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30日星期六

東非混戰與政府功能的自然分拆

一度成為貧窮代名詞的埃塞俄比亞出兵索馬里,新一代驚覺「埃塞俄比亞也能出兵」,殊不知這兩個東非國家昔日曾爆發小冷戰。然而新戰役和舊冷戰異曲不同工,因為兩國已由主角淪為配角。

「埃塞俄比亞霸權」與代理冷戰

根據舊遊戲規則,埃塞俄比亞並非一般第三世界國家,而是和60年代的伊朗、日本、以色列一樣,被美國選定為維持地區穩定的代理人,算得上有國際影響力。埃塞老國王塞拉西有擊敗意大利復國的威望,也是當時最資深的王室成員,在不少場合因論資排輩被安排在首席,成了國際元老。根據內地學者的說法,由於埃塞那一千名參與韓戰的士兵「被解放軍狠狠教訓了一頓」,老國王「覺今是而昨非」,轉而和中國改善關係,成為不結盟運動要員。但在國際層面,塞拉西始終是公認的美國打手。

埃塞在50年代兼併了前意屬殖民地厄立特里亞(現已重新獨立),並有意外擴,鄰國索馬里則希望將埃塞境內的同胞聚居地奧登加納入版圖,所以兩國成了冤家。美國力挺埃塞,蘇聯就全力援索。後來埃塞發生政變,老國王被推翻,共產黨上台,得到蘇聯全力支持;美國人棄我取,改和索馬里結盟,兩國打了一場大戰。美蘇影響在那場戰爭顯而易見,兩大非洲窮國不切實際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樣昭然若揭。

無政府狀態=大政府外判?

時至今日,埃塞支持索馬里過渡政府,打擊民望更高而又反埃塞的索馬里新軍,但潛規則已完全改變。國際社會認可的傀儡政府自稱「恢復和平與反恐聯盟」,實際上是軍閥大雜燴,一些士兵更是鄰國戰後走來「爭取就業機會」的僱傭兵,只能控制首都部分地區,代表以戰養戰的嘍囉(也就是非西方世界眼中的真正恐怖分子)。高民望的叛軍「伊斯蘭法庭理事會」源自境內清真寺,因要自保而先後組成法庭和民兵,再逐步擴張,像巴勒斯坦哈馬斯、埃及兄弟會、印尼回教祈禱團那樣兼營慈善事業,其領袖謝赫艾哈邁德原是一名教師。負責調停雙方的則是索馬里境內一群部落酋長,代表土地利益,聲稱誰不停火就打誰。

這些勢力背景不同,但都有下列共通點:一、並非代表單一種族或國家算盤,分別代表僱傭軍事、宗教福利與宗法土地;二、和國外聯繫並非以政府為主,例如軍閥聯盟盟友是埃塞軍人,伊斯蘭法庭支持者是各地瓦哈比派穆斯林,部落酋長只與其他部族有聯繫;三、架構相對簡單,無整全行政能力,卻分別取代了政府的軍事、社會、意識形態、文化、農業等局部功能,也就是無形的手已有效將大政府「分拆外判」。所以今日東非混戰同樣有各國參與,國家卻不再是代理人,戰爭已非國家化。索馬里陷入無政府狀態十五年,在美國眼中固然是「失敗國度」,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實驗中的新原始秩序﹖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2月16日星期六

皮諾切特的「大智利外交」

智利強人皮諾切特病逝,其佛利民經濟和反人權紀錄再帶來爭議,但他那頗有國際視野的外交卻沒有引起注視,因此這裏希望介紹一些冷門書籍,來重構皮氏的「大智利」。

皮諾切特@Piccadilly

雖然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是眾所周知的皮氏密友,但二人緣何交好卻是一個謎,英國左翼作家Andy Beckett的《Pinochet in Piccadilly》(Piccadilly廣場為倫敦景點)即嘗試解謎。例如它講述皮諾切特在英國探訪戴夫人時被起訴,令鐵娘子一反多年低調,四出奔波演說營救老友,甚至騎劫自己的黨大會來聲援皮氏 ——當時她才首次披露智利在福克蘭戰爭期間秘密為英國提供阿根廷情報,又給予後勤支援。

但這本書以穿皮諾切特軍服的戴太為封面,稱後者為「英國皮諾切特」,還是因為作者認為英國右派上台,也是受皮氏「感召」。事緣英國在七十年代處於左右過渡,戴夫人出道時的顧問 Robert Moss曾以皮氏推翻左翼總統阿連德後帶來經濟奇蹟的案例,警告英國再不打擊左翼就會「令民主崩潰」,並著有《Collapse of Democracy》一書,大大鼓舞了保守黨人。

對皮諾切特來說,美國支持雖屬必不可少,但他更願視英國為第二祖家,而這涉及文化政治考量。一方面,不少智利上層人物都有英國血緣/聯繫,就是其政敵阿連德亦如是,阿連德女兒目前更是英國名作家,這成了智利精英「去南美化」的本錢。

另一方面,皮氏並非對美國完全信賴,當年阿連德信任這位日後推翻自己的同鄉,就是看重後者的「愛國心」。加上智利異見人士不少和前宗主國西班牙有關係,皮氏相信唯有英國能制衡西班牙,遂更積極拓展英智關係。

南錐禿鷹行動的南美一體野心

此外雖然皮氏暗算阿根廷,但也算得上推動南美一體化的先驅。他的理念和左翼玻利亞維爾主義自然全不一樣,但後者將南美視為整體,卻符合皮氏的自強欲望。於是他在政權穩固後,聯繫了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的情報機關,商討統一對付左翼分子,稱為「南錐禿鷹行動」,由情報分享到暗殺無所不包,馬德里大學博士邱稔壤的著作《從政治外交層面看南錐禿鷹行動引發之人權爭議》對此有專門討論。

皮氏在倫敦曾參觀蠟像館,刻意走到列寧像前說「你錯了」,是忠實反共信徒,在冷戰大氣候搞跨國反共,原是意料中事。然而禿鷹行動未受美國認可,反而它的對象包括華府和歐洲的親共人士,最後美國甚至主動警告西葡兩國加緊防範,認為「皮諾切特南美集團」已開始失控。

南美刻意隱瞞的這段往事,反映其獨裁者有不靠美國聯合行動的意願,而當時唯有皮諾切特具聲望號召各國。這就像沙特阿拉伯在七十年代為防北也門共黨入侵,卻怕引美國狼入室,最後居然邀請急需突破外交孤立的台灣兵協防,是為台灣外交史奇案「大漠案」(見當事人劉忠武著的《大漠案揭密》)。至今不少智利人懷念/容忍皮諾切特,除了因為他帶來經濟復蘇,也許和他在位時的「大國」風範亦不無關係。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從美國新伊拉克政策看「有機智庫」

美國伊拉克研究小組發表報告之時,正值駐伊美軍死亡數字突破二千九百、邁向三千大關。這數字恰恰和9/11死亡數字首尾呼應,反映「三千」這個死亡上限已成為美國人心理關口,極可能成為日後美國考慮出兵與否的量化準則。下述準則在伊拉克政策調整後,似乎顯得順理成章。

三千死亡上限的遊戲規則


首先,拉姆斯菲爾德力倡、以加強空權和高科技武器為主的軍事改革並沒有被放棄,反而美國人相信軍備還不夠厲害,更有效在游擊戰減少傷亡的武器——諸如音波武器——會被進一步研發。然而就是有如斯武器,只要潛在敵人基數過大,美國也會用回基辛格時代的外交思維,也就是先合縱連橫施以現實主義壓力,再借用代理國家和內鬼打代理人戰爭……

但當這套邏輯應用於實際政局,我們卻發現它已難自圓其說。假如伊朗政府被更狂熱宗教分子取代,美國要先發制掉,但又不敢貿然出兵,怕製造另一個伊拉克,按上述邏輯它就會先通過聯合國制裁,再培養一批「伊奸」,繼而慫恿阿拉伯鄰國共同出兵,頂多派專家指導作戰。這樣問題就出現了:冷戰時代美國需要代理人,目的是圍堵共產陣營,幾乎不講求代理人自我管治的能力;但現在美國外交利益卻要維持穩定,而這是資助嘍囉推翻伊朗政權後不可能出現的。既不捨得軍隊傷亡,又不容被干涉地區長期動亂,基辛格外交就不可能全面復活。

中世紀十字軍也是「有機智庫」

突破上述兩難的方案,是美國智庫一直探討的問題。這樣的方案,須符合下列條件:一、有和正規美軍相等能力的軍事人員參與戰事和戰後維和;二、上述人士在戰場出現不會引起內政反彈;三、上述人士可傳遞美國政府不能傳遞的外交信息,讓交戰各方繞過華府便宜行事。

只要正規美軍退役加入國際保安公司,以打工心態承擔軍隊任務,就可符合條件一二。當保安公司發展研究機關,以經濟計算方式和各陣營打交道,以確保前線僱員得到最低死亡率,就會為了達到這經濟前提,來自動從事非政府外交,而且比政府外交更不講求理念,這樣條件三就能達到。上述情况並非遙不可及,相信在下場美國不願直接參與、但為理想為現實都不能不表態的大戰就會出現。

問題是這樣的公司變成有機實體,就要為自己的生存尋找商機,它們的研究部必會研究哪裏「適合」出現戰爭,再肩負影響政府、製造輿論等工作,像商業公司和政府的暗標玩意,自我宣布中標。這樣的實體,其實和現有智庫無大分別,只是它們有直屬武裝和其他機關,毋須單靠捐款為生,更能製造生存空間。那時候,美國政府軍只負責自衛,國民也不容許他們出擊犧牲,「有機智庫」就成為一具跨國活動怪物。

其實中世紀十字軍(特別是後期十字軍)正是當時的跨國有機智庫,他們先製造出兵理據,再從教王和封建領主得到出兵合理性,繼而靠打仗為生,突破國界限制,為自己提供一站式服務,有時又無厘頭和穆斯林妥協,反而攻打其他基督徒,所以有人認為他們都是敵基督。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2月2日星期六

輻射特工案的結構性前瞻

俄羅斯特工利特維年科被神秘毒殺,由於涉及輻射,已被看成大殺傷武器擴散的微型恐怖行為。調查幕後黑手一如估領袖遊戲,屬新君王們的專利,但我們從中不妨預測一個結構性現象,就是涉及特工的政治暗殺會否愈來愈多。

特工缺乏復員制度

9/11 後,美國重新認可特工「維護安全」的行為,大力加強國土安全部的行政裝備,以往屬於聯邦密探和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得到全新支援,進入事業高峰。不少資深特工表面上離開政府,其實是轉道私人機構,例如伊拉克戰爭催生的新興行業「承包商」,讓不少華府友人以私人方式管理伊拉克,內裏自然包括職業特工隊。歐洲各國配合反恐,也普遍縱容特工勢力膨脹。到了今年,反恐需要被調低,連英美都也釀調整政策,國會很可能縮小相關開支,人已在江湖的特工面對失業困境,究竟如何自處?除了自我增值轉型,他們最大的出路就是(降價)搜尋新客戶、特別是各國以外的新客戶,例如黑市大亨、秘密幫派和老實商人,因為這起碼少了叛國的麻煩。

評論員和媒體習慣一切以小見大、無限上綱,其實不少政治趨勢源自非常微觀的切身問題,例如官僚結構如何保障自身利益而影響國際關係,就是美國學者近年發掘的新興趣。冷戰結束後,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大批特工流落街頭,種族隔離後的南非又淘汰了一堆過剩專才,他們除了靠販賣回憶錄度日,就是改投「明主」,於是九十年代恐怖主義全速發展,也復興了僱傭兵這行業。

出兵科威特自辯的「結構性理據」

剛被判死刑的薩達姆庭上自辯時,相當耐心地向法官解釋﹕要是伊拉克不入侵科威特,兩伊戰爭期間入伍的新兵就無所事事,復員又沒有合適工作,「唯有」通過戰爭解決問題﹕ 由於西方當年支持他抗衡伊朗,卻沒有顧及善後,也有他們的結構性責任。當然,各方視之為強詞奪理,但這也反映了不少大趨勢都不一定源自無可無不可的野心,正如蘇聯撤出阿富汗後,西方支持的「聖戰士」在想何去何從,不少人其實想回家,但是英美支援反蘇的資金並沒有包含復員金,於是拉登得到最後勝利,將他們收編成蓋達,也為前線戰士解決了生計,和更重要的身分問題。

由此可見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剩餘戰士,以及英美的過氣特務,都有社會經濟層面的共性,結果前者加入的是恐怖市場,後者則加入非國家特務市場。後9/11特務為顯示反恐時代學得的新技術,來淘汰冷戰遺下的前輩,自然要使用種種奇幻戲劇性做案方法來吸引買家。年前黎巴嫩大亨總理哈里尼被謀殺,就涉及高科技軍隊式炸彈爆破,當時評論就懷疑是某國軍隊所為。「似可敵國」對經手特工來說,是最具宣傳效用的CV,正如這次毒殺俄國特工的高手也被懷疑是政府外腦,百倍身價同樣可期,類似好戲只怕陸續有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1月25日星期六

湯加的中國經濟意象

繼所羅門群島四月排華暴動後,另一太平洋島國湯加又發生騷亂,雖然表面導火線與民主進程有關,但華人還是成為受害人。不少評論相信華商對當地經濟的支配令他們被歧視,也有人認為中式政體成了湯加王室抗拒民主化的樣板,令激進青年恨屋也及烏。其實當中國經濟影響擴至太平洋、湯加一類小國青年又受現代教育,就是當地沒有華僑、中國全面民主,島國的反華意識亦不一定終止。

湯加公主的衛星業務

湯加是太平洋唯一從未被完全殖民的島國,1970年完全獨立,王室成員以肥胖馳名,雖然政體是君主立憲,但國王的獨裁權力從未受監察。在這個人口只有十一萬、就像大型香港屋村的微型國家,王室成了經濟寡頭,控制全國經濟命脈,幾乎所有公司都是國王私人產業。

中國捲入當地內政,源自湯加薩洛特公主(Princess Salote)的衛星業務。事實上,湯加原是台灣盟友,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後,各國爭相與台北割蓆,湯加卻反其道而行,在1972年和台北建交。現任國王圖普五世(George Tupou V)擔任王儲兼外交部長時,和台北過從甚密,直到前任國王在1998年將外交權交予小王子,湯加才忽然和北京建交。據坎特伯雷大學政治學者軒達臣(John Henderson)研究,上述決定是因為薩洛特公主的衛星業務需開拓中國市場,王儲又和台北關係太好,所以才讓小王子下手。公主聲稱和北京建交的原因是「協助傳教士進入中國」,這簡直連她自己也不可能相信。自此中國就和湯加王室的「家族國營生意」連在一起,這對北京來說自然不過,但它卻不自覺扮演了一如美國對拉丁美洲獨裁政權的信託人角色。

樂施會眼中的湯加入世

2005年,湯加成為第150個加入世貿的國家,這是王室的喜訊,因為入世是其家族生意(如手提電話、洋酒、航空)「國際化」的重要程序。然而不少NGO 認為湯加入世是發展中國家被嚴重剝削的超級實例,特別是湯加王室同意對所有進口貨品徵收低於20%關稅,開放電訊、醫療、教育市場,放棄發展工業,被樂施會一類組織評為「史上最差劣」的入世協議,擔心貧民的社會福利會大受影響。

在入世談判過程中,湯加王室和人民的貧富對立愈趨明顯,發達國家自然明白是什麼回事,漁人也自然得利。不少發展中國家曾期望中國入世後,當明白第三世界入世的艱難,會作出一些它們眼中的「仗義執言」。然而北京除了高調恭喜湯加胖王,就是以「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扮演西方定義的「盡責經濟大國」,順道鞏固中湯邦交。對湯加國民而言,這卻成了「不盡責」的表現。

總之太平洋島國的排華潮並非偶發事件、也不是華僑和土著內爭,而是國際政經的結構性問題,可能比湯加國王的結構性身形問題更無可救藥。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1月18日星期六

民主黨「大勝」的背後:利伯曼和查費爾的故事

美國中期選舉過後,鷹派圖騰拉姆斯菲爾德終於下台,各國形容為「美國變天」,一廂情願寄望「後布殊」時代到來,也一廂情願寄望民主黨兩年後贏得總統大選。不過,當我們閱讀民主黨「大勝」,當發現這結果無疑是美國兩黨鐘擺效應的顯示、反映選民求變,卻不代表布殊這些年來大力推廣的新保守主義不受歡迎,反而可能加速民主黨「新保守化」。

戈爾前副總統拍檔退黨當選

其中一個具啟發性的例子是康涅迪格州參議員選舉。筆者當年留學身處該東岸州份,多少明白當地居民視民主黨人利伯曼(Joe Lieberman)為萬年領袖,就像甘迺迪家族在麻省的地位無可動搖。利伯曼1989年開始當選參議員,2000年獲戈爾選為副總統拍檔,成為第一位競選副總統的猶太人,搶去不少傳統支持共和黨的猶太票。

近年他的立場和共和黨愈走愈近,包括投票支持耶魯同窗布殊攻打伊拉克,以及認可新保守主義的基本道德和市場立場,更不用說身為猶太人要挺以色列到底,雖然依舊對環保一類共和黨忽略的議題窮追猛打,但已被視為布殊隱形盟友,因此在今年康州民主黨初選被當作叛徒,失去黨提名資格。此後他退黨以獨立身份參選,擊敗兩大黨候選人連任,其中共和黨候選人只有10%選票,反映傳統共和黨支持者都改投利伯曼,共和黨重量級大老包括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新保守主義精神教父布克萊等群起支持他,不少民主黨人也不介意他的叛離和新保守傾向——只要他不是共和黨員就好。

羅德島「共皮民心」參議員連任失敗

另一標誌性選舉出現在另一東岸重鎮羅德島。該州現任參議員共和黨的查菲(Lincoln Chafee)屬黨內自由派,貧苦出身,支持由墮胎到平權政策的非新保守教條,被視為「共皮民心」。這次他連任失敗,被民主黨保守派挑戰者懷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取代,後者初選時面對走激進民粹反戰路線的對手希勒(Carl Sheeler),已顯示其右傾的一面。如此結果,反映選民並不真正在乎候選人的具體傾向,只相信共和黨當權已久,是時候推倒重來,否則就造就長期霸權。難怪查菲敗選後表示考慮退出共和黨,更聲稱民主黨得勝是「好事」。

不少民主黨智庫近年鼓吹檢討策略,提議傚法共和黨爭奪宗教道德高地,因為民主黨原來就代表耶教正統,而新保守主義已成為美國國教,只能向右走才能和對手一較高下。事實上,民主黨掌控兩院可以是一大危機,因他們為了維持並不充裕的優勢,很可能被黨內右派牽着走;反而要是保持在野身份,就沒有這樣的包袱。到了 2008年,很可能兩黨的官方路線會出奇地相似,屆時選民對共和黨的厭惡業已消減,民主黨要是還沒有發展出獨特的意識形態,無論是誰當選總統,都不見得會走和布殊截然不同的路。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1月11日星期六

埃及恐怖盲俠與9/11前後傳(下)

上周我們談及埃及恐怖盲俠拉赫曼與蓋達的政變。其實他之所以一度比拉登更恐怖,除了他的宗教背景,還因為他有在美國本土活動的潛能。

9/11前傳:美國獨立日大襲擊?

蘇聯撤出阿富汗後,拉赫曼輾轉來到北美,極富野心地強化蓋達美國支部。在西半球,他就是「聖戰」最高領導,受不少清真寺教眾盲目支持。大概因為他是中情局舊部,華府雖然明白其反美意識,但還是「念舊」地准許盲俠入境(另一說法是美國甕中捉鱉,但觀乎當時克林頓的外交,不似有如此遠見)。

我們熟悉的9/11早在1993年已有前科:當時是以汽車炸彈襲擊世貿大樓地面數層,幕後黑手正是拉赫曼。襲擊成功後,拉赫曼策劃了鮮為人知但更大手筆的美國獨立日大戰,計劃同時向華盛頓五大地標發動恐怖襲擊,包括聯合國總部、聯邦調查局總部、以及交通三大樞紐林肯隧道、荷蘭隧道和華盛頓大橋。一切就緒,拉赫曼卻在6月被捕,被判終身監禁,目前依然服役,多次以停止服食糖尿病藥、進食m&m朱古力諸如此類的把戲來「激勵反美士氣」,還通過左翼律師對外發號施令,包括號召穆斯林殺光猶太人云云。整個獨立日計劃的基本元素,例如同步襲擊、戲劇效果、恐慌計算,都為日後的蓋達代表作埋下了伏筆。拉登成功在美國本土策劃9/11,拉赫曼的網絡居功至偉。

拯救盲俠運動:埃及幫架空拉登?

不久埃及幫另一巨頭扎瓦希里解散自己的派系埃及伊斯蘭聖戰,全面和蓋達整合,成為拉登頭號助手和組織發言人。這固然可以說是拉登的成功,但何嘗不可以看作是埃及幫挾持蓋達?盲俠嫡系伊斯蘭教團則有萬多人拒絕加入,對拉登拒絕營救拉赫曼相當不滿,情願分道揚鑣,開始返回在地化原狀,只搞針對埃及的恐怖襲擊,特別要打擊旅遊業,以圖換取埃及政府向美國施壓。死了五十多名外國遊客的樂蜀大屠殺就是教團營救盲俠的最大手筆,日後開羅政府都要動用軍隊護送遊客參觀古文明。

今天拉登生死成疑、扎瓦希里則不斷出鏡,假如他能夠和盲俠嫡系搞好關係,遙奉獄中的拉赫曼為精神領袖,其實完全有資格自立門戶,將蓋達據為埃及人己有。蓋達網絡無論缺了誰也不要緊,埃及幫集體出走卻可以致命,因為他們掌握了組織最基本建設,必要時還可以和兄弟會融和。扎卡維死後,繼任所謂蓋達伊拉克支部領袖的穆哈吉爾(Abu Hamza al-Muhajer)又是埃及人,也是瓦扎希里的埃及伊斯蘭聖戰舊部。他改變了扎卡維的游擊戰略,只號召下屬綁架在伊拉克的西方承包商,目的就是要美國釋放盲俠,反映埃及幫的影響已愈趨明顯,令「顯赫一時」的蓋達跨國公司可能打回各自為戰的原形。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拉赫曼固然是恐怖元老,但難道不可能成為蓋達分裂的靈魂?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1月4日星期六

埃及恐怖盲俠 與蓋達分裂政變(上)

今年是埃及樂蜀恐怖屠殺9周年。大概我們對慘劇已經淡忘,所以更應回顧幕後黑手、曾名列美國頭號敵人的「埃及盲俠」拉赫曼(Omar Abdel Rahman)的故事。雖然他今天身陷牢獄,但以其曾經滄海的輝煌履歷和群眾基礎,不但可能東山再起,甚至可能成為蓋達分裂的催化劑,對此評論員不可不察。

「埃及幫」的歷史淵源

蓋達自稱是「國際跨國組織」,成員理應不受國界限制,只為伊斯蘭原教旨理念大業服務。就是以斬首成名伊拉克的扎卡維,正如本欄多次介紹,都不過是一個約旦小派別的領袖,因為受美國吹捧,才被拉登順道委任為「蓋達伊拉克教長」。他的死對蓋達毫無影響,就是他當年率眾自立門戶,也組不成「約旦幫」或「伊拉克幫」,不能獨成氣候。

「埃及幫」在蓋達、乃至整個恐怖體系,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地位。早在大半世紀前,埃及伊斯蘭理論家庫特卜(Sayyid Qutb)就被視為原教旨主義理論先驅,後來被埃及政府處決,成為殉道烈士,身價被愈抬愈高。他的意識形態盟友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於1928年在埃及創立伊斯蘭世界首個現代網絡﹕穆斯林兄弟會,企圖通過建立慈善社會福利網的方式,推廣伊斯蘭「最純正」版本,繼而影響政局,乃至奪取政權。正是因為兄弟會有此企圖,它在埃及獨立後受到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打壓,不少領袖被囚禁、被處決,激進成員轉型為廣義的恐怖份子,而且網絡愈播愈廣,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出現了支部。在近代埃及,兩個最著名的恐怖組織也是源自兄弟會,一個是「埃及聖戰組織」,領袖名叫扎瓦希里,是目前蓋達二號人物﹔另一個是「伊斯蘭教團」,領袖就是雙目失明的教士拉赫曼。

拉赫曼與「蓋達第一政變」

拉赫曼和拉登輩份相當,因為涉嫌暗殺埃及總統薩達特,而走到阿富汗參加抗蘇聖戰,並在那裡和今日的蓋達高層互相認識,結成知己。自此拉登逐步放棄了自己的沙特阿拉伯血緣,受到拉赫曼和扎瓦希里為首的「埃及幫」影響,開始產生抗蘇以外的全球野心。蓋達前身原來稱為「阿富汗服務局」(MKK),是由拉登的精神導師亞森長老(Abdullah Azzam)一手創立,目的是建立自救的穆斯林網絡,希望在蘇聯撤軍後化網絡為實體,由阿富汗、巴基斯坦開始,慢慢建立正式的政權根據地,恢復古老的阿拉伯哈里發帝國。

但負責組織籌款的拉赫曼一直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在北美各地有廣泛聯繫,比導師更有「國際視野」,希望更快可以出現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於是 MKK出現嚴重路線分裂,最後埃及幫大勝,亞森長老及其家人在1989年前後分別被暗殺,外間相信是拉登在埃及幫支持下發動的同室操戈慘劇,自此現代蓋達正式登場,這就是拉登和埃及幫全面結盟的開端,也是蓋達分裂隱患的開端。(待續)

2006年10月28日星期六

「中式顏色革命」 之蒙古回歸實驗

北京經常批評「美國霸權主義」利用民主自由包裝野心,無論是伊拉克式軍事干預還是中亞顏色革命,都是「粗暴干涉內政」。近月內地某學府討論區流傳一份《蒙古回歸中國計劃書》,從蒙古國會第43次有議員要求和中國合併談起,建議搞一場「類顏色革命」,內容普羅大眾都能明白,背後則以兩個新興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為基礎,一反中國不懂用西方話語反西方的常態,值得詳讀。

安德森的「想象共同體」理論

根據計劃書,中國應為蒙古回歸作下列準備:

一、 建立蒙古大學,讓蒙古學生免費入學,培養親華的蒙古少壯派,「何况蒙古只有250萬人」,要顛覆很容易;

二、 鼓勵中蒙人民和親;

三、 加強經濟交流與援助,形成蒙古經濟對中國和人民幣的依賴,並以2004年雪災襲蒙而內蒙損失遠低於外蒙的例子,樹立內蒙為「進步樣板」引誘外蒙回歸……

計劃似乎和歷代同化無甚差別,但其實它並非單要將蒙古融入中國,而是要重新定義何謂「蒙古民族主義」,也就是希望下一代蒙古人在強調獨立自主的同時,尊重「蒙古民族源自中國」的「客觀事實」,製造「新蒙古人」。如此定義頗為符合英國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的基本論據。這本書認為近代的新獨立國家鼓吹的民族主義,屬於「第四波」民族主義運動,不過是歐洲民族主義的「盜版」、後殖民建立身分的「現代想像」。這些偽民族的想像,往往只能和個人最無可選擇的事物(例如出身地、膚色、語言等)有關。似乎蒙古回歸報告的作者相信現在的蒙古民族主義根本是近代人為想像,根基不牢固,才有信心建構親華的「新蒙古想像」。否則假如對象是印度,由於當地民族主義並不屬於「想像共同體」實例,中國就是以同樣方式搞同化也不會奏效。

國際建構主義的中國應用

與此同時,回歸計劃又提出下列宣傳程序來爭取國際輿論:

一、中蒙是兄弟關係,中國將給蒙古以最無私的幫助建立最純潔的友誼;

二、中國派遣優秀人才幫助蒙古進行現代化改造;

三、中國永遠支持蒙古宗教自由的願望;

四、中國支持蒙古國會提出的「回歸中國全民公投」,因為這是民主自由的最佳體現;

五、最後強調蒙古是中國內政。

上述程序關鍵是先按美國制訂的普世價值,強調雙邊關係、現代化改革、民主自由,接着才鼓動親華力量根據上述普世原則進行「回歸公投」,完成一場中式顏色革命,不像對台灣那樣先宣示國家「自古以來」的主權。如此一來幾乎就是美國的玩法:當年冷戰終結,就和這類建構主義取得話語權息息相關。今天居然有中國愛國精英照辦煮碗,憑普世價值建構蒙古變天的國際輿論,不知美國人應說孺子可教,還是哭笑不得?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0月21日星期六

南非放棄核武可應用於北韓?

當北韓根據新現實主義教科書演繹擁有核武的理據,各國則強烈要求金正日重回談判桌,甚至建議它主動放棄核武云云。主權國家主動放棄核武的案例並非沒有,除了向俄羅斯交回核武的白俄、烏克蘭和哈薩克,曾擁有六枚半核彈的南非也在自動繳械之列,被學者嘉許為無核化的「南非協商模型」。南非無核化後似乎國力無損,地區和平也得到改善——不過還是有後遺症的,而且長遠而言對世界的影響尚未可知。今天的北韓,不可能沒有參考。

南非的「核威脅三階段論」

南非在二戰時已探測出世界第三大鈾礦,生產核武可算得天獨厚。當然,不少非洲國家都有鈾,西非尼日爾即為其一﹕美國為「證明」伊拉克擁有核裝備也拉尼日爾下水,建構了兩者的邪惡交往。無人相信尼日爾有製造核武的能力,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白人政權卻有此技術,因為它像以色列那樣,一直得西方暗中支援,開發過程幾乎毫無難道﹕1978年決定核化,一年後就成功核試。

南非生產核武又是新現實主義的範例。當時蘇聯支持的南非鄰國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相繼革命成功,南非佔領的納米比亞可能被共產勢力攻陷,國內黑人又走暴力路線,令南非白人認為核武對安內攘外都是秘密武器,並將核威脅過程分為三階段﹕

一、既不承認、又不否認擁有核武﹔

二、受到攻擊時,主動向西方透露擁有核武,以此勒索它們以常規武器援手﹔

三、若西方拒絕,則高調核試來宣示捍衛主權的決心。

此外據說還有第四階段,即宣布國家擁有可攜帶核彈頭的中程導彈,以示其核威脅足以擴大至其他地區。而金正日也是在西方壓迫、勒索傳統盟國(中俄)不遂的情况下,「高調核試來宣示捍衛主權的決心」。

棄核掌聲的背後

後來冷戰終結,非洲南部小冷戰亦緩和,核震懾被看作不恰當投資。加上白人不願未來的黑人政府獲得核武,西方又擔心「黑核」是噩夢的開端,所以末代白人總統德克勒克毅然宣布自我銷毁所有核武(這也是他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主因之一)。想不到自此南非核科學家和國際走私市場合流,兜搭上巴基斯坦核武之父卡迪爾汗,一同經營核黑市,令世界不可測性加大,而這是南非白人掌控核武時不可能出現的,正如金正日的北韓亦不大可能走私核武予恐怖分子。何况南非在今天的多元文化包裝以外,白人和黑人極端民族主義者都支持恢復核試,這又為政權內部增添變數。

更甚的是按新現實主義邏輯,非洲實現了無核化,穩定卻更難,因為南非失去一言九鼎的力量,這種力量從何而來又未有定案(反愛滋﹖經濟﹖文化﹖反霸﹖),利比亞、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埃及,乃至剛果都在爭奪對非盟的主導權,這又是一個混沌。從中可見,要求北韓放棄核武固然不設實際,就是站在地區和平立場,這亦不是唯一的鐵律。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0月14日星期六

北韓核試 與華爾茲主義

北韓核試後,有評論認為國際均勢出現新變數。其實金正日政權的不可測性和騎呢性雖然眾所周知,但北韓不是蓋達,好歹是主權國家,也要受主權國家規範約束。對這題目的研究,以往被新現實主義(neo- realism)學派壟斷。它的奠基人華爾茲(Kenneth Waltz)是國際關係奠堂級權威,曾在1981年發表題為《核武器傳播﹕愈多可能愈好》的論文,引起廣泛爭議,論點至今不改,引證北韓,亦有參考價值。

核武緩慢擴散有利國際穩定﹖

華爾茲出道前,「舊現實主義」相信牟取最大利益是主權國家綱領,以戰前各國為研究對象。華爾茲則提出國家不過是為了牟取最大安全、而不是無限擴張版圖或利益,並以冷戰均勢為案例。北韓宣傳主體思想、搞武器增值,就是典型的擴大安全、而不是利益的華爾茲行為。

為何更多國家獲得核武器可能對穩定有利﹖據大師所言,核武「橫向擴散」的速度相當緩慢,但各國都希望得到這資源,國際秩序就得以固化在這個緩慢的競賽,出現其他不可測危機的機會就會減少。換句話說,假如各國一年一國接踵獲得核武、又能大量增加核武數目,這擴散速度才會改變國際秩序﹔假如根本不可能有新國家獲得核武,國際格局又必會出現新遊戲,否則各國就沒有目標奮鬥。唯有每十年出現一個新核國,世界得以維持均勢,又容許其他國家慢慢崛起,和平就得以落實,所以北韓核試也是延續舊體系而已。

核武令國家更有責任﹖

華爾茲認為新核國將變得更有責任,因為它們明白僅有的核武只能構成震懾,而不能應付一旦出現核戰的第二波攻擊。核武能協助這些國家增加守土本錢,但不能為它們得到霸權。今日北韓和剛獲核武時的中國、巴基斯坦、南非白人政權一樣,都不是民主國家、都有狂人蹤迹,但這並不代表它們的核武特別瘋狂。以巴基斯坦為例,假如它以常規武器處理克什米爾衝突,第三國關注的機會微乎其微 ﹔但動用核武,則肯定惹來國際干涉。核武的存在,反而令這類非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更趨精緻,對主動出擊更趨謹慎。它們的領袖比民選領袖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備而不用的形式核武對它們最有利。

當然,新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國際社會屬於無政府狀態,那樣核和平才奏效。各國更擔心的是非主權國家獲得核武技術,那樣國際格局既被扭轉,又不會令這些組織受責任規範。這解釋了何以巴基斯坦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幕後黑手,但從未想過將核武移交予可能變成非國家個體的塔利班。假如核武落入塔利班盟友蓋達手中,這對所有主權國家都是挑戰,巴基斯坦辛辛苦苦通過核武擴大的國家安全,也就不再存在。北韓核試也好、下個核武國家出現也好,都不同蓋達核試,整個國際形勢並無改變,而且一切緊跟舊舞步,還會更難改變,這正是華爾茲主義一廂情願的未來華爾茲。

2006年10月8日星期日

乍德湖之死-戈爾電影的超限閱讀

【咫尺地球】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脫離政壇糟粕,明智地從良為環保先鋒,逐漸受各國吹捧,其紀錄片《絕望真相》難得叫好叫座。電影引用非洲乍德湖大幅萎縮來論證全球氣候變暖的禍害,是最具啟發性的例子之一。啟發不在環境議題本身,而在於一個逆向邏輯﹕既然自然景觀能在一代人的時間(而不是一千年)迅速改變,反過來說野心家為了政治原因,同樣可以假手自然。

聯合國的「水資源戰」預言

乍德湖原名「乍德海」,在古埃及時代還是黑海、裏海那樣的內陸海,面積達40萬平方公里,比日本還要大。在冷戰時代,它萎縮至2.5萬平方公里,面積相當於以色列。到了21世紀,剩下的只有1500平方公里,比香港也大不了多少。趨勢如此驚人,簡單一句戈爾式「氣候變暖」自然不足以解釋全局,因它也和非殖化進程息息相關。

乍德湖原來連接四國﹕乍德、尼日利亞、尼日爾、喀麥隆。四國獨立前分別是英法殖民地,殖民政府只是掠奪天然資源,卻沒有濫用湖水。四國獨立後,都利用乍德湖支援國內大規模灌溉系統,它們內部又叛軍林立,都在爭奪水源,乍德湖就變成零和遊戲的犧牲品。時至今日,除乍德以外,和其餘三國接壤的乍德湖差不多已全部變成沼澤。

聯合國的《世界水發展報告》和前秘書長非洲人加里都曾預言﹕爭奪水源將成為未來戰爭主因。乍德過分開採立國之本乍德湖(「乍德」原意就是「湖」),和大量蘇丹達爾富爾難民逃到南乍德息息相關﹔而整場達爾富爾內戰,又是當地水源缺乏的後遺症。一切循環孽報,似已開始。

解放軍將領的「生態戰」

別以為生態環境戰是狂人奇想。二戰期間,連貌似理性的蔣介石也決定打開黃河堤壩缺口,希望延緩日軍攻勢,怎料一發不可收拾,令整條黃河改道,造成大水災,死了數十萬人,就是爛透的生態戰典型。911後,解放軍將領喬良、王灀穗合著的《超限戰》在美國軍部風靡一時,內裏將生態戰列為「新恐怖戰」一環,定義是「運用現代技術對河流、海洋、地殼、極地冰蓋、大氣環流和臭氧層的自然狀態施以影響,通過改變降水、氣溫、大氣成分、海平面高度、日照及引起地震等辦法破壞地球物理環境或另造區域生態」,確是相當恐怖。

問題是從乍德湖案例可見,就是沒有「現代技術」,連非洲國家也有能力消滅一個大湖,從而影響鄰國﹔拉登假如懂得襲擊格陵蘭,加速冰川融化,來一場水淹美加七軍,「效益」必然比911更大。美國設立國土安全部以來,說是將反天災和反人禍合二為一,客觀來說反人禍的成效不差,反天災從去年Katrina(卡特里娜)風災所見就適得其反。至於對天災人禍一體化的生態戰防禦,似乎還是當巴斯光年看待,甚至要翻譯解放軍著作自醒,這行為本身就教內地專家噴飯。

2006年10月1日星期日

「足球黑奴」政治與全球化一條龍

【咫尺地球】英國足總爆出領隊買賣球員收受回佣醜聞,喀麥隆球星伊度奧成為歐洲足球先生大熱候選人。兩則似是互不相干的體育新聞,其實同屬一個可被稱為「足球黑奴」的宏觀體系。

《超級女聲》摩洛哥足球版

「足球黑奴」是歐洲新名詞,泛指由第三世界入口的廉價球童,其中有潛質又幸運的可能受大球會青睞、甚至成為世界球星,絕大多數卻流落街頭,被「叮」過程每遇上戀童班主,親人還以為是青雲路。這現象不斷惡化,固然與全球化人口、資本流動有關,也和「中介人」邊際利潤奇高的職業有關,但還有其他被忽視的既得利益者,依附這體系而生。

當年黑奴貿易全賴本土經紀才能成事,最踴躍輸出同胞到海外為奴的是加納阿散蒂土王,因為他認為輸出鄰近黑人,也是鞏固政權的方式。時至今日,球童顯示天分也要經過包裝,窮國國內的培訓學校、地區球探,像當年的阿散蒂土王,已包辦人口買賣遊戲的首部分。球童發掘成為社會風氣後,甚至連這個發掘過程也變成《超級女聲》一類娛樂。例如摩洛哥國營電視台推出名叫《黃金足》的節目,在全國各地轉播,內容就是在海邊發掘球童,好將他們賣到歐洲。

雖然一些官員(像曾任體育部長的球王比利)曾立例禁止出售未成年球員到海外,但每當窮國國家隊揚威,元首都大肆鼓動廉價民族主義,認為韋亞、伊度奧、簡奴都是國民好榜樣。除了擁有土產球星這份虛榮,各國出口球童的盤算,也和菲律賓出口菲傭相差無幾,那就是靠他們帶回外匯,並減低人口壓力,為低教育的一群找出路。

期待艾巴莫域又一蝴蝶效應﹖


球童無依無靠,不是成為流氓就是任人魚肉,自然成為地下勢力的新血。這些「前運動員」新血,又和黑幫另一新血「後運動員」合流﹕由於盛產舉重手的中、東歐國家缺乏退役配套,運動員宣布歸隱,往往變成社團打手。

要打破惡性循環,也許還是要用回資本主義的手段。以俄籍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為例,由於他投資足球是為了洗黑錢和形象建構,以應付國內政潮,他的思路就和同行明顯不同。例如他並非單單收購球員,而是乾脆收購南美小球會來訓練球員,只把少數通過測試的引進歐陸,剩下的還可以打次一等聯賽,無形中取代了地區球探的角色,又比足球學校多做一步。他雖然不理會大牌球星在車路士被淘汰的問題,卻願提供綜合教育予球童,讓被淘汰的一群不會敗壞名聲。當他在全球建立支部以證明自己的跨國身分,他旗下的足球基地就成了一個整體。這類體系又是新的「非國家個體」(NSA),足以降低足球商業各層transaction cost(交易開支),不少大球會已加以仿效。只是恐怕制度未成,「足球黑奴」暴動已在歐洲出現。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9月23日星期六

反民主的民主守護神﹕ 泰國兵變的土耳其模型

持續一年的泰國政治亂局,在一日之內由一場兵變清場。對上次民主選舉反應冷淡的「民意」,居然以八成支持力挺兵變,認為它既解決了民主制度不能解決的問題,又懂得「還政於民」,無損於「人民力量」的完整,簡直是民主守護神。要全面掌握這個奇怪的邏輯,我們應參考土耳其的故事。

軍隊制衡﹕「土耳其民主」的「第四權」﹖

土耳其是西亞最早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之一,但那支龐大的百萬大軍(以及職權獨立的總參謀長)喜歡干預政局,幾乎每十年一兵變。人民卻把軍隊視為最可靠的公職人員,對歷次兵變一面倒認可,反而對民選上台的政客寄予犬儒式嘲諷。美國布殊和戈爾的問題選票不能由民主機制解決,司法機關就一錘定音﹕這個角色在土耳其,就換成了軍隊。

土軍為顯示干政不是為私利,自命為捍衛國父「凱末爾主義」的衛士。每次策動兵變的官方原因,都是「現政府違反國父遺訓」。例如1997年的兵變,源自總理伊蘭巴汗的激進伊斯蘭政策,軍隊認為那扭曲了凱末爾的世俗主義﹔又如1960年的兵變,源自執政人民黨政府拒絕干預通貨膨脹,造成社會動盪,違背了凱末爾的「國家主義」(statism)。

值得留意的是土耳其兵變有「進步」的潛規則,包括軍隊出動前會公開知會政要,1997年那次甚至未正式行動,政府已垮台,因此被稱為「後現代政變」 ﹔土軍接管權力後一般迅速還政於民,不過會重設遊戲規則﹔發動兵變的都不是年輕激進軍官,而是「穩重」的高層。這次泰國兵變,就頗有土國影子。

民主化過程的宏觀調控機制

上述模式的理據,就是民主化在一人一票以外,還需要其他宏觀調控,否則中央和地方、富人和窮人、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的矛盾就容易失控。美國立國初年的政制今天看來也相當不民主,開國總統都作風獨裁,只是制度不斷修正,才有今天的民主和穩定。

如此立論大概是政治正確的,但軍隊干政自然不是唯一答案。各國都知道這個民主悖論,回應方式不外四種。第一是「民主條件過渡論」,認為必須逐步擴大民主才能保持穩定、才能測試最有效的制度,特別是東方各國有見英美如此步步走來,也希望抗拒「一步到位的民主」。第二是讓大國成為宏觀調控的機制,例如加勒比海民主多受美國訓政。第三是依靠軍隊、王室、宗教領袖等國內權威進行調控,像土耳其、泰國、柬埔寨、伊朗等國確是有民主制度,但「必要時」可以推倒重來。第四是設計針對族群、城鄉、地方撕裂的憲政,像美國憲法那樣,確立多重制衡的原則。泰國民主的問題,只是沒有完善的框架規劃。八成民意不是反對民主理念,不是滿意軍隊干政,不過是支持由第三到第四類民主的過渡。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9月16日星期六

由李鴻章的濃痰談起

溫家寶出訪歐亞四國,內地媒體乘機宣傳「中國責任論」,認為這是百年中國最風光的時刻,一些外國媒體對此不無贊同。百年前的英美報刊,同樣對晚清大臣李鴻章的全球訪問好評如潮,那位屢敗老漢的尊重,頗像今天對中國責任的溢美。是否只是巧合﹖

百年前國事訪問的風光與走光

當年李鴻章走遍歐美八國,率領的是中國首個高規格國際代表團。他辦洋務三十年,懂得形象塑造,被稱為「東方卑斯麥」,路過之處萬人空巷。西方各國都以最隆重禮節恭迎這位元老,沙皇更將他放在大典貴賓首位。雖是利益掛帥,但當事人也面目有光。

然而外訪途中,李鴻章還是鬧出大量笑話。例如他在英國探訪舊友常勝軍的戈登將軍遺孀,獲贈名犬,以為是食糧,回去把牠烹食,還回信道謝。荷蘭女王伸手讓他行吻手禮,李誤會是索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國宴招待,李先是喝光盤內洗手水,又把蠔殼狠狠擲在地上,難得女王帶頭照做一遍,全體貴族只得跟隨。最經典的是中俄談判期間,李鴻章不斷將濃痰吐在名貴地氈上,清潔女工即吐即抹,彷彿天經地義。

「自我東方化」Vs「自我責任化」

奇怪的是各國對「李中堂風度」依然嘉許,其風頭絕非當代中國領袖可比。原來李鴻章畢竟是洋務專家,了解洋人心理,明白各國對他的興趣除了建基於現實,也因為他是啟蒙時代「中國熱」以來,首位有血有肉的東方元戎級訪客,被看成是孔子代言人。他知道國力軟弱、有洋人要他出醜,有時也真的出了醜,有時卻只是故意在服飾以外顯示更多「中國特色」(例如認為吐痰是氣派體現),就是要刻意建構一個「自我東方化」的幻影,像張藝謀導演的傑作一樣,在西方期許下自信地做出種種人家要求的東方主義行為,以為這樣既能滿足他者獵奇的慾望、又能遵守國際遊戲規則,相信外人的東方主義幻想足以包涵一切失禮。誰不知這是放棄了根本話語權﹕李鴻章熱過後,隨地吐痰的華人被無情嘲弄,新一代外交官再也不能建構更有利的的東方。誰叫你主動奉迎人家的潛規則﹖

今日中國國力,當然和晚清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中國雖然努力配合英美對「中國責任」的期盼,亦相信各國的肯定,足以抵消「盡責」過程的爭議行為(例如借反恐打擊疆獨),卻少有注視「中國責任論」也是典型西方話語。當中國外交落入西方話語體系,就成了「自我東方化」以後的「自我責任化」。這就像冷戰後期,西方政府利用民間建構的自由價值觀,讓蘇聯受到語境制約﹔蘇聯原來以為那是衝擊美國的左翼反戰文宣而不加戒備,結果逐漸喪失話語權,終至崩潰。蘇聯成立國內人權小組的一刻、李鴻章吐痰的一刻,都受盡國際尊崇﹔中國盡責反恐的一刻,亦復如是。然後呢﹖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9月9日星期六

911五周年﹕美國維園阿伯的抗一體運動

在三年一世代的現代社會,5年前的911已成了歷史陳迹。我們對布殊主義在國際現實政治的進展探討多時,卻往往對美國本土的後911演化視若無睹。其實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不是911的最大影響,美國如何借911深化對抗全球一體化的意涵,才是百年樹人的事。

死灰復燃的集權政府

學者無論左右,大都相信國家主權在全球化時代逐漸弱化,政府權限對內必須與企業和公民社會共享,對外免不了和各式跨國組織拉扯。歐洲國家有見及此,一方面化被動為主動,積極拓展歐盟權力,另一方面則務實地和跨國企業、壓力團體建立共生關係,其實是變相分權。

布殊治下的美國卻乘911之機,搞出一個比民主黨時代更集權的政府,不時情願對美國立國的基礎——分權政策——按下不表。在冷戰時代,中情局和聯邦密探會就各自利益爭權奪利,造就了互相監察的客觀效果﹔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天天摩擦,也確保了中央政府難以獨裁,不像布殊的國土安全部那樣,能夠將所有國安權力歸於中央。這種集權不會有利於建立社會福利安全網一類舉措,因為這不是布殊那杯茶,卻對新保守主義主導價值研判和道德教育大有幫助。即使是民主黨上台,似乎也不會放棄這台大機器。

欲蓋彌彰的白色國度

這台機器的最重要產品,自然是鼓吹了建基於「非普世價值」的愛國主義,並讓其通過種種安檢措施加以落實。又是在冷戰時代,美國由於要吸引對方陣營「投奔自由」,宣傳凡是認同民主、人權、自由的所有人,都可以申請成為美國公民(是否批准當然是另一回事)。但冷戰過後,美國發現白人所佔的人口比例愈來愈小,下降速度比預期快得多,於是反移民勢力重新興起,並和新教保守派結盟,以「捍衛新教文化」之名主張「重建美國」。由於美國不像加拿大前總理杜魯多那樣開宗明義提倡多元文化主義,少數族裔要是不能融入新教文化這個大熔爐,就合理地受到排斥鄙視。所以美國對「唐人街式華人」的觀感,比加拿大對同類華人的觀感更差,加拿大也對美國搞的愛國運動不以為然。美國人卻擔心長此下去,全球都在說民主人權,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年代真的出現,他們還有什麼辦法判辨「我們」和「他們」﹖

原來這些暗流,只會留待白人真的成為少數民族時才一併激發,但911令上述主張的政治不正確成分一掃而空,因為「非新教文化」,包括其他文明、以及那些反布殊的自由主義者,已被重量級右翼學者認定是危害美國、鼓吹「價值虛無主義」的元兇。假如沒有911,這些受美國中南部維園阿伯全力支持、與內地國民教育不遑多樣的愛國邏輯,怎可能堂而皇之地推論出「新美國精神」﹖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9月2日星期六

蘇丹機場「laptop反恐」解讀

正當西方為機場反恐忙個不停,又是禁藥又是禁水,非洲蘇丹也走在時代尖端,實行更「進步」的機場保安﹕凡帶手提電腦入境的旅客一律要將之交出,讓保安仔細翻查,24小時後或可奉還,程式和資料卻已不翼而飛。據蘇丹政府解釋,這是為了防止「危害國家安全」和「破壞社會風氣」的資訊入境,由敏感檔案到色情圖片都是刪除對象。來自美國的記者和志願人員尤為重點目標,近日就有美國駐蘇丹記者因laptop資訊,和程翔一樣,被當作特務拘捕。

為何救援人員進入蘇丹,會為政府帶來「恐怖後果」﹖大家如不善忘,應記起近年最嚴重的飢荒,正是出現在蘇丹的達爾富爾(Darfur)地區。美國一輪猶疑,終於高調賑災。問題是達爾富爾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導因是當地黑人分離主義分子鬧獨立,阿拉伯人主導的中央政府縱容「民兵」屠殺達爾富爾人。「達獨」的最大誘惑,無疑是埋藏地底的新發現油田。

志願人員是「恐怖分子」﹖

蘇丹政府認為美國遲不遲早不早,偏偏在這時關注達爾富爾,自然是為了石油。何况目前的蘇丹石油最大買家,正是美國能源政治的新對手中國﹔中國對蘇丹的捍衛,也比當年對伊拉克的敷衍表態積極得多。宣傳「反恐」,是不會讓中國默許美國推翻蘇丹政府的,除非達爾富爾變成地獄,造成各國不得不重視的人道危機。

今日美國並沒有直接武裝達爾富爾人,卻通過救援人員和白手套鼓勵他們對抗「暴政」。當達爾富爾人使用最原始的手段、以低科技攻擊高科技抗爭,對方的回應就倍加冷酷。結果飢荒惡化為道德危機,自殺式襲擊、人肉盛宴、威脅滅族,都是戰鬥雙方的伎倆。人死得愈多,對美國的蘇丹變天計劃愈有利,美國取得新石油基地的機會,也就更多。

人死得多,石油更多﹖

這個慘烈的現狀,正是本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派非洲部隊到當地維和的背景。一般相信,聯合國現身後,蘇丹中央的執政能力將迅速弱化,達爾富爾一類地區就算不獨立,也會得到類似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那樣的高度自治,讓西方名正言順操控資源。於是蘇丹政府認為西方人入境,會間接鼓勵一無所有的達爾富爾人以恐怖手段衝擊政府,即「傳播恐怖主義」﹔他們的laptop,就是「恐怖物件」﹔政府的回應,就是「反恐」。

這場危機的性質,也就變成無頭公案﹕美國不但要在蘇丹反恐,更要將之上升為普世性的人道問題﹔蘇丹則否認人道危機的出現,並要將其演繹為美國別有用心的「國家恐怖主義」。反正雙方都是先有立場、後有定義的政治傳銷。

諷刺的是兩國機場先進程度固然差天共地,保安的「嚴謹」卻遙相呼應。對蘇丹機場反恐抗拒的美國人,回到自家機場卻默許同級待遇,因他們只相信自己的國度。因反恐之名的恐怖,全在於此。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8月26日星期六

陳馮富珍的勁敵﹕厄瓜多爾總統跳槽之謎

正當中央高調為競逐世衛總幹事的陳馮富珍助選,一位現任國家元首——南美厄瓜多爾總統帕拉西奧(Alfredo Palacio)——卻出人意表加入戰團,將這個職務的吸引力炒得更玄。據一位媒體友人透露,厄瓜多爾是中國以外最讓選情透明的國家,除了在正式報名前就公布競選機密,還主動將總統的CV傳送予香港記者,顯得其志可嘉。然而元首在位時就正大光明鬧跳槽,究竟是為了什麼﹖

國際旋轉門

理論上,世衛一類國際組織領袖的地位和國家元首平起平坐,實際上卻被認為要低半等,頂多由過氣政客或技術官僚擔任。就是國家主權日漸下降、國際組織愈趨重要,政客跨國發展的新選擇,始終是二十世紀的次選——畢竟國際社會難以想像布殊會在任內放棄總統位置,競逐被他看扁的聯合國秘書長職務。歐洲議會議員的地位更是遠低於倫敦下議院議員,英國政客甚至戲謔稱前者是老人院或育嬰場。國際旋轉門的不同位置,始終是有層級差別的。

不過自從出現了兩位歐盟主席,這道旋轉門的上述局限已經被逐步打破。首先是上任主席普羅迪,他當選前曾任意大利總理,在1996年領導國內的「橄欖樹同盟」擊敗AC米蘭班主貝盧斯科尼的右翼政黨,卸任歐盟主席後再於今年當選本國領袖。歐盟在這位經濟學者領導下落實了歐元這項標誌性政策,對親歐派來說,這是壓低各國主權的大功。另一位是現任主席巴羅佐,他在2004年壓倒彭定康一類過氣政客當選,當時他是現任葡萄牙總理,決定跳槽後才急忙找國內接班人。

這次帕拉西奧以現任總統身分參選世衛,而且未表明一旦當選會否辭任總統,再次推翻了一般人心目中「國家元首=仕途終極」的舊概念。自從世衛藉SARS的機會增強對各國衛生的監控,國家元首不能決定的境內衛生政策,卻可以通過掌控這個國際組織,來向所屬國家下達指令。巴羅素對國民說是「為了葡萄牙最大利益」,才放棄總理位置擔任歐盟領袖﹔普羅迪「懂得歐盟運作」的身價,成了他反過來捍衛意大利主權的最大優勢﹔若說身為專業醫生的帕拉西奧,一旦領導世衛,比領導本國更能協助厄瓜多爾改善衛生,也不足為怪。

未解決的接軌和脫軌

本欄年前曾介紹厄瓜多爾的「電台政變」,當時含有雜質的「人民力量」通過電台名嘴號召群眾上街,推翻了靠民粹主義上台的前總統古鐵雷斯。帕拉西奧就是古鐵雷斯的副總統,二人競選時必定一人穿軍裝、一人穿醫生袍,雖然充滿制服誘惑的喜劇效果,卻難免失諸浮誇。帕拉西奧扶正後,自然深知在這個「政變王國」難言強政勵治,而且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關係時好時壞,內政外交都受制於人,並沒有國家元首的風光。出走到國際組織,不但可以繞過國內結構性問題,又可以保存面子,還有機會發揮本行,也許算是上算。

然而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畢竟沒有從屬關係,由總統到總幹事之路,理論上是不能直接銜接的,兩者更可能存在正面衝突。當美國繞過聯合國出兵伊拉克、埃塞俄比亞和IMF因為借貸條件鬧翻,美國或埃國總統的決策,就和國際組織呈現根本矛盾。假如現任美國總統忽然成了聯合國秘書長,卻被聯合國總部強迫交代美國矮化聯合國的十年大計,而又忽然良心發現坦白從寬,這就難免損害本國利益。當國際組織權力繼續膨脹,上述矛盾將會更加尖銳,屆時自當有改革派提出禁止國家元首或高官走進「國家——國際組織」旋轉門,或起碼逼他們「過冷河」。

陳馮富珍一類候選人既能夠「代表」國家,又不過是中國地方一級的前衛生官員、不能泄漏國家機密,也許正是最適合在旋轉門遊走生存的生物。若希望一國兩制的取巧優勢得以繼續發揮,中央可以考慮照辦煮碗提名任志剛為IMF總監、何鴻燊掌世銀、十姑娘管世貿,相信各國都會招架不住。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8月19日星期六

機場反恐狂想曲

英國機場發生流產恐怖襲擊後,連日都有疑似炸彈驚魂。儘管保安人員多番保證航運交通安全,但乘客的「九一一5周年恐懼症」無疑愈來愈升溫。筆者月前剛從英國回來,途中一直在想﹕假如我是自殺式恐怖分子,可以利用哪些機場保安的盲點﹖假如襲擊情報天天出現,飛機的理想保安應是什麼模樣﹖

假如我是鞋殺手……

九一一後,各國出版了大量「反恐戰法」教材,教導反恐要訣,但內容多是普通常識,似乎形式主義重於一切。例如教材講述的「反劫機戰法」,具體內容包括了3 類防範秘訣,其中第一類是「立法防範」,但對自殺式劫機者來說,劫機判終身監禁一類刑法有什麼意義﹖又如美國研製出「中子活化探測器」、「炸藥快速感應器」一類反恐新技術,並將之應用於大機場,是為第2類「技術防範」,但這卻不能避免九一一的根本錯誤,即迷信高科技可以制服恐怖主義,而忽略了無窮無盡的低技術創意襲擊方式。

九一一後,曾出現了一名將炸藥粉末分散藏在鞋內、再企圖在機上引爆炸藥的「鞋殺手」,就是突破上述科技的地獄使者。自此美國訂下「乘客必須脫鞋檢查」的新制度,成為無數喜劇的揶揄對象,這就是第3類「制度防範」。但假如鞋殺手不是把炸藥粉末放進鞋內、而是故意藏在錫克教徒的頭巾內,或穆斯林白帽內,並且事先張揚,希望製造「文明衝突」,機場是否又要規定乘客必須脫巾脫帽檢查﹖經本月流產襲擊的教訓,英國機場將液體列為高危物品,連藥水也不准帶上機,除非有醫生處方證明。然而連中學生也懂得利用醫生紙,恐怖組織又怎會不懂﹖反而要高齡乘客為中藥找一張西方波認可的醫生紙,才是難度所在。

去年12月,美國出現了另一宗經典案例,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哥斯達黎加籍乘客聲稱持有炸彈,被便衣出更的「空中警察」以反恐姿態槍殺,事後證實純屬瘋人瘋語,死者的無辜程度可比倫敦警察同期槍殺的那位「巴西炎夏大衣偽殺手」。事件一如所料,受到大量人道組織批評,但美國官方不忘宣傳整支「空中特警」的效率,順道向國民保證﹕即使鞋殺手再現,在機上也不可能得逞。然而美國人忘了鞋殺手之所以被制服,不過是因為他眾目睽睽下在座位撥弄炸藥。不少評論員相信﹕他根本不想死,所以現在被判終身監禁的他應該很滿意。假如此君去意堅決一點、走進洗手間脫鞋,空警大概也無能為力。

飛機監獄化……

恐怖分子一直未發動針對聽覺、視覺和嗅覺的劫機,各國機場的反恐,也就暫時未顧及這片「三覺留白」。以音波啟動的催眠器為例,它以連體助聽器形式被老乘客帶上機並非全不可能,屆時只要襲擊者事前做好個人防禦,按鈕發放音頻,不難讓乘客短暫入睡,接着就可以便宜行事。20世紀數次針對國家元首的空中謀殺案,都有音頻武器的影子,這並不是多啦A夢的未來法寶。

除非有朝一日,機場規定乘客必須一絲不掛上機,否則這類鬥智鬥力的反恐,永不能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按目前情勢來看,「類一絲不掛」的理念,似乎真是大勢所趨。日後乘客攜帶的飛行物件可能將被分為3等﹕1是寄艙﹔2是隨身衣物(邏輯上以囚衣或三點式為宜)﹔3是護照、藥物、錢包一類貼身物件,一律要在申報後交由機組人員保管,使用時必須由機組人員拿取,地點也要在一個專門開闢的空中隔離室,以杜絕任何借助外物襲擊的機會。

按同一邏輯演繹,機師登機後更應失去自由,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被一道不能開啟的門隔絕乘客及空姐。就算有人劫機、殺光全機人員,只要沒有足以毁滅飛機的炸藥,還是可以避免飛機撞向地面目標的九一一式襲擊。當機師不能和機組人員和乘客溝通,必會令其工作吸引力大減 ﹔空姐由於要兼顧基本保安,也必須比目前以外貌為主的骨幹挺拔百倍,套版形象會由《衝上雲霄》的陳慧珊,逐漸變成前Savantas時代的葉劉淑儀。

如此這般,坐飛機如坐牢,而且是分批坐牢,整個航空業的倫理關係將會徹底改變,這也許就是人力所及的反恐極限。但願有這一天,還是沒有這一天﹖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

北京與非洲乍得復交的抗美密碼

北京與非洲中部產油國乍得復交,令台灣失去了面積最大的邦交國。消息來得不算突然,不過還是令剛打算上機出席乍得總統就職禮的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相當尷尬。然而「令台灣丟臉」並非中乍復交的主軸,也許美國對此還要警惕百倍。

美跨撒哈拉反恐計劃的隱形目標

「911」後,美國將一些原來用在拉丁美洲的預算收回,加強了在「恐怖主義溫牀」非洲的部署,其中最大規模的創舉出現在02年11月,由國務院成立「泛撒哈爾計劃」(PSI),援助撒哈爾地區(Sahel,即撒哈拉沙漠帶)反恐,表面對象是各國的走私販毒集團和恐怖組織,實質效果卻是讓各國圍剿國內反抗武裝,也讓美國打進這片新興石油區。

美國用於計劃的經費其實沒有想像般多,每年都不超過1000萬美元,主要受眾是毛里塔利亞、馬里、尼日爾和乍得4國。PSI讓各國接受,主因是美軍只通過其歐洲部隊訓練撒哈爾各國軍隊,而不是直接駐軍。05年6月,美國見PSI價廉物美,決定將其擴大為包含撒哈爾以外地區的「跨撒哈拉反恐計劃」(TSCTI),與本欄曾述及的「泛中東計劃」、「大中亞計劃」等量齊觀,北非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以及西非的塞內加爾、尼日利亞、加納等被一網打盡,甚至已經「從良」的利比亞也在候選之列。

在整個撒哈拉地區,美國最刻意排除在計劃以外的就是華府眼中的「邪惡軸心外圍」成員﹕蘇丹。蘇丹事實上已分裂為南北兩國,和鄰國關係惡劣,特別由於其支持乍得境內叛軍「改革統一戰線」(UFDC),令兩國多次斷交,乍得也反過來支持蘇丹境內的達爾富爾叛軍(也就是控制饑荒重災區的游擊隊)。

與此同時,中國和蘇丹關係良好,是蘇丹主要援助國之一。美台都相信乍得叛軍愈戰愈勇、甚至有力在今年進軍首都,大概或明或暗曾受中國資助﹔換句話說,中國勢力也變成了TSCTI的打擊間接目標。這次中乍復交,台灣認為是中國以叛軍要脅乍得總統德比,美國則看成是中國在非洲拓展勢力的表現。難怪每有中國領袖訪非,美國媒體都看作是中國「踩場」。

中石油也有跨撒哈拉計劃﹖

目前乍得石油出口由美國支配,而已佔中國石油總入口5-10%的蘇丹石油,則依靠中國修建的輸油管。中國支持乍得叛軍除了是人棄我取,還牽涉具體利益,也就是希望叛軍上台後,會讓中國調控乍得石油出口,屆時乍得石油通過蘇丹港口到達中國,乍、蘇就成了一個整體。誠然,乍得在03年成為石油出口國以來,產量一直受內戰影響,也未能和世界銀行就石油開支達成協議。然而負責拓展非洲市場的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石油)還是一早盯上該國,多年前已從英國公司手中取得乍得一個礦區的25%礦權,一直希望壓倒台灣的中油公司壟斷乍得石油,儘管後者已在今年1月通過「海外石油及投資公司非洲子公司」,取得總面積等於 2/3個台灣的3個礦區探勘專屬權。

假如中乍建交確實牽涉石油政治,蘇丹和乍得的世仇局面,也可能因為中國而改變。若假想成真,這將是中國在冷戰後首次扮演影響第三國石油輸送方向的「美式角色」。

事實上,由於中國無力和美國競逐中東石油,非洲的石油處女地,就是它的最後希望。美國自然知道在整個TSCTI版圖內,有不少中國友人﹔像毛里塔利亞那樣的新興石油國家,預計西方暫時不願以高成本協助其開發產量未明的資源,更乾脆將第一桶油運往中國。TSCTI以外的非洲產油國安哥拉、加蓬、赤道畿內亞,也是中國以往稍佔先機的基地。與美國一切以反恐為名不同,溫家寶訪非時開宗明義強調談生意、兼顧慈善援助,交由中石油在前線打拼,政府角色其實比過去退減。

對中國外交而言,這避免了直接的國與國衝突,省卻無謂的意識形態爭拗,儘管成效存疑,但總算與時並進,少了以往還迎欲拒的矯揉格局。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8月5日星期六

卡斯特羅的先見之明?

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病重,有媒體出人意表地以頭條報道,篇幅比「關心」同期身體違和的本土富豪更詳盡,令人感到風雨欲來。其實卡斯特羅部署接班和過渡已十多年,古巴與國際接軌的勢頭也比一般預料的要強,即使這位碩果僅存的冷戰共黨元老要見馬克思,古巴漸變的可能性,依然比西方期望的戲劇性巨變為大。

再農民化.先富起來


蘇聯解體前後,卡斯特羅即開始靜靜地進行經濟改革。這不同於中國文革後的開放壓力,古巴經濟亦未崩潰至北韓的程度,令古巴成為較有自主性決定改革綱目的共產國家。它在1992年取消國家對生產原料的壟斷,1993年推行片面經濟自由化,1995年容許100%外資的跨國企業入境,1996年實行累進所得稅,都令古巴人民有了全面接受市場經濟的準備。當然,這些改革不如中國規模,改革單位也含羞答答地稱為「國有資產完善委員會」而不稱之為「改革」,但古巴貧富懸殊問題則比中國輕,當局則堅持保留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所以其國內「民怨」亦不能被高估。

古巴經濟改革最受注目的一環,是1994年推出的農業自由市場計劃,也就是逐步廢除國有農場、回復農產私有制、復辟土地所有權一類舉措,甚至連曾幾何時的標誌性「革命成果」——古巴國營糖廠,也被紛紛關閉。根據學者Laura Enriquez在《拉美研究評論》期刊發表的訪談報告,卡斯特羅的改革可說令古巴經濟「再農民化」,結果農民遠比其他受薪階層富有,意外成了「先富起來」的一群。當然,根據典型自由市場派的演繹,例如美洲發展銀行Rolando Castaneda和 George Montalvan的說法,這些改革極其片面,比同樣從共產政權走出來的越南更不如,根本扭轉不了低度投資、高失業率等結構性問題,卻釋放了人民對自由市場的嚮往情感,只會加速現政權的政治失衡云云。但我們也可以說這個再農民化計劃,某程度上重啟了古巴經濟的國內流動,人民有了致富之路,揭竿而起組織「義軍」的美製故事,也就不易出現。

與時並進﹕由反制裁到反全球化

何况古巴絕不能和孤立的北韓相比﹕雖然兩者同樣是殘餘「革命」政權,但古巴在國際社會的受歡迎程度並不太差,已經沒有多少國家當它是流氓。箇中關鍵,是卡斯特羅把「舊式反美」(由反國內被制裁及馬列意識形態衍生)與時並進地改良為「新式反美」(由反全球資本一體化及國際經濟合作理論衍生)。前者的古巴要忙着四出輸出革命,後者的古巴則四出鼓勵各國建立制衡美國的經濟共同體,而這是符合全球化經濟整合潮流的一環。所以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國和古巴結成「反美鐵三角」,已經沒有了當年的風險,反而是經濟自強的蹊徑。

2000年,古巴首都哈瓦那主辦了著名的77國集團南方高峰會,討論反貧窮和全球化,被視為卡斯特羅融入國際主流的里程碑﹔年前卡斯特羅委派好友阿根廷球王馬拉當拿帶領群眾,在美洲國家峰會進行反布殊示威,即使在幕後也出盡風頭﹔就在上月,卡斯特羅又到阿根廷出席拉美南方共同市場高峰會,率領「愛徒」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大唱反美式經濟一體化的高調﹔今年的九一一5周年紀念日,古巴更將會主辦不結盟國家運動首腦會議。可以說,古巴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近年不但沒有下跌,反而愈來愈高、愈來愈主流,卡斯特羅也被拉美人民賦予「反全球化阿公」的地位。美國要孤立古巴,也就比孤立「邪惡軸心」難上百倍。

當年卡斯特羅決定欽點親弟為接班人,已經預視了逐步變革的過渡﹕這位弟弟雖然同樣討厭美國、雖然黨齡比老哥更深,但在國內以處理實務聞名,比兄長更尊重中國式改革開放。最受老弟器重的兩位閣員,正是負責上述經濟改革的專家。根據官方媒體演繹,他的口碑像周恩來,而不像妻憑夫貴而接班不成的江青。卡斯特羅的如意算盤,似是讓務實的弟弟加速改革,然後讓古共邁向集體管治,以便鞏固其個人歷史地位。若說邁入「後卡年代」的古巴政局立刻動盪,似是有點一廂情願,除非美國直接插手。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7月30日星期日

黎巴嫩「恐怖分子」﹕燈塔電視台被炸的未來

【咫尺地球】以色列和真主黨開戰後,我們忽略了一個被重點移除的對象﹕在中東和卡塔爾半島台齊名的黎巴嫩燈塔電視台(Al-Manar)。以色列攻擊真主黨的同時,也對燈塔台作出針對性空襲,希望令其停止廣播,認為那是傳播反猶思想的大本營。作為無厘頭上了美國恐怖組織榜的唯一媒體,燈塔台代表了對西方資訊壟斷的挑戰﹔而這項挑戰成了氣候,除了因為意識形態,還基於三條副軸。

新華社→燈塔台

燈塔台是真主黨在千禧年一手建立的電視台,成名作是播放以色列從黎南撤軍的畫面,由節目設計到市場定位,都以半島台為模仿對象。半島台意譯應是「海島台」,由卡塔爾王室在1996年建立,接收了大量BBC培訓的新聞工作者,同時對中東和西方進行批判,迅速獲得公信力。香港對半島台的研究並不多,港台高層陳耀華是相關專家之一。

其實就是沒有拉丹的獨家錄像和美伊戰爭的虐屍硬照,半島台也顛覆了中東的傳統媒體規則,引起了大量競爭。例如沙特王室見半島台對其獨裁政體不友好,籌辦了親建制的「阿拉伯電視台」(al-Arabia),阿聯酋阿布達比電視台(Abu Dhabi TV)更請得伊拉克前新聞部長「大口」薩哈夫下台後擔任「時事評論員」。

這次以色列空襲燈塔台不但被人權組織批評,更被國際記者協會譴責,結果以色列三日前宣布退出記協,以示抗議。針對新聞工作者的戰時攻擊自非以色列原創,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期間都轟炸了半島台支部,令它的一名記者成了烈士,其全身肖像至今成為半島台總部標誌,以示沉冤未雪。再回看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有內地學者相信是使館內的中國記者扮演了叛逆角色,才讓領事館成為目標。有趣的是自此中國和中東記者的聲望直線上升,而且建立了自發的類同盟關係。國內僅有對燈塔台的報道,就來自名記者吳小莉。

與半島台的後台相比,真主黨對燈塔台投資更少,後者比例上成效更大﹕今天有一千萬個家庭接收燈塔頻道,定期觀眾超過1億人,令電視台不但成為真主黨的重要宣傳渠道,更成為其潛在財源。燈塔台得以迅速發展,原因之一是放棄了半島台開宗明義的中立原則。事實上,雖然西方批評半島台與蓋達關係曖昧,但也明白它懂得平衡,所以鮑威爾、貝里雅等人都願意登台露面。燈塔台則強調被壓迫的身分,乾脆以「否定以色列的國家地位」為開台宗旨。

半島台→燈塔台

例如半島台有一個名為《針鋒相對》的王牌節目,邀請持不同政見人士辯論,曾請得親猶分子和巴解領袖同場辯論「誰是恐怖分子」。燈塔台王牌則為問答遊戲《使命》,問題圍繞真主黨烈士事迹,答對的觀眾可以邁向地圖上的虛擬耶路撒冷﹔走入殿堂,就響起真主黨黨歌,被美國戲稱為「我最喜愛的恐怖分子選舉」。當然我們可以批評燈塔台過分強化意識形態,但當地觀眾覺得這和美國媒體911後的愛國並無分別。

東突→燈塔台

根據國際法,意識形態宣傳只要不涉及直接軍事含義(例如指出敵軍所在地並號召攻擊),都應獲得平民設施的保護。但由於燈塔台的反猶太色彩被以色列拿來和希特勒相提並論,而宣傳納粹主義在歐洲多屬非法,所以歐洲多國都禁播燈塔節目。燈塔台也承認曾製作鼓吹「用基督教孩子的血造麵包」一類過激劇集,並同意這是失誤,不過已失去歐洲信任。

和歐洲相反,美國在2004年乾脆將燈塔台列為「恐怖組織」。自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恐怖名單以來,這是首次有媒體得以和蓋達、奧姆真理教並列。根據美國反恐政策,榜上有名的四十多個組織都要被凍結資產,其核心支持者可能被捕。不過名單上包括了明顯的外交妥協,例如華府為了換取中國默許對伊戰爭,才將東突組織放上榜,燈塔台的案例則是應以色列請求。各方對這類「外交性上榜」心裏有數,東突因而愈批愈香,其領袖成了「非主權聯合國」(UNPO)明星,燈塔台上榜後的威望也迅速拋離競爭對手。畢竟媒體不同於軍事、社會組織,在時空壓縮的全球化時代,並不能被當今的反恐機制調控。西方跨國調控得過分,不但有反效果,而且顯得心虛。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7月22日星期六

黎巴嫩大戰略

以色列和真主黨之戰,是近年中東最迷離的衝突。表面上,它由偶發事件引起,加上美國支持以色列,以方對哈馬斯殺雞儆猴,才令戰事迅速擴大。但單靠偶發理論,解釋不了五大遠因﹕

一、以色列每年都受挑釁,當年被伊拉克飛毛腿導彈襲擊沒有還擊,80年代末被真主黨綁去士兵也沒有還擊,何以這次有別﹖

二、黎巴嫩是中東政經重建得最快的國家,本月還提供恐怖分子襲擊紐約隧道的情報,貝魯特的戰後生活則極盡奢華,總之是西方的重要驛站。何以西方冒險讓它重陷亂局﹖

三、為何真主黨後台伊朗表現得異常克制,和它在核談判的態度大相徑庭﹖

四、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去年被神秘暗殺,至今陰謀處處,和現在的衝突有否聯繫﹖

五、黎巴嫩國防部長說一旦以色列進行地面攻擊,政府就和真主黨並肩作戰。這是黎國政府首次如此表態,和以往以國入侵的反應大異。何以美以官方還規定稱呼戰爭為「以真之戰」﹖

要解答上述疑問,我們應以宏觀角度分析真主黨的身分和整盤美國佈局,才不會見樹不見林。

大中亞.泛中東

本欄曾述及美國的「泛中東和北非計劃」,也就是通過武力在中東扶植西式民主政權,來擴大對地區資源的掌控。這計劃實行了五年,最大障礙就是最東的目標伊朗。美國國務院去年推出又一巨獻﹕「大中亞計劃」,即通過合法選舉在中亞扶植親美政權(七色革命),目標也是擴大對地區資源的掌控。所謂「大中亞」,除了有前蘇聯共和國,也包括巴基斯坦、伊朗、乃至新疆,最大障礙又是最西的目標伊朗。美國地緣學派的終極策略,是要讓「泛中東」和「大中亞」兩大計劃合流,那樣才足以組成一條暢通無阻的能源管道。美國在9/11後建立的反恐同盟已經瓦解,借基地予美軍的中亞國家都不願參與中東事務,只希望兩大戰區割裂。美國不斷向伊朗施壓,除了公開目的,還包括打通兩大計劃的潛藏目的。

伊朗剛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希望引導上海六國一同抗衡「大中亞計劃」,拉攏它們反串連,中俄因此被美國國防部長批評為「荒謬絕倫」。筆者參加了一些內地研究中亞的組織,被告知抗擊「大中亞」也成了中國前沿戰略。有見及此,美國忽然成立了一個叫「大中亞國家代表會議」的組織,在上海組織開會同一日開張打對台,由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國牽頭,討論如何把中東的美國優勢繞過伊朗引入中亞,顯示華府對打通兩大計劃越來越焦慮。

真主黨.NSA

美國正面攻擊伊朗不能達到上述目的,卻會令中亞各國對美國武力存有戒心,也和強調和平「革命」的前提背道而馳。伊朗扶持的真主黨就足以扮演要角﹕我們應注意美國輿論並未將真主黨和伊朗看成整體,而是開始將真主黨演繹為蓋達那樣的非國家個體(NSA)。

真主黨無疑一如蓋達,除有軍事組織,還有政治支部(負責參與選舉)、社會支部(負責提供福利)、外交支部(代表作是令歐盟拒絕承認它們是恐怖組織),更有跨國支部。例如阿富汗塔利班垮台後,美國聲稱部分塔利班和蓋達成員逃到黎巴嫩接受真主黨庇護﹔真主黨和哈馬斯建有策略性聯盟﹔而且正如電影《油激暗戰》所述,中亞油田、阿富汗鴉片和中東武器的黑市市場,多依靠中亞—伊朗—真主黨這條美國較難監察的管道進行貿易。

當伊朗抵抗美國而自衛,中亞或會寄予同情﹔但伊朗抗美以只是為真主黨,則難以拉攏上海組織。核談判在伊朗掌握當中,但這波危機不同,伊朗希望它愈快解決愈好。假如以色列和真主黨全面開戰,伊朗即陷入兩難﹕若不提供支持,即難以向盟友交代,也令其中東反美「英雄」形象受損﹔若公開出手,則無可避免波及唯恐動亂的中亞,其邁入「大上海」的算盤就難以打響。所以以色列攻擊真主黨,多少能夠令中亞政府和地下集團在免於武力衝擊的前提下受到物流衝擊,感受到和伊朗走近的風險。美國更可以利用真主黨的NSA身分,名正言順和中亞、中東各國串連,一如打擊蓋達的副策略一樣。

哈里里.非敘利亞化

我們也應回顧哈里里的暗殺。這位前總理不是一般政客,而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超級大亨,被視為重建黎巴嫩的總設計師。他被殺時置身於戒備森嚴的保安系統,由私人軍隊和國家同時保護,但最終被遙控炸死。哈里里以反敘著稱,所以美以立刻製造敘利亞是黑手的輿論,結果敘利亞被迫從黎國撤軍。但中東同時流傳另一陰謀版本,認為敘利亞毫無動機謀殺哈里里,因為它不想撤軍,也明白這樣的暗殺,帳必會被算到自己頭上。

布殊近日老是說敘利亞沒有盡地區安全義務,但日前以色列北方戰線高級指揮官弗里德曼放話,表示只要敘利亞不「直接」捲入戰鬥,「我將保持現行政策」。似乎戰爭原來的對象不但不是敘利亞,美以還可能經過盤算以免敘利亞捲入,打亂孤立伊朗、開通兩大計劃的目標。當然,戰場容易失控,敘利亞還是可能在民粹壓力下軍事支援真主黨,但單論戰前的理性部署,真主黨在整個黎巴嫩大戰略中,只是奇貨可居的載體而已。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

Que Sera Sera——世界盃終曲的政治正確

世界盃雖然曲終人散,但在港觀賞直播的觀眾,卻沒有多少機會留意現場曲目。在我們欣賞林尚義和澤文西的同時,德國大會在中場休息、賽前賽後,原來都在別具寓意地播歌。歌曲也許忽視亞非拉文化,但強調政治正確,對此我們不妨倒敘說起。

威爾第《阿依達》Vs華格納《女武神》

意大利奪冠後,現場除了響遍皇后樂隊的《We are the Champions》,就是奏起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阿依達》大進行曲。這段曲目來自歌劇第二幕第二場景,背景是埃及大將擊敗埃塞俄比亞軍,法老和群眾出城歡迎,將士衣錦還鄉,所以是球員憑歌寄意的選擇。加上這齣1871年首演的歌劇以虛構的非洲為賣點而盛行全歐,地位和歐盟盟歌貝多芬的《快樂頌》相若,只有非洲國家聽起來或覺帶有東方主義味道。

威爾第的音樂,和同期德國作曲家華格納屬於互相競爭的兩個流派。曾幾何時,德國主辦的國際盛事,每選擇華格納首本名曲、也是發表於1871年的《女武神》揭幕﹔德國旅遊界宣傳世盃,亦將參觀華格納故居萊比錫列為套票內容。

不過,由於華格納被指是積極宣傳反猶太理論、提倡優生學的種族主義者,死後被希特勒引為知己、嘉許為先知,納粹掌權期間,華格納音樂就成了樣板戲代名詞。結果戰後德國為免麻煩,輕易不敢以《女武神》代表日耳曼民族。要是德國奪冠,是否另當別論,已無從稽考。

《 I Will Survive 》.後現代宣言

這屆比賽每以十二碼決勝負,現場都響起1978年美國黑人女歌手Gloria Gaynor主唱的的士高名曲《I Will Survive》,寄意比賽球隊在最後階段survive。這歌已成為跳舞經典,近年出現了大量翻唱版本,令它在新一代的地位壓倒瑞典組合Abba的《Dancing Queen》。最具代表性的新版本來自樂隊Hermes House Band 2000年錄製的lalala mix﹕每當DJ在派對推出這歌,高潮每每出現,狂歡中途更有一個停頓變奏,其時現場忽然漆黑,情侶懂得這是濕吻時候。世界盃播放的版本,自然是 lalala mix。

值得留意的是《I Will Survive》和另一首香港大學生熟悉的《YMCA》,都被視為女權主義和同性戀運動的聖詩。前者講述分手後的女性如何survive,什麼「I used to cry but now I hold my head up high」、「I’m not that chained up little person still in love with you」,多少帶有性別顛倒意識,十分黃偉文﹔後者由不少成員是同性戀者的組合Village People角色扮演演繹,被當成是走到「男」青年會的出櫃之作,在七十年代,都算得上是顛覆傳統社會結構的後現代先驅。在一個舉世矚目的國際體壇盛事,德國選擇《I Will Survive》,除了獲得年輕球迷共鳴,也隱隱傳遞了足球並非只是男性玩意的信息。

《 Que Sera Sera 》.施丹式隨緣

大會最具匠心的選擇,還是在90分鐘完場打和到加時的休息期間,播放1956年希治閣電影《擒兇記》主題曲、老牌荷李活影星桃麗絲黛(Doris Day)主唱的《Que Sera Sera》。曲名是西班牙文,「que」是「what」,「sera 」是「will be」,英文副題是《Whatever will be will be》,原意直譯為「天知道」,原是交代電影結局的出人意表。簡煉的歌詞,內含慧黠的哲學﹕小孩問母親將來如何,女兒問情人將來如何,人老了答小孩問將來如何,都是一句「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那是以另一方式講述東方的隨緣,又比Beatles的《Let it be》積極。以如此心境迎接加時,可算神來之筆。

歌曲以拉丁文為題,官方記載的作者是美國人Ray Evans,然而據旅居法國的傳媒前輩高潔考證,詞人其實是法國的Eddy Marnay。他出生於阿爾及利亞,曾與各國頂級音樂人共事,每有新人與他合作,都免不了翻唱一次《Que Sera Sera》。

歌曲也曾被改篇為時代曲,一是白光的《世事多變化》,一是葛蘭的《將來是個謎》。這樣的背景、這樣的詞意,讓各國人民對歌曲都倍感親切,甚至數十年前香港轟動一時的「三狼案」主犯被執行死刑前,寫信向英女王求情,也引述《Que Sera Sera》歌詞。身為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的施丹,在決賽加時應驗了鄉里的預言,也許是玷污了剎那芳華,但人生就是如此,que sera sera。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7月8日星期六

葡萄牙.巴西.安哥拉﹕由足球走向政治的拉丁鐵三角

葡萄牙打入世界盃四強期間,筆者恰巧身在該國,眼見大街小巷除了掛滿葡萄牙國旗,還經常出現兩面姊妹旗,代表同樣使用葡語的巴西和安哥拉,因為這是3個葡語國家首次同時打入決賽周。凡是它們獲勝或打得出色,酒吧幾乎都有贈飲,酒店都會送贈球衣。這個拉丁鐵三角的出現不止是球壇的事,也是對歐洲一體化的挑戰、對「拉丁一體化」的強心針。要探討這個鐵三角,我們應首先認識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

諾貝爾獎得主的《石筏》狂想曲

薩拉馬戈和不少諾貝爾獎得主一樣,是公開的左傾分子,曾經加入葡萄牙共產黨。他在獨裁者薩拉斯(Antonio Salazar)統治期間固然是異見人士,就是在今日的民主葡萄牙也是個邊緣人物,因為他的作品有明顯無神論傾向,屢屢挑戰宗教禁忌,立論比《達文西密碼 》更富挑釁性。葡萄牙卻是傳統天主教國家,境內的小鎮花迪瑪(Fatima)更是聖母最後顯靈的聖地,保守勢力經常對薩拉馬戈口誅筆伐。最終這位文豪選擇自我流放到大西洋的西屬加那利群島。

儘管如此,薩拉馬戈作為史上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語作家,還是成為葡萄牙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地位比華人社會的高行健還要崇高。他對全球一體化持強烈反對態度,這除了源自他個人的共產信仰,也源自他對歐洲大陸的不信任。相反,他認為整個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擁有和歐洲大陸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經濟體系,強行加入歐盟只會被德法主導的大陸國家「消化」﹔半島應該和拉美及其他前殖民地靠攏,從而疏遠歐洲。

1986年,薩拉馬戈發表寓言小說《石筏》(A Jangada de Pedro),講述伊比利亞半島忽然從法國邊境的庇里牛斯山斷裂,成為大西洋的孤島,慢慢向西漂浮,最終座落於非洲西岸的安哥拉和南美洲東部的巴西之間,構成一個地理獨立的「拉丁洲」。這樣的佈局,除了方便三國球隊打聯賽,更重要的是作者將融入歐洲歸類為「全球一體化」,卻將融入拉美和非洲歸類為與之相反的「本土化和在地化」。這樣的辯證,不但在葡國有市場,而且在拉美和非洲同樣有市場,因為它們相信依靠一個世界邊陲的前宗主國,既可以享有一體化的經濟效益,又能避免被強權全面消化,並維持一定本土特色。這樣的思維,催生了一個被英語世界忽視的組織﹕葡語國家共同體(Comunidade dos Paises de Lingua Portuguesa,CPLP)。

「葡語國家共同體」異軍突起

CPLP在1996年成立,成員除了葡萄牙,還包括所有前葡屬殖民地,包括巴西和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畿內亞比紹、佛得角群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2002年再加上剛獨立的東帝汶。組織還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是表面上相當愛國的澳門,另一個是前西班牙殖民地、位於聖多美旁邊的赤道畿內亞。這個組織以文化為名,實質目的是建立類似英聯邦的鬆散網絡,成立共同體,以抗衡歐盟。葡萄牙一直希望CPLP成員國可以擁有更緊密流動關係,曾提出互相承認國民身份、讓成員國民自由往來。雖然建議因為歐盟強烈反對而擱置,但CPLP國民依然在葡國海關享有特別服務。

值得留意的是 CPLP的非洲國家多是新興產油國,近年成了各國爭奪的對象,美國固然加強當地駐軍,中國亦大力進駐投資。葡萄牙這時候強化CPLP,無疑令它的國際影響力死灰復燃。例如聖多美數年前發生政變,黑手包括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兒子,CPLP最終對穩定局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大國反而力有不逮。東帝汶獨立時,大多數人主張使用印尼語,少數精英卻堅持用葡語,背後也有CPLP幕後獻策。假如遊客在葡萄牙發現C朗拿度和胖朗拿度球衣並列,請不要驚訝﹕畢竟他們都是CPLP兄弟,還可能成為皇馬隊友,Touchwood。

沈旭暉

2006年7月1日星期六

「多哥式民主」﹕球隊兵變Vs軍隊家變

世界盃小組賽結束後,不少稀客已經打道回府,包括決賽周球隊排名最低的多哥。多哥可能是本屆予人印象最深的新丁,原因不是他們的球技,而是由獎金問題引發的陣前兵變、教練辭職、3日後又復職的連場兒戲鬧劇。其實多哥這個國家不久前也經歷過一場類似的政治鬧劇,雖然暫時大團圓,但也顯示了非洲民主的結構性局限。

家天下政變﹖——兩位叔父的忠告

多哥原是德國殖民地,和德國依然關係密切(那位世界盃教練就來自德國)。德國在一次大戰戰敗後,殖民地被「充公」,多哥一分為二,分別由英法管理,後來英屬西多哥併入加納,法屬東多哥宣布獨立。獨立後,多哥產生了近代史上其中一位在位最長的元首﹕埃亞德瑪總統(Gnassingbe Eyadema),前後統治38年。雖然他被批評不能與時並進推動民主化,大搞個人崇拜,但也被看成文藝復興時期的「開明獨裁者」(enlightened despot)一類。在他管治初年,多哥被成功宣傳為「非洲瑞士」。

2005年2 月,埃亞德瑪忽然去世。根據多哥憲法,應該由國會議長臨時執政,直到大選。埃亞德瑪控制的軍隊卻立刻宣布,擁戴主公百多名子女中唯一從政的公子納辛貝(Faure Gnassingbe)繼位,而且為了「符合憲法」,軍隊控制的國會宣布罷免原議長,「選舉」公子為新議長。此舉被非盟和美國視為「實質政變」,高呼「非洲再不是從前的非洲」,宣布制裁多哥,要軍隊「還政於民」。

這時候,納辛貝面對嚴峻的政治危機,卻選擇出國訪問,向兩位叔父輩的父親好友問計。兩大叔父一位是利比亞狂人、但已被美國招安的卡達菲,另一位是非洲在位最長領袖的新紀錄保持者、1967年執政至今的加蓬總統邦哥(Omar Bongo)。兩人在非洲都是重量級人物,也是歷史見證人,一人由反西方領袖轉型成西方新寵,另一人由獨裁治國過渡到民主治國,對合法搞家天下和應付國際輿論,都有獨到心得。兩位叔父英雄所見略同,一同勸世侄暫時辭職、參加民主選舉,保證政權不出埃家。納辛貝言聽計從,回國後宣布辭職參選。兩個月後,他在被美國鑑證為「公開公平公正」的正式大選壓倒性當選,驗明正身成為「民主領袖」。在世界盃和球員就獎金討價還價的多哥足總主席,正是納辛貝之子。

投鼠忌器﹖——非洲民主的「鼠」與「器」

兩位叔父相信納辛貝有力在民主選舉獲勝,因為他們了解第三世界民眾對民主的認知,停留在「怕亂」的前提。即以加蓬的邦哥本人為例,他在1993年宣布廢除一黨專政後,一直以「在不穩定地區建立穩定的加蓬」為口號,依然鼓吹國民對他進行部落式效忠。國民明白一旦邦哥落選,軍隊可能譁變,邦哥的石油經濟又得到前宗主國法國的全力支持,都不希望出現難測的改變。這就像柬埔寨也進行民主選舉,不斷連任的總理洪森形象甚差,但國民對洪森軍隊的威力心知肚明,情願投洪森神聖一票了事。

不但選民投鼠忌器,重量級政客挑戰納辛貝也投鼠忌器。去年美國國會發表了一份調查各國元首洗黑錢的報告,一所對獨裁者服務慇懃的美國里格斯銀行(Riggs Bank)因而聲名大噪,世人才發現智利軍事強人皮諾切特、赤道畿內亞總統恩圭瑪等人貪污得來的主要財富,原來大部份存在這銀行,而且銀行負責人據說和布殊家族關係密切云云。恩圭瑪是最踐踏人權的非洲領袖之一,卻因為赤道畿內亞近年發現石油,成為美國重點發展的好友,不得不惹人想像。埃亞德瑪也是里格斯客戶,多哥政客都不知道內裏是否有什麼密議,更不知道戶口密碼,因為那是埃亞德瑪傳給家族的秘密。多哥政客洞悉虛實以前,自然離不開公子。

可惜在海外效力的多哥球員毋須投鼠忌器,勇於明碼實價要錢,也沒有被「民族大義」和足總主席放在桌上的手槍嚇倒。納辛貝順利接班的神話,也就隨著多哥出局而一去不返。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6月25日星期日

巴拉圭出局.芝拉華特總統入局

【咫尺地球】連續兩屆打進世界盃16 強的巴拉圭,這屆成績教人失望,評論員說看見「明顯老化和退步」。其實巴拉圭防守依然穩健,提前出局的原因還包括失去精神領袖——神射守門員芝拉華特 (Jose Luis Chilavert)。這位前巴拉圭隊長不但曾是世上最佳鋼門之一,還是罰球專家,在國際賽入了56球,有娛樂性得來又沒有哥倫比亞門將希基達「半場助攻」或「蠍子救球」的癲狂,在電腦遊戲一直是價廉物美的必買品。芝拉華特兩年前退役,晉身「名宿」行列之餘,還對從政躍躍欲試,多次表示要競選總統。這次巴拉圭的糟糕表現,芝拉華特老早預料得到,也許成為舊事重提的契機。

芝拉華特出生在阿根廷,卻以巴拉圭為家,在這足球小國成為英雄,原來並不奇怪。他特別受低下階層擁護,則和他的「敢言」有關。在他眼中,巴拉圭足總是貪污官僚,只懂得拿球員的拼搏去邀功﹔鄰國經常打假波﹔記者都是窩囊廢﹔議員都是寄生蟲。2002年世界盃期間,芝拉華特一度落選,後來他集合隊友揭發某入選成員與總統屬同一政黨,全靠裙帶關係入局,結果不但獲重召,還令政府大為尷尬。巴拉圭在這屆世界盃待遇坎坷,因為經費不足而不能入住酒店、只能住在體育學校,甚至為了省錢拒絕讓球員上網和觀看有線電視。在芝拉華特眼中,這自然又是一筆貪官污吏的帳。

初生民主的陣痛

巴拉圭的民主比拉美鄰國更脆弱,因為它不過在1992年才正式實施,各黨派都有「文攻武衛」的能力。1999年,巴拉圭副總統阿加尼亞(Luis Maria Argana)遭暗殺,幕後黑手盛傳是軍事強人奧維多(Lino Oviedo),因為他安排的傀儡總統被彈劾,阿加尼亞則是頭號政敵。芝拉華特一直批評強人,對有軍方背景的足協從不賣帳,因而也受到死亡威脅,出國效力也有避禍的含義。

雖然巴拉圭總統權力受制於軍方和混亂不堪的議會政治,但被憲法卻賦予頗有彈性的財政權,因為他同時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領袖。於是總統可以用國家元首的身分接受外國貸款,而不受國會監管,卻可以代巴拉圭人民落實未來的還款準則。台灣就是利用這個空檔,對巴拉圭總統一人借貸,巴拉圭全國卻不能受惠。難怪陳水扁月前訪問巴拉圭受到冷遇,即使開出每位議員送一部電腦的價格,反對黨也拒絕出場跑龍套。

拉美左翼的黑洞

目前拉美左翼思潮復興,以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為首的社會民主陣營席捲各國,一面高呼反美、一面建立福利社會,連阿根廷球王馬拉當拿也是同路人。唯獨巴拉圭未出現同類重量級政客,難道這是為芝拉華特鋪路﹖退役前,芝拉華特已經在巴拉圭的窮鄉僻壤自費辦學,認為人民不能靠腐敗政府,只能自力更生(直到他上台為止)。1999年,巴拉圭主辦美洲國家盃,芝拉華特拒絕作賽,批評這是「好大喜功」,認為政府應將興建球場的錢用到醫院和學校。這些口號,足以讓他成為民粹英雄。

拉美民粹領袖都以反美為號召,芝拉華特也討厭西方(他曾被法國判入獄),但他的「反帝」對象更為可望可即,那就是鄰國巴西。歷史上,巴拉圭曾是軍事強國,雖然國土細小,但士兵英勇,有「南美普魯士」之稱。直到1865-1870年,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三國聯手和巴拉圭作戰,巴拉圭戰敗,喪失過半國土,成年人口十死其七,那是可以和戰國時代秦趙長平之戰比擬的慘劇。2001年,兩巴在世界盃外圍賽對決,芝拉華特高調要求巴西「歸還領土」,又以巴西後衛卡路士「侮辱巴拉圭」為由向他吐口水,雖然流於口號宣泄,但無疑大快該國憤青人心。

當然,芝拉華特和不少演技精湛的南美球星一樣,都有多重形象。他曾偽造合約、向政黨要求「站台費」,說退休讀政治學又不見坐言起行,都令他失分不少,致令「總統夢」依然是癡人說夢。但在巴拉圭這類初生民主小國,一屆世界盃的「國技」失利,確能引起蝴蝶效應,甚至將加速查維斯主義的弘揚,亦未可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6月21日星期三

快樂的謊言‧平壤篇 Goodbye Lenin, Goodbye Il-Sung

這幾天觀看世界盃時,才發現德國球衣印有3顆代表奪盃次數的小星,見證着德國———其實只是當年「西德」———的威水史。要理解來自1990年那第3星的價值,我們不能單問林尚義和伍晃榮,還得回顧以德國統一大歷史為背景的電影《快樂的謊言》(Goodbye Lenin)。

電影主角阿歷的母親是忠貞的共產主義信徒,在1990年昏迷8個月,蘇醒後,東德已經瓦解,圍牆不復存在,Burger King、CocaCola與Ikea相繼進駐。阿歷擔心心臟衰弱的母親經不起這樣恐怖的刺激,開始在家裏重建東德,也開始在家裏塑造心中的理想國。他盡孝道為母親編造謊言的同時,亦在謊言內建構心中的樂土。夢想成為宇航員的他,在自製「東德新聞」中,見證童年偶像哲安(首名東德宇航員)成為國家領袖,政府繼而開放邊境……一個又一個的白色謊言,大同世界最終和哲安的月球一樣:「那裏很美,但離家很遠」。

月前探訪北韓,那裏離家不遠,也不美,不過似曾相識。驚覺原來金正日正是朝鮮的阿歷,而阿歷又正是東德的金正日,分別在於前者的夢想樂園在三八線以北的12萬平方米,後者只居於79平方米的斗室。兩人都要為父母開個熱鬧生日派對,分別是金家為此搞了個「太陽節」動員2300萬臨記,阿歷只能找來兩名冒牌少先隊,加3個沉醉「名曲滿天星」的老人。大製作與小本經營,何以殊途同歸?

在阿歷妙思下,「東德新聞」獨家採訪隊曾經報道:西柏林「難民」忍受不了失業率高企及毒品問題,紛紛湧入東柏林尋求庇護,獲東德領袖昂立克開恩收留;又「求證」出可口可樂最初是由東德研發,所以它出現在東德是「合理」的。在飛往平壤的高麗航空機艙,我們得到極具「新聞性」的《平壤日報》(PyongyangTimes),講述大量南韓人民追隨金正日的「先軍」(Songun)思想,決意投奔北韓,並訪問了「棄暗投明」的南韓學者,甚至還有「世界各國各族人民」學習金日成思想的報告。在通往板門店前的「統一大道」兩旁,約三分之一樓房是空置的,目的,據說是統一後給遷居平壤的「南朝鮮同胞」居住。

東走向西 進步幻象

歷史的論述,從來都是掌握話語權的勝利者的演講舞台,正如福柯所言,「真理」不過是運用權力的結果;或正如魯迅所言,歷史只是勝利者在塗脂抹粉。在我們眼中,柏林圍牆被推倒代表民主「戰勝」了專制,資本主義「解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從東走向西,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世人一廂情願認為,這,必然是一種進步。

所以,我們難以明白世上何以還有國家沒有手機、私營電視台以及互聯網,以致手機、火牛竟能和尼日利亞酋長權杖一起,成為「國際友誼展覽館」的「珍品」。但封閉的背後,卻好歹有實行了50多年的全國免費醫療制度、比香港還要長的11年義務教育、漂亮女交通警以極其敏捷的身手在路中心揮動的指揮棒、以及比巴黎原版更大(而無當)的平壤凱旋門。這些「完善」的社會保障、「特色」的社會風景,自然不代表人民受到充分保護,但多少代表一代人的癡人說夢。

「作為曾經從太空回眸地球的人,我明白國家的概念是何等渺小,人類的爭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們的理念感動了兩代人,已經完結歷史任務。」--這是阿歷吩咐「國家元首」太空人哲安說的。《快樂的謊言》的半截列寧銅像,曾經和阿歷的母親擦身而過,似是伸手邀請信徒回歸,卻再也抓不住後共產洪流,結果,跟東德施佩森林牌酸黃瓜一起,「完結歷史任務」。

真假,重要嗎?

在平壤的一切,暫時卻牢不可破。金日成是唯一而永遠的國家主席,是全宇宙唯一死後「當選」的國家元首,也是人民唯一崇拜的神祇。「國教」主體思想,灌輸「首腦是頭,黨是身體,人民是手腳,身體和手腳應當聽從頭腦的指揮,若沒有頭腦,就失去生命」,所以每個人民胸前,都掛着領袖像章———而且佩戴像章是朝鮮人民的「特權」,外國人只能戴國旗章,不可得領袖章。這和共產國家傳統的出口肖像癖好不同,大概是金家深層心理的一點自知之明。

「教徒」在萬壽台大紀念碑廣場上,供奉着重70噸高23米的「世上最高銅像」金日成神像,以及一尊為慶賀金日成70大壽、舉全國之力而建造的大白象。當「金神」舉起右手,左手叉腰,注視遙遠的前方,為人民指示前進的方向,據說每日平壤早晨的第一縷陽光,巧合地,「都照到他的臉上」。在沒有街燈、定期停電的平壤晚上,自然亦只有「永垂不朽」的主體思想塔頂火炬,擁有在漆黑的夜空中發出奪目光芒的偉大特權。人家告別了列寧,朝鮮同志告別不了日成;人家告別了馬列思想,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卻告別不了主體思想。

阿歷這樣和朋友分享建構快樂謊言的心得:「開始時候有些痛苦,慢慢就會習慣」。不說,還以為是叔父輩別有用心地向無知少女灌輸性教育。北韓男女老少似是毫不痛苦,「習慣」得死心塌地,要是分隔南北韓的板門店三八線分界被打破,恐怕真的出現大量心臟病發的阿歷老母。畢竟電影中的東德母親暗知真相,亦樂於被騙,而北韓人得以窺探外界的最大可能,賴於我們的數碼相機。今日德國隊已經改打法為全攻,北韓卻仍沉醉在1966年與意大利一役的輝煌勝利。

我們逗留北韓期間,時光不是倒流,而是停滯,我們都覺得那場1:0的偉大勝利,就像韓戰,依稀恍如昔日。一生如此,說不定真的很快樂。聽說古人移民夜郎,是真有其事。

沈旭暉 吳凱霖 明報 世紀 2006年6月21日

2006年6月17日星期六

加納足球,還是阿散蒂足球?

【咫尺地球】本屆世界盃另一支非洲新兵加納,是首個二戰後獨立的黑人非洲國家,一直被視為非洲民族主義領袖。它的開國總統恩克魯瑪是新殖民主義理論權威之一,曾經備受毛澤東推崇,對推動泛非獨立和整合起過歷史作用。這次加納躋身國際最高球壇,表面上是加納民族主義發酵的良機,但加納球迷的效忠對象其實相當複雜,不是一般人眼中的「愛國」所足以涵蓋。

傳統非洲的「無國家社會」

儘管非洲各國相繼步入現代化時代,都以成為民族國家為目標,但不少非洲人依然生活在傳統的「無國家社會」(stateless society)。英國人類學家梅亞(Lucy Mair)對這種社會結構的研究,被不少西方大學用作教材,內容講述非洲傳統社會不但偏好功能分散、積極不干預的小政府,而且上司下屬的層級關係並不顯明,族群的外部疆界亦帶有含糊性。換句話說,當地社會權力分佈,構成交叉重疊的同心圓和異心圓。被認為屬於同一部族的非洲人經常缺乏單一領袖,同一個體同時隸屬不同權威,會就不同事務(例如養牛、收割)詢問不同長者的意見。不少新移民由於享有某種特定知識,都會得到長者的待遇,甚至被邀請為王。這架構不但不同現代民族國家,也和西方封建領主的國度大相徑庭。

加納獨立後,不少部族依然生活在「無國家社會」狀態,「加納」這名字對他們的精神價值並不大。另一些加納人的效忠對象,卻是一個已經失去實質權力的「阿散蒂土王」(Asantehene),相信世上只有「阿散蒂民族主義」,而沒有「加納民族主義」。

阿散蒂位於加納中南部,原來是西非數一數二的大國,首都庫馬西(Kumasi)是不常被人細說的歷史名城,在西方入侵前已經具有民族意識(這在非洲並不常見),而且以「奴隸王國」馳名——不是阿散蒂人淪為奴隸,而是阿散蒂人為西方白人提供黑人奴隸。後來英國建立「黃金海岸殖民地」,逐步北上將阿散蒂征服,這就是今日加納的雛形。

共和國內的「阿散蒂土王」

英國有見阿散蒂人抵抗激烈,決定要他們亡國,在1902年將阿散蒂土王趕出國,反而其他殖民地的順從土王獲准維持表面「管治」。有趣的是不久殖民主義者發現沒有了土王,阿散蒂人更難駕馭,於是在1924年恭迎土王回國,並裝模作樣地在1938年舉行「阿散蒂復國儀式」,恢復「阿散蒂酋長會議」的間接管治。當然,這又是帝國「分而治之」、「以非制非」的老策略﹕加納獨立前後,英國多次煽動阿散蒂另起爐灶搞獨立,成為恩克魯瑪的大患。雖然密謀失敗,但阿散蒂土王至今在加納具有崇高地位。恩克魯瑪風光過後被政變趕下台,總統和政府像走馬燈轉,但阿散蒂王位一脈單傳傳到今天。現任土王在1999年繼位,擁有美國 博士學位,被稱為「現代所羅門王」。

一名加納公民觀看「國家」足球隊比賽時,可以像生活在「無國家社會」時期般毫無感覺,可以坐在著名的「阿散蒂神椅」上吶喊助威,也可以看見加納旗感動流涕。美籍阿散蒂人也可能因為土王的緣故,支持加納隊。這樣的多重效忠,和本欄上周提及的科特迪瓦南北分裂不同,不具有排他性,反而可以互相融和,因為非洲始終有「非國家社會」重疊效忠的深遠傳統。

此所以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祖魯國王」的威儀更勝從前,連前總統孟德拉也要稱他為「我的國王」﹔烏干達總統10年前專門請來流亡數十載的「布干達國王」回來復國,幫忙管治﹔不少北部加納人到了美國自稱「阿散蒂人」,因為阿散蒂宗親會勢力遠比加納同鄉會龐大。「沒有國,哪有家」,無論對加納足球隊、還是200萬阿散蒂人來說,都不是天經地義的概念。世界盃其實不是民族主義者的專利﹕假如問加納主將艾辛,他是為加納總統、阿散蒂土王還是族中長老而戰,生活在歐洲的他可能一頭霧水,心裏說一句﹕「車路士」。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6月10日星期六

世盃黑馬科特迪瓦的後天種族撕裂

非洲球隊塞內加爾在上屆世界盃一鳴驚人,國際知名度大增。除了因為國家隊球技出眾,這也是因為塞內加爾總統識時務,在牽頭帶領非洲國家簽署宣言支持美國反恐的同時,懂得與布殊暢談足球、又派球隊到「邦交國」台灣訪問,搶得國際和體育版不少篇幅。本屆世界盃有一個「死亡之組」,由阿根廷、荷蘭、塞黑和科特迪瓦組成,後者被視為5隊非洲隊最強的一隊。這自然是科特迪瓦向國際社會宣傳的機會,它也確有這需要,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分裂為南北,關注的人卻寥寥無幾。

昔日的「象牙海岸奇蹟」

科特迪瓦原來譯作「象牙海岸」,在殖民主義者眼中,和這次同樣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前稱「黃金海岸」的鄰國加納,是西非一雙絕配,儘管兩國早已經名不副實。直到八十年代,科特迪瓦宣布廢除英文國名,只用法語,北京才按法語把它音譯。

科特迪瓦在1960年從法國獲得獨立後,一度成為「成功殖民地」樣板。剛提及的加納在獨立時,屬於相對發達的第三世界,人均GDP高於當時的南韓﹔科特迪瓦那時則是世界最窮國之一,人均GDP只有150美元。到了1980年,加納經過連串國家民族主義掛帥的總統統治,經濟幾乎崩潰,科特迪瓦的人均GDP則升值9倍,高達1200美元,20年來的增長率都高於7%,成為西非最富有的國家,比近年中國的升幅更誇張。

這樣的增長,主要歸因於兩大策略﹕一為農業多樣化,也就是分散發展不同農產品,避免過分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同時抗拒轉型為純工業國家的誘惑﹔二為非國有化,也就是大量引入外資財團,拒絕實行帶民族經濟意識的國有政策,公然在冷戰高峰鼓勵資本主義,並特別重視前宗主國法國的利益。今天看來,這些策略是普通常識,但在 40年前新近獨立的非洲各國看來,科特迪瓦卻是反正道而行,算得上是預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先驅。不過隨着八十年代國際農產市場萎縮,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開放市場」的口號下又集體淪為跨國財團殖民地,科特迪瓦經濟泡沫爆破,新的「科特迪瓦主義」卻應運而生。

今日的「科特迪瓦主義」

科特迪瓦由60多個民族組成,原來沒有強烈的國家思想,部族之間的爭端亦不嚴重,這是該國得以迅速發展的主因之一。在發展過程中,雖然大量來自北部鄰國馬里和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的新移民組成北科特迪瓦主要勞動力,但族群矛盾依然不明顯,境內法國人的數目甚至持續倍增。直到國內經濟惡化,當權33年的開國總統博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 又恰巧在1993年逝世,新總統貝迪埃(Henri Konan Bedie)才首次鼓吹「科特迪瓦主義」,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外勞,通過修憲建構「純種象牙人」(Ivoirite)這個概念,規定不是出生在科特迪瓦、或父母任何一方沒有科特迪瓦國籍,都不是「象牙公民」。結果原來得以避免的先天種族矛盾、「撕裂國度」現象,卻被後天誘發出來。

族群歧視自然流弊良多,最大問題是誰是「純種象牙人」已經不可考,反對黨領袖認為修憲是度身訂做,他們各自對「象牙人」則有不同演繹。最終由新移民控制的北部軍隊在 2002年9月19日發動兵變,背後有祖家布基納法索支持,是為科特迪瓦的「919事件」。自此國家爆發內戰,一分為二,南北分治,法國和非盟多年調停不果,全國性的民主選舉被不斷推遲至今。

我們常以為足球能柔化政治、整合國家,其實也可以相反。不少國家的內部分裂,都是通過足球得到「形象化」處理,意大利的南北矛盾就是明顯例子﹕曾效力意大利南部球會拿玻里的馬勒當拿,甚至呼籲南意人共同支持「阿根廷弟兄」,以「脫離北方暴政」。科特迪瓦國家隊全屬外流球星,似乎避開了近年國內亂局,但南北雙方究竟如何看待這支「國家」隊、會否以為球隊成員偏袒某方,這可能是這隊奇兵在本屆鮮為人知的隱憂。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6月3日星期六

「世界小盃」與非洲島國新自治運動

本欄曾經述及一個由爭取獨立地區組成的「小聯合國」(UNPO),和主權國家俱樂部聯合國打對台。無獨有偶,德國除了舉辦本屆世界盃,也在舉辦一項「世界小盃」(Wild Cup),主辦單位自稱「國際獨立足協」(FIFI),成員又是那批「X獨」成員,和國際足協(FIFA)對着幹。今年參賽的6隊「國家隊」,除了主隊德國漢諾威,還包括以下五「國」﹕西藏、格陵蘭、北塞浦路斯、直布羅陀、桑給巴爾。這裏知名度最低的大概是桑給巴爾,但它的未來卻最值得注視。

桑給巴爾的「一國兩制」

桑給巴爾(Zanzibar)是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一部分,「坦」是內陸的坦葛尼喀(Tanganyika),「桑」就是桑給巴爾島。歷史上,桑給巴爾一直是伊斯蘭勢力範圍,一度是阿拉伯半島阿曼蘇丹國成員,至今依然保存當年的蘇丹王宮。後來桑給巴爾從阿曼分裂,淪為英國保護國,才逐步「脫亞入非」。它在 1963年獲得獨立,一個月後發生推翻蘇丹的政變,半年後被併入坦桑尼亞。

坦桑合併原本是希望得到經濟整合的利益,加上當年領導坦國的尼雷爾總統是泛非主義魅力領袖之一,桑給巴爾人原來以為得到大靠山。當年中國大幅援助坦國,桑給巴爾連帶「受惠」,島上的體育館今天還是以「毛澤東」命名。不過桑島經濟發展一直事與願違,人民生活水平比六十年代更差,伊斯蘭信仰近年又復興,島上獨立呼聲也就愈來愈高。

坦桑尼亞一直採用「一國兩制」,桑島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議會,還有一人一票民選的總統,有點像塞黑分家前的黑山,而且自治範圍愈來愈大,不斷朝主權國家方向進發。參加FIFI 前,桑給巴爾已獲得非洲足協的附屬會員資格,這在全非洲幾乎獨一無二(另一個附屬會員是法屬留尼汪島, Reunion)。桑國足總認為國際足協接受並未完全獨立的巴勒斯坦,也應該接受「一國兩制」的桑給巴爾,多次申請正式會籍,但多次被拒。這次它參加 FIFI世界小盃,已經相當委屈。

科摩羅聯邦的「一國三制」

桑給巴爾的印度洋鄰國科摩羅(Comoros)剛進行總統選舉,也有類似的經歷。科摩羅同樣是非洲外圍的伊斯蘭國家,19世紀淪為法國殖民地,1975年獨立。它不過比香港大一倍,主要由四個大島組成,其中馬約特島(Mayotte)的天主教徒拒絕加入科摩羅,至今由法國統治,剩下的大科摩羅島(Grande Comore)、莫埃里島(Moheli)和昂儒昂島(Anjouan)組成聯邦,但三島在1997年前後先後興起獨立運動,政局混亂不堪,保持着一年一政變的驚人紀錄。2002年,在非盟調停下,科摩羅通過新憲法,將國旗改為伊斯蘭新月兼四色旗,以示四島完全平等。新憲法事實上是一部「一國三制」基本法,不但容許三島有各自的總統、國會,還規定三島輪流產生聯邦總統。

今年5月進行的大選,是科摩羅獨立30年來首次和平政權交替,選舉形式也相當創新。由於上任總統來自大科摩羅島,這任總統必須來自昂儒昂島。競選分兩輪,首先由昂儒昂島民初選,選出三名本島出產的候選人,再由全國總選。這實在是一個奇怪的格局,就像港澳台結成特區,輪流坐莊,到了某年,香港人只能選擇台灣人為特首一樣。

最近在科摩羅當選的桑比,也是一個有趣人物。他曾經在沙特、蘇丹和伊朗留學,獲得伊斯蘭精神領袖的「大阿亞圖拉」稱號,不禁令人關注究竟當年的「阿曼—桑給巴爾」亞非聯盟,會否以「伊朗—科摩羅」方式重現。桑比的宗教背景,究竟能夠協助國家整合,還是協助昂儒昂全面獨立,目前尚未可知﹕畢竟以往的科摩羅領袖都是來自大科摩羅島,從未得到「大阿亞圖拉」的宗教地位。

當信奉伊斯蘭教的桑給巴爾、昂儒昂和莫埃里實現最高度自治,呈現越洋走回阿拉伯世界的姿態,它們已經脫離了非洲政治的地緣軌迹。對它們來說,什麼是主權、什麼是自主、什麼是愛國,可能就是參加FIFA和FIFI的分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5月27日星期六

黑山獨立,不等於巴爾幹動盪

【咫尺地球】黑山共和國公投脫離塞爾維亞獨立後,不少評論擔心鄰近地區分離主義得到鼓舞,令剛剛出現和平的巴爾幹半島又陷入亂局。這其實是一個悖論﹕要是黑山獨立有如此效應,它根本不可能獲得國際承認。就此我們可以參考兩個案例﹕

克里米亞獨立的失敗


1994 年,位於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舉行公投,60%選民投票,其中80%贊成獨立,獲得國會通過,贊成比例比黑山公投還要高。克里米亞在歷史上相當著名,不但是護士南丁格爾的成名地點,也是蘇聯王牌黑海艦隊的基地。它原來被蘇維埃中央劃入俄羅斯聯邦,直到1954年,蘇共領袖赫魯曉夫以「紀念俄烏結盟 300周年」為名,將克里米亞贈送予烏克蘭,但俄羅斯人依然佔克里米亞人口絕大多數。蘇聯解體後,他們希望獨立或重歸俄羅斯,要求以俄語為法定語言,也屬意料之中。

然而西方各國都不贊成克里米亞獨立,因為那會加強俄羅斯實力,並會波及其他黑海沿岸國家(例如對岸的土耳其)。有趣的是同胞俄羅斯人也不贊成克里米亞獨立,害怕這樣會逼得烏克蘭愈走愈遠,建立它主導的「西獨聯體」(也就是已經成型的「古阿姆集團」)和莫斯科抗衡。結果克里米亞只得接受自治協議,留在烏克蘭,變相宣布公投作廢。身分類似的還有一個「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國」(Transnistria),也是由俄羅斯人組成,人口只有 50多萬,比黑山還少,蘇聯解體後歸入摩爾多瓦,不服而搞獨立,也是不獲承認,只被當作「境外俄人」處理。

索馬里蘭獨立的失敗

另一例子本欄多年前曾經觸及,就是東非索馬里北部──「索馬里蘭」(Somaliland)──的片面獨立。索馬里原來由兩個殖民地合併而成,分別是北部的意屬索馬里蘭,和東部的英屬索馬里蘭。近年搞獨立的這個索馬里蘭,在1960年有數日成為主權國家的歷史,當時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30多國承認。 1991年,索馬里中央政府崩潰,索馬里蘭宣布獨立,建立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至今已舉行數次直選。2001年,索馬里蘭就新憲法舉行公投,66%選民投贊成票,也就是確認獨立。

美國經常將索馬里列為「失敗國家」的樣辦,但偏偏不願接受管治得宜的索馬里蘭獨立,官方說法是「尊重非洲意願」。索馬里人一直持有「大索馬里主義」,希望將領土擴充至鄰國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但後者還是反對索馬里分裂。這是因為非洲團結組織(即現在的非盟)有一項「不能更改殖民時期疆界」的共識,以免各國分離主義群起效法。此所以就算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希望削弱索馬里,為了顧忌它們各自的分離主義,還是要名義上支持索馬里統一。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獨立安全措施

假如各國擔心黑山獨立製造混亂,它們完全有能力預防獨立出現,或扼殺公投結果。歐盟成為黑山獨立的背書者,為公投定下55%的有效指標,是需要負責任的﹕ 在上述案例,它以及獨聯體、非盟一類國際組織,都不願承擔這角色。這不是說歐盟希望黑山獨立﹕根據歐盟為東歐國家設定的入盟經濟準則,黑山達標甚至還難於塞爾維亞。這不過說明既然獨立壓力始終存在,現在算是相對穩定的時機而已。

這是因為塞爾維亞境內剩餘的兩個自治區目前都不會構成真正問題 ﹕科索沃已經被西方有效監控,即使爭取獨立,也缺乏獨立軍事衝擊鄰國的能力﹔另一個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非塞族人其實不多,據民調顯示,目前支持獨立的只有5%(日後難說)。原來最應反對黑山獨立的塞爾維亞,現在由親西方總統科什圖尼察執政,他當年通過美國協助的「無色革命」上台,及後得到各種援助,令塞爾維亞已經失去議價能力。由於加入歐盟成為塞族共識,黑山獨立由歐盟背書,塞族人更不會添煩添亂。甚至俄羅斯也只能顧及前蘇聯各國被滲透,對東歐再變天已無能為力。既然這些早在一年前已經被沙盤推演,黑山獨立的短期連鎖效應,包括對世界盃那隊「塞黑隊」在內,都應該影響微忽。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5月20日星期六

「綑綁在一起」的鎖國與開國 ——由土庫曼天然氣輸華談起

【咫尺地球】一位鄰國領袖上月訪華,和中國簽訂每年出口300億立方天然氣的30年合約。對中國來說,這是能源外交的另一場勝仗﹔但對輸出能源的一方,這還有更深層意義。這個國家的名字是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

夜郎自大還是忍辱負重﹖


土庫曼位於中亞,天然氣蘊藏量佔全球25%。它在1991年獨立前,屬於蘇聯治下的沙漠共和國,除了有零碎成吉思汗時代的集體回憶,幾乎沒有民族主義存在。

統治這個人口少於香港的新興國家,多少需要建構集體認同。土庫曼開國總統尼亞佐夫(Saparmurad Niyazov) 1985年執政至今,由蘇共改革派,逐步轉型為終身總統﹔由當年的無神論者,逐漸變成今天的穆斯林,算得上是李登輝式人物。他在自傳《靈魂書》(Ruhnama)透露﹕新生國家「需要」個人崇拜,才能整合新生民族,所以才奉獻自己讓人崇拜,才大條道理造神。1993年,他改稱「土庫曼巴希」(Turkmenbashi ,意即國父),把一座邊境城市改名為「土庫曼巴希」向自己致敬,又效法古羅馬凱撒把12個月份名稱全部更改——自己名字是1月,母親名字是4月,如此類同,闔府統請。《靈魂書》成了《毛語錄》一類必讀,土庫曼政府還將寶書托俄羅斯送上太空,以示尼亞佐夫的思想突破人類極限。

根據國際新聞組織調查,除了北韓,土庫曼成為新聞最不自由的國家。然而尼亞佐夫畢竟見過世面,明白土庫曼不能像北韓那樣,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必須經過包裝,才能避免成為全球公敵。所以尼亞佐夫一面大搞獨裁,一面以「中亞瑞士領袖」自居,在1995年讓土庫曼獲得聯合國承認為永久中立國家,此後就以「保持中立」為名,逐步鎖國。

由中立到鎖國.由鎖國到開國

土庫曼原來就沒有對西方開放,現在還要鎖國,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地區龍頭俄羅斯。既要絕對中立,土庫曼成為首個向獨聯體國家實施簽證的前蘇聯共和國,也是唯一沒有加入中國倡導的上海合作組織的中亞國家。在去年8月的獨聯體喀山高峰會議,尼亞佐夫毅然宣布土庫曼退出獨聯體,降格為觀察員。與此同時,他禁止西方音樂、禁止芭蕾舞、禁止歌劇﹔關閉首都以外的所有醫院,要求國民生病來首都治病﹔關閉圖書館,讓國民除了《靈魂書》外無書可讀﹔不容許國民離國,也不鼓勵國民回國。一切一切,似乎唯有閉關自守可以理解。他又不斷異想天開,宣稱要在沙漠建造冰宮和人工湖,似乎是要證明國家不假外求的獨立能力。

但如此鎖國,背後還有一個以退為進的迂迴目的﹕讓境內天然氣資源面向世界。土庫曼的天然氣田只有一條輸出管道,就是經烏茲別克、哈薩克到俄羅斯的前蘇聯官道,因此俄羅斯完全壟斷土庫曼能源出口。冷戰結束後,土庫曼天然氣開採量逐年增加,出口量卻逐年下降,因為俄羅斯既要控制土庫曼,阻撓其他國家共享資源,提供的經濟配套卻殊不吸引。尼亞佐夫為此搞出「中立」的牌頭、鎖國的煙幕、獨裁的氣派,才能「合情合理」地逐步脫離莫斯科監控,才能以「乾綱獨運」的態度向其他國家招商,才能避免倒向任何一方,才能避免出現顏色革命。中國成功得到土庫曼天然氣,因為它明白土庫曼並非要無限鎖國,不參加上海合作組織也不代表對華不友好,所以才承諾在2009年前興建一條直接連接兩國的新輸油管,並負責開發目前幾乎一無所有的阿姆達臨斯基氣田。尼亞佐夫訪華期間,以中國史上著名的「汗血寶馬」為見面禮,其志在千里,亦不言而喻。

西方輿論一致認為尼亞佐夫是金正日之流的騎呢獨裁者。尼亞佐夫固然獨裁,但上述看法卻忽略了土庫曼的獨裁制度和中立鎖國,其實是並存的一點兩面。尼亞佐夫反覆強調﹕普選必會在2010年前出現,屆時必會還政於民。西方自然又認為是獨裁者的拖字訣。但2010的時機、2009的油管,說不定正是尼亞佐夫同時終結獨裁和鎖國、讓它們「綑綁在一起」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屆時他真正成了忍辱負重的「土庫曼巴希」,也未可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5月13日星期六

美國兩次大戰「反人權」的平反

美國蒙大拿州政府上周宣布,為一次大戰期間犯了「煽動罪」的鄉里平反。這是美國近年最高明的借古諷今案例之一,足以成為通識教育題材。

蒙大拿州是美國西北最具歐洲特色的州份,在1889年建州以前,已經是舊大陸新移民的熱門目的地。德國後裔一直是州內最大族群,第一代的蒙大拿人甚至不懂說英語,只能以德語溝通。

一次大戰.蒙大拿.親德囚徒

一次大戰初期,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國內同情德國的大不乏人。後來美國參戰,加入英法一方,人為地掀起愛國主義,並以對德國的歇斯底里為表達方式。一些德國的個別行為,例如對中立國潛艇實行無限制攻擊,或慫恿墨西哥入侵美國本部,都被當時剛剛興起的媒體大幅渲染。蒙大拿作為潛在「第五縱隊」,自然首當其衝,結果州政府在戰時通過嚴苛的「反煽動法」,製造了一片反德的白色恐怖。公開支持德國的被送進監獄,單純反戰被看成不愛國,而且同樣要坐牢。最荒謬的是蒙大拿居民被禁止在公開場合說德語,不少老人因此成為戶外啞巴。

這段歷史近年被當地歷史學家Clem Work發掘,寫成《黎明前的黑暗﹕美國西部的言論自由與煽動》一書。他的學生從中得到靈感,寫信到州政府,要求為這批「為言論自由犧牲」的老祖宗平反,真相才部分大白。

二次大戰.大西部.反日集中營

這自然不是近年唯一的平反案例。美國更大規模的「非常舉措」出現在二次大戰,當時羅斯福總統想盡辦法挑起國民的愛國心,方法又是通過煽動對敵人的仇恨。這次的對象,換成日本。

自明治維新以來,移居美國的日本人愈來愈多,他們除了選擇夏威夷,大都來到美國西部。珍珠港事件後,羅斯福頒下《行政命令9066號》,下令將境內日本人全部隔離,由西岸住家撤走,送到中部事實上的集中營居住。一共有12萬日裔人士被如此遷徙,其中大部分是正式美國公民,這就是著名的「強制收容事件」(internment) ,和納粹早期對猶太人的舉措,並非不能比擬。

戰後民權運動興起,日本後裔翻舊帳,美國政府逐步承認當年的「強制收容」過火,十多年前正式對受害人家族作出12億美元賠償。不過這並未受到廣泛注視,直到另一位日裔學者Brian Hayashi利用這題材研究美國戰時的反人權傳統,在去年出版《妖魔化敵人﹕美國的日本強制收容運動》一書,才令往事並不如煙地得到現世參考價值。

反恐戰.「大美利加」.塔里班司機

無論是學術平反也好、政治平反也好,平反的概念經常淪為對建制的授權。按內地術語,平反「遲不遲早不早偏偏在今日出現」,不難想像都是擺明車馬諷刺布殊的反恐。一次大戰的「反煽動法」,成為今日美國「愛國法」的樣板﹔二次大戰的「強制收容」,亦和今日的鄰舍反恐相類。九一一後,美國出現了大量「綠色恐怖」,例如一名紐約司機向乘客說笑,聲稱要「載他到塔利班」,結果被當成恐怖分子審查。決定在蒙大拿州搞平反的州長舒華沙(Brian Schweitzer)正是德裔移民後代,也是州內16年來第一位民主黨州長,對「愛國法」強烈批判,曾經提出要撤回伊拉克美軍的蒙大拿子弟兵,「以便參與州內救災工作」。如此姿態,無疑蘊含權力爭逐的內涵,但也反映了「愛國」和「人權」之間的互動在美國並未終結,而且還越演越烈。

學者一向認為「中國」這個概念相當飄忽。英國漢學家卡拉漢(William Callahan)去年在《當代中國期刊》發表論文,詳述了中國文明作為內向型民族主義「小中國」、外向型「大中國」、文化整合型「大中華」和「跨國外僑認同體」四個不同面向,解釋何以「中國」在不同時候、面對不同危機,會作出不同反應。其實美國面對國家危機的時候,也往往不自覺的由「大美利加」萎縮回「小美國」。歷史的平反,襯托着現實的選擇﹕究竟美國應該「開大」還是「開小」,這已逐漸成為下屆總統大選的主軸。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5月6日星期六

李香蘭與Fraternization——東亞三國誌外章

月前台灣出版了一本名為《南北韓統一必亡》的書,通過德國人的視角,觀察北韓政治社會種種潛規則,中心思想是「忘了民族,才能統一」,認為北韓是另一個世界的國度,國民已經被洗腦洗得「感覺停滯」。難怪台灣綠營含沙射影地傳頌。

不過德國人並不容易理解在中、日、韓各自的民族主義發酵的同時,依然存有一種潛藏的泛亞思想。要了解它們的互動,我們可以從一個小故事談起。

李香蘭‧金日成‧《蘇州夜曲》


老一輩的人都知道一位名叫李香蘭的歌手。她其實是日本人,以《何日君再來》等歌曲在滿洲國樂壇成名,和川島芳子等人相熟,二戰後一度被當成間諜。後來她回日本,復名山口淑子,當選國會議員,與一名外交官結婚,搖身一變成為政客。

有一次山口淑子隨同日本政府代表團到北韓訪問,因為她在日本侵略戰爭的「角色」,事前被北韓警告屬於「不受歡迎人物」。她想不到在參加國宴時,被安排坐在北韓紅太陽金日成正對面。金日成以日語稱呼她「李香蘭小姐」,說他在白頭山抗日游擊隊年代是李香蘭的歌迷,表示「只有戰鬥算不上人生,我們需要快樂」。於是山口淑子即席獻唱名曲《蘇州夜曲》,沒有北韓官員再敢當她是特務,半曲泯恩仇。

我們自然不認為故事反映了金日成和山口淑子是「泛亞思想信徒」。但作為北韓「主體思想教」創辦人、在日治期間渡過前半生的民族主義者、依靠中國才能穩住政權的共產領袖,金日成的視野,其實一直以「大東亞」作為整體。北韓的國內宣傳品,大部分都標榜是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撰寫。在七十年代,日本赤軍四出以「國際革命」為名搞恐怖襲擊,北韓對他們奉為上賓,因為赤軍的「亞細亞主義」和金日成的興味不謀而合。「明日漂何處/問君還知否」,上述場合的《蘇州夜曲》,就像電影《聖誕快樂》裏德、法、蘇格蘭軍吹奏的聖誕音樂,能夠令文化淵源相近的敵人之間產生「兄弟化」(fraternization)作用。布殊和金正日就算真的喜愛荷李活電影,也不可能出現同類效果。

張學友‧《李香蘭》‧《夜來香》

到了九十年代,日本作曲家玉置浩二為電視劇《別了李香蘭》創作主題曲《不要走》,被張學友翻唱,這就是曾幾何時本地歌唱比賽的難度歌《李香蘭》。這首歌隨着四大天王在香港半退隱而走進內地,卻激起一些網上憤青的民族情緒。一名吉林電視台記者乾脆辭職,走到北京,到大學巡迴演唱東北抗日歌曲,希望對《李香蘭》以「靡靡之音」「美化侵華歷史」作出抗衡。

不過,北京觀眾對另一齣同樣以《李香蘭》為名的歌舞劇大為讚賞,對飾演李香蘭的演員獻唱《夜來香》站立拍掌,為劇中的李香蘭逃過漢奸審判歡呼。北京文化部高級官員也專門設宴款待山口淑子,並有如此對白紀錄在案﹕「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你喝多點,請隨時回家。」須知連乒乓球手何智麗嫁到日本變成「小山智麗」以後,中國也不當她是女兒。以李香蘭在歷史的爭議性,以及中國民間反日情緒的高漲,山口淑子的「家」,得來不易。也許中國老高層當年都對《夜來香》心生共鳴,這首歌才能夠承擔為中日fraternized的中介角色。

當中國憤青口頭上把日本罵為世仇,這就像數世紀前的英法和法德關係。不少學者在學術期刊都對「亞盟」前途審慎樂觀,不過大多相信它不是通過歐盟形式的建制整合組成,而是通過經濟和文化整合成型。《聖誕快樂》上映期間,不少評論員說東亞「三國誌」找不到一首能夠fraternized的音樂,認為它們的文化認同不可能得到集體深化。其實敵人「兄弟化」現象,不一定要有共同信仰、共同條件。當中日韓台上的人自欺欺人得夠了,塘邊鶴玩公共知識玩得倦了,也可能回光返照地發現﹕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悽愴,月下的花兒都入夢,沒有強政厲治,只有那夜來香。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29日星期六

所羅門之亂﹕「失敗國家」的典範?

九一一前,英國首相貝里雅的外交顧問庫柏(Robert Cooper)出版了《後現代國家和世界秩序》一書,將世界各國劃分為「民主國家」、「轉型國家」、「流氓國家」、「失敗國家」四等。九一一後,庫柏見分類被廣泛使用,再接再厲,改而將各國劃分為爭取利益的「現代國家」、以共同價值建構新秩序的「後現代國家」和未能行使國家機能的「前現代國家」三類。「前現代」,就是「失敗」。

土著的反大國經濟情結

最近爆發排華騷亂的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在全球格局彌足珍貴,因為它可以看成是繼阿富汗、索馬里、蘇丹、哥倫比亞以後有數的「失敗國家」。

所羅門群島人口50萬,在太平洋算不上小國,如此命名,源自一個大誤會。1568年,發現島嶼的西班牙探險家蒙塔拿看見島民手持閃閃發光的棒,不知道那只是陽光折射,以為都是純金打造,於是「推論」傳說中的所羅門王寶藏就在那兒。時至今日,所羅門群島不但沒有寶藏,340美元的人均GDP更令它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和富裕的鄰國新西蘭或瑙魯屬於兩個世界。

這次騷亂的導火線是被批評為「華商傀儡」的連尼當選總統,並打算繼續在兩岸外交格局中獲利,令所羅門人擔心國家經濟進一步被華人壟斷。表面看來,這案例和另一個太平洋國家斐濟相似﹕斐濟近年政變頻頻,都是源自原住民和印度人的鬥爭。不過斐濟印度人原來是由英國殖民政府系統性輸入,用以承擔島上的商業和勞力工作,時至今日,他們的後代人數幾乎和原住民平起平坐。所羅門華人卻多是自願冒險創業的商人,佔全國人口不到1%,大多經營餐館一類小生意,對該國經濟並沒有壟斷性影響。真正惹火的其實是所羅門和台灣的外交關係﹕所羅門獨立以來就和台灣建交,30年風雨不改,其間收取了大量經援,自不待言。這次台灣當局對撤僑反應遲鈍,北京將拯救所羅門同胞罕有地作出第一動員宣傳,都是外交戰的欲蓋彌彰。

太平洋恐怖主義溫牀與澳洲「反恐」

華人以外,所羅門人對美國同樣不滿,認為經濟低迷也有美國一份責任。事源1984 年,獨立不久的所羅門拘留一艘美國捕魚船「戴安娜號」(Jeanette Diana),因為它非法闖入所羅門的200浬絕對經濟區(EEZ)捕魚。行動大掃美國業界顏面,於是美國民間組織「美國吞拿魚協會」聯合全體魚商向政府施壓,逼令華府禁止從所羅門進口任何魚類。捕魚業佔所羅門經濟收入 40%,弱國自然受不了強國禁運,兩國唯有談判,自此美國漁船越境捕魚,成了例行公事。所羅門對國際社會的不信任,也愈來愈深。

有見國民經濟沒有起色,所羅門人開始訴諸暴力,組成大量民兵,互相搶奪資源,背後原因之一,正是不信任自由貿易的國際秩序。50萬人的島國出現大量「軍閥」,這在非洲或不稀奇,但在太平洋是罕見現象。所羅門群島的鄰國巴布亞新畿內亞一直有外島布干維爾(Bougainville)搞獨立,叛軍經常以所羅門為後勤,令兩國關係大為緊張,也令所羅門承擔着叛軍避難所的角色,這正是索馬里一類「失敗國家」的慣常身分。內政方面,所羅門政變連連,曾經有總理被綁架,這又教人想起另一個「失敗國家」哥倫比亞。

九一一後,不但美國在反恐,軍力弱小的澳洲亦不甘後人,除了大力派兵伊拉克,還希望成為太平洋反恐領袖。可惜,太平洋的恐怖組織不多。九一一前,所羅門要求澳洲派兵維持秩序,石沉大海。九一一後,有了反恐這框架,澳洲才在2003年召集一批太平洋國家,發起命名為「援友行動」(Operation Helpem Fren)的軍事行動,派出2000多名士兵到所羅門「反恐」。單看行動的名詞,已可見澳洲的大國心態﹕「helpem」不是「helping」,「fren」不是「friend」,這都是太平洋土著的洋徑濱英語。這次騷亂,澳洲立刻牽頭派兵平亂,澳所兩國的關係,只教人想起美國和伊拉克。

澳洲派兵所羅門「反恐」後,也和美國在伊拉克一樣,壟斷重建工程合約,澳洲總理霍華德好友科拉根(Kim Corrigan)的建築公司尤其獲利不菲。雖然所羅門群島有大量水果和無窮的食水,澳洲硬是為所羅門人輸入澳產香蕉和礦泉水。這樣一來,所羅門人愈來愈犬儒,愈來愈有孤立傾向,覺得無論是美人、澳人還是華人都是一丘之貉。卻不知在上述一干人等眼中,它已經成為太平洋第一失敗國度。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

南韓民族主義與北韓「主體思想教」

南韓為獨島問題再次掀起大規模反日浪潮,政府考慮否定以往的寒蟬外交,更有老人剖腹抗議。但日本並非南韓民族主義的唯一目標﹕駐韓美軍一直是南韓群眾眼中釘,富有中國色彩的「漢」也因為自主原因,被正名為「首爾」。不過北韓用來洗腦的「主體思想」,其實也和南韓目前盛行的民族主義有相當共性。筆者剛從平壤回來,對此深有所感。

「主體思想」的「獨創性哲學基礎」

根據北韓官方宣傳,「金日成主席是舉世罕見的偉人,創立了永世不滅的主體思想」。雖然關門皇帝的自我陶醉從來毋須理由,但似乎金氏一家,確信他們創造了一門驚天動地的新哲學,而且脫離了馬列思想的境界。所謂「主體思想」(Juche),是由金日成在1956年正式提出,目前最高演繹權自然屬於金正日,但據說真正的作者是已經變節到南韓的高層黃長燁。金家認為主體思想能登大雅,因為他們相信「主體」調和了唯物論和唯心論的二元對立﹕根據他們闔家的說法,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只能解釋「物理運動」規律,唯心論則流入虛無,唯有金家懂得在唯物論基礎上強調「人為主體」的重要性,否定人作為馬列世界觀的一種物質,認同人有無窮意識和「創造性」(changuisong),解釋了「社會運動」的規律。

這樣的「哲學」,曾經在冷戰時代大有市場。例如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由於要遊走兩大陣營之間,也仿效主體思想創立了另一個不知所謂的「現代意識論」。當然,金家哲學的終極目標,還是個人崇拜﹕既然人是社會政治的主宰→ 父親給人肉體的生命→「領袖則賜予人政治的生命」→「領袖是父親一樣的恩人」。經過一輪自慰式吹捧,連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也不敢放棄的馬列道統,卻被北韓公然在1977年(毛澤東逝世後一年)以主體思想取代為國立意識形態。 1997年開始,金日成出生年變成「主體元年」,平壤更豎起一座全國唯一不停電的「主體思想塔」。有好事學者將主體思想列為「全球第六大宗教」,其實不無道理﹕金日成好比聖父,金正日好比聖子,主體思想就是聖靈,三為一體,值得三鞠躬。

獨立自主的夢囈

剔除上述肉麻當有趣,主體思想的另一宗旨「獨立自主」,卻是為大韓民族度身訂做,有着對南韓統戰的色彩。事實上,「主體」這名詞並非北韓勞動黨的創造,而是結合了韓國近代史的論爭。自從日本在甲午戰爭侵入朝鮮半島,當地出現了「主體思想」和「依附主義」(Sadaejuui)兩個流派,後者泛指對日本殖民文化乃至對中國儒家文化的依附。北韓建國後,金日成面對黨內「親華派」和「親蘇派」兩面夾攻,又不甘心接受政權由中蘇扶植的事實,乘着赫魯曉夫在 1956年搞非斯大林化運動,在同年宣布樹立主體思想,把親華和親蘇路線分別影射為「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由於北韓是一個「主體」,它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都必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幾乎和毛澤東的各省自力更新思想如出一轍。今日金正日堅持的核計劃,也是自力更生的貫徹。

在兩韓的板門店休戰區,北韓樹立的口號是「自主統一」。統一前先要自主、不假外人,似乎反映着兩韓的共同願望。兩韓同樣對日治歷史忿忿不平,都對雙方的「恩人」(美國和中國)有一定抵觸情緒,都喜歡重新建構自己的傳統,都抬出商紂王的叔父箕子為民族英雄,從而將儒家傳統搶到朝鮮半島。南韓的韓劇固然有這層文化含義,北韓將高麗王朝太祖王建樹為秦始皇式始祖、規定所有遊客區的講解員都必須是穿著民族服裝的「傳統」女性,也是欲蓋彌彰。

外間經常以為兩韓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但有了民族主義這層共性,兩韓統一並非沒有基礎。一旦統一,「大韓」相當可能以外向型政策轉移內部矛盾的視線,屆時中國愛國憤青和大韓民族主義的互動,不一定比中日關係和諧。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15日星期六

先發制人?霸權主義? — 中美峰會前夕概念釐清

【咫尺地球】胡錦濤下周和布殊會面,據說由反恐到人民幣匯率都會觸及。不過對雙方國內鷹派來說,最關心的始終是兩國如何演繹對國際體系的不同了解。無論針對北韓還是伊朗,美國右派總要中國默許「先發制人」原則,少說三道四﹔中國民族主義者總希望國家領袖能夠警惕美國步步進逼、不斷民主革命的「新霸權主義」,別讓美國攻勢和台海局勢出現連鎖效應。諷刺的是後者其實並不完全理解美國的「先發制人」思想,前者亦不完全理解中國對「霸權主義」的含義。討論,也就成了永遠的討論。

先發制人的「嘉洛琳準則」

美國人的祖先,曾幾何時對「先發制人」十分反感。事源1837年,英屬加拿大發生動亂,一些美國人以私人船隻嘉洛琳號(Caroline)運送物資予騷亂者,雖然是民間身分,但也被英國軍隊以先發制人為由擊沉。事後美國國務卿韋博斯特(Daniel Webster)向英國提出一項國際習慣法,認為先發制人攻擊必須符合兩大準則﹕(1)是否沒有其他方法(「必要性」)﹔(2)打擊度和危機度是否成正比(「比例性」)。

韋博斯特是19世紀最著名的美國外交家之一,出身貧苦,後來與同僚創立自由黨(今日共和黨前身之一),曾經成為總統候選人,兩次被任命為國務卿,有促成南北雙方妥協「奴隸州份」比例的政績。他提出的上述準則,日後被稱為「嘉洛琳準則」(Caroline Criteria),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先發制人緊箍咒。美國作為全球首個提出「有限度先發制人論」的國家,形象原來是相當正義的。

布殊在西點軍校提出幾乎是無限度的先發制人論後,學界劣評如潮,例如法律學者保耶(Michael Byers)曾在《倫敦書評》重提嘉洛琳準則的舊事借古諷今,惹來不少回響。有關先發制人的實效,不少鷹派學者—包括以強硬著稱的進攻現實主義學派(offensive realism)領袖米爾舍默爾(John Mearsheimer)— 也認為對付伊拉克只應該用傳統的圍堵、遏制,再加上霸權威嚇,而不是先發制人,否則戰線無限延長,只會令國家更不安全。有見及此,雖然布殊沒有出言承認,但從近月伊朗危機可見,美國外交已經逐漸回到「嘉洛琳準則」的定義,沒有伊拉克戰爭那樣赤裸裸。中國外交人員不能認識這一點,就難以理解美國先發制人的自我完善,容易予美國無知的感覺。

「霸權主義」的三個含義

另一方面,當今日中國說起「霸權主義」(hegemonism),這詞彙有了被毛主席濫用的經歷,也不容易令美國人明白。「霸權主義」並非正規英文詞語,其字面原意是一個國家因為具有資源優勢,在某範疇居於主導的「霸權」地位。在中國,則泛指強國欺壓弱國的作風。

根據漢學新星布琳(Samantha Blum)在《當代中國期刊》的演繹,中國眼中的美國霸權主義,其實有三個不同含義,分別指﹕(1)美國已經是一個霸主、需要履行霸主的責任﹔(2)美國並未稱霸,只是在尋求霸權﹔(3)美國無論霸業如何,都在橫蠻地進行霸權行為。這三個含義對美國來說,差別很大,但中國人反而常常混為一談。

不過通過文字分析、前文後理的演繹,我們還是能夠得出下列結論﹕中國近年批評的「美國霸權主義」,主要是布琳所說的第三類霸權﹕霸權行為,因為這樣可以避免了標籤美國是否一個霸主的尷尬問題,而正面回應這問題極容易跌入政治不正確的陷阱。假如美國認識到這點,就可以按每一項個別行為,和中方進行是否帶有霸權性質的確認,而毋須就整個外交政策和中國周旋。例如美國在伊朗問題上搞霸權行為,其實不代表中國認為美國是霸主或在尋求霸業,所以也不代表中美在其他議題上不能合作。這可說是當代中國外交的務實。

當這些定義問題不清不楚,中美關係容易出現概念錯配,兩國國內有心人都可以借題發揮。他們究竟是拒絕研究,還是故意忽略,這就不得而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8日星期六

21世紀泰國的《 國王與他 》

【咫尺地球】泰國首相他信終於在一個民主的機制內不民主地引退,官方理由是「為免給泰王添煩添亂」。泰王蒲眉蓬在這場政潮的角色遠比從前主動,只是輿論有泰國實行「虛君制」的誤會,才不易察覺而已。

泰王權力大於英女王﹖

泰國1932年開始實行君主立憲制,但並不代表泰王的影響從此下降。事實上,泰國在19世紀政出多門,除了有國王,還有「副王」、「攝政王」等一干人等互相平衡,國內建制分為「南方部」和「北方部」,地區封建領主又各行其是,泰王對全國的實際掌控能力原來不強。君主集權的背景源自電影《國王與我》的父子拉瑪四世蒙固王(1851-1868)和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王(1868-1910),二人不但廢除所有競爭對手的職位,更重要的是廢除了封建農業社會的「薩迪納制度」,削弱了封建領主的實力,從而得到農民擁護,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成為「泰國史上的明治天王父子」。泰國立憲的背景,也是泰王「強政厲治」的顛峰。

根據泰國憲法,國王保留了三項基本權力﹕被首相諮詢,對國內重大事件施加「鼓勵」或「勸告」,警告政府施政和廣大人民利益不符。和這些「權力」配套的是憲法第七條﹕當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應該按照「以國王為元首的民主國家的傳統習俗」解決。這些虛無縹緲的文字要化成實效,國王必須在民間擁有足夠威望,否則一錘定不了音,只會弄巧反拙。

今年是拉瑪九世蒲眉蓬登基60週年。這位接受西方教育、多才多藝、廣受歡迎的國王,幾乎十年一閏地行使非常權力一次。例如在六十年代,泰國軍人政府拒絕接受國際法庭裁決有關泰國和柬埔寨的領土爭議,幾乎導致國際制裁,最後是泰王出面逼軍人就範。1973年,軍人政府流血鎮壓學生示威,泰王下令三名軍師領袖出國,平息了學潮﹔3年後,泰王對過分自由化表示擔憂,軍人又得以重新執政。 1981年,軍人內部發動政變,泰王公開走到軍營支持下台領袖,政變迅速失敗。記憶猶新的還有1992年,泰王通過電視直播,調解軍人和反對派的矛盾,促使軍人「還政於民」至今。

泰王捍衛君主立憲制的最後一博﹖

當然,泰王在上述事件的角色有時只是各方的下台階,但這次泰王「建議」他信下台,卻和過往大多案例都不同,不但化被動為主動,針對的並非軍人獨裁政權的過分舉措,而是一位不能不算是勝出民主選舉的國家領袖。為此,我們應該回顧泰國君主立憲制近年面對的威脅。

近代泰國雖然習慣了貪污,但他信以巨富、首相兼傳媒大亨身分建立的裙帶資本主義制度,比軍人獨裁者更成為王室的潛在威脅,因為泰王的種種權力都必須依靠這樣的大亨才能夠廣為傳播。傳統上,佛教領袖的任命是泰國王室勢力範圍,這樣泰王才得以被視為半神,但他信卻多次通過委任僧侶,企圖干擾這樣的權力。何況正如剛才所說,由朱拉隆宮開始,農民成了泰王最忠實的支持者,現任泰王一直以能夠和農民打成一片著稱,他信的「泰愛泰黨」卻也是以農村為根據地,客觀上有競爭效果。

縱使他信政府有意無意間削弱王室特權,只要今天德高望重的泰王在位,一切都不是危機。但泰王得以在全球「民主化」進程保留超然的地位,靠的並非全是傳統和學識,同時還有「民意」。1985年,泰國進行了一項相當有趣的全民公投,結果全國5500萬人當中有4000萬人支持授予蒲眉蓬「大帝」稱號,接着由首相正式在泰王加冕周年慶典授予這頭銜。相映成趣的是泰國王儲是典型的花花公子,曾兩次離婚,脾氣暴躁,又在國民厭惡軍隊期間從軍,完全沒有父親的聲望。假如泰王駕崩,花花公子繼位,面對一名支持者和王室有同質性的強勢首相,泰國政局可能翻天覆地。泰王這次78歲高齡的出手,難免面對西方投資者的指摘,不過對整個「泰式君主立憲」道統來說,也許是一個機遇。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1日星期六

《油激暗戰》續集﹕非洲石油篇

《油激暗戰》(Syriana)大概是筆者近年看過最優秀的國際政治電影之一。這裏不談電影,只是幻想電影10年後拍續集,場景可能不再是中東、中亞,而是非洲。但酋長的角色,卻不易被「非洲油王」取代。

以往我們想起石油即想起中東,其實近年新發現的石油區都在非洲,它的石油貯存增長率是全球平均增幅的9倍,貯存量已佔全球10%。非洲油田多是離岸油田,不像伊拉克油田那樣易被戰火破壞,更成為各國新寵。西非幾內亞灣逐漸被塑造成「新波斯灣」,尼日利亞也被美國視為「非洲沙特」﹕事實上,美國從沙特入口的石油量,已少於非洲。但這個石油新貴的議價能力,因種種結構性原因,卻遠低於海灣各國。

由「暗戰」到「明戰」﹕

民眾對非洲石油的參與


西非和中東的最大差異,是當地油田被發現時,各國已進入民主化和市場化階段,改革卻尚未完成,不像中東酋長當年能絕對專政。因國際組織已迫使非洲各國開放市場、放棄政府干預,各國石油公司較易根據市場規律獲得非洲石油專營權。像尼日利亞那樣擁有過億人口的大國,就算總統再貪污獨裁,都不可能像科威特國王那樣生活腐敗﹔石油工人不滿待遇而罷工,已成尼日利亞日常生活一部分。最吊詭的是本土石油工人什麼時候罷工,卻頗易受西方國家影響。

非洲各國無疑有豐富石油,各國企業卻只有興趣開採,而不會為這些國家提煉石油,讓他們的人民享用。非洲各國偏偏缺乏自行提煉的技術,石油產品還得依靠進口,結果石油產量愈大,人民內部愈不滿。這樣一來,各國油商在非洲都不能不顧及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起碼也要裝模作樣「協助」各國煉油。換言之,非洲政局雖不穩,但各國在非洲的石油競逐,卻比中東暗戰更需要牽涉一般民眾,不能像電影那樣,靠一幕又一幕的幕後操控大功告成。幕前操控是否更易,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非洲油國好打交道﹖

黑非洲目前主要產油國除了尼日利亞,還有安哥拉、幾內亞、赤道幾內亞、加蓬等。除尼日利亞,其他都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美國亦積極游說尼日利亞退出油組。所以這些國家的油價都不受超國組織監控,交易各國都不用投鼠忌器。當然,非洲國家亦提議成立類似的能源同盟,非洲龍頭南非的工作最積極, 04年成立了「非洲石油大會」。但非洲各國間矛盾甚深,發展速度差距很大,始終出現不了「油價一體化」局面。

評論員可能認為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是它拓展能源霸權的最赤裸展現。其實美國在中東搞政權更迭愈來愈不易,一來美國對伊斯蘭教投鼠忌器,二來中東各國的各個派系都在華盛頓培養了龐大的國會游說集團,一場政變,可以牽涉大量國內平衡政治和官僚程序。黑非洲缺乏上述機制,令各國在非洲策動政變時相對容易,例如前英揆戴卓爾夫人的兒子馬克經營的僱傭兵公司,曾計劃在赤道幾內亞策動政變,目標就是壟斷該國石油。美國九一一後忽以反恐為名,宣布駐軍1萬在面積小於香港的新興西非油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幾乎全無引起國際反彈,這在最親美的科威特、巴林都做不到。加上非洲石油發展前,世銀IMF等已控制了借貸,假如這些國家選出了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一類的左翼領袖,也難應付IMF以「不符緊縮貨幣政策」進行的制裁。

難怪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喜歡和非洲石油新貴打交道。北京對「民主化+市場化+反恐化+福利化」這道非洲石油爭奪規則雖算不上擅長,但總比打進西方壟斷的中東油壇容易,也終於讓中非「友誼」出現毛澤東時代以來的第二春。上月非洲出現了一個全新的產油國毛里塔利亞,它的第一桶原油居然輸往中國,就是一個「友好指標」。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3月25日星期六

白俄選舉﹕俄羅斯分裂警報

白俄羅斯總統選舉過後,一如所料成為「七色革命」又一實驗劇場。成功連任的盧卡申科無疑相當獨裁,西方觀察員的指控無疑相當兒戲,但這些都不是局外人能夠評論的事。這波未完成革命的重要性,在於白俄羅斯這個國家﹕ 假如連白俄也失守,下一波革命對象,很可能輪到俄羅斯聯邦的內部成員,所以普京保住盧卡申科的力度,絕不是以往應付吉爾吉斯、烏克蘭等「革命」的軟弱可比。

「七色革命」與俄白合併的遠景

話說當年蘇聯在聯合國有三票,白俄和烏克蘭都被視作有投票權的「主權國」,白俄的地位尤似俄羅斯附庸。蘇聯解體後,大多數前加盟共和國都與俄羅斯劃清界線,唯獨白俄反其道而行,主動希望和俄羅斯重新整合。自格魯吉亞、土庫曼等國逐漸脫離俄國勢力範圍,普京希望建立「小獨聯體」,內裏的乾坤,正是要建立「俄白核心」。

1996年,盧卡申科和葉利欽簽訂條約成立「俄白共同體」,令兩國政經文化關係,一如歐盟內部成員國。1999年,二人再簽條約成立「俄白聯盟國家」,雖沒明言,但長遠目標就是兩國合併,短期目標則為製造既定事實。當然,在對俄貿易成為白俄經濟支柱的大前提下,兩國更緊密合作有了先天壓力,但盧卡申科將這種壓力轉型為「反西方民族主義」,卻是他的聰明之處。對普京而言,白俄已是俄羅斯「未合併的國土」,就像太平洋關島的官方地位是美國「未合併的領土」一樣。

假如「俄白聯盟」的成員可以被革命,「俄羅斯聯邦」的千萬成員,在全球化主權下降的時代,為什麼不可以被革命﹖

「萬色革命」﹕韃靼﹖卡爾米基亞﹖……

普京上台後的最大改革,除了糾正極端私有化的現狀,回收國家資源,就是重新中央集權。他不斷搞「精省」計劃,將國內組成單位變來變去,又是合併、又是分割,都是為了打擊分離主義。去年莫斯科剛通過法案,將省長由民選變成中央委任,被評論員視為普京和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重大勝利。當然,「革命」後普京作了一些安撫,例如民選楚科奇州長原來是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因他「知所進退」,又再被普京委任。但是「州」這一層的地方勢力,已開始不成氣候。

問題出在俄羅斯境內的「共和國」一層。俄羅斯脫離蘇聯後,將境內21個單位升格為聯邦共和國成員,擁有自己的憲法、語言、宗教,就差沒有權力決定脫離中央。這是俄羅斯擔心步蘇聯後塵的舉措。但假如選舉鬧爭議,西方觀察員同樣可以投訴選舉不公,屆時的骨牌效應,也許足以令俄羅斯分裂。

除了車臣,俄羅斯境內獨立運動最盛行的,就是伊斯蘭教另一大本營﹕韃靼共和國(Tatarstan)。它在俄羅斯脫離蘇聯前已宣佈「獨立」,後來在 1994年和莫斯科簽訂特別條約,成為「俄羅斯境內的主權國」,這是俄羅斯共和國成員當中的唯一案例。近年莫斯科壓力愈來愈大,韃靼民選領袖賽米葉夫偶爾也會承認韃靼是俄國一部分,卻像台灣陳水扁一樣搞起「漸進式韃獨」。01年韃靼宣布廢除當年斯大林強加的斯拉夫字母,改以拉丁字母為國文,所有學校都要教新文字,已大大刺激了莫斯科。

鄰近高加索的卡爾米基亞共和國(Kalmykia),是一個更被忽視的分離主義基地。這個共和國是俄羅斯聯邦乃至全歐境內唯一一個佛教共和國,曾是納粹德國的重點統戰對象。它成為俄羅斯成員後,曾因不滿中央財政經費不足,聲稱要脫離聯邦,逼得莫斯科連番談判。最後結果是卡爾米基亞獲准設立「國家中央銀行」,自行解決財政問題,成了聯邦體制的另一特例。

這些中央地方矛盾,原是所有多民族國家都面對的問題。但滲入了「革命」元素,就會被西方外電報道為「普世價值」的問題。白俄作為最後屏障的特殊意義,俄羅斯境內的共和國,自然是清楚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3月18日星期六

塞爾維亞戰犯Vs克羅地亞國父

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在海牙身亡,再次掀起他是戰犯還是民族英雄的辯論。有關他的評論已經應有盡有,我們倒不妨換一個角度,重溫米洛舍維奇的死敵——已故克羅地亞總統圖季曼(Franjo Tudjman)成為國父之路,來了解這位塞爾維亞強人何以死不瞑目。

猶太屠殺的重評政治

米洛舍維奇被指控為戰犯的主要原因,是他參與巴爾幹內戰的種族滅絕決策,這決策則源自他的「大塞爾維亞主義」意識形態。圖季曼的「大克羅地亞主義」,其實也不遑多讓。共產南斯拉夫的締造者鐵托元帥就是克羅地亞人,圖季曼原來是他的追隨者,也是二戰期間整個巴爾幹最出色的軍官之一。後來他不滿鐵托的民族融和主張,被開除出黨,變成異見分子,所提倡的克羅地亞民族主義也就愈來愈極端。鐵托死後,南斯拉夫迅速塞爾維亞化,圖季曼積極將塞爾維亞人宣傳為克羅地亞人的天敵。這樣的文宣,自然少不了重構歷史的練習,圖季曼也就陷入「重新評價南京大屠殺」一類敏感的立場宣示。

話說希特勒在二戰期間雖然滅國無數,但也懂得挑撥國家內部矛盾,扶植親德民族搞獨立。他一手催生的新國家,最著名的有克羅地亞和斯洛伐克。當時克羅地亞人為了脫離塞爾維亞管治,決定和納粹結盟,當權派是臭名昭彰的Ustase,他們自發執行對猶太人的屠殺,手法在芸芸納粹衛星國中最為兇殘,盟軍估計有70 萬猶太人在克羅地亞遇害。圖季曼身為歷史當事人、Ustase主要對手,卻認為歷史已經被塞爾維亞人扭曲,於是在1989年出版廣受爭議的著作《戰爭的恐怖》(The Horrors of War),考證Ustase殺死的猶太人「只有」3萬,書內又將猶太人和塞族人類比,被評為「納粹餘孽」。近年歐洲有學者因為否定二戰出現種族滅絕而被判入獄,圖季曼的作品正屬於同一類型。

波斯尼亞戰爭兩大黑手

為了建構「大克羅地亞」,圖季曼在1991年領導克羅地亞獨立後,除了宣傳民族主義、製造對塞族人的仇恨,更對「大」這個概念加以弘揚。事緣南斯拉夫原來有6個加盟共和國,理論上每個都以一個民族為主,但這並非事實。波斯尼亞的多數族群原來就是塞族和克族,不過聯邦政府不希望同一民族主導兩個成員,所以才將信奉伊斯蘭教的塞族人或克族人變成一個「穆斯林族」,方法簡單直接﹕由小楷「muslims」變成大楷「Muslims」,一個「民族」就這樣建構而成。圖季曼一直認為穆斯林族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克羅地亞人」,加上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將波斯尼亞穆斯林統治區劃入克羅地亞,令他更義正詞嚴地參與波斯尼亞內戰。

圖季曼除了懂得鐵腕管治(據說連國內足球隊的領隊名單也要干涉),還文武雙全,不但是擁有博士學位的歷史學者,他的軍事思想更一度成為南斯拉夫軍官的學習素材。不過從當代標準,他的經典作《以戰養戰》(War against War)完全是教導游擊戰以弱勝強的典範,幾乎是國內大熱作品《超限戰》一類。假如他在波斯尼亞戰爭結合了理論和實踐,對兵力強的一方,這也許已是「帶恐怖主義成分」的戰略。

戰爭期間,米洛舍維奇固然大力支持塞族將領,涉嫌鼓勵他們搞種族滅絕,但圖季曼對在波斯尼亞境內作戰的克族將領更是不離不棄,對被列為戰犯的同胞將軍保護得更勝塞族人。據說他也曾親自下令清洗塞族人,好維持「大克羅地亞」的純正。在塞爾維亞人眼中,圖季曼是真正的戰犯,海牙法庭也下令調查他的談話紀錄,不過為了「以克制塞」,始終沒有對他動手。

1999年,圖季曼在克羅地亞病逝,得享國葬,已經成為國父。7年後,米洛舍維奇死在監獄,身分是一名審判中的戰犯,但在某些塞爾維亞人心中,他也是國父。數年前,塞爾維亞已經變天親美,假如圖季曼活到今天,能否避過戰犯一劫,似乎亦頗有疑問。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3月11日星期六

美國斷背州長的選擇

「每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這句迅速市場化的金句,固然可以相當哲學,但也成為無數妻子的噩夢。美國政壇近年一段真人真事的《斷背山》,有高度戲劇化的劇情,對美國文化則有和電影不同的啟示,似乎可成為各大片商的好素材。

新澤西同性戀州長的出櫃故事

故事主角名叫麥格蘭維(James McGreevey),先後在哥倫比亞、喬治亞城、哈佛等名牌大學得到不同學位,後任執業律師,加入民主黨,是典型的東岸精英。1990年麥格蘭維正式下海從政,兩次當選市長,01年當選新澤西州州長。當時的他年僅44歲,掌管東岸這關鍵州份,自被視為美國政壇明日之星,甚至有潛力朝副總統方向更上層樓。加上他的家庭有愛爾蘭裔天主教背景,又以新英格蘭為家,年輕有為,自命藍血,一切履歷依稀有當年甘迺迪色彩。

但在狗仔隊重重跟蹤下,曾離婚又再婚的麥格蘭維被發現是一名斷背男,常背着太太和不同男性有婚外性行為。這原來算不上是醜聞,民主黨高層就對州長的性取向心知肚明。問題是婚外情主角是州長下屬,他出現在州政府的背景同樣撲朔迷離。

事緣這人是一名以色列人,曾在海軍服役,據報是和旅途中的麥氏邂逅相識,一見鍾情,開展了一段王爾德所說的「難以啟齒無以名狀的愛」。後來麥氏當上州長,立刻高薪聘請這位外國人離開以色列擔任新澤西州的「國土安全顧問」,儘管無論是對美國的「國土」還是專業的「安全」,情郎都一竅不通。於是醜聞變成以權謀私,終迫使麥氏出櫃公開承認是同性戀者並辭職。情郎則根據劇本繼續說謊,自稱是「州長芸芸性騷擾受害者」之一。

這樣一來,麥格蘭維成為美國史上首名公開承認同志身分的州長,他的出櫃宣言「I am a gay American」,令他一時成為同志偶像。但偶像卻再也沒有出席公眾活動,不但拒絕加入社運圈子,連民主黨也逐漸淡出。若他硬銷首名同志州長這身分,可能足以和黑人參議員奧巴瑪、拉丁裔州長理查遜一樣,成為美國一極的代言人。

「撞擊一體化」融和理論

他沒有走這條路,對美國政壇爭議甚大的同性婚姻提案持事不關己態度,卻又要高調宣布出櫃,有一派人就認為他根本是利用同性戀者的身分,來轉移公眾對其任內其他醜聞的注視。另一派則認為以麥氏的公職,依然能自稱「gay American」,已勇氣可嘉。事實上,美國第15任總統布坎南(James Buchanan)終身獨生,和前副總統京治(William King)雙宿雙棲同居16年,被不少史家「考證」為首位同志總統,但始終沒有表白,令麥氏更顯得坦蕩蕩。

但勇氣還不是最重要的資本。有美國人認為麥氏出櫃後反而轉趨低調,比他成為同志代言人的價值更大。這派思想源自「撞擊一體化理論」(Impact Integration Theory)。理論原來主要探討種族問題,認為少數族裔需和美國主流社會「碰撞」,才可在保存自身文化的同時,完全融入美國的「一體」。這派理論創始人是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學者格萊澤(Nathan Glazer), 他為成功「撞擊」至水乳交融的少數族裔及邊緣群體訂下3準則﹕

1)當邊緣群體不再提出只關注自身利益的特別問題﹔

2)當他們原來的利益已服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3)當他們的文化在美國不受約束,也就是不會讓人感到礙眼。

麥氏選擇的台詞「I am a gay American」,就強烈符合上述「撞擊一體」準則的設計對白,不但宣告同性戀服膺於美國國家利益,也希望將性取向作出非邊緣化處理,希望以不提出特別訴求的方式,來反證同性戀已毫不特別地邁入主流。這策略是否似曾相識﹖言猶在耳,李安好像強調《斷背山》帶有「普世的愛」,而不止是兩個牛仔的韻事。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3月4日星期六

布殊精英與反精英之間的形象經營

不少人有成為「精英」的潛意識。有人拚命反精英,言談舉止堅持滲入不流利粗口,其實只是自製一個精英性的反精英套版,再成為這套版的精英。今日,外訪南亞的美國總統布殊已快將載入史冊,我們也是時候重溫他的精英學問。

長春藤後遺症

不少美國名牌大學來自長春藤聯盟。這「League」只是英超聯一類體育組織,功能就是為學校校隊籌備比賽。長春藤的雛形源自哈佛、耶魯、普林斯頓 3間大學校長1916年以「美式足球fans」身分開會,認為他們的足球隊應有劃一的技術、學術和財政水平,於是簽訂條約,開始舉辦系統化的足球賽。二戰後另有5所大學加入組成「八大」,競賽才逐漸拓展到所有體育項目。

它們聚在一起,自然有排他的考量。八大多是美國獨立前出現的老牌私立大學,遺傳英屬美國殖民地的新教傳統,在美國擴張前已壟斷學壇,擔任議員、律師、投資銀行總裁、媒體大亨的舊生又令學校比美國更先富起來。這循環造就了「東岸精英階層」,和西岸原來的冒險田野作風大為不同。因他們大多信奉自由主義,又被稱為「東岸自由主義者」。

但當美國中南部聲音愈來愈大,美國逐步邁向(形式上的)平民化,被標籤為「東岸精英」,卻會成為票房毒藥。列根的角色設定,就是典型的反精英例子。從加入政壇起,他對個人弱點直認不諱,不斷承認自己缺乏政治訓練(即衝動)、不擅長官僚程序(即間歇性獨裁)、知識片面(即無知)。列根的幕僚故意讓老闆出洋相,再刻意將缺憾宣傳為「簡約」和「誠樸」,令「列根」這名字成為與東岸精英主義相對的形容詞。屬大右派的列根能靠業餘形象拉票,是一個嚴肅的反精英實驗,目的就是觀察「列根式草根」,有沒有扮豬食老虎的客觀效用。

不少東岸精英也喜歡在選舉時洗底。方法一是強調長春藤「確實」只是體育聯盟,也有很多成績平庸的學生,且可否定自由主義。這是布殊一直諷刺母校耶魯、兵行險着硬銷C+平均分、希望洗底成為得州牛仔的計算。方法二是培養自己高人一等的身分的同時,讓人感到自己有輕狂率真的平民情感。所以甘迺迪、克林頓能以絕對精英的身分,通過精液的中介,能夠為人接受。不懂這竅門的政客,就易被標籤為「脫離群眾」,例如老布殊的競選對手哈佛律師杜卡基斯,和小布殊的競選對手耶魯律師克里,都讓人覺得很遙遠。

骷髏會綜合症

若說資質平庸的布殊沒受惠於長春藤,明顯不符事實。美國人相信他得到校內神秘組織骷髏會的幫助,才能平步青雲。他一家四代,由發迹的祖父起,都是骷髏會員。不少傳言指若老布殊不是骷髏會員,影響入學處負責收生的兄弟,小布殊的成績不可能入讀大學。

骷髏會毋須鋪張豪華,它最大的資產就是整個關係網。「網」是客觀存在,超越公眾視野,是長春網絡的濃縮版。骷髏會傳說的加工,只是將坊間無形的懷疑,形象化為有形的實體。這是「知識管理學派」(Knowledge Management)的研究課題,按其學者迪基亞(Kimiz Dalkir)的演繹,也就是如何挖掘和重組知識的學問。根據學派的「知識形象化」理論,抽象的概念可通過適當形體,在人與人之間傳遞。我們不一定知道什麼是「鐵五角」或「客戶主義」,但拿出一堆骷髏、佐以主宰世界的傳說,就會形象化地恍然大悟。這解釋了何以董趙洪娉是當年七一遊行不可或缺的角色﹕否則無形的理念,就非常、非常、非常難以得到形象化的傳播媒介。這中介,令原來難以沾邊的理念黏合一起,就是功德無量。

時至今日,無論是否有秘密組織維繫,東岸精英還是為同一利益和價值而生,同時排斥新精英冒起。就算布殊家族在南部發迹,我們也不聞有「南部精英」出現。但為了與時並進,他們同時也要派人經營「反精英」形象。在這年頭,還在硬銷學校職業履歷身家,未免落於下乘。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2月26日星期日

滅頂的故事

【咫尺地球】假如北京天壇忽然被炸去頂部,中國憤青會出現什麼反應﹖假如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被焚,天主教徒又會怎演繹陰謀﹖「文化遺產滅頂現象」在歷史常發生,且是挑起仇恨的最佳途徑。

希臘名勝巴特農神殿頂部就曾遭滅頂之災。土耳其中世紀佔領希臘後,當地原來已伊斯蘭化,並沒有明顯的「文明衝突」痕迹。直到1687年,威尼斯軍隊入侵雅典,伊斯蘭守軍居然以神殿存放火藥,不幸發生意外,轟然一響,原來保存完好的遺蹟,變成今日七零八落的殘陣。這令西方學者極痛心,「巴特農之痛」成為西方人「驅逐伊斯蘭教」的原動力。百多年後,著名英國浪漫詩人拜倫自願參加從穆斯林手上「光復希臘」的遠征,病死戰場,死前還要專門到巴特農神殿刻字,就是滅頂現象的後遺症。

金頂清真寺與最後伊瑪目

數日前伊拉克「金頂清真寺」也遭同類滅頂之災。清真寺名為阿斯卡里寺,整個頂部和兩座宣福塔都由金板砌成,顏色的烘托效果和土耳其的「藍色清真寺」齊名,單論景觀也是世界級古蹟。但它還是什葉派聖地,內奉第10世伊瑪目阿里‧哈迪(Ali al-Hadi)和第11世伊瑪目哈桑‧阿斯卡里(Hassan al-Askari)的墳墓,他們都被當權派終身軟禁和毒殺致死。「伊瑪目」(Imam)是什葉派最高宗教領袖,但現在的領袖已不能用這頭銜(相反遜尼派長老依然俗稱伊瑪目)。這是因為什葉派相信他們的首11位伊瑪目都被人所害,不得善終,第 12位伊瑪目誕生後,真神將他收藏起來,直到最後審判,才會重現人間。金頂清真寺不但有象徵意義,還有讓伊瑪目回歸時引路的實用價值。

問題是「別有用心的人企圖挑起內戰」,並不能掩飾當局保衛聖地的疏忽。有如此用心的人,自然也想過向其他聖地埋手。只有在伊拉克才能成功,自因當地保安不設防﹔甚至在薩達姆時代,聖地也比現在安全。於是,伊拉克人再次確認美國為伊拉克帶來新生的承諾未能兌現,援助未用得其所,也發現當權什葉派居然未盡力保護聖地,因為一個大學圖書館的感應器就可防止這次恐襲。由於伊拉克沒有公信力的調查當局,可為事件提供權威答案,於是什葉派各派武裝分子有了藉口自行獵巫,也有了藉口爭取更大權力。遜尼派、西方人和什葉派的「內奸」,會同時成為嫌疑人物。

美國正調查可能的受益人,以「推斷」幕後黑手。事實上,恐怖主義除直接幹掉目標人物、通過殺人製造恐怖來傳遞信息這兩道公式,還有更小規模的組織也足以策劃的第三公式﹕沒佈局,不計較短期誰家得益,也不全是為了營造恐怖,只為了製造混沌,再因勢利導地走下一步。伊拉克境內聖地眾多,再炸一個,就算不出現內戰,也必然涉及權力重新分贓。

恐怖主義第三公式﹕不問短期利益

什葉派是伊拉克主流派系,但當家作主的欲望未得到全面滿足,千年來被迫害情結正尋找宣泄,這正是炸毁聖地所希望釋放的能量。伊拉克戰爭時,一名當地青年化名 Salam Pax,天天寫網上日誌(Blog),大受歡迎,現日誌已結集成書。他的母親是什葉派教徒,他本人亦曾記載當代什葉派教徒如何紀念阿舒拉節(Ashura ),有相當參考價值﹕

「成群哀悼者會繞行卡爾巴拉遊行,一路上的群眾從恐怖的自虐者(一群用鞭抽打己背的人)到唱詩歌的學生團體及莊嚴的律師都有……在民宅和清真寺,你會看到成群男女邊聽老伊瑪目遇害的故事,邊捶胸頓足哭泣……伊瑪目遇害的情節以真人戲劇方式上映,一直演到今天……這齣戲的結尾通常都是一群人丟石頭追趕這兇手,直到他躲到一間房子為止。」什葉派如此紀念節日,反映他們從未忘卻逼害歷史。當象徵變現實,他們又會用哪種眼光望向被滅頂的金頂清真寺﹖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2月18日星期六

英美兩種「三位一體Spin-doctor」對香港的啟示

【咫尺地球】劉細良加入香港中央政策組(CPU)後,各方評論相信他除了協助政府智庫的政策研究,也會承擔spin-doctor的角色。同類角色雖承襲自英美,但他們的建制身分和CPU不盡相同。

英國首相策略組與「英式三位一體」

英國實行內閣制,設「內閣辦公室」,由公務員組成。每位內閣成員(包括首相) 有他們的「私人辦公室」,室內是私人親信。首相要商討民望下降、連任大計、種種醜惡政治,會與親信商討,也會與黨的顧問商討,但不應找內閣辦公室的公務員。

內閣辦公室以下有一「首相策略組」(Prime Minister Strategic Unit,PMSU)。據官方介紹,這是香港CPU的對口單位,雙方也有直線聯繫。PMSU在02年才成立,究竟在英國政治發揮什麼角色,目前還未能定論。但單從其局長柯立芝(Stephen Aldridge)的介紹,我們可發現它和CPU的兩大結構性差異。

首先PMSU所有人員的任命都是公務員,沒有「政治任命首席顧問和主要顧問」這回事。理論上,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上台,PMSU都是同一批人,這就先天杜絕了他們和首相私人辦公室混淆的可能。PMSU開宗明義負責專業分析各部門方案的優劣,根據政府的施政方針,研究出相應的具體政策。換言之首相可提教育改革方向,教育官員負責執行,PMSU則因應既定方向、就執行內容提出政策和立法建議,並審核教育官員的執行效率。

因PMSU承擔技術性角色,這造成了它和CPU 的另一差異﹕絕大多數政策報告都是由職員進行。PMSU有兩名從各大院校乃至各國獵頭的人力資源主任,負責招募近百全職研究員,從事in-house研究。相反CPU的研究報告則以外批合約承包為主,這涉及外間常質疑的利益輸送問題。假如中標人來來去去是自己人,與最高領袖的關係難免瓜田李下,公信力亦難免成疑。

CPU內部分成政治任命、空降的公務員AO和小量專職研究員。這是三種視野、三種利益。PMSU的所有官員卻是「三位一體」﹕長期擔任研究、不涉具體政治的非借調性公務員。

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與「美式三位一體」


港人更熟悉的是美式spin-doctor,那是另一個CPU模式以外的架構。美國行總統制,內閣和立法機關脫鉤,總統就算在內閣辦公室設立一個 PMSU型機關,也不可能提供一條辮服務,因國會也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方向。近年美國總統的靈魂,已由國務院變成總統行政辦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EOP)。

EOP是總統私人班子,僱員千計,副總統有一個冗員更多的副總統行政辦公室(EOVP)。他們的任命毋須國會同意,成為事實上的另一個政府,像封建王朝自成體系的「內廷」,影響力隨着當事人的作風而忽高忽低。EOP頭目稱為白宮幕僚長,名義上是總統助理,協助安排日程、草擬施政、承擔涉及機密情報的幕後操控。但他更是政府的總負責人、具體的把關高手,同時擁有PMSU形的分析人員、英國首相私人辦公室的幕僚形人員,及EOP本身的龐大行政資源。故 EOP成為另一個極端的「三位一體」﹕涉及具體政治、只為總統服務、在這前提下才進行政策研究和民調的臣僚。和英國spin-doctor或香港航運公司空降政府的家臣都不同,它本身更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既得利益集團。權勢甚大的布殊第一親信副幕僚長羅夫、切尼的幕僚長利比,近年不斷陷入醜聞,常被美國媒體戲稱為真正的正副總統。

無論是「英式三位一體」還是「美式三位一體」,目標都是清晰的,手段都是統一的。「落場踢波」的人,踢進庭園深深深幾許,眾裏尋他千百度,依稀知道龍門和「那人」,都在燈火闌柵處。在這層面,柯立芝、羅夫和利比,無論是黑貓白貓,我們心中有數,相對「我們」,都是幸運的貓。作為劉細良先生的晚輩和友人,筆者衷心祝福他。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2月11日星期六

閱讀先知漫畫事件的反例

【咫尺地球】丹麥二流報章刊登先知漫畫演變成全球穆斯林的反西方示威。「文明衝突」、「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平權政策」一類名詞被重複使用,目的是為事件的必然性解畫。但這次事件絕非必然,同類情形其實不斷出現。以下反案沒引發同類爆炸,自然各有前因。

反例1﹕葛培理兒子失言

以「侮辱伊斯蘭」來說,這批漫畫絕對比不少美國要人近年「失言」的程度為輕。如被升上神壇的葛培理,有一名「敢言」的兒子富蘭克林接班,他也是布殊就職典禮的官方領禱人。九一一後富蘭克林稱伊斯蘭是一個「非常邪惡的宗教」,穆斯林信奉「另一個神」(暗指魔鬼或敵基督),號召美國用大殺傷武器「毁滅」敵人,後又在復活節以勝利者姿態走到伊拉克傳教勞軍。但富蘭克林的政治宗教背景,反成了他的保護傘,他的言論可被理解為「個別宗教派系的個別人士意見」,這類意見千年來穆斯林早已司空見慣。丹麥漫畫沒有宗教的保護,貌似玩笑,反更易被穆斯林理解為西方社會的集體偏見。

反例2﹕兒童漫畫的先知像

這次爭議涉及伊斯蘭教不能畫穆罕默德像的禁忌。世界各地的兒童教科書其實每日都在犯禁,筆者幼時就曾讀過香港出版的世界名人漫畫,不但穆罕默德面部表情豐富,行為話語還相當人性化。英國歷史讀物常談十字軍,偶爾也會「過分形象化」地演繹伊斯蘭意象。凡此種種都相當政治不正確,卻被按下不表,原因之一是它們懂得以同樣方式同步描繪基督教或西方人物,有客觀的平衡效果。丹麥編輯聲稱從前有大量醜化美國的漫畫,故現在才畫畫穆斯林「開玩笑」,但時序並非同步,出處也相異,予人「反擊」而不是平衡的感覺。編輯的說詞,也就顯得欲蓋彌彰。

反例3﹕互聯網人像合成圖檔

近年網上流傳大量諷刺圖檔,涉及國家和宗教圖騰,讀者可能比這批漫畫更多。如有反戰人士製作自由女神凶神惡煞地說「你不要問問題」的圖像,諷刺美國攻伊﹔ 有森姆大叔打扮的布殊豎起中指問候敵人﹔更有廣告引用經典的「make love, not war」,以兩個性交中的裸男為主角,飾演「1號」的是拉丹,在下面的「0號」是布殊。丹麥報章稱少有拉丹漫畫,這自然不是事實,最著名的合成檔曾醜化他為電影《凸務之王》的「邪惡博士」,將他的助手扎瓦希里變成「邪惡博士」的複製小人。因這些圖像的流傳渠道並非傳統主流傳媒,互聯網缺乏單一監控規條、單一負責人,這些爭議漫畫無論有多少人光明正大地看過,也不能成為理想的爭議對象。故這次示威一大關鍵其實是西方傳媒和它們象徵的信息霸權,就像弱勢社群爭取傳媒的語言正確運動一樣﹔究竟有多少人被傷害,從來不是重點。

反例4﹕斬首片段的令人不安

西方大報轉載漫畫時下了一些註釋,聲稱是「痛苦的決定」,但為了言論自由才決定讓更多人了解事情來龍去脈,「絕不代表本報立場」。但這些決定,與其他決定並列,卻「並」出新問題。問題是每當半島台發放拉丹或扎瓦希里的錄像講話,華府都會建議傳媒不要「完全」報道,擔心內有暗語。扎卡維把人質斬首的片段不為西方正面刊登,論據則是基於人道立場,「免令觀眾不安」。由此邏輯推論,西方傳媒認為先知漫畫激起穆斯林反感的嚴重性,不及斬首片段激起受害人親友不安的嚴重性﹔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又不及播放拉丹講話。這兩個立論大概連西方傳媒編輯也不一定有察覺,但內裏隱隱涉及對穆斯林潛能量的輕視,在不尊重其他文化時,又犯了低估別人的 patronizing毛病,結果就協助了穆斯林的大規模動員。可見漫畫爭議雖源自不起眼的小事,但也是眾多元素共同發酵而成,不易被隨便複製。因無知而畫了穆罕默德像的香港漫畫似可放心,但改版時還是一併改了吧﹗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2月5日星期日

「迷你台獨」國際關係篇

【咫尺地球】台灣陳水扁總統忽然宣布「考慮」廢除國統綱領,重新引發關於兩岸統一的辯論。這場辯論的假設,通常是台灣全體能否宣布獨立的理據,一方高呼國土不容分裂,一方則訴諸民意選擇。但根據國際關係理論,台灣可鑽的空間其實還有很多,北京也需與時並進,才不會被殺個措手不及。

南非「班圖斯坦」對《脫華論》的啟示

1976 年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權推出「班圖斯坦」(Bantustan)計劃,聲稱讓境內的黑人「班圖」(人民)自我建國獨立。不久南非就撥出一堆零碎土地,成立 10個黑人自治區,將境內的剩餘人口推到那裏,再讓其中4區獨立建國,分別稱為Transkei、Venda、Bophuthatswana和 Ciskei。在南非官方檔案中,4國地位和美英法蘇等完全一樣。凡是南非不喜歡的國民都變成4國國民,毋須再成南非政府的負累。

這段往事對我們雖陌生,卻和一些台獨理論暗合。近年台灣出版了多套「台灣新文化運動叢書」,有一本叫《脫華論》。「理論」最早由王育德在1983年提出,漸演化成台獨綱領其中一個基礎。內裏一個提議是讓「台灣人民」在台灣建立「台灣國」,讓「不願獨立的中國人」走到金門馬祖,維持他們的中華民國,就像南非白人政權流放黑人到4個「獨立國」一樣,搞多一個「金馬國」。作者並非提議所有台灣政府目前控制的土地一起獨立,而是鼓吹一種部分獨立,他聲稱參考的是大馬和新加坡分家,認為李光耀是領導「不願獨立的華人」走到新加坡(這自然是穿鑿附會)。無論如何,「大獨之下的小獨」對國際社會來說,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台灣原住民民族主義的另類功能

兩年前台灣副總統呂秀蓮「一時」失言傷害了本土原住民感情,原住民領袖發起遊行,警告考慮「獨立建國」,後來自然不了了之。但假如台北真讓原住民在台灣島內建立哪怕只有 1000國民的「阿里山國」,這對北京來說應已是分裂國土。但對台灣來說,卻完全可解釋為境內民族主義的自發行為,因台灣實行民主政體,只要境內有人要脫離中華民國,又獲台灣立法院認可,即使台灣當局真心希望捍衛國土完整,也可辯稱「不能強留人家」。屆時可出現如此局面﹕台灣政府依然「聲稱」以統一為目標,但是境內少數原住民老是要脫離台北搞獨立,台灣在民主原則下只好承認後者獨立,並與之建交。與台灣有邦交的國家也紛紛和「阿里山國」建交。只要國家出台,它可擴張土地、可接受來自中華民國的移民,一切也就變成可能。

面對此情况,北京技術上不可能以武力取締阿里山獨立。若以台灣當局「捍衛國土」不力為名加罪,將難獲國際支持,因台灣當局會辯稱確沒打算「片面改變兩岸現狀」,沒違背「四不一沒有」,可依然將國統綱領高高舉起。何况「中華民國」其實近年已「修正」了版圖,包括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要是它自願放棄境內一座山,像意大利容許境內的梵蒂岡以1000人口正式建國(當然那是特例),或像近年放棄釣魚台主權一樣,邏輯上,這和搞台獨似乎扯不上邊。

凡此種種都令一些台獨理論家相信安排「分別獨立」的劇本,會是曲線台獨的低風險新猷。這裏涉及大量複雜理論問題,而目前北京對台政策並未能完全照顧。上述說的目前是狂想,但觀乎陳水扁政權的創意無限,北京防微杜漸杜騎呢,也不全是杞人憂天。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1月29日星期日

哈馬斯和平福音

【咫尺地球】哈馬斯贏得巴勒斯坦大選,是中東民主進程的歷史性事件。同類事件曾發生在1991年的阿爾及利亞,有恐怖襲擊前科的伊斯蘭救國陣線贏得國內首個民主選舉,政府在西方支持下宣布選舉無效,阿爾及利亞至今成為襲擊熱點。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哈馬斯大勝不會出現上述意外,還可能成為以巴和平的開端。

哈馬斯的草根票

已故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說過﹕只有當巴勒斯坦獨立、巴勒斯坦人能夠自決時,哈馬斯才會加入權力政府。所以他杯葛國會選舉,視政府為傀儡。這次哈馬斯參選,顯示他們相信巴勒斯坦人已經能夠自決,認同現在的自治政府比10年前的規模更有國際認受性和公信力。基於這樣的前提,哈馬斯加入立法機關、甚或日後參選總統,都不會否定政府已經成為「獨立實體」的事實,亦會避免任何行為予人口實取締這樣的事實。

何况哈馬斯賴以起家的並非自殺式襲擊,而是他們為低下階層提供的福利網絡。哈馬斯在1987年成立時,屬於埃及著名的「穆斯林兄弟會」分支。兄弟會是阿拉伯規模最大的互助組織,提供教育、醫療、房屋諸般福利,從中灌輸伊斯蘭教義,得到群眾紮實支持,有廣泛政治影響力。哈馬斯的工作分政治、軍師、秘密工作三部分,也是依樣畫葫蘆,逐漸取代了政府的社福功能。而且哈馬斯比法塔赫派系更有學術包裝,他們主辦的加沙伊斯蘭大學在當地享負盛名,教授都是哈馬斯領袖,亞辛更以「輪椅先知」的神秘面貌出現。這些都是被認為已經腐化和世俗化的法塔赫不能取代的。

福利網絡嵌入政府

哈馬斯參選並非打正組織旗號,而是以「改變和改革團隊」名義自組名單,內裏包括非哈馬斯人士,共識之一就是將組織的福利網絡融合到政府之內。這雖然是哈馬斯首次參選,但他們在社會層面的優勢並非無往績可尋。例如在年前的聯合國駐加沙地區福利和就業辦事處職員委員會選舉,哈馬斯代表贏得80%選票。在這次選舉,哈馬斯和法塔赫在比例代表制的部分表現不相伯仲,分別獲得30和27個席位,但是在地區直選的單挑部分大獲全勝,以46席大幅度拋離法塔赫的 16席,反映哈馬斯勝出的關鍵並非全國性的意識形態,而是地區性的樁腳網絡。

以往哈馬斯能夠調和自殺式襲擊和福利網絡,將「逼得我們走投無路」和「漠視貧苦大眾」兩者的責任都推給「無能政府」,巴勒斯坦國際形勢愈不利,哈馬斯支持度愈高。現在哈馬斯網絡和政府合而為一,自然會受制於官僚機器。一旦組織策劃大規模襲擊,引起國際制裁,損及既有福利網絡,又沒有了「政府無能」這條掩護,他們在巴人群體的威信就會下降。這就是建制的包袱,也是哈馬斯融入常規政治的關鍵。

PIJ﹕新一代恐怖組織的監督

近年最激進的巴人組織已不是哈馬斯,而是巴勒斯坦聖戰組織(PIJ)。哈馬斯的祖先可以上溯至埃及穆斯林兄弟會,PIJ的祖先亦可以上溯至埃及的「埃及穆斯林聖戰組織」(EIJ)。EIJ是兄弟會的激進分支,領導人是在「恐怖界」大名鼎鼎的扎瓦希里醫生,他和拉丹結盟後成為被懸紅2500萬美元的蓋達二號人物,經常向半島台發放錄像和講話。PIJ在哈馬斯參選後,成為杯葛選舉的最重要力量,理由和以往哈馬斯所說的一模一樣。PIJ只能靠恐怖襲擊維持影響力,必會一步步把哈馬斯推向政治光譜的中間位置,然後自己處於自稱的道德高地。

有人可能擔心PIJ將哈馬斯推向政府,和當年哈馬斯將法塔赫的腐敗形象發揚光大、令其放棄恐怖襲擊一樣,不過是歷史循環、角色互易,並不代表以巴出現和平。然而從這次選舉的高投票率可見,PIJ不可能獲得哈馬斯的全國性影響力,也沒有那樣完善的福利網﹔哈馬斯現在的支持度和執政能力,還比數年來的法塔赫政府優勝。無論哈馬斯能否像阿拉法當年那樣,發一個聲明放棄恐怖襲擊,他們已經擺明車馬要飾演新角色,這美國和以色列一清二楚。現在和平的主導權,操在布殊手上,也操在下一任以色列總理身上。

沈旭暉

2006年1月21日星期六

兩岸的卡扎菲二世爭奪戰

【咫尺地球】本周利比亞領袖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Sail Qadhafi)高調訪問台灣,宣布互設代表署,陳水扁獲邀訪問利比亞。此行搶先於中國外長李肇星訪問非洲,時間配合得天衣無縫,到米已成炊,李肇星才趕到的黎波里,帳篷內的卡扎菲也不過重申「堅持一中政策」一類空話,沒任何「後悔」表現。這是北京近10年兩岸邦交戰的一大敗仗,連鎖效應並非爭取10個瓦努阿圖共和國可比。

以台媚美的去非殖化外交

卡扎菲曾是美國頭號敵人,「恐怖」資歷比拉丹深得多,但在伊拉克變天後已從良,宣布放棄發展大殺傷武器,更積極拓展和歐盟關係,盼能加入歐盟南擴到北非的外圍組織。原來美國的算盤,是依靠歐盟監控一些有歷史淵源而相對友好的「邪惡」國家,例如以德國拉伊朗、法國拉敘利亞、意大利拉利比亞。但伊朗核危機出現後,中東各國發現面向歐盟不足自保,發展軍備又觸動美國神經,最實在還是拓展獨立外交勢力。

卡扎菲國際形象欠佳,但若能通過打台灣牌疏遠北京,對美國的全球利益就有正面影響。畢竟中國的國際潛力,依然受惠於60、70年代「亞非拉人民大團結」的非殖化往事,美國近年的打擊目標都是「中國人民老朋友」。一旦中國失去對這些國家的傳統道德影響力,就必須通過直接經濟實力來保住國際地位,不能再「向後看」取巧,這卻是中國目前不能承擔的。

卡扎菲和台灣淵源其實也不少,據說他曾在60年代參加台灣舉辦的「政戰學習遠朋班」,對回國搞革命大有啟發。他聲稱林肯和孫中山是一生僅有的偶像(原本還有納瑟爾,近年好像不怎麼提),對台灣愛屋及烏。踏入21世紀,利比亞花大量心力取得新成立的「非洲聯盟」的領導權,已淡出純阿拉伯圈子,這自然是向西方發放的信息。卡扎菲公子訪台,也是傳遞同類信息。

利比亞石油蘊藏豐富,國力雄厚,在非洲是數一數二的富國,對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有政治影響力。它整合非盟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成為非洲新興石油國的龍頭。該國油田尚有開採空間,但政府並不缺錢,更歡迎外商共同投資當地石油企業,對石油淪為任何一國官辦公司的私產則心存戒備,所以中石油一類公司並不受歡迎,台灣承諾的純經濟投資反令卡扎菲獲益更多。何况中國開採利比亞重石油的經驗技術也遠落後於西方。沒有意識形態束綁,中利關係就沒多少實質憑藉。事實上,若中國不是像養一個省那樣為北韓供應全國糧食,金正日會否擁抱胡錦濤也大有疑問。

卡扎菲二世「李顯龍化」﹖

這次訪台的是卡扎菲三公子,沒任何官方職務,頭銜是「卡扎菲基金會主席」。但他是公認的接班人,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比他那兩位沉迷足球的哥哥得體得多。他那「卡扎菲基金會」負責建構利比亞的和平形象,專為各國調解涉及穆斯林的綁架案,依稀以伊拉克那個專為西方人質向扎卡維求情的「穆斯林長老會」為藍本。近日這位卡扎菲二世的戀情在刻意安排下曝光,對象是一名以色列女演員,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引起轟動,足以和父親晚年搞的首個「網絡世界小姐競選」相輝映。若賽義夫能像鄰國第二代一樣順利接班,不難想像利比亞會更易洗底,加上國內天然資源,足以在全球化時代成為地區霸主。

如何既繼承父親的權力基礎,又要讓外間覺得是成年人,這是接班人面對的共同問題。去年新加坡李顯龍繼任總理前,也曾高調訪台、也是宣示新時代的來臨,但出了意外有父親包底,最後確是靠父親疏通北京才相安無事。李顯龍當時在台灣說過什麼、下過什麼承諾,今天都成過眼煙雲。卡扎菲二世照辦煮碗再來一次,也就不足為奇。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1月14日星期六

伊朗狂人「第二革命」的理性

【咫尺地球】近日報章報道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的激進言行,包括重啟核研究、稱納粹屠殺猶太人為「神話」和詛咒以色列總理沙龍死亡,這位總統也就填補了國際社會急需的「狂人」位置。但挑戰西方其實不是內賈德的首要目標,他的新政其實為了安內多於攘外。

宗教勢力的雙刃劍

內賈德的前任總統哈塔米屬改革派,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則堅守伊斯蘭信條,令一般人以為內賈德上台後,會出現更和諧的政教關係。事實上,內賈德和哈梅內伊立場相近,經常以伙伴姿態出現,互相吹捧,總統更吩咐民眾只能掛哈氏肖像、不能掛他的像,但這不代表他們和衷共濟。哈梅內伊是伊朗建國教士霍梅尼欽點的接班人,內賈德的宗教導師亞茲迪(Ayatollah Mesbah Yazdi)則是霍梅尼的對手。後者是什葉派第三聖城庫姆(Qom)的精神領袖(第一、第二聖城納杰夫和卡爾巴拉均位於伊拉克),創立什葉派哈漢尼(Haghani)分支,在伊朗首先提倡「回學為體、西學為用」,鼓勵信眾到西方名牌大學學習應用科技,回來報教報國,認為這能夠讓整個西方世界逐漸改信什葉派,人稱「鱷魚教授」。80年代時分支一度因為霍梅尼的壓力被迫解散。

內賈德是亞茲迪的堅定盟友,本人沒有出國,但也是土產工程系博士,重用帶有宗教熱情的技術官僚,哈梅內伊已經感受到來自宗教勢力的內部威脅。內賈德當選後,哈梅內伊委任形象開明的前總統拉夫桑賈尼為「權力委員會」主席,負責對新政府進行監督,而拉氏正是內賈德大選時的主要對手。內賈德的反美反猶言論,一方面滿足哈梅內伊的宗教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提昇哈漢尼派競爭力的手段而已,比併激進而已。

經濟改革的硬仗

內賈德贏得大選,關鍵還不是反美立場,而是個人的民粹傾向和簡樸草根的形象。他其中一項政綱﹕將石油收入回歸大眾、根治腐敗,特別觸動基層人心,當選後自然受到既得利益階層抵制。他先後提名3名親信為石油部長候選人,都被國會否決,最終只能讓一名老官僚繼任部長。此外他屬意的嫡系福利部長和教育部長人選都不獲通過,這在伊朗式民主是相當罕見的。內賈德貴為總統,卻經常自稱受害人,在國內的弱勢地位和在國際社會展現的強勢形象相映成趣。假如總統短期內不能駕馭國內反對者,國家只會邁向政治鬥爭、拖低行政效率,這正是那些寄望「強政厲治」的支持者不願看見的。

換句話說,只要內賈德堅持兌現競選承諾,他就沒有邁向溫和的空間,只能夠繼續舞動民族意識,來突顯既得利益階層喪失革命熱情、既缺乏勇氣和西方周旋、又不了解民間疾苦的事實。「狂人」不但不容於國內的溫和派,亦不容於堅持穩健作風的保守派,只能夠靠一個嫡系宗教派系鼓動新一代,為國家作出「第二革命」。從這個角度看來,反西方言論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與時間競賽﹖

伊拉克戰爭對世界各國有不少教訓,最惡劣的影響是讓各國民族主義者以為必須擁有大殺傷武器,國家才能夠安全。自從布殊將一度有和解傾向的伊朗歸入邪惡軸心,伊朗步步走回激進,國際輿論由同情步向離棄,近月甚至爆出中情局故意泄露次等核秘密予伊朗請君入甕的陰謀。「美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邏輯大有市場,是有原因的。

這時候,伊朗宣布重啟核研究,只要不面臨軍事壓力,內賈德就奪取了議題決定權﹔假如真的成功研製核武器,更可能連哈梅內伊的影響力也一併取締。這是一場賭博﹕贏了,伊朗歷屆總統的「兒皇帝」現像可能徹底改變﹔輸了,內賈德免不了下台,甚至整個革命政權也可能輸掉。當內賈德抱着「窩囊下去反正下台」的想法,他重啟核研究的決心也就不用懷疑。不過「狂人」還是理性的,懂得 brinksmanship策略﹕他「建議」美國撥出阿拉斯加收容猶太人建國一類卓見,只是為國外傳媒度身訂做的sound bite ,用來測試風向,據說並沒有在官方通訊社向同胞播放。怎樣根據風向判斷美國反應來和時間競賽,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