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

美國魯比奧參議員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筆者昨天談到,儘管特朗普本人對港台等地爭取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甚關心,但他並非沒有可能以此為籌碼,與北京討價還價;月前質疑「一個中國」,即是一例。近日,一項被美國國會議員提出的法案,就可能激起連鎖效應。

法案源頭可追溯至2015年,香港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發公眾對內地跨境執法的擔憂,更因當事人桂民海(內地稱桂敏海)持瑞典護照,令事件上升至國際層面。

當時美國的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由此聯繫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批評北京侵犯香港自治權。

CECC共同主席、共和黨參議院魯比奧(Marco Rubio)牽頭由共和黨和民主黨聯席起草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旨在更新美國對港政策。草案在冗長繁瑣的國會會議安排中被擱置,香港議題也淡出美國視線,直至特朗普當選,才再度由魯比奧和共和黨議員科頓(Tom Cotton)、民主黨議員卡丁(Ben Cardin)一同重新提出。

這項新近出台的草案要求美國國務卿向國會提交關於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年度報告,要求美國總統辨識中國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中,涉嫌侵害香港自由與自治的官員,對後者實施包括凍結在美資產、限制入境等制裁。

堅定推動法案的決心

此外,法案要求美國政府不得因「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被捕」為由,拒絕對相關港人發出簽證。在宏觀層面看,該法案還主張華府日後出台任何與香港相關的政策時,都要考慮「香港是否依舊擁有獨立自主」,本質是重申《美國—香港關係法》的大前提。魯比奧就在聲明中表示,法案是為了「重申美國對香港自由民主的歷史性承諾」。

值得一提的是,魯比奧介紹這項法案時,特別提及去年11月以「香港眾志秘書長」身份訪問美國的黃之鋒,當時二人曾會面合照,魯比奧稱對方「impressive and thoughtful」,形容二人的會面進一步堅定了他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立法的決心。黃之鋒則表示樂見美國隨著香港局勢變化而調整對港政策,並期待法案通過。這種層次的港美互動乃近年少見,假如成為恆常聯繫,可能開啟了新一代泛民的國際路線,北京難免感冒。

對此,香港特區政府迅速表態,認為外國議會在並無憑據的情況下作出有關跨境執法的批評,旨在干預香港事務,不可接受。去年 CECC 就「一國兩制」問題批評北京、第一次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之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亦強烈譴責,稱CECC 「歪曲事實、對中國內政充滿偏見」,要求CECC「停止破壞中美關係的錯誤言行」。假如法案正式通過,北京的不合作態度,只會比對《美國-香港關係法》更鮮明,亦難免研判黃之鋒承繼了李柱銘、陳方安生等的美國網絡遺產。

過去中美兩國之間就人權、民主等議題,始終未有共識,因此美國國會在面向選民時,不時打出「中國人權牌」,這已是中美的常態。「香港牌」一直未出現,不過因為香港議題對美國選民而言太遙遠、陌生,對催票毫無幫助。一旦香港成為國際新聞常客,魯比奧這類曾競選總統、而且依然有選總統潛力的年輕議員,就有了打「香港牌」的誘因。不過魔鬼在細節,法案就算通過,是否執行、如何執行,權責都在總統,但議員就有了責任監督之。所以到了最後,彈性依然屬於特朗普。備而不用的,就是籌碼了。

小詞典: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2000年由美國國會法案授權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職能是監察中國法治和人權發展狀況,包括整理受中國政府壓迫的人員名單、與中國境內 NGO 保持聯繫與合作、促進中美人權交流合作等。委員會每年要向總統及國會提交關於中國人權法治狀況的年度報告。

特朗普有「香港情結」嗎?

特朗普正式就職後,中美關係陰晴不定,會否對香港也有影響?早前我們述及近年香港涉外關係的「新ABC」與美國政局的互動,但對特朗普本人的「香港情結」則未有直接探討。其實,特朗普本人早年曾與香港有過一段往事,對我們研判未來港美互動或許有參考價值。

特朗普選擇忍氣吞聲

根據《紐約時報》去年5月報道,1994年,美國房地產市場低迷之時,特朗普在紐約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也處於資不抵債的窘境。當時,正是一個由香港富豪組成的財團出手相助,承擔了特朗普的相關債務,並達成合作開發協議。在當時為特朗普解圍的香港商人中,牽頭的是港人十分熟悉的頂級富商鄭家純和羅康瑞(巧合的是,兩人後來都成為地產商當中少數的「梁粉」)。

《紐約時報》對羅康瑞特別感興趣,形容他是「中國特朗普」,因為他同樣以經營房地產致富,著名的上海「新天地」地產開發模式即是出自他手筆,而且羅康瑞與特朗普同樣經歷再婚,迎娶了港姐冠軍朱玲玲,氣質比起名模出身的現任特朗普夫人只高不低。當時香港主權尚未回歸中國,身為一個國際關係特殊存在的身份,比現在更獨特;特朗普和那個時代的香港財金體系打過交道,對今天香港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價值,斷不會一無所知。

特朗普當時的助手,對這段經歷作了回憶,不少細節都可圈可點。當時為成為「強人」的特朗普有求於港人,惟有親赴香港與鄭、羅進行商業談判,並要參與對方家庭宴會,希望成為「family friend」。為了達成交易,特朗普雖然遭遇文化差異,有種種不習慣,但還是選擇忍氣吞聲,例如被迫用筷子下宴、放棄自己對金碧輝煌的「品味」,而接受大廈的風水布局等。這反映在私人業務領域,特朗普為求目的,從來能屈能伸,連自己多次破產的「屈辱」也可以接受,這些算得什麼?

當然,在國家層面,極愛面子、也要靠「強勢」維持管治威信的他,很難有這些彈性。但上述香港經驗,卻並非不可能變成他的「民間外交」模式:找一個隨時可以切割的代言人,為他尋找不同選項,不一定非高姿態不可。

特朗普與香港富商們的合作,自然並非一帆風順,雙方最終對薄公堂首場。合作十年後的2005年,鄭、羅等香港富商決定,將他們與特朗普合作開發的地產項目高價轉手,從商業角度來看,這是一筆成功的交易,一般美國商人參考了市價,大概也會如是想。特朗普卻忽然翻臉不認人,堅稱香港商人未就此徵詢他的意見(對此羅康瑞予以反駁,稱特朗普知情),拒絕按合作協議分得的利潤,反而將香港財團告上法庭,要求天價十億美元賠償,令鄭、羅等香港富豪驚訝不已。最終法院判特朗普敗訴,香港富商們則與特朗普切斷了合作關係。今日特朗普談及這樁陳年舊事,言語間不乏對香港合作夥伴們的懷念,說對方「都是fantastic people」,並對當年的無厘頭官司似有遺憾之意。須知特朗普的營商哲學,包括了善用法律戰這一常恆動作,公司有機其專業的法律團隊,天天準備不同訴訟,類似案例是家常便飯,這是他現在敢於挑戰法院權威的歷史源頭。而他畢竟成了香港富豪的手下敗仗,當領略到香港人不是那麼好就範,起碼對國際金融規則、基本法律操作,是完全內行的。

說了那麼多,特朗普會否對香港這座城市抱有情懷,有特殊關注?香港合作夥伴們對房地產市場的敏銳判斷力、以及雙方合作中賺得的巨額利潤,才是特朗普欽佩香港商人的理由所在,但對香港社會引以為傲的法治、開放等精神,特朗普恐怕並不感興趣,也不會像民主黨或新保守主義者等人,認為美國對香港有任何推廣意識形態的使命,更談不上任何「道義責任」。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期間,奧巴馬政府曾作出「尊重『一國兩制』和民主」這樣泛泛的表態,不過是口惠實不至的形式主義,但當時還未參選的特朗普已看不過去,立刻在 Twitter 炮轟奧巴馬的香港政策,稱其「不應捲入事件」,說「美國國內已經有夠多麻煩,白宮警衛工作都不到位」,也就是認為在「美國優先」前提下,不應對香港這類遙遠的事情浪費精力。

然而上述表態,卻不代表到了特朗普成為總統,完全不會打「香港牌」,像目前打的「台灣牌」、「一中牌」一樣,利用香港作為與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雖然暫時看不到任何傾向。從去年末至今,特朗普團隊未有就香港事物、港美關係做出任何評論,香港明顯不是他本人的施政重點,但基於他的「香港經驗」,和他本人極好的記憶力,只要香港問題忽然成為國際熱點,他是會立刻感應到其價值的。他委任的海軍部長Philip Bilden,本來是情報人員,然後在香港進行了20年財金工作,是私募基金主席,而他在香港期間,與特朗普的香港經驗重疊。假如特朗普有任何與香港有關的傾向,以他用人不拘一格、但講關係的作風,Bilden很可能也是諮詢對象之一。

與此同時,美國政客已經開始打「香港牌」,特朗普也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曾和特朗普競逐黨內提名的參議員盧比奧,就剛起草了支持香港人權、民主制度發展的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對有違人權的香港官員進行制裁,也就是把球交給特朗普,法案一旦通過,他就成為港美關係的直接把關人。無獨有偶,不久前美國智庫亞洲協會(Asia Society) 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系聯合撰寫的研究報告,亦呼籲特朗普政府就香港自治問題向北京施壓,以維護香港獨立法治、自由經濟與民主。當「香港牌」成了美國政客內部討價還價的籌碼,恐怕總有一天,也會成為外部籌碼。在特朗普的世界,昔日拯救自己產業於水火之中的商業夥伴,轉眼就可與之對簿公堂,香港的命運,又會怎樣呢?

小詞典:「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關於美國對港政策的法案,允許美國長期將香港作為與中國大陸有別的「非主權政治實體」對待,尤其在進出口管制、商貿合作等領域,法案使美國得以延續英殖民時期對港的便利政策。法案亦要求美國總統對香港的自治狀況進行評估,令北京強烈不滿,卻是國際社會衡量香港是否依然有別於內地的準則之一。

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

從傳道到公仔箱 阿一:香港是我家

自河國榮淡出電視圈後,布偉傑就成為電視劇的主要「西人」演員。除了警司、領事人員和神父角色外,他最為港人熟悉的就是拍攝電視劇《同事三分親》演出「韋一」一角,因而被稱為「阿一」。他在美國猶他州長大,大學修讀中國文學。對不少外國人而言,學習廣東話和中文絕對是件難事。阿一不但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更能寫和讀中文。他與筆者在即時通訊軟件上的對談,全都以中文回應。這比起不少外國人,甚至內地人更願意融入香港的生活。除廣東話外,他亦能說普通話和柬埔寨語。2015年,阿一把20年來在香港發展的經歷創作成為音樂劇《阿一點止鬼佬咁簡單》。去年底,他求婚成功,將與拍拖3年的女友結婚。未來,他決定離開無綫電視,尋找更多發展機會,也會花更多時間在音樂創作上。過去20年他由資訊科技行業到加入演藝界,由在香港找不到喜歡的音樂到愛上本地音樂,相信他對香港人身份定有一番不同的感受。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布偉傑(Brian Burrell, B)

整理:李志鵬

S: 能簡單介紹你的成長經歷嗎?

B: 我在美國猶他州長大,中學的時候,校園生活離不開話劇演出。由於猶他州的「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發展蓬勃,在19至21歲這幾年間,就與大部分猶他州男孩一樣去當傳教士。當時教會安排我到波士頓傳教,被分配服務當地的柬埔寨難民,所以好快學了我第二個語言──柬埔寨語。之後,回到猶他州準備讀書時就認識了一個香港女朋友,我們很快便結了婚,一起讀書,也生了一個孩子。在她畢業後,我就跟她來到香港生活。

S: 你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是怎樣?

B: 來香港之前,對香港完全沒有概念。還記得,抵港第一晚去到沙田第一城,看到周圍的店舖拉上鐵閘,還以為發生戰爭。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畫面,因為鹽湖城幾乎是美國最安全的城市,相關的保安設施較少。在那一年半內,在沙田第一城的幼稚園教英文,並學習廣東話。初時難以適應香港的生活,不單失去原有的社交圈子,也找不到喜歡的音樂。直到有一天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聽到王菲唱《夢中人》,這首歌源自一隊我喜歡的樂隊叫The Cranberries。

S: 你如何開始學習廣東話和中文?

B: 香港回歸前,我回到美國完成大學課程。起初,計劃跟隨爸爸在資訊科技行業發展,之後有朋友介紹工作,是在客戶服務中心接聽中國內地思科系統零售商的查詢電話,令我決定在大學轉修中國文學,學習中文,晚上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電腦科技知識。在回到美國的3年間,仍想念着香港。當時會看配上柬埔寨話的TVB電視劇,之後轉為看廣東話原版,也有香港同學把Beyond的音樂介紹給我。所以畢業後,就一家四口(那3年次女出生)就來香港生活。可惜,回到香港後,我的婚姻失敗。1999至2003年這四年間,認識了不少香港朋友。他們助我成為香港人,方法就是教我飲酒和猜枚。其中一個最好的朋友,我叫他師傅,他讓我很快學會廣東話,而且沒有「鬼佬」口音,盡量似一個香港人。

S: 你何時開始產生在演藝界發展的念頭?

B: 我在小學二年級便希望成為演員,現時還記得當年演話劇的對白。1995年,在香港的電視上看到河國榮,他的演出鼓勵了我去實踐夢想,並開始兼職做臨時演員,因為自知IT並非自己的工作興趣,所以決定重新起步,在香港成為全職演員。

S: 比起其他城市,香港有何特別之處?

B: 在香港IT行業工作4年期間,到訪過不少亞洲城市,幾乎每2個星期就要出差一次,東京、台灣、吉隆坡、曼谷、新加坡、上海和北京都是常去的城市,但最喜歡和最有歸屬感的地方始終是香港。2002至06年期間一直沒有回美國,直至在拍攝《同事三分親》前,我返美國度假,期間感受到很大的文化衝擊。畢竟在香港生活的時間已佔我人生的一半,習慣了香港的生活節奏,我反而覺得美國生活節奏太慢,難以適應。

S: 在香港的演藝界發展有何困難?

B: 我選擇由臨時演員做起,這條路極之辛苦,也犧牲不少東西。很多人心目中娛樂圈是一個花花世界,但他們看不到其中的陰暗面。雖然香港接受外國人,但「鬼佬」難以在香港的娛樂事業取得席位。除了警察和神父這一類的角色,香港電視行業不會去創造其他類型的角色。在接拍的電視劇中,只有《真相》和Fall in Love中的角色讓我有較大的發揮空間。我相信機會是自己創造和掌握,而非守株待兔。在過去幾年,學習彈結他,現在已可以自彈自唱,也開始創造自己的歌曲。

S: 你涉足音樂,廣東歌對你有何吸引之處?

B: 我喜歡廣東歌,原因就正如我喜歡廣東話一樣。廣東話是一個活潑的語言,對於我而言是一世的學問,其中也有不少傳統的元素,亦是世界上其中一個大語言。唱廣東歌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唱廣東歌的人數不斷減少。

S: 你認為自己是否一個香港人?

B: 我已經在香港定居,也沒打算離開,符合做香港人的條件,同時,我更加融入香港的語言、文化和社會等。香港人的身份就是為香港付出和貢獻社會,香港人精神好厲害,讓香港在世界有其影響力。

S: 未來有何發展計劃?

B: 我與無綫電視的合約尚有一年,已開始與廣州電視台合作,也可能與其他新電視台合作。我將會花更多時間在音樂的創作上,畢竟音樂創作需要投放更多時間,不能把生活完全投入無綫工廠式的製作上。雖然準備在廣東省發展,但香港仍是我的家,我知道香港壓力大,但鑽石形成的過程中壓力是必要的,相信這些壓力會令香港再次綻放光芒!所以我希望透過音樂帶給香港人需要的娛樂。音樂可以係一門好好的生意,但我更希望我的音樂有建設性,讓人減壓,也感受到快樂。

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

斯諾登會被普京送給特朗普嗎?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副局長莫雷爾(Michael J. Morell)早前對媒體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或可考慮把CIA前僱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引渡回美國,作為俄方給特朗普政府的「禮物」。

近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引述「俄方消息」,指計劃確實考慮中。不久,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Michael Flynn)即因為與俄方私下接觸而辭職,反映兩國修好的障礙甚多;但即使沒有這發展,若說斯諾登短期內會被移交美國,依然不似是事實。

斯諾登到俄羅斯尋求政治庇護後,一直在莫斯科以「獨立技術顧問」身份生活。美國政府堅稱斯諾登「叛國」,要求俄方把其交還,俄方則多次明言不會按照美國的要求行事。特朗普同樣說斯諾登是美國「叛徒」,應接受美國法律制裁;普京則曾暗示有意在特朗普正式就職後,着手扭轉奧巴馬時代僵持的美俄關係。然而,斯諾登真的已經對俄羅斯毫無價值了嗎?

在技術層面,縱然美俄雙方之間情報戰、間諜戰行之有年,不過俄方諜報人員能夠滲透入美國國家安全局(NSA)這情報核心的,畢竟絕無僅有。斯諾登到來,讓俄羅斯終於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美國核心情報人員,儘管他反覆強調沒有向俄方洩露國家機密,但俄方不乏情報刺探高手,只要留得人在,無論通過直接或間接途徑,總有辦法增加對美國情報運作的了解。

在輿論宣傳層面,斯諾登對普京政府的價值更大。普京長期以來,致力在國內外抨擊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強調「美式民主」虛偽,從而為自己的威權政府統治提供合法性。還有什麼比斯諾登披露的「棱鏡計劃」,更能反映美國政府的「虛偽」?甚至不必主動宣傳,只要美國繼續聲討斯諾登,俄羅斯就可以繼續成為「美式民主受害人」的樣板,普京就成了人權、自由的保衛者。這種對內輿論宣傳的效果,價值更勝外交層面的情報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在奧巴馬宣佈赦免洩密情報人員曼寧後一日,俄羅斯就宣佈將斯諾登的居留許可延期至2020年,反而更似是怕斯諾登離開。

不過,斯諾登若無了期居於俄羅斯,也不一定符合俄方利益。從斯諾登的言論不難發現,在公民權利一類話題上,他是十足的理想主義者,即使接受俄羅斯的政治庇護,也公開批評俄羅斯的威權統治模式。當俄羅斯黑客干預美國大選傳聞甚囂塵上時,斯諾登接受美國媒體採訪,直言俄羅斯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對民眾網絡監察行為「不化算、不必要和富於壓迫性」,嚴重侵犯人權,同時指俄羅斯黑客入侵包括 NSA 在內的美國政府機構、洩露美國情報部門僱員信息,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極大威脅。普京並沒有對國內反對派滅聲,類似言論也難不倒普京,但一旦斯諾登住久了,把莫斯科視為新對手,就可能變成麻煩製造者。

最符合各方利益的結局,是他滿了居住年限,自動離開,走到別處,這姿態各方可各取所需地演繹。若普京戲劇性地「移交」斯諾登給美國,別說程序上不容易做到,也會大大損害俄羅斯的國際聲譽:日後還有誰敢到俄羅斯尋求庇護,那些因為逃避美國高稅率而走到俄羅斯的富豪、演員,又會如何想?若失去這些專才,俄羅斯長遠所失,可能更大,這就超越了斯諾登個人範疇的事了。

小詞典:棱鏡計劃

根據斯諾登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實施了一項大規模深度監聽計劃,名為「棱鏡」,包括 Apple、Google 等多家美國互聯網巨頭和通信公司都被要求加入。該計劃監聽的範圍,包括外國政府首腦如德國總理默克爾,亦包括與外國人進行通信的美國公民。計劃並未經過國會立法審批,曝光後才為公眾所知。

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教會站台:特朗普要打破另一傳統?

筆者去年曾述及,美國南部「聖經帶」州份的福音派基督徒,都是特朗普的強大支持者。他們是美國保守主義的中堅力量,注重基督教信仰、反墮胎、反同性戀等道德議題。近年美國社會兩極化,他們與共和黨極右政治光譜日趨重合,與主張社會開放多元的自由派陣營成為天敵。

當時不少人便問:特朗普發表過不少背離社會傳統的言論,尤其對女性頗不尊重,為何福音派還是支持他?除了本欄選舉時提及的種種原因,還有其他結構性背景。選舉時,特朗普曾批評限制教會等慈善團體參與選舉的《詹森法案》(見「小詞典」),認為法案限制了信眾的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按特朗普的說法,「如果上帝召喚信眾參與政治行為」(如表態支持某位候選人),這既是個人的言論自由權,更是作為基督徒踐行自己宗教信仰的權利,這些權利應該受美國憲法保護。特朗普就職後,發表眾多爭議極大的指令,令不少同樣爆炸性的動作被忽略,其中包括他首次以總統身份參與的國家祈禱早餐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中提出《詹森法案》,宣稱要把其「完全摧毀」。

美國人習慣宗教人士不應捲入政治的約定俗成,雖然與《詹森法案》無直接關係,但源頭確是由法案而起。2015年,美國針對基督教信眾的民調公司Lifeway發現,近八成美國人不認為神職人員應借布道表態支持某一候選人;不過調查亦顯示,福音派比其他社群更認可神職人員作政治表態。說到底,正如美國加州大學達維斯分校法律教授布朗斯坦(Alan Brownstein)所言,問題關鍵不在於政治表態,而是教會若作為免稅機構參與政治獻金運作,等同政府以公共財政贊助某候選人,這就與法理衝突。

但特朗普可以如何「摧毀」《約翰遜法案》,則尚不清楚。理論上,要推翻既有法令,必須經過國會立法程序,即使現時共和黨把持了國會多數,要完全推翻這一法案仍不無阻力。須知法案本身並不以「限制教會的政治活動參與」為目的,而是旨在將「社會慈善團體」與競選公司/專業說客組織作出區別,背後的道理頗為明顯:如果二者界限混淆,大量的政治獻金必然流向社會慈善團體(包括教會),以求免稅待遇;又因為社會慈善團體的審計程序,本來就較商業團體簡化,它們捲入競選活動時,賄賂、洗錢等黑金操作都更容易。對國會而言,全面推翻法案,不僅意味要修改其他一系列競選資金監管條例,更可能涉及一連串與政治獻金相關的法律糾紛。正是沒事找事。

不過特朗普作為總統,在其行政職權範圍內,也可以對法案的實際效力提出挑戰。例如他可簽署最喜歡的「行政命令」,要求負責審查稅收的稅局執法時,為教會的政治宣傳活動開綠燈。然而回顧歷史,其實稅局對教會、神職人員的政治表態大多不會管,最直接的例子即是去年選戰,多名福音派領袖都在宗教平台為特朗普撐場,嚴格而言,已是瓜田李下。除非證據確鑿,在高度兩極化的今天,願意主動桶宗教馬蜂窩的稅局中人,畢竟不多。

特朗普要是堅持多此一舉,也是宣傳意義大於一切,作為「拉一派、打一派」的鬥爭哲學。當「聖經帶」福音派與共和黨右翼保守勢力已難分彼此,「美國傳統社會價值受嚴重衝擊」則是二者共識,通過此番表態,特朗普進一步鞏固了自己作為「美國傳統信仰和社會文化捍衛者」的形象。以往共和黨建制派長期在大選時,依賴保守勢力宣傳,當選後卻對其訴求充耳不聞,特朗普「言出必行」,也呼應了保守民眾的訴求;這一民意資本又可被特朗普所挾、與共和黨大老在其他領域討價還價。如此,才是「特朗普治國術」的體現呢。

小詞典:《約翰遜法案》(Johnson Amendment)

法案在1954年由時任參議員、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約翰遜提出,並獲國會通過,規定包括教會在內、享受政府免稅待遇的社會慈善團體,不得以任何形式參與某一個人或政黨的政治選舉工程,違令者,將被政府取消免稅資格。

2017年2月22日星期三

英國「硬脫歐」的未來

英國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終於公布脫歐談判方案,並已於本月初發表脫歐白皮書,闡述談判立場和計劃。不少人期待的「軟脫歐」方案似乎已被放棄,究竟「硬脫歐」的未來意味什麼?

歐盟以單一市場對待英國

根據文翠珊提出的12項脫歐綱要,重點是英國將全面掌握本國邊境控制權和立法、司法主權,拒絕歐盟的「人口自由流動」原則,以及來自歐洲法院的司法權威。更震撼的是,英國將完全退出歐洲單一市場,原因一樣,又是這一商貿自由流通的經濟區要求所有成員遵循「人口自由流動」原則。與此同時,英國強調非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文翠珊宣稱,英國將要求與歐盟重新達成一份自由貿易協定,繼續接入歐洲市場,還要重新加入「世界貿易大國」行列,與歐洲之外的其他經濟體發展緊密關係,云云。

但這樣的發展,跟主流民意似乎背道而馳。根據去年9月政治學者柯蒂斯(John Curtice)的民調,多達61%英國人認為即使英國脫歐,仍可以留在歐洲單一市場;針對脫歐談判,52%英國人希望政府與歐盟就「英國繼續保留單一市場身份」達成一致。英國民眾有此期待,無疑與自身利益有關:歐洲單一市場是擁有5億消費者、2000萬中小企的零關稅自由貿易區,任何以貿易立國的國家,都不可忽視。

然而,文翠珊的談判角度卻可能是上述邏輯的對倒。此前,歐盟一直以單一市場身份為籌碼強硬對待英國,如今英國「自絕後路」,歐盟反而失去「懲罰」英國的最大本錢。文翠珊指出「沒有方案都比一個壞的方案好」,聲稱若歐盟不給出令英國滿意的答案,英國隨時從談判桌離席。

英國政府底氣何來?也許,正因爲沒有單一市場成員的包袱,英國甚至考慮以「要獨立簽署自貿協定」為由,拒絕留在關稅聯盟,反而可以大幅削減貿易、金融方面的管制條例,相對於歐陸市場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進而成為外資的投資、交易天堂。經濟之外,歐盟在戰略領域也有求於英國:隨著德法兩國極右抬頭、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歐陸可以抗衡俄羅斯的力量大幅削弱,而英國的軍事實力、對俄羅斯堅定的警惕立場,都是歐盟所必需的。

文翠珊的另一憑藉,就是歐盟的取代品,特別是美國。正如昨天我們談及,她說要把美英兩國「特殊關係」帶入新紀元,與特朗普在商貿往來、情報共享、NATO 領導等多方面加強合作,對此特朗普也表示歡迎。徹底脫歐的英國,必將在經濟和戰略領域更緊靠美國,同時也希望在美歐對立時,重新扮演美國和歐洲之間的橋樑。此外,有人主張重建英聯邦某些核心國家如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等為經濟共同體,也有主張深化和中國的「黃金盛世」關係,以示英國有條件和歐盟討價還價。

不過,還有一個可能性是不能忽視的:說不定目前英國「硬脫歐」依舊只是一種姿態,文翠珊依然在等待今年荷蘭、法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的大選結果。如果極右候選人相繼勝出,甚或單單是勒龐成為法國總統,歐盟就完全有可能瓦解,又或變成一個鬆散的、柔性的聯盟,完全符合英國脫歐前的期望。那時候,就不用認真討論脫歐了。

小詞典:歐盟關稅聯盟(European Union Customs Union,EUCU)

一個包括歐盟成員國和一些非歐盟成員經濟體(如海峽群島)在內的關稅聯盟,亦是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稅聯盟內,成員互免關稅,對外界進入聯盟的商品則徵收統一關稅,並作為一個整體,參與 WTO 等國際貿易協定。

2017年2月21日星期二

由戴卓爾夫人的「價值觀外交」到文翠珊的「去價值觀外交」

特朗普就職後,在白宮首位接待的外國領袖,就是英國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似是反映兩國「特殊關係」依舊。不過今次的會面,與他們前任的會議大為不同:文翠珊憧憬建立「列根—戴卓爾夫人」時代那樣的親密戰友關係,但當時兩人都是反共意識形態狂熱信徒,以推動價值觀外交改變世界為己任,也確實成功終結冷戰。這些放在今天的美英關係,都不再存在。

文翠珊出訪前,國內輿論已經高度分歧。特朗普對少數族裔(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社群頗為冒犯,又曾表達對酷刑的認可,這些言論,都招致英國自由派的廣泛批評。不少國內媒體寄望文翠珊會代表穆斯林、女性發聲,但最終事與願違。除了禮節性祝賀特朗普就職,文翠珊只能集中在北約、雙邊貿易投資協定等務實話題,而未有機會交換雙方對價值觀的看法,令國內批評聲音此起彼落。

對特朗普言論不發一言

然而,在文翠珊的立場而言,實在別無選擇。英國政府按計劃3月正式啟動脫歐程序,展開與歐盟的談判。美英特殊關係下的雙邊貿易投資協定、與其他領域的戰略合作關係,就是英國面對歐盟官僚最大的議價籌碼。為此,文翠珊不得不竭盡全力與特朗普和諧共處,在國家利益面前,「多元社會」、「人權」等價值觀議題,就被輕輕放下。其實昔日卡梅倫(David Cameron)接待習近平時,態度又何嘗不是那樣?

加上特朗普對英國脫歐讚賞有加,英國與歐盟核心成員國德國對特朗普的態度,自然形成鮮明對比。默克爾已儼然成為特朗普在國際舞台的對手,對特朗普當選發表的聲明,便強調兩國合作建立於「對民主、法治、人性尊嚴等共享的價值觀」之上。

剛當選德國總統的前外長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更是德國政壇批判特朗普的代表聲音,曾評價特朗普是「仇恨散播者」,直言特朗普當選後,德美雙邊關係會充滿挑戰。默克爾是文翠珊脫歐談判的最大對手,若不拉攏特朗普在同一陣線,反而不合常情了。

但卡梅倫時期的外交政策,也不是沒有價值觀元素。一方面,他的政府的確重視國際經濟合作,尤以財政大臣歐思邦(George Osborne)主導的對華商貿政策為代表,不過另一方面,卡梅倫與奧巴馬處理美英特殊關係,就依舊將價值觀、領導力等,放在超越商貿議題的最高層次。畢竟,雙方以往都高度認可多元社會價值取向、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這一秩序中,美國是無可爭議的領導者,英國則是與美國文化同源、理念共鳴的盟友。然而,特朗普對上述抽象理念不屑一顧,單單著眼於美國自身的物質利益,文翠珊就無法再沿用卡梅倫維繫美英特殊關係的公式。

文翠珊在訪美過程中,甚至強調英國將不再致力於自由主義對外干預政策,也就是不再搞「價值觀外交」,正合乎特朗普「國家利益優先」的口味。之後她馬不停蹄出訪土耳其,著重談及與土耳其在反恐領域的合作,而對埃爾多安政府日益威權的統治手法同樣不置一詞,又被國內自由主義媒體批評為「有悖於英國外交價值觀」。但這些姿態,恐怕還是剛剛開始而已。前瞻中英關係的未來,進一步的赤裸裸現實主導,大概也毫不意外。

小詞典:美英特殊關係

「特殊關係」一詞,一直是美英兩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定位。相較於一般意義上的夥伴或聯盟關係,兩國在歷史文化上同源,在經貿、戰略、意識形態等各方面都密切合作,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一直維持牢固同盟,乃至代表了全球化的主流。一旦價值觀不再是兩國交往的基礎,論純利益關係,美英能否繼續特殊下去,卻未可知。

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

民主化的撤退:歡迎來到全球威權年代

假如要前瞻未來10年的全球形勢,除了右翼復興,還有什麼?恐怕就是威權主義逐步取代民主化,成為主旋律。

全球化時代剛出現時,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預言「歷史終結」,相信代表自由主義的歐美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發展的終極形態;曾幾何時,這是教科書的內容。根據全球民主監測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報告,1990至2005年間,全球被認可為「選舉式民主政體」的國家,從76個上升至119個。然而,隨後世界民主化持續低迷,2009年錄得40個國家民主化倒退,選舉式民主政體下滑至116個;2016年,民主倒退國家的數目更升至72個,這組織向世界發出緊急呼籲,稱「民主」在全球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專家解釋民主受壓原因

關於這問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民主化的專家克蘭特齊克(Joshua Kurlantzick)出版了專著《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認為箇中原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可從內外兩方面總結。在內部層面,根據傳統歐美民主制度的經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才是民主化的中堅力量;但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如泰國、還有眾多東歐及拉美國家,這一公式在過去10多年卻毫不成立,中產甚至走向民主的對立面。

在這些國家,中產階級數目可能顯著,但遠非大多數。當民主化改革以直接民主或代議制被推動時,廣大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人民,往往獲得比中產階級更多的話語權,他們與中產之間就全球化成果分配的利益衝突,成了社會矛盾焦點。民選政府在執政初時,往往為了「民意」,實行傾向民粹主義的社會政策,嚴重衝擊中產利益。

在成熟的民主政體,這一利益衝突可以通過健全的政黨機制加以調和,但在眾多新興民主化國家,政黨(尤其是反對黨)的功能尚不健全,相關政策易趨向極端,後果是昔日反獨裁的中產階級在利益受威脅時,情願重新呼喚強人入主政府,導致國家政治向威權統治轉變。當這一趨勢再被基層民眾抵制,各方互不妥協,所謂「民主」,就淪為各方利益爭奪的口號。

Kurlantzick亦提出另一個外部因素:「中國模式」作為西方民主化之外的「第二選擇」,正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青睞。中國 、俄羅斯等以威權主義為管治哲學,輔以有限制的市場經濟,發展毫不遜於西方國家,而且能保持(高壓下的)穩定,還能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國際影響力和持份都越來越大。不少移植了西方民主後經歷國內動蕩、經濟發展承壓的國家,自然認為值得借鑒。與此同時,中國、俄羅斯都調節了策略,不再盲目攻擊民主,反而強調自己也是「另一種」「更有效」的民主國家,此消彼長下,西方民主化不再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

這些發展,配合了資訊科技新時代的出現,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華盛頓郵報》編輯部在對全球民主化危機的反思文章中提及,依托全球信息互聯之大勢,新時代的威權主義統治者們,都懂得利用互聯網操控網絡公共輿論空間,引導公眾輿論。威權政府不滿足於昔日對政治異見者禁言,反而會主動通過官媒和「水軍」向社會提供「另類事實」、「另類民意」,以抨擊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這正是本欄曾談及的「獨裁者2.0」模式。慢慢地,民意也開始真的支持這種模式,而另一方要用同樣方法迎戰,魄力和資源卻顯得捉襟見肘,大格局就慢慢改變。

整個變革的轉捩點,大概是2008年,當時全球爆發金融危機,隨後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唯獨中國發展一枝獨秀,俄羅斯也突破了能源外交局限有所斬獲,誘使了更多國家向威權主義轉向,以圖穩定國內動蕩。此後也不是沒有出現西式民主化實驗,中東、北非諸國出現的「阿拉伯之春」,根據另一政治學者Larry Diamond的框架,甚至可以說是「第四波民主化」,但效果卻是悲劇收場:獨裁政權倒台後,這些國家壓抑已久、錯綜複雜的社會宗教矛盾一發不可收拾,缺乏執政能力的新政府無力應對,國家隨即陷入分裂、內戰、饑荒。假如被逼在「伊斯蘭國」和薩達姆式獨裁當中選擇,當地人民會如何選,呼之欲出。即使是特朗普,也公開對埃及新強人塞西將軍推崇備至,而不再理會民主化的理念,餘事可知。

在這情況下,即使在老牌民主國家,「民主」的光芒也逐漸黯淡。特朗普明言不再推動價值觀外交,固然是美國外交立場的一大扭轉,而即使是他本人的施政,也很有威權風格,頒布涉嫌違憲的行政命令、於Twitter 公然抨擊法官判決、把主流媒體列為「人民公敵」,如此種種,皆是常規民主國家政客避之不及的地雷,但特朗普並不為此困擾,支持者更是堅定站在身後。歐洲諸國各極右政黨也正以「代表民意」自居,儘管主張屢屢涉及種族歧視、無視少數人權利,作風一如普京,但目前卻如日方中。這樣一來,就是本身不走威權路線的領袖,例如英國文翠珊,也宣佈外交不再推廣民主化了。

說到底,這些都是全球化的濫觴。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 的著作《全球化悖論:民主於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過去十數年中以歐美國家為主導,旨在打破各國界限、實現國際經貿、人口、社會高度融合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 ,實質上是無法與國家民主政治並存的:前者要求的政策,無可避免地更有利於跨國資本與精英,但對那些久居本土、無力塑造全球化格局的人而言,他們的政治授權、利益訴求與社會身份認同,都在不斷被政府忽略。在他們眼中,所謂全球化的政治現實不是「真.民主」,而是「別人的民主」。當近年反全球化浪潮席捲歐美,各發達國家社會政治生態也顯著兩極化,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與「被遺忘者」對立尖銳,民主為不同社群凝聚共識的能力,就不再存在。

歸根到底,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組織形式,並不能保證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訴求,亦不能保障自身的永續,本來就是一個各方妥協下各取所需的藝術。一旦這藝術的前提不再存在,怎麼辦?不知道。這正是福山在近年一系列新著中,對民主建設反思時特別指出的,當中不無自我批評之意。在全球民主退卻的年代,「捍衛民主」的答案,或許根本在民主之外。而這一點本身,同樣諷刺。

小詞典:第三波民主化

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世界民主化進程的論述。他認為近代全球共爆發過三次民主化浪潮: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標誌「第一波」民主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去殖民化運動,標誌「第二波」民主化;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後,在南歐、拉美和非洲南部爆發出新一輪民主化浪潮,被稱作「第三波」民主化。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

香港踩到南非 騎單車追夢想

近年,不少電影以夢想為題,由《狂舞派》、《哪一天我們會飛》、《點五步》到近期的《星聲夢裡人》都探討夢想和追夢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在《哪一天我們會飛》中女主角對夢想的感悟是:「我覺得夢想應該係當你就快停止呼吸嘅時候,仍然覺得一定要做嘅嘢。」畢竟人生有限,如何追尋夢想值得我們思考。而鄭翎軒(筆名阿翔)就以旅行為夢想,他於中大藝術繫畢業後踏上第一次獨行旅程,自此愛上旅行,相信藝術存在於畫布外的廣闊世界。筆名中的「翔」字也與其中文名字的「翎」字有關,他經常被人錯稱為「翔」,他從不介意,更喜歡飛翔的意思。他隻身走過歐洲、非洲和大洋洲,曾獲Lonely Planet中文版聘任為作者,前往日本和臺灣為Lonely Planet作調研工作。去年5月,他選擇以單車追逐夢想,從香港踩單車前往南非,9個多月來途經10多個國家,現在踩到巴勒斯坦,預計今年11月到達南非,並每日在網誌記錄走過的1.1萬公里旅程。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鄭翎軒(阿翔)(Linus, L)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會展開這次旅程?

L: 一直很喜歡旅行,最後一次長旅行已經是2011年日本311地震後的義工之旅了。後來有了穩定工作,每年用盡年假最多也衹能去兩星期左右,回香港後又繼續日復日的工作,總覺得有點不妥,常常問自己: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嗎?我的房裏有一張很大的世界地圖,每天都會看,幻想下一個目的地。有一天忽發奇想:歐、亞、非是這麼大的一片相連的大陸,為什麼每次旅行都要坐飛機?我可以用雙腳去證明這張地圖是真的嗎?於是就開始一趟「不飛之旅」。其實原本衹打算中國段用單車,之後就改以陸、海路交通移動,後來朋友一句「為什麼不試試用單車走畢全程?」對,為何不試試?就當是給自己的一個挑戰吧。

S: 去年5月出發至今,你已經歷8個月多的旅程,有何感受?

L: 出發前覺得「世界很大,所以我要旅行」,現在反而覺得,原來世界沒想像那麼大。我一個人一部單車,竟然可以由香港來到以色列了!記得剛到土耳其時,看新聞見敍利亞政府軍奪回阿勒頗,打開地圖看看,阿勒頗就在我正南方500多公里,用單車衹需五六天就到,那一邊腥風血雨,我在不遠的黑海海岸卻安安全全地旅行着。幾天後,同樣離我很近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發生槍擊事件,俄國大使被殺,原來就是為了報復阿勒頗的事。一切都是那麼近。用單車走過這一趟,才更體會到「天涯若比鄰」的意思。

S: 你隻身走訪過東歐、西歐、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沙漠等地,旅遊對你而言有什麼意義?

L: 很多人覺得旅行是逃避現實,我起初也是為了逃避而出走的,但後來發現,一個人的長旅行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比「現實」更多,而且可能來得更快、更驚險。2007年去澳洲參與工作假期計劃,原本甚有計劃,誰知變化比計劃來得快,被解僱、受傷入院、撞車、失戀??逼着自己要應變、逼着自己成長、一個人面對問題。雖然很辛苦,但這才是我追求的生活。

一個人旅行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將自己放逐到不熟悉的環境裏,有很多機會跟自己相處、面對自己的軟弱,衹有忠實地面對軟弱時,才能真正變得堅強。同時旅行也是認識世界的過程,在香港我們衹能透過傳媒看到世界,很多香港人覺得伊斯蘭教=恐怖主義、非洲=落後/貧窮,但事實是不是這樣?我走過中西亞幾個伊斯蘭教國家,遇到的人都十分友善好客。一次騎經鄉村時,路旁賣水果的婆婆送了幾個蘋果給我,我付錢她卻堅持不收,然後做了一個經書的手勢再指指天,意思大概是她的信仰叫她接待客旅。在西撒哈拉的沙漠小鎮時跟原住民孩子一起吃飯,你以為他們都很窮嗎?他們都有智能手機,而且在看韓劇!

S: 這次旅程路途遙遠,而且要經過中亞和非洲等地方,你為旅程做了什麼準備?

L: 最主要是練體能,自小不是運動型的人,偏偏選擇了對體能要求很高的長途單車旅行。出發前一年多開始跑步、健身的習慣,後期買了單車開始練車。初期每天衹能騎六七十公里,後來身體漸漸適應,試過一天騎超過150公里,還在7、8月盛夏時穿越了甘肅、新疆的沙漠地帶。從前以為不可能的事,原來衹要堅持還是可以改變。其次是計劃路線,一個一個國家研究簽證、過境的可能性,這雖有基本計劃,但途中還是要保持彈性,出發至今路線已大幅改動過幾次。最後當然是儲蓄啦,雖然單車窮遊花費不大,始終還是需要一點基本生活費。

S: 不少年輕人認為香港難追夢,有人把整個青春付諸於工作、供樓上,你對此有何看法?

L: 我明白在香港的確很多限制,樓價高、生活艱難,很多人被迫一世做樓奴,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我真的不想我的世界就衹有那400呎。不是鼓勵人人都要不顧一切出走,我明白每個人有不一樣的難處和顧慮,但相信首先要改變的是價值觀。「投資財富等於投資幸福」、「而家冇,將來會有」這些廣告口號宣揚的價值觀很可怕。很多香港人將財富和成功畫上等號,有車有樓有錢就是成功,我希望能跳出這種思維。錢當然很重要,但不是人生的一切。

S: 你曾為Lonely Planet(LP)到日本北海道和臺灣做調研工作,當中的工作包括什麼?

L: Lonely Planet工作有點像神秘顧客,親身去當地旅行,到各景點、酒店、餐館體驗,然後以其格式寫出來。LP看起來很多字很多資料,但某程度上是作者的遊記,不受任何贊助、廣告商影響,忠實地向讀者介紹目的地資訊,這是LP跟其他旅遊雜誌最大的分別。

S: 旅程中,你途經很多國家,接觸不同文化,有何方法去應對?

L: 第一個障礙是語言,尤其在中亞大部分人都不會英文,幸好他們都很友善,衹要保持微笑,有點耐性,也可以用身體語言溝通。餐廳點菜時發現電話的Emoji很有用,給侍應看「羊」、「豬」、「雞」、「飯」的Emoji他們就明白了。

S: 對餘下的旅程有何展望?

L: 接下來進入非洲段,將會是更大的挑戰,先要在埃及、蘇丹、埃塞俄比亞穿過撒哈拉沙漠,然後是肯亞、坦桑尼亞等猛獸聚居的地方,最後是治安甚差的南非,加上這些國家旅遊業仍在起步階段,配套不足、路況較差,心裏是有點戰戰兢兢的。我希望無論發生什麼事,都能咬緊牙關完成挑戰。我的宗旨是「條路自己揀,僕街我照喊,但喊完我會企番起身,繼續向前走。」欲知後事如何可以關註我Facebook專頁──阿翔。

S: 未來,還有什麼旅程想實行?

L: 長遠很希望繼續全職旅行和創作,同時亦要兼顧基本生活和照顧家人,但現在沒想那麼多,畢竟旅程仍有一半,我會先專註完成這次旅程再作打算。

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

假如加州成功獨立(下)

在二十一世紀,加州人尋求獨立的途徑,自然不會訴諸武力。美國最高法院在1869年的「得克薩斯w訴懷特案」(Texas v. White)判決中,指明美國州份不得單方面宣布獨立,而一州的獨立訴求,必須提交至聯邦政府、經過其他州認可、在國會兩院大多數通過,進而啟動修憲程序,為獨立訴求提供憲法依據;所以加州要在聯邦層面提出分離訴求,第一步即是修改本州憲法,這正是Yes California運動提出公投的第一個目標。

按照加州修憲程序:

Yes California運動須於今年7月25日之前,蒐集58萬當地註冊選民的簽名,從而在2018年州選舉時,把「修改州憲法、舉行獨立公投」的選項納入選票,取消「加利福尼亞是美國不可分割部分」的州憲法;

如果2018年州選舉中該提議獲得通過,2019年加州將舉行「獨立公投」;

如果過半註冊選民參與該公投而55%以上投票支持獨立,那麼加州可以正式把獨立訴求提交至聯邦政府。

平民巨富 各有想法

根據上述程序及目前加州主流民意(大約只有四分一人口明確支持獨立、但已經大幅上升),「加獨」依然可望不可即。

一般相信,加州人不可能冒險犧牲聯邦政府承諾的福利,而貿然追求獨立。然而,不少加州巨富並不這樣想:他們知道按經濟體積計,加州可被視作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其人口亦超過不少歐洲國家。加州在上世紀後期,成為美國信息經濟發展的引擎所在,其財政收入遠高於不少中部傳統農業州,每年貢獻的聯邦稅款,遠高於其從聯邦政府獲得的補貼。假如能「和平分手」,新國家完全有能力繼承福利政策,甚至可能比聯邦政府應許的更完善。Uber投資人Shervin Pishevar宣佈會資助「加獨」運動,也有上述考量在內。

在平行時空,加州真的實現獨立建國,又有什麼影響?對美國而言,失去了加州55張選舉人票大票倉的民主黨,恐怕再無緣入主白宮,令中、南部共和黨保守勢力壟斷聯邦決策權。這又會激起東部深藍州份的反抗,如「紐約獨立」之類、或加入加拿大等訴求,可能陸續有來。對獨立後的加利福尼亞而言,它如何處理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的經貿關係、如何組建自己的國防力量、如何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都是疑問。IT業發達的加利福尼亞,會否以此為憑藉,建立比美國更高科技的的國防系統,同時和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亞結成經濟聯盟,做特朗普不會做的事,這些,都充滿想像空間。

在外交層面,俄羅斯、中國相信都會樂見加州獨立,一方面通過當地新移民影響大局,另一方面將之化作和美國之間的緩衝國。但美國假如能放下主權面子,讓加利福尼亞主導資訊科技開發、知識產權談判一類事宜,自己再在旁邊配合,卻可能相得益彰。這樣想下去,可能性還有很多,不過雖然不設實際,然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未來誰知道呢。

小詞典:德克薩斯州訴懷特案 (Texas v. White)

美國司法史上重要判例,出現在1869年,德克薩斯州戰後重建政府,對美國內戰期間邦聯政府販售的美國國提出追討,引發「邦聯時期德州是否是聯邦中一州」的憲制爭議。最終最高法院判定,美國聯邦是永久不可分割的政治實體,美國憲法沒有為一州脫離聯邦提供法律基礎,任一州也不可單方面宣佈脫離聯邦,除非通過革命,或獲得聯邦政府的同意。

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

「加州獨立運動」的歷史淵源(上)

特朗普當選後,激起美國社會大撕裂,對民主黨、自由派、左翼運動支持者集中的「藍州」而言,特朗普的「新美國」無疑正遠離「應許之地」。

在自由派大本營、全國選舉人票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便出現所謂「加獨」(Calexit)呼聲,雖然成功機會不大,但畢竟已被放在議事日程上。

這次主催「加獨」的組織Yes California,成立於2015年8月,其主席馬里內利(Louis J. Marinelli)背景相當有趣,是一名久居於俄羅斯的紐約人。據報他領導的組織收到來自俄羅斯政府的資助,去年在莫斯科開設Yes California的「辦事處」,專門向俄羅斯人宣傳加州的歷史文化,希望促進加州與俄羅斯的經貿聯繫,被懷疑是普京「分裂美國」的陰謀。

說普京有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全然空穴來風,本欄年前便曾介紹俄羅斯學界構想過的「美國肢解計劃」。反過來說,美國對瓦解俄羅斯聯邦這個全球最大國家,也一直有研究。不過,Yes California是否涉及這樣高層次的戰略思維,就是另一回事。

加州四分一屬外來移民

雖然不少人認為「加獨」只是抗議特朗普的另類表達方式,不可能成真,但也反映加州的社會文化跟美國主流頗有差異。在加州,移民文化和「左翼進步主義」是主導社會的主流,這與近年加州人口結構演化密切相關。在過去十多年,當地 IT 和高端製造業、服務業大量僱用外來移民,數百萬來自亞洲和拉美的移民及其子女,幾乎控制了加州經濟命脈。2014年,拉美裔已經超越白人,成為加州的最大族裔;現時加州超過1/4人口是外來移民,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特朗普的「另類右翼國師」班農曾經批評,矽谷被亞裔人壟斷,影響「真・美國人」生計,這話放在加州語境,卻是不可想象。

其實「加利福尼亞分離主義」,早在特朗普崛起前就存在。現時「加獨」支持者往往在遊行揮舞「熊旗」,這一旗幟,正是短暫的「真.加獨」時期標誌。1846年,美國與墨西哥戰爭爆發前夕,加利福尼亞尚屬於墨西哥國土,以美軍上尉John C. Frémont為首的一群美國人,在當地散佈針對墨西哥政策的負面信息,挑動當地居民叛亂,最終奪取了加州北部的實際控制權,從墨西哥分離。當年6月23日,Frémont領導一隊美軍奪權,宣佈「加利福尼亞共和國」成立,以「熊與星」旗幟為國旗。7月7日,美墨戰爭爆發的消息傳至當地,駐守的美軍就接管政府,不久宣佈加利福尼亞加入美利堅合眾國,輾轉成為美國西海岸的第一大州。

這段「共和國」歷史不到一個月,本應談不上對建立獨立身份認同有和角色。然而共和國的歷史遺產卻出乎意料,首先是「熊與星」國旗的象徵:熊,被融入了今天加州州旗當中,旗上甚至寫上「加利福利亞共和國」,這對不少加州人而言,潛移默化都覺得自己地位獨特。「加利福利亞共和國」這名字也成了不少品牌的名字,而「新加州共和國」則是不少FF電腦遊戲的平行時空想像。近年加州新貴建構移民、自由派身份認同,都會有意無意間強調「加州獨特論」。雖然說脫美獨立還是遙遠,但說加州不同於一個普通內陸州,相信主流加州人都會認同。

小詞典:美墨戰爭(1846-1848)

美國國力強大後,與墨西哥衝突日增,不少美國精英認為,擁有「天命」擴張至墨西哥北部,包括第11任總統波克。1845年,已經脫離墨西哥、由美國移民建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與墨西哥爆發衝突,後者宣佈加入美國,不久美墨正式開戰,墨西哥一敗塗地,淪喪超過一半領土,包括上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內華達、猶太等州,永久失去大國地位。

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

澳洲為何捲入美國入境禁令漩渦?

特朗普上任後,全世界都要適應全新的美國作風,無分大小親疏,例如澳洲。特朗普與澳洲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的第一通電話便不歡而散,爭拗點是奧巴馬時代達成的難民安置協議,特朗普對之大為不滿,兩人談話25分鐘後,以特朗普掛斷電話收場。

方案核心措施有三點

一國元首「cut線」,自然十分無禮,但整個難民協議的來龍去脈,卻也不無令特朗普覺得「受騙」之處。協議在2016年11月達成,也就是特朗普當選前夕,涉及澳洲在南太平洋島國瑙魯(Nauru) 、巴布亞新畿內亞馬努斯島(Manus)設立的難民營,營中滯留了近1250名難民,絕大多數來自伊朗,包括不少婦女、兒童,奧巴馬同意把他們安置到美國。

奧巴馬願意這樣做,可說是全球難民外交的默契。首先,這項協議不僅是美澳兩國之間的承諾,同時也得到聯合國難民署支持,並負責全程協調。與此同時,美國在哥斯達黎加也設有難民營,協議達成前兩個月,澳洲也宣布接收那裏的中美洲難民,他們多是尋求以難民身份進入美國而失敗的人球。這兩項難民轉移安置協議前後出台,分別解決了兩國問題,可說是國與國之間宏觀合作的一個例子。

儘管如此,這些「海外難民營」的出現,卻不無可議。澳洲的難民政策重點,從來是拒難民申請人於本國之外,先將他們安置在太平洋島國,又稱「太平洋方案」(Pacific Solution)。方案在2001年通過,旨在減少每年通過海路(尤其是乘坐危險的小艇)抵達澳洲尋求庇護的難民人數。「太平洋方案」的核心措施有三點:一、重新劃定澳洲領土性質,將本土外圍數千島嶼排除出「移民區」,即使外國人登上這些島嶼,也不能尋求庇護;二、邊防部隊依法攔截附近海域不持有入境簽證、承載難民的船隻;三、澳洲與瑙魯、巴布亞新畿內亞達成協議,在後兩國設立難民營,專門安置被邊防部隊攔截的難民申請人。

澳洲「太平洋方案」的精神,其實和特朗普的態度一致,就是控制國境、保衛國家安全。不過澳洲畢竟是《難民地位公約》締約國,若徹底拒絕難民,也是違背此法。因此,澳洲通過「太平洋方案」,對申請者的難民身份核查,記錄顯示,其中八成申請人最終被確認為合法難民。但這些申請者在難民營平均羈留時間達469日、近1/3人羈留超過2年,這一「核查」過程,卻是變相羈押。難民營生存環境惡劣,不時有難民受虐報道傳出,以聯合國難民署為代表的國際社會(甚至包括北韓),都曾譴責澳洲做法。方案在2008-2012年間,被澳洲政府以「效果有待評估」為由暫緩實施,隨後又被延續。

那麼這類政策受歡迎嗎?在美國,和眾多自由主義者的預期大相徑庭,路透社上月底的民調顯示,高達49%美國人支持上述禁令,只有41%反對,另有1/3美國人表示禁令「讓自己覺得更安全」。假如有對澳洲難民轉移協議的明確民調,結果大概不遑多樣。特朗普不滿的,其實不單是協議本身,還有澳洲偽善的雙重標準,於是批評奧巴馬的協議「糟糕透頂」、「將使美國放入數千恐怖分子」。適逢他簽署穆斯林七國入境禁令,這批澳洲難民多數是伊朗人,令特朗普的政策難以連貫,因為禁令有相關條文,明確規定此前美國與國際社會達成協議而入境者,不受禁令影響,特朗普也不得不表示「尊重這份協議」,頂多對這批難民進行嚴格審核。

那麼,澳洲的「太平洋方案」是否比特朗普對難民的態度更「人道」?似乎,也不見得。

小詞典:坦帕事件 (Tampa Affair)

2001年,船上有438名難民的挪威船隻坦帕號(Tampa)駛到澳洲海域,澳洲總理霍華德拒絕其入境,挪威提出外交抗議,指澳洲沒有履行簽訂的難民公約。結果澳洲提出「太平洋方案」,讓坦帕號難民到太平洋瑙魯共和國進行甄別,這方案也逐漸成為澳洲處理難民問題的常態。

墨西哥圍牆:墨西哥有本錢拒絕嗎?

特朗普逐步履行政綱,每一項都充滿爭議,例如曾被看成是天方夜譚的墨西哥邊境圍牆計劃。他一上任,便簽署兩道行政命令,指示聯邦政府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上修建圍牆,同時擴大聯邦政府的邊境巡邏執法隊伍。白宮發言人斯派塞受訪時補充,特朗普政府正考慮對進口自墨西哥的商品徵收20%關稅,相信可帶來每年100億美元額外稅收,作為築牆的資金,也是兌現「讓墨西哥付錢築牆」的承諾。

美國南部邊境與墨西哥接壤處長達1900哩,其中約650哩的邊境,其實已置有柵欄,禁止車輛和行人自由跨越。按照特朗普的計劃,他將興建1000哩的新圍牆,以「保證美國邊境安全」,剩餘部分邊境的控制,則有賴山脈等自然阻隔。根據相關行政命令,計劃準備工作須「立即啟動」。墨西哥總統Enrique Peña Nieto與特朗普在Twitter為此爆發口水戰,令兩人原定會面被取消。

墨西哥也有議價能力

聽起來,讓墨西哥付款匪夷所思,但墨西哥有本錢拒絕嗎?墨西哥的經濟發展嚴重依賴美國,又同在NAFTA這一自貿協定中,經濟邏輯和地理現實,都決定了墨西哥難免成為美國經濟的附庸。兩國經貿關係本來已極不平衡:2015年,墨西哥80%出口商品(以製造業為主)都以美國為目的地,另一方向則不超過20%。墨西哥作為新興經濟體,亟需外資以加速產業技術升級,自NAFTA生效以來,美國常年是墨西哥頭號外資、技術來源國,而墨西哥向美國的投資自然有限。

不過,墨西哥本身也非毫無議價能力,例如「經貿夥伴多元化」是可打的牌。長期以來,關於「避免過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呼籲,一直在墨西哥經濟政策圈內迴響,2008-2009年美國金融風暴之時,墨西哥出口市場受重創,對美國過分依賴的弊端就暴露無遺。此後墨西哥刻意分散進出口市場,中國就是頭號目標。目前,中國在墨西哥出口夥伴中排第三,僅次於美加兩國;在墨西哥進口貿易方面,來自美國的進口已經從 NAFTA 訂立時的80%以上,下降至如今的50%以下,中國則躍居墨西哥進口貿易夥伴第二位。

能源是墨西哥經濟另一大潛能,目前墨西哥石油開採商正考慮將原油出口市場從北美向亞洲轉移,以規避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這些發展,強調能源、基建外交的中國,自然無限歡迎。雖然前年中墨兩國未能就高鐵項目達成合作協議,但隨著墨西哥經濟發展,其基建升級勢在必行,或可以此為契機,擴大對華經貿往來。對美國而言,如把墨西哥逼緊,中國乘虛而入,無異將中資引入自家後院,就算特朗普本人不屑一顧,華盛頓決策圈也不會樂見。

事實上,特朗普的「墨西哥圍牆」計劃並非爭取民意的殺著,在美國社會內部也有強烈爭議:根據《華盛頓郵報》、CBS 等媒體上月民調,僅有37%美國民眾支持計劃,不同國外媒體十分反感的「穆斯林七國入境禁令」,反而有「主流民意」支持(根據路透社民調是49%Vs41%)。Pew Research Center 針對註冊選民的民調結果則顯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高達79%的人支持「墨西哥圍牆」計劃,足美國社會撕裂之嚴重。特朗普通過向墨西哥商品徵稅籌集資金的途經,也不容易在國會通過:首先,大幅提高關稅本來就與共和黨理念相悖,而成本最終也是國內消費者承擔,議員也不敢隨便冒風險。一般相信,最終還是中間落墨,總有一些地段的圍牆是會出現的,否則無從交代,但規模是否如此宏大,就大有商榷空間了。

小詞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1992年簽署,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作為一個不涉及主權整合的自由貿易區,總經濟實力超過了歐盟,理論上是全球最大經濟一體化組織。自由貿易者普遍對此歡迎,但反對聲音也不少,例如墨西哥查巴達游擊隊就是反NAFTA成立,打響了「反全球化」第一槍,美國本土主義者也認為NAFTA損害本土經濟,希望修改協議內容。

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

「後真相時代」始祖:拿破崙三世重溫

特朗普和「特朗普式政客」崛起,世界進入「後真相時代」;威權主義可能取代民主,成為未來10年主流,普京式「獨裁者2.0」可能大行其道。然而,這些時代特徵也不是沒有先例可援,早於十九世紀,歐洲大陸已經誕生首位走民粹路線的君主: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eon),又稱「拿破崙三世」,不少學者把他視為「現代民粹式威權君主」的鼻祖。

背後邏輯有一定共性

身為拿破崙一世的家族後裔,他先當選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然後把共和國終結,以法蘭西第二帝國取而代之。過程中,拿破崙三世聲稱自己始終與「人民」在一起。此刻提起他,自然不是說特朗普有可能像他那樣稱帝,二十一世紀也沒有那需要,但背後的邏輯思維還是有一定共性的。

1848年,法國君主路易菲臘(Louis-Philippe)被迫退位,國家權力被國民議會接管,這一消息讓當時流亡英國的路易.拿破崙有望躋身權力核心,遂準備回國(他流亡海外,正是由於曾企圖動員民眾發動政變)。

不久,第二共和國成立,組織臨時政府,政府首腦卻堅決反對拿破崙回國參與政務,拿破崙以靜制動,不參加第一次國會直選,轉而遠程控制親信以「終結貧窮」為口號,在巴黎等地的農民和工人群體中為自己造勢,並觀察議會各派動態。憑這些「既得利益者」以外的「群眾」網絡,拿破崙在第二次選舉中,以最高普選票數躋身國民議會。

根據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憲法,總統由全體男性選民選出,這為拿破崙以「局外人」身份避開各路政敵、依靠「人民力量」提供制度條件。為了競選總統,拿破崙的競選口號同時呼應了當時社會左右兩派的利益訴求:一方面主打「家庭、宗教信仰、產權和社會秩序穩定」,這讓右翼保守主義感到有所依靠;同時又主張「提供就業崗位、改善社會福利、促進各階層公平發展」,讓激進左翼也能滿意。國民議會保守派領袖梯也爾(Adolphe Thiers)誤以為拿破崙並無主見、易操縱,遂對其支持,左翼名人如雨果(Victor Hugo)也對拿破崙可能帶來的社會變革心懷期待。結果,拿破崙競選聲勢空前,最終居然得到74.2%的壓倒性選票當選。

特朗普並沒有這樣的壓倒性支持,但通過民意、自居「局外人」進入建制的姿態則一。而拿破崙當選後,也繼續以「局外人」自居,與國民議會的傳統政治精英展開了連串鬥爭。當時意識到「民意」威脅的國民大會,決定立法限制普選權,拿破崙就頻頻發表民粹主義演說,將國民議會作為「人民」的對立面批判,樹立自己作為「人民權利」捍衛者。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四年、不得連任,但拿破崙宣稱,自己致力於造福人民的改革,需要更長時間實施,要求修憲連任。國民議會否決提案,但憑藉民粹宣傳,拿破崙翌年以「國民議會違背人民意志」為由,直接發動政變,武力解散國民議會,大舉逮捕、驅逐異己。為了彰顯奪權的正當性,拿破崙隨即舉行公投,詢問選民是否支持政變、授權自己修憲,結果7百萬選民支持、6百萬反對,170萬人棄權。

憑藉上述公投結果,可見當時法國社會開始撕裂,一如經過去年選舉後的美國高度撕裂。拿破崙卻繼續攜「民意」展開獨裁統治,首先將總統任期改為十年、可無限連任,將國民議會權威收歸總統一人,嚴格控制「既得利益者」大本營,即媒體、大學教育機構等,教育部長有權解僱持不同政見的教授。掌握行政大權的拿破崙明白,他的統治模式離不開「民意」,於是他巡迴全國各地發表演說,演講同時是嘉年華式盛會,讓參加者盡情歡樂,又懂得利用媒體,建立個人形象。這些方面,他都是劃時代的先驅。

拿破崙的演講只有一個訊息:法蘭西要重拾「帝國榮光」,「讓法國再次偉大」,簡單直接一如特朗普,而他的殺手鐧其實也只有一著:利用「真・拿破崙大帝」的畫像,自居強人傳人。這樣的口號,呼應了法國民眾對拿破崙一世時期的強國懷念,這份民族情緒,自然被拿破崙控制的官方媒體轉化為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同年拿破崙又搞了一次公投,每次公投都像英國脫歐公投雙方那樣,把片面訊息通過民粹方式滲透各界,這次高達97%選民表示支持拿破崙稱帝,但究竟是否「真公投」,至今還是懸案。結果「第二共和國」成為「第二帝國」,「拿破崙三世」就這樣產生。

為了「讓法國再次偉大」,拿破崙三世明白首先還是要振興經濟。他登基後,展開了規模浩大的社會經濟改革,大興土木,升級法國基礎建設,重建受革命戰火損毀的巴黎,這和特朗普承諾大興土木,頗為相像。然而他並沒有像特朗普那樣行保護主義,而是主張削減關稅、開放市場,通過工業化,促進法國城鎮發展。另一個「讓法國再次強大」的手段,自然是外交,拿破崙三世強調「法國優先」,不斷出兵,建立了不少殖民地,征戰對象遠至墨西哥、中國和朝鮮,以鞏固國內民族主義思潮,和籠絡軍方。拿破崙三世任內,國內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有增無減,異見聲音都被邊緣化為代表「失去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到了最後,拿破崙三世在普法戰爭大敗,淪為戰俘,訴諸外交樹立權威的算盤打錯,第二帝國才曳然而止。

拿破崙三世從毫無政治經驗的流亡貴族,躋身法國政壇最高位,憑藉的正是動員人民、尤其是工農階級的能力,傳統精英則是他的頭號打壓對象。留意拿破崙的各種宣傳口號、政治綱領、公投手法,不難發現,他只是利用民眾支持來獨攬大權,而不是推動民主、尊重民意。當時的法國人對此不可能毫不察覺,尤其是拿破崙就任總統後大肆清剿異己、打壓媒體之時。然而,為何最終法國人還是支持他改制稱帝?

也許,這與今天的「後真相政治」異曲同工。當時法國人對政治混亂局面十分失望,生活每況愈下、法國榮光日益黯淡,求變之心甚切。拿破崙三世是否專權獨裁,並不是民眾關心的;只要政治強人能夠推動社會經濟變革、重振大國雄風,民眾就覺得一試無妨。拿破崙提供的「後真相」,尤其是借用家族名聲解決新問題的作風,很多明顯事實失誤,也充滿謊言,《拿破崙三世和他的嘉年華帝國》作者John Bierman認為,他是通過謊言得到民意的先驅者。但正如當代特朗普、法拉奇等在演說中,不乏明顯不符事實的陳述,但只要呼應了選民情感上的訴求,就能得到一定民意擁護。假如特朗普真的能提供更多就業職位,就是要修改憲法、打壓法官,他的支持者的確不會在意,這種精神的存在,明顯和美國自豪的國民素養背道而馳,卻和法國民眾通過民主程序賦予拿破崙獨裁權力的邏輯完全一樣。幸好今日美國畢竟不同19世紀法國,權力制衡關卡極多。假如特朗普出現在19世紀的舞台,也許早就稱帝了。

小詞典: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

1789年,法國三級會議中的第三級代表(即一般民眾)因不滿神職人員和貴族的權力過大,而又無法與之妥協,遂自行召開集會,這就是「國民議會」的起源。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國民議會多次更名,有時是兩院制(例如法蘭西第二帝國時代),有時是一院制(例如法蘭西第二共和時代)。

2017年2月11日星期六

旅遊鍾:入鄉隨俗 外遊天條

隨着廉航迅速發展,不少年輕人選擇自助形式背着背包到訪不同國家。但在旅程中,如何欣賞和接觸不同文化,以擴闊國際視野,這是他們須思考的問題。外號旅遊鍾的鍾政勤可謂是香港自助旅遊的元祖級人物,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浪遊世界6年,其後加入旅遊業負責市場開拓及宣傳推廣工作。除了有豐富的旅遊經驗外,對世界各地風土文化也有深入的認識。他不但走遍歐亞非拉,更縱橫南北兩極,足跡可算遍布全球,更先後為中國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和香港無綫電視等中港媒體策劃及製作文化旅遊紀錄片,其中包括《千禧之旅》、《極地跨越》、《走進非洲》、《走進伊斯蘭》和《世界文明之路》等等。現時他仍負責製作旅遊紀錄片和主持電台旅遊節目。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旅遊鍾(Chung, C)

整理:李志鵬

S: 你何時開始第一次旅程?

C: 1974年,我第一次坐飛機到台灣展開9天的環島遊。當時乘飛機的衣着隆重得如結婚一樣,爭坐窗囗旁的座位,取走飛機餐具留念。第—次背包之旅則在1976年除夕,當時不滿工作加薪少,年少氣盛憤然辭職,去日本從南到北遊了一圈。由於簽證日數限制為60天,我便用盡這60天,首次嘗到浪遊滋味,例如截順風車、住青年旅舍及露宿車站。全程極之克難,只用了3500港元,當中包括來回機票。試想,以當年日本物價之高,3500元環遊日本可說是天方夜譚。經此一役,我信心爆燈,1978年決定實現兒時夢想──環遊世界!旅程原本以3年為限,誰知一去便是6年。出發時口袋只有2000美元和單程赴曼谷的機票,膽粗粗出發,年輕可貴之處就是有團火!旅程期間,以打黑工賺取旅費,行程初段是按計劃而行,但不久便完全是浪遊,有一天走一天,完全沒有計劃。

S: 選擇旅遊地點時考慮什麼因素?

C: 現時,選擇旅遊地確有困難,—般的地方沒興趣去,甚至請也不去。不論地點遠近,通常考慮是否去過,又或是否有興致重遊。我現時傾向去一些少旅客到,清清靜靜有情懷的地區,那怕深入荒野、雪原、大山和小村鎮等。

S: 你去過多少個國家和地區?哪個國家最難忘?

C: 我沒有詳細紀錄,只記得去了很多很多國家和地區。最難忘的都是「人情味」體驗,而不是風光景物。說到人情味,就有阿爾及利亞的「雪中送炭」,馬德里的好老闆「阿姨」,以及智利的「霧水情緣」都令我印象深刻。風光景物有阿爾及利亞的撒哈拉沙漠,新疆的死亡之海「羅布泊」,以及也門的人文景觀及人情味。

S: 對你而言,旅遊有何吸引之處?意義是什麼?

C: 旅遊吸引之處在於能滿足好奇心和新鮮感。以欣賞極光為例,現時不少遊客一窩蜂擁去加拿大黃刀鎮,但只有極少數港人知道俄羅斯西北部城市,位於極圈內的摩爾曼斯克也是觀賞極光的好地方。我在好奇和半信半疑心態下專程去當地,結果大有收穫。因為少人知道,因此遊人不多,而欣賞極光最忌人多喧嘩。旅遊最重要開心,不要抱着人去我又去的心態。坐郵輪?夠享受吧,但未必人人喜歡,縱走撒哈拉呢?你也未必有此豪情或膽量,所以最緊要自己開心。當然,年輕人有條件的話,應該多行萬里路(也要讀萬卷書),多看看世界,這能擴闊人的心胸和視野,對日後工作、處事和待人都有好的影響,我說的。

S: 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到訪時我們需要注意什麼?

C: 入鄉必須隨俗,這是旅遊天條,就是要絕對尊重當地的生活文化。我們始終是遊客,不應影響當地人的生活,切忌處處以香港生活標準去遊走世界,對人家的生活文化指指點點。

S: 隨着廉航普及,港人喜歡自由行,根據你的觀察,過去20年香港的旅遊文化有何改變?

C: 廉航普及絕對是好事,特別是對年輕人,這能大大降低他們的旅遊成本。近20年,旅遊文化沒有太大改變,由人去我去的打卡式旅行團,到去某國深度遊,到着重飲食的「美食之旅」,以至近年的攝影旅遊都大行其道,但卻絕少有以「人文文化」作招徠的旅遊團。基本上,不少人仍有人去我又去的打卡文化心態,沒多大改變。時下年輕—輩,去韓日台泰馬等地旅遊可算是易過借火的事,加上港元強勢,去到日本都可以扮大爺,衣食住行都「平靚正」,於是興起—片打卡、美食和購物自由行之風。

S: 最近,知名旅遊節目主持人推出近9萬元的日本遊,你對此有何意見?

C: 她本人有此號召力能吸引一眾同好貴客粉絲,有價有市場,團費是否叫價過高,則由市場決定。旅行社在商言商又或博「宣傳」,這都無可厚非。

S: 你曾為多個中港媒體拍攝文化旅遊紀錄片,你希望通過這些節目帶出什麼訊息?

C: 我希望通過製作旅遊紀錄片帶給觀眾一個訊息,節目上看到的,他們都有能力去到那些地方。片中大量的人文文化風情,不論中港觀眾都能感受得到。

香港製作只求低成本

S: 中港兩地媒體對旅遊紀錄片的要求有何不同之處?

C: 香港媒體最大的要求是製作費要低廉,除香港電台外,其他媒體都要確保廣告效益,甚至要有廣告贊助才開拍。同時,節目要用較為輕鬆手法去表達,迎合後生一輩觀眾,不能太「說教」。而港台的製作則視乎該「外判拍攝」評審的取向,我也摸不清他們究竟要求些什麼。我也曾入標申請,卻在最後一關出局。

內地製作的旅遊式紀錄片比香港製作嚴謹,但大前提仍是政治掛帥,政治內容一定要避,避不了則千萬不要拍,即使拍了也出不了街,這就是「國情」。但如該片本身帶有「政治任務」,內容便絕不能隨便更改,而風光名勝的拍攝等則絕對自由取捨,不會太多指指點點,更會鼓勵製作人大膽創作,包括拍攝手法,這也是近3年的變化。

S: 還有什麼地方想去嗎?又有何計劃推廣旅遊?

C: 我計劃去全球最熱和最冷之地,分別在埃塞俄比亞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我想知道在攝氏50多度和零下50多度是如何生活的。希望能找到贊助,以小隊形式拍攝。至於如何推廣旅遊?預計今年留港時間較多,可多出席旅遊講座及在網台D100,主持旅遊節目。

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

終結小國獨裁者的「外國勢力」:略談「塞內岡比亞邦聯」

西非小國岡比亞剛發生了相當戲劇性的鬧劇,雖然該國不是什麼重要的國家,卻也有值得參考之處。去年底,岡比亞舉行大選,掌權逾22年、涉嫌嚴重侵犯人權的前總統賈梅(Yahya Jammeh)落敗。賈梅靠政變上台,以強人或狂人自居,經常有出位言行,例如本欄便介紹過他把岡比亞變成「伊斯蘭共和國」的算盤。

賈梅落選後,曾向得勝者巴羅(Adama Barrow)祝賀,但不久便翻臉表示「選舉舞弊」、國家受「外部勢力」干預,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拒絕權力移交,更說要掌權10億年。然而,賈梅迅速四面楚歌,包括副總統在內的多名高官辭職抗議。

重要盟友塞內加爾表態支持民選總統,讓巴羅在塞內加爾駐岡比亞大使館內宣誓就職,更與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組織多國聯合部隊陳兵邊境;大軍壓境下,岡比亞將領表態稱「軍隊不干預政治糾紛」,賈梅終於接受事實,前往赤道畿內亞(Equatorial Guinea)尋求政治庇護。

為什麼塞內加爾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塞內加爾確是「干涉內政」,目前在岡比亞甚至有駐軍「維持過渡期穩定」,為什麼岡比亞國內並無異議,軍隊也未抵抗?當大家留意西非版圖,會發現岡比亞給塞內加爾三面環繞,兩國在十七世紀前,本來就是兩個來往頻繁、共享諸多文化元素的部族,即使稱不上一家人,也比一般鄰國親暱。在歐洲殖民過程中,法國與英國都試圖搶佔塞內加爾、岡比亞作為貿易據點,最終1783年《凡爾賽和約》(Treaties of Versailles)規定,英法對此區域「分而治之」,遲至1889年,才人為劃定今天岡比亞與塞內加爾的國境線。兩國先後獨立之後,殖民者留下的國界為兩國穩定造成不少隱患,一國政治動盪,都迅速影響另一國氛圍,跨境犯罪則因兩國執法系統分立而難以處理。

因此,兩國政府在1981年,以協調軍力平定岡比亞政變為契機,建立「塞內岡比亞邦尼聯」(Senegambia Confederation),以進一步協調合作。「邦聯」不同「聯邦」,並不涉及主權整合,不過這次嘗試完全是兩國精英的決策,並未得到兩國社會強烈支持,「邦聯」依然引起民間猜疑。隨著兩國互動加深,岡比亞社會對失去自主性的擔憂開始浮現。1989年,兩國政府意識到難以推進政治融合,決定將邦聯解散。

不過,兩國的全方位交流,依然十分密切。2006年,兩國在岡比亞首都班吉設立「聯合永久秘書處」,負責兩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信息溝通和政策協調制度化。根據秘書處官文,岡比亞和塞內加爾是「主權清晰的兩個獨立國家」,但兩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政策,正處於同向發展的軌道,所以必須緊密合作,頗值得其他受殖民劃界、部族問題困擾的地區借鑒。

類似倡議,在兩國民間也有興起:2013年,兩國民間社會團體共同成立了Senegalese-Gambian Association for Integration and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宗旨正是促進兩國民眾、邊境兩側社群彼此交流互動,口號「two countries-one people」令人眼前一亮,政治智慧似不亞於「一國兩制」。這種「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是國際關係的一種特殊模型,兩國人民或有望在不消除主權的同時,塑造超越主權的共享身份認同。21世紀的和平,不正是需要這種創意思維,才能突破主權國家的零和遊戲?

小詞典: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

西非各國組建的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1975年在尼日利亞成立,現有15個成員國,宗旨是推動西非國家經濟一體化,以及促進各國社會經濟、文化領域的發展與合作,區內主要流通貨幣為西非法郎。每遇上區內重大爭議,ECOWAS都有組成聯軍出兵傳統,區內人口最多的大國尼日利亞通常扮演主導角色。

2017年2月9日星期四

特朗普與軍方的「不神聖同盟」

特朗普的內閣除了是美國史上最富有的內閣,也是近年罕有的軍人內閣。這位「狂人」不僅反覆強調新政府要怎樣重振美國軍事實力,還任用多位退伍軍人,究竟他們會把美國引向何方?

崇敬軍隊 非為籠絡

說來特朗普雖然形象「勇武」,但是幼年在紐約軍事學院就讀後,便未再與美軍發生直接聯繫。不過,從他競選時種種言論看,特朗普對美軍崇敬之情甚深,並非全為籠絡;他頻頻指摘奧巴馬政府領導無方、投入有限、削弱美軍戰鬥力,也不是全無事實基礎的。他競選時誓言通過軍隊擴張、武器裝備升級等,重振美軍實力,現在當選,就是兌現承諾之時。

按照特朗普的計劃,美軍再要增加9萬士兵、建造擁有350艘船艦的海軍、再增加100架戰機,為此國防開支可能增加數千億美元。這些願景,深得國會共和黨鷹派歡迎,某程度上,這也是列根政府國防立場的重現:按照列根思路,國家其他行政開支都應盡量縮減,唯獨在軍費、國防支出方面應毫不吝嗇,因為這才是最「正當」的公共支出,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支柱(後者可能才是「重中之重」)。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即簽署行政命令,凍結「除軍隊之外的」行政機關僱員規模,用意正是如此。

特朗普在核武儲備方面的表態,也跟奧巴馬的全然不同。奧巴馬在位8年來,一心追求限制核武,與俄羅斯就削減核武曾達成雙邊協議;特朗普去年底則在Twitter說美國「亟須充實軍備」,在核武儲備上絕不能落後於人,讓外界認為特朗普可能發起與俄羅斯的核軍備競賽。隨後特朗普受訪時又稱,相信能與普京就大幅削減核武儲備達成共識,但可信程度成疑,因為前後矛盾之處甚多。

至於特朗普內閣中,退休軍官數量之多、職務之高,都讓人詫異,乃至令自由派擔心這趨勢有悖於美國「文官控制軍權」的立國傳統。例如退役陸戰隊上將、綽號「瘋狗」的馬蒂斯(James Mattis)出任國防部長,退役陸戰隊上將凱利(John Kelly)將出任國土安全部長,退役海軍中校辛克(Ryan Zinke)將擔任內政部長,退役陸軍中將弗林(Michael Flynn)將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等,這些高級將領都以強悍著稱。特朗普可能是將自己不熟悉的軍事、安全事務直接「外包」給這批資深退役軍官,也可能是要借助他們的威望,穩定國內局勢,和給自己的支持者壯膽。有了一群將軍,假如作為三軍司令的總統讓他們放手大幹,前線軍官得到更多「便宜行事」的彈性,美國對外關係,可能出現根本改變。單是太平洋艦隊司令員的戰略空間,就很令人想象。

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任命的退役軍官,無不對中國持強硬態度,反映與早前被預計的「孤立主義」、「戰略退縮」不同,特朗普相當重視美軍於國家戰略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並有意發揮美軍在亞太區的影響力。特朗普的理念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軍事實力本身就是「強大」的象徵。按照其幕僚納瓦羅提到、列根時代「以實力謀和平」的戰略思路,特朗普也是希望以強大的美軍,作為制衡中國的實力基礎。表面上,這與奧巴馬時代「重返亞洲」戰略異曲同工,但特朗普團隊明顯更重視軍事制衡、圍堵、先發制人,以免重蹈奧巴馬在南海「後發制於人」的覆轍,也不希望像奧巴馬那樣,因為中國的經濟實力投鼠忌器,反而主動打「台灣牌」設定議題。一旦出現突發衝突,局勢演變成怎樣,殊難定論。

小詞典: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

美國海陸空三軍指揮官組成的機構,負責三軍協調、人事配備,以及為總統和國防部長提供軍事建議。聯席會議本身不具軍事指揮權,作戰命令直接由總統、國防部和戰區指揮官傳遞,但對政府制定軍事政策有關鍵參謀作用。聯席會議主席原來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當然成員,特朗普將之改成有需要時才出席。

2017年2月8日星期三

特朗普「二號國師」納瓦羅:執行篇(下)

昨天介紹了特朗普另一位「國師」納瓦羅(Peter Navarro),那美國主流學界如何看他?

納瓦羅對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張、對中國操縱人民幣滙率的指控,普遍被自由派經濟學者視為不符合當下現實,本欄曾有相關分析,不贅。他們認為,中國目前早已脫離操控貨幣獲利的階段,而且就算中國在環保、勞工福利方面較美國有着不公平之優勢,一旦美國與中國全面展開貿易戰,很可能重創美國經濟,同樣傷害美國中產階級利益。因此,主流經濟學界普遍視納瓦羅理論「不值一駁」。例如著名國際經貿專家斯泰因博克(Dan Steinbock)曾刊文指出,納瓦羅對中國的抨擊多是從「反中」立場出發,而非實事求是維護美國經濟利益,暗示他已不是以學者身份著書立說,成為「學棍」或「政棍」。

大戰略思路獲認同

不過,納瓦羅的呼籲在華府政策圈中卻得到不少迴響。即使是在特朗普團隊以外,從他的作品得到啟示的也大不乏人。例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前美國對華貿易助理代表弗里曼三世(Charles Freeman III)認為,目前重審中美關係發展途徑並非壞事,令納瓦羅的作品適時得到更多關注。美國亞洲學會(Asia Society)中美關係中心主任謝爾(Orville Schell)也表示,目前中美在經貿等領域的關係確實失衡,納瓦羅的主張並非瘋狂,而是看到了問題的所在。

問題是,就是納瓦羅的思路受到當朝重視,又是否能夠變成政策?他目前的官位,畢竟處於新設立階段,屬於諮詢性、儀式性還是實權性,尚難斷言。在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任教的美國政治經濟學者Christopher Balding就認為,納瓦羅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實踐的影響力有限,因為美國商業巨頭群都反對中美貿易戰,他們會通過各種遊說渠道、國會代理人,對納瓦羅的「激進」主張施加壓力,避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極端化。

類似的結構性制約,過去長期是中美之間「維穩」的關鍵;不過特朗普的人事任命,已大幅偏離傳統,共和黨主控的國會與特朗普又互有利益訴求,屆時二者就政策議題互作妥協,從而導致對華經濟政策趨於嚴厲,卻是頗有可能的。除了經貿領域,納瓦羅的「Peace through Strength」大戰略 思路,也深得特朗普及其軍事幕僚認同。這方面,納瓦羅可能發揮的空間,或許更大。

特朗普對納瓦羅的任命,除了讓他的著作洛陽紙貴,也已經讓北京對特朗普的對華經貿戰略姿態,抱有十足警惕。《中國日報》曾刊文稱,特朗普任命一位對中國「抱有深刻偏見的人」,擔任其外貿智囊,這絕非小事。外交部發言人被問及該項任命時,也以謹慎的口吻強調,「中美兩國有著諸多共同利益,唯有合作才是正確的選擇」,背後的擔憂,也是顯而易見。納瓦羅在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可說已經釋放超過他個人的能量;當他和另一「另類右翼」巨頭班農「雙劍合壁」,後果如何,頗令人擔憂。

小詞典: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

美國總統特朗普創立的全新白宮行政機關,負責向總統提供有關貿易談判、促進就業等領域的政策建議。特朗普寄望此機構協調政府各部門,一同改善製造業就業狀況。2016年12月21日,特朗普正式任命納瓦羅為這委員會主任。

2017年2月7日星期二

特朗普「二號國師」納瓦羅:中國觀(上)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新班子中,目前最出格的是「另類右派」國師班農(Stephen Bannon),其實另一位班子內為數不多的國師級學者也很值得注意,他就是以強烈反華立場著稱的納瓦羅(Peter Navarro)。

納瓦羅是特朗普競選期間僅有的中國事務顧問,然後成為新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這是特朗普為他度身訂製的全新職位,此前他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商學院教授,在經濟學和公共政策領域任教20多年,雖然並非中國問題專家,卻最喜愛評論中國。在主流學術界,納瓦羅一直被視為另類,也普遍不被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子承認是有級數的圈內人,但正正是這種被主流排擠的身份,才對正特朗普脾胃。

納瓦羅飽受爭議的主因,正是他在著作中塑造的「中國」形象,非常平板、單一,幾乎全屬負面。2006年出版的《未來的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How They Can Be Won一書,是納瓦羅在宏觀層面對中國野心的描述:他認為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為搶奪全球商品貿易市場,不斷擴張在海外的影響力,勢必挑戰既有的國際格局和利益分布;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資源能源開發、環境治理等各方面都將與既得利益大國產生矛盾,各類衝突陸續有來。納瓦羅的上述觀點,基本上是盛行西方學界的「中國威脅論」,並無獨特之處,也未獲特別注視。

著作列經濟政策罪狀

讓納瓦羅名聲大噪、成為美國對華鷹派代表的著作,是他與另一位經濟學家奧特里(Greg Autry)在2011年共同出版的著作:《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這本書回歸經貿政策——這個納瓦羅的個人專業,有了一些數據支撐,納瓦羅顯得更有立場,對中國不公平地謀求對美國經濟優勢的做法大加批判,稱中國是在運用「Weapons of Job Destruction」,扼殺美國經濟的未來。書中詳述了中國經濟政策的種種「罪」:

- 違反 WTO 規定的出口補貼政策和進口限制;
- 嚴重扭曲的人民幣匯率;
- 竊取美國知識產權與商業機密;
- 採用破壞環境、壓榨勞工福利的生產方式降低成本;
- 對外來資本歧視的價格干預措施、准入限制等。

納瓦羅認為,中國正是憑藉上述政策,系統性搶奪了美國製造業的就業崗位,而後者是支撐美國中產階層的關鍵所在,假如中國勝利,對美國而言,就是「中國製造的死亡」。因此,納瓦羅公開呼籲美國消費者拒絕「中國製造」的商品,建議美國政府通過法案,報復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逮捕中國的「商業間諜」,限制中國資本進入美國市場,云云。納瓦羅的上述建言,完全與奧巴馬任內的主流思想: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中美深化經貿合作、實現「雙贏」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馳,一時間,他被視為異端。他卻樂於被如此定位,更將上述著作內容製作成同名紀錄片。

2015年,納瓦羅再接再厲,出版新作《臥虎》(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又從另一視角批判中國,即中國近年持續擴張的地緣戰略野心。納瓦羅認為,為了避免與中國發生不可控的大戰,美國必須積極行動,先發制人,以限制中國的地緣戰略擴張,具體政策即是增強美軍戰略勢力、鞏固與亞太盟友之間的關係,並與盟友就「限制中國擴張」這一問題達成戰略共識。納瓦羅後來建議特朗普以「Peace through Strength」為對華政策主軸,正是源自本書。

小詞典:納瓦羅的政治生涯

納瓦羅擔任教職之外,也與公共政策咨詢、政黨政治早有淵源。在1970年代,納瓦羅曾先後擔任麻省能源辦公室、美國能源部的政策分析師;在1990年代,他更曾以民主黨員身份三次角逐公職,包括市長、地方議會成員等,全皆落敗。直到他的著作獲特朗普賞識,才稱為當朝紅人。

2017年2月6日星期一

「另類事實」:《1984》的「新語」,還是「沉默大多數」的抗爭?

特朗普時代,世界天翻地覆,但其實他並沒有製造任何新觀點、新思維,本身也只是回應時代的現象。這個「時代」,正是我們談過的「後真相」、「微真相」時代,同一時代的另一特徵「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或「另類真相」,也終於在特朗普身上得到正名。不少傳統媒體對這個名詞高度批判,簡單地與政治諷刺小說《1984》那類極權政體的宣傳部相提並論,但這恐怕並不恰當。「另類真相」本身,確實包含了部分「真相」,應予以更多重視。我們且從名詞的由來談起。

傳統精英扭曲宏觀事實

「另類事實」這一詞彙,是特朗普總統顧問康韋(Kellyanne Conway)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訪問時,為白宮新任發言人斯派塞(Sean Spicer)辯護的用詞。在斯派塞主持的第一場白宮新聞發布會上,他就美國主流媒體對特朗普就職典禮的報道進行猛烈抨擊,堅稱這次就職典禮是「史上現場觀禮人數最多的一次」,只是主流媒體有意報細數。康韋認為,「這並非不實之詞,白宮發言人給出了事件的『另類事實』。」電視畫面中,主播的錯愕,與康韋的淡然自若形成鮮明對比,相關畫面與「另類事實」,迅速在社交媒體走紅。

「另類事實」這一說法並非康韋的原創,本身存在於法律領域,是英美法庭辯論雙方處理「事實不一致」(inconsistent facts)的做法。例如控方基於一系列事實證據作出指控後,辯方提出另一系列證據辯護,這時法庭會允許控方根據辯方提出的「另類事實」,對指控作出修改。這一做法,在英格蘭、威爾斯的案例中曾有實踐(參見2001年Kelly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案例、2002年的Clarke v Marlborough Fine Art(London) Limited案例),類似情形也出現在美國法庭案例中。康韋本人早年在法學院畢業,大概是借用了同一詞彙,講述一個政治現象。

特朗普就職典禮的現場觀眾有多少、與奧巴馬就職典禮的對比圖是否「造假」,在微觀層面,幾乎不存在「另類事實」的空間:多少人出席,是相對能夠客觀量化的事實,並非甚麼是「主流民意」這類抽象概念。然而,主流媒體高調報導特朗普就職典禮人氣不足,卻的確不是要在微觀層面「數人頭」,而是要傳遞一個訊息,就是特朗普支持度很低,和奧巴馬不可同日而語。在社交媒體,簡單通過一張「抽水對比圖」而論的網民,只有半秒鐘attention spam,接收訊息更直接得多。這幅圖本身,的確是取巧地扭曲事實:美國首都華盛頓所在的哥倫比亞特區,是民主黨最堅實的大本營,希拉里在這裏得到90.9%選票,特朗普只有4.1%,這樣懸殊的比例,絕非一般另類,而是非常另類。特朗普正正因為不受華盛頓精英歡迎、不受哥倫比亞特區佔主流的少數族裔歡迎,才大受另一部分美國人(所謂「沉默大多數」)歡迎。他的支持者往往覺得傳統精英玩弄文字、操控媒體,通過他們壟斷的機器放大「微觀事實」,而扭曲「宏觀事實」。白宮發言人因此扭曲「微觀事實」,卻為支持者演繹回「宏觀事實」,無論我們是否接受,相信一半美國會受落。

說到這裡,傳統學界必定會問:事實就是事實,不是事實就是不是事實,假如連「另類事實」的說法也接受,那和《1984》有甚麼分別?問題是,政治傳訊的確和法律不同。在司法世界,控辯雙方就「另類事實」的引用,就有其基準: 2016年,英國資深大律師David Emmet在起草陳述的指引,對此有專門釐清,認為唯有當一方無法確定兩類不一致的事實中何者為「真」時(例如對當事人意圖的判定),才可就「另類事實」作出不同陳述。換言之,如果一方確實了解兩類不一致事實中有一必定為「假」,就不被允許就「另類事實」修改陳述。Emmet以如下陳述舉例:「我並非駕駛員,而是乘客;如果我是駕駛員,我也沒有飲酒」這樣的陳述,不能被法庭採納,因為「我」要麼是駕駛員、要麼不是,不存在「另類事實」的空間。法律可以研判「真」「假」,然而在政治世界,假如一個「真」的證據、被引用到一個「假」的結論,那是真還是假?

「另類事實論」一出,美國主流媒體、政治評論員自然劣評如潮,CNN、《紐約時報》、《衛報》等有大幅負面報道。CBS 前當家主播Dan Rather說白宮新貴以「奧威爾式」言辭將謊言包裝成「另類事實」,意味美國已經進入一個危險的「非常時期」;《紐約時報》執行編輯Jill Abramson將康威的「另類事實」 與《1984》的「新語」(newspeak) 一詞相比較,後者通過人工扭曲詞彙用法和語義,達到控制思想、馴服大眾的極權統治效果。即便是美國右翼保守媒體如Fox新聞,都對這說法提出質疑,起碼不得不承認四年前奧巴馬就職典禮的現場觀禮人數比今次特朗普就職多。唯一奮力捍衛「另類事實」的,是特朗普首席戰略官、另類右派「國師」班農曾主理的網站Breitbart。然而當我們「深入敵陣」,瀏覽更多另類右派社交媒體、也就是特朗普得以當選的最大功臣們,卻發現不少民眾對傳統媒體刻意「誤報」特朗普支持度大為不滿,他們對傳統精英主導的媒體早已不存信任,也不認為傳統民調可信,而後者正正在這次大選狠狠摔了一跤。某程度上,特朗普在全國主流媒體、傳統精英、「真事實」依據的民調一致看淡下,依然能當選,本身就已經是一件「另類事實」了。

在後真相、微真相時代,我們每一天都接觸大量「另類事實」,甚麼是「真」、甚麼是「假」,已經沒有人敢說清。筆者每天運作自己的一些Facebook專頁,雖然只是個人平台,但畢竟有了十多萬人觀看,自然不同分享都有眾多不同回應,這裡的觀察,已經很有趣:一件新聞來源,只要是非主流媒體,就立刻有評論說那沒有公信力、內容農場;而來自主流媒體,則立刻有評論說它們立場先行,而連《紐約時報》等老牌大報,也在特朗普選舉一役高度偏頗,也確實讓他們的公信力虛耗不少。即使有數據,持相反觀點的網民,也必能夠從中找出它的不可信之處,例如質疑樣本數、方法論、時限、主事人偏見等。到了最後,就再不存在「絕對真相」。

特朗普的七國穆斯林禁入境令,在主流媒體是天怒人怨的「暴政」,然而根據路透社民調,支持的有49%,明顯高於反對的43%;但自由派會說假如只問「是否贊成幫助難民」,結論就會相反。那何者是「真」?網絡世界,立場先行,有圖也可以無真相,只會大幅度加持了「另類真相」的出現。當虛擬變成實體,「另類」隨時可以變成「主流」,特朗普代表的,正是被傳統精英忽略百年、再被全球化時代淘汰的人群,借用「後真相」、「微真相」時代,取回「真實」主導權的真實慾望。

小詞典:新語(newspeak)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政治寓言小說《1984》中,描述極權國家「大洋國」的官方用語「新語」,其詞彙含義的複雜性被大幅削減、語義被人工扭曲、固化,讓國民難以表達對統治政權的反對,從而達到通過語言,馴化民眾服從於「老大哥」極權統治的目的。

2017年2月4日星期六

小小郵票 載着世界大視野

隨着國際郵政的發展,各國在十九世紀後期就郵政議題達成共識,並簽訂《萬國郵政公約》,當中規定成員國發行的郵票須以確切文字標明所屬的國家,惟英國作為郵票誕生地享有特權,只須以英女皇側影印在郵票上以茲識別。可是,不少非完全獨立和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國家和地區亦紛紛發行郵票來宣示自己的主權。郵票與國際關係有着緊密的互動,不少集郵者喜歡從郵票的角度閱讀不同時代的國際關係。集郵除了讓人認識國際關係的基本知識,郵票本身的水印、齒孔、信封和配套都可以很講究,可以視之為一門學問。另外,也可以讓人發揮自己的知識、眼光,以至品味。我有幸與三位在郵票討論區認識多年的網友Stanley Lee、Pat Fung和Kelvin Wu成立專頁《萬國郵政:沈旭暉國際郵覽台》,他們無償付出時間去推廣自己的興趣,希望把這個被視為日漸老化的興趣帶回年輕社群,用新時代的感覺重構出來。在此分享他們與集郵的緣分,以及當中的國際視野。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Stanley Lee, L Pat Fung, P Kelvin Wu, K

整理:李志鵬

S: 你們何時開始集郵?主要通過什麼方法收集郵票?

L: 我小學開始集郵,當時父親的公司收到不少世界各地寄來的郵品,令我對當中的郵票產生興趣。升讀初中後,開始有點零用錢購買新發行的郵票,高中時,加入集郵團體擴闊集郵的領域,也開始收集郵戳和尋找快將消失的郵筒。當時互聯網剛興起,我通過簡單易用的程式編寫及建立了一個關注香港郵票的網頁,並附設討論區。可是,自從投入職場後,因為沒有時間更新網頁,而討論區亦不斷出現垃圾留言,於是,乾脆結束網頁,討論區則透過Facebook群組延續。雖然熱情減退,但仍會集齊新發行的香港郵票,到外地旅遊時會收集當地的郵戳和拍攝當地的郵筒,這可算是情意結。

P: 我也是由小學開始接觸集郵,對郵票上印着不同的風景和人物着迷,在好奇心驅使下開始了解它們背後的故事。集郵的理念是蒐集罕見和具有特別意義的郵品,從中了解其他國家,不會考慮郵票炒賣的價值。上世紀八十年代並沒有太多途徑接觸國際社會,旅行的機會也不多,因此,人們主要通過電視和報紙去了解其他國家,而集郵就是一個特別的方法。

S: 香港郵票的設計在世界處於什麼水平?

P: 在國際社會中,香港郵票的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不少香港集郵愛好者認為,香港郵票的題材和設計過去10至20年有所退步,平面設計退步更顯著。在亞洲方面,日本的設計一直名列前茅。香港雖有不少優秀設計人才,但當中有種種原因令他們沒有動機參與郵票設計,同時,也有不少郵票設計師被困於固定的框架中,令設計水平難以進步。

L: 香港郵政幾乎每年都會發行兒童郵票系列,以吸引兒童收集,但卻連郵政局寄出的信件也不貼郵票,這相當諷刺。自2002年起至今推出有關中國大陸風景名勝的小型張,每張面額10元,這與其他一套數枚,並有不同郵費面額的紀念郵票相比,前者明顯是照顧內地市場,後者才是真正「香港的名片」。近年香港郵票要兼顧政治任務,不知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郵票設計諮詢委會守舊

S: 香港的郵票發展面對着什麼局限?

L: 目前香港郵票的設計大多由從事商業平面設計的公司,透過無償競稿的方式,讓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去選擇,質素難免被外國的精美郵票比下去。

P: 平面設計和時裝設計一樣是創意工業,可是現制度裏,負責審核和甄選設計的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半數成員並非從事專業設計。在歐洲方面,無論北歐國家、荷蘭和德國等地都積極投入在平面設計,然而香港的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保守態度使這方面上發展困難。而衡量郵票質量,除了設計,也要考慮印刷和紙張品質。香港郵政署以投標方式邀請印刷廠入標,由於預算所限,因此印刷和紙張質量亦有其限制,郵票質量與郵政署的預算有直接關係。

S: 什麼因素決定郵票具有收藏價值?

P: 郵票收藏價值視乎集郵動機,有人因為郵票漂亮,有人因為郵票給他們回憶,有人因為郵票具有商品價值,可以投資。同一枚郵票對不同人而言,可以是廢紙,也可以是珍寶。我喜歡背後有故事或反映時代的郵品,最重要是它讓我發掘知識,那就是它的收藏價值。

S: 郵票的設計取材如何反映一個地方的文化?

P: 郵票是一個重要的宣傳工具,不少政府都用郵票為載體去宣傳國家的政治和文化訊息。根據我的觀察,西歐國家主要以人文文化作為郵票設計取材的方向,而亞洲國家可能因為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所以比較常用經濟發展成就作為郵票設計的題材。

S: 郵票設計取材如何反映各國間的關係?

P: 在過去半個世紀,冷戰是其中一件最主要的國際事件之一。不少國家的郵票反映了美蘇之間在國際社會的角力,當時美國支持猶太復國,蘇聯則支持阿拉伯國家反以色列,所以蘇聯和不少阿拉伯國家發行的郵票取材上都有巴勒斯坦的元素。另外,郵票設計也滲透意識形態,當時中國、古巴和北韓發行的郵票都有反美的元素。而越戰時期,南越政府印製的郵票都有軍事元素,由此可見郵票設計取材受到國際政治及外交關係影響。

S: 近年國際社會有沒有因郵票而引起的爭議?

P: 以南海事件為例,中國發行《美麗中國》系列郵票中,其中一張名為「三沙七連嶼」郵票,包含了西沙群島所屬島嶼圖片,藉此宣示中國在西沙群島的主權。越南官員則指出,越南擁有黃沙群島(即中國西沙群島)與長沙群島(即中國南沙群島)的主權,於是,凡貼上「三沙七連嶼」郵票的信件寄到越南,都會退回到中國以示抗議。

S: 國際間有何機制去疏理國際性郵政問題?

K: 國際集郵聯合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Philatélie)是關注集郵的國際組織,並聯繫各國集郵愛好者,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一位代表成為組織的成員。組織每年都會舉辦世界集郵展覽會,以及制定國際郵展的規則。而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在1874年成立,是處理成員國之間郵務政策的世界郵政組織,組織成立後,各成員國便有機制處理郵件往來的郵費處理安排。在聯合國成立後,該組織亦成為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

S: 未來集郵的推廣和發展面對什麼問題?

L: 近年,我與身邊一些同輩朋友都減少收集郵票,甚至已經停止這個興趣。以往,我們可以從信件中收集不同地方的郵票和郵戳,但隨着互聯網的流行,郵政服務電腦化,以及速遞公司的競爭等等,令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收集到的郵品數量大大減少,這亦是集郵人數減少的原因之一。

2017年2月3日星期五

特朗普時代的表態:當麥當娜捲入政治漩渦

特朗普就職後,撕裂美國大行動正式開始,美國進入全民表態階段,公眾人物都難以獨善其身。緊隨特朗普就職典禮後,全球女性主義者舉行大遊行,據報華盛頓參與遊行的人數,是就職典禮現場觀眾的三倍;其中一位遊行領袖,赫然是巨星麥當娜。

麥當娜不只參與遊行,還發表演說,痛斥特朗普是「不合格的總統」,自言憤怒得簡直想「炸掉白宮」(blowing up the White House)。這明顯是隱喻,特朗普本人說過不少這樣「生動」的話,但畢竟容易被拿來做口實。特朗普的支持者、極右網媒立刻對麥當娜窮追猛打,司法部門也表示可能對麥當娜的「暴力言論」跟進調查,以防「威脅國家公共安全」。

麥當娜不得不澄清並非「宣揚暴力、仇恨」,她當天的演說重點,明顯是「暴力抗議」與「和平抗議」的對比,主旨反而是呼籲那些心懷失落情緒的美國人,「不要」採取暴力方式表達訴求,而應當彼此關愛扶持。一個字眼被上綱上線、斷章取義,這正是我們不斷談及的「後真相時代」、「微真相時代」,相信網民對這「文化」都不會陌生。

上述思想是麥當娜一以貫之的理念,而在美國演藝圈中,麥當娜是最直率表達政治理念的明星之一,秉持正宗左翼自由主義思想,支持多元文化、性解放、女權運動,反對性別、種族歧視和戰爭暴力,這些主題頻頻出現在她的歌曲當中。她當紅時,美國保守主義盛行,而她的風格除了展現叛逆,還成了自由派聖樂,例如在專輯Like a Prayer,麥當娜把保守信仰與性文化混雜,又如在歌曲Justify My Love、紀錄片In Bed with Madonna、書籍Sex等,都強烈主張女性性權利,已成為一家之言。

正因如此,麥當娜的理念與民主黨的左翼自由主義非常契合,她本人也是民主黨忠實黨員。9/11事件後,已上神壇的麥當娜更頻繁評論政治,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曾批評布殊政府的中東戰爭,不滿華盛頓借反恐之名強化國民控制。她在2003年的專輯American Life充分表達上述理念,直到奧巴馬執政,才重拾對美國社會的信心。去年大選期間,麥當娜高調為希拉里拉票,甚至說可以為希拉里的支持者口交。

正因麥當娜個性鮮明,美國社會對她的觀感一直兩極分化。左翼支持者將她視為靈魂人物,尤其是她積極為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發聲,更深得自由派擁護。但在秉承保守主義傳統的美國人眼中,麥當娜無疑離經叛道,在這次大選中,極右保守網站一直對麥當娜的性解放立場抨擊,這類文宣的效果,實在不能低估。隨著特朗普「新政」開始,社會再容不下「素人」存在,麥當娜作為極右陣營眼中的「既得利益精英份子」,明星論政的光環是否還管用,卻大是疑問。當麥當娜這樣的藝人,也捲入政治漩渦的核心,美國社會的大撕裂,更是無可避免。這種氣氛說起來,對遠方的我們而言,這幾年,居然是何其熟悉,也是何其諷刺。

小詞典:麥當娜(Madonna)

美國樂壇天后,形象性感叛逆,唱片在全球銷量達3億,是健力氏世界紀錄中,史上全球唱片銷量最高的女歌手,亦是擁有巡演票房最高紀錄的女藝人,在擁有入圍資格的首年便入選美國搖滾名人堂。音樂之外,麥當娜還涉足電影製作、時裝設計和寫作,已成為一個文化符號。

2017年2月2日星期四

引蛇出洞:特朗普在下什麼棋?

特朗普就任後,效率奇高地不斷簽署行政命令,勢頭是要把前朝一切「失政」推倒重來,而且並非如一般政客的「先易後難」邏輯行事,而是挑起全方位所有火頭,已觸及的穆斯林入境、墨西哥圍牆、退出TPP等動作極大;據說退出對抗氣候變化的《巴黎協議》等大手筆還陸續有來。

自由派自然大幅反彈,認為特朗普展示出「獨裁」傾向,把國家當作私人企業那樣為所欲為,漠視三權分立的制衡原則云云。這些論調,幾乎隨便問一位美國精英,都能慷慨激昂背誦出來。

問題是,這樣的思維邏輯,並不能了解特朗普團隊,更談不上有效反制;恰恰相反,這還正中特朗普下懷。須知道特朗普上台,憑的就是一股「反精英主義」,他要長期有效執政,真正的對手並非什麼伊斯蘭恐怖分子、墨西哥非法移民,而是國內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者。要理解他團隊的思路,我們不妨參考香港「極愛國派」的邏輯,雖然他們的出發點完全相反,論述卻出奇地一致。

根據「極愛國派」朋友的理論,香港政商格局長期為既得利益集團把持,他們繼承了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格局,變成跟「大眾」脫節的小圈子,卻壟斷意識形態論述,令「另類事實」不能廣傳: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公務員,他們聲稱「政治中立」,卻在涉及國家利益重大關鍵時也不表態,缺乏愛國心,難以依賴他們把關,必須被慢慢改造;包括傳統媒體,他們長期被親西方自由派把持,對任何事情都加以非黑即白道德宣判,令愛國反而成為非主流;包括學術界、教育界,他們把西方意識形態灌輸給下一代,而不提供其他觀點,不配為人師表;包括司法界,他們玩弄程序條文,對行政主導的政府綁手綁腳,拖累政府施政效率低下;包括反對派政客,他們浪費公帑,也要拖垮政府的「利民」施政,只是為了選票;包括部份商界精英,他們希望維持現狀,和上述既得利益者結成同盟,以免面對新競爭。所以,他們都要被取締。

特朗普接手的美國,幾乎就是這麼回事。他公然以CNN、《紐約時報》等傳統媒體為敵,同時大舉扶持極右網媒,讓他們和傳統大報在總統記者會平起平坐,自然不會把自由派媒體的批評放在心上,反而希望他們大舉反撲,讓更多中間派反感。他大動作撤換大批資深官僚,除了殺雞儆猴,騰空位置安置「局外人」進場,也是對其他官僚試水溫,讓不能忍受新方向的主動離開、或因拒絕執行命令被撤換。他老早預計了司法機關制衡他的行政命令,但只要民意在自己一邊,卻可以反過來整頓司法,對大法官的任命尤其關鍵。他無懼民主黨議員反彈、也無視共和黨重量級議員麥凱恩等的反對,因為知道自己起碼有一半鐵桿民意支持,一般共和黨議員只會看風轉向,不願輕易對撕裂國家的爭議表態,深怕表錯態就斷送政治前程,特朗普就可以從中測試忠誠度,看誰可用。他的入境禁令令自由派學者、精英大反彈,因為這挑戰了後者長期信奉的核心價值,但這樣的反彈,對一般人而言,卻是「離地」的:畢竟就是自由派總統,也曾以總統權力乾綱獨運,精英「大驚小怪」,只反映他們活在自己的世界。

總之,特朗普做的一切,都是把美國徹底撕裂為兩半,而他深信自己扶植的新勢力由零開始、由下而上,充滿戰鬥力,通過以戰養戰、引蛇出洞,就可以慢慢成為新的既得利益階層,把舊人取而代之。這樣的鬥爭哲學,也許是商場實踐所得,頗符合毛澤東心法,長期活在空中樓閣的美國自由派,卻對這套完全陌生,只會一步步落入圈套。其實除了美國精英和自由派,他們在其他地方的同路人,面對民粹主義崛起的直線回應,何嘗不是令人嘆息?

小詞典: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的首個新聞發佈會,新任白宮發言人Sean Spicer批評傳媒「誤報」總統就職典禮的參加人數,質疑媒體以虛假圖片提供錯誤訊息,堅持這是歷屆就職典禮中最多人參加的一屆。事後特朗普顧問Kellyanne Conway形容,發言人提供的是被主流媒體隱藏的「另類事實」,不少人想到政治諷刺小說《1984》的情節。

2017年2月1日星期三

特朗普的「穆斯林7國禁令」:會輪到中國嗎?

農曆新年後首次與大家見面,祝各位讀者萬事如意。然而,在國際關係角度而言,新一年恐怕變幻莫測,世界局勢隨着美國巨變,而且速度甚快,天天都有新發展。特朗普1月20日正式就職後,簽署的連串行政命令,幾乎每一項都有深遠影響。且先談鬧得沸沸揚揚的「穆斯林7國國民禁止入境令」。

根據官方說法,禁令並非針對穆斯林,而是「反恐」一部分,因為這7個國家是恐怖主義活躍區,所以她們的國民不受美國歡迎。無數專家嘗試從法律層面質疑特朗普此舉違憲;國際關係學者也不斷問何以盛產恐怖分子的「大國」如沙地阿拉伯不在名單上,認為禁令對反恐只會有反效果;至於自由主義者更是大聲疾呼,他們跟特朗普的「戰爭」將會相當漫長而慘烈。

然而對特朗普,特別是他的「另類右派」(Alt-Right)親信、白宮首席策略專家班農(Stephen Bannon)而言,上述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反正整個禁令就是一個姿態,向支持者宣示已「履行競選承諾」,假如禁令順利執行,必然有被拒入境的案例,足以「交數」;假如因為法院、媒體等阻撓而未能即時執行,還可以借故清洗這些勢力,一箭雙鵰。

真正值得前瞻的並非目前這些情況,而是禁令造成的先例,對特朗普未來外交政策的啟示。最受這次禁令影響的並非那7國,也不是7國的一般國民(在這些國家,能拿到美國簽證的都是精英),而是聘請這些精英的美國機構,它們有不少高質外勞,例如大學學者、醫院研究員等,因為國籍問題而被拒入境,對相屬機構而言,自然是晴天霹靂。然而,在美國工作的7國精英畢竟相對少數,而精英外勞的大戶,首推中國;而班農除了反穆斯林,也說過不滿亞裔「壟斷」矽谷的高層位置,後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比7國精英大得多。

現在禁令的理由是「國家安全」,是以針對穆斯林7國;那一旦中美交惡,全方位冷戰,華人入境又會否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特朗普上台後,一改前任奧巴馬作風,迅速和俄羅斯修好,對中國的態度則充滿挑釁,無論是大打「台灣牌」、醞釀貿易戰、網戰、還是軍力再調整,都以中國為假想敵。只要未來兩國擦槍走火,那時候要堂而皇之限制某些中國人入境,就有了先例,顯得順理成章,那才是「解決」「矽谷過多亞裔人問題」的方法,特朗普的支持者只會同樣叫好。

事實上,美國歷史上曾多次禁止不同人入境,大多是通過正式立法,最著名的自然是排華法(Chinese Exclusion Act),執行長達六十年(1882-1943年)。特朗普當選後,筆者曾在夏威夷智庫East-West Center、也就是奧巴馬發表「重返亞太」宣言的地方交流,一位軍方代表對我說,要有心理準備,新總統限制任何人入境是很容易的事。一位負責港美雙邊交流的負責人私下也說,特朗普執政後,未來華裔學者到美國交流,可能沒有現在那樣方便。再配合矽谷朋友高度緊張的神經,似乎一切空穴來風,未必無因。走著瞧。

小詞典:排華法(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年,美國總統阿瑟簽署法案,暫停接受華人移民,十年後法案被延長,然後變成無了期。直到太平洋戰爭後,中國成為美國重要盟邦,法案才在1943年被廢除,但華人移民數目依然被限制在每年105人的低數字,再過二十年才予以修正。奧巴馬任內曾就法案對華人公開道歉。