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4日星期六

聖誕看美國「神權運動」

【咫尺地球】今天的聖誕節,曾被政治正確地翻譯為「耶誕節」,謹慎的西方人亦只說Season's Greetings。不過近年美國宗教主義復興,跟共和黨結盟後成為社會主流,但同時也改變了宗教在美國政治原來的角色。重新發掘「聖誕」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今天美國的「神權運動」。

美國宗教游說的經濟功能

美國利益集團政治一向發達,但宗教游說原來並不受重視,直到學者赫茨克(Allen Hertzke) 出版《在華盛頓代表上帝》一書,才讓人開始正視自稱「代表上帝」游說政府的活動。和不少人的成見相反,宗教游說團原來的形象十分正面,因他們的游說被「代表權」理論合理化。

根據赫茨克的演繹,一般世俗游說團只代表組織利益,屬百分百利己主義。但宗教游說團持有利他主義,常不代表自身利益,只為不同非精英社會階層說話,令整個「游說工業」得到結構性平衡。雖然我們不一定贊同宗教游說收穫不是「利益」,但客觀上他們增加了基層發言權,這是十年前美國人一般認可的事實。問題是今日布殊向教徒「報恩」之心,沖淡了宗教游說團累積的利他形象,因他的宗教支持者愈來愈和經濟利益掛鈎。

一個例子是布殊提議政府批准向宗教組織提供公眾資金,讓這些組織承包他們認為「相當重要」的政府服務,例如戒酒、反墮胎、助養兒童、家庭教育等。這是將宗教由私人領域延伸至公共領域的一環,讓宗教組織和政府結成策略性伙伴,進入了敏感的政教分離灰色地帶。例如神父提倡把「創世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並列入公立課程,杯葛不教「創世論」的「誤人子弟」學校,情願提倡黑白電影常見的「家庭教師制」取代世俗化學校,而這些教師得到教會津貼,教會又從政府得到資金。這個天使的循環將一切「神思」具體化,反映以往教會支持列根的小政府,現在更支持教會本身取代政府,政府可以「小」,旁觀者可能「小」,他們卻不再「小」。當宗教團體提出任何道德議題,都可能牽涉直接經濟含義,就像一個道德政黨提出搞「文化地產」,轉頭又獲得產業的專營權一樣。

「福音教派」與「靈恩教派」的經濟考量


布殊的經濟政策,被「震盪療法」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評為「豪賭」,這很大程度與他的宗教馬太福音教派有關。這教派屬於廣義的「基要派」分支,強調道德得救,但不主張逐字逐句演繹聖經,同時排斥基督左翼主張,以南部為根據地,和布殊大為合拍。福音教徒表面上又是聲稱支持小政府,能夠背誦凱耶克的《邁向奴役之路》,反對政府過分干預,但他們以基層和中產為主,普遍不願意政府削減公共福利。當布殊聲稱要削減開支時便群起反對,怒斥其「忘恩負義」。由於福音教派的右翼富豪盟友強烈希望降低累進稅,教徒又不好意思提出加稅。結果布殊為兌現對「右翼大聯盟」的承諾,既要減稅、又不能削減社會開支,只能繼續讓財赤增加。福音教派有了單階層的明確「利己」色彩,自然失去了超然的聲望。

另一支持布殊的新興教派靈恩教派更富經濟特色。他們相信耶穌為世人上十字架後,人就不再有罪,只要夠誠心,就能行使先知的神蹟。靈恩教派明星級牧師奧斯汀鼓勵信徒「信者致富」﹕只要他們向神誠心禱告,致富、發達,應該也是能力範圍之內。問題是當靈恩教派集體支持布殊,這就成為他們「致富」手段之一﹔ 當教會也成為競選支部,難免瓜田李下。

假如布殊能夠讓宗教主義得到落實社會價值觀以外的經濟利益,也許可以延續右派大聯盟的生命。但正因如此,和華盛頓爭奪最高宗教話語權的梵蒂岡始終佔有道德高地。有趣的是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曾公開呼籲美國選民投布殊一票,已成為惹陰謀論者口實的話柄。無論在世界各地、地獄還是天堂,也許重讀《聖經》或《達文西密碼》,教徒才能尋回純粹利他的神話。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2月17日星期六

黑白世貿以外的「第三模型」

【咫尺地球】世貿會議成為一周頭條,港人對正反雙方的理據亦應有所了解,但一些通識教育容易予人一種非黑即白的世界觀,以為有一道全能公式能夠贊成或否定一切。特別是政府數個月來的文宣「自由貿易好好架」,灌輸了一種開放市場Vs保護主義的二元關係,若真的如此簡單,南韓和歐洲農民亦不會對入世有不同反應。補充這個論述,我們可以參考一些經濟模型。

「斯托珀-森姆遜定理」的延伸理論

國際貿易一個基本假定,是1941年提出的「斯托珀-森姆遜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他假定當一項商品的相對價格上升,商品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實質價格相應提高,它不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實質價格則會下降。這裏的關鍵,是一個相對概念。當定理放諸國際貿易,國內持有那些「豐富生產要素」的人會增加實質收入,持有那些「稀少生產要素」的人會降低實質收入。

我們可能覺得什麼「豐富生產要素」不知所云,其實這個定理可以解釋一些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黑白以外的第三道路。1989年,政治經濟學者 Ronald Rogowski從定理延伸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通過研究數百年的政治經濟史,以比較政治學的角度,希望找出貿易和國內政治生態的互動。根據 Rogowski的演繹,貿易體系的生產要素只有三項﹕資金,土地和人口。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資金可多可少,是絕對概念,但土地和人口則是相對概念。

四種政治經濟整合


剛才我們說過,斯托珀-森姆遜定理的假定,是開放市場會令「豐富生產要素」的持有人受惠。反過來說,保護主義就會令「稀少生產要素」的持有人受惠。Rogowski利用這個框架,將國際經濟和本土政治的互動歸納出不同模型,其中以下列四個模型最為常見﹕

一、資金充裕、土地相對豐富、人口相對稀少。在這種國家,資金持有人(資本家)和土地持有人(地主/農民)結盟,利益和人力資源持有人(工人)對立,容易造成階級矛盾。假如國際貿易下降,只有工人受惠,這就是美國羅斯福時代推行「新政(New Deal)」、大力加強政府干預經濟的背景。

二、資金充裕、人口相對豐富、土地相對稀少。在這種國家,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反而相近,國內問題容易被城鄉矛盾主導。只有服從保護主義,才可以讓農民受惠,這類似入世前的南韓狀况,同時也是二、三十年代西歐的普遍現象(特別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上台時大力得到地主支持)。

三、資金不充裕、土地相對豐富、人口相對稀少。這是出現城鄉矛盾的另一個可能性。例如美國在19世紀末,資金還不充裕,又剛開始開放市場,結果城市的資本家和工人結盟推動貿易保護主義,和地主農民抗衡,是為著名的美國民粹運動(Populist Movement)。

四、資金不充裕、人口相對豐富、土地相對稀少。這是第三世界出現階級矛盾的典型案例,行使保護主義最讓國內富人得益,工人受惠可能不大,加上這類國家貪污盛行,只要不是民選(由舊精英階級掌權),大多情願有限度貿易。

當然,上述理論有不少漏洞,例如土地和人口也許不是相對概念(這樣會出現土地和人口結盟的「紅綠聯盟」),國內聯盟也許不是利益掛帥,國際貿易也許不是令豐裕生產要素受惠……這些學術問題,在這裏我們毋須一一詳列。

但我們應該明白沒有任何國家的全體人民能夠通過一句「自由貿易好好架」的名人廣告受惠,因為這不符合經濟學基本原則。國外不少政府/民間團體大力宣傳或反對自由貿易,但他們總有特定受眾,例如法國政壇和自由貿易有關的爭議都圍繞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CAP)」展開,對象就是部分人口、而不是由立法會議員到的士司機的全包。法國政客不會將一個虛無縹緲的自由貿易原則,化為又一個「普選」那樣的口號式普世價值——事實上,又有哪個地方能夠推出這樣有視野的宣傳,除了「香港一定得」﹖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2月10日星期六

感恩節與布殊的印第安危機

【咫尺地球】上周是美國感恩節假期,即美國人的「過年」。當地留學生都有感恩節外遊的經歷,也大多對節日起源有所聞﹕相傳1620年,美國人的祖先英國清教徒抵達麻省,缺水缺糧、水土不服,全賴印第安人教他們種植打魚為生,新移民也懂得對原住民「感恩」。經過白人屠殺印第安人,「恩人」所剩無幾,今天只佔美國人口1% ,「感恩節」因而被稱為原住民的「不感恩節」,印第安人成為美國政治邊緣生物。但在高度二元對立的今日美國,印第安人也泛政治化起來,大多團結在民主黨身邊。除民主黨傳統上獲少數族裔支持(不過拉丁裔選民在上次大選已傾向布殊),共和黨執政後也多次開罪印第安人,我們應從中閱讀美國政局的複雜。

《印第安人賭博管理法》

印第安人最不滿的是共和黨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的稅收政策,這涉及美國法律一道著名的灰色地帶。歷史上,美國侵奪原住民土地的過程以「條約」方式和印第安人確立關係,印第安保護區都是「美國境內的主權單位」。有了這背景,最高法院1987年判印第安保護區可自行興建賭場、不受所屬州政府監管(毋須繳稅),就含有向印第安人補過的意味。阿諾接手的加州財赤嚴重,認為唯一出路就是向印第安賭場徵稅,印第安人以賭場收入支助民主黨人則被指賄賂。爭議加強了印第安人的政治意識,也讓有心人發現原來印第安人能發揮與人口比例不相符的影響力。

《變臉中的印第安人》

事實上,誰是印第安人已難以定義,台灣記者陳佩周親身考察,著有《變臉中的印第安人》一書,作了生動描寫。和中國近年出現大量漢族爭認少數民族、以符合「下(鄉)留(學)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容易上位的國情一樣,有了賭場一類經濟利益,美國愈來愈多人盼歸化成印第安人一夜暴發,紛紛翻查族譜,不少「新印第安人」連族名也不懂發音。部分印第安人對大量「新同胞」出現、對族人淪為旅遊景點,都無可奈何。例如有一間Fred Harvey Company專門負責「打造」西南印第安文化來製造商機,不少印第安保護區已徹頭徹尾「錦繡中華化」。在這情况下,布殊提出「改革」旨在保護少數族裔的平權主義,取消印第安人入學時先天加上的20分,受到印第安人反對,儘管反對最激烈的其實是新歸化的那批人。

校園槍擊案的「印第安納粹主義」

較為純正、住在原居地的印第安長老,也對共和黨失信心。九一一後布殊政府雖大幅收緊移民政策,但其實並未有效打擊跨陸路邊境的非法移民,不少處於邊境的印第安保護區成為非法移民溫牀,治安愈來愈差,部落領袖多支持加派白人民兵巡邏。可以說布殊在強調國土安全的同時,並未對印第安安全作適當關注。最有指標性的案件出現於今年3月,明尼蘇達州印第安保護區發生校園槍擊案,17歲兇手殺死10人後自殺,死者全是印第安原住民,是近年同類案件死傷最嚴重的。但布殊不聞不問,同時為另一「大案」——女植物人應否拔喉,特意更改行程簽法律文件。更令印第安人擔心的是,兇手雖是族人,卻在網上自稱「新納粹主義的死亡天使」,把印第安文化的衰亡歸咎於非洲裔黑人文化入侵,認為要通過行使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重新武裝族人。這宗布殊不重視的案件和背後的意識形態,正是一些部落長老眼中的九一一和恐怖主義。

最著名的印第安歷史傳奇人物名叫「瘋馬」,他那雕刻於山上的巨型人頭已成為總統山一類的名勝,但其生平如何已經是言人人殊的謎。當布殊政府因上述原因受到印第安人政治非議,究竟是建基於民族主義、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在美國也和「瘋馬」一樣,成為各自表述的故事。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2月3日星期六

美新保守外交的「內化」現象

【咫尺地球】美國總統布殊訪華後,胡錦濤又應邀訪美,不少內地評論員評估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外交已趨向「溫和務實」,以為新任國務卿賴斯只是一個單純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相信一些在布殊首任期呼風喚雨的新保守大將(特別是改任世銀總裁的前副防長沃爾福威茨)已被明升暗降。近日布殊宣布「不勝利不撤出伊拉克」,也有論者看成是「有條件撤除伊拉克」的溫和聲明。可惜這都是一廂情願的wishful thinking。布殊第二任的新保守主義外交不但沒弱化,反而正進一步內化(internalized)成為國民生活一部分,連首任期殘留的舊保守外交痕迹也一併洗掉。

「性惡說」到「人性向善說」

所謂「舊保守主義」泛指法國大革命暴力化後,由歐洲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傳來的強調穩定、傳統、精英主義的回應式思想體系。和一般人印象相反的是,保守主義(而非自由主義)在美國憲法得到更充分尊重,美國獨立革命雖有小量激進思潮,總的來說卻被稱為「保守革命」,一些開國元勛(特別是第二任總統約翰阿當斯)甚至以變相「獨裁」的保守作風著稱。今天源自左翼運動、「歸化」向右的新保守主義卻屬新變種。上任國務卿鮑威爾,跟布殊內閣的主流新保守陣營格格不入,就是因他多少有舊保守主義的思想烙印(雖然他不願承認) 。

舊保守主義者的基本信念是類似荀子的「性惡說」,否定「自由平等博愛」一類口號在人的劣根性驅動下能「自動」令社會到達真善美,反而相信要靠社會穩定來規範人性。他們認為建設社會的是由上而下的精英,百姓應向傳統學習、向後看。由於這是統治階級理論,一般人根本毋須理解。當舊保守主義者認為國家的敵人在於內在的「性惡者」,相信穩定了社會,就自然能張揚國力,所以當現實政治需要,他們就不會過分和中國一類國家糾纏於理念。

新保守主義的指導思想則是「人性向善說」(meliorism),相信傳教式的熱情能讓人性改變,更着重硬銷美國核心價值。賴斯「人權外交」的成事指數,自然比同屬共和黨的尼克遜時代高得多。

「右翼群眾」與「福音外交」

新保守主義者有參加左翼群眾運動的經驗,不少甚至是托派出身,家境貧窮,令他們比舊派更懂打進國內外群眾,不會單單向精英施壓或談判。新保守主義的「新」,就是要成為大規模群眾運動,扭轉右翼思想原來的小圈子狀態,範疇不單在國內,也要在國外扶植「右翼群眾」(儘管這詞彙定義上其實就不通)。北京官方直接面對的壓力,並非來自美國的全部,中國民眾被熱情灌輸美國思想的可能性更是大大提升,這才是北京的噩夢。

鮑威爾時代的美國外交還算堅持世俗主義,因舊保守主義和宗教運動原來並沒多大淵源。新保守主義卻已全面和美國南部福音教派復興運動結盟,後者已壟斷一些共和黨的州代表黨團。今後各國凡出現教徒被壓迫事件,美國都會和梵蒂岡一起走出來譴責。布殊訪華時挑選教堂為突破口,和英國首相貝理雅參觀清真寺,代表兩套不同價值和策略,反映美國外交會受國內宗教勢力左右大局。

這些改變算得上顯著,但在美國國內沒多少人覺得異樣,因美國外交和內政的思想體系愈來愈一致,缺少了冷戰時代的自我矛盾和衝突。潛移默化下,當新保守主義的思想逐漸「內化」到所有範疇,美國國民也許不認為他們是行「單邊主義」,而是在施行按照新保守主義理念改造世界的偉大神蹟。

「內化」的終極目標,就是讓目前外交方針成為美國跨黨派既定國策,令民主黨上台也不能背棄,一如目前的新保守主義者默許民主黨羅斯福總統的「新政」革命。假如目標達成,內地評論的一廂情願,會成為更遙不可及的夢。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1月26日星期六

智利強人的世紀審判與平反觀

【咫尺地球】一度叱咤風雲的智利強人皮諾切特昨在軟禁中渡過90大壽。他退休擔任「終身參議員」以來逃過多次起訴,數天前忽被控貪污,相較於此前的人權罪,已是小巫,但依然有象徵意義。

「普遍管轄權」Vs「領土管轄權」

對皮諾切特的首次控告出現於1998年。當時他到英國治病兼探望老友戴卓爾夫人,想不到被西班牙傳奇法官賈松(Baltazar Garzon)發出追捕令,要求英國把他遞解受審,理據是有西班牙公民在他治下遇害。皮諾切特一向是人權組織的抨擊對象,除因他治下的智利有3000人被「強迫失蹤」,還有感情因素﹕他在1973年9月11日發動政變推翻左翼偶像、民選總統阿連德,是為電影《他們的9/11》借題發揮的橋段。皮諾切特還是南美軍人的共同領袖,曾召集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巴西、玻利維亞六國進行「禿鷹行動」(Operation Conrad),協調跨國搜捕和暗殺異見人士,行動今天才陸續解密。

賈松以國際法起訴皮諾切特,以「普遍管轄權」凌駕於「領土管轄權」,相信普世價值凌駕主權之上,被視為劃時代革命。引導並不成功,因英國法院 1988年才把《國際反虐待法》引入,皮諾切特此時已放權,此前所犯的在英國卻無追溯力,加上「人道理由」和鐵娘子力撐,前獨裁者得以返回祖家。但案件轟動世界,智利人紛效法興訟,皮諾切特雖每次都以老人癡呆脫身,卻不能安享晚年。兩年前,他不甘寂寞接受訪問,雄辯滔滔,國民深感自己的癡呆,連忙又提新訴訟。

「黃金十年」Vs「失去的十年」

在皮諾切特眼中,貪污控告是「迫害」。他的律師慷慨激昂﹕「看見畢生為國奉獻一切的人,如此晚景,誠屬可哀。」皮諾切特政變前的智利,經濟瀕臨崩潰(當然美國經濟封鎖大有責任)﹔他上台後執行反通脹、控制財赤、利率自由化一類緊縮貨幣政策,曾令智利出現經濟奇蹟,GDP年均增長高達7% ,通脹下降數百倍,被稱為「黃金十年」,成為IMF公式樣板教材。當時拉美各國財政低迷,則為「失去的十年」。智利中產階級感激皮諾切特「拯救國家於共產災」,情願對人權罪行按下不表。整個案例,和帶領南韓經濟成長的全斗煥和盧泰愚因光州事件被判入獄,有不是巧合的雷同。

圍繞皮諾切特的審判勢成政治哲學教材,除涉主權人權的爭議,還有元首豁免權、政府行為對執行者的追溯性、符合法律要求的「平反」是否同時符合社會需要等懸念。皮諾切特 1980年就為體面下台鋪路,88年被公民投票否決連任後推出兩個口號﹕「遺忘」和「原諒」,跟「記憶」和「審理」相對。他認為挑起歷史包袱的傷口,只會讓國家出現人為的分裂。

「遺忘、原諒」Vs「記憶、審理」

「理論」固然度身訂做,但我們也可從中分析皮氏今天的「被迫害情結」。他認為﹕

一、假如審判某人18歲犯下的罪行導致人人自危,根據「社會利益」,當局可有酌情空間。堅持引導皮諾切特的西班牙,就沒有對自己的獨裁者佛朗哥起訴,不少當年官員依舊健在,原因正是西班牙新君認為「原諒」比「審理」重要。

二、假如他是人權犯,支持他搞政變的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禿鷹行動」知情者前中情局長老布殊、主動為智利人權指控辯護換取智利軍隊支持福克蘭戰爭的戴卓爾夫人一干人等,都要上法庭。也許就算有普世價值、普世法庭,今天還沒有普世警察的出現。

不管如何洗脫,皮氏自然要為統治時期的罪行負責,何况「記憶」和「原諒」並非對立。我們擔心的是另一問題。當「平反」的概念變成政權更易,「審理」每每成為新獨裁的開端,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這樣周而復始。公正評價光州事件是人類共同責任,不單是特定政權或領袖的責任。過分迷信白紙黑字的平反,只會不知不覺間為不理想的政權,送去不應有的empowerment 。皮氏善終也好、坐牢也好,他的百歲法庭在人類的歷史天秤,不在製造歷史的人間。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1月19日星期六

「大國責任論」﹕美國的緊箍咒﹖

【咫尺地球】布殊訪華前夕,華府忽然為中國分派新角色﹕「責任大國」和國際社會的「股東」。有論者按字面解釋,認為這是對「中國威脅論」的拋棄。這觀點忽略了下列事實。一、「中國責任論」並非賴斯今年原創,而是源自90年代末的學術思想,以英國學者Rosemary Foot在01年發表於《China Journal》的文章為代表。過去5年的中國外交,已不知不覺經過4次調整,都以趨同「中國責任論」為目的。美國今天才核實「中國責任」,其實宣示了近年其他中國外交思維「不負責任」。二、中國對美國演繹的「中國責任論」過分重視,因而逐漸失去定義「責任」的話語權。「責任論」與這兩點結合,其實是在硬銷美國「自由現實主義」新秩序。

中國5年外交的4次調整(2001-2005)

九一一前,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依然是鄧小平的後天安門批示﹕「冷靜觀察,守住陣地,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帶有道家思想的「韜光養晦」難譯得神似,最常見的版本是「conceal our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這意譯令西方覺得中國外交不但虛偽,且有「壞心腸」。按字面解釋,中國繼續「隱藏實力、等待時機」,就是為國家利益服務、不盡責任,中國的實力應更透明地向世界展示。

九一一後,江澤民認為美國反恐需要中國,把「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更新為「把握機遇,因勢利導」,此後外交稱為「全方位外交」。「因勢利導」源自先秦戰略家鬼谷子,由門生孫臏發揚光大,但譯成英文,一樣自我感覺不良好﹕「grasping opportunities and making best use of the situation」。這次美國反應更激烈,認為這是中國借助國際形勢投機、爭奪中亞的聲明,才加速推動「七色革命」向中亞反滲透。

胡錦濤的幕僚、社科院副院長鄭必堅教授在中美反恐蜜月期訪美,會見賴斯等高官,發現美國並沒將中國視為真正盟友。他回國後成立研究小組,研製「和平崛起論」,認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通過融入國際社會「崛起」,能破除以往新興國家通過現實主義擴張而「不和平崛起」的宿命。

「和平崛起教父」鄭必堅被內部批評

這理論被胡溫使用後,內地官方翻譯為peaceful rise或peaceful ascendancy,而不是rise for peace。美國輿論自然認為「和平」是中國崛起的手段而非目的。更甚的是新領導人不能公開推翻鄧小平理論,中國宣告「和平崛起」,也就是說「韜光養晦」的需要再不存在﹔兩者結合,被演繹為「中國已很強大」。04年起,中國下達文件,指令不得再用「和平崛起」,只說「和平發展」。據筆者求證,連鄭必堅外訪時私自用他的理論,也被中共內部文件嚴批,顏面盡失。現在的「和平發展」和美國眼中的「中國責任」距離最近,所以獲確認,但經過重重演變,「責任」又成了什麼﹖

「你盡責嗎﹖」——話語權爭奪戰

現在美國把「中國責任」定義為「國際體系的股東責任」,中國人自稱生活在「盡責大國」,但問題是國際社會和中國內部都未對如何融合才算「盡責」達成共識。近年中國最被認同的「盡責」舉動有三﹕金融風暴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SARS後期讓資訊全面流通﹔把北韓拉進六方會談。但這些舉措,跟官方堅持的其他信念,如「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國際問題」等並非完全脗合。

中國不願完全將「責任」界定為國際組織的集體責任,情願承包六方會談而不讓聯合國負此責,因它不願把主權上繳,也不敢錯過繞過聯合國框架獨當一面的機會,結果「中式盡責」卻失去了和國際政府主義或多邊主義徹底合流的機會。當「責任」的定義權交給主導國際格局的大國,「責任外交」變成大國外交,中國對北韓、緬甸、巴基斯坦一類傳統盟友的「責任」就變得不合時宜(結果一個被拖入和會,一個被嚇得秘密遷都,另一個更換門庭)。「國家是否盡責」其實是「什麼樣的國際體系才應尊重」的辯題,當中國未能提供前後一致的model answer,「盡責」就無可避免地成為美國話語權。

缺乏伊肯貝里的「自由現實主義」

我們不應忽略布殊政府是一個相當「盡責」的政府。它推動民主革命背後有神權思想,堅持單邊主義亦有建構新秩序的宏圖,不單是為了國家利益,不過「恰巧地」它「盡責」的方式,總會結合國家利益的擴展。這就是學者伊肯貝里(John Ikenberry)近年大盛於美國的「自由現實主義」(Liberal Realism)理論,泛指國家通過理念的弘揚(「盡責」),同時達到利益擴張的目的。

賴斯認可「中國責任」的同時,美國防長拉姆斯菲爾德也在「盡美國責任」,在訪問蒙古期間宣布在蒙古建立軍事基地。這對中國是貼身挑戰,但中國參與了「美式盡責」遊戲,就未能在國家利益以外建構反對美國駐軍蒙古的理由,更未能說服國際社會「中國利益就是國際責任」這樣的布殊式口號,可見賴斯的外交和理論功力,都比她的前任深厚得多。當中國官員和學者舔乾「大國責任論」那層文字忌廉,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比圍堵中國更難拆解的緊箍咒。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1月12日星期六

法國暴動與「施丹主義」

【咫尺地球】法國暴動和美國風災一樣,直接衝擊着貧富分明的「三個世界觀」。其實法國常有小騷亂,稱為 cites的貧民區入夜就化身第三世界,燒車焚牆都不是偶發事件。1998年圖盧茲貧民區也曾發生3日暴動,起因是警察開槍打死一名少數族裔偷車賊。不少人認為暴動暴露了法國潛藏的種族歧視,這無疑正確,但只對了一半。真正的背景,牽涉「公民民族主義」這哲學議題——若嫌名稱太學院化,我們可用街頭的名字 ﹕「施丹主義」,也就是一種既承認多元文化、又拒絕為任何少數族裔建立獨立身分的國家價值。

施丹主義﹕沒有獨立身分的多元

法國是首個以公民社會劃分國民成分的歐洲國家之一。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大熔爐變成法國立國理念﹔「法國民族主義」並不是「法蘭西族群主義」,而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公民民族主義。土生土長的移民子女成年後就是法國公民,不像2000年以前德國的「終身移民」。這是「共同同化原則」﹕當移民/後裔成為公民,他們的族裔理論上「不說,就不再存在」,他們不會因種族議題被歧視或獲優惠。美國實行「平權主義」(affirmative action),是法國人看不起美國的原因之一,因這邏輯上反映少數族裔並未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即所謂「正面歧視」。

法國球星施丹的例子特別發人深省。他是法籍阿爾及利亞裔人,在法國奪得98年世界盃後成為國家英雄。但他並非以「法籍阿人」的身分長大,只是身為「另一種法國人」。阿爾及利亞位於法國對岸,就像台灣位於福建對岸﹔一度被宣布為法國正式領土而非殖民地,就像阿拉斯加之於美國。假如阿拉斯加獨立,留在美國本土的阿拉斯加人,也不會自覺身為「美籍阿人」。

若每名移民後裔都成為施丹,這自然沒有問題。問題是「施丹主義」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歸化精英主義」﹕出人頭地的少數族裔都不再參加原族裔向上爬遊戲,而是像大仲馬般,通過參與傳統法蘭西遊戲而獲成功。施丹前的著名法國多元樣板,包括曾為法軍立大功的中非帝國人肉皇帝博卡薩一世——他下台後依然以精英身分獲法國庇護,令眾多基層新移民不服。施丹主義固迎來眾多新移民,令法國成為歐洲第一穆斯林大國,但少數族裔權益卻失去原有的關注,因「族裔」根本是有違法國傳統的概念。可惜種族歧視總是客觀的存在,結果移民貧民區瀰漫濃烈反建制亞文化,比單單的正面/負面歧視,都成為更大隱患。

經濟議題的「族群化」

這次暴動另一特色是一些極右分子渾水摸魚,既參與燒車又嫁禍新移民。少數族裔的草根和極右民族主義者能同時發難,因他們都自稱是「施丹主義」的受害人。德國移民和白人極端分子不可能在暴動中達至雙贏,他們在法國的同伴卻能,因為他們在逃避分裂現實的法國,更易結合種族和經濟身分。一方面少數族裔自稱「另一種法國人」,認為他們已成「主流」,投訴經濟利益被「真正的少數族裔(白人)」及他們的幫兇(施丹一類歸化精英和華商一類「寄生蟲」)壟斷。另一面極右民族主義者則相信移民威脅論,認為後者正顛覆法蘭西價值。

當法國缺乏公民認同以外的族群政策,政策又相對忽視社會接納程度,「施丹主義」並未協助少數族裔改善生計,反易讓包括少數族裔和白人在內的一切經濟失意人得到發難的藉口,認為自己是多元「包裝」下的受害人。加拿大記者Jean-Benoit Nadeau和Julie Barlow的著作《六千萬法國人不可能錯》,就充分探討了「施丹主義」形式和實際的影響。

當世界大同理想可望不可即,中國民族主義憤青覺得開宗明義的狹隘民族主義乾淨俐落,中國官方那種「胡錦濤、吳儀(女)、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的硬銷更顯得順理成章。翻閱內地報章,這果然是不少評論員從法國暴動得到的「教訓」。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1月5日星期六

地緣政治的推倒重來

【咫尺地球】澳門東亞運動會今日閉幕,參賽國家地區比上兩屆少了一個哈薩克斯坦。它的忽然進入、忽然滑出,不過是當代國際地緣政治推倒重來的一環﹔我們慣常使用的「五大洋、七大洲」地理名詞,正面臨一個解構與重構的過程。這可算是馬漢在上世紀提出「海權論」以來最大規模的「新地緣運動」。

中亞、西亞「脫亞入歐」﹖

哈薩克斯坦在1997年申請參加東亞運動會,但近年改變策略,要轉型為歐洲國家。它地處中亞,面積橫跨歐亞大陸,已經理直氣壯加入歐洲足協,雖然成為超級魚腩,但引入了歐洲球會和本國球會對壘,依然自覺物有所值。數周前的世界盃亞洲區附加賽,另一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被巴林淘汰出局,認為是亞洲足協偏幫石油富國的陰謀,深深不忿,聲言要傚法哈薩克斯坦「脫亞入歐」。

當年蘇聯解體,歐洲足協曾經邀請全部15個前加盟共和國加入,中亞五國選擇留在亞洲。當時的考慮,是它們不可能成為歐盟東擴的對象。想不到歐盟近年選擇「廣化」而不是「深化」的擴張模式,逐步吸納歐洲邊陲地區,讓歐洲成為世界軸心。此所以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伊斯蘭背景、政府體制和少數民族問題,曾經都是「不可能」加入歐盟的原因(上述是筆者讀大學時的美國標準答案),現在卻都一一解決,入盟在望。歐盟東擴的最終目標已經延伸至哈薩克斯坦——也就是以新疆為終站。

大洋洲「脫洋入亞」

中亞國家離開亞洲足協,下屆世界盃卻有澳洲加入。澳洲固然不希望再和南美洲第五名球隊(通常都是烏拉圭)爭奪決賽權,但它離開大洋洲足協,也和外交策略有關。澳洲外交史可以分為3個階段﹕英聯邦時代、美國時代和亞洲時代。90年代開始,澳洲積極加入亞太組織,把它的土著文化演繹為亞洲文化的一員,又通過保護東帝汶獨立,和印尼競爭東南亞龍頭地位。

不過澳洲並非單方面「脫洋入亞」﹕ 事實上,它的國策是建構一個以澳洲為中心的新地理概念,希望涵蓋受英美價值影響的亞太國家,也就是將大洋洲的圓周擴張到馬六甲海峽。此所以東盟邀請澳洲加入籌備「亞盟」時,澳洲以「不願放棄先發制人策略」為由婉拒,又以「金正日有疑似核彈」為由部署軍事擴張,一切顯示它希望將鄰國拉入「新大洋洲」,而不是自己融入亞洲。

加勒比海「脫北入南」﹖

剛提及戰勝烏茲別克斯坦的巴林,將會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賽區的第四名千里達多巴哥爭奪最後一個世界盃決賽周席位。千里達是否長期屬於這賽區,同樣充滿懸念。2004年10月,南美12國宣布仿傚歐盟模式成立「南美共同體」,最惹人注目的除了是融和「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4國和「安第斯共同體」5國,還加入了地理位置屬於南美、但一向抽離南美政治的圭亞那和蘇里南。

這兩個國家原來分別是英、荷殖民地,和在19世紀獲得獨立的前西、葡南美殖民地格格不入,反而和加勒比海島國屬於同一行政體系。圭亞那和蘇里南不但屬於中北美洲賽區,而且是擁有15成員國的「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兩國希望融入南美,圭亞那郵票甚至欲蓋彌彰地印有「圭亞那 ——南美洲」字樣,因為加勒比海經濟圈缺乏單一重心,而且國民生活相對富裕的殘餘殖民地或海外領土(例如法屬圭亞那)屬於歐盟,不可能資源共享。南美「北擴」的下一個地理目標,就輪到千里達。

這些同步出現的小地緣手術,不過是大手術的前奏、歷史的過渡。世界共同市場最終將出現下列特徵﹕ 一、不再以地理為單位,一些和前殖民宗主國有特殊聯繫的國家(例如阿爾及利亞、東帝汶)可能重投舊主經濟懷抱﹔二、不會以國家為單位,例如一些俄羅斯的遠東共和國(例如曾屬清代版圖的「圖瓦國」)準備加入東亞,但依然保留和莫斯科中央的層級聯繫﹔三、由跨國企業繞過國家組成的「虛擬共同市場」將早晚出現,進度可能比特區民主更可望可即。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0月30日星期日

化整為零襲擊戰略﹕印度虔誠軍與泰米爾之虎

【咫尺地球】印度是盛產本土激進組織的大國,每年都有數千人在恐怖襲擊中喪生。新德里發生連環爆炸後,政府一如所料鎖定克什米爾分離分子「虔誠軍」為嫌疑犯,正如印尼逢襲擊必祈禱團、中東逢恐怖必蓋達,司空見慣。但襲擊在印度教「排燈節」前夕進行,除了因為心理因素,也與這類組織近年的化整為零策略有關。筆者剛隨同樂施會考察印度鄰國斯里蘭卡泰米爾分離地區的賑災,一些觀察對這次印度恐襲也有參考作用。

泰米爾人的賑災精英

南亞海嘯發生後,慈善團體對斯里蘭卡一片陌生,只能在當地挑選賑災伙伴。其中一位樂施會伙伴Devorajah最值得研究﹕他是少數族裔泰米爾人,有典型的英式殖民地氣派,因為當年英國是以分而治之政策,提升少數族裔為管治精英,壓制多數派的僧加羅族佛教徒。斯里蘭卡獨立後,泰米爾族組成老牌激進組織「泰米爾之虎」爭取立國,得到同樣信奉印度教的南印度各邦支持,打了多年內戰,暗殺了大量獵物﹕代表作包括今年遇刺的斯里蘭卡外長卡達加瑪,和被指出賣泰米爾人的前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也就是現任執政印度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的丈夫)。

目前泰米爾之虎簽署了停火協議,政府軍也控制了其主要根據地。但是每當提起「政治問題」,Devorajah都相當警惕,既擔心身旁的白人是間諜,又警告政府軍和游擊隊員都會在晚上把嫌疑分子槍斃。局勢愈是平和,Devojarah這類人愈是提心吊膽,因為泰米爾之虎的主力並未受損,卻完全融入社區,被賑災民必定包括游擊隊成員。Devojarah主持的 NGO名叫SEEDA,與一般外來慈善團體不同,有嚴密會員制,一些援助工程更有原始社會主義色彩,無論有沒有賑災這回事,都掌握了游擊隊的潛在生命力,和游擊隊員自然不可能零接觸。

化整為零的地區網絡

海嘯被稱為世紀天災,在泰米爾人眼中卻不能與內戰相提並論。但他們懂得藉此爭取國際注視。Devojarah認為辨認海嘯災民根本沒有意義,因為大家一般窮,賑災只會「製造社會分化,令部分人忽然富起來」。因此他提倡把賑災定義「虛化」,希望吸納海嘯捐款到非海嘯項目,完善泰米爾社區經濟。我們遇到的一些受援災民,都要左思右想才說出海嘯的影響,例如一家人笑說海嘯破壞了他們的生產資源、勞動工具和流動資本——冲去一架老單車。一所女子學校工場的成員都是在內戰期間喪夫喪父,有記者不識趣地問誰在海嘯失去家人,負責人只能尷尬地說「剛好她不在」。

當停火的定義只是正規軍停火,泰米爾之虎自然化整為零,憑藉發展社區經濟支援生計。結果當地NGO面對這樣的兩難 ﹕沒有天災就沒有外援,有了外援卻又間接為游擊隊注入生命力。樂施會的撥款過程已經比同類機構嚴謹,而且有專人在當地建立自己的社區聯繫,但也面對另外的兩難﹕依靠政府賑災經常難敵貪污,依靠社區網絡則可能令激進組織受惠。批錢與否,都相當惹火。

恐怖襲擊「節慶化」之謎

說了這麼多泰米爾,其實印度的克什米爾分離分子在「九一一」後也是採取同樣策略。南亞各國洞悉這趨勢,都廣設路障、又刻意進入從前的三不管社區,我們在泰米爾地區便幾乎遇見十步一警崗。表面上,這是希望化整為零的「零」只能製造個別事件,實際上卻是國家集權化的部署,甚至是解決失業問題的另類藥方。此所以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政府,都被認為是「九一一」贏家。

有了上述背景,我們便能明白何以節日是四方八面化零為整的最佳時機。伊拉克什葉派在阿舒拉節襲擊,東土耳其斯坦曾經在農曆新年發難,正是因為他們發現政府的常規警備難以完全在節慶生效,非常規警備又漏洞百出。

印度教「排燈節」洋溢火炬崇拜,沒有襲擊也經常產生慘劇,自然成為已經「社區化」的激進組織的襲擊時機。反而對正規軍來說,除非對手真的在節慶慶祝,否則在期間行動只會增加不可測性和機會成本,並非最理想的選擇。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0月22日星期六

拉米攔車事件引起的思考

【咫尺地球】世貿總幹事拉米訪港,惹來示威人士包圍座駕請願,事件被政府演繹為「過激行為」。這也是政府的期許管理﹕暗示世貿會議期間比這更「激」的行為將不可接受。吊詭的是即使用這樣的方法,反世貿、反全球化的理論基礎依然無人注視,請願信是什麼內容幾乎無人關心。筆者這幾年任教「全球化與政治」課程,一直思考何以港人就是對題目沒有興趣。

市場經濟=社會穩定﹖

全球經濟體系對巴西可可豆、博茨瓦納鑽石的影響,並非和港人生活毫不相關。何以內地黑市諾基亞手機市值數百乃至數十、在香港卻賣數千,更是相當 laymen的日常思考。問題是當香港的values言人人殊,和諧穩定、民主自由成為泡沫語言,香港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升格為社會最後的穩定支點,也就是香港真正的核心價值。

反全球化人士近年最富創意的運動之一,是「合法使用盜版運動」。他們認為知識產權屬於全人類,而非某些壟斷的大企業。與此同時,港人非法BT下載是家常便飯,稍有點「辦法」的人都懂得各種黑市渠道。為何兩者從來不能掛鈎﹖這是因為企業壟斷已是港人保留向上提升動力的最後保證,已沒有其他社會制度選擇。在倫敦、在紐約,反全球化比香港接近主流,被認可為公民社會的一環,和民主制度融為一體﹔在香港,這卻易被演繹為對整個社會價值的衝擊,難獲任何主流政治光譜的支持。

企業責任=慈善賑災﹖

港人對企業壟斷資本固然充滿意見,但我們的教育少有談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只停留於「回饋社會」一類口號式概念。企業都有從事一定慈善項目,都會在歡樂滿東華捐款、邀請(前任)特首夫人剪綵,亦懂進行跨國賑災,作為回應全球化的手段。所以定義上,所有香港富翁諷刺地都是企業家,所有企業家更諷刺地都是慈善家。

問題是 CSR是一個講求社會性的概念,在香港一類尚未步入全面民主的地方,更是另類民主機制。它的本質不是施捨,而是對當地社會需要的責任性回應﹔ 主導單位不是企業,而是它們的社會clients(不是商業clients)。一些財團聘請智囊「研究」社會責任的方向,再捐錢予相熟慈善團體以填補免稅額,這不是CSR。反全球化原來的主軸是相當建設性的,就是重構「人民」在CSR的主導地位。這甚至不是反全球化的專利﹕世貿組織本身就不斷組織CSR討論會,特別重視在年青學人界別的宣傳,筆者在英國時也曾充任其電子CSR會議的所謂moderator。可惜在香港連CSR也沒人關注。

反全球化=社運化身﹖

時至今日,整個反全球化的概念,在香港成為與傳統左翼社運幾乎完全重疊的運動。當然,兩者在全球都緊密合作,但英美的反全球化運動滲入了相對豐富的哲學層面,不少中產階級、BOBO族、民族主義者,都各取所需地加入反全球化的大框架,塑造了一個新的群體。他們的共同語言,不過是人類如何回應科技帶來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造成的各種現象。

相反在香港,對全球化的批判研究幾乎由同一批社運背景的人進行,是為自我矮化,這是他們也慨嘆的現狀,連學生也常嘲笑「點解反親全球化都係果班人」。結果香港的反全球化人士和國際同行不易接軌,在世貿會議舉行期間無論如何「激」,也難免淪為小巫﹔他們和本土的主流政治同樣不能接軌,無論如何溫和,都是「過激」。

香港的反全球化話語,套用福柯的話語研究,容易讓「外行」人得出只是為群體生存而表述的印象。對真正的dreamer,這樣的形象無疑不公,但國際政治研究近年的新興學派正強調這樣一個殘酷現實﹕perception makes reality。究竟世貿會議是香港反全球化人士難得「做騷」的機遇,還是運動進一步被邊緣化的催化劑﹖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0月15日星期六

球星韋亞﹕利比里亞後精英總統﹖

【咫尺地球】三料世界足球先生韋亞(George Weah)以熱門姿態進入利比里亞總統選舉最後階段。球壇中人大為雀躍,左翼人士一如既往審視西方通過足球對非洲的「再殖民陰謀」,民粹主義者則視韋亞為新圖騰。假如韋亞真成為總統,在上述標準答案以外,我們也可以研究案例的普世性﹕第三世界創造「後精英政治」的企圖。

「利比里亞—美利加」精英

利比里亞今日無足輕重,但它是非洲首個共和國,在人類歷史曾佔有特殊地位。它並非在20世紀從英法獲得獨立,而是早在1847年建國,立國階級來自美國殖民計劃。計劃由「美國殖民公司」設計,將獲得自由的美國黑奴送回西非建立國家,是為美國第一個衛星國。

建立利比里亞的黑人自稱「利比里亞—美利加人」,希望將新國家變成非洲美國,以美式英語為母語,仿傚美國憲法實行民選總統制,信奉基督教,一直獲華盛頓資助。他們最早的野心甚至包括統治整個西非,直到英法殖民主義者出現才退回邊界。但這群精英與本土黑人格格不入,人口只佔全國5%,成為實際上的殖民者,建立的制度只能直接運作於首都蒙羅維亞,鄉郊國民唯有不斷學習精英文化,才可得到社會地位的提升。由1847至1980年,所有利比里亞總統都來自「利比里亞—美利加人」,終於釀成土著多伊上校發動政變,推翻非洲第一共和。

多伊上校的政變原來廣受基層歡迎,而且他懂得一面倒親美,將列根語錄背誦如流,政權起始並不失禮。為何政變終於帶來兩場恐怖內戰,令利比里亞淪為盛產童兵的全球最窮國之一﹖

除了非洲經濟的種種結構,多伊政權的失敗,在於他一下子廢除行之有效百多年的精英政治結構,而找不到解決社會間隔(alienation)的替補。當然,舊式精英政治常淪為「裙帶資本主義」,造成貪污和貧富懸殊,但新政府更糟,因它一方面甚至不能將貪污建立成制度,另一方面又找不到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的平衡,令利比里亞人不知怎樣才算是社會階梯,是為典型的轉型期陣痛。於是,一切回歸血緣宗親和權力政治(realpolitik)。

多伊上校在香港鮮為人識,但他在歷史亦得佔一席位,因他可能是首位被電視直播殘虐兼處決的國家元首。繼而當權的獨裁總統泰勒又是殘殺成性,他們的案例,可被解讀為「反精英主義」的破產。

第三世界需要「後精英」﹖

韋亞的主要對手瑟里夫被稱為「非洲鐵娘子」,哈佛畢業,曾任世銀高官,代表的是傳統精英道路。一般人要走這條路,比參與當年「利比里亞—美利加」的精英遊戲更加超現實。生長於貧民區的韋亞深受貧民歡迎,不單是因為什麼人民力量、明星效應,而是他代表一條「後精英」道路。這條路代表了當地人對西方設計的世界階級觀念的抗拒,但又承認出人頭地必須融入西方設計的全球體系。韋亞的球技,象徵了兩者的結合。球場上更有創造性的巴拉圭「出擊守門員」芝拉華特據說也要選總統,也是基於同一考量。

韋亞無疑有使命感,可能是一位稱職的精神領袖,但他的個人成就不可能建構一個更符合利比里亞國情的階級。正如菲律賓演員埃斯特拉達靠羅賓漢形象當選總統,當時民眾期望這是菲傭和舊精英以外的第三道路,但他因為貪污,令僅有的浪漫化為烏有。貪污並非關鍵﹕除非韋亞能效法偶像南非總統曼德拉甘於當一個虛君,否則就算清廉似水,身旁也難免出現裙帶分子,自我建構一個其實不存在的「後精英」階層。那就是歷史的玩笑。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0月10日星期一

峇里尋兇之「恐怖慈善共同體」

【咫尺地球】峇里島爆炸後,各方懷疑印尼伊斯蘭祈禱團是幕後黑手,它和蓋達 的聯繫被舊事重提。曾有研究報告「揭露」9/11事件的「完美」版本,是要在東南亞同時劫一批客機亂撞,因為太難掌握越洋實時(real-time)爆發 的「藝術」才被拉丹決定「暫緩執行」。原來的東南亞經手人,據說就是祈禱團領袖巴希爾。這刻澳洲和美國向印尼施壓取締祈禱團,卻超越了純粹反恐,因西方眼中的恐怖組織,幾乎都是在各地民間有一定聲望的社會服務機構、甚至慈善團體。

我們可稱之為「恐怖慈善共同體」現象,並舉出兩個著名案例參考。

沙特扶貧基金倒閉之謎

一個是以沙特為總部的「哈拉曼基金會」(Al-Haramain Islamic Foundation),成立宗旨是進行「民間教育和慈善活動」,在全球各地廣設支部,活躍區包括非洲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每年撥款5000萬美元,是扶貧+傳教的結合。9/11後美國大力整頓反恐黑錢,認為慈善組織不受政府監管,是恐怖分子盟友,開了張黑名單讓各國自行算帳。哈拉曼基金會被指為拉丹白手套兼策劃肯尼亞爆炸的元兇,在2004年被沙特王室下令取締。在貧富懸殊的沙特,這類組織承擔社會中介的責任,民眾對「沙特東華三院恐怖倒閉」的反應可想而知。

歷史更悠久的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它1928年成立時的衝擊對象是親西方的腐敗王室,擁有百萬會員,有相對正義色彩,一度是埃及清流。不論意識形態,兄弟會確是 身體力行地提倡「穆斯林兄弟互助」建立伊斯蘭化社會,最大成就是設立了一支巡遊軍上山下鄉搞經濟建設,對老弱貧苦都提供義診義學。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名義上 也是兄弟會分會,也是在當地搞大鑊飯籠絡人心。當地人不相信光顧哈馬斯醫院等於「與恐怖分子為伍」,就是相信也會繼續,因沒選擇。

印尼祈 禱團的前身成立於40年代,也是反殖運動產物,和印尼革命軍曾是盟友。因被前總統蘇哈托大力整肅,祈禱團在印尼的慈善功能不如基金會和兄弟會,但它在90 年代「回流」後也有「慈善創建」﹕除引入哈拉曼基金會賑濟災民,還建立它的「社區慈善網」,鼓勵團友通婚、鼓勵子女入讀祈禱團推介的寄宿學校。

兄弟式慈善Vs修女式慈善

有意識形態背景的組織以慈善面貌得到一些人心,除因各地政府不能/不願提供同樣服務,也反映各國貧民對「慈善」有各自的理解。基金會、兄弟會、祈禱團式「慈善」,多少有集體主義色彩,有相當直接的救助,且援助體與被援體能建立社會關係。對缺乏這種關係網的弱勢社群,這是一種自我肯定的提升。至於貧民何以對外來慈善團體多少存有戒心,我們可以德蘭修女的仁愛會為例。

德蘭修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成為「活聖人」,但一些社運人士對她評價奇低。她每年獲千萬元計捐款,但堅持用最原始方式「救助」病人,就常被批評為人為製造「倚賴關係」(dependency),順道建構一種東方主義式落差,顯得慈善者更高更大。曾有朋友專程朝聖當義工,回來後用最sarcastic的口吻說得到義工最想得到的﹕「感覺」。德蘭旗下直接救濟的貧民為數不多,效果不彰, 和當地社會脫鈎,仁愛會甚至曾多次傳出貪污醜聞,也有報道指她們曾「無意中」接受恐怖分子捐助。除了最後一點,整個體系與前述「兄弟式慈善團體」恰巧相反。若各地貧民接受涉嫌恐怖分子共濟、躊躇於天使的blessing,無論「我們」觀點如何,「他們」不一定視之為大逆不道。

「恐怖慈善共同體」除了「恐怖」一環針對的政治對象,也有「慈善」一環針對的社會對象。兩者合二為一,「加爾各答的天使」和「峇里島的烈士」變成一對荒謬的辨證,其實一切只是建構的形象。對它們的反建構,只能是正牌社會中介的責任——而不是恐/或反恐的責任。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0月1日星期六

建構主義與艾巴莫域的勝利

【咫尺地球】艾巴莫域收購車路士後成為風雲人物,半年前本欄曾述及他的足球政治。前幾天他完成整個部署,把西伯利亞石油公司(Sibneft)轉售予普京控制的國營天然氣公司Gazprom,成為世界第三富豪,修成正果。這是少有的創意案例,適宜以建構主義解讀,比車路士領隊摩連奴以451假裝 433陣式更具欺騙性。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冷戰後的新興理論,以彌補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泛利益/泛市場話語,相信國家和非國家組織(NSA)的行為,都是由思想信念和社會認同共同決定。主義以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他的代表作包括解析何以美國戰勝勢均力敵的蘇聯、北韓原始核武又何以比英國核武更威脅華府,方法論就是將物質實力嵌入(embedded)國際社會建構的認同之內。

打破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宿命

理論沉悶,卻救了艾巴莫域一命。他由一個售賣塑膠鴨仔的「商人」,在私有化高峰期發迹,成為前克宮教父別列佐夫斯基盟友,搭上掌握實權的葉利欽千金,在前首富霍爾多羅夫斯基打下天牢以後,成為「大家族」集團巨頭。他侵吞的國家資產,已經不可能靠自由主義解決﹕他在九十年代曾多次嘗試變賣公司,只是無人敢惹禍上身。寡頭的實力,又不足以依靠現實主義抗爭,首富正是因為組黨挑戰普京才加速敗亡。

艾巴莫域的五年計劃,不單是為了增強實力或消極避世,而是要建構新的國內外社會認同,來反過來影響普京的規範,為自己訂造新角色。我們可以通過三個建構主義概念來理解整盤佈局。

概念一﹕規範(norm)。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創造的規則、標準、法律、習慣,是對各國行為的集體期望。冷戰的形成,正是因為美蘇分別厚着面皮打破民族國家的主權,艾巴莫域同樣希望打破當代主權概念。他在寡頭中唯一懂得建立個人NSA,希望通過收購車路士和其他球會成為不受國家監管的世界公民,得到蓋茨、巴菲特等人的身分,也就是和國家元首平起平坐的NSA領袖。

愛國樣板與戰略文化

概念二﹕認同(identity)。建構主義相信利益通過社會認同建構而成,這種認同能夠將自身化成「他者」的延伸,讓「他者」產生移情作用。艾巴莫域要一勞永逸,必須建構普京認同、讓自己成為總統的延伸。這方面的功夫,花在由他擔任州長的楚科奇州(Chukotka)上。這個西伯利亞遠東自治區名不見經傳,卻是地緣政治的重要一環。戰棋 Risk玩家都知道可以從阿拉斯加打進俄國,楚科奇歷史上就是和阿拉斯加隸屬同一行政區。當地在蘇聯解體時渾水摸魚升格為自治區,弱勢中央被迫承認,但已經擔心邊區分離主義。艾巴莫域當選州長,正要成為宣傳樣板﹕普京反貪污,楚科奇前州長因此下台,艾巴莫域自然無貪污需要,大可愛民如子﹔普京反地方,今年剛廢除地方長官直選,艾巴莫域大力贊成,多次以「開支太大」為由以身作則表明無意連任,令他逐漸得到普京「認同」成為愛國樣板。普京廢直選,據說卻委任艾巴莫域連任州長,頗有清朝「改土歸流」的意味。

概念三﹕文化(culture)。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存在「戰略文化」,國內文化(例如民族主義)能夠成為「國格」,改變國際體系。艾巴莫域明白他的存在價值,全憑俄羅斯確立挑戰世界霸權的「戰略文化」,否則就算多麼愛國,向錢看的政府也可以拿他開刀。他對建構戰略文化不遺餘力,轉讓西伯利亞石油時,也懂得說「只是對俄國重拾輝煌略盡綿力」。他遠在南美購買球會,也是代表俄國打進新興石油市場的一着,正如中石油殺入哈薩克,政府不會無動於衷。套現公司的他坐擁巨資,服膺同一戰略文化,擁有能源企業實戰經驗,已經成為俄國王牌白手套,不但毋須擔心被掃地出門,反而成為上賓。這時候,霍爾多羅夫斯基剛在莫斯科監獄結束絕食,蝴蝶效應之下的費爵爺擔心飯碗,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9月24日星期六

六方會談﹕由「囚徒博弈」到「鬥雞博弈」

【咫尺地球】第4輪六方會談簽署共同聲明後不足24小時,北韓堅持美國先提供輕水核電反應堆「顯示誠意」才放棄核計劃,評論認為這是「邊緣策略(brinksmanship)」,是節外生枝。其實北韓的行為是聲明的必然結果,因為聲明只為美朝兩國的博弈換了場景,並不代表博弈的終結。即使這裏篇幅所限不能刊登那些(1,0,-1,1)的量化數字,我們依然可以使用博弈論(game theory)的原理探討這盤棋局。

「囚徒博弈」的起點

首輪六方會談舉行於2003年8月,背景是美朝雙方的極度互不信任。北韓公開承認提煉核元素、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擺明對美國絕不賣帳﹔美國把北韓歸類為邪惡軸心,令它在伊拉克變天後成為高危國家,亦顯示了布殊主義的一貫挑釁。雙方失去直接溝通的空間,因為金正日擔心作出「薩達姆式合作」只會令美國受惠﹔布殊在不知虛實的情况下,亦有理由擔心若不乘伊戰餘威對北韓「先發制人」,駐韓駐日數萬美軍將淪為核人質。這裏有兩大資訊盲點﹕北韓不知道鄰國會否援手,美國不知道北韓真正斤両,都朝最壞方向打算,放棄任何合作的選擇。

上述背景,大部分符合博弈論的「囚徒悖論(prisoner dilemma game)」。根據這個悖論,當兩名同黨被單獨囚禁,都會擔心對方招供成為污點證人,累自己成為判囚20年的主犯,所以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主導策略(dominant strategy)」下各自招供,寧願一齊成為共犯入獄5年,卻不知若雙方保持緘默,反而判刑更輕。美朝雙方的資訊落差,就是監獄那道牆。布殊和金正日,都是囚徒。

樂觀其成的「鬥雞博弈」

六方會談的主要工作是拆除那道牆,而不是改變客觀環境。兩者相當不同、也經常引起誤解。中國作為主要調停人,角色只是向各方摸清底牌,草擬不同方案讓各方接受。假如美朝在六方會談之前合作能夠得到「一籃子」好處,調停後不會變成「兩籃子」。會談最大功能,只是令美朝雙方更了解對方的底線,消減資訊落差。六方聲明不過敬告世人一聲「收到」,沒有作出任何人事地物時的具體承諾。拆除那道牆以後,又會怎樣﹖這就是典型的「鬥雞博弈(chicken game)」。

美朝雙方現在不再相信共同不合作會帶來利益、而且明白這會帶來災難,這和會談前的格局已經不同。但根據理性計算,他們知道各自的讓步只會便宜對方,所以繼續堅持「框架下的立場」來謀取最大利益。整份六方聲明,實在是讓美朝兩國自行「鬥雞」的指令。它的第五條最堪玩味﹕「六方同意根據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原則,採取協調一致步驟,分階段落實上述共識」。甚麼是「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北韓承諾放棄核計劃,美國承諾尊重北韓主權和提供經援,兩個承諾的「對」,就是一場鬥雞博弈。究竟是北韓先放棄核計劃美國才尊重北韓主權提供援助,還是相反﹖語焉不詳。北韓在談判後立刻鬥雞,是意料中事。

假如六方會談在外交以外,製造了新的東亞環境,加強美朝雙方放棄對抗的誘因,甚至真的搞出「東北亞合作組織」,那又怎樣﹖這就變成一局「聚合博弈(convergence game)」,兩國都相信合作是最好選擇,就不會有第五論會談。

為甚麼不是「聚合博弈」﹖

問題是六方會談另外四方,固然擔心美朝「囚徒博弈」拖垮經濟製造難民殃及池魚,但假如兩國變成真正合作伙伴,出現強大的大韓民族主義也好、讓美國加強在北韓的發言權也好,對其他大國都沒有好處。

結果會談的大贏家不是美朝,而是大有面子的中國。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北京不斷強調要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問題,但這次它能夠扮演獨特角色,就沒有拉出聯合國解決北韓問題,否則那裏的談判,倒可能有好事者質問為何沒有出現「聚合博弈」。這是近代中國外交代表作,大概也會成為外交史經典,但至於是一本什麼樣的經,就見仁見智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9月17日星期六

風災的智慧﹕黑人明日之星奧巴瑪

【咫尺地球】美國風災過後,民主黨的Howard Dean聲稱救災失當是種族主義作祟,密謀競選08年總統選舉的克林頓夫人希拉里高調要求布殊交代責任。各地評論大談美國黑人備受歧視的事實,內地自然有網評家「順帶」翻華人被妖魔化的舊帳。這時候,美國唯一的黑人參議員、民主黨的奧巴瑪 (Barack Obama)卻和布殊肩並肩賑災,認為歸咎責任於種族主義是過分簡化,意想不到地為「黨的敵人」渡過難關。這位被預言為「美國第一任黑人總統」的政壇新秀在美國人氣旺盛,在香港知名度雖不高,但實有深入觀察的價值。

自馬丁路德金1955年發起蒙哥馬利罷車運動,種族問題一直是美國的夢魘﹔ 以為它能夠隨便拉票,卻漠視了歷史進化論。若馬丁路德金帶有公民抗命性質的民權運動是起點,他被暗殺後,黑人運動就進入第二階段,其他領袖(例如暴力革命黑豹黨Black Panthers)激進化,反而令運動淪為邊緣。

黑人民權運動階段論

到了70、80年代,黑人通過平權運動得到和人口比例成正比的升職、入學各類配額,令第三代黑人領袖習慣訴諸法律,並集中挑戰企業「不合比例的黑人成分」。80年代最著名的黑人領袖、兩次競選總統的Jessie Jackson,就常被批評「勒索白人」,例如他以「黑人批發商比例不足」為由,發起杯葛Budweiser啤酒,就被指是以奪取批發權為鬥爭主軸。

時至今日,單就膚色劃派的時代過去,「後平權時代」的黑人亦難得找到突破性議題。在黑人人口比例愈來愈高的前提下,黑人領袖再不甘於「黑人的領袖」這樣的銜頭。運動邁入第四階段,演變成一種「半吸納政治」﹕接受高等教育的新黑人精英明白要出類拔萃,免不了要玩白人設計的建制遊戲﹔但進入遊戲後,膚色不但不受歧視,反而可能成為成功關鍵。現任國務卿賴斯、民主黨的田納西州眾議員福特(Harold Ford)和奧巴瑪都走這條路,都旨在承擔全國融合的角色。福特支持伊拉克戰爭,反對給福利予同性戀者,認為民主黨「在某些議題上應支持布殊」,就是為免予人種族分裂者的感覺——畢竟,他的父親老福特正是以挑起種族仇恨起家。

在半吸納政治格局中,只有43歲、祖籍肯尼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在芝加哥大學教授憲法、有職業籃球員身型和明星樣貌的奧巴瑪,成為《時代》 2004年百大風雲人物之一,兼民主黨寄予厚望的明日之星,自是理所當然。但除了單純的「黑人上位夢」,奧巴瑪從出版自傳《父親的夢》開始,更同時默默建構一個「新美國夢」,希望將民主黨的左傾路線重新扭回中央,和不時硬銷婦權的希拉里大為不同。

奧巴瑪的「新美國夢」

在 2004年民主黨大會,奧巴瑪首次亮相全國政治舞台,被邀請作代表黨的基調發言(1988年作基調發言的正是當時的明日之星克林頓),刻意把「紅州」 (共和黨控制)和「藍州」(民主黨控制)描述為一家人,口才魅力比全黨大老都要出色,說得上一鳴驚人。他不時批評民主黨自由散漫,把黨信奉的自由主義描述為沒有信仰支點的「濫自由主義」(Liberatarianism)乃至「放縱主義」(Licentiousness),主張加強共和黨式價值灌輸,讓美國人懂得自律、不過分依賴政府,同時保留社會安全網一類平等思想。說穿了,就是希望將共和黨的價值高地和民主黨的草根低地結合為一,通過他的黑人身分,宣傳「新美國夢」。

奧巴瑪一向自高身價,從不上美國政客必到的清談節目。這個不成文規例終被這次風災打破,因他認為這是「新美國」的危機、而不是黑人危機﹔他批評共和黨政府漠視窮人,但不忘「補充」民主黨也沒盡好照顧內城的本分,故才仗義執言,希望將種族議題還原為跨黨派經濟議題,以免國家進一步分裂。這樣的姿態,既顯得希拉里懷有私心,又讓布殊領了人情,一舉兩得,棉裏藏針,人才難得。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9月10日星期六

美國孟加拉化﹕天災Vs人禍的危機意識落差

【咫尺地球】新奧爾良風災逐漸變成「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羅生門,內地評論「提議」美國應向孟加拉學習救災。提議大概一時未能為布殊接受,但我們不妨借鑑各國案例分析美國救災制度和相關行政體系的盲點。我們選擇的比較,來自前超級大國俄羅斯的「民防、應急和減災部」,通稱「特別情况部」(Ministry of Extraordinary Situation)。

俄羅斯特別情况部﹕「天人合一論」

這部門由葉利欽在1994年成立,和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職責十分類同。FEMA出現於1979年,當時發生三里島核電廠意外,卡特總統決定成立一站式危機管理機構。FEMA在9/11後被併入國土安全部,前者的對象是天災,後者的對象是人禍,救災就多了一重行政手續,又多了一重政治工序。例如這次FEMA救援部隊必須先集合災民逐一檢查,確保沒有「恐怖分子」混雜,才可宣布起行,事倍功半,和整個國土安全部的設立一脈相承。

俄羅斯的特別情况部則開宗明義將「民防」和「減災」並列,這不能單說是視野不同,其實也是誤打誤撞的產品。1994年是俄國丘拜斯的「國家大拍賣」私有化高峰,包括讓民防軍隊私有化,原來的民防設施被迫移交特別情况部,部門才能夠以軍級配備同時應付天災人禍。它每年舉辦的演習,都假設《超限戰》提出的「人為厄爾尼諾」那類天災人禍一體化場景,一如軍事演習,內裏又分「恐怖式天災」(恐怖分子改變氣候或地理製造天災)和「天災式恐怖」(恐怖分子趁火打劫)兩大類。它成立時在卡巴蒂諾—巴爾卡利亞州的經典演習,就是假定當地同時出現自然和人為災害(即恐怖襲擊)。此外特別情况部不像FEMA那樣有明確版圖概念,毋須等待地方一級向聯邦一級信息傳遞,可主動出擊,甚至有一支救災小組跨國境執勤。

「美國例外主義」﹕「天、地、人」盲點

當然,美國人會說他們才是國際危機管理權威,每年都派大量專家到第三世界用最時髦的「3B5C1D」MBA理論教導各國賑災。問題是美國人本身未有相應危機思維,孟加拉人願意主動撤離,新奧爾良人卻不一定有此覺悟。自冷戰時代,美國人對人禍的敏感度相當高,甚至有家庭防核地下室,又有防外星人熱,但卻逐漸喪失同等的天災意識。不少風景優美的美國大城市建立在活火山旁,居民卻對國土安全部的傑作「鄰舍反恐計劃」(即幼稚園教材說的警惕陌生人)比防天災指引更熟悉。

九一一後,布殊民望急升,舉國團結,事前警告的視若無睹被按下不表,分配責任的《九一一調查報告》不受注視,大家相信God Bless America,共和黨皇朝一役確立。今天舉國大談問責,行政枝節被政治演繹,種族問題被重新炒作,FEMA官員人頭落地,一切變成God Damn America,民主黨希望靠一場天災扳回人禍造成的敗局。

這樣的對比,除源自官方危機意識的單軌灌輸,和2006年國會改選的「客觀需要」,也反映美國人不能接受對「第三世界式天然敵人」的無助。不能接受的背景有一個哲學基礎,就是所謂「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理論解釋何以美國在地球獨一無二,出自法國托克維爾的《論美國民主》,被19世紀末Frederick Turner等一群美國本土學者發揚光大,是美國大學社會科學的熱門課程內容,論據包括「天、地、人」三策﹕美國是上帝委派弘揚自由平等價值、不是建立於種族的國度﹔新大陸包含兩大海洋之間的處女地崇拜﹔人類在等級不森嚴的國家機會無限。這樣的教育總會影響潛意識,加上布殊政府和福音派教會結盟,美國獨特論和政治宗教重新結合,不少國民相信美國對外那一套的受眾「天、地、人」不同,未必會出現在如此「例外」的本土。卡特里娜直接衝擊了「天災人禍二元論」和「美國例外主義」兩大國民心理,在歷史的地位,足和九一一等量齊觀。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9月3日星期六

日本危機論與「亞盟實驗」

【咫尺地球】當我們聽慣了「日本威脅論」和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在日本大選前,也不妨一聽相反的故事。筆者剛到日本福岡參加一個當地政府舉辦的有關東亞整合的學術會議,官方欽定的議題是在「東盟+3(中日韓)」機制上,建立自由貿易區(FTR),再進一步引入「東盟+3+3(澳、紐、印度)+2(港台)」模式,建立歐盟一類的「東亞聯盟」。但是這樣的聯盟,除了經濟掛帥外,究竟應以什麼為基礎﹖

新舊東亞價值的融合﹖

亞洲金融風暴後,原來由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提倡、一度成為熱門話題的「東亞價值」,被美國學者集體揶揄為「非人權價值」,已變成票房毒藥。但是各國放棄的其實只是「坡式儒家思想」等內容,對建構一個集體東亞價值來整合各國,以抗衡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世界觀,依然興致勃勃。這樣的嘗試,正如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主張通過建構「歐洲價值」來整合歐洲、繼而徹底分割「民族」和「國家」兩個單位一樣,與一體化的世界潮流是與時並進的。

但這種價值的內涵,常會淪為各自表述的習作。日本學者在會議提出的公式,是「和平+繁榮+進步+開放+透明+全面發展」,多有參考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的作風,箇中隱然暗示以NAFTA中的美國自居,幾乎被其他國家批評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與之對立的公式來自大馬代表,據稱是受到他們以反美著稱的前首相馬哈蒂爾感召而創設,即「互愛互助+平等均富+共識形民主+反霸權主義+多邊主義高於單邊主義+與全球體系維持和諧」。這公式雖同樣是泡沫詞語,但已徹底貫徹了東盟的閉門協商藝術和面子外交,每一組詞彙更似在暗諷布殊主義,與日本的方案根本南轅北轍。這兩道公式如何交合,是亞盟能否出台的預設前提。

「日本危機論」﹖

然則為何部分日本人出錢出力推動東亞整合﹖正如與會者說,若沒金融風暴,日本也許不會瞧得上東南亞。但縱然日本能滲入「大東亞」,也不可能擔任「共榮圈」的單一領袖,屆時國內右翼政客必會出現反彈,WTO部分協議的自由原則又會受到牴觸,正如當上述提議到了澳洲,當地政府也因為「參加亞盟有礙澳洲先發制人」為由暫時婉拒。日本何以要如此吃力不討好﹖為答此問題,日本學者提出了「日本危機論」。

據早稻田大學浦田秀次郎教授的說法,若亞盟成立而沒有日本、只有中韓東盟,各國都會得利,其中泰國和印尼得益最大,日本年均GDP則會下降0.6%。這似乎不是「危機」,但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山琦朗的預測更驚人﹕他推算日本人口將於明年到達頂峰,以後將急速老化和下降,到2050年將減少1/5人, 2100年的最低可能人數可能只剩現在的1/3,幾乎回到19世紀幕府時代的水平。生產人口比率(Production Age Population Radio)的大躍退圖表自然更為誇張。同時,日本人口賴以競爭的質素教育,又會逐漸被各國迎頭趕上。故他們認為日本新一代應培養憂患意識,以加入亞盟作為日本經濟進入結構性瓶頸以後的出路。事實上這和中國一樣,多少是「引用外國勢力」衝擊本土金融改革的策略。

問題是這樣的數據和「日式東亞價值」一樣,並不比流行暢銷政治漫畫《金正日入門》和以胡錦濤為主角的《中國入門》更易被各國相信和接收。始終亞洲各國習慣了從陰謀論閱讀大和民族,最順理成章的解讀包括認為日本要成為東亞龍頭、為美國建構地區霸權、通過亞盟確立和東南亞國家的新殖民關係、讓東盟變相成為它的墨西哥。日本學者多少覺得不忿﹕為何面對一個經濟議題,各國人民依然像劉德華接受某雜誌訪問時答「最不喜歡人物」的model answer一樣,說「我不喜歡小泉純一郎」﹖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27日星期六

收購哈薩克石油的國情透視

【咫尺地球】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簡稱中石油)擊敗印度財團,成功收購哈薩克石油公司,成為歷來最大宗的國內能源企業兼併。縱使價格偏高,內地輿論依然士氣大振,認為是對美國滲透中亞的漂亮反擊。但這宗收購對哈薩克的象徵意義更大,是一個認識哈國國情的良機。

哈薩克是全球面積第九大的國家,在蘇聯時期負責國防工業,境內依然有火箭發射基地,盛產太空人。哈國現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是葉利欽的同期領袖,國家獨立前已掌權,一度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權鬥中被內定為「新蘇聯」總理,曾因講稿精闢而被戈爾巴喬夫搶去使用,在「中亞五老」中威望最高。筆者剛到過哈薩克舊首都阿拉木圖,每天都要面對他的標準像,這已經是當地僅有的旅遊紀念品之一。

「絲路外交」的全方位落實

中亞五國獨立時,納扎爾巴耶夫形象健康,既沒有烏茲別克總統卡林莫夫的殘暴獨裁,又不比戈爾巴喬夫優柔寡斷。發行本國貨幣抗擊俄國金融風暴、自願放棄核武換取美國安全保證這兩樁代表作,令這位總統晉身國際外交家之列。但自從美國推動七色革命,哈薩克也不能倖免﹕納扎爾巴耶夫目前的任期是1998年公投修憲賦予的延長任命,在華府眼中已是「民粹」口實,美國各級官員都不斷提醒人家的總統要準時下台。

哈薩克前駐港領事Bulat Sarsenbayev在閑談中認為他的國家有龐大中產階級,不會出現吉爾吉斯式革命﹔他那曾在香港念書、自稱視Edison Chan和Daniel Wu為偶像的女兒,卻在背後說當地也有不少一家人住在一張板間牀的故事。其實那裏的中產階級只局限在新舊兩大首都,距離「龐大」尚有大段距離。

中石油進入哈國無疑是當地的應變措施,但不代表人家就是「親華」,只反映一種全方位外交戰略。九一一後中國也聲稱實行全方位外交,版權正是來自納扎爾巴耶夫 ﹕後者利用國家新獨立的契機,塑造「先天全球化」形象,這與其他國家為了戰略目的才搞分散投資並不相同。哈薩克族成分相當混雜,前蘇聯又大量遷徙各地勞工到當地開荒,結果除了黑人,任何人到了那兒都不會被一眼看出是遊客。這種非純化現象正成為哈薩克外交的王牌﹕納扎爾巴耶夫宣傳哈薩克是歷史絲路中心,也是「歷史上全球化的中心」,所以搞平衡外交比各國都要天經地義。

等待拍賣到等待收購的國情

在此等思路指引下,哈薩克除了同時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和支持美國反恐,還充分利用各種邊緣定位,一方面參加中日韓主導的東亞運動會自居「東亞國家」,另一方面卻退出亞洲足協、寧願成為歐洲足協的魚腩部隊。哈石油被中石油收購前數月,哈國政府卻高調接受美資興建阿塞拜疆輸油管,這類平衡習作已成為哈薩克特色。目前中國三大油公司分別負責中東、中亞和南美石油,中石油的工作難度最高,中國把哈薩克視為盟友,多少有點一廂情願。

這樁收購也是當地「官商一體」國情的產品。據西方說法,「官商一體」是以權謀私或貪污,當地人則演繹為「精簡政府效率和匡正市場規律的制度」。這次在哈薩克拜訪的一位首富是工業大亨,他的官方身分就是鐵路部長,大兒子牛津畢業子承父業,小兒子正在上海留學﹔當地一些大學校長也在弄權批地興建社區學院,以便退休後繼續「貢獻社會」。哈石油正是蘇聯私有化的副產品,只是經營不善,一度陷入破產邊緣,又擔心政府會效法俄羅斯普京清算寡頭大亨,才希望大舉引入外資洗底。

現在哈薩克企業家都爭取成為國際老實商人,這樣既能挾洋自重鞏固個人利益,又能利用企業力量配合政府搞全方位外交立功。各國投資銀行和企業大舉進入哈薩克平原掘金,價錢往往不是要務,雙方自然有着心照不宣的目的。在可見將來,前蘇聯各國繼十年前的官產大拍賣後,又可能出現國際大收購熱潮。中石油之戰只是前哨戰,任何因之而下的單一判斷,都未免見樹不見林。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21日星期日

由抗戰到南北戰爭的「以X鑑Y學」

【咫尺地球】當抗戰勝利60年的紀念鋪天蓋地,中日關係再次成為國際焦點,內地媒體強調毋忘(一些)歷史,而且要結合實際情况,「以史鑑今」。同時,近年中國學者特別強調國際視野,愛借用外國案例夫子自道,「以外鑑中」。

南部美國邦聯=台灣﹖

這兩門學問,是研究世界的竅門,但有時也是製造片面認識國際的原罪。同樣應用「以X鑑Y」邏輯,我們可參考內地學界一個無關日本的流行觀點﹕「南北戰爭對兩岸關係的參考作用」。理論的出處,可以《現代國際關係期刊》一位學者的文章為案例。

據這派論點,南北戰爭的北部美國聯邦,應該類比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章所指的「分裂勢力」南部美國邦聯,自然是搞獨立的台灣。這樣的類比,據他們所說,有大量驚人的雷同。例如當時美國綜合國力位居全球第5,謀求崛起,「正如」現在(按未明準則)也是排第5的中國。當時19世紀的「一超多強」格局領袖是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又「不希望美國強大」,故在戰爭中作出表面中立、暗中支持南部的姿態,甚至承認南部「實質的獨立狀態」,「正如」今日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暗挺台獨,將台灣視為「實質的國家」一樣。

最不容錯過的部分當然是結論﹕「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大國對美國內戰的干涉,沒有阻止住美國的統一」。原因﹖相當精闢,因為北軍獲勝除了有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獲得解放黑奴支持等一籃子因素,還有大一統的「道德力量」,「所以」中國「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比較政治學的實質應用

這不是一篇個別的學術文章。南北戰爭和兩岸關係的正對應用,已深入中國高層的集體意象。就是以開明見稱的溫家寶在美國演說期間,也多次以南北戰爭反諷美國的兩岸政策。

但上述理論體系一直是西方學界的揶揄對象,幾乎被拿來和文革的經典作品「李白杜甫儒法之爭」相提並論。被揶揄的內容,由中國「推己及人」的作風開始。例如南部美國推行的邦聯(confederation)制度將主權進一步下放至各州,台灣本土卻相對集權﹔當時國際關係未演化為全球治理體系(global governance),今日才普遍受全球化理論的實時規範支配﹔歐洲列強互相競爭,不可能對南北戰爭持有單一意向﹔英國毋須對南部邦聯負有保衛責任,一直分散投資,美國則有台灣關係法。這些都是枝葉﹕最重要的是北軍的「統一」口號並非建立美國「民族國家」、單講「愛國」,而是要捍衛一個「憲政國家」,將新平等主義滲入南北兩部的核心價值,此所以林肯被追認為美國憲政之父之一。

反觀國際比較政治當下最常比較的中美國情,卻總是被內地學者按下不表。九一一後中國出人意表地在國際社會強調(居於主權之下的)人權價值,美國則不斷以反恐和推廣別國人權之名收緊人身自由。結果雙方共同建立了一種「威權自由主義」(Authoritarian Liberalism),變成一對精神摯友。布殊式的美國愛國,讓意識形態和法理思想平起平坐,其實是九一一後「新國家」逐步完成的後現代重構,與當年的北軍思維,甚至有根本衝突。

由於這類類比政治不大正確,比起「南北戰爭=兩岸關係」一類「常識」在日常生活的曝光率,也就頗有不及。同一人民通識系列,還包括將以往同grade的鄭成功和岳飛分割處理﹕前者被提升為統一英雄、變成康熙朝平定台灣的施琅的拍檔﹔後者所反的對象既然為今日中華民族一員,應降格為人民內部矛盾參與者﹔一名以往難得和「崛起」沾上邊的太監被奉為「和平崛起先鋒」,孫中山卻因和日本的嫌疑關係,開始被一些憤青懷疑為漢奸(筆者亦曾自本土愛國政黨要人口中得聞這份懷疑)。

國際社會也有各自的「以X鑑Y」公式。於是,在戰後60年,歐洲出現了戰勝戰敗國的共同盛事大閱兵,亞洲發現了戰勝戰敗國的共生憤青和濫觴。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13日星期六

一個陌生國度.一半饑荒國民

【咫尺地球】還記起南亞海嘯期間,災情圖片處處,人性光輝也是處處。近日西非國家尼日爾爆發饑荒,數十萬人瀕臨天劫,當地政府依然拒絕調低物價,如此「花絮」,卻幾乎絕迹本地媒體﹔連西方媒體也無意「大做」的人道危機,還有來自東非窮國厄立特里亞 (Eritrea)﹕那裏一半國民急須糧食援助,比率相當駭人。究竟這個國家何以完全被國際漠視﹖

美國在東非的四十年爛帳


若以為厄立特里亞知名度低,大國對它了解不足,則大錯特錯。過去半世紀,這地區都是大國的爭霸劇場﹕正是源於這種「關切」,西方媒體才有意無意對劇場的今日情况按下不表。

厄立特里亞曾是意大利僅有的殖民地之一,墨索里尼正是通過它入侵鄰國埃塞俄比亞,建立「意屬東非帝國」。二戰後埃塞俄比亞一度成為僅有的數個非洲獨立國,相對不傾向泛非社會主義,故美國視埃塞國王「猶太獅」海爾塞拉西一世為非洲頭號盟友,韓戰、越戰都靠埃塞提供軍事後援基地。在這前提下,美國支持塞拉西在 1952年兼併厄立特里亞,燃起了當地持續40年的獨立運動。

到塞拉西被左翼政黨推翻,埃塞俄比亞忽然變成蘇聯盟友,美國立刻翻臉支持厄立特里亞游擊隊。1993年厄國游擊隊聯同另一支埃塞叛軍共同推翻後共產政權,厄立特里亞正式脫離埃塞獨立,埃塞則改由游擊隊統治。這個紅海國家重生時,媒體一致唱好,認為它有條件成為「非洲新加坡」﹔加上當地女權高漲,女兵在內戰期間佔去游擊隊三成兵源,當地人以為理所當然會成為西方寵兒,與國際接軌指日可待。

諷刺的是厄國和新埃塞這雙昔日盟友不久就因邊界爭端反目成仇,雙方都自以為得到美國支持,在1998至2000年爆發了學者稱為「EE問題」的無聊戰爭,死者逾十萬,繼而災荒處處,國際社會幾乎無人理會。

「饑荒預警網」 (Famine Early Warning System)

當埃塞俄比亞還是共產統治時,美國搞We are the World賑災搞得街知巷聞﹔敵人變成今日盟友,反而不值一顧,實在吊詭。

來到今天,這些非洲國家面臨饑荒的消息發佈,並非來自該國政府,而是以下兩大途徑﹕一為當地人臨急學上網,再「點對點」向各國發電郵求助﹔二為靠一個名為「饑荒預警網」(FEWS)的統計中心發出報告。中心由美國國際開發署撥款成立,屬全球同類機構的先驅,為非洲各國設立了「四級警報訊號」,分別為「正常」、「關注」、「危機」、「緊急」。事實上,後三級狀態在已發展國家而言,都已是災害。FEWS判辨危機的準則,主要是科學儀器衍生的不同指數和地圖,包括耕地、雨量、氣候、水分需要程度等。指數都是逐月逐日加以觀察,以便及早向各國預警。當然我們不能排除FEWS的政治色彩,例如「預警」這概念,就和布殊主義「先發制人」的概念掛鈎,自此四級警報的曝光率才愈來愈高。但FEWS的出現,畢竟改變了各國賑災「後發制人」的國際傳統,完善了海嘯以後各國嚷着設立卻設立不了的系統,始終是歷史的跨代貢獻。

對厄立特里亞一類知名度甚低的國家而言,問題不是它們得不到警報,而是不懂得國際公關。由於預警區的危機未出現,市面一切如常,難以提供骨頭嬰兒災難圖片沙龍,自然也難吸引國際媒體和NGO。但假如警報是來自拉丹、瓦扎希里或扎卡維,CNN、BBC卻必會如獲至寶。過去數年來厄立特里亞的見報率一半與蓋達有關,不是說拉丹在當地招兵買馬,就是說恐怖分子在也門對岸的厄國港口密謀策劃襲擊。

根據上述邏輯,難道唯有讓恐怖主義和天災人禍這兩種預警掛鈎,才能讓厄立特里亞全面曝光﹖否則正如斯大林所言,100萬、200萬,都只是個統計數字﹔就算配上FEWS的high-tech圖表也毫無人氣,that's it。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6日星期六

聯合國安理會混戰之後

【咫尺地球】爭論了十多年的聯合國改革面臨表決,以擴大安理會為重頭戲。評論都比較哪個方案較好,但這些方案的共同盲點,又何時才能被「再改革」﹖

國家與民族﹕三大方案的盲點

方案一來自德國、日本、印度和巴西的「G4聯盟」,要求增加6個常任理事國和4個非常任國,口號是「正面反映當今世界,而不是1945年的秩序」。這樣的口號,最後只能訴諸綜合國力評估,任何國家忽然超英趕美,就應成為新貴。但「綜合國力」的定義一直相當飄忽,最經典的指數由美國中情局前副局長克萊恩 (Ray Cline)在1977年設計,公式是「P=(C+E+M) x (S+W)」,就是說一國之國力是「關鍵因素(C,人口和土地)+經濟力量(E)+軍事力量(M)和國家執政能力(戰略目的S+國家意旨W)的相乘」。根據這公式,中國當年勉強排第7,似乎沒資格入常。近年中國的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也設計了公式,由資源、經濟、軍事和科技四大範疇評估,再寫出一些常人難以明白(所以也難以質疑)的方程式。由於研究的「戰略目的」是消除中國威脅論,所以中國在2000年的綜合國力——根據自家人評說——原來也是第7。假如 G4入常成功,各國都沉迷這局電腦遊戲,只會強行將現實主義結合到跨國主義舞台。

中國支持的「團結求共識」聯盟改革方案,則要求單獨增加 10個非常任理事國,按各洲「洲情」分配,以免會員國衝突云云。表面上這是理想主義產品,背後卻極有針對性﹕聯盟成員墨西哥為了杯葛巴西,巴基斯坦不滿宿敵印度,南韓仇視日本,意大利不願成為唯一沒有國際VIP入場券的西歐大國。「共識」其實是第三梯隊防止二奶扶正的一夜聯盟。它們維持現有安理會的理由,是說不出口的「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正如非洲聯盟宗旨之一是維持殖民邊界,儘管它們都身受殖民主義之苦。但這理論的中心思想,正是每個霸權/體系都有興衰,若大國本身已不能穩定,又何來霸權﹖

非盟方案的理論成分更低,要求新增的2個非洲常任國都要有否決權、分發予非洲的非常任國數目也要比G4方案多出一個,明擺着是為還價而討價。它們知道非洲 53票在目前框架舉足輕重,又不知改革後會否再讓它們有如此影響力,所以正如尼日利亞外長所言,要「把握機遇」。但非盟方案的聲勢,本身就是聯合國改革的議題﹕正是因為聯合國會費來自發達富國,財政撥款卻由第三世界把持,一國一票,致令美國一類國家不斷賴帳。前蘇聯算是相當有先見之明,即使是分裂前,在聯合國也有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票,這才是懂得利用「以國為本」的程序漏洞。

被忽視的三大改革﹕直接民主 區域主義 權力下放

3大方案都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掛鈎,無論聯合國變成世界政府還是社交晚會,都不可能一勞永逸。以下對大方向更關鍵的改革,則始終未獲重視,原因是它們對「國家」這種組織構成威脅。

第一案是實行直接民主,讓各國人民繞過國家直接表決,或像歐洲議會那樣選出代議代表,在「世界議會」按黨派劃分,而不是按國家劃分,美國和人口1.3萬的瑙魯共和國就有了分別。

第二案是深化區域主義,像「團結求共識」提議那樣,根據各區區情自行分配席位,同時包括既得利益者。事實上,一直有學者提議取消英法的常任國席位,改由歐盟分配,雖然目前不可能實現,但世界整合已是如此發展。

第三案是加強國際法的subsidiary原則,也就是把某些特定議題的決策權下放至最低相關單位,甚至連國家一層也繞過,以免安理會否決權被當年蘇聯那樣濫用。這些改革對聯合國效率的改善,自然比一局全球爭霸RPG更立竿見影。它們要在現實主義主導的聯合國框架內得到代言人,卻比苛求內地憤青支持日本入常更超現實。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1日星期一

埃及恐襲: 隱藏的在地化現象

埃及西奈半島的恐怖襲擊,死傷比倫敦「七七事變」更嚴重,輿論將它聯繫為國際恐怖主義一環,又是以蓋達支部作為天然問責對象。本欄曾述及這樣的演繹放在倫敦案例已頗有問題,在埃及更有倒因為果的意味。

穆斯林兄弟會與埃及政府恩怨

早在蓋達出現、拉丹出生前,所謂「埃及恐怖組織」已成型,是同類組織最早藍本之一。1928年,著名伊斯蘭學者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和庫特卜(Sayyid Qutb)等人在埃及創立慈善團體「穆斯林兄弟會」,強調救濟窮人的兄弟情,含有若干社會主義元素,在民間社會大受歡迎。只是兄弟會同時以極端教派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為指導思想,鼓吹簡樸生活、反對官僚腐敗、主張再伊斯蘭化,強調富對貧的救助義務,組織在埃及本土便成為政治實體。

自「埃及國父」納塞爾1952年發動革命,「納塞爾主義」就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他主張阿拉伯應靠民族主義而不是宗教主義整合,一方面容許社會生活西化,一方面領導各國「反帝反猶」,一度是泛阿拉伯頭號英雄。但就是這樣輝煌的背景,也沒有阻止穆斯林兄弟會持續發展:革命前,兄弟會和納塞爾是推翻王室的盟友,此後泛阿拉伯主義和瓦哈比主義卻成為正面競爭對手。

兄弟會系統逐漸成為西方眼中的恐怖組織,根本是埃及內部鬥爭的結果。納塞爾1952年只是一名中級軍官,政變後不得不捧出高級軍官尼古卜(Muhammad Naguib)任總統。1954年納塞爾又發動政變拘捕總統,罪名是支持兄弟會策劃暗殺他的陰謀。結果陰謀「果然」出現,同年年底納塞爾演講期間被一名兄弟會會員極近距離連開8槍「暗」殺,8發子彈奇蹟地全部落空,保鑣旁若無人,納塞爾若無其事繼續慷慨激昂完成演講,事後人民群情洶湧,兄弟會立刻變成非法組織,領導全部被捕---整個故事對台灣陳水扁若有啟發,亦未可知。

1966年納塞爾以「顛覆國家罪」將聲望極高、20世紀伊斯蘭最有影響力思想家庫特卜處死。不少人認為埃及政府比兄弟會的手段更粗暴更恐怖。

蓋達和兄弟會支部整合

正因政府逼迫,部分兄弟才開始大規模走上暴力路線,出現若干激進分支,包括以色列的哈馬斯和成功暗殺納塞爾接班人薩達特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IJ)。因兄弟會原來確是慈善團體,在全球擁有70多個支部,當每個支部都出現激進分子,世上就彷彿出現恐怖聯盟。蓋達其實是取巧地挪用一些兄弟會支部改裝而成,因拉丹1998年成功拉攏EIJ領袖扎瓦希里過檔,擔任蓋達二號人物,EIJ和一些激進兄弟分支才和蓋達合流。

這波恐怖襲擊無論是誰策劃,都是埃及60年「兩條路線鬥爭」的插曲。近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既不敢全面普選,又不能回應兄弟會土地改革、打倒貧富懸殊的主張,管治危機早已出現,這是正面挑戰。組織性暴力,則被演繹為對非民主政權的側面挑戰。但即使扎瓦希里和拉丹結盟,也不應改變襲擊的在地化(localized)本質,沒有令它忽然變得全球化(globalized)起來。

恐怖在地化Vs 全球化

因事故發生在西奈半島,有論者追溯歷史,認為它在6日戰爭後被以色列佔領、1979年才收回主權,就是耶路撒冷、戈蘭高地那樣的國際敏感點。問題是西方遊客死傷,並不代表針對西方是襲擊者的唯一目標。筆者剛在上月到過西奈,那裏除了一座西奈山已沒有名勝古蹟,整個半島是個毫無埃及特色的遊客城,每個商販司機都等待宰殺水魚錢包,相當恐怖。把半島發展成度假區的不是埃及,而是以色列統治的12年。它成為襲擊對象,符合瓦哈比主義原則,就是沒有西方人旅遊,只有筆者一個人在途上,依然有象徵意義。

恐怖襲擊自然必須譴責,埃及政府卻一直混淆在地化和國際化,讓國際譴責暴力以外加料支持「埃式反恐」。這種藝術師承納塞爾的埃及精英大師智慧,布殊、貝理雅和沙龍都是後來者而已。

2005年7月23日星期六

倫敦又爆炸的心理戰迷思

【咫尺地球】倫敦公共交通系統再次爆炸,坊間自然聯想到兩周前的恐怖襲擊,但也帶出一個國際反恐的常見疑團﹕究竟惡作劇家、精神病人、騎呢分子的「藝術傑作」,和設計精密、層層遞進的恐怖計劃如何判辨﹖

「知覺警覺」Vs「知覺防禦」

若深究這問題的答案,本質已是流於枝葉,因為對執行治安的人員來說,最重要的只是事前的判斷、事後的應變,也就是政治心理學的課題。根據傑維斯 (Robert Jervis)的研究,決策者判斷危機的過程,受到「一廂情願思維」(wishful thinking)影響,有時會過分反應,有時則會回應遲緩。他的結論是,若決策者認為解決危機屬於能力範圍內,他們對危機的象會特別敏感,這是所謂的「知覺警覺」(Perceptual Vigilance)﹔相反潛意識會拒絕承認這樣的象存在,低估危險的可能性,這是所謂的「知覺防禦」(Perceptual Defense)。

目前英國人的「知覺警覺」明顯相當高。但一個月前,英國反恐情報機關卻把恐襲風險評級由「整體嚴峻」(severe general)降低一級至「實質威脅」(substantial)。若當時發生這次只有一個人受傷的襲擊,也許並未能改變英國的「知覺防禦」。

這次襲擊當屬於「心理戰」,而到了英國「知覺警覺」如此敏銳的今天,究竟怎樣才算對國民影響最小﹖根據在9/11後被西方吹捧的《超限戰》,心理戰是與金融戰、毒品戰、生態戰、資源戰、網絡戰、虛擬戰等並列的戰爭「超限組合」之一﹔根據作者解放軍將領喬良和王湘穗的解說,這些新戰爭就是要製造「不對稱戰役」的大環境,通過有限資源,和力量懸殊的對手周旋。他們舉出「意大利長槍黨武裝」作例子﹕這個按名稱推論應是極右的組織,專門襲擊銀行和新聞機構的電腦網絡,盜取資料、刪改程式、散播謠言,曾令意大利中央銀行電腦脫離國家網絡,又曾攻入國家核子物理研究所電腦,戰績相當「彪炳」。但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錢為武器,只是製造恐慌。若意大利政府單一強調收緊網絡安全、控制經濟流通,正是求仁得仁。

心理戰對民間的另一影響,是製造「達文西密碼」式的穿鑿附會意象。9/11後出現中世紀Nostradamus預言的杜撰版本,倫敦爆炸後媒體請來 9/11人肉炸彈的父親「評論」一番,都是製造恐懼意象的心理戰。Jon Stone編輯的半學術書籍《期待末日﹕失敗的預言》,記述了這類人為意象如何迅速影響社會,值得一讀。

再回看目前英國專家對炸彈的演繹,舉一反三,便教人頗為擔心。

「視覺心理戰」Vs「非視覺心理戰」

英國官員、媒體和學者,大多演繹目前狀為源自視覺的心理戰。攻伊期間,美軍就是廣泛使用所謂「震懾策略」(Shock and Awe),希望通過斷頭襲擊、狂轟濫炸來製造恐懼,瓦解敵人。「九一一」雙子塔倒塌講求視覺震撼,車臣游擊隊綁架小學生製造全裸小孩四散逃亡的畫面,恐怖分子襲擊倫敦地鐵採用炸彈而不是殺傷力更大但視覺效果「欠佳」的沙林毒氣,也屬同等思維。

但假如連串小規模襲擊並不以殺傷或震懾為目標,按另一道公式計算,只能是希望英國當局會盡快效法美國設立國土安全部,以收緊人權為代價進行「國營反恐」。這樣的改變,毋須通過生老病死,卻能比死若干數字的人、傳播一些奇怪的謠言,更易改變英國人民的根本生活。這是另一種心理戰——源自非視覺的心理戰。

在一個政府以「知覺防禦」面對恐襲的年代,後者反而絕難得逞。但當危機管理者處於全天候「知覺警覺」,這種非視覺的心理戰,卻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奏效。英國內政大臣祈卓禮表示將建立「全球極端回教徒資料庫」,這是威權主義干涉自由主義的明顯徵兆,相當有布殊風範。這是因還是果,是目的還是手段,是人家的目的還是人家的手段﹖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7月16日星期六

為什麼不能是香港?

【咫尺地球】英國友人說,倫敦發生恐怖襲擊以來一切如常,就是事發當天的走避情況也是不疾不徐,充分顯示國民質素云云。這些場景對港人而言還是那麼近這麼遠,但倫敦的景象何以不能出現在香港﹖

恐怖主義@香港﹖

本欄曾多次解釋「恐怖主義」的虛無定義,但就是姑從偏見,先警惕拉丹,蓋達成員也從來不是香港絕緣體。例如2002年9月,3名印巴裔男子曾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密會,準備將600公斤海洛英和5噸大麻運到美國,就是打算為蓋達換取4枚刺針肩托式導彈。案件由美國聯邦密探和香港國際刑警聯合偵破,3人先在香港提堂、後被引導美國,是為香港首宗引導涉嫌恐怖分子的個案。此外,一些關押在古巴關塔那摩基地的中東人,曾表示通過香港進入阿富汗支援蓋達﹔恐怖分子有意劫船撞擊青馬大橋的情報流言亦從未間斷。蓋達的恐怖襲擊,都以向西方傳訊為主,信息是通過襲擊印尼峇里島來傳、還是依靠襲擊蘭桂坊來形象化,並沒分別。

另一宗鮮為人知的案例,牽涉直接成為嫌疑恐怖分子的香港公民。兩年多前巴拉圭政府拘捕一名持香港身分證的印巴裔商人(和他兩名伙伴),原因就是「涉嫌參與恐怖活動」,為蓋達在南美洗黑錢。案例牽涉更宏觀的歷史﹕香港在50、60年代是與百慕達、開曼群島等英國殖民地齊名的毒品和避稅天堂,是地下活動必經地。美國進行「金融反恐戰」的一大目標就是香港。恐怖分子的資產若因此滯留香港,不能再流動,卻不是特區佳音。

四方八面的傳訊作用

何況香港還要承擔針對中國的襲擊風險﹕香港富豪集體參觀西北大開發、打算投資中亞五國,其實已是報國宣傳的大冒險。事緣近年「東突」常綁架新疆富豪,或乾脆向他們勒索保護費﹔就是溫家寶訪問吉爾吉斯,也不敢公開行程和住宿,可見針對中國的分離勢力——北京稱之為「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宗教主義和極端恐怖主義」的「三極」結合——也不容忽視。在「三極」眼中,襲擊新疆富豪和香港富豪的傳訊效果也是一樣,後者甚至更高。

港人大概還沒忘記一名自稱「香港拉丹」的失業髮型師,曾向董建華發出「最後通牒」,聲稱要在超市落毒。這名最終被判監的負資產雖淪為笑柄,但幻想只要成為事實,必會引起恐慌。香港開埠的1857年,發生過一起針對洋人的「毒麵包案」,中毒人數逾400,甚至包括港督寶靈的夫人,是為香港首宗恐怖襲擊。150年後的今天,要策劃同類案件,更是容易百倍。

四項危機指數

上述案例的綜合信息,值得我們警惕。若論動機,無論恐怖分子要向西方傳訊、中國傳訊,或基於「小眾」社會議題,都可以通過香港。若論可行性,無論是各地恐怖「人才」、資源、技術,香港從不或缺,貨櫃碼頭更是全球反恐重點——相較下紐約華盛頓的出入境更難蒙混。若論效果,香港作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地區之一,保安「軟肋」處處,傷亡隨時嚴峻——這是大城市災變的倍數效應。若論應變,以香港對反恐的缺乏理解、通識教育對地區安全的忽略,市民和媒體更易衍生歇斯底里草木皆兵的羊群心理。中國正建構和普及化一套經過本土和海外大學合作研究的危機處理應變體系,對石家莊爆炸案、毒荳漿案等案例研究甚深,唯香港「一國兩制」不在此列﹔特區過去8年的應變能力亦有目共睹。

這四個變數是各國判斷危機的常用準則。香港的指數,不可能比其他大城市低太多。政府宣傳香港是「全球最安全地區之一」,雖是求和諧穩定的一片苦心,卻不符合全部事實﹕在全球化時代,確實有很多人和事比舉辦馬術賽,更能讓香港與國際接軌。恐怖襲擊正是其一。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7月9日星期六

什麼是恐怖? 什麼是反恐?

【咫尺地球】倫敦發生恐怖襲擊後,英國首相貝理雅慨嘆恐怖主義已是根深蒂固的問題,「必須根治」,並提供了下列公式解讀恐怖主義的成因﹕「貧窮+缺乏民主+中東持續有衝突」。若他的理解代表英國主流思想,這是英國的不幸﹔若這是世界思潮,這是世界的不幸。因為這樣的解讀,似乎絕無可能「根治」「恐怖主義」。

車臣游擊隊為什麼策劃莫斯科歌劇院襲擊﹖車臣人民並不特別貧窮,好歹有一人一票總統直選,而且「車恐」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山岳游擊斬首戰,那時候中東是世上衝突最不為人知的地區之一。俄羅斯總統普京若要解答這個問題,他可能提供下列公式﹕極端民族主義+文化衝突+高加索地區「持續有衝突」。

恐怖主義成因無公式

美國俄克拉何馬州聯邦大樓為什麼被恐怖分子襲擊﹖俄州貧富並不特別懸殊,和美國其他州一樣的民主,而且策劃襲擊的白人青年性格孤僻,思想另類,和中東淵源甚少。對這次襲擊的主流解釋是﹕種族主義+美國社會教育失衡+青年問題,但實際原因言人人殊。

上述兩個例子,加上九一一襲擊、扎卡維斬首、西班牙火車襲擊、峇里島爆炸、慕尼黑奧運會綁架、奧姆真理教東京地鐵沙林襲擊、阿拉法劫機等事件,只有一個共通點──手法令人覺得「恐怖」。東方主義教父薩伊德說過﹕「幾乎每一種奮鬥前進的現代運動,都會在某個階段訴諸恐怖活動,南非曼德拉的非洲民族議會如此,猶太復國主義也不例外」。這樣構成的所謂「恐怖主義」,是一個憑手法定義的「主義」,是一個物理的、形而下的過程。定義準則,就是襲擊是否夠恐怖,這是一個相對的、形而上的判斷,而不是哲學家齊克果界定的絕對恐怖﹕悸怖(dread),即沒有對象的恐怖,例如不存在的虛無。這樣的「主義」,與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反主義主義,屬兩碼子事。

國家不可能以反恐為國策

一個陣營可以反共為整合﹔一國市場可以以反自由主義為方針﹔一個領袖可以反女性主義為個人指導思想﹔但是一個國家邏輯上根本不可能以「反恐」為國策。當製造大殺傷武器的技術流落民間,而人類社會依然有各種矛盾存在,「恐怖主義」就是永存。若技術層面的反恐,就是美國國土安全部那樣的防止大殺傷武器擴散+加強警備,這就不是貝里雅所說的「根治」,正如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鑄造十二金人,也不能防止起義。

若意識形態層面的反恐就是「貝里雅公式」,認為形而下的恐怖行為就是因為ABC而產生怨氣,只要解決ABC就是「根治」,這在邏輯上亦不可能。英國可以認為這次被襲擊是因為中東「缺乏民主」,烏茲別克也會認為當地恐怖襲擊是因為西方「輸出民主」﹔極右派可以因為反社會保障而襲擊,極左派也可以因為反資本主義而襲擊。這樣的「反恐」,反的不是全球恐怖主義,只是本國領袖定義下的ABC。

這本來沒有問題,正如各國可以愛國之名各自表述,作出任何行為。問題出在當一國國策定為反恐,而又不幸地出現恐怖襲擊,國家就必須作出國策層面的反應——出兵或撤軍,改造中東或促進對話。倫敦襲擊無論是由蓋達策劃、或是由法國策劃,在反恐框架已經沒有任何區別。但這個框架有什麼用處﹖

假如明天網民集體攻擊華爾街電腦系統,造成金融風暴,布殊把國策修正為「反網恐」,此後個別中國憤怒青年對美國網站的黑客襲擊,就是對美國的直接挑戰。中國憤青的行動其實一直存在,但是有了「反網恐」的框架,就會和蓋達的網絡恐怖襲擊聯成一線。這樣的「反網恐」只會越反越恐——不但帶來挑戰應戰的連鎖效應,而且也會被迫以人為的重視高度、以面對集體敵人的狂熱方式,回應原來的個別行為。

「加強了解不同的宗教,協助中東的民眾找出民主之路,和緩以巴衝突」。這是貝理雅口中「根治」恐怖主義的方案,一切已鎖定中東。這時候的官方調查還未證實誰是策劃者。很恐怖。該反﹖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7月2日星期六

菲律賓「人民力量」與潛意識

【咫尺地球】菲律賓總統阿羅約夫人正受涉嫌選舉舞弊的「馬尼拉水門事件」困擾,家人親信則集體傳出貪污醜聞。反對派適時提出「人民力量」口號,號召群眾推翻「失去道德統治能力」的總統。然則什麼是「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的弔詭

在議會民主國家靠「人民力量」而不是議會程序推翻民選總統,屬於政制以外的非常行為,一派學者認為它是民主的輔助機器,另一派直斥之為政變。無論如何演繹,「人民」的內涵在各國政治經常充滿雜質,例如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七色革命」的「人民」明顯有外國色彩,菲律賓的兩次「人力革命」則為國內「三大人民」——天主教會、軍方和財閥——的妥協。諷刺的是上回針對阿羅約夫人的政變失敗,同樣被演繹為「人民力量的勝利」。

「人民」是否願意集結「力量」,與其說是受到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一籃子綱領感召,不如說是受到政治心理學的集體潛意識驅使。菲律賓自1946年獨立以來,產生了數個集體國民情意結,往往在關鍵時候影響國家航向。第一是本欄曾討論的「菲傭外交」,第二是針對裙帶資本主義的「門閥恐懼症」。

「門閥恐懼症」與「美國情意結」

學者經常以菲律賓前總統馬可斯為裙帶資本主義典型案例,就是說他建構的資本主義只惠及有裙帶關係的親信和外國勢力,本土財閥為求自保也要成為裙帶一員,造成一些新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不公義霸權。但是除了壟斷國家經濟的層面,裙帶資本主義在菲律賓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因為菲律賓地方勢力一向龐大,各地都有各自的裙帶體系,結果造成家族門閥政治。例如阿羅約夫人的父親馬卡帕加爾是菲律賓第九任總統,當年以反貪英雄自居,長期與馬可斯打對台,女兒的冒起與家族餘蔭頗有關係。就是聲名狼藉的馬可斯夫人艾美黛,至今在家鄉還是相當受歡迎。2001年下台的影星總統艾斯特拉達除了貪污罪狀,還是因為企圖建立新門閥,才備受各派圍攻。

第三個情意結為「美國情意結」。表面上菲律賓是美國忠實盟友,但雙方卻有過相當血腥的歷史。二十世紀初,由於美國反對菲律賓獨立,支持民主化的承諾又長期食言,當地民族領袖集體起義,美菲戰爭持續二十年,死亡人數接近一百萬。戰後菲律賓人雖然視移民美國為上進動力,但是對美式理想話語一直存有集體質疑。美籍菲裔作家Carlos Bulosan著有《美國在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一書,記述童年在呂宋目睹美軍暴行的經歷,如何影響他移民加州後的生活,以及變成菲律賓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是「個人歷史系列」的經典作品,應以政治心理學角度細讀。時至今日,菲律賓人都明白親美的必須性,不接受全面反美的領袖,但同時對美國的全面控制亦有潛在警惕。

預防「人民力量」的佈局

將上述框架應用於今日局勢,靠「人民力量」上台的阿羅約夫人身為過來人,原來不應如此危殆。

首先她是對「菲傭外交」貢獻良多,訪港爭取改善菲傭待遇一役曾令她大量得分,在不少菲傭眼中依然是正面英雌。她本人是美國教育培養的精英,又是克林頓的同學,但懂得避免成為美國代言人,在駐伊拉克傭工被扎卡維綁架後決定不理華府壓力撤軍,亦令她得分不少。

唯一集結「人民力量」的情結,就剩下對阿羅約建立家族門閥的憂慮。總統的丈夫、當選國會議員的兒子和擔任內閣成員的學生都被傳貪污,其實比她本人舞弊更令本國人民敏感。所以在過去一星期,阿羅約夫人的反擊都是向親信開刀﹕兒子無限期停職、學生部長下台、丈夫流亡香港。這些遲來的舉措和民主自由已毫無關係,只是希望撫平菲律賓人的「恐門閥意識」,明顯具有針對性,已成為能否扭轉形勢的關鍵,也是能否令「三大人民」滿意的關鍵。

不過即使逃不過下台命運,阿羅約夫人一直刻意經營在「人民」潛意識的正面形象,而這些形象並未受到全面破壞,她的政治潛能不應被一筆勾銷。這是目前被普遍忽視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6月25日星期六

約旦Vs敘利亞﹕恐怖分子數量與「國家邪惡度」的反比

【咫尺地球】數天前,在航向西奈半島的渡輪上,和一名伊拉克新精英晚膳。他在薩達姆時代的月薪是1美元,現在聲稱月入數千,邊抽雪茄邊讚伊拉克民主進程,同時堅持把我吃剩的飯菜統統吃掉。「我們伊拉克人是不能浪費東西的。」他認為在伊拉克搞抵抗運動的罪魁是相對富裕而親美的約旦人(特別是扎卡維),反而被美國點名為「邪惡軸心外圍組織」、執政者與薩達姆同屬阿拉伯復興黨而相對貧窮的敘利亞,對支援反美大業興致奇缺。

敘利亞「管治鬆散」﹖

這些觀察雖帶有偏見,但也帶出兩個悖論﹕一般相信生活愈艱難的人,愈易走向激進主義﹔獨裁政府愈反美,國民則愈易受官方文宣影響,有美同反。中東民間現狀卻推翻了上述「普通常識」。言則何以約旦人更易走向伊拉克戰場﹖

這問題教我想起與一名約旦司機的長程對話。這名友善而好色的穆斯林不斷問「共產統治的香港發生婚前性行為是否違法」。他有如此旺盛的求知慾,自是因為這命題是約旦的社會禁忌。對35歲仍未婚的司機來說,約旦才是一個「警察國家」,公路會有警員觀察司機身旁的女子「是否形迹可疑」,「而且不能被賄賂」。故他每周都欺騙雙親到首都安曼修理汽車,其實是走到「管治寬鬆」的敘利亞,因那兒無論是要女人還是要警察,都可輕易用錢解決。所以他對敘利亞女性的胴體連說帶比兼形象化地讚不絕口。

除了涉及最直接的政權攻擊,約旦管治「嚴格」而敘利亞政權「隨便」,是當地的普遍觀感。這與美國主導的輿論形象恰好相反。

通過兩段民間對話,再和美國記者Robert Kaplan的政治遊記《東進韃靼》引證,上述悖論似不難解答。以扎卡維家鄉Zarqa為例,人口50萬,大多是青年(扎卡維也只是30出頭),生活指數不差,但失業率高達20%,常有成群無所事事的老童黨在街閒蕩。敘利亞失業漢可通過種種地下活動和前共產社會的「第二經濟」為生,反而是在本國能夠餬口的約旦青年,卻不能解決過剩的勞動力。

激進主義的生理根源﹖


同樣嚴峻的是生理問題。以司機為例,若他因為「社會原因」單身而又沒有北上,依然是一名處男,再將這案例乘以千萬,這自然是一個社會危機。約旦政府「嚴打」婚前性行為,也許是司機個人的誇大,不會是滋生激進主義的首要原因。Kaplan關於當地伊斯蘭主義復興的觀察可能更切合現實﹕與其說伊斯蘭信仰令當地青年遲婚,不如說是當地青年因男女人口比例難以在適當年齡找到伴侶,才訴諸教會的道德限制,來反證個人的存在方式和價值。

結果,相當部分約旦青年工作和性的精力,都難以在本國宣泄,戰後伊拉克卻提供了一具填補物。約旦國策是小國自存之道,境內着意維持「和諧穩定」,對來自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難民特別敏感,對下放「剩餘人口」到鄰國打野戰的國情則一直加以默許。正如那位伊拉克新精英說,薩達姆當權時勒緊國民褲頭,卻對約旦人和巴勒斯坦人慷慨施援,也是對國外友人有朝一日「靖難」的長遠投資。

相反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只着重政治管治的獨裁,對社會層面的掌控百孔千瘡,整個國家已出現分裂的苗頭——南部德魯茲派、北部阿拉維特派和多數遜尼派一直儼如數國。敘利亞國內的社會問題既能夠通過地下市場解決,又可以走到國中之國解決,加上敘利亞是兩伊戰爭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國家,敘利亞人自然少有熱衷於到伊拉克冒險。

近年美國不斷借伊拉克局勢向敘利亞施壓,同時嘉許約旦王室為「中東明燈」,對部分阿拉伯人來說,這是與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矛盾演繹。美國的反恐邏輯還是以政權友好程度為本,繼而作出一廂情願的「定律」和「主義」,可說是建基於無知,但何嘗不是建基於精心計算的全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6月18日星期六

扎卡維的「去蓋達化」和「人工蓋達化」

【咫尺地球】筆者此刻在約旦安曼,西北不遠處有一工業小鎮 Zarqa。那裏曾在1970年發生國際人質劫持事件,近年則以恐怖頭目扎卡維家鄉「起朵」。雖然輾轉間還是未能訪問扎卡維家人,但是前陣子半島台引述扎卡維傷重的消息,和西方媒體一些曲解的報道,還是令扎卡維再次紅遍安曼。

扎卡維是蓋達高層﹖

媒體習慣稱扎卡維為「蓋達高層」或「蓋達三號人物」,因為在西方傳媒,他的頭銜是所謂「Al-Qaeda in Iraq」領袖。但是白馬非馬,這個「蓋達在伊拉克」也不是蓋達在伊拉克建立的支部,只是另一組織的新名稱,它原來叫作「一神論和聖戰團」 (Jama'at al-Tawhid wal Jihad)。名字看來彆扭,其實是對基督文明的直接宣戰﹕「一神論」針對「三位一體」論,扭曲的「聖戰」概念就是針對異教徒。

這個聖戰團由扎卡維在90年代一手創立,和拉丹的蓋達沒從屬關係,且還在直接爭奪新成員,在當地一度以「去蓋達化」為形象塑造目標。一些來自約旦的恐怖分子落網後,都向西方供稱扎卡維對蓋達有明顯的敵意挖角舉動。直到2004年10月,既然誤會已經造成,扎卡維才向拉丹作出名義上的效忠,把組織改名,換來拉丹稱之為「蓋達的伊拉克王子」和《時代》名正言順選之為取代拉丹的世界100名人。其實這只是兩個獨立組織的最低限度整合。

美國和約旦對扎卡維的塑造


引起上述誤會的原因眾多。拉丹的蓋達以鬆散架構吸引同志加盟,造就了扎卡維的曖昧,不過主因恐怕是西方媒體刻意造就蓋達的聲勢,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前,布殊硬是要將薩達姆、拉丹和扎卡維混為一談,通過扎卡維和拉丹的「關係」、扎卡維在伊拉克的「活動」,「論證」薩達姆也是恐怖分子,以便揑造出兵理據。一些西方媒體甚至報道扎卡維和拉丹爭奪蓋達領導權,能夠列出的「佐證」就是美國把二人懸紅列為同價這類事實。這種樹立敵人再打倒的學問,是為學術界常見的「稻草人戰略」。

來到這裏,才發現媒體沒有觸及的還有一個有趣的面向,就是約旦對扎卡維「人工蓋達化」的計算。扎卡維初出道時,只以推翻約旦王室為目的。當時的國王胡辛是阿拉伯親西方代表,在海灣戰爭卻同情薩達姆,統治一度出現危機。扎卡維曾入獄7年,就是因為策劃反王室起義。後來他又部署約旦版的日本奧姆真理教沙林大襲擊,成為這個缺乏石油又強鄰四伏的阿拉伯窮國的頭號敵人。

何以約旦將扎卡維「脫籍」處理,而非像沙特那樣天天警惕拉丹﹖這是因為除了明擺着的恐怖和野心,扎卡維在約旦的活動一直印證了下列假設﹕缺乏石油的伊斯蘭國家又選擇親美,未必會直接引入美資壟斷國營企業,所以相對不易將窮人的不滿轉嫁至反美身上﹔但是每出現恐怖襲擊,卻能夠逼使政府加強國防開支,而這些開支都是買入美國貨,才會逐漸令國民對美國產生意識形態以外的經濟反感。

在這個我們稱之為「約旦悖論」的前提下,扎卡維對約旦的挑戰和拉丹對祖家沙特的挑戰便明顯有別。約旦新國王阿卜杜拉為把扎卡維「直接過戶」到蓋達,天天向媒體風繼續吹,背後美繼續親,甚至跟華府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沒有恐怖襲擊,沙特的親美政權失去凝聚力,可能更為國民反感﹔ 但是沒有恐怖襲擊的約旦,政府卻鮮被國民質疑。數年來我們甚少聽聞「約旦恐怖分子」,卻不斷發現「沙特恐怖分子」,而事實是兩國的恐怖分子數目不相伯仲,數目只是兩國政府各懷目的之宣傳產品。

其實接觸過扎卡維的人沒有多少個,他的生平依然大部分模糊,形象卻能夠被各國按不同目的隨便挪用,實在是近年「可塑性」最高的國際人物,堪稱一絕。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6月11日星期六

另類聯合國對中國的挑戰

【咫尺地球】當中國糾纏於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事宜,一批分離主義者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成立了一個「另類聯合國」,補充主權國家俱樂部的最大漏洞,也許對中國的長遠挑戰,比日本入常更大。

獨立分子國際大聯盟

組織全名「不被代表之民族與人民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UNPO),成立於1991年,目前有61個成員「國」,性質都是獨立或自治運動。它聲稱代表1億人民,主旨是證明「獨立、自主、自決是不可剝奪的權力」。UNPO自然不是正式聯合國,但以NGO來說已組織得嚴謹異常,為僅有的同類聯盟,有6個前會員更成功獨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帛琉、東帝汶),成為組織令人信服的track-record。

UNPO總部設於國際組織雲集的海牙,除為會員提供相關技術訓練(例如法律、民主程序乃至環保,但表面強調非暴力),每逢聯合國相關委員會舉行會議,它都會協助會員爭取發言平台,平日則天天交流獨立運動信息,近年更頒發它們自己的諾貝爾獎,得獎者包括東帝汶國父和台灣的證嚴上人,一切都是為了宣示主權國家不能代表全球人民,公關功夫相當到家。

可以理解的是中國一類首當其衝的國家認為UNPO就是添煩添亂,而且又是西方陰謀。畢竟UNPO的經費除了微不足道的會費,就是靠「熱心人士」捐獻 ﹔這些捐獻絕大部分來自西方,會員則絕大部分來自第三世界。何況世界若真的徹底按民族細分,而民族又是一個可以無限細化的概念,國家便應該數以萬計。但這不是中國漠視UNPO的藉口﹕UNPO會員為何在不同國家有不同面貌,才值得我們思考。

北美模型‧壓制模型‧班圖斯坦模型‧中國

UNPO目前有4個美加會員,包括代表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拉高塔國」(Lakota Nation),夏威夷土著,加拿大土著(Nuxalk)和「水牛河丘國」(Buffalo River Dene Nation)。它們在國內不但是合法組織,而且幾乎是被政府鼓勵參加UNPO來「為國」拓展國際空間。它們的終極目標不一定是獨立,可以只是以單一議題(例如部族賠償金、退休金)爭取自治即宣告收貨。

這種會員把爭取主權和所屬主權國家的社會問題掛鈎,有時更是先有NGO、後有準國家,和「抗爭對象」並不構成完全對立的關係。這和車臣、疆獨、庫爾德等會員和當地政府的關係剛剛相反,後者的所有壓力團體都要和分離分子劃清界線,甚至一些原來沒有分離傾向的NGO都被劃為「分裂分子」。嚴格來說,將它們並列,根本是偷換概念。

除了「北美模型」和「壓制模型」,對付獨立的方案,還有以前南非白人政權為代表的「第三道路」。當時南非為了深化種族隔離政策,在1976年劃出土地成立十個黑人區(班圖斯坦),更讓其中四個正式脫離政府,儘管全球只有南非承認它們「獨立」。以表面的獨立交換人口流動的控制權,這是剝奪剩餘人口公民權的神來之筆。UNPO的新會員「瓦文達國」(Vhavenda)曾經是「獨立」的黑人家園共和國,近年才發現黑人在南非當家作主,反而不及當年白人陰謀下「獨立」過癮,於是靠退休金議題重新提倡民族自決。

當獨立分子聚首一堂,以群體力量彌補個體力量的不足,這不但是對聯合國的集體不信任,還是對主權國家的挑戰。中國是聯合國現行權力架構的積極捍衛者,自然是最被挑戰的主權國家。加上台灣、西藏和東突在UNPO和「獨立界」的明星級地位(例如民進黨的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旭成是UNPO理事長、東突領袖為 UNPO創會秘書長),令北京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次主權秩序」的頭號衝擊對象。UNPO出版《中國黑皮書》不單是為了反華,而是要將中國化成案例,觀察它在否定「北美模型」和「班圖斯坦模型」的前提下,能怎樣靠「反分裂法」一類舉措處理X獨。如此外交教科書以外的新挑戰,恐怕不是簡單的民族主義邏輯能夠應付。

2005年6月4日星期六

對歐洲憲法說不的化學整合

【咫尺地球】法國公投否決歐洲憲法,各方評論已作出大量分析。但若是時光倒流3年,當時的歐洲人對今天反對歐憲的理由,可能未必人人理解。

哈伯瑪斯的預言

影響一代人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曾在2001年接受《德國時代周刊》訪問,題目為「歐洲是否需要一部憲法」。當時他提出依靠憲法制衡他深惡痛絕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觀」。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世界觀」﹖哈伯瑪斯的定義,和今天投反對票的人大概大同小異,包括以下4點﹕

●「民主的經濟學觀念」﹕即新自由主義的國策公式,按新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即「把國家公民還原為一個市場社會的成員,把國家重新定義為向顧客提供服務的企業」﹔

●「後平等主義社會的社會道德圖景」﹕他的所謂「後」,指的是社會對個別議題的拒絕、排斥和邊緣化,幾乎就是沒有「社會道德」的圖景﹔

●「一種策略性的要求」﹕即政府功能的無限縮小,除了自發形成的政策外,再沒有更好的主導性政策﹔

●「人的人類學形象」﹕也就是「人」只是作出合理決策的經營者,在人類學光譜的一件品種,「剝削自己的勞動力」。

為什麼哈伯瑪斯眼中的新自由主義能夠用歐洲憲法制衡,投反對票的法國人卻認為歐洲憲法只會促進新自由主義﹖除了哈伯瑪斯能否「與時並進」的個人問題,我們應該重視兩個因素﹕九一一的劃時代影響,和「左右圓軌理論」的應用。

「反美」+「反美式新自由主義」的化學作用

曾幾何時,美國和歐洲是堅定盟友,到冷戰後開始降溫,但只是以地緣政治的理由自然降溫。直到九一一,歐洲才對反美的「哲學理由」得到共識﹕即維護歐洲的公義平等傳統。據相當部分人理解,這等於凡是美國的模式都應拒絕複製,而歐憲以及「讓歐洲變得更富市場競爭力」的綱領,被演繹為典型的美式語言。按簡單邏輯,投反對票就等同「向新自由主義說不」,甚至一如歐洲左翼報章所言,是社會民主和「人民力量」的勝利。

問題是這樣的理解和哈伯瑪斯的理解恰恰相反﹕他一直認為歐憲能夠幫助歐洲建構超越「人民民族意識」(Volksnation)的「公民民族意識」 (Staatsburgernation) ,確立歐洲政治公共領域的準則,更好地推動社會民主理念。事實上,「反美式新自由主義」和「反美」並不是相同概念,但九一一後卻逐漸合二為一,稱之為「反美國主義」,這是令法國否決歐憲的宏觀背景。

左+右的化學作用

還有一個被評論忽略的弔詭。根據歐洲左報演繹,「說不」就是反全球化等社運人士的勝利﹔根據中國不知還算不算左的愛國報演繹,「說不」卻是代表「法國國家主義」抬頭,並有一系列對所謂「法國人民族性」的妙文出籠。表面上,這兩套說法南轅北轍,反全球化人士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一向被視為左右兩極,除了在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者結盟的中國,兩大陣營通常不會因為反對歐憲一類議題敢於合作。

但對一般投票者而言,這兩套思想卻不一定不能調和。一位疑歐老人深愛法國文化的同時,也會將「社會民主」延伸為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法國文化核心價值」之一 ﹔一位社運青年即使以反抗全球不公義為己任,按哈伯瑪斯的理解,由於還未有歐洲意識的正式整合,他們也不會對「人民民族意識」無動於中。基於部分歐盟要員推動歐憲的急進策略,兩種原來相衝的意識形態愈來愈crossover。當歐憲為左和右找到交接點,像畫一個圓圈那樣殊途同歸,這種化學作用,就不是單一價值面向足以涵蓋。

歐憲起草人德斯坦貴為前法國總統,哈伯瑪斯忝居當代哲學龍頭,他們的夢想和「說不」的人,原來大同小異。但是因為上述兩個計算以外的化學作用,歐憲就宣告緩刑,對二人而言,實是一個黑色幽默。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5月28日星期六

中美經濟貿易戰@美國經濟範式戰

【咫尺地球】美國剛對多項中國紡織品啟動「緊急防衛」(Safeguard)措施,愛國媒體不是演繹為美國對華不友善,就是歸咎於華府的利益集團政治。經濟期刊指出這是國際社會對WTO的「反挑戰」,甚或認為戰爭象徵國際自由主義的下坡路。它們的前提,似是認為「緊急防衛」只是純粹的利益回應。

這其實忽視了歷史上美國經濟範式轉移的總趨勢。

保護企業 保護消費 保護生活指數 保護生活價值

克林頓幕僚莫理斯(Dick Morris)的正牌《新君王論》一個不起眼的章節,曾粗述美國政治經濟的整體改變。在19世紀,聯邦政府的國策就是保護大企業,不少老牌企業都是在那個年代起家,而選民也願選擇保護企業的總統。到了20世紀初,特別是威爾遜總統任內,國策變成保護消費者,更加講求市場公平交易。60年代則出現「確保經濟安全」的思想﹕只要國民生活指數提高,則一切安好。

到了冷戰後的90年代,莫理斯認為焦點變成「促進生活型態的改善」,也就是由「社會決定論」取代「經濟決定論」,因傳統的左、右經濟思想都已變得不再重要,令靠反左/反右維生、通過打倒別人才找到自己生存價值的過氣人物,都不能再煽動左/右民粹主義——包括針對外來入口的經濟民粹主義。

布殊的外交政策貌似強硬,但「硬起來」沒有改變所謂「大議題」(Great Issues)時代已逝的軟事實。美國民眾感興趣的經濟議題,十年來,都是延長家庭休假、增加警察名額、社區大學成人教育費用可以抵稅一類天天下載的生活議題,因後者才能直接提升他們的生活價值。

說了這麼多,我們應發現很多人眼中的中美貿易戰,都以為這個美國還是20世紀初葉或中葉的美國,即首倡「消費保護」或「經濟安全」的美國。事實上,今天的美國人確對中國入口有一定保留,但原因並不(單)是「一小撮」反華商人或議員作祟,或純粹要保護「本土紡織品」,而是他們相信對中國入口的「緊急防衛」,能夠「促進生活形態的改善」。

威權政治支撐的自由主義﹖

美國人看到在怎樣的長遠前提下,美國產品才能夠在WTO框架內和Made in China的廉價貨競爭,也就是讓美國經濟滲入遠東公式——而在他們眼中,這自然是倒退。他們認為中國貨物得以價廉物美在國際「自由」市場競爭,是一個雙重弔詭﹕全靠中國政府在國內+國外的威權管治。國內指的是中國政府雖然N個「為民」,但依然嚴格控制內部勞工活動,同時防止寡頭資本壟斷的出現,一切「公平競爭」,所以成本才得以降低。國外指的是中國堅持人民幣匯率,國際市場的國貨才得以兌換便宜。

無論中國政府派多少公關宣傳中國自由市場,對美國人來說,這都是諷刺﹕問題不是中國不尊重自由市場,而是他們認為中國的「自由」,全是國家宏觀干預「拿着自由反自由」的結果。

這並不是說美國人因為認為中國政府這些舉措不道德,所以才默許「緊急防衛」——這又是過時的冷戰思維。他們真正關心的,其實是新保守主義管治下的自家布殊政府,會否因為要回應中國貨品的挑戰,而東施效顰,對內加強工會的監控,對外讓格林斯潘和周小川單挑決戰,讓他的管治更加威權化。這樣的前景,配合數年來布殊的作風、布殊主義的國風,才令人憂慮「生活形態的改變」。

此所以中國紡織品進口對美國消費者可能有一定實惠,一些在中國設廠的美商還可能有點甜頭,「緊急防衛」亦有違美國一直對外宣傳的自由貿易原則,但美國政府這個舉動,還是被國內「充分理解」。若中國外交決策者依然以泛利益角度或權力鬥爭角度解讀中美貿易戰,就好像美國漢學家依然按階級鬥爭或姓資姓社閱讀中國政治,只是「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的對決,大家都活在空中樓閣之內。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5月21日星期六

新曼聯Vs新車路士﹕「身體國家」與「頭腦國家」

【咫尺地球】英國足總盃塵埃落定,美國老實商人格拉沙(Malcolm Glazer)收購曼聯卻餘波未了,領隊費爵爺前程未卜,球迷則不斷向新班主說「不」。那邊廂,聯賽冠軍車路士的俄羅斯班主艾巴莫域(Roman Abramovich)卻成為英雄,球迷紛紛自稱「Roman's Russian Army」。撇除兩人的計算、懸殊的財富、人生的污點,英國球迷厚俄薄美,反映了全球化時代的兩大足球企業,將扮演不同的「準國家」或非國家個體 (NSA)角色。

英國球會「NSA化」的源頭始於1992年,其時足總成立超級聯賽,球會的社團屬性愈來愈小,上市公司成分愈來愈大,而且缺乏西班牙甲組聯賽那樣的會員制從中平衡。問題是球會支持者對上市公司的社會依賴並未有替代,球會企業則成為所在城市的真正支配者,外來班主便容易成為角色失衡的眾矢之的。

槓桿收購的連鎖效應

艾巴莫域購買車路士的承諾是為球會償還債務,格拉沙入主曼聯卻帶來巨額債務。他的收購模式是商業世界典型的「槓杆收購」,也就是通過不同對沖基金的5億多英鎊貸款,蠶食原來股東的股權,每年要繳交的利息足以購買兩個碧咸。美國商人只是槓桿支點,即使把曼聯名義上私有化,真正操控曼聯的已變成隱性銀行。

「車路士國」數年內的發展方向依稀是大政府模式,由班主的身家作為啟動基金,建立多元業務,短期內刻意繞過市場,投資都是外向型。槓桿支撐的「格拉沙@曼聯國」卻明顯大市場主導,他的市場能力就是以內向型為主,球場球員球衣球迷球賽轉播,一切取之於民。二人的理念,好比經濟學家凱恩斯和凱耶克的南轅北轍。

持續發展與索羅斯現象

車路士高價聘用歐聯冠軍領隊摩連奴過檔,還把曼聯的行政總裁簡安高薪挖角,目標是確立可持續發展力。若車路士是艾巴莫域體育集團的主幹,它可說正在全球建立支幹,包括由同一資金附屬的巴西球會哥連泰斯、俄羅斯球會中央陸軍訓練廉價優質球員,連南韓球隊三星的合作也不錯過,因為背後有Samsung手機的支持。

根據格拉沙收購美式足球隊坦帕灣海盜的往績,他確實也會高價買入頂級教練和球員,不過對一切配套項目都無心經營,包括讓球場滋生老鼠,致令球隊喪失主場。選擇祖家美國贊助商時,他似乎也不會像車路士那樣着重長線投資,甘願繳付賠償金和球衣贊助商Umbro毀約,改簽Adidas。

事實上,近年列斯聯由歐聯分子降班踢甲組、由借錢買球星到放棄青訓,索羅斯旗下對沖基金對亞洲的影響,都是如有雷同的不幸案例。

坦帕灣老妖與俄版哈馬斯

本欄曾經介紹艾巴莫域的財富來歷大有問題,不過他無疑相當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因為他有意識建立一個準國度取代俄羅斯的根本,以免侵吞國家石油的往績被翻舊帳時一無所有。有了這樣的背景,車路士經常以慈善面貌出現於本土社會,恰似激進組織哈馬斯在巴勒斯坦社區的公益形象,無論動機如何,公眾的觀感自然愈來愈好。

格拉沙的槓桿收購則不可能如此效法,因為「責任」只可能轉移至槓桿另一端,也就是所在地居民。例如他曾經承諾為坦帕灣興建新運動場,結果成功收購球會後,卻恐嚇當地議會把球會搬遷,最後市政府唯有「科款」4億美元越俎代庖興建球場,羊毛還是出在納稅人身上。格拉沙入主當地7年,提高票價5次,獲得「坦帕灣老妖」之稱,自不為奇。

美國政治學者Richard Rosescrance 把21世紀形容為「虛擬國家」的年代,其中又分為中國一類提供廉價資源的「身體國家」,和新加坡一類提供中介服務的「頭腦國家」。

將這個概念應用在足球企業,車路士和曼聯實際上都是虛擬國家,不過曼聯的持續發展潛力可能就是自己的身體,車路士卻正在將整個球會化為頭腦,從而拓展其他跨地域、跨媒體支幹。有了這樣的背景,曼聯是足總盃冠軍還是亞軍,who cares﹖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5月14日星期六

阿拉伯南美宣言﹕結盟﹖一夜情﹖

【咫尺地球】數天前,第一屆南美—阿拉伯首腦會議在東方各國忽視下完滿結束,34國領導人簽訂《巴西利亞宣言》,宣告兩地自此患難相扶。表面上,兩地關係異常薄弱,但只要把會議成果與兩地接觸史交叉參考,這種「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便顯得有一定針對性。

南美—阿拉伯接觸史

歷史上兩地最有效的合作,除了冷戰時一系列形式主義的南南會議,當數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1960年的成立。當時五大創會國是兩伊、沙特、科威特和委內瑞拉。組織雖以阿拉伯國家為主,委內瑞拉卻一度扮演主導角色,當時委內瑞拉總統巴坦各特 (Romulo Betancourt)成立國有化石油公司、再在全球搜尋奧援,正是OPEC的成立背景。在美國眼中,1973年的石油危機,可算是阿拉伯和南美聯手背叛。然而OPEC近年聲勢減弱,同屬南美的厄瓜多爾於1992年退出,世界各地亦紛紛發現新石油。《巴西利亞宣言》多少有通過建立新框架重新刺激OPEC 式卡特爾經濟的意味。

另一種是純政治接觸,以現任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為路線代表。他上台後走反美路線,接觸所有美國敵人,2000年更成為海灣戰爭以來首位訪問伊拉克的民選領袖,與薩達姆稱兄道弟,又獲薩達姆親自駕車迎送。這次巴西會議後,查維斯私人「補充」了一道宣言,鼓勵成立「反帝國主義陣線」,以填補冷戰後的國際空間。雖然如此「明目張膽」不可能為大會官方接受,但會議的反美基調依然強烈,例如東道主巴西總統盧拉拒絕美國觀察員,兩大陣營對巴勒斯坦問題和福克蘭主權問題交換支持,阿拉伯各國力挺烏拉圭候選人執掌世貿,雙方聯合要求聯合國主持反恐會議「界定」恐怖主義(也就是間接否定布殊的定義)等。這些姿態已算是近年罕見的大動作。

南美阿拉伯的地下網絡

西方真正擔心的,卻是南美和阿拉伯的地下聯盟。

近代把南美和阿拉伯連成一氣的,應追溯至二戰,當時兩地都成為交戰雙方爭取對象。南美固然是美國後院,各國軍政府卻普遍同情納粹,特別是阿根廷幾乎成為德國支部。同樣,阿拉伯各國表面支持同盟國,加入英法宗主國軍隊,不少阿拉伯領袖卻參與軸心陣營,希望藉此爭取獨立和反對猶太人立國,最著名的是「巴勒斯坦之父」阿敏哈辛(Amin al-Husayni)。

納粹戰敗後,大量納粹分子潛逃兩地,例如在阿根廷建立奧迪薩村(Odessa)。這個網絡,即「地下南南合作」雛形。九一一後,美國擔心蓋達和南美毒梟合伙洗黑錢,發動「金融反恐戰」,雖然對象不同,邏輯卻一脈相承。

然則兩地何以在這個時機才發展官式更緊密關係﹖

南北合作‧舊歡如夢

南美和阿拉伯合作,剔出政治泡沫語言,技術上主要是南美經濟共同體、海灣合作委員會和阿拉伯聯盟的經濟整合。它們需要整合,因為34國大多是單一經濟,例如玻利維亞依靠錫礦出口,蘇丹就是販賣禽畜。若這些國家的經濟互補深化成為體系,達致歐盟各國那樣的共榮,這才是南南合作的真諦。問題是經濟學者多認為南南不可能「獨榮」,認為南北對話(已發展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共享) 之下的南南合作,才符合經濟成本。

南、阿雙方的北方伙伴近年正出現「結構性交換」現象。南美原來依靠北美資源,但美國在九一一後更改國策,大幅緊縮「南援」,改為投資泛中東計劃。阿拉伯國家原來的合作對象則是希望東擴南擴的歐盟,一度簽有初步整合的《巴塞隆那計劃》,但受美國阻力,成效有欠顯著,令歐盟決定同步另行投資,在1999 年與拉美各國舉行48國首腦會議,對多國實行「普遍優惠制」,自此智利、墨西哥等國成為歐盟新歡。

過去數年,南美、阿拉伯雙方正在非自覺地交換經濟伴侶,舊歡恍惚如夢。《巴西利亞宣言》一方面固然是宣示「反西反北」的潛在實力聯盟,另一方面則是向各自舊情人、也是對方新情人傳話的一夜情,點唱歌曲不是que sara sara,卻是我等着你回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5月7日星期六

1906年大選對貝理雅的啟示

【咫尺地球】戴卓爾夫人第三次連任時舉起三根玉指,宣告那是戴卓爾主義時代。可惜貝理雅第三次連任卻不能代表工黨的時代,英國政治光譜已面臨推倒重來。

自由黨忽然崩潰之謎

百年前的1906年,英國舉行稱為「卡其大選」的國會選舉,自由黨的金寶班納文(Henry Campbell-Bannerman)贏得399席,開展最後一個自由朝代(1906-1922)。這個自由黨就是現在自由民主黨前身,19世紀初稱為輝格黨(Whig Party),創始政綱是縮減王權、擴大國會職能,曾在英國民主化和推動「五大改革法案」扮演關鍵角色。名相格雷斯頓(William Gladstone)四任首相,前後在位14年,是為自由黨全盛期。

諷刺的是自中產和工人階級獲得投票權後,普選不再是議題,自由黨失去原來定位,改革被評為「小恩小惠」,被迫愈來愈左傾來爭取工會支持。但自由黨的創黨理念是自由主義,始終不能成為傾向社會民主的工人寵兒,故才有工黨1900年的成立。

格雷斯頓下台後,自由黨積弱多年,1906年金寶班納文大比數當選,其實是一大冒險﹕他把自由經濟上升為跨黨派政綱,希望吸納保守黨支持者,同時與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結盟。但1910年開始,自由黨的票數根本不足以組閣,愈來愈依賴「愛獨」人士,乃至逐漸為後者控制,南愛爾蘭最終求仁得仁。一次大戰爆發後,政府變成聯合政府,一代名相勞萊喬治(Lloyd George)亦逐漸淪為保守黨傀儡。自由黨欲成為「全民黨」而不能,根基反被不斷蠶食,終在1922年大選被保守黨和工黨左右夾攻,全軍覆沒。邱吉爾原是自由黨員,也是在那時改投保守黨。

曼徹斯特的徵兆

貝理雅早已開宗明義與「舊工黨」劃清界線,奉行戴卓爾主義,強調以市場規律提高社會公義效率,並通過黨內改革邊緣化工會的影響,令「新工黨」逐步變成中產黨。據貝理雅自己的著作,他設計第三道路除了是驗證「公義和理性的並存」,也是參考了1945年工黨艾德禮取代邱吉爾的歷史經驗,認為那是工黨最輝煌的片刻歷史,因那時的工黨是「人民黨」。今天學界對這條第三道路有不同批評,但事實上保守黨和自民黨都加以仿傚。保守黨居然同意設立最低工資,自民黨一度銳意吸納綠黨,都是打破二元對立的持續步伐。

這次選舉毫無懸念,但卻出現了一些指標性數字。曼徹斯特除了有曼聯和曼城、費爵爺和奇雲基謹,也一直是工黨根據地,馬克思專門挑選該城作為觀察工人階級被剝削的樣板。這次曼城Withington選區居然落入自民黨,同城其他三個選區的自民黨候選人也出現平均10%的得票升幅,反映傳統階級根據地已不可靠。自民黨證實了同時取悅城鄉的能力,政治版圖的結構性變革已經出現。

自由民主黨捲土重來﹖

正如百年前的自由黨成功蘊藏危機,工黨「全民化」後的社會公義道德高地亦逐漸被自民黨奪取。貝理雅在出兵伊拉克一役與保守黨結盟,更催生自民黨和工黨左翼的策略性同盟。若階級在21世紀不再成議題,工黨的存在價值其實相當模糊,它的「黨性」愈來愈弱,跡近百年前自由黨的迴光反照。候任首相白高敦曾提出放棄右傾思想,就是希望將遊戲放回「正常」規則內。

自民黨有被邊緣化的歷史經歷,看清這是百年一遇的翻身契機,近年成為負責設定議題的玩家,就是希望找尋重新組合政治力量的竅門。它一方面提出多年前工黨的經濟口號,希望將工黨推向右翼、視保守黨為邊緣化的「極右」﹔另也靠反戰獲得來自兩大黨的新票源,嘗試以外交重劃左中右。保守黨也有類似策略,就是等公投歐元和歐洲憲法的一刻,引導疑歐思維,重建二元政治。學術界亦趁這時機重提簡單多數制對兩大黨的輔助已不能與時並進,比例代表制更能反映現狀云云。

中日固然要以史為鑑,貝理雅何嘗不是﹖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30日星期六

厄瓜多爾潛規則與「電台政變」

【咫尺地球】香港人當然沒有餘暇了解厄瓜多爾總統古鐵雷斯為何下台。但這場政變和近來司空慣見的「七色革命」不同,沒有外國勢力干預,沒有自欺欺人的泡沫語言,反而可以被局部視為「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的實踐,從中我們也可以查找切身的政治潛規則。

狂人總統+月亮電台

混沌理論的基本假設是互不相關的瑣事,原來比鐵板一塊的邏輯論證更能解析事實。例如東半球一隻蝴蝶拍打水面,可能決定西半球下周的風暴。古鐵雷斯下台,應先從側面閱讀兩個片段﹕

首先是前總統布卡拉姆的故事。此人1996年當選厄瓜多爾總統,自稱「狂人」,最愛在競選運動結他狂歌拉票,又曾忽發奇想邀請過氣球王馬勒當拿出山,加盟他旗下的厄瓜多爾足球勁旅,總之要盡力顯示「親民」。6個月後,求仁得仁,布卡拉姆被國會以「精神不健全」為由罷免,流亡巴拿馬。2004年12 月古鐵雷斯強行解散最高法院,讓新法院特赦狂人前總統,被批評為行政干預司法,反政府運動自此產生。

另一個是厄瓜多爾媒體的故事。當地一個名為月亮(La Luna FM99.3)的電台在古鐵雷斯下台前,推出連串嘉年華,鼓勵群眾上街抗爭,又安排「適當」的phone-in言論製造輿論。根據月亮品牌設計,群眾運動每日都要有行為藝術的噱頭主題﹕第一夜從家中帶出碗碟缸瓦到街上敲打作樂﹔第二夜吹汽球上街然後一同刺爆﹔第三夜更「騎呢」,男女老少都拿着廁紙遊街,然後拋向天空造勢。總統下台後,電台上下喜極而泣,認為這又是「人民力量的勝利」。

裙帶資本主義+民粹主義

但深入一層,古鐵雷斯下台的手續同樣缺乏法理基礎(國會未有合法票數罷免其職務),「民眾」讓其下台明顯不是出於「對法治的愛護」,反而多少是對他特赦狂人前總統的移情作用。其實布卡拉姆雖貪污,但並不比前任後任貪得更有心得,為何聲譽特差﹖標準答案﹕因為他是狂人。但他的「狂」,只是以庸俗方式「證明」自己是厄瓜多爾一分子(好比富豪競選議員故意咬香蕉),因為他不幸具有黎巴嫩血統這個原罪。

黎巴嫩商人在第三世界相當成功,屬壟斷階層的資本階級,為求自保,常與當地大族結成共生關係,一方面包庇本土政客和王親國戚有污齊齊貪,另一邊自己也逐步邁向政壇。這就是著名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國家是民主的,市場是開放的,但管治階層的潛規則由本土寡頭+少數族裔外來資金掌控,難出現清廉的單一零件。這個秩序亦有利大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出宏觀調控,特別是2000年厄瓜多爾美元化以後。

月亮電台表面上相當正義,但其實在每次政變都扮演相同角色,當年渲染布卡拉姆「瘋狂」和應該下台的也是同一批人。為什麼月亮能呼風喚雨﹖原因是在裙帶資本主義集團壟斷下,民眾不再信任職業政客和代議政治,甚至不信任民主,而偏好直接表達的民粹。古鐵雷斯當年以貧民英雄為標準造形,就是通過月亮電台的民粹宣傳來「敢教日月換新天」。電台人民英雄背後有什麼財團利益,民粹的人民情願打馬虎眼。但國家潛規則不能改變,每位新總統都逐漸與裙帶資本主義妥協,國民的民粹傾向在連串出賣下,只會愈來愈病態嚴重。古鐵雷斯走民粹路線上台,自然也要民粹地去。

上述兩案例不過是混沌理論的兩極,從中我們明白厄瓜多爾這個7年內盛產5名總統的國度,總會不斷出現月亮,也會不斷出現狂人。裙帶資本主義和民粹主義兩大規律會繼續存在,成為落實真正民主的最大障礙。道貌岸然的理想,淪為釋法學者的暑期習作,結果近年在拉丁美洲提「民主」,好比近年在特區談「愛國」,都是票房毒藥,都有異曲同工的反諷之妙。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23日星期六

贊比亞中資工廠爆炸的政治餘震

【咫尺地球】贊比亞一所中資礦用炸藥廠大爆炸,數十名當地勞工死亡,成為贊比亞國難。遙遠的新聞帶來罕有的反應﹕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表哀悼,責成贊比亞大使徹查責任,外交部召開緊急危機會議,商務部亦作出自我檢討。另一邊,部分贊比亞人衝擊華人民居,視中資工廠為剝削本地人的邪惡黑金,雖然被內地媒體按下不表,但反映號稱「第三世界友誼樣板」的中非關係,已出現為人忽視的戲劇性轉變。

坦贊鐵路浪漫傳說

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Kenneth Kaunda)是非洲獨立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在倫敦蠟像館也有他的位置。他形容中國人民是贊比亞的「全天候朋友」,曾肉麻當有趣地如此歌頌毛主席﹕「我們贊比亞最尊敬的人有三種﹕長者、智者和勇者。這三種您都具備。」這種「友誼」,源自中國在文革時代投資興建的一條「坦贊鐵路」。

據內地官方教科書記載,這條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鐵路「打破當時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封鎖,保證了贊比亞的主要收入來源,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坦贊兩國人民乃至整個非洲把它譽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範』」。這是因為贊比亞作為內陸國家,獨立時沒有途徑到達東岸沿海,當時的鄰國南非和羅德西亞又是白人種族主義當道,只能依賴東邊的坦桑尼亞對外接觸。贊比亞作為當時的泛非主義代表,美蘇都無意提供興建鐵路的無償援助,在人棄我取下,中國成為正義的朋友,獨力以十億元人民幣支援鐵路興建,派出工作人員5萬人次到坦贊兩國,投資總額直至現在還是歷來最大經援之一。中國人民在贊比亞如何備受尊重的種種傳說,自然迅速傳為佳話。

文革外交後遺症

文革後,坦贊鐵路卻成為中國外交的最後悔投資,更淪為國際笑柄。鐵路從1976年通車開始,每年使用量都嚴重不足,成為國營企業的浪費樣板,不斷流傳「工作人員駕駛汽車尋找火車滯留在哪裏」一類真實笑話。自從白人政權羅德西亞在1980年變成黑人政權津巴布韋,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又告終結,贊比亞對外運輸已全面取道南方,坦贊鐵路連僅有的政治功能亦不復再。目前中國還要為鐵路的私有化爛攤子提供援助,實屬無可奈何。

學者每提起文革外交的好大喜功,都以坦贊鐵路為不二例子。中國人民普遍對如此化財心有不甘,逐漸認為坦贊都是騙子,而且忘恩負義。例如拜毛澤東為偶像的坦桑尼亞國父雷尼爾(Julius Nyerere)居然充公中國運往安哥拉UNITA游擊隊的軍備,贊比亞正籌備興建通過莫桑比克出海的新鐵路與坦贊打對台,去年甚至沒有阻撓當地法輪功「起訴」中國官員。留在贊比亞的華人逐漸喪失當年支援「阿非拉人民大團結」的純真情懷,新晉中資進入贊比亞,便飾演起新角色。

中國新殖民主義﹖

贊比亞經濟全靠銅礦出口,一度相對富裕。但近年國際銅價大降,贊比亞甚至出現饑荒,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債,代價正是全面開放市場。中資公司在這時配合中國的「全方位外交」和全球化時代的市場規則,大舉走進非洲,本來就有一定投機性。同樣崇拜毛澤東的加納獨立英雄恩克魯瑪(Kwane Nkrumah)有名著「新殖民主義」,形容非洲各國非殖化後,前宗主國依然通過潛規則繼續控制本國經濟命脈,並視之為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步。

這次爆炸發生後,贊比亞工會領袖義憤填膺,認為中資企業搞變相殖民,「奴役贊比亞廉價勞工」,政府亦沒足夠措施規範投資者。措辭就像當年對帝國主義的批評,贊比亞人民也就將中國公司和新殖民企業等量齊觀。當曾經是浪漫主義教材的坦贊鐵路變成中坦贊三國的共同負資產,瓜田李下的「中國新殖民主義」固然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一場爆炸的政治餘震,亦足以讓一泡大國夢回到現實。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21日星期四

民族主義三層遊戲

【咫尺地球】中國反日示威有多少官方背景、多少民間成分,一直是各界焦點。這種辯論以中日關係為主軸、內部互動為副軸。假如主客易勢,改以民族主義在不同個體之間的互動為主軸,也許會釋出不同啟示。

片面公民社會Vs官辦公民社會

若傷痕文學一代以文革為胎記,八十年代以民運為胎記,九十年代的一代人已出現徹底轉型。根據政治心理學權威傑維斯(Robert Jervis)的《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一國國民的世代國際觀,最受一件事情的四大因素影響﹕

一、是否親身經歷﹔
二、是否在成年生活或事業生涯早期經歷﹔
三、是否對自己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
四、個人是否熟悉相關背景。

1999年的反北約炸中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遊行,是這一代親身參與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活動,影響好比紅衛兵的串連、天安門事件的靜坐,成為一代人意識形態的起點。這種意識形態直接源自九十年代江澤民頒布的愛國教育大綱,以回應六四後的思想真空。不過「五八示威」以來,官方鼓吹的愛國主義其實愈來愈溫和。九十年代初的官辦愛國主義是「道德愛國主義」(Moralistic Nationalism),鼓吹「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一類邏輯,近年卻積極建構「憲法愛國主義」,也就是嘗試解析為何中國人看見五星旗要流淚,原因是中國代表一批核心價值(例如國際平權運動、主權高於人權、「和平崛起」),正如美國星條旗代表一批核心價值。中國人愛國,應該擁護背後的價值。

在這前提下,民間愛國以反美反日的逆向思維為部落圖騰中心思想,官方和民間社會對「愛國」的定義便開始出現落差。然而官方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這種民間思潮,否則容易出現意識形態真空,所以一些外交舉措被按下不表,同時一些「強勢姿態」又刻意以民間的夢想方式展現。這就構成「片面公民社會」和北京意想中的「官辦公民社會」的基本矛盾。

憲法民族主義Vs道德民族主義

例如南斯拉夫使館事件後,北京原來要求美國參照駐意大利美軍意外殺死當地人民案例,對軍部採取審訊,結果是7名地圖專家被革職/降職了事。此外,北京又對美國駐華使館作出287萬美元的「破壞賠償」。它們其實並非單純的讓步,而是北京建構「憲法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國提倡國際社會的平權,所以「以身作則」,並且對政府代表的主權負責。然而為了撫平民間的道德民族主義,北京除了低調報道上述進展、在首兩天默許群眾示威,更復興烈士崇拜運動,又派出12艘軍艦到釣魚台附近宣示主權。兩條路線各自得到發展,矛盾繼續加深。

2001年的南海軍機碰撞事件後,美國說了一句深表遺憾,《人民日報》打馬虎眼說美國發了「道歉信」﹔中國原來要求美國賠償100萬美元,結果是五角大樓發出了一張$34567美元支票,「支付美軍在海南島被拘留其間的伙食費」。34567這組數字絕非外交常態,甚至帶有一種敷衍的嘲弄,正如當年八國聯軍之役的辛丑條約,中國賠款一個約數四萬萬五千萬両,只是因為十一國代表認為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負有集體責任,所以隨心所欲要每人賠一両。《人民日報》報道賠款時不敢提出銀碼,只以「大約34000美元」蒙混過關,網絡卻從不同渠道得悉真相,大感侮辱。北京沒有乘勢解析妥協的理論基礎,卻選擇在新空間安慰民間,也就是升級烈士崇拜運動,把失蹤的空軍王偉封為「海空衛士」,同時發表王偉妻子譴責布殊違反人權的公開信,讓愛國民眾留在道德高潮。

自由派學者Vs新左派學者

通過民族主義對話權的爭奪,同時也在學者間出現。911後,秦暉、徐友魚等自由主義學者發出「今夜我們是美國人」公開信,批評國內反美過激行為,被網上憤青圍攻。同年10月,王紹光等19名新左派學者在《華爾街日報》刊登公開信,批評該報評論員將阿富汗戰爭和義和團相提並論,被網民視為對「今夜」信曲線回應。到了美伊戰爭,以韓德強、張廣天為首的新左派集合400簽名,刊登「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劃的聲明」,鼓勵國內外同胞「堅持反帝反殖傳統具體貢獻反美大業」,自由派劉曉波、余杰等則在各自網站撰文反擊。

表面上這是另一條戰線,但也是官方Vs民間愛國的延伸。在反恐時代,官方不斷舉辦國際法、人權、反恐座談會,努力找出「美日沒有、中國有」的核心價值﹔民間傾向批判政府軟弱,擔心坐視美日右翼主義抬頭,思想以現實主義為基礎。在這場角力,民間社會得到潛能的提升,並且突破「階級限制」,成功爭取新左派知識分子為盟友,已超越政府的絕對宏觀條款。國家建構憲法民族主義過程中,亦衍生和平崛起一套理論體系,解析何以愛國與容忍美日台北挑釁可以並存。這些努力得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嘉許,儘管這批學者對共產政權從不欣賞,一直是邊緣化的政治族群。

美國學者Robert Putnam提出「兩重遊戲」分析國際關係,也就是政府和民間的互動、甲國民間和乙國民間的互動,都足以影響雙邊關係。中國外交在若干時刻其實是三重遊戲在互動﹕官方、民間和不同陣營學者在過去6年在同一舞台爭取生存空間,中日關係不過是其中一個面向。各方個體如何通過民族主義的平台,釋放應有的政治潛能,也許,才是宏觀的主軸。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10日星期日

迷你國家與時並進之謎

【咫尺地球】梵蒂岡教宗和摩納哥元首雷尼爾親王在同一周病逝,全球面積最小的兩個國家同時失去元首。其實地球還有不少類似迷你國,面積與海洋公園不相上下,一般評論認為它們只是國際花絮,其實卻是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成員。


迷你國的成型

Jacques Rapaport在1971年發表《小國及領域﹕地域及問題》,被視為小國研究的重要作品,歸納了迷你國成型的三大原因。第一是天然及地理的孤立,例如曾經在衛斯理小說《迷藏》出場的堡壘山國安道爾(Andorra),就是法國和西班牙間的天然山地屏障。第二是歷史過程,例如意大利中部的聖馬力諾(San Marino)是歐洲最古老的共和國,雖然國土不斷萎縮,但誰也不敢切斷這一絲香火。第三是社會、文化、種族的不同,例如非洲迷你國岡比亞(Gambia)是英語區,難以再和境外的法語母體塞內加爾聯合。

但是在全球化時代,上述生存價值已經大為降低。印度在1975年強行合併國民生活安逸的錫金王國,宣告「天然及地理的孤立」再不是迷你國的獨立保證。摩納哥、列支頓士登(Liechtenstein)等國不斷更改古訓,一旦缺乏繼承人即與鄰國「和平合併」,也反映世人對歷史的妥協。社會文化的差異,甚至已成為地區一體化的動力,例如加勒比海一群小島國便不斷提議合併來達到資源互補。

迷你國為求自保,找出了以下與時並進的新角色﹕

全球體系的孤島

迷你國面積過細,不可能構成反區域一體化的氣候,卻懂得利用它們表面的不重要性,成為合法的全球化漏洞。摩納哥幾乎不設所得稅,金融制度顧客至上,設有賭場供灰色富豪洗黑錢,結果成為著名的避稅天堂。加勒比海島國的基本國策就是吸引各種灰色企業到境內註冊,從不加以監管。布殊在9/11後宣布取締全球避稅天堂,進行「金融反恐戰」,不久即按特區邏輯變成「不說,即不存在」,因為華府發現若避稅天堂透明度提高,對華爾街影響更大,大企業儲備基金被恐怖分子查獲的後果更不堪設想。

事實上,全球體系的迷你孤島,更成為各國轉型期間抵抗經濟一體化的避風港和周轉站。例如在蘇聯邁向俄羅斯的過程,大量國家資產落入艾巴莫域治一類寡頭暴發戶,再流向不同「天堂」,政府一度大為頭痛。不過普京終於發現,幸好有巴哈馬和馬耳他,國家資產才沒有全部落入「敵對勢力」,經過討價還價,依然能夠逼使寡頭重新交出產業。意大利政府默許黑手黨把侵吞的國家資產存放在迷你國度,也是基於同一兩害相權的判斷。

「國家公司化」

何况迷你國現在以公司方式經營,所有國民都是股東,不會對公司有國家的要求,不會要求元首負責環保、公義、民主一類宏偉綱領。迷你國的管治模式在全球化時代更為便捷,因為有志上述理念的國民,都會訴諸鄰近地區組織或跨國企業,一切添煩添亂的議題上繳全球,迷你君主自然比大國領袖更能發揮CEO的營商創意,令「國家公司化」可能成為國家的發展趨勢。

例如摩納哥雷尼爾親王的海陸空全天候娛樂化,把國家變成一個遊樂場,從來沒有道德包袱。聖馬力諾為了吸引遊客留宿,大量引入意大利名牌服裝店和鞋店,特設低稅率傾銷,國家已成為掃貨百貨公司。地中海島國馬耳他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更想出一門無本生利生意,就是向世界各國暴發戶提供「爵士授勛一條龍服務」,只要付出低廉價錢,即可享有馬耳他領導人親自頒發的銜頭,此後以Sir示人。筆者也認識這門生意的香港代理,據悉有些「學者」已經「授勛」,並在發掘相關商機,相當可喜可賀。

在廿一世紀,大國自我割裂部分細胞成立衛星國,建構自己的避稅天堂和不受現代國家倫理規範的「公司國家」來「X獨」,似乎不再是大逆不道。面積比香港還小的太平洋基里巴斯(Kiribati)、圖瓦努(Tuvalu)等國曾提出「每島獨立」,就多少有「良性分裂」的意味。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4月2日星期六

新教宗@全球化廿一世紀

【咫尺地球】若望保祿二世幾乎比《教皇錄》所有教宗都神聖,不過他對教廷的最大貢獻,並非協助瓦解共產帝國、或擁有面斥布殊的驕人履歷,而是為梵蒂岡設下全球化時代的獨特角色。若上帝賜予新教宗足夠智慧,「教宗之死帶來世界末日」一類花塔瑪預言又不成真,梵蒂岡的國際地位還有上進空間。

「全球最大NGO」

政治學者David Ryall把梵蒂岡稱為「全球最大NGO」,因為這位教宗刻意劃定若干普世價值為「運動」方針,採用民間壓力團體的「lobbying」方式向全球施壓。施壓對象並非個別政府,而是整個國際法體系,這唯有教廷做得到。

梵蒂岡「NGO化」有兩個轉捩點,一個是1994年的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一個是1995年的北京婦女會議。會議期間,教宗親自指揮全體高層游說所有國家反對墮胎,重點「鬥爭」對象是克林頓治下的美國。當時克林頓堅持墮胎是天賦人權,教宗並沒有糾纏於道德字眼,反而運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反制。一方面,教宗鼓勵美國國內的天主教會向克林頓政府施壓,動員力量包括美國內部的選舉樁腳(這樣梵蒂岡能夠避開直接責任)﹔另一方面,教宗與伊斯蘭教國家結盟,依靠「第三世界票」阻止美國通過全球墮胎合法化議案。這是對美國霸權的當頭棒喝,對非政府組織卻士氣大振。

當然,教廷在各國都有官僚支部,是梵蒂岡能夠同時肩負國家和NGO責任的先天因素。所以美國汲取教訓,近年密謀自我「梵蒂崗化」(參見本欄前文),令廿一世紀可能成為這兩大勢力的戰場。

梵蒂岡大公會議的遺產

教宗也是全球化理論「人權高於主權」的先驅,不過他的體系相當有技巧﹕承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但同時認可國情相異。是否挑戰各國政權,表面上下放到各地主教,容許了模糊化的空間。

上述理論基礎源自著名的「梵蒂崗第二次大公會議」(1961-1965年),當時的教宗保祿六世把教廷定義為「有形可見、又是精神的團體」,鼓勵教友參與政治生活。這種參與不同於過往教宗與墨索里尼簽訂互相承認條約、秘密協助納粹戰犯逃往南美等不光彩往績,只是以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為基礎﹕即通過在非教會主導的國家建構話語權。例如在波蘭無人談論人權時設立「人權小組」,以非政治化的方式,慢慢改變在地國的意識形態。

「梵二會議」讓各國主教調節政治立場,特別是中南美洲的教會開始轉向反政府陣營,扭轉了教會和右翼獨裁政府的合作關係。背後原因是同一會議讓本國語言取代拉丁文彌撒,簡化宗教儀式,令天主教平民化、本土化。若望保祿二世把本土化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特別重視樹立黑人、華人等虔誠樣板,以示天主教與世界各國都能夠兼容並包,刻意利用足球、搖滾樂一類全球中介軟性傳教,維持天主教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教宗加速共產帝國崩潰,是全球化重要里程碑之一,印證最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對梵蒂崗的NGO政治,居然毫無還擊之力。

教宗以跨國方式讓「教廷價值」不斷擴大,但策略與布殊相反,對單邊主義深惡痛絕,這是他最受肯定之處。他曾有下列名言﹕「全球化本身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在於缺乏有效的機制使全球化走上正軌」,所以反對自由市場取代道德規範,反對布殊把福利主義視為妨礙窮人上進的思想,提倡「一種不剝削他人的全球化觀念」,視同時信奉唯物市場主義和宗教至上的美國新保守運動為比蘇聯欺騙性更大的「敵基督」。

跨國機制的最後守護神

現在世界各國有的提倡劃一的價值,接受單邊獨大﹔有的強調國情、寄望聯合國一類平等體系。教宗希望成為兩者的調和,以天主教道德價值建構各國平等的機制。若個別國家不接受教廷的前提,則通過對蘇聯的「滲透模式」、對美國的「lobby模式」兩大武器,逐步改變當地的意識形態,而在牌面上卻會無限尊重各國的尊嚴。這道公式足以成為梵蒂岡跨世紀接班人的指導思想。若望保祿二世是一位與時並進的政治家。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3月26日星期六

吉爾吉斯政變與選舉觀察工業

【咫尺地球】吉爾吉斯國會選舉原來相對平靜。當局專門設計了「透明投票箱」和「拇指印刻」,被認為是創意之選。結果反對派大敗,西方選舉觀察員鑑定當局的安全措施「限制選民自由」。這就是吉國政變的理論基礎。

全球化與「新興工業」

若沒有「七色革命」前科,吉爾吉斯發生的完全是暴力政變,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都不同,幾乎教人想起智利民選社會主義總統阿連德的下台。美國當年策動政變跌落道德低地,今日卻堂而皇之稱為「革命」,轉型的關鍵是在全球化時代,「選舉觀察工業」已奪取民主選舉的話語權,成為新興國際玩家。

政治學者James Rosenau認為21世紀的全球管治模式由4類媒介共同主宰,分別是次國家(例如城市)、國家、沒有國家背景的跨國組織(例如跨國企業或NGO)和國家共同支持的價值(例如民主)。城市聯盟、聯合國、信用評級和選舉觀察員4類控制機關,分別負責監督上述管治。由於國際價值被宣傳為「高於」其他3大媒介,選舉觀察員已成為全球管治的法官。

「觀察家」三大貨源

最權威的選舉觀察員有三大來源﹕聯合國、歐洲和美國,民間色彩較濃的也有「全球交流」一類國際網絡。聯合國的監票機關是UNDP(聯合國發展計劃),相對被非西方接受,不過只對第三世界的初生民主有興趣,少有介入已發展國家選舉,背後理念自然是避開政治爭拗。在吉爾吉斯選舉,幾乎沒有影響力。

歐洲的監票權威是歐洲合作與安全組織(OSCE)旗下的民主體制與人權辦公室(ODIHR),儘管美國也是成員之一。ODIHR源頭可追溯至美蘇簽訂的《赫爾辛基條約》,每逢周邊國家選舉都派出觀察員。觀察員由各國外交部委派,ODIHR網頁特別注明「有意成為觀察員的請聯絡閣下的政府」。儘管官方色彩濃厚,但ODIHR多少反映了不同意見,對吉爾吉斯選舉,評價是「沒有出現大規模違法行為」。

美國的監票工業最為精緻,主導機構是全國民主基金會(NED)。NED由列根在1982年成立,作為終結「邪惡帝國」的新思維。身為名義上的非政府組織, NED每年獲得美國國會4億港元經費,通過旗下4個子組織「支援各國民主運動」,特別是共和黨的白手套國際共和研究所(IRI)和民主黨的白手套全國民主協會(NDI)。NED體系是一個劃時代嘗試﹕一方面,它不受國家完全監管,各地支部負責人獨立自主,資助的「民主組織」常與國家外交政策衝突,結果比美國外交政策更有拉闊光譜的效果,行動比正牌特務機關更有彈性。另一方面,這又是兩大黨共同受惠的機制,比正牌外交部更代表美國利益。

對「選舉觀察工業」反觀察

NED體系不一定派出龐大選舉觀察團,但一定訓練各國土產選舉觀察家。除開班授徒,出版教科書教導民主選舉的劃一條件,也會對門徒作出先發制人的「預警」,並通過民調進行無限上綱的演繹,例如教導反對派如何在短期內扭轉民調劣勢來「反證」官方強姦民意。七色革命都是事先張揚的舞弊事件,就是美國「選舉觀察工業」代表作。

獨聯體近年也效顰成立選舉觀察團,人數龐大,到吉爾吉斯的專家數目為代表團之冠,但對結果毫無影響。俄羅斯派到摩爾多瓦的觀察員甚至被逐回國。事實上,俄羅斯按美國設定的民主公式玩遊戲,先天缺乏權威,自然不能抗衡,正如法國是全球公投權威,它的公投觀察員自然比英國權威一樣。吉爾吉斯的檸檬/鬱金香/粉紅/隨便「革命」的啟示,就是選舉觀察員作為NSA(美國國安局)的能力,已經由和平演變擴展到非和平演變,而且美國的主導不可能短期內改變。

諷刺的是美國本土對這個新興行業同樣心存戒心。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關鍵州分俄亥俄和佛羅里達均曾拒絕全球交流的觀察員說三道四,右翼人士尤其認為「全球交流是一個非常可疑的左派煽動團體,首要目標是在國內外激起反美仇恨」。似乎各國(包括中國)的應變不應停留在培訓真正的選舉觀察家,而是要加強對「選舉觀察工業」的反觀察,為這個界別建構全球準則,作為監督新興NSA的對口單位。這才符合Rosenau的四維全球管治邏輯。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3月19日星期六

剛果人肉悖論

【咫尺地球】聯合國剛發表《剛果民兵暴行報告》,揭發民兵的吃人肉生涯。報告讓一名受害婦女以第一人稱披露民兵如何預備兩個盛滿滾油的大鍋,把她的兩名女兒活生生拋進鍋烹吃,旁邊另有其他人肉食品陳列,包括燒烤架上的「燒全人」﹔受害人全程被迫看着女兒由人變成人肉,本人也被輪姦,感染愛滋病,獲救後病發身亡。

人肉法則﹖

吃人肉自非新鮮事,且有不同功能。中國歷史即不斷出現「人相食」,部分流寇不帶糧草,打到哪裏便吃掉城內百姓,著名例子包括唐末黃巢設「樁磨寨」處理人肉軍糧。剛果自1998年爆發內戰,單是餓死已300萬人,以人為糧的叢林法則派上用場,也就有了初步「解釋」。

吃人肉也是心理戰的一環。據美國記者John Gunther的《非洲內幕》,百年前,尼日利亞的本寧王國每逢重大節日都以人肉為國宴、以人心為珍品,鄰國都不敢騷擾邊境,後來英國滅掉這國家,此風俗亦廢除。習慣的源頭,據人類學家考證,可能是非洲的部落宗教相信吃人肉可「順道」吃下靈魂,增強戰鬥力。吃人肉的剛果民兵屬於「伊圖里愛國抵抗陣線」,後台是鄰國烏干達,在交戰各方中實力最弱、殘暴程度也最高,也許有一定必然關係。

近代非洲兩名人肉暴君,更示範了如何通過吃人肉宣示對文明的抗拒。例如中非皇帝博卡薩受法國教育,以拿破崙為偶像,稱帝後眾叛親離,皇宮的人肉庫才曝光﹔ 又如烏干達狂人阿明原來也是反殖英雄,後來驅逐境內所有亞洲人,又開罪鄰國坦桑尼亞,他烹食變心女人的傳聞才不脛而走。剛果民兵公然吃人肉,明顯也是與文明脫軌的一環﹕他們的其他行為包括襲擊聯合國維和部隊、設置慰安婦勞軍等前現代行為,就差未有吃掉聯合國軍隊了。

「國家地理化」

問題是人吃人暴行出爐,剛果危機還是(頂多)瑟縮在報章的花絮角落,依舊獲選為「十大被遺忘危機」之首,比其他非洲慘劇還被漠視、比鄰國更難脫貧。追本溯源,我們應正視西方對剛果的偏見。

現在的剛果原是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私人領地,這位國王也是一位被遺忘的一級屠夫,超過1500萬剛果勞工被他的私人橡膠公司虐死,即使按當時準則也是驚人數字。比利時以一個歐洲三流國家,控制面積比它大76倍的非洲第一大國,原因不過是歐洲列強希望建立一個處於非洲正中的緩衝區。由於剛果具有如此「使命」,世界一直默認當地居民最缺乏立國條件,身分不過是國王公司的苦力,與黃金海岸、象牙海岸等國的教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語。

到了1960年,比利時被迫讓剛果獨立,當地成了殺戮戰場,美蘇中法乃至獨來獨往的捷古華拉,都被捲入支持不同派系。不過列強有兩個共識﹕一是明白剛果不可能變成統一大國,因為它的國界完全不尊重民族歷史,非洲統一組織卻規定殖民地獨立後必須遵守殖民邊界﹔二是明白剛果人民享受過比利時統治下的虛無教育,即使是民族英雄也缺乏國際視野。除了首任總理盧蒙巴,剛果沒出過一名像樣的領袖,就是滿腔熱情的捷古華拉,來到剛果後也發現他(應該)支持的卡比拉(現總統的父親)資質奇差,他的知識範圍根本不能明白何以有阿根廷人走來相助。

結果世界各國把剛果視為借代非洲森林的地理名詞,把內戰視作常態。一些游擊隊硬是不肯放下武器,居然是因為從戰爭得到援助太多,停戰反而無以為繼。若剛果民兵吃人肉真有脫離文明社會的潛台詞,文明社會的責任恐怕也同樣恐怖。在世界袖手的同時,反而是台灣的周杰倫為剛果寫了一首《蝸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該不該擱下重重的殼╱尋找到底哪裏有藍天╱歷經的傷都不感覺疼」,沒有港產「為救急為活命╱將愛心送贈」那種居高臨下令人尷尬的濫觴,總算在悲劇裏迎來一抹清風。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3月12日星期六

摩爾多瓦葡萄革命擊潰獨聯體

【咫尺地球】自從美國國會成立「民主過渡委員會」,親俄國家都成為「民主過渡」對象,美國學者詩興大發,預先為各國「革命」起草浪漫名詞﹕當年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天鵝絨革命」,格魯吉亞是「玫瑰革命」,烏克蘭是「橘子革命」,尚未成功的吉爾吉斯是「鬱金香革命」,最新出品則有盛產葡萄的摩爾多瓦的「葡萄革命」。

外發型革命Vs半內發型革命

摩爾多瓦國小民貧,國民大量淪為外勞和妓女,有「東歐菲律賓」之稱,但葡萄變天比玫瑰和橘子更難令俄羅斯消受。格、烏革命都是反對黨利用西方派出的選舉觀察員事先張揚執政黨舞弊,重挑民族歷史傷口,通過選舉取代親俄執政黨,屬於「外發型革命」——即由俄國戲劇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由外到內再到外」方法演繹,親俄勢力即使下台,也有本錢劃地而治。摩爾多瓦卻屬於「半內發型革命」﹕親俄的執政共產黨忽然打倒昨日的我,與在野黨比併親歐反俄,摩共總統沃羅寧更參考烏克蘭尤先科的故事和知識產權,聲稱也差點被俄羅斯暗殺。基於歷史原罪,摩共連任比在野黨奪權更需要欲蓋彌彰﹕尤先科當選烏克蘭總統後立刻拜訪普京,變節的沃羅寧連任卻要立刻脫離獨聯體,諷刺的是它在2001年上台時卻強調要「優先與獨聯體國家發展關係」。

俄羅斯一直依靠獨聯體疆界,維持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影響力,其中一張王牌就是駐軍。摩爾多瓦原來是羅馬尼亞一部分,羅馬尼亞一直推動「摩爾多瓦回歸運動」,但是摩國東部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區(Transdniestria)歷史上屬於烏克蘭,由斯拉夫人佔多數,反對併入「大羅馬尼亞」,早已脫離摩爾多瓦「獨立」,依靠俄羅斯第十四集團軍保護「主權」,這個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迷你國家也就成為獨聯體的西部屏障。現在摩爾多瓦變天,變節共產黨強烈要求俄羅斯撤軍,希望與同樣變天的鄰國烏克蘭聯手殲滅德涅斯特國,屆時俄羅斯便再沒有附庸。

古阿姆集團借屍還魂

更晴天霹靂的是摩爾多瓦已成為反俄先鋒,正策反其他國家一同離開獨聯體。早在1997年,格魯吉亞、烏克蘭、阿塞拜疆和摩爾多瓦已成立一個「古阿姆集團 (GUAM,四國英文字母的字首)」,原來的成立目的具有相當中立性,西防歐盟、東防俄羅斯,後來烏茲別克也加入集團(組織改稱GUUAM)。當年五國首腦尚算親俄,古阿姆集團亦在俄羅斯挑撥離間下迅速分化,一直未有作為。不過現在集團國大量變天,摩爾多瓦希望集團復活,以此成為加入歐盟的籌碼﹕只要古阿姆集團國一條心,它們確是能夠控制由阿塞拜疆巴庫油田直達羅馬尼亞的石油管道,這就是意想中的「歐亞石油走廊」。

普京上台後,除了努力分化古阿姆集團,也刻意加強和相對親俄的獨聯體成員國合作(包括白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亞美尼亞等),組成「統一經濟空間條約」,在塔、吉等國均有駐軍,形成以防萬一的「小獨聯體」雛形。數年來,即使俄羅斯扭盡六壬,「小獨聯體」外的同志依然難保﹕烏克蘭前總統庫奇馬原來答應參加「小獨聯體」,只是在「橘子革命」後作罷﹔普京也曾嘗試學習美國,向摩爾多瓦派出選舉觀察員,聲稱反俄執政黨舞弊,不過成效微忽。摩爾多瓦自我改造,象徵整個「西獨聯體」淪陷,普京的西部戰線已退縮至俄羅斯本部,也就是俄羅斯聯邦西部有離心的加盟共和國。

在這形勢下,對西方存有戒心的「小獨聯體」國家即使抗拒七色革命,也只能煽動本國民族主義抗衡﹔「西獨聯體」一律加入歐盟則只是時間問題。難怪普京剛在境內神秘兮兮地成立「青年近衛軍(Nashi)」,大力提倡俄羅斯民族主義,因為務實的他明白國安危機已經不在於鞏固附庸,而在於鞏固本部。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3月6日星期日

華盛頓密謀「梵蒂岡化」?

【咫尺地球】布殊連任以來,改造世界的「泛中東及北非計劃」進展神速,阿拉伯各國紛紛自我改造,被視為「新布殊主義」小陽春。這已不再是區區主權國家的單邊外交---美國右翼勢力復興的終極理想,似乎是要把美國「梵蒂岡化」。

主權國家暨超國家組織

什麼是梵蒂岡化?根據教宗庇奧十一世和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在1929年簽訂的《拉特朗協定》(Lateran Pact),教廷控制的0.44平方公里土地正式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人口就是境內千人,以教宗為國家元首,能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稱為協約Concordat),是為今天的梵蒂岡國。同時教宗依然保存天主教會總領袖這個「超國家組織」總舵主身分,有責任管理各國天主教區及對教徒發布包羅萬有的宗教文告。不少以天主教為國教的獨立國家都上繳部分權力予當地教會,例如意大利承認天主教法高於本國婚姻法、又讓教會掌控教育制度,南美國家則普遍讓教會參與社福政策。

梵蒂岡有了雙重身分,才能發揮主權國家不能承擔的責任。前美國總統列根亦要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結盟終結「邪惡帝國」,就是為了讓教宗出面關注祖國波蘭的人權狀況、支援東歐地下教會的和平運動,因為根據美蘇1975年簽訂的《赫爾辛基條約》,華府已承諾放棄對共產陣營的「說三道四權」,只能讓它們自行成立人權關注組。

這自然不是20世紀新思維:自從教宗史提芬二世在公元八世紀接受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的土地餽贈,歷任教宗直轄今日意大利大部分領土為「教皇國」(Papal States),時而直接以國家身分參與國際事務乃至作戰,時而以宗教身分「粗暴干涉各國內政」。

新保守主義與新基督主義

今日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就是拋棄了舊保守主義的自我孤立,容許國家機器在行使「天賦義務」方面擴大職能(所以列根的「小政府」同時也是軍費超支的政府),改採國際干涉主義,深信美國霸權對國內國外都有利無害。新保守主義另一特色是與新基督運動合流,這個「新」運動亦與從前閉關靜修的作風、1910年發行《基督基本教義》小冊子的宗教論戰不同,強調對社會直接參與,將宗教由私人領域延伸至公共領域,不但根據聖經演繹婚姻、社會道德、生物科技等政策,亦提倡電影常見的「家庭教師制」取代世俗化學校,甚至讓南部福音教會直接捲入政黨政治,變成布殊連任的地方樁腳。

敵基督還是新基督?

兩「新」合二為一,就是右派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指導思想。一方面,部分右派只關注如何延續美國霸權;另一方面,部分右派確是虔誠教徒,相信美國特殊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認為他們的國家作為上帝選擇的新大陸,有道德責任關注人類福祉,不應受國際主權甚至是內部憲法局限。結果美國外交愈來愈愛使用來自天庭的語言,把華府推動「國際民主過渡」的國策和基督教的跨境道德熱情聯成一氣,希望從梵蒂岡接手部分道德權力。

據報教宗擔心布殊就是聖經預言的「敵基督」(Anti-Christ),對美國現在的「第四波」民主化大有保留,這卻讓華府在相關議題得到上帝獨家旨意。當然美國不可能推出人格化的「新保守主義老祖」到台前接受朝拜,但是快將成立的「民主與過渡委員會」大有潛力化身成超國家組織,以道德語言公然與各國「進步力量」結成教宗和教區那樣(表面上)非政治化的層級關係。

華盛頓「梵蒂岡化」,不但可輔助美國這個主權國家應付國際多邊主義(例如舊歐洲)和新興國家(例如中國)的挑戰,更能藉此應付主權之上(聯合國)和之下 (恐怖主義)的全球化挑戰,讓USA(美國)同時成為一個NSA(Non-state Actor,非政府組織),好比特首老人榮升國家領導人,是「四、五個大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絕招」。

2005年2月27日星期日

布殊各個擊破的歐洲行

【咫尺地球】美國總統布殊訪問舊歐洲,希望瓦解伊拉克戰爭前的「法德俄反戰同盟」,媒體稱之為「破冰之旅」。其實布殊的歐洲行並非針對歐洲,只是落實連任後發表的「新布殊主義」——終結全球暴政、弘揚美式民主——的第一步,對象反而是「新布殊主義」的三大「不民主」受眾﹕伊朗、敘利亞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他選擇法德俄三大領袖為主要會談對象,因為他們分別與三大不民主受眾有特殊關係,這樣才可以各個擊破。

布殊的第一站是比利時,會面對象是一道吃French Fries的法國總統希拉克,針對的卻是敘利亞。自從布殊炮製邪惡軸心論,黎巴嫩內戰恐怖襲擊的後台敘利亞早已被列為「外圍組織」,儘管美國的眼中釘總統阿薩德已經過世,繼位的兒子被普遍認為是修正主義人物。早在19世紀,老牌帝國主義已有興建3B鐵路的計劃﹕由德國柏林(Berlin)到匈牙利布達佩斯(Budapest)到伊拉克巴格達(Baghdad),這條路線今天被認為是最佳油管路線之一。伊拉克「民主化」後,不民主的敘利亞收容了不少薩達姆復興黨的前高層,已成為美國全面控制中東能源外交的最後障礙。

聯合法國壓制敘利亞

在芸芸中東國家中,法國一直視敘利亞為勢力範圍,一來它曾是法國在中東最大的殖民地,二來法國希望把環地中海文化區吸納在法語體系,所以「法敘特殊關係」一直是客觀存在,巴黎不但遠早於華盛頓提供「政體改革方案」予敘利亞參考,而且反對把敘利亞在黎巴嫩支持的真主黨民兵列為恐怖分子。美法峰會成功利用希拉克的私人朋友、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被殺來訴諸感性,促使兩國對敘利亞採取統一立場,齊齊要求敘利亞從黎巴嫩撤軍。這對敘利亞自然是重大打擊,即使它繼續獲得俄羅斯軍售也無補於事。

拉攏德國迫使伊朗棄核武

第二站德國,會面對象是德國總理施羅德,針對的是伊朗。歷史上德伊關係一直相當友好,在伊朗備受英俄兩國壓力時,由德意志帝國到納粹德國都曾對伊朗政府實行多方援助,納粹主義和極端伊斯蘭主義更曾建立反猶太聯盟。德國統一後,把伊朗列為重點經貿對象,又推動德國主導的歐盟與伊朗建立合作計劃,目前德國更是伊朗的第一進口國。布殊讓德國改變對伊態度的方法,就是在核問題大造文章,因為德國作為二戰戰敗國,一直把反核武作為外交主軸,儘管伊朗是否擁有核技術依然言人人殊。布殊和施羅德的峰會居然以「建立美德伙伴關係」為高潮終結,兩國齊向伊朗呼籲放棄核武,這正是另一個擊破,即使法國繼續庇護伊朗,也不能扭轉歐盟對伊朗的態度。

斯洛伐克峰會牽制普京

第三站斯洛伐克,會面對象是俄羅斯總統普京,針對的是俄羅斯的最後後院﹕未變天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表面上這些國家一律實行民主政治,不過美國視之為「莫斯科操控的民主」,所以制定了一套「七色革命方案」——先是格魯吉亞的天鵝絨革命,然後是烏克蘭的橘子革命,下一步據說就是以中世紀殘暴統治馳名的中亞五國(也就是伊朗的鄰國)。由於美國經已在格魯吉亞、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等國建立基地,「七色革命」甚至牽涉到俄羅斯的根本生存,所以普京姿態比法德都要強硬。俄國也是伊朗和敘利亞的主要武器供應國,兩害相權下,普京在後院和中東的選擇便呼之欲出。

結果布殊一輪訪問,美國國會提議成立的「民主活動及過渡辦公室」推動變天時可以省時得多﹕在敘利亞問題拉攏法國,在伊朗拉攏德國,以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七色革命牽制俄羅斯,法德俄就不容易對「新布殊主義」結成反美同盟,甚至連伊朗、敘利亞和中亞五國結盟也因為後台各有牽制而變得被動。這只是賴斯接任國務卿的見面禮,手法已顯得比鮑威爾進取、較拉姆斯菲爾德細緻,好戲應該陸續有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2月20日星期日

黎巴嫩古代教派的現代政治

【咫尺地球】黎巴嫩前總理哈里裡被殺,我們才發現這個世界前熱點已闊別頭條多年。 黎巴嫩曾經被稱為「東方瑞士」,卻淪落至與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並列,原因之一是它身為宗教馬賽克,內部矛盾比以巴更複雜;原因之二是鄰國敘利亞、以色列和巴解都利用黎巴嫩拓展勢力,美國特工亦活躍當地,令其進一步支離破碎。 但同時還有被世人忽略的原因三:那就是黎巴嫩主角都不是世界舞台的主流,名字一般只會在歷史教科書出現,雖然不斷受到各國干涉,卻不能徹底融入國際,始終保存著黎巴嫩特色。

自從黎巴嫩於1943年從法國手中獨立,它的政府便按照宗教派系分配職務:總統都是天主教馬龍派(Maronite),總理都是回教遜尼派,議長都是回教什葉派,參謀長都是回教德魯茲派(Druze),此外希臘東正教、亞美尼亞東正教、唐朝傳入中國的景教、備受排斥的伊斯瑪爾回教等歷史名詞,都是黎巴嫩的客觀存在。 它們不約而同選擇黎巴嫩,因為當地地勢險要,便利獨立發展。

馬龍派和德魯茲派的孤寂

黎巴嫩內戰前,馬龍派是當地的最大教派。 歷史上這曾是「泛基督教」的一個大宗,相信基督單意論(Monophysitism),認為耶穌基督只有一種屬性,即既是神性、又是人性,在公元451年被宗教會議宣佈為異端。 馬龍教徒來到黎巴嫩山區就是為了避難,除了和教宗保持禮節性關係,千年來和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各大宗都缺乏往來,自我優越感卻越來越旺盛,自稱是北非迦太基王國直系後裔,自詡為古代文明復興的橋樑。 黎巴嫩在1920年淪為法國委任託管地,自居天主教保護者的法國大力扶植馬龍派;以色列在黎巴嫩內戰時,亦利用馬龍派的「長槍黨」民兵屠殺多個巴勒斯坦難民營難民。 不過馬龍派在國際上從來沒有真正的贊助人,因為他們的宗教始終是異端。

今天黎巴嫩回教徒以遜尼派和什葉派為主,但最好戰的一支則是德魯茲派(即世代擔任參謀長的派系)。 德魯茲派與馬龍派是世仇,但同樣身處邊緣位置:他們源自10世紀的一個回教分支,相信他們的教主是真神的化身,認為只有人類才有資格輪迴,也被主流穆斯林視為異端,也逃到黎巴嫩山區避難。 德魯茲派與馬龍派一樣,一切訴諸歷史,自稱是相當富裕的北非法塔米回教哈里發的直系子孫。 德魯茲民兵在黎巴嫩內戰威望最高,但亦最難獲得別派支援,敘利亞、巴解都對他們相當猜忌。

古代和現代的不協調

如此另類的casting令黎巴嫩內戰與其他冷戰戰爭不同,不是典型的代理人戰爭,主要教派都是歷史上的孤臣孽子,它們在黎巴嫩的存亡幾乎就是在地球的存亡,所以互信更難達成。 法國殖民主義者為獨立黎巴嫩設定的宗教平衡是依據「泛基督教」與「泛伊斯蘭教」的比例製成,不過回教徒快馬加鞭,人口迎頭趕上,馬龍派則撒賴拒絕舉行人口普查,內戰就此產生。 這不是單純的權力鬥爭,而是一批長期被孤立的古代教派對現代政治的失衡回應:以馬龍派為例,他們不可能再遁走烏托邦,也不可能絕對信任法國和以色列的外援,只能一面逃避,一面自力更生。 而且馬龍派也好、德魯茲派也好,他們身為歷史異端,對叛離「泛宗教」陣營反而沒有太大枷鎖。 西方基督文明國家以為馬龍派是盟友時,部分馬龍派成員卻逐漸成為親敘利亞分子;穆斯林把德魯茲人納入保護網內,大量德魯茲人卻越過邊境參加以色列軍隊服役。 這都是對他們教內主流的潛意識挑戰,與「文明衝突論」眼中非黑即白的世界觀剛剛相反。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哈里里身為億萬富豪投身黎巴嫩政壇,希望以商業世界的管理方式解決教派衝突、同時滿足身旁所有比黎巴嫩強大的國家,本來就是另一個古代和現代的悖論。 我們也許永遠不知道誰是殺害他的主謀,但這位主謀似乎知道這類陳年曆史問題,不是一紙《塔伊夫協定》能夠一錘定音。

2005年2月13日星期日

他信連任與CEO管治危機

【咫尺地球】泰國首相他信連任,成為繼《國王與我》的蒙卻王和朱拉隆宮王以後最知名的泰國人。根據近年特區「與國際接軌」的視野,果然立刻有評論「分析」泰國人民選擇和諧穩定,「所以」香港需要強勢領導……(下刪萬字)。

能夠與他信比較的案例自然不在香港,而應該是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二人都是超級富豪,都以行政總裁(CEO)方式治國,都以口沫遮攔著稱,都壟斷傳媒,都是超級球迷。為何「CEO治國學」在冷戰後才普遍化,這又是否管治危機的出路?

CEO治國源頭

意大利政壇二戰後形成了類似日本的萬年體系,共黨萬年在野,總理不斷更迭,卻來自同一個右翼聯盟,體系的穩定自然與恐共症有關。至八十年代末,執政聯盟出現司法人員被黑手黨集團式賄賂的醜聞 (稱為Mani Pulite Affair),選民還是接受不了共產黨,於是貝盧斯科尼組黨參選,憑藉他在球壇的知名度和對傳媒的控制,一時成為「清流」,忽然當選。

泰國在冷戰時則由軍人干政,並得到美國默許,因為鄰國都「淪陷」共黨,令右翼獨裁者成為必要之惡。後來軍人半推半就還政於民,民選政府卻備受貪污困擾,又出現金融風暴,民眾對所有現存政黨失去信任。他信由組黨到勝出比貝魯斯科尼稍長,但也不過用了3年。

單看兩黨的名稱「泰愛泰黨」和「意大利力量黨」,沒有自由民主共和一類老牌用字,已表明它們沒有經過冷戰的泛意識形態洗禮,可見兩大亨都是乘着格局瓦解上台,其間更大量利用個人資源和社會網絡。這樣的優勢在和平盛世並不顯著,在範式轉移的臨界點卻變成關鍵。

CEO治國模式

二人上台後的政綱似是大相徑庭,貝氏提倡列根式減稅,他信則創立嘍囉吹捧的所謂「他信經濟學 (Thaksinism)」,大搞民粹福利主義,代表作「三十銖治百病」和「一區一產品」依稀有八萬五影子。但是他們真正的政綱只有一項:效率和反官僚主義。

二人是商界精英,執政後都要求下屬像對待CEO般向他們隨時彙報,一切據死線和quota行事。兩國國民正是欣賞這樣的雷厲風行,但這只是對CEO的信任,而不是對公司的信任。兩國政治飽歷50年官僚醬缸,管治機器本身已失衡,二人才有機會上位,所以無論政策是左是右,只要令機器重新運作,貝氏和他信便功德無量。但機器理順了,二人放手大幹,卻可能是另一回事。例如「他信學」的開支並非泰國能長期承擔,福利主義也不是防止泰國金融風暴重現的藥方,泰國的借貸更令人憂慮;貝氏的稅務改革同樣不能解決官商黑手黨三重勾結的客戶主義(Clientelism),也未能配合歐盟的貨幣政策要求。二人的處事作風上升為一種信仰,本來就是危機。

CEO治國的另一特色是公關特強,本末卻錯置。二人每次面對危機都仿傚商場作風,利用媒體聲東擊西,顯示個人魅力之餘,也令外間以為另有大計。例如貝氏外交陷困時會忽然批評AC米蘭為何只用一名前鋒,他信在禽流感高峰除了示範「日日食雞」,也大談收購利物浦。如此伎倆足以令「公司」年度業績持續發展,「公司」的結構性問題,則不妨留待下任CEO承擔。

1992年美國富商佩羅特自資選總統,民望一度力壓老布殊和克林頓,也是按照同一道CEO公式,美國人卻在馬拉松競選過程領略上述本質,最終返回主流。今天貝氏和他信成為強人,對民主都持有一定犬儒態度,都有「大公司沙文主義」的傾向:貝氏崇拜墨索里尼,他信亦自比布殊,對分離主義鐵腕,對外言論則以「串」著稱。因二人壟斷國內傳媒,泰國兩院制的監察制度尤其失衡,CEO的地位表面上似是更加穩固,但兩人的政黨都是一人黨,黨大會完全走過場,沒人知道若他們欣賞球賽時心臟病發,國家會怎樣,「黨」又會怎樣?

2005年2月6日星期日

俄羅斯油王艾巴莫域治的「車路士足球政治」

俄羅斯富豪艾巴莫域治天價入主英超球隊車路士後,終於獲得首個歐聯冠軍。究竟這位40歲出頭、而比李嘉誠更富有的羞怯小生錢從何來,投資足球為的又是什麼﹖

收購「代金券」換國家資產暴富

艾巴莫域治與其他俄羅斯寡頭一樣,利用共產時代計劃經濟邊緣的「第二經濟」(依靠關係、小資本和非法渠道運作的市場經濟)累積投機經驗。在蘇聯時代,人民擁有兩類金錢﹕現金和「非現金」,後者指國家對各行業提供的票面津貼,只能以記帳方式運作,不能兌換為現金(因為國家沒有能力提供實質援助)。直至改革開放,政府官員包庇親信下海,以特許方式准許現金和非現金交叉使用,「有識之士」便不斷成立能獲得政府票面支助的組織,再通過關係讓「非現金」變成現金。前首富霍爾多科夫斯基就是靠大舉成立空殼「研究所」無本生利。

正如荷夫曼名著《寡頭》記述,寡頭正式發蹟還是全賴蘇聯向俄羅斯過渡的「震盪療法」。療法源自經濟學家丘拜斯幾近歇斯底里的理論﹕以最快速度私有化所有國營企業,不必管誰獲得這些財富,因為新貴先富起來就會制定市場機制,是為毛式大躍進的逆轉——跑步進入資本主義。1992年8月,俄國實行第二波私有化計劃,把國營資產以「代金券」方式逐步轉移往私有產權,每一企業都變成數萬張「代金券」,分發予工人和市民。「代金券」在通脹下迅速貶值,艾巴莫域治在此時以慈善家面目大肆向國民收購「廢紙」,擁有足夠數目後再通過關係以官價換取國家資產,一夜暴發。

另一條蹊徑是成立「銀行」。過渡期間的俄式銀行毋須靠借貸盈利,甚至毋須資本,只消在中央開放市場價格的範圍和計劃經濟尚存的範圍之間進行投機、在外匯浮動的過程進行投機,便能夠化零為整。富豪斯摩凌斯基就是「三把菜刀搞革命」那樣靠兩套Armani道具西服起家,通過籠絡官員發放假消息影響匯率謀利,空殼銀行便化為神奇,進而成為侵吞IMF資助的合謀。

最後一波投機出現在1996年,其時葉利欽競選連任,聲望低至3%,被共黨的久加諾夫拋離。富豪害怕共黨回朝重新國有化,全體結盟力挺葉利欽,通過財力、傳媒和非法組織的壟斷,最終成功保住政權。在競選過程中,富豪向政府大量借貸,指明以石油、天然氣等國家資源為抵押,只要國家無力償還款項,抵押品便變成私人財產。這就是著名的「借貸換抵押」大拍賣,設計者是被稱為「克宮教父」的別列佐夫斯基——也就是艾巴莫域治的前老闆。

國外投資足球撤出資本

發蹟後的富豪自覺拿取不義之財,一直擔心被翻舊帳。普京上台後,宣佈「寡頭作為一個階級將不復存在」,希望以「國家資本主義」取代「寡頭資本主義」,先後拿教父和首富祭旗。艾巴莫域治不像霍爾多科夫斯基那樣與普京對着幹,成為被打的出頭鳥﹔也不屑像Vekselberg那樣自居愛國商人,以天價買回流落美國的沙俄文物送往普京獻媚。他選擇的是「第三條道路」﹕一方面在不同國家進行足球投資,希望將資本逐步撤離俄國,更有意將業務轉型,以免普京翻臉時一無所有。另一方面,他利用足球自我塑造為俄國英雄﹕由於俄羅斯人熱愛足球,認為艾巴莫域治的足球投資也是為國爭光,普京有所動作也會投鼠忌器。何況他也擁有莫斯科中央陸軍等國內球隊,轉介俄國球星予歐洲大球會也是一件大功﹕例如車路士便簽下了技術不怎樣的史馬田,和在俄國走紅的捷克球員查路錫。

利用足球塑造英雄形象

艾巴莫域治的足球政治是以實際經驗為藍本的﹕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俄國楚科奇州(Chukotka)州長,在一窮二白的當地同樣以經營車路士的豪情大報施,最愛搞專機接送貧童到倫敦觀看歌劇《Ma Ma Mia》一類宣傳,同時卻向全州居民保證為他們尋找新天地集體移民。當艾巴莫域治忽然愛球、每場比賽都親自督師,足球便與楚科奇州一樣,成為他同時「去俄羅斯化」和「再俄羅斯化」的雙重中介。

2005年2月1日星期二

日里諾夫斯基——俄羅斯憤青領袖

俄羅斯政客一般面容呆版﹐性格劃一﹐唯獨自由民主黨領袖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線條粗獷而行為騎呢﹐素有「狂人」美名﹐在國內知名度僅次於普京——須知「狂人」在貪污橫行的俄羅斯官僚體制幾乎已是清譽。

俄羅斯的第三條道路﹖

西方輿論矮化日里諾夫斯基一手創立的自由民主黨是法國勒龐那樣的極右黨﹐「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才受矇騙。極右明顯是事實﹐狂人路線卻比西歐的極右更有賣點 ﹐因為它代表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以外的第三條道路。日里諾夫斯基在九十年代對葉利欽和俄共左右開弓﹐一度成為第三號人物、國會第二大黨領袖﹐就依稀有希特拉崛起時三反五反的影子。加上狂人也是苦學成才的律師﹐擅長煽動群眾﹐對手俗套的抹黑令他聲名大噪﹐一度是俄羅斯混沌歲月的pretender。

其實日里諾夫斯基和普京一樣﹐曾經長期為KGB工作﹐但對蘇聯和共產時代沒有絲毫感情﹐多次呼籲取締俄共。他也和別列佐夫斯基和艾巴莫域治一樣﹐在私有化時期發跡﹐利用亂局成為政壇巨人﹐但厭惡寡頭政治 ﹐主張把富豪財產一體充公。他也有一個夢﹐夢想俄國政體是納粹德國的元首獨裁制﹐認為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最適合俄羅斯扶貧﹐能夠落實他身體力行宣傳的競選口號﹕「每人一瓶廉價伏特加」和「為我們的女人製造更優質胸圍」。所以狂人多次鼓勵正牌領袖普京攬權﹐希望廢除總統一職而以俄語改稱元首﹐就像希特拉是der Fuhrer、墨索里尼是Il Duce。為了不假外求﹐狂人也仿傚希特拉與各國「進步力量」建立鋼鐵同盟﹐推動各國落實國家社會主義﹐曾派使者協助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保衛科威特﹐與塞爾維亞極右政黨結成姊妹關係﹐甚至連美國保守派的布坎南也不肯錯過。

左右對壘到右右對壘

到了普京搶去第三條道路的精華﹐日里諾夫斯基搖身一變成為親政府盟友﹐聲稱普京走的就是他的「國家社會主義」﹐他的責任就是壯大「泛普京陣營」﹐像台聯和民進黨在台灣的分工一樣﹐由在野黨負責說執政黨不方便說的心底話。普京大概參考了日本由左右兩大陣營轉型到右右兩大陣營的經典案例﹐明白現代社會不可能永遠一黨獨大﹐寧願自制親密敵人﹐對這位十月芥菜的盟友坦然接受﹐不斷在選舉扶植自由民主黨﹐令狂人成為國會副議長。普京連任總統一役﹐狂人表態全力「挺普」 ﹐又怕普京有如某地特首自動當選般失禮﹐所以派出他的貼身保鏢馬雷什金陪跑﹐堪稱用心良苦。

不過「執政黨不方便說的心底話」都在外交層面、而不是自由和民主﹐這才是自由民主黨的獨家商標。由創黨開始﹐狂人即開宗明義要顛覆政體﹐認為俄羅斯應該對外重組蘇聯﹐對內廢除聯邦制、改劃15個省由中央直轄。為了挑動俄羅斯的大國沙文主義﹐他以簡陋錯體地圖復刻版為道具﹐聲稱應該在美國阿拉斯加和伊朗「恢復行使主權」﹐西防北約東擴、兼防土耳其復興(他也是突厥語言專家)﹐東防中國移民的黃禍、兼對日本實施核威脅(他對日本足球興起尤其「既羨且妒」)﹐ 將核廢料拋棄到德國﹐把俄羅斯外債一筆勾銷﹐因為俄國每年賣軍火就可以賺取400億美元。俄羅斯軍隊士氣最低落時﹐他不斷「泄漏國家機密」﹐告訴全球俄羅斯有大量秘密武器未派用場﹐單是蘇聯時代的聲波武器就能夠摧毀北約。

近年狂人訪問西歐時受盡權力精英的臉色﹐被認為已沒有執政可能﹐不再被重視、也不再被藐視。但他代表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卻正如中國愛國主義﹐是一把雙刃彎刀 ﹐負責在普京理性處理東西問題南北矛盾時重提感性往事﹐對普京的綏靖外交產生抵制作用。普京大搞聖彼得堡建城400週年典禮民族劇﹐卻不能阻止格魯吉亞和烏克蘭落入親西方陣營﹐自由民主黨旗下的俄羅斯「憤青」早就忿忿不平。就在這時﹐狂人忽然進軍商界﹐推出以個人名字為品牌的高級男用香水﹐標榜「陽剛氣慨」﹐直接挑戰Chanel的陰柔美﹐居然大受歡迎﹐俄羅斯各大商店全線熱賣。

——日里諾夫斯基確是開拓了一個潘朵拉的市場﹐無論在政壇內外﹐其實都精打細算得理性無限﹐與所有狂人一模一樣。

2005年1月30日星期日

伊拉克大選與扎卡維的小格局

【咫尺地球】伊拉克大選千呼萬喚始出來,美國也預料以扎卡維為首的反美游擊隊將大舉搞局。扎卡維策劃了連串中小型襲擊,又對選舉「宣戰」,總算「不負眾望」,只是把選舉形容為什葉派重奪政權的陰謀,卻顯得小家子、小格局。

扎卡維與拉丹雖貌合神離,但拉丹信奉的回教原教旨主義(屬於沙特瓦哈比支派)理論上依然是伊拉克游擊戰的指導思想。雖然沙特屬於遜尼派回教勢力範圍,但由於瓦哈比主義(Wah-habism)具有相當普世性,教義就是號召回教徒拋棄被現代化侵蝕的「伊斯蘭修正主義」,重新按照《古蘭經》和《先知聖訓》演繹衣食住行的真諦,所以往往能超越遜尼、什葉兩派的內鬥,甚至成為整合它們的工具。因此拉丹建立蓋達以來,只會號召信眾推翻腐敗的回教王室,卻甚少參與遜尼、什葉的派系矛盾來「自我矮化」。

扎卡維三度結盟

可是自從薩達姆被推翻,扎卡維領導的伊拉克抵抗運動一直沒有拉丹那樣的明確綱領。初期扎卡維的目標是籠絡下台的伊拉克復興黨。由於後者是典型的民族主義政黨,扎卡維派系的恐怖主義從開始便淡了宗教色彩,淪為單純的游擊活動。到了薩達姆被擒,復興黨勢力進一步式微,扎卡維便更改策略,嘗試參與一系列「聖城保衛戰」。伊拉克聖城一律是什葉派聖城(例如納杰夫、卡爾巴拉等),所以扎卡維的活動必須與什葉派反美頭目有所配合,其時美國便懷疑他與什葉派反美教士薩德爾過從甚密。美國「解放」納杰夫一役有大批國外武裝分子首先撤離,他們便多是扎卡維部下。

到了這次選舉,連打腫臉充胖子的薩德爾也「從良」,在什葉派大阿圖拉西斯塔尼領導下加入已內定為執政黨的「伊斯蘭團結聯盟」,「積極參與民主伊拉克的建設工作」。扎卡維發現他的盟友只餘下決定杯葛選舉的遜尼派信徒,所以不惜作出大動作,企圖建立「遜尼派統一戰線」,把什葉派與美國並列為敵人。不少人對大量被綁架的外國人(包括周前的8名中國黑工)在伊斯蘭長老會調停下迅速獲釋大惑不解,其實這正是扎卡維的新統戰策略:長老會是遜尼派的權威組織,在薩達姆時代便成為政府與社會的有效中介,雖然政見沒有扎卡維激進,卻同樣不信美國。迄今伊斯蘭長老會、遜尼派第一大黨「伊拉克伊斯蘭黨」和扎卡維確實走到同一陣線來杯葛選舉,反映伊拉克權力分配正面臨徹底的推倒重來。

由原教旨主義到新殖民主義

扎卡維一年來的重重選擇,表面上相當有「策略思考」,實際卻暴露了他的思想真空。在阿拉伯世界,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領袖能夠與宗教主義和民族主義、什葉派和遜尼派、原教旨和長老會同時稱兄道弟,唯一例外是擁有絕對資源優勢的殖民統治者,依靠在上述各派各系之間耍手段來維繫統治。扎卡維「遜尼宣言」的失算,一方面在於他拋棄了蓋達意識形態的劃一主義,只懂得依靠伊拉克內部矛盾來讓漁人得利,令伊拉克人民對整個抵抗運動的終極目標感到迷茫,甚至斷送了蓋達進軍什葉派大本營伊朗的大計。相反阿富汗塔里班發動革命時便不管什麼部族利益,反而多少能激起人民的短暫激情。但更大的錯誤,還是上述策略過分與殖民主義類同,無論是分而治之、還是合而治之,都明顯缺乏宗教使命和感召,容易令伊拉克人民擔心扎卡維空降本地的目的,不過是建立新的殖民管治,而不是像拉丹那樣有一定的普世信息傳播。

扎卡維不斷斬首,樂此不疲,卻在人頭落地時消耗了拉丹辛苦建立的宗教資本、放棄了建立另類而有明確意識形態的伊拉克政權,反而幫了美國塑造伊拉克新政府的權威。無論這次選舉如何混亂、公信力如何低下,美國已達到兩個目的:在伊拉克製造了新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靠反美起家的薩德爾),和令扎卡維的抵抗由普世運動變質為地區性的「無思想純恐怖活動」。

2005年1月23日星期日

伊拉克中國外勞的先天缺憾

【咫尺地球】8名盛傳是「黑工」的中國外勞在伊拉克被綁架,終於昨天獲釋。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雖然中國外交部與數月前處理巴基斯坦人質事件一樣,重提「中國和伊拉克人民大團結」等毛式術語,希望營造中國是第三世界龍頭的形象,不過時移勢易,這種手法的效用已愈來愈低。

外勞在異鄉的成就、乃至在伊拉克那樣的戰亂地區的人身安全,除了與「原產國」的外交政策有關(例如中國在伊拉克戰爭是否左右逢源、是否以和稀泥回應伊拉克人民的要求),更是由以人為本的「跨文化適應論」(Acculturation)宏觀調控。這理論由心理學家John Berry提出,除了應用於各民族在海外的適應模型,也被應用於工商管理的企業文化。分辨一國外勞的成功指數,可由兩個問題判斷:是否堅持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和能否進入新社會獲得認同。從這兩個問題,我們可以把各國外勞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融合型外勞」(Integration),指外勞出國後既堅持對本民族文化的歸屬感,同時與寄居地主流社會也保持密切關係,在日常生活中兩種文化並存。一般來說,他們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專業外勞。例如在伊拉克,非政府組織的員工都保留母體的生活方式,同時亦刻意融入伊拉克社會,雖然回教原教旨主義者認為這是傳教士式的「無緣無故的愛」,但當事人卻以成功融合兩種文化為榮。除非被無視文明的最極端派系綁架,否則他們獲釋機會相對較高。

第二類是「拒絕型外勞」(Rejection),指外勞抗拒主體文化的滲透,只願意堅持崇拜自身的文化圖騰。美國派出的承包商和他們的僱員,在伊拉克就是典型的拒絕型外勞:他們都不會在意本土居民的情感,因為他們每天都活在自己的天空,比鄰若天涯。他們是不同派別綁匪的頭號對象,且獲釋機會不高,當地伊斯蘭教長一類地方領袖若不是基於政治壓力,多不會為他們求情。不過他們工作的技術性甚高,且有一定的自救能力,外資保安公司自行拯救員工的案例,在伊拉克屢見不鮮。

第三類是 「同化型外勞」(Assimilation),指外勞像到了自命文化熔爐的美國,迎接主體文化成為生活主流,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卻變得薄弱。雖然伊拉克現在四分五裂、國家中衰,但它的巴比倫文明和什葉派聖城,還是有能力同化某些外勞,最明顯的例子是巴基斯坦運輸工人。他們人數甚多,被綁指數則相對甚低,幾宗綁架他們的案例都是綁匪自動放人。事實上,他們甚至是反美游擊隊的潛在新血。

這次八名被綁中國人所屬的第四類外勞,可稱為「混沌型外勞」(Deculturaltion),也是芸芸外勞族譜中最無奈的一群。他們沒有打算、也沒有能力打進當地社會(所以找工作並不容易),亦明顯不認同當地文化,但進入當地的途徑卻相當個人主導,沒有能力形成一個「拒絕型外勞」的小社區,所以自身文化亦受到一定沖刷。結果負負得不了正,只能成為混沌型、乃至「去文化型」的個體。在亂局裏,他們也易被綁架,卻沒有自救能力,亦缺乏本土聯繫為他們周旋,有意欲同化或「統戰」他們的本土人士同樣不多。

8位同胞不同70年代毛主席支援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建築坦贊鐵路的「融合型外勞」,不同第一代舊金山唐人街居民那樣的「拒絕型外勞」,不同走進美國投資銀行的「同化型外勞」,確實只能寄望中國政府,因為他們與當地和母體都缺乏足夠互動。中國政府要避免國民在伊拉克被綁,除了嘗試在不刺激美國的前提下重整外交方略,花點心思來重新顯示中伊「友誼」,更要檢討整個外勞政策,查找國人淪為「混沌型外勞」的他鄉故事,同時應該不恥下問,向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外勞經驗學習。

2005年1月16日星期日

巴勒斯坦民主悖論

阿巴斯當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各國視為意料中事,亦看成是「巴勒斯坦民主的體現」。其實這次選舉瑕疵甚多,不能說阿巴斯眾望所歸,反而突顯了巴勒斯坦民主的局限。

在正常民主國家,哈馬斯那樣的重要派系杯葛選舉已象徵國家分裂。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後的首次大選,黑人政黨無論如何也要令白人政黨願意參選,甚至寧願對昔日的「階級敵人」讓步,就是要確立國家的制衡機制在民主制度內,而不是在行政或是軍事機器內。一般相信哈馬斯在巴勒斯坦的支持度超過三成,這樣的聲音不願入建制,不代表它們不願發聲,所以阿巴斯只能靠非建制模型落實政治制衡﹕也就是以自殺式襲擊的數目,作為衡量哈馬斯對政府滿意程度的指標之一。選舉前後,阿巴斯忽然硬起來,重申要在耶路撒冷立國,一反常態地咒罵「猶太復國主義者」,明顯是對哈馬斯的妥協。這個互動機制,才是操控巴勒斯坦的真正「民主」。

巴勒斯坦民主的上下限

巴勒斯坦人對這機制瞭如指掌,大選投票率低於一半也就不足為奇,但這在發展中國家來說卻始終罕見,所以當局一度以「數據混亂」為由不敢公布投票率,害怕輿論譁然。這現象可稱為「鳥籠民主」﹕選舉是公開、公平、公正的,只是被選擇的人不能行使正常政府的全部權力,例如統一境內武裝。在這前提下,投票的選民不但投了給一名候選人,也是認可了鳥籠的上限。

巴勒斯坦國際地位「妾身未明」,令選舉再添一個下限﹕當選人的支持不能過低、或與其他候選人太接近,否則不能營造「獲廣泛代表性」的強人形象,在國際談判桌上也就理曲氣弱。基於下限原則,阿巴斯勸退了同屬法塔赫派系的激進魅力型領袖巴爾古提。這樣一來,巴爾古提人氣反而急升,他支持阿巴斯的條件,包括「巴勒斯坦政府必須在未來的巴以談判中拒絕任何不公平或臨時的協定」,立刻變成阿巴斯的緊箍咒。巴爾古提家族還是巴勒斯坦一大門第,這次票數屈居第二的穆斯塔法.巴爾古提也屬於同一家族,反映阿巴斯雖因為提高下限的「技術需要」而「大勝」,卻已先天與強勢領導絕緣。

巴勒斯坦民主的左右限

何况巴勒斯坦與中國一樣,都有兩套權力班子同時並存。這次選舉的自治政府,全名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1994年成立,理論上是「巴勒斯坦國」立國前的過渡性最高權力機關。由於巴勒斯坦尚未立國,國土存疑,代表「巴勒斯坦人」(包括在全球任何角落)的最高權力機關卻掛起另一副招牌﹕即成立於1964年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也就是曾以第一代恐怖主義「馳名」的游擊隊大本營。阿拉法一直是巴解主席,自治政府成立後也「義不容辭」兼任主席,巴勒斯坦人對「一套班子、兩副招牌」的共產黨智慧早已心領神會。阿拉法死後數日,阿巴斯立刻「當選」巴解主席,據說他的最大優勢是握有「阿拉法遺命」,「當選」前後還有一樁陳水扁式的槍擊事件助興。若他在自治政府主席選舉落選,巴國就會出現兩套權力核心,實在是給巴勒斯坦人民「添煩添亂」。在上限、下限外,巴勒斯坦民主制度也出現了甚有特色的左右限﹕勝出一個宮廷式選舉,就能在全民選舉佔有極大優勢。

結果一堆民主悖論產生了一位民選領袖,這位民選領袖卻不可能解決上述民主悖論。然而在國際社會,阿巴斯真是「眾望所歸」的﹕以色列總理沙龍除了一直對阿巴斯捧場,還多番阻撓正在以色列監獄服刑的巴爾古提參選﹔布殊數年來千方百計邊緣化阿拉法,卻立刻邀請阿巴斯訪問華盛頓。畢竟阿巴斯的得票再高,對他的內部施政也無濟於事,但對以色列和美國來說,被他們視為可塑性甚高的「阿巴斯路線」變成唯一對手,卻是極大幫助。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1月9日星期日

後現代賑災圖

【咫尺地球】海嘯賑災顯得相當政治化,被「賑」的多方自覺淪為「他者」,賑災的「我們」也確是希望通過下列框架得到回饋。毛主席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以每次賑災都迎來新的愛,也帶來新的恨。

最為人詬病是賑災現實主義,即賑災國直接獲得可量化的國家利益。案例可追溯至春秋時代﹕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便提出「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爭的導火線」。那時候,賑災是攻城和攻心的雙重工具,既可藉此突襲,又能挑撥敵國內部矛盾。

美國作為全球龍頭,每年有賑災經費,撥款基準也是基於兩大原則﹕與國防預算掛鈎_(例如能否藉此派出軍艦到勢力範圍外以向軍方交代),以及與經援政策掛鈎_(例如在原有「大哥倫比亞計劃」上再撥款賑災,以便拓展經援外交)。所以新左派一直把富國賑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條件經援和自由貿易主義視為全球化三大剝削。

非西方世界的「類東方主義」

較為人接受的是建構主義,指賑災國通過「善舉」建構國家形象,影響對手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建構主義者認為他們對冷戰結束居功至偉,因為「資本主義=勝利者」這形象,正是通過以列根為首的公關麻痺蘇聯,形象也就有了威力。中國公告天下「和平崛起」,就是建構盡責大國的形象,來論證下列信息﹕即使武力統一台灣也是和平崛起一部分,並不代表中國要挑戰美國霸業,因為它同時也是國際警察。80年代華府對埃塞俄比亞饑荒的百老匯式援助,對港人來說是認識了一大窮國,對美國來說卻是建構了下列形象﹕它是應付冷戰綽綽有餘的資本強人,並順道揭露共產主義名不副實(埃塞當時為共產政權)。中國賑災建構的道德早有前科可依﹕伊拉克戰爭時,北京一反往常,甚少批評霸權主義,反而大搞「人道主義研討會」,這是被忽視的劃時代轉變,反映其寧可標榜人道主義同情受害民族,也不願舉起反帝反霸大旗,目的正是建構同一形象。

第三個框架屬於權力話語的後現代主義,為了「安內」而不是「攘外」。海灣戰爭時,援助科威特的除了28國聯軍,也包括2000阿富汗聖戰士,當時「科款」的沙特王室便大皺眉頭﹕誰叫他們來賑我們﹖對阿富汗聖戰士來說,蘇軍撤出祖國令他們無用武之地,走到印尼亞齊支援穆斯林兄弟亦不能激起民族自尊,但「援助」科威特則可霎時聲價百倍,因為這個屬於同一文化圈內、而且原本居於上層「尊貴位置」的新「他者」奇貨可居。

香港目前處處「閃耀人性的光輝」,捐款頗為可觀,美中不足的是featuring無人理會烏干達、剛果和盧旺達數百萬人死亡的往績,而被學者和志願團體翻舊帳而已。歸根究柢,布吉島對港人來說,是遠比蘇丹達爾富爾理想的「他者」,因為它可望更可即,當來自第一、二世界的災民被攝影師以第三世界的角度拍攝,佐以《唐山大地震》式中學報告文體,「願你先撇下我,就當我遭遇橫禍」,更能激起潛意識的移情作用。與阿富汗援助科威特類似,這是非西方世界獨有的「類東方主義」﹕目的也是建構一個「他者」的世界,卻不是要建構遙遠的對立,而是令「我們」的邊緣地區成為「他者」,以得到社會凝聚力。一旦「日劇聖地」出現同級災禍,香港的人性光輝只會更為澎湃、比聖戰士援科國更為踴躍﹔日本首相會否和泰國首相他信一樣,因為潛意識抗拒positive discrimination而揶揄救災資源錯配,且容按下不表。

結果我們得出一個悖論﹕連美國為埃塞俄比亞賑災也要搬出當地的基督文化教化國人「那麼遠這麼近」﹔若希望港人關注非洲人禍天災,不但不能過度渲染災區落後悲慘,反而要查找他們的「足」,作為移情的中介。正面說這是「君子遠庖廚」,負面說這是「見牛未見羊」。畢竟對我們的感性和理性,都不應妄自菲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沈旭暉

2005年1月2日星期日

世紀大災難隨時掀政治海嘯

【咫尺地球】世紀地震和海嘯的善後,是各國綜合國力、執政能力和危機管理的大考。為人忽視的是天災已直接與災區國家的內部危機構成互動,令印度洋各國隨時出現「政治海嘯」。

隨美反恐耗資源無力禦天災

南亞各國勉強能以「國貧」為由,向國民解析海嘯警報系統「不勝負荷」,卻難以自圓其說何以花費大量資源追隨美國反恐,偏偏無視「天然恐怖主義」。資源錯配,牽涉各國的反恐外交、國內的反分離主義,似乎理直氣壯,其實一直蘊含結構性危機﹕因為它們反恐的投資,都沒有產生「經濟回報」的能力。單是印度向西方保證以西式反恐規格保護其資金和僑民,以換取克什米爾反恐的合法性,已是龐大的開支﹔要兌現取締境內灰色金融體系、以免恐怖分子洗黑錢的承諾,又激起傳統部落和種姓矛盾。大國反恐可以促銷新武器,窮國反恐卻不得不淪為「羊牯」,富足如台灣對購買美國軍備稍為表示猶疑,也被批評「不負責任」,一切「開流節源」,餘事可知。結果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都傾向保護「硬目標」,忽略戰略價值較低的「軟目標」,後者防禦恐怖襲擊和天災的能力,便成為犧牲品。

各國分離組織或藉詞譴責政府

更微妙的是印度、印尼、泰國、斯里蘭卡的重災區都有分離主義活動,印度的宗教基本教義派、印尼的亞齊獨立運動、泰國的南部回教省份、斯里蘭卡的泰米爾游擊隊都可能利用天怒人怨、天人感應一類「警兆」,譴責中央政府「反災」不力,乘勢鼓動悲情意識,要求控制境內資源。各國救災花費太少固然不行,撥款太多卻可能突顯中央政府過往的失德,從而鼓勵問責呼聲,分寸相當難以拿捏。現在的孟加拉國,原來是巴基斯坦一部分(稱為東巴),令它獨立的導火線之一,就是1970年的一場造成50萬人死亡、100萬人無家可歸的特大風暴。巴基斯坦救援不力,不但造成人道災難,更催生種種「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陰謀論,間接令孟加拉的1971年獨立戰爭成為人類近代史最慘烈的煉獄。

東非各國的連鎖海嘯在十多小時後拍岸,依然造成百多人命傷亡,也是一件「無頭公案」。索馬里的例子便最富啟發性。話說布殊把兩伊和北韓列為「邪惡軸心」後,先後點名了一批「流氓國家」和「失敗國家」,索馬里正是「失敗國家」的代表,因美國根本不承認當地政權有管治國家的基本能力,所以比薩達姆更低一等。問題是改造一個「流氓國家」遠比拯救一個「失敗國家」易,因為前者的國家基建可以「循環再用」,後者卻一切從頭開始。這樣失敗的國家,卻是因為美國在克林頓年代干涉失利後不顧而去、任由其分裂,才令它喪失保護國民的基本能力。須知非洲離印度洋更近的法屬留尼汪島島民獲得充裕警報,還有雅致到高地觀浪。

政治海嘯馬爾代夫最危

最宏觀的政治海嘯,則屬於海拔極低的島國,尤以馬爾代夫為代表。這類國家天然資源缺乏,只能依賴天堂的包裝吸引遊客,經濟的單一性極受天災影響。更致命的是全球溫室效應,令它們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少,一場海嘯淹蓋一半國土,完全是末日式恐怖。太平洋最小的島國瑙魯和圖瓦魯都計劃一旦發生嚴重天災或水位持續上升,就乾脆宣布亡國,舉國(其實只是一萬人)遷往澳洲居住。馬爾代夫的國祚有多長,實在未許樂觀。

整場浩劫中危機管理最出色的國家,居然是遠在天邊的瑞典。它不但率先召開記者會公布拯救方案,也是首個把元旦定為「哀悼日」的西方國家——不是哀悼死去的本國人,而是災區所有死難者。世事總有因果,瑞典國防大學危機管理中心早已把各式各樣的危機應變製成公式,目前還與清華大學合作發展中國危機管理體系,令瑞典成為危機管理學的領袖。對中國來說,這不但是預防天災的工序,也是預防政治海嘯的未雨綢繆。特區政府其實毋須與國際接軌,只要能與祖國接軌,已屬萬幸。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