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3日星期六

反民主的民主守護神﹕ 泰國兵變的土耳其模型

持續一年的泰國政治亂局,在一日之內由一場兵變清場。對上次民主選舉反應冷淡的「民意」,居然以八成支持力挺兵變,認為它既解決了民主制度不能解決的問題,又懂得「還政於民」,無損於「人民力量」的完整,簡直是民主守護神。要全面掌握這個奇怪的邏輯,我們應參考土耳其的故事。

軍隊制衡﹕「土耳其民主」的「第四權」﹖

土耳其是西亞最早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之一,但那支龐大的百萬大軍(以及職權獨立的總參謀長)喜歡干預政局,幾乎每十年一兵變。人民卻把軍隊視為最可靠的公職人員,對歷次兵變一面倒認可,反而對民選上台的政客寄予犬儒式嘲諷。美國布殊和戈爾的問題選票不能由民主機制解決,司法機關就一錘定音﹕這個角色在土耳其,就換成了軍隊。

土軍為顯示干政不是為私利,自命為捍衛國父「凱末爾主義」的衛士。每次策動兵變的官方原因,都是「現政府違反國父遺訓」。例如1997年的兵變,源自總理伊蘭巴汗的激進伊斯蘭政策,軍隊認為那扭曲了凱末爾的世俗主義﹔又如1960年的兵變,源自執政人民黨政府拒絕干預通貨膨脹,造成社會動盪,違背了凱末爾的「國家主義」(statism)。

值得留意的是土耳其兵變有「進步」的潛規則,包括軍隊出動前會公開知會政要,1997年那次甚至未正式行動,政府已垮台,因此被稱為「後現代政變」 ﹔土軍接管權力後一般迅速還政於民,不過會重設遊戲規則﹔發動兵變的都不是年輕激進軍官,而是「穩重」的高層。這次泰國兵變,就頗有土國影子。

民主化過程的宏觀調控機制

上述模式的理據,就是民主化在一人一票以外,還需要其他宏觀調控,否則中央和地方、富人和窮人、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的矛盾就容易失控。美國立國初年的政制今天看來也相當不民主,開國總統都作風獨裁,只是制度不斷修正,才有今天的民主和穩定。

如此立論大概是政治正確的,但軍隊干政自然不是唯一答案。各國都知道這個民主悖論,回應方式不外四種。第一是「民主條件過渡論」,認為必須逐步擴大民主才能保持穩定、才能測試最有效的制度,特別是東方各國有見英美如此步步走來,也希望抗拒「一步到位的民主」。第二是讓大國成為宏觀調控的機制,例如加勒比海民主多受美國訓政。第三是依靠軍隊、王室、宗教領袖等國內權威進行調控,像土耳其、泰國、柬埔寨、伊朗等國確是有民主制度,但「必要時」可以推倒重來。第四是設計針對族群、城鄉、地方撕裂的憲政,像美國憲法那樣,確立多重制衡的原則。泰國民主的問題,只是沒有完善的框架規劃。八成民意不是反對民主理念,不是滿意軍隊干政,不過是支持由第三到第四類民主的過渡。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9月16日星期六

由李鴻章的濃痰談起

溫家寶出訪歐亞四國,內地媒體乘機宣傳「中國責任論」,認為這是百年中國最風光的時刻,一些外國媒體對此不無贊同。百年前的英美報刊,同樣對晚清大臣李鴻章的全球訪問好評如潮,那位屢敗老漢的尊重,頗像今天對中國責任的溢美。是否只是巧合﹖

百年前國事訪問的風光與走光

當年李鴻章走遍歐美八國,率領的是中國首個高規格國際代表團。他辦洋務三十年,懂得形象塑造,被稱為「東方卑斯麥」,路過之處萬人空巷。西方各國都以最隆重禮節恭迎這位元老,沙皇更將他放在大典貴賓首位。雖是利益掛帥,但當事人也面目有光。

然而外訪途中,李鴻章還是鬧出大量笑話。例如他在英國探訪舊友常勝軍的戈登將軍遺孀,獲贈名犬,以為是食糧,回去把牠烹食,還回信道謝。荷蘭女王伸手讓他行吻手禮,李誤會是索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國宴招待,李先是喝光盤內洗手水,又把蠔殼狠狠擲在地上,難得女王帶頭照做一遍,全體貴族只得跟隨。最經典的是中俄談判期間,李鴻章不斷將濃痰吐在名貴地氈上,清潔女工即吐即抹,彷彿天經地義。

「自我東方化」Vs「自我責任化」

奇怪的是各國對「李中堂風度」依然嘉許,其風頭絕非當代中國領袖可比。原來李鴻章畢竟是洋務專家,了解洋人心理,明白各國對他的興趣除了建基於現實,也因為他是啟蒙時代「中國熱」以來,首位有血有肉的東方元戎級訪客,被看成是孔子代言人。他知道國力軟弱、有洋人要他出醜,有時也真的出了醜,有時卻只是故意在服飾以外顯示更多「中國特色」(例如認為吐痰是氣派體現),就是要刻意建構一個「自我東方化」的幻影,像張藝謀導演的傑作一樣,在西方期許下自信地做出種種人家要求的東方主義行為,以為這樣既能滿足他者獵奇的慾望、又能遵守國際遊戲規則,相信外人的東方主義幻想足以包涵一切失禮。誰不知這是放棄了根本話語權﹕李鴻章熱過後,隨地吐痰的華人被無情嘲弄,新一代外交官再也不能建構更有利的的東方。誰叫你主動奉迎人家的潛規則﹖

今日中國國力,當然和晚清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中國雖然努力配合英美對「中國責任」的期盼,亦相信各國的肯定,足以抵消「盡責」過程的爭議行為(例如借反恐打擊疆獨),卻少有注視「中國責任論」也是典型西方話語。當中國外交落入西方話語體系,就成了「自我東方化」以後的「自我責任化」。這就像冷戰後期,西方政府利用民間建構的自由價值觀,讓蘇聯受到語境制約﹔蘇聯原來以為那是衝擊美國的左翼反戰文宣而不加戒備,結果逐漸喪失話語權,終至崩潰。蘇聯成立國內人權小組的一刻、李鴻章吐痰的一刻,都受盡國際尊崇﹔中國盡責反恐的一刻,亦復如是。然後呢﹖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9月9日星期六

911五周年﹕美國維園阿伯的抗一體運動

在三年一世代的現代社會,5年前的911已成了歷史陳迹。我們對布殊主義在國際現實政治的進展探討多時,卻往往對美國本土的後911演化視若無睹。其實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不是911的最大影響,美國如何借911深化對抗全球一體化的意涵,才是百年樹人的事。

死灰復燃的集權政府

學者無論左右,大都相信國家主權在全球化時代逐漸弱化,政府權限對內必須與企業和公民社會共享,對外免不了和各式跨國組織拉扯。歐洲國家有見及此,一方面化被動為主動,積極拓展歐盟權力,另一方面則務實地和跨國企業、壓力團體建立共生關係,其實是變相分權。

布殊治下的美國卻乘911之機,搞出一個比民主黨時代更集權的政府,不時情願對美國立國的基礎——分權政策——按下不表。在冷戰時代,中情局和聯邦密探會就各自利益爭權奪利,造就了互相監察的客觀效果﹔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天天摩擦,也確保了中央政府難以獨裁,不像布殊的國土安全部那樣,能夠將所有國安權力歸於中央。這種集權不會有利於建立社會福利安全網一類舉措,因為這不是布殊那杯茶,卻對新保守主義主導價值研判和道德教育大有幫助。即使是民主黨上台,似乎也不會放棄這台大機器。

欲蓋彌彰的白色國度

這台機器的最重要產品,自然是鼓吹了建基於「非普世價值」的愛國主義,並讓其通過種種安檢措施加以落實。又是在冷戰時代,美國由於要吸引對方陣營「投奔自由」,宣傳凡是認同民主、人權、自由的所有人,都可以申請成為美國公民(是否批准當然是另一回事)。但冷戰過後,美國發現白人所佔的人口比例愈來愈小,下降速度比預期快得多,於是反移民勢力重新興起,並和新教保守派結盟,以「捍衛新教文化」之名主張「重建美國」。由於美國不像加拿大前總理杜魯多那樣開宗明義提倡多元文化主義,少數族裔要是不能融入新教文化這個大熔爐,就合理地受到排斥鄙視。所以美國對「唐人街式華人」的觀感,比加拿大對同類華人的觀感更差,加拿大也對美國搞的愛國運動不以為然。美國人卻擔心長此下去,全球都在說民主人權,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年代真的出現,他們還有什麼辦法判辨「我們」和「他們」﹖

原來這些暗流,只會留待白人真的成為少數民族時才一併激發,但911令上述主張的政治不正確成分一掃而空,因為「非新教文化」,包括其他文明、以及那些反布殊的自由主義者,已被重量級右翼學者認定是危害美國、鼓吹「價值虛無主義」的元兇。假如沒有911,這些受美國中南部維園阿伯全力支持、與內地國民教育不遑多樣的愛國邏輯,怎可能堂而皇之地推論出「新美國精神」﹖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9月2日星期六

蘇丹機場「laptop反恐」解讀

正當西方為機場反恐忙個不停,又是禁藥又是禁水,非洲蘇丹也走在時代尖端,實行更「進步」的機場保安﹕凡帶手提電腦入境的旅客一律要將之交出,讓保安仔細翻查,24小時後或可奉還,程式和資料卻已不翼而飛。據蘇丹政府解釋,這是為了防止「危害國家安全」和「破壞社會風氣」的資訊入境,由敏感檔案到色情圖片都是刪除對象。來自美國的記者和志願人員尤為重點目標,近日就有美國駐蘇丹記者因laptop資訊,和程翔一樣,被當作特務拘捕。

為何救援人員進入蘇丹,會為政府帶來「恐怖後果」﹖大家如不善忘,應記起近年最嚴重的飢荒,正是出現在蘇丹的達爾富爾(Darfur)地區。美國一輪猶疑,終於高調賑災。問題是達爾富爾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導因是當地黑人分離主義分子鬧獨立,阿拉伯人主導的中央政府縱容「民兵」屠殺達爾富爾人。「達獨」的最大誘惑,無疑是埋藏地底的新發現油田。

志願人員是「恐怖分子」﹖

蘇丹政府認為美國遲不遲早不早,偏偏在這時關注達爾富爾,自然是為了石油。何况目前的蘇丹石油最大買家,正是美國能源政治的新對手中國﹔中國對蘇丹的捍衛,也比當年對伊拉克的敷衍表態積極得多。宣傳「反恐」,是不會讓中國默許美國推翻蘇丹政府的,除非達爾富爾變成地獄,造成各國不得不重視的人道危機。

今日美國並沒有直接武裝達爾富爾人,卻通過救援人員和白手套鼓勵他們對抗「暴政」。當達爾富爾人使用最原始的手段、以低科技攻擊高科技抗爭,對方的回應就倍加冷酷。結果飢荒惡化為道德危機,自殺式襲擊、人肉盛宴、威脅滅族,都是戰鬥雙方的伎倆。人死得愈多,對美國的蘇丹變天計劃愈有利,美國取得新石油基地的機會,也就更多。

人死得多,石油更多﹖

這個慘烈的現狀,正是本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派非洲部隊到當地維和的背景。一般相信,聯合國現身後,蘇丹中央的執政能力將迅速弱化,達爾富爾一類地區就算不獨立,也會得到類似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那樣的高度自治,讓西方名正言順操控資源。於是蘇丹政府認為西方人入境,會間接鼓勵一無所有的達爾富爾人以恐怖手段衝擊政府,即「傳播恐怖主義」﹔他們的laptop,就是「恐怖物件」﹔政府的回應,就是「反恐」。

這場危機的性質,也就變成無頭公案﹕美國不但要在蘇丹反恐,更要將之上升為普世性的人道問題﹔蘇丹則否認人道危機的出現,並要將其演繹為美國別有用心的「國家恐怖主義」。反正雙方都是先有立場、後有定義的政治傳銷。

諷刺的是兩國機場先進程度固然差天共地,保安的「嚴謹」卻遙相呼應。對蘇丹機場反恐抗拒的美國人,回到自家機場卻默許同級待遇,因他們只相信自己的國度。因反恐之名的恐怖,全在於此。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