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8日星期一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與特首選舉

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的世衛總幹事任期將滿,中國全力支持其競選連任,結果成為唯一候選人,相信可順利連任至2018 年。無論我們是否欣賞陳太當年在香港的政績,也不能否認在過去數年,她的世衛生涯是相對成功的,例如H1N1 沒成為SARS 那樣的全球危機,雖然世衛被指反應過敏,但畢竟贏得了一定口碑。陳太也十分懂得善用自己的「中國香港人」身分,一邊淡化自己的北京色彩,自稱已成為把國籍問題拋開的「國際公務員」,另一邊暗示中國是她的後盾,都活學活用了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陳馮模式」證港優勢內地肯定

在政治層面,陳太最有爭議的是發出密函,要求世衛把台灣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而非「Chinese Taipei」,但同樣是她在任內解決了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衛的多年夙願,這卻是實在的政績。筆者在內地調研期間,發現不少內地官員和學者對陳太讚不絕口,並對香港人的政治智慧刮目相看。

教人擔心的是,港人雖開始從「陳馮富珍模式」摸索出自身不能被取代的優勢,以及代表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獨特途徑,獲得內地肯定,它的阻力卻同樣來自香港。這些年來,筆者與多間內地院校有所合作,有不同國家級學者曾對筆者私下說,有個別來自香港特區政府的人員,乃至負責研究的官方人員經常散播陰謀論,繼續以「港英餘孽」的態度看待陳太,認為她只懂英國人那套,不利於對國際社會宣傳中國模式;這論調的後續部分,經常是批評同樣長期作為殖民地公務員的特首曾蔭權,說這些人太被西方宣傳的核心價值影響,不會做實務,分不清敵我,乃至為敵人所用;最終結論十分簡單,就是說香港其實沒什麼國際人才,直到人心全面回歸為止。

港「極端研究員」仍談港英餘孽

內地友人聽後大感詫異,他們說內地也很久沒這類極端立場、而且言必人身攻擊的研究員了,現在國家政策不但明確支持陳太連任,還打算發掘像任志剛這樣的人才擔任類似職務,這對國家、對香港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為何你們自己人反而要拖後腿」?

這不禁令筆者想起種種往事。有擔任人大政協的朋友跟筆者說,其實一直有聲音要以更開放的態度處理香港民主化問題,有開明人大政協私下對中央進言,就是讓泛民當特首又有何打緊呢,特別是他們在民生議題也頗有人才,今天誰能不與北京合作?這時候,這類聲音的代表就會大聲疾呼,舉出百個理由,堅持要以敵我矛盾看待「外國勢力操控的香港政治」,堅持要把敵人往死裏打。有建制陣營的學術朋友跟筆者說,他們常向北京介紹港人的愛國情懷,及對中央政府的高支持率,那時,這種聲音的代表又會走出來,說那是外國勢力的煙幕,不要輕易上當。

選特首總盼領袖親賢遠佞

筆者曾參加不少內地及香港的學術或政府諮詢會議,香港本土學者絕大多數主張香港可為促進中國軟實力扮演更重要角色,肯定「陳馮富珍模式」價值,但那時候,又會出現同一聲音的代表,堅持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上綱上線一番。至於像出現類似替補機制的爭議,唯一為違背政治學倫理的歪理出謀劃策、扭曲授權概念並將之理論化的研究員,讓政府原來相對容易執行的指令變成不可能的任務的,也是同一聲音。背後的根本矛盾,除觸及具體利益,也反映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在愛國熱情毋庸置疑的劉夢熊先生也高呼中國要尊重普世價值、也推許「陳馮富珍模式」發揮香港功能的21 世紀,依然為這些人士所不信任,乃至敵視。

香港已走到十字路口,若不善用與國際接軌的全方位優勢,只會淪為二流中國城市,而從陳馮富珍的成功可見,這不但是香港的成功,更是中國的成功。現在香港正進行特首選舉,確保上述聲音不為香港添煩添亂、預防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被破壞,比誰人當選更重要。目前代表努力求變的路線,較獲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青年認同,社會也有穩中求變的訴求,大家原來對之頗有期盼,但每當考慮到上述鬥爭路線的代表人物,與個別候選人的長期合作關係,筆者曾與數百名來自各界的青年領袖交換意見,無不感到憂慮。對這樣的疑慮,各位候選人在未來數月是必須正視的。領袖毋須太多能人異士,但社會總希望領袖親賢遠佞。假如2017 年真的有特首普選,屆時陳太臨近任滿,曾擔任國際領導人的她為何不能是人選,難道還會被批評為西方餘孽?

20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香港殖民地餘孽」的「亞洲大統戰」(下)

陳馮富珍的成功案例,除了對中國外交有一定價值﹐同時也是北京對亞洲、對日本、對台灣傳達微妙訊息的途徑。在當年的競選﹐日本的尾身茂是首名申明要角逐世衛總幹事的候選人,他被吳儀評為陳馮富珍「最強勁的對手」。陳馮富珍的參選﹐被亞洲不同地區傳媒視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場外交競賽。在日本﹐就一度有傳說中國最初提名陳馮富珍的動機﹐根本不是競選總幹事的職位,而只是要破壞日本的競選。香港主要的天主教期刊《公教報》曾發表評論﹐認為陳馮富珍的當選﹐只是基於狭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驅動,「與球迷盲目支持地區球隊無異」。另一方面﹐尾身茂雖然也獲得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持,但強調競選與地緣政治無關,多次說希望與陳馮富珍之間的競爭不會影響未來的中日關係。

假如這算是中國的一場勝利﹐勝在哪裡﹖可以說﹐陳馮富珍的殖民地管理經驗﹐不但相比於其他中國候選人有優勢﹐就是相比於日本候選人也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陳馮富珍的官方介紹不局限於她的個人經歷,也刻意提及她在英國殖民政體獲得的、也許不很政治正確的榮譽:「1997年﹐她榮獲英女皇伊麗沙白二世頒授官佐勳章」。吳儀在公開場合﹐多次以陳馮富珍的英文名子「Margaret」來稱呼她﹐我們難以想像大陸官員會這樣稱呼他們的其他同事。當這樣的形象包裝﹐結合了中國外交方略﹐訊息就十分明顯了﹕由於今天的中國比英國強大﹐所以前殖民地官員才願意效忠北京。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在競選時預言,陳馮富珍的經歷﹐會對過去十多年都申請作為世衛觀察員、但一直都不成功的臺灣﹐產生「積極影響」。在北京看來,陳馮富珍的身份毫無疑問是「泛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假如有台灣專家願意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可以當陳馮富珍第二。當然,臺灣認為北京再三阻撓臺灣加入世衛是基於政治動機﹐目前不可能考慮類似方案。但在當代國際關係﹐起碼在世衛競選﹐有其潛規則﹕即使北京提名台灣候選人﹐也不一定要台灣候選人完全代表北京。在同一屆世衛總幹事選舉﹐敘利亞就提名了黎巴嫩人卡瑪(Karam Karam)參選﹐無論敘利亞、黎巴嫩關係如何密切﹐哪怕敘利亞把黎巴嫩視為實質上的附庸國﹐黎巴嫩候選人當選了﹐也不可能完全代表敘利亞利益。這類在主權層面的彈性﹐未來會越來越多﹐也會在兩岸互動當中越來越重要。

諷刺的是﹐作為陳馮富珍的前體系﹐香港特區政府在競選中﹐卻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上屆競選,香港的愛國媒體多次呼籲﹐特區政府要為陳馮富珍提供「全面支援」﹐但這涉及一國兩制的敏感邊界﹐無論如何支援﹐都難以面面俱圓。香港究竟政府做了什麼﹖據了解﹐特首曾蔭權為陳馮富珍與各國總領事安排了幾次象徵性的聚會﹔香港海外經濟辦公室接到上級指令﹐要「在方便的情況下」﹐為陳馮富珍做軟宣傳﹔港府派了一名級別不高的政務官章景星(還有作為選舉最後一天中方團隊成員的衛生署署長林秉恩)﹐為陳太在日內瓦提供「後勤服務」。據當事人所言,這些「服務」包括幫助陳馮富珍與香港政府聯絡,搜集媒體和業內人士的評論等﹐而已。至於在這次連任選舉,似乎除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發佈了一個支持電文,就沒有下文了。

這些支援究竟是否足夠﹐並沒有客觀基準﹔陳馮富珍本人在香港的支持度又多高或多低﹐同樣言人人殊。重要的是﹐香港對是否有責任協助中國外交這一基本問題﹐一直未有共識。當時就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政府派出行政官員協助陳馮富珍競選、並將日內瓦辦公室借出的做法,並不符合一國兩制﹐因為他們只把陳馮富珍視為一個不應享有特權的「退休公務員」。此外﹐也有議員批評特區政府「侵吞」信託基金來支持陳馮富珍。這些問題,設計一個核心課題,就是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獨特身份協作中國外交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有哪個對口編制可以承擔這功能,它與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合作應如何理順等等。但無論如何,這案例正面肯定了香港人相對於內地人的優勢依然存在﹐開啟了港人參與國際組織的公式﹐對香港也是難得的宣傳。有外交部官員私下談話時甚至曾透露﹐北京正考慮「複製」陳馮富珍模型﹐擬邀請另一港人競逐國際組織。這類嘗試,正是一國兩制的彈性所在,也是一國兩制應有的智慧所在。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價值 (上)

2006年,中國提名前香港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女士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最終高票當選,成了首名出任重要國際組織領袖的華人。她的任期到2012年終結,競選連任自然獲得中國全力支持,最終更成為唯一候選人,篤定連任成功。無論對她的政績評價如何,這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案例,足以說明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潛在價值。

當我們回顧這兩次、特別是2006年的選舉,會發現其實單就專業履歷而論,陳馮富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都不能算得上是完美人選。國際頂級衛生期刊《刺針》(Lancet)在對比所有候選人素質後,認為陳馮富珍「在政策執行和制定方面都經驗不足」﹔世衛從前對她的介紹,只略略提及她「有效地處理了本土禽流感和非典爆發」,其他人的國際經驗都是長篇大論。反而北京著重推介她的西方專業背景和技術專才身份:「陳醫生任衛生署署長期間,管理七千名文化及專業背景各異的員工及近五億美元的財政,成功展示了她在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方面的能力。」

但就算要論這些能力,就是中國內部也有更「主流」的其他選擇,例如出自中國本土的劉培龍醫生。劉培龍在法國雷恩大學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1972年開始從事有關非洲的衛生及健康事務工作,1998年出任中國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司長,負責中國和世衛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協調,國際經驗遠比半途出家的陳太豐富。2003年,當時的世衛總幹事南韓人李鐘鬱原希望提名陳馮富珍接替大衛·海曼(David L. Heymann)出任傳染病科行政總監,據說北京卻支持劉培龍,妥協結果是李鐘鬱委任一名非洲加納專家出任傳染病科總監,劉培龍出任助理總幹事,陳馮富珍則出任人類環境保護司司長。這反映中國領導對陳馮富珍這名香港官僚原來並不完全信任,她在國內似乎也不是眾望所歸。

直到世衛總幹事公開競選,劉培龍被視為對西方行政體系接觸有限的、在非典危機與中國威權政體合作的華人,勝算被評估為不高。那時候,陳馮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術官僚包裝,才變成北京的秘密武器,足以淡化北京處理非典的封閉形象。即使陳馮富珍在香港處理2003年的非典危機備受批評,她在這樣香港這個西式政體的行政管理經驗,已足以把其他中國內地競爭者比下去。

事實上,從世衛選舉可見,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國吸納進跨國體系領導層,另一方面卻對中國人掌握國際組織依然有戒心。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來共產國任命實權人物的典型慣例(政治學的所謂nomenklatura任命),被認為通常禁止官員在國家利益受損時公正行事﹔二來中國的單一政體與西方的分權制衡理念機制相悖,例如中國農業部一名官員賈幼陵反駁批評中國應對非典措施時﹐曾私自引用「陳馮富珍和世衛支援」,其實那時世衛還未發出官方聲明。在中國唯一有分權傳統的非單一政體﹐就在香港了。

陳馮富珍私下對北京的支持自然表示高興,但在全球舞臺上,她很懂得強調其「全球化」的身份﹐與北京保持禮貌的超脫距離。她上次當選後的就職演說﹐就刻意淡化中國色彩:「所有的地區、國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這是一個全球的衛生組織,我們的工作必須關注到每個人、每個地區的生活。」在演說中,「中國」、「北京」、「中央政府」這樣的詞彙幾乎從沒有被提到,「全球」和「國際」這兩個詞出現的頻率則最高,達14次。在記者招待會,她不管香港記者的要求﹐堅定拒絕使用母語廣東話:「我不能給你們特別優待。」更教內地民族主義者感冒的是﹐她自稱「國際公務員」﹐說「不再想我的國籍,把它放在身後。」

上述競選方針不僅沒有讓北京不快﹐反而受到鼓勵。為了確認陳馮富珍的「超然」,中國官員屢次否認對其日常工作有任何干預,甚至將她稱為「鐵娘子」,以塑造大公無私的形象——其實諷刺的是,香港人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看她。競選結束後,她和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分別召開記者招待會,就宣示了他們的各自獨立。筆者曾訪問參與陳馮富珍競選的香港官員,他們明言說由於陳馮富珍可以同時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份與北京交流,既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最理想候選人,同時也是讓中國遵從國際標準的最佳人選。假如她在整個任期保持超然,適當批評中國衛生狀況,那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會是正面宣傳,反映中國在全方位擔當「負責任國家」,也證明中國擁有「國際級」人才。

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

中美新冷戰?美國的「奧巴馬亞太大戰略」(下)

(3)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Vs東亞自由貿易區

9/11後,美國一度默許中國承擔東亞區域大國的角色,後來發現中國的影響力已不再局限在區域層面,決定在區域層面扶植有力的競爭對手,以防中國利用多邊平台擴大全球影響力。美國在APEC峰會推出的TPP(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雷聲很大,但提出的自由貿易門檻太高,其實並不容易廣泛落實。日本的農業集團就會大力反對加入、甚至會視之為美國以圍堵中國之名消化日本的陰謀。但客觀上,這卻提高了日本的議價能力,令日本正在與中、韓商討的自由貿易協議,有了更大的主導權。同一道理,日後中國與其他國家搞任何雙邊協議,那些國家都可以到TPP這個攤位「問價」,再向中國還價,這是抵銷中國近年建立的多邊平台的有效策略。假如美國把一切中國不能達到的要求都放進TPP,然後和汶萊、新加坡、新西蘭等無足輕重的經濟體落實措施作為藍本,無論實際影響如何,都已破壞中國的部署。

(4)全方位拉攏中國鄰國Vs縱容中國後院

以往美國會依靠中國和有傳統影響力的鄰國溝通,例如北韓、緬甸、巴基斯坦等。但這卻令這些國家變成中國的「合法」附庸,令美國開始不安,特別是中國近年有所突破,例如毛游掌權後的尼泊爾變得十分親華,邊境各地的中國化現象也十分明顯。因此奧巴馬的政策,已變成儘力拉攏一切中國鄰國,希望他們對中國邊境反過來構成壓力,哪怕那些國家有不光彩的人權記錄,這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方略,是布殊等新保守主義者所不為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名義上還是共產國家的越南,它被納入TPP是北京最難接受的;其次是一度成為美國重點打擊對象的緬甸,國際組織雖然普遍不認為緬甸軍政府的改革是「真民主」,美國已明確要破冰;還有自稱中國鐵桿盟友的北韓,它的政權遠比伊朗殘暴,華府雖然加強了與南韓的軍事演習,外交界卻一直對爭取北韓制衡北京有期望,因此不像對付薩達姆那樣,並沒有消滅金氏政權的計劃。對這些中國鄰國而言,最理想的下場,是美國樹立為樣板的蒙古:近年美國推出了「千禧援助計劃」,把援助窮國和意識形態掛鈎,蒙古、菲律賓都是大量接受美援的國家。就是中國後院的盟友不倒戈,要維繫這些「友誼」,機會成本也已大為上升,北京才沒有餘力走到美國的後院去。

那美國是不是要徹底圍堵中國、顛覆中共政權?不是的。在這個年代,中國的失敗確實對美國沒有好處,問題是在過去十年,美國希望中國扮演的角色,和中國確實扮演的角色,出現了明顯落差。美國接受的上限,是一個跟隨美國制定的國際規則的區域大國,具體指標是不要挑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要在鄰國輸出和美國不同的價值觀、不要把影響力拓展到美國後院、當然也不要支持明顯反對美國的政權。不少人以為北京做到最後一點,在反恐上和美國合作,就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其實那倒是次要的;西半球是美國的美洲、美元是國際金融的基石、美國代表全球普世價值,這三點才是任何美國人當總統都必定堅守的底線。中國在過去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卻全都挑戰了。美國擔心當中國有了亞太整合的平台,一方面連反美的拉美國家也會有異動,另一方面可以配合歐盟,共同挑戰美國的金融霸權,甚至像當年蘇聯那樣,把「中國模式」樹立為美國模式以外的替代品。美國的真正目標,其實是警告中國崛起不要超越上述底線,從而為中國劃定的樊籠。屆時中國依然有足夠實力購買美國國債、分擔維持和平的經費、乃至為歐債危機捐輸,而又不足以挑戰美國霸權,這才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2011年11月22日星期二

「打破種族歧視」還是殖民管治藝術?--談何東花園

政府建議把山頂何東花園列為正式法定古蹟,獲得古物諮詢委員會一致支持。筆者是投贊成票的委員之一,認同何東花園有不能取代的歷史價值,不過擔心這價值並未能被政府演繹的官方歷史全面剖析,因為這裏牽涉以修正史觀重構歷史的問題。根據官方報告,何東花園的重要性在建築代表的「中國復興運動」以外,主要在於何東爵士本人,而花園得以在山頂興建,打破了港英早年規定華人不能在山頂居住的「種族歧視禁令」,促進了華人向上流動,因而十分重要。這是歷史的部分真實,卻不應是歷史的全部。

歷史的部分真實

所謂「種族歧視條例」,泛指20世紀初頒布的《山頂區保留條例》、《山頂區居住條例》等,規定在海拔788呎以上的山頂區域只准非華人居住,獲港督批准的華人或傭人除外;此外,這類條例也包括19世紀末的一系列《歐人住宅區保護條例》,規定若干地段只能興建歐式建築。這些條例的官方理據是當時瘟疫橫行,非華人不習慣香港的熱帶天氣,需要山頂來呼吸新鮮空氣,實際上,自有其歧視成分。

然而作為中荷混血兒的何東獲准在山頂興建花園,並不應被簡單賦予民族主義演繹,這更反映了港英當局一如其他殖民地,經歷了建構本土精英的政策演變。不少評論強調何東早於1906年已獲准在山頂興建何東花園,其實何東家族那時建屋的地段在半山其他地方,建築也合乎西式風格,並沒有被視為挑戰殖民管治禁忌。反而在1908年,何東曾企圖租入首席按察司白吉特在山頂頂端比港督別墅位置更高的住所,白吉特本人同意,卻明確被當時的港督盧押否決,反映英國原來並沒有意欲賦予已成為香港首富的何東太特殊的社會地位。

殖民管治微妙改變

到了何東花園獲准在山頂道75號興建的1920年代,世界局勢才全然不同。一次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14點原則,各殖民地的自決呼聲開始萌芽,英國在各地的殖民管治開始了微妙改變,獲英國信任的本土精英被大舉宣傳為合作者。香港沒有類似印度土王、非洲酋長的角色,但身為混血兒的首富何東,無疑被歸類為此列。何東花園於1927年正式建成,改建自英商物業,批准何東「入主」山頂的港督金文泰,也是委任首名華人擔任行政局成員的港督,他是歷任港督當中著名的中國通,通曉普通話和廣東話,任內以解決省港大罷工為最大政績(何東在過程中也出了大力),並開始招募本土公務員,但這些動作的最終目標,只是要延續大英管治。

金文泰是極有遠見的,他在提出改善華人地位的同時,強烈建議英國永久佔領新界,看見威海衛歸還中國而擔心。而拒絕何東入主山頂的盧押,同樣曾建議英國提前把威海衛歸還中國換取永久佔領新界,可見何東花園的建立,只是配合了懷柔取代高壓的新政策。在1908年,盧押說「此宅高踞總督的山頂別墅,當然很具權威,如若任其租賃,無知華人反而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金文泰的新政自然不是說自此華人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只是把何東吸納進「英皇陛下的代表」之列而已。盧押的最重要經歷是管理尼日利亞殖民地,金文泰來港前曾任圭亞那署理總督,他們在香港的施政,都有處理這些地方民族問題的影子。

在海外案例,英國殖民政府依賴「以夷制夷」的精英,多是有西方血統,或受西方高等教育的本地人,並將之固化於社會高層,若爆發民粹革命,這些精英有時是被革命的對象。沒有出現民粹革命的,則大多歸功於這些精英有效扮演了社會中介角色,這角色像何東一方面要對大眾承擔社會福利、施加間接管治,另一方面卻要維繫管治階層和一般人的距離,並合理化殖民制度的潛在優越,加強社會上「分而治之」的分工。在山頂保護條例廢除前,由於何東幾乎是唯一一家在山頂居住的非歐裔人士,而當時以香港為大家庭總部的富豪極少,他的大宅也就肩負了代表本土精英接待外賓的責任,由昔日的蕭伯納到近代的老布殊均曾在此作客,令那裏也有了微妙的涉外功能。有趣的是,正正因為有了上述歧視條例,何東花園反而強化了何東的本土領袖角色。然而何東個人的社會流動,不一定等同華人的社會流動;他的山頂花園,也沒有令其他非歐裔人士得到相同待遇,才得以成為這階層在特定時空協助管治的象徵。

「以夷制夷」

值得注意的是,港英當局在建構本土精英的過程中,保留了建構種族的彈性。何東在1908年被拒購入山頂白吉特住宅時,被當時的行政局言明要當華人看待,但金文泰的港督批文,卻沒有清晰說明是特許這位「華人」居住,邏輯上,也可以說金文泰那時已不當這位混血兒是純種華人。換句話說,究竟混血兒是否洋人、四分之一混血兒是否華人這類問題,香港從來沒有「政策」決定,而是觀念建構主導的,何東本人常強調「中國根本沒有純種原住民」,並以此說服殖民當局,其實也是建構主義的民族觀。何東花園以中式樓閣出現於山頂,正是這種身分建構的一部分,自此這類中式為主、內部受歐式影響的建築,開始被樹立為管治精英的形象。學者羅永生研究與何東齊名的另一香港大老何啓時,形容他是「以民族主義促進與殖民主義合謀的香港精英」,何東何嘗不是如此?

殖民優越感和社會階級

何東花園應如何被保留固然值得關注,但假如不同觀點的殖民地歷史因為種種原因被按下不表,這更值得憂慮。回歸後的主流香港歷史,基本上屬於民族主義的線性史觀,認為華人經過不同形式的抗爭,逐漸從殖民者手中爭取到應有的地位,在這過程中何東等人作為香港大老,堪稱民族之光。但事實上,「以華制華」這類建構本土少數精英的政策,並不代表本土群眾得到認同;它鞏固了殖民優越感和社會階級,卻又不一定會引起群眾不滿;為何香港人一度貌似十分受落,一直是我們避而不談的盲點。不少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經過連年動亂,居然懷念起當年殖民體系等級森嚴的社會,這反映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假定,就是「以夷制夷」指導下的文化優越感,似乎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其他制度上的不公。時至今日,這種特質在管治階層當中完全失去了,對「如何調節大眾對向上流動的期許」、「如何建構能為大眾接受的享有實質特權的精英身分認同」這兩門管治藝術,已不能被特區政府所掌握,結果在重重期許落差下,就是政府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社會也不會穩定。何東花園之值得保留,正是要為那個政府不能言明的什麼,作一個歷史見證。

時辰已到:美國的「奧巴馬亞太大戰略」(上)

冷戰結束後,每當有跡象出現中美新冷戰,雙方都會有溫和勢力走出來解畫,說「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裡去、差不到哪裡去」,學界也一般不相信美國會做出對大動作。近月美國的外交姿態,卻徹底打破了上述假設,呈現出一種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對北京而言,這是冷戰結束後最嚴峻的挑戰,顯示9/11後的十年「戰略機遇期」已邁向終結。

這樣的大規模政策調整,自然經過內部醖釀。奧巴馬上任初期雖然以「change」為政綱,其實一直小心處理與前朝外交、軍事人員的關係,保證了一定政策延續性,例如繼續任命共和黨人蓋茨擔任國防部長,他的國家安全顧問James Jones也是兩黨都能接受的人,曾多次被賴斯提名入閣。這個體系和希拉里的外交方略不大相同,直到力主美國加強在亞太部署的Thomas Donilon成為國家安全顧問、民主黨人Panetta繼任國防部長,「重返亞太路線」才獲得全力配合。這路線保證了軍方在撤出伊拉克後保持實力和軍費,回應了企業對中美貿易的不滿,得到外交界(在新保守主義者以外)一致支持,也是最好的「完成中東任務」下台階,相信就是出現政黨輪替,也難被扭轉。這戰略概括如下:

(1)複雜化多邊平台Vs「中式和平演變」

中國近年的外交口號無論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還是「和諧社會」,都未能釋除美國疑慮,反而被看成是中國在推廣自己的「和平演變論」,也就是北京有意識地通過擴大和各國的經濟往還,輸出「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雖然溫家寶多次否認),從而加強在各地的影響力。奧巴馬現在希望各國在加強與中國經濟合作的同時,主動抵禦「中國模式」的進入,所以中國和鄰國的主權糾紛、華僑在各國的社會矛盾等非經濟議題,都會被美國鼓勵帶到經濟平台裡討論。以往東南亞每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都會解釋自己軍力的增強,只會對區域和平有幫助,並舉出實例證明自己確有參與世界和平進程,從而證明經濟議題和地緣政治不應混淆,這次美國卻刻意在東亞峰會讓兩者掛鈎。以往美國力行單邊主義的時候,視這些多邊主義的區域平台為沒有效率的施政絆腳石,以致被中國乘虛而入,現在卻要重新滲入到這些多邊平台,主張用這些平台討論「一切問題」,以免它們成為「中式和平演變」的平台。在過去十年,中國以經濟合作之名構建了不少類似平台,例如中非友好合作論壇、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等,成效頗大,相信都會被美國安排友好國家逐步政治化。

(2)軍事經濟掛鈎Vs軍事經濟分家

美國在「複雜化」多邊平台以外,另一策略是加強向個別重點國家地區輸出先進軍備,再用這槓桿,把這些國家地區拉回美國主導的經濟平台,特別是越南、菲律賓和台灣。這樣一來,一大批國家會出現「經濟靠中國、軍事靠美國」的戰略,這其實是新加坡李光耀多年前希望挽留美國在亞太時的建議,其思維與香港選舉的「食窮建制派、票投民主派」口號不謀而合。由於日本自衛隊始終難以承擔類似角色,美國本土又距離東南亞太遙遠,華府只能扶植一個盟友在軍事上讓小國有所依靠,目前似乎鎖定了澳洲扮演美國代言人的角色。澳洲近十年來積極提出「脫洋入亞」,也把自己定位為亞太大國,在東帝汶獨立時開始積極承擔區域安全工作。相信澳洲將逐步增加與東南亞各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作為南沙、西沙等主權爭議的後盾;中國內部原來有鷹派建議要儘早出兵收復一兩個越南、菲律賓控制的島嶼以示警告,但有了澳洲的新角色、有了希拉里把南中國海演繹為「西菲律賓海」的強烈暗示,這建議的風險已大為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在拉攏其他國家進入預備軍事體系,例如奧巴馬日前又勸馬來西亞加入「防止擴散安全倡議」(PSI),類似動作不勝枚舉。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經典重構之《仙樂飄飄處處聞》﹕「主流民意」支持德奧合併?(二)

總之﹐特朗普的一切榮譽﹐都是奧匈帝國給予的﹐因此他才以「只宣誓效忠一個皇帝」為由﹐來拒絕後來納粹德國的招聘。而奧匈帝國的解體﹐令奧地利失去所有海岸線﹐變成純內陸國家﹐自然也沒有了擁有海軍的需要﹐這對特朗普來說﹐根本不是「退休」﹐而是失業。至於他為什麼不在奧匈解體後效力意大利海軍﹐而留在無事可幹的奧地利﹐相信只是因為那是奧匈帝國的發源地﹐而不是因為他對這個新奧地利政府有特殊感情。

事實上﹐在特朗普所處時代的奧地利立場而言﹐他和所謂「主流民意」的政治立場﹐是有點背道而馳的。「愛奧匈帝國」的他是否一個「奧地利愛國者」﹐也是一個很難定義的問題。自從奧地利帝國在1866年的奧普戰爭慘敗予普魯士﹐失去了對日耳曼南部各邦的影響力﹐被普魯士趕離德意志聯盟﹐眼睜睜看著普魯士把各邦整合為德意志帝國﹐並被逼在1867年予匈牙利人分享權力﹐把國家變為雙元的「奧匈帝國」﹐帝國境內那些說德語的日耳曼人﹐就一直不能解決他們的身份認同危機。論感情﹐他們確實情願成為新興的德意志帝國一部份﹐而不是與那些中、南、東歐各少數民族分享權力。而19世紀末是民族主義大盛的年代﹐奧匈帝國作為當時僅有的多民族大國﹐作為管治階層的德語奧地利人又佔不了多數﹐其結局就註定悲劇收場。像特朗普那樣的人,對這些都看不過眼。

自從老皇帝佛朗茲.約瑟夫一世在1916年病逝﹐最後能整合奧匈帝國的圖騰也不復存在﹐奧地利境內的不少德語居民早就希望和德國合併。一戰後初年﹐奧地利共和國的原名根本是「德意志奧地利」﹐以方便兩國合併﹐只是被列強阻撓才作罷而已。縱使如此﹐奧地利共和國的主流民意還是擔心難以獨立生存﹐都希望儘快和同文同種的德國結合﹐生於奧匈帝國北部、成長於首都維也納的希特拉﹐正是這樣的例子﹐這也是他當權後立即策劃和奧地利合併的個人情結。

德奧合併後﹐奧地利人普遍是歡迎的﹐而且還主動積極參與種種納粹政策﹐這和電影製造的氣氛很不一樣,而到了今天,德奧都是歐盟核心成員,邊界早已拆除,兩國人民更像一家。假如兼併奧地利的不是希特拉,又或希特拉後來沒有發動二戰,特朗普這個《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愛國英雄是否還作得成,卻有疑問了。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經典重構之《仙樂飄飄處處聞》﹕誰是「奧地利愛國者」﹖(一)

筆者在奧地利薩爾斯堡(Salzburg)公幹期間﹐參加了當地的「《仙樂飄飄處處聞》旅遊團」。這齣1965年上映、以薩爾斯堡為背景的殿堂級經典電影﹐已成為當地旅遊業的核心支柱,而這電影既然以歌頌「奧地利愛國主義」為宗旨﹐它的一眾愛國主角﹐特別是軍官特朗普(Georg Ludwig von Trapp﹐1880-1947)﹐自然也被今人鎖定為「奧地利愛國者」。但當我們認真閱讀他的歷史﹐以及他面對納粹德國的心路歷程﹐卻會發現電影除了將其刻意浪漫化﹐還有根本概念的扭曲。

根據電影交代﹐特朗普是一名退休海軍軍官﹐不但是戰爭英雄﹐更曾獲皇帝授勛。但電影沒有交代的是﹐這個他效忠的政權﹐在劇情開始的時候﹐早已煙消雲散﹐那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後解體的奧匈帝國。奧地利雖然是統治奧匈帝國的核心成員﹐但兩者絕不能相提並論;事實上﹐今天的奧地利共和國﹐不過是當年奧匈帝國解體後分裂出來的眾多小國其中之一﹐按今天的版圖﹐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波蘭、羅馬尼亞、烏克蘭、意大利等十多國的全部或部份領土﹐當年都屬奧匈帝國統治。為免混淆﹐不少歷史學家將奧匈帝國稱為「哈斯堡帝國」(由皇室哈斯堡家族統治)或「多瑙河帝國」(帝國面積基本覆蓋多瑙河流域)﹐以與分裂後的中歐內陸小國奧地利分辨。

特朗普的效忠對象﹐自始至終﹐只是奧匈帝國﹐而他對一戰後分裂出來的那個奧地利共和國﹐不可能有什麼感情。問題是「愛奧匈帝國」﹐對觀眾是難以打動感情的﹐而且有點政治不正確﹐於是編劇才不得不打馬虎眼。他的名字有一個「von」﹐就是因為他那同樣在海軍服役的父親﹐獲奧匈帝國皇帝佛朗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以軍功冊封為貴族。

特朗普家族活躍的地方﹐從來不是後來的奧地利共和國版圖內﹐而是在地中海的意大利沿岸一帶﹕像特朗普的出生地扎達爾(Zadar)就是這樣的一個港口﹐奧匈帝國解體後被劃歸意大利當戰利品﹐二戰意大利戰敗後再被劃歸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解體後則屬於克羅地亞。因此﹐奧匈帝國消失後﹐特朗普按出生地劃分﹐一家人都得到意大利王國護照﹐而得到若干奧匈領土的意大利﹐勉強也算是奧匈帝國的繼承國之一。至於他受訓的科姆港(Fiume)﹐今天也在克羅地亞境內。

特朗普嶄露頭角之時﹐是離開奧匈境內的地中海港口﹐率領奧匈海軍遠征中國﹐參與八國聯軍之役﹐雖然當時奧匈是出兵最少的「列強」﹐只派了不到一百人﹐但還是讓特朗普建立了「軍功」。到了他有機會獨當一面﹐則是在一次大戰期間﹐成為奧匈帝國潛艇部隊的高級將領﹐負責整個科塔爾港(Kotor)的海上攻防﹐這個港口有一個古城﹐今天是黑山共和國的旅遊熱點。

2011年11月6日星期日

不顧諸神的債仔:希臘人在想甚麼?(下)-「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另一方面,不少希臘人認為美國同樣是危機的始作俑者,或起碼是「次作用者」。雖然希臘被美國視為看守俄羅斯西擴的橋頭堡,但反美卻是希臘人民、特別是希臘青年的傳統。現在這個希臘共和國政府的成立,源自1974年推翻軍政府的革命,美國被視為支持那個殘暴政權的元兇,而軍政府當年11月17日鎮壓國立雅典理工大學的示威,令這天成了希臘公眾假期,以及反獨裁、反美的象徵,自此希臘每年出現的大小遊行,美國大使館都成為必到示威點。

雖然克林頓當美國總統時,曾就美國昔日的角色道歉,但在左翼學者眼中,自然是「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為歐元是美國的眼中釘,希臘不過是被拿來開刀的對象。這個陰謀論,一方面基於希臘的預算赤字和債務,原來根本不符合加入歐元區的資格,一切都是投資銀行高盛獲當時的希臘政府聘請來做假賬,才令希臘可以使用歐元;另一方面,美國財經界在自己的債務危機最嚴峻之時,卻集體唱衰希臘來向歐元施壓,令資金離開歐洲回到美國,恰似圍魏救趙;兩者加在一起,甚至有希臘人相信整個危機都是美國炮製的。這樣的陰謀論自然難以盡信,但希臘民意對歐盟拯救方案反彈,部分原因確是不願接受被他們視為「美國走狗」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救援,擔心日後陰謀層出不窮。

希臘人相信自己不過是全球化時代的犧牲品,因為國家早已失去了獨自面對危機的能力,國際社會救援是天經地義的。要自己不斷緊縮開支不但不爽,而且根本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

何況這些問題只是政客的責任(例如上屆負責造假賬來加入歐元區的政府),不是人民的責任,他們走上街示威,也是要犬儒地劃清界線,不少人以為政府倒台了,政府製造的問題,就可以像1974年軍政府倒台那樣解決了。至於為甚麼希臘公務員可以四十歲退休、為甚麼懂得使用電腦和準時上班會有「獎金」、為甚麼死去的公務員也可以由家人代領退休金,這些謎團,自然更統統不是他們的責任。

在比較政治角度,這立論自然大有問題,例如當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不少亞洲國家都大舉借貸,像南韓就一早還清債務。但希臘學界舉的例子往往是從另一角度來反問的,例如他們會問美國欠債多很多,為甚麼美國人可以繼續揮霍而我們不行?又會問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的潛在危機和我們一樣,要是歐盟不救我們,敢承擔連鎖效應嗎?

國際輿論越是批評希臘人懶散、不勞而獲,希臘人就越是覺得冤屈,相信那些不過是危機成因的旁支末節,不過是霸權不負責任的轉移視線。無論最後希臘公投是否搞得成,有沒有人搞「票債票償」,希臘人的這些情緒確是需要讓世界瞭解的,因為這並非個別例子,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陸續出現,這就足以成為全球化的新教材了。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

不顧諸神的債仔:希臘人在想甚麼?(上)

假如閣下欠朋友巨額金錢,目的是要買豪宅,而且還要借更多的錢來避免破產,結果朋友願意再借,只要求豪宅的花園少種一些名貴蘭花,你卻發脾氣,認為條件嚴苛,說要召集全體孩子和傭人投票決定是否接受,債主會有甚麼反應?以上的比喻其實並不貼切,但這是不少人眼中的希臘債務危機的全部,特別是對德、法人民而言,希臘這欠債人如此厚顏無恥,對他們這些財神而言,實在是天方夜譚。

但在希臘人的角度,事情的來龍去脈卻完全不同。

在近代歷史,希臘對大國一直有一種被出賣情結,雖然這情結存在於眾多小國,但以西方文明搖籃自居的希臘無疑最難接受。現代希臘是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的,獨立由英、法、俄三大國背書,此後三大國共同控制了希臘,甚至負責挑選國王。但在希臘人眼中,這些大國卻沒有盡義務保護好希臘,希臘反而因為它們而捲入兩次大戰,特別是在二戰,希臘原來保持中立,只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為了不讓希特拉的戰績專美,才要拿希臘這個英國盟友開刀,雖然希軍一度擊退意軍,卻惹來德軍佔領全境,承諾保護的盟軍則不堪一擊,希臘至今還在追還當年德國「舊欠」。後來德國戰敗,希臘立刻爆發數年內戰,雙方分別由美蘇支持,其破壞性比二戰更嚴重,這場戰爭是冷戰最早的代理人戰爭,不少希臘人感覺自己成了大國的實驗品,繼而相信今天的高福利政策,只是對昔日戰爭的補償,而這是美、俄、英、德等大國共同欠他們的。

這種「債」, 也因為地緣政治被激化。希臘人一直視源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塞浦路斯為自己的後院,甚至一度有意合併塞浦路斯,但塞浦路斯北部的土耳其裔人,卻在土耳其支持下,成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在希臘民族主義者眼中,這是百份百的分裂國土。但歐美列強為了拉攏土耳其抗衡前蘇聯,接受既成事實,這被希臘視為出賣。後來南斯拉夫解體,其中一個獲得獨立的是馬其頓共和國,由於希臘也有一個馬其頓省,擔心這個新馬其頓會來搶奪領土,堅持要對方改名為彆扭的「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在這過程中,所有歐盟國家都當希臘的憂慮為笑話,這也加強了希臘人的逆反心理。

這樣的情緒,在這次債務危機中同樣得到體現。不少希臘人並不認為自己的過度消費、政府的過度福利是危機成因,他們相信危機其實是歐盟的責任,德、法借款是應有之義,它們作為歐盟龍頭,才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上述思維在雅典大學教授Yanis Varoufakis一篇廣泛流傳的訪問最能體現。邏輯是這樣的:歐元的強勢政策是德國主導的,這只對德國的高端出口導向經濟有利,令德國成了歐盟的最大出口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的希臘、意大利等國卻要變相支持德國發展。

加上希臘使用歐元後,熱錢不斷流入,加劇了國內通脹,進一步降低希臘產品競爭力,增加了政府的福利負擔,催生了本國房地產泡沫,又鼓勵了希臘大規模舉債。而希臘喪失貨幣主權後,又不能通過調節貨幣政策(例如貶值)解決問題,唯有借款,所以希臘人以為自己是在為大國的繁榮而犧牲。事實上,不少希臘學者並不主張借款,認為歐盟應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例如發行統一的歐元區共同債券,像美國照顧不發達州份那樣,把希臘照顧起來,而不應「無理」讓希臘人獨自還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