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馮富珍的成功案例，除了對中國外交有一定價值﹐同時也是北京對亞洲、對日本、對台灣傳達微妙訊息的途徑。在當年的競選﹐日本的尾身茂是首名申明要角逐世衛總幹事的候選人，他被吳儀評為陳馮富珍「最強勁的對手」。陳馮富珍的參選﹐被亞洲不同地區傳媒視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場外交競賽。在日本﹐就一度有傳說中國最初提名陳馮富珍的動機﹐根本不是競選總幹事的職位，而只是要破壞日本的競選。香港主要的天主教期刊《公教報》曾發表評論﹐認為陳馮富珍的當選﹐只是基於狭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驅動，「與球迷盲目支持地區球隊無異」。另一方面﹐尾身茂雖然也獲得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持，但強調競選與地緣政治無關，多次說希望與陳馮富珍之間的競爭不會影響未來的中日關係。
假如這算是中國的一場勝利﹐勝在哪裡﹖可以說﹐陳馮富珍的殖民地管理經驗﹐不但相比於其他中國候選人有優勢﹐就是相比於日本候選人也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陳馮富珍的官方介紹不局限於她的個人經歷，也刻意提及她在英國殖民政體獲得的、也許不很政治正確的榮譽：「1997年﹐她榮獲英女皇伊麗沙白二世頒授官佐勳章」。吳儀在公開場合﹐多次以陳馮富珍的英文名子「Margaret」來稱呼她﹐我們難以想像大陸官員會這樣稱呼他們的其他同事。當這樣的形象包裝﹐結合了中國外交方略﹐訊息就十分明顯了﹕由於今天的中國比英國強大﹐所以前殖民地官員才願意效忠北京。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在競選時預言，陳馮富珍的經歷﹐會對過去十多年都申請作為世衛觀察員、但一直都不成功的臺灣﹐產生「積極影響」。在北京看來，陳馮富珍的身份毫無疑問是「泛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假如有台灣專家願意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可以當陳馮富珍第二。當然，臺灣認為北京再三阻撓臺灣加入世衛是基於政治動機﹐目前不可能考慮類似方案。但在當代國際關係﹐起碼在世衛競選﹐有其潛規則﹕即使北京提名台灣候選人﹐也不一定要台灣候選人完全代表北京。在同一屆世衛總幹事選舉﹐敘利亞就提名了黎巴嫩人卡瑪(Karam Karam)參選﹐無論敘利亞、黎巴嫩關係如何密切﹐哪怕敘利亞把黎巴嫩視為實質上的附庸國﹐黎巴嫩候選人當選了﹐也不可能完全代表敘利亞利益。這類在主權層面的彈性﹐未來會越來越多﹐也會在兩岸互動當中越來越重要。
諷刺的是﹐作為陳馮富珍的前體系﹐香港特區政府在競選中﹐卻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上屆競選，香港的愛國媒體多次呼籲﹐特區政府要為陳馮富珍提供「全面支援」﹐但這涉及一國兩制的敏感邊界﹐無論如何支援﹐都難以面面俱圓。香港究竟政府做了什麼﹖據了解﹐特首曾蔭權為陳馮富珍與各國總領事安排了幾次象徵性的聚會﹔香港海外經濟辦公室接到上級指令﹐要「在方便的情況下」﹐為陳馮富珍做軟宣傳﹔港府派了一名級別不高的政務官章景星（還有作為選舉最後一天中方團隊成員的衛生署署長林秉恩）﹐為陳太在日內瓦提供「後勤服務」。據當事人所言，這些「服務」包括幫助陳馮富珍與香港政府聯絡，搜集媒體和業內人士的評論等﹐而已。至於在這次連任選舉，似乎除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發佈了一個支持電文，就沒有下文了。
這些支援究竟是否足夠﹐並沒有客觀基準﹔陳馮富珍本人在香港的支持度又多高或多低﹐同樣言人人殊。重要的是﹐香港對是否有責任協助中國外交這一基本問題﹐一直未有共識。當時就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政府派出行政官員協助陳馮富珍競選、並將日內瓦辦公室借出的做法，並不符合一國兩制﹐因為他們只把陳馮富珍視為一個不應享有特權的「退休公務員」。此外﹐也有議員批評特區政府「侵吞」信託基金來支持陳馮富珍。這些問題，設計一個核心課題，就是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獨特身份協作中國外交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有哪個對口編制可以承擔這功能，它與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合作應如何理順等等。但無論如何，這案例正面肯定了香港人相對於內地人的優勢依然存在﹐開啟了港人參與國際組織的公式﹐對香港也是難得的宣傳。有外交部官員私下談話時甚至曾透露﹐北京正考慮「複製」陳馮富珍模型﹐擬邀請另一港人競逐國際組織。這類嘗試，正是一國兩制的彈性所在，也是一國兩制應有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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