandar)建立經濟特區,旨在吸引新加坡資本。新加坡目前是該特區最大海外投資者,佔總投資額16.6%。不少新加坡工廠已搬到當地,部分新加坡人也在當地置業,做法跟經常往返香港與深圳的港人差不多。為方便兩國人民往來,雙方政府已落實興建跨境鐵路系統,預計2020 年落成,由吉隆坡到新加坡只需90分鐘。

充分利用 確立身份

強調歷史淵源,對新加坡也有實利。新加坡一直由大馬購買廉價食水,馬哈蒂爾曾公開埋怨,指出馬來西亞一直在供水交易中賠錢,要求重新評估價錢。星馬兩份供水交易合約分別在1961年及1962年簽訂,大馬稱合約價格是根據1927 年的標準而定,且簽署時大馬顧及星洲是「一家人」,才以優惠價供水,如今應作修訂。李光耀一方面不斷尋找其他水源,把水資源問題提升到國防層次,另一方面積極與大馬討價還價,謀求續以現有價格購水。

另外,李光耀不斷強調馬來西亞的潛在威脅,以建立新加坡人的獨立身份認同。新加坡教育制度不斷教導學生要提防敵人,暗示的自然包括鄰國。李光耀曾說:「馬來海洋有一億多馬來回教徒,華人在這個充滿敵意的環境根本難以生存。」兩國也有一些象徵性爭議,來「論證」雙方的差異,例如丹戎巴葛車站問題。該火車站由英國殖民政府興建,英國人撤走後,由馬來西亞鐵路公司接管,隨着新加坡獨立,火車站便成為大馬的「孤島」,馬鐵最後2011年才撤走。

經過數十年,星馬分家早成既定事實,但李光耀還不時警告,不能保證100年後還有新加坡共和國存在,提醒國民獨立並非必然。一個面積遠比自身龐大的鄰國被「使用」得淋漓盡致,可見李光耀的手腕十分高明。

2015年4月4日星期六

烏茲別克會成為「中亞的中國」嗎?

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雖然對我們來說頗為陌生,卻是近年地緣政治的重要國家。其人口約3000萬,在獨聯體國家中僅次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期間,它成為美國在中亞的重要盟友,在中亞反恐戰場擔當重要角色。2005年該國發生「安集延事件」,外媒指烏茲別克政府出兵鎮壓抗議民眾,但事件迅速受控,沒有演變成革命。

此後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在政治和外交政策上急轉彎,在國內專注經濟發展,2005年以來年均經濟增長「保八」、通脹率維持10%以下,外交上也更靠向中國和俄羅斯,外界開始有人稱烏茲別克為「中亞的中國」。今年3月29日烏茲別克大選,77歲的卡里莫夫以90.39%得票率順利連任。究竟神秘的「烏茲別克模式」為何,又面對哪些隱憂?未來會成為社會保持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的「中亞的中國」嗎?
  
「烏茲別克模式」的管治

卡里莫夫被西方指為當今世界最後的專權者之一,他在1960年代加入蘇聯共產黨,1989年成為蘇共烏茲別克第一書記,1990年3月就任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中亞五國原來並沒有成氣候的獨立運動,但隨著蘇聯解體,卡里莫夫也宣布烏茲別克獨立,隨即轉向世俗民主憲法制度,在1991年12月舉行首屆總統大選,在位已20多年。

烏茲別克的民主選舉及「多黨派」議會制度,很長一段時期虛有其表。卡里莫夫透過全民投票修改憲法,不斷延長總統任期,至今3屆總統選舉都被西方質疑不公。1991年首屆大選,卡里莫夫取得86%選票勝選,被西方指為舞弊。1995年,卡里莫夫受憲法規定的5年總統任期即將屆滿,但透過公投形式修憲,將任期延至2000年,之後取得91.9%選票連任;反對派參選人阿蔔杜阿齊茲·扎拉洛夫公開承認自己也投票給卡里莫夫,形容自己「參選只是為了營造烏茲別克的民主形像」。該屆選舉惹來美國公開批評,以「不自由、不公平、選民沒有選擇權利」等字眼指摘,但卡里莫夫任內再度公投修憲,將總統任期由5年延長到7年,結果在2007年大選再度取得90.77%選票,連任至今。

烏茲別克現時有5個正式登記政黨,但據「歐洲論壇」的調查報告,5個政黨均一面倒支持卡里莫夫,並沒有為選民提供多元的政治取向及選擇。卡里莫夫以政黨登記法規、政治檢控等手段,禁止反對組織成立黨派。烏茲別克首個政治反對組織「Birlik」成立於1988年,但在卡里莫夫上任後被禁止活動。「Birlik」領袖阿蔔杜拉希姆·波拉特在兩度遇刺後,於1992年流亡國外。2003年,Birlik為參加翌年國會大選,申請登記為政黨,但5次申請均被司法部駁回,理由包括司法部在選舉前夕,將政黨登記的成員數目門檻由5000人增加至2萬人;當Birlik符合成員數目條件後,再度提交申請,又被指成員登記表格的簽名作假,最終無法參選。

卡里莫夫政權涉嫌打壓反對派的例子,還有在2006年「陽光烏茲別克斯坦反對運動」公開指責政府處理「安集延事件」的手法後,領袖桑賈爾·烏馬羅夫隨即被控「經濟犯罪」,判監11年。主張改革農民權益的尼格拉·西多亞托娃同樣在2006年被控「經濟犯罪」,原判監10年,兩個月後獲釋,2012年跟其他反對派領袖一起,接受「自我放逐」條件,流亡國外。

在2005年前,烏茲別克經濟持續低迷,即使一度是全球第三大銅出口國,已探明黃金儲量排在全球第四位,但經濟成果由權貴家族壟斷,人民難以受益,營商環境亦因政治因素影響而不佳。卡里莫夫的長女古利娜拉·卡裡莫娃在2014年與父親鬧翻而遭軟禁前,是烏茲別克國內頭號商人,涉足建築、金融、移動電話、珠寶設計、餐飲娛樂等多個行業。
  
成功防範「顏色革命」

2005年之前,烏茲別克的政治、經濟及人權狀況雖然備受質疑,但並沒有惹來國際社會的大力抨擊,主要在於其地緣政治重要性,及相對靈活多變的外交政策。而如何在各大國之間周旋,一直是中亞五國的生存技巧。

中亞國家中,烏茲別克對俄羅斯的獨立傾向較強,不在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現有6個成員國之列;且世俗現代社會較為成熟,也有一定軍事基礎,曾有「中亞的美國」之稱,以致美國在1990年代將中亞戰略重心由哈薩克轉到烏茲別克。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後,烏茲別克積極與華府達成開放領空領土、交換情報、讓美軍進駐距離阿富汗邊境200公裡的汗阿巴德空軍基地等合作。小布什在任美國總統時,卡里莫夫被指為美國在中亞的最重要盟友。

除了為美國提供方便以換取經濟援助,烏茲別克本身亦有反恐需要。比「9·11事件」更早的1999年2月16日,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遭炸彈襲擊,造成20人死亡,逾百人受傷。襲擊懷疑由伊斯蘭極端組織「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策動,該組織被指與「基地」關系密切。據《紐約客》分析,烏茲別克獨立以來雖為世俗國家,但穆斯林占總人口的接近九成,極端主義者想要推翻卡里莫夫政權,改建一個伊斯蘭教法國家。

2005年,烏茲別克鄰國吉爾吉斯爆發「鬱金香革命」,此後兩個月,烏茲別克即發生「安集延事件」,自此上述「親美反恐」模式才出現根本改變。

安集延事件導火線為當地23名商人突然被捕,被指是「烏伊運」成員,控以「從事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和分離主義活動」。審判觸發民眾上街示威,高峰期逾4000人,當時有說法指23人被捕「不是因為宗教信仰原因,而是因為拒絕為當局提供商業好處」。不久武裝分子占領政府行政大樓,劫持多個政府部門主管,要求卡里莫夫下台,又成功劫獄,放走數百名囚犯,包括該23名被捕商人。結果政府出動軍隊鎮壓,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為187人。事後烏茲別克法院開始審訊被捕示威者,將事件定性為「恐怖主義活動」。事件也造成近6000名難民試圖跨境逃到吉爾吉斯,據《紐約時報》報道,烏茲別克政府後來曾向吉爾吉斯施壓,要求押解流亡分子回國,令這些難民輾轉逃到羅馬尼亞。

值得留意的是,在安集延事件前,烏茲別克經濟問題嚴重、失業率高企,政府采取多年高壓統治,潛在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有一定支持者,種種跡像都符合了「顏色革命」的條件。然而革命並沒有發生,其中一個關鍵在於烏茲別克政府迅速封鎖了相關消息,並嚴厲打壓一切外國勢力(包括國際非政府組織和西方媒體)的影響。當時大部分國際NGO均批評烏茲別克,隨即被勒令關閉,例如一直為農民提供專業技術支援的「溫洛克國際農業發展協會」就被法院裁定「詆毀烏茲別克國家價值和聲譽」,組織成員被逐出境。其余被勒令或威逼離開烏茲別克的國際組織還有歐亞基金會、自由歐洲電台、自由之家等。在傳媒方面,美國CNN、英國BBC以至俄羅斯獨立電視台等多家國際傳媒的記者,在安集延事件爆發當天,已被強行驅逐。據《紐約時報》報道,更有近10名外國記者遭拘捕起訴,控以「為恐怖分子提供資訊」的罪名。結果,據一些媒體後來描述,「在安集延騷亂發生兩天後,首都塔什干的大部分市民,都不知道他們的國家這兩天已經成了國際媒體的頭條」。
  
「安集延事件」後的政策大逆轉

令人意外的是,「安集延事件」卻成了烏茲別克急速發展的契機。事件令卡里莫夫明白到國民對生活水平和權貴壟斷的不滿,自此在國內更專注發展經濟,得到亮麗政績:自2005年來,每年經濟增長均能達到7%~8%,通脹率則維持在10%以下,頗有「中國奇跡」的影子。盡管烏茲別克的人均國民收入仍然很低,在12個獨聯體國家當中,僅有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排在其後,但政府逐步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推動減少進口,加上發展天然氣、煤、石油等能源取得成功,都令烏茲別克的經濟發展勢頭予人樂觀評估。

在國際關系上,「安集延事件」亦令烏茲別克改弦易轍。由於美國礙於國際輿論傾向,高調批評卡里莫夫對事件的處理,加上反恐戰已獲得階段性勝利,吉爾吉斯也已變天,烏茲別克的重要性開始下降,美烏兩國關系急速惡化。華府除了認同國際社會對事件啟動獨立調查,又對烏茲別克經濟制裁,卡里莫夫開始認為美國在背後贊助反政府活動,隨後更宣布關閉汗阿巴德空軍基地。

相反,中國和俄羅斯則不時為烏茲別克辯護。俄羅斯基於自身也面對南部的極端分離主義,因此傾向維護烏茲別克。中國則因為同樣面對極端宗教主義威脅,也迅速認同烏茲別克政府對事件的定性,時任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2005年5月17日這樣說:「烏茲別克斯坦是中國的近鄰和合作伙伴……目前安集延地區局勢開始恢復穩定,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正轉入正軌,中方對此感到高興。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將一如既往地支持烏茲別克斯坦及本地區各國為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與穩定所作的努力。」

自此,中烏關系突飛猛進。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而古代就是絲路必經之地的烏茲別克,亦成為中國向西連通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通道之一。去年10月,中資企業在烏茲別克簽訂投資協議,以1億美元建設紡紗項目工業園區;中國亦與烏茲別克、哈薩克等國的中央銀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定,中國以此拓展跨境金融交易渠道,在中亞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未來有可能實現人民幣作為區域計價、結算及投資貨幣。而設計每年輸氣能力達550億立方米的「中亞-中國」天然氣管道(烏茲別克段),亦已在今年1月試氣,有可能提早在春季啟動。

當然,這不是說烏茲別克就不用面對原來的挑戰。烏茲別克今屆大選削減了總統權力,其任期將由7年縮短為5年,以鋪墊後卡里莫夫時代的到來。與10年前「安集延事件」時期不同的是,互聯網、社交平台的應用快速發展,已透過埃及、突尼斯等國的例子證明,再難透過禁斷訊息流通壓制街頭革命。假若烏茲別克繼續沿用高壓統治,導致安集延事件重演,未必不會演變成「遲來的顏色革命」。因此,卡里莫夫選後無可避免地需要理順和民意的關系,而效法俄羅斯的普京模式,以經濟增長、民族主義滿足人民訴求,容許個別反對派有限度活動,似乎將是未來發展方向。至於外交方面,烏茲別克始終不希望向任何一方一邊倒,也明白不可能長期疏遠美國;只要時機成熟,和華府修好、在中美俄之間維持平衡,更符合「區域樞紐」自保之道。

沈旭暉 南風窗 2015年4月

2015年4月3日星期五

經歷李光耀葬禮:另一種雨傘運動?

上週到了新加坡,為了感受李光耀的國葬,也去了排隊到國會瞻仰遺容。

我從來認為,他是我們在香港讀國際關係的偶像。

新加坡朋友一早警告,排隊時間可能很長。有一位在國葬前一日排了十個小時,到了天明還進不了去,被告知「起碼要多排八小時」,唯有回去上班。到了我那天,相對還好,「只」需要四個小時而已。

不少新加坡人形容,那幾天的經驗十分「surreal」。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差不多,一向以務實、不對公眾人物流露感情、大小事務都愛投訴、乃至自我中心著稱,雖然存在國民教育,但連政府也沒有想過,會有數十萬人這樣排隊道別一個政治老人。政府中人私下笑說,要是李光耀還在,見到這條長龍,應已勃然大怒:「排甚麼隊?不用上班?國家不用生產麼?」

畢竟新加坡不同北韓,沒有人能動員群眾。對上一次有十萬人出席的新加坡集會,反而是反對黨在選舉的造勢大會。當地人估計,一半以上慣投反對黨的人,都走出來悼念李光耀。

走出來的原因,自然與李光耀的建國功勞有關,也與群眾心理有關。有位犬儒的新加坡朋友說,年前Hello Kitty紀念品在新加坡出售,原來無人理會,不知怎的,宣傳了一輪,也要排八個小時。

但到過現場,卻明白到那種氣氛,至少也是另一個主因。

在國會人龍外,義工設立了一個又一個補給站。幾乎每隔數十米,就有免費飲料、水果、麵包、雨傘、供扇風的紙皮無限量供應。還有義工負責灑水,既是對抗炎熱,也是提供娛樂。現場的新加坡人極其友善,和平日給人的公事公辦感覺全然不同。排到累了,義工會在旁打氣,彷彿在跑馬拉松。晚了,有人自發唱愛國歌曲,不過要是不用Singlish,就不大有人理會。我遇到副總理站在人群當中握手表示謝意,其實也是他的競選工程。聽說在前一天,他和群眾一起唱歌。

這些氣氛,一切似曾相識:當年香港的反國教、雨傘運動現場,不也是充滿種種童話般的友愛和超現實?排隊期間、國葬當日,下的都是滂沱大雨,無數雨傘排列整齊,這次都是藍傘,難不令人想多了。

單是為了一生人也許只有一次的「穿越」,無論排多久,都值得。新加坡朋友說。

當然,這不是說新加坡人悼念李光耀的感情不真摯。恰恰相反,那份真摯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國葬過後,新加坡立刻一切如常,第二天,幾乎看不見任何國葬痕跡。也不見得有任何情況,能再催生同樣規模的「運動」。

而我也想不到,除了至親好友,有誰的葬禮,我會專門乘飛機再排四小時參加。新加坡人的感受,基本上,我都擁有。但還有一點,是新加坡人沒有的:在心底深處,我深信新加坡的國際化多元社會,才是應該存在的香港。

2015年4月2日星期四

犯了「冒犯君主罪」的泰國學生

上月底,泰國兩名演出紀念1973年泰國民主改革話劇的學生,被裁定犯下「冒犯君主罪」,分別被判入獄兩年半,令世人再次發現,原來這條貌似遠古時代的法律依然有實用價值。泰國對冒犯君主行為的刑法,在當今世上應屬最嚴厲之列,任何人被裁定冒犯國王、王后或是王位繼承人,包括名聲甚差的那位王儲,最高刑罰可被判25年監禁。

近年「冒犯君主罪」愈來愈受爭議,除了因為全球人權意識高漲,也因為現政府把「依法辦事」當作口號,以「法治」之名對付異見人士。好些海外報道指出,去年泰國軍政府上台後,當局不時以「保護王室」為名捉拿不同人士,包括學者與政治人物等,逾90人被捕,當中一半面臨起訴,目前有15人罪成。

應避免濫用 保王室聲譽

87歲的泰王普密蓬一天還在,即使「冒犯王室罪」再被濫用,相信也不會發生事端。問題是他終歸要駕崩,日後呢?王儲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的花花公子形象深入民心,不只其早年種種傳聞,近年似乎還沒有收斂。他1994年跟同居15年的第二任妻子結婚2年後,稱太太不忠,把母子趕出泰國。

2001年,哇集拉隆功另跟西拉斯米結婚。數年後,網上流傳一段王儲夫婦在五星級酒店為愛狗搞生日派對的影片,片中西拉斯米裸露上身、僅穿一條內褲。上載影片的網站遭泰國封殺,但片段已被製成DVD,在曼谷街頭到處有售。去年年底,西拉斯米的家族被指控貪污濫權,令外戚一家放棄王室御賜的姓氏,西拉斯米也因此事而跟王儲離婚,被貶為平民。

王后詩麗吉(Sirikit)的行為亦開始有爭議。雖然泰國1997年憲法第七條賦予泰王否決權,泰王若認為參議院通過的法例不利人民或造成不公,可行使權否決,但普密蓬及其領導的王室一直傾向不干預政治。

然而,情況近年由詩麗吉開始打破,她除了積極在政治場合亮相,也在2008年出席一位「黃衫軍」領袖的喪禮,他在反他信示威中喪生。這種表態,被認為是王室成員近數十年來首次直接參與派系活動,有傳她會在泰王駕崩後垂簾聽政。

由於冒犯王后或王儲同樣犯法,可想像的是,一旦現任泰王駕崩,那種口服心不服就容易演變成對整個王室的質疑。況且,王儲、王后與泰國各派系利益關係千絲萬縷,很難成為公正的仲裁者,一旦公器私用,也容易押下王室多年相對中立的名聲。

國內外名聲最好的詩琳通公主,被不少國民視作王室最後希望,但外界普遍認為她難以繼位。

若王室有前瞻視野,也許應先發制人,減低「冒犯王室罪」出現頻率,並建議政府避免濫用,只備而不用,否則微風起於萍末,後悔可能太遲。

2015年4月1日星期三

不丹國家足球隊的第一場世界盃勝仗

2015年3月,不丹國家足球隊出戰「2018年世界盃資格賽-亞洲區第一輪」賽事,面對南亞斯里蘭卡,兩回合都勝出,以總比數3:1出線。這看似平平無奇的比數,對不丹而言卻有極大意義:不丹現時在國際足協的世界排名,以0得分排在第209位包尾,一直被當作「全球首席魚腩」,而且從未在世界盃外圍賽獲勝,難怪斯里蘭卡吃敗仗後,該國媒體以「令人震驚的失利」來形容。此前不丹歷史上只贏過三場國際賽,對上一次要追溯到2008年的南亞足球錦標賽,不丹以3:1擊敗阿富汗。

說來不丹的歷史首勝十分「著名」,出現於2002年,即國家隊成立後將近20週年之際。其時世界盃正在舉行,全球目光聚焦在日本橫濱國際綜合競技場的「巴西對德國」決賽,不丹首都廷布則上演着另一場對決,由當時國際足協排名202(尾二)的不丹,迎戰排名203(包尾)的加勒比海島國英屬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結果不丹大勝4:0。該場賽事被荷蘭影片製作人Kessels Kramer拍攝成記錄片《The Other Final》,影片文案介紹拍攝目的在於宣揚體育精神:「足球運動不必太着重競技,打破國界、將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才是足球最大的意義」。不過Kessels Kramer接受訪問時,笑言是因不忿荷蘭國家隊在該屆世界盃出局,才放棄觀看世界盃賽事,跑到不丹拍攝這場沒有人關注的「大戰」。

不丹大勝蒙特塞拉特後,後者知恥近乎勇,排名持續攀升,去年更曾進佔歷史最高169位,即與香港2011年的歷史最低位相同。反而不丹一直徘徊榜尾,直到今次「雙殺」斯里蘭卡,大概終能擺脫包尾位置。不丹媒體報道稱:「這是歷史性勝利,讓全世界看到不丹的存在,不丹可以贏得足球比賽」。其實,球場上的勝利,也啓示不丹的發展新方向。

不丹回應全球化時代的挑戰

假如不算北韓,不丹大概是世上最晚受全球化影響的國家。1960年代,汽車才首次出現在不丹,當時不丹人以為那是怪獸,對「牠」進行祭祀儀式。1999年,不丹王室才宣佈解禁電視和互聯網,此前不丹人還活在原始通訊時代。不丹一直以「國民快樂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DP)作為國家發展指標,所謂國家發展也是「積極不發展」路綫,難得人民樂見國家保持原始風貌,享受喜瑪拉雅山上與世無爭的生活,成為全球化下最後的世外桃源。英國李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曾發表「世界快樂地圖」,不丹位列第八,排名比富裕的日本、美國都要高。在那個時代,不丹與越來越國際化、商品化的現代足球之間,彷彿風馬牛不相及。

但踏入21世紀,不丹還是迅速現代化。導火線是英國牛津大學政治系畢業的凱薩爾(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以26歲之齡,受父王襌讓登基,在國家制度上推動改革,積極推動不丹作為獨立力量進入世界體系,努力宣揚不丹的軟實力。不丹國家足球隊成立於1983年,過去主要是經費問題而從未參加世界盃外圍賽,直到凱薩爾登基,投放不少資源在體育發展,不丹足球才能稍稍登上大雅之堂。

1999年,不丹出品該國史上首部電影《小喇嘛看世界盃》,背景正是以足球為主題:清心寡欲的喇嘛面對1998年法國世界盃決賽周的集體狂熱,也要千方百計弄到一台電視機,觀看直播賽事,出現了種種傳統和現代的衝突。導演宗薩仁波且(Khyentse Norbu)也是傳奇人物,七歲時被核實為轉世活佛,同時是電影愛好者,曾擔任電影《小活佛》的拍攝助理,偶像並非達賴喇嘛,而是小津安二郎和塔亞可夫斯基。《小喇嘛看世界盃》的故事,表面看來是故意拆自己宗敎的台,但正如導演表白:「既然全世界都不可避免要被多媒體侵蝕,就應運用這股力量宣揚佛法,而不是變成受害者。」電影和國王改革的訊息其實是一樣的:要證明即使喇嘛生活現代化、有了人性化的追求和娛樂,但依然可以保存純潔的心境。再回看達賴喇嘛不斷以入世方式在西方推銷藏傳佛敎,跟電影可謂異曲同工。

面對新時代,不但不丹活佛要回應,王室也同樣有先發制人的遠見。當錫金亡國、尼泊爾王室被民主運動和毛派游擊隊聯合推翻,而不丹一直和它們齊名,前國王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明白到自己的山國不可能獨善其身,新王也不負父託,除了作出上述與時並進的姿態,還將主要權力移交國會,改行君主立憲,並在2007年進行選舉,雖由代表王室的政黨大獲全勝,但過程被已國際社會嘉許為和平演變、還政於民。不丹有了有國際視野的立憲君主和活佛,又能繼續保存足以吸引明星舉行婚禮的世外桃源特色,要是還懂得善用足球這平台,和世界的互動,就串連起來了。

沈旭暉 Sportsoho 2015年4月

印度下半旗之謎:新加坡的印度視野

李光耀國葬,印度由上台不久的魅力型總理莫迪親自出席,全國也罕有的為了外國前元首下半旗致哀。不少朋友不了解新加坡和印度的密切關係,以為新加坡只有東盟、東亞和西方視野,實在可惜。

新加坡人口中,印裔是主要族群之一,大約佔10%,泰米爾語更是其中一種官方語言,族群建立了「小印度」社區,也有不少出任政府高層職務。李光耀明白到中國、馬來西亞的影響力需要平衡,與及多元外交的重要性,一直有意打「印度牌」。雖然冷戰時,新加坡和印度的國家利益不大有交接點,曾向印度尋求軍事援助也被拒,李光耀更公開說過「印度不是一個國家,只是由三十二個地區拼湊而成」,但冷戰後,兩國卻無比積極發展雙邊關係。

這是因為蘇聯解體後,印度失去重要經濟夥伴,外匯一度只能支持三個星期進口,於是把目光放在東南亞,開始推行「東向政策」,自此新加坡成為印度的重要中介。這和新加坡的多元外交戰略思維不謀而合,李光耀相信中國崛起不能避免,但從沒有放棄依靠其他大國平衡中國,因此拉攏美、日、印,都成了基本國策。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指出:「印度是一個具影響力的大國,新加坡希望印度在南海問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又表示「中國需要解釋其在南海的行動和如何遵守《南海各國行為宣言》」,明顯是希望把印度拉入區域議題,制衡中國。

新加坡作為東盟大腦,一直鼓勵印度和東盟發展特殊關係。1995年,印度成為東盟的「全面對話伙伴」,時任外長古吉拉爾曾經形容,這是印度「東向政策」的宣言。隨後印度又在2000年和五個東南亞國家成立「湄公河─恆河合作機制」,2002年開始舉辦「印度─東盟峰會」,同年雙方簽署FTA。新加坡也在2005年單獨和印度簽下FTA,由印度出口到新加坡的貿易總額由2000-01年度的8億7千萬美元,上升至2012-13年度的136億美元,翻近十五倍。

不久前,新加坡總理公署部長兼貿工部及內政部第二部長易華仁帶領一百人訪問團到印度,是近年最龐大的訪印商團,出席在古吉拉特邦舉行的商業峰會,得到莫迪親自歡迎。莫迪當總理前,正是在這個邦起家,催生了「古吉拉特奇蹟」,會上他對由新加坡興建古吉拉特邦新首府的計劃大為嘉許,其面積比新加坡本身還要大十倍。古吉拉特邦因為莫迪的原因,近年在國際關係大放異彩,習近平訪印,也是以它為首站。

在軍事方面,今天新印兩國也有緊密合作,在1994年開始舉行一年一度的聯合軍演。2003年軍演十週年時,新加坡國防部長公開呼籲「兩國艦隊建立互信和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同年雙方擴大合作規模,建立常設合作機制。2007年,兩國簽署新合作協議,印度容許新加坡空軍在印度境內基地受訓,成為印度首份容許其他國家在國內長駐的協議,這對新加坡國防而言無比重要。

即使在學界,新加坡也有專門研究南亞的中心,有次筆者到那裏開會,就是新加坡希望擔任中印橋樑,專門請了雙方一批學者和傳媒人交流,還笑說現在香港辦不了這類活動,就由新加坡獨市。不少一流印度或印裔學者都在新加坡教學,對他們而言,新加坡既有國際環境,又有家鄉感覺,而印度人才輩出,這個人才庫,恐怕是香港永遠吸引不到的。凡此種種,我們怎能不佩服新加坡的國際視野?

《皇家特工:間諜密令》:21世紀還有主宰會嗎?

《皇家特工:間諜密令》(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是一齣特務喜劇,由同名漫畫《The Secret Service》改篇,講述秘密特務組織「Kingsman」,阻止億萬富翁Richmond Valentine進行人類大屠殺以「拯救地球」的陰謀。Richmond Valentine的部署是透過衞星網絡和手機SIM咭系統,發放某種特別訊號,受訊號影響的人會失控地使用暴力,互相殘殺,造成絕大部份人類自我毁滅,以減輕地球所受的人為破壞。Richmond Valentine在電影中有這樣一句格言:「人類像病毒,地球像宿主。總有一天,不是宿主消滅了病毒,就是病毒毀滅了宿主,兩者都一樣!」

古今中外的瘋狂「救世」計劃

「視人類為地球文明的瘟疫,計劃發動大屠殺拯救地球」這類邏輯,其實在古今中外的小說、歷史都屢見不鮮。香港人熟悉的有衞斯理系列的《瘟神》--由世界各國勢力人物組成的「主宰會」計劃散播恐怖病毒,消滅二十億人,以抵銷全球人口增長。主宰會的意識形態,似乎與《皇家特工》大反派Richmond Valentine的近似,而且都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做「偉大」的事。類似陰謀也在香港彭浩翔數年前執導電影《出埃及記》出現過--一群女性成立秘密組織,計劃用一種服後會打嗝致死的毒藥,以圖殺光所有男人,認為成事後世界就會更美好,只是其中衝突設定在兩性之間,屬於另一種話題而已。

至於歷史上,迷信對某部份人類進行大屠殺、或集體自我毁滅,從而篩選出較優秀的「人類文明」或世界的例子也屢見不鮮,例如前者有日本奧姆真理教,後者則有人民聖殿教。

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在1995年3月發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襲擊,造成13人死亡,6300人受傷,相信不少朋友記憶猶新。其實,奧姆真理教還策劃過更大規模的「十一月戰爭」,準備在1995年11月國會開幕儀式舉行期間,動用之前購入的俄制軍用直升機,在東京上空噴灑沙林毒氣、肉毒桿菌等,再乘混亂推翻日本政府。教主麻原彰晃的「信念」是,先成為日本之王,之後將世界大部份地區納入奧姆真理教管轄範圍,建立「奧姆真理國」,並將仇視「真理」的人殺掉。只是東京恐襲後,日本警方深入調查,搜獲奧姆真理教核心成員早川紀代秀的筆記,才揭發計劃;據筆記所載,麻原對「十一月戰爭」計劃滿有信心,除了殺死天皇、政府內閣,更明確定下殺死1200萬東京都市民的目標。假如成事,場景恐怕和《皇家特工》的慘烈不惶多樣,而且不會有那種戲謔存在。

被淡忘的圭亞那「人民聖殿教」大屠殺

在南美洲,1978年則發生過鍾斯鎮集體自殺事件,鎮上909人集體服毒自殺死亡,當年轟動一時,不過今天已漸為人淡忘。鍾斯鎮(Jonestown)位於南美國家圭亞那,在1974年為美國宗教組織「人民聖殿教」的教徒開發,要在當地建立農村人民公社,並以教主鍾斯(Jim Jones)名字為該鎮命名。教眾起初聲稱為逃避美國資本主義的壓榨而遷往鍾斯鎮,但鍾斯宣傳美國中情局、圭亞那政府等機構準備攻陷瓦解鍾斯鎮,並提出逃往蘇聯,或集體以「革命性自殺犠牲衞道」的選項,結果903人選擇了後者。鍾斯當時指示,「革命性自殺」要從小童開始,因他知道小孩往往讓成年父母有所留戀,當父母先動手殺了孩子,就更容易、更有決心服從集體自殺。據一些當時逃離鍾斯鎮,或在自殺中倖存的人憶述,自殺者接受藥物注射時普遍冷靜,認為自己將前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納粹屠殺的「現代性」

當然,說到大屠殺,更多人立即想起希特拉。納粹德國在發動二次大戰之前、之初,就曾以「猶太瘟疫」作口號,為屠殺猶太人作意識形態宣傳,和電影談及的「人類瘟疫」如出一轍。二戰的經歷,教不少人懷疑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科技、理性的進步反而造成大屠殺、集中營和戰爭武器,傷害世界和人類文明,一度引發懷疑「現代性」(modernity)的思潮。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曾著書《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解釋為何文明愈來愈進步,反而出現猶太大屠殺這種倒退,結論是現代性本身成為了大屠殺的必要條件,讓這種後者不再是空想,而是可以部署、執行的計劃。

回顧歷史,反猶主義其實是數千年來的普遍現象,然而在魏瑪共和時期,德國人對猶太人並沒有比其他國家嚴重的厭惡(程度甚至不及法國人)。鮑曼認為以反猶主義到達極端來解釋大屠殺的發生,是犯了以普遍性解釋獨特性的邏輯謬誤。反而,鮑曼認為「現代性」與美麗、潔淨和秩序有關,配合理性、效率、官僚體制等現代性手段,要麼從正面建立美好世界,要不就會演繹成消滅醜惡、骯髒的負面建設──這才是納粹大屠殺的根源。

雖然現代性不一定發展出大屠殺,但假若沒有現代國家官僚體制,沒有成本計算、按章辦事、機械式分工,大屠殺只能是不可能的任務。這似乎又解釋了歷史、文學、電影中,一些實行驚天滅絕大陰謀的「魔頭」,總有歇斯底里、潔癖、強逼症等形象,而且通常是瘋狂政治家、科學家等天才。《皇家特工》的IT富商,正是上述模式的21世紀進化版:他無須是政治領袖,只需一部手機,加上「現代性」,就可顛覆世界。多年前網絡惡搞Bill Gates代表「666」,資訊科技革命令每人難逃監控,恐怕這預言,也逐漸正成為「現代性」的事實。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